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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

2024 , Vol. 43 >Issue 3: 417 - 433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4.03.001

“乡村空心化治理与乡村振兴”专栏

黄河中下游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机制研究

  • 乔家君 ,
  • 肖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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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大学黄河中下游数字地理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环境与规划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地理与环境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 肖杰(1992— )，男，陕西勉县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村域经济与农区地理。E-mail:

乔家君(1973— )，男，河南睢县人，博士，教授，河南省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学。E-mail:

收稿日期: 2023-04-04

  修回日期: 2023-12-29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3-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7122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220)

河南大学研究生培养创新与质量提升行动计划项目(SYLYC2022017)

收起

Spatial pattern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 QIAO Jiajun ,
  • XIAO Ji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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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ey Laboratory of Geospatial Technology for the Middle and Lower Yellow River Regio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tional Demonstration Center for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Henan,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4-04

  Revised date: 2023-12-29

  Online published: 2024-03-20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371223)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071220)

Postgraduate Cultivating Innovation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Action Plan of Henan University(SYLYC2022017)

Fold

摘要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关乎地区可持续发展。论文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定量分析2010—202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特征及耦合协调时空变化格局，并对其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 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乡村振兴高水平地区逐渐以黄河干流为轴线条带状分布；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保持稳定，省会城市仍是高值区的主要集聚地。(2) 耦合度类型空间异质性大，目前以磨合阶段为主，而耦合协调度以濒临失调为主，集中分布在陇东、陕北等地区，相对发展类型整体以新型城镇化滞后型为主。(3)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格局变化是多种要素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收入、消费、投资是主要驱动力。因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黄河中下游要针对地区发展实际，采取差异化的策略来推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

关键词： 乡村振兴; 新型城镇化; 耦合协调; 驱动机制; 黄河中下游地区

本文引用格式

乔家君 , 肖杰 . 黄河中下游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机制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 43(3) : 417 -433 . DOI: 10.18306/dlkxjz.2024.03.001

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s related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s. By construct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we used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geographic detector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used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geographic detector to level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nge patterns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from 2010 to 2020, and examined their driving mechanis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level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were clearly differentiat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new urbanization level basically remained stable, and provincial capitals were the main clusters of high-value areas. 2)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he coupling degree types was large, dominated by the improving stage, whil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was mainly on the verge of disorder, concentrated in areas such as Longdong and northern Shaanxi, and the relative development type as a whole was dominated by the new urbanization lagging type. 3) The change of coupl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atter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s the result of mutual constraints and joint action of various factors, with population, income,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being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Therefore, in the context of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eradication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the coupl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ization with counties as the carrier and to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new urbanization;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riving mechanism;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乡村指除城市以外的广大区域，是由自然、社会、经济等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1]。与城市相比，乡村常处于次要位置，但城乡系统之间相互促进、共存共生，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对关系[2⇓-4]。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趋势逐渐显现，尤其是城镇对乡村地区人口、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大量吸引，引发诸如人口流失、村庄空心化、农业地位下降等一系列乡村问题[5]。对于城镇而言，由于乡村人口的大量无序流入，导致城市热岛效应明显、交通拥堵、住房紧张、就业难、就学难、就医难等问题，致使城乡二元结构更加凸显[6⇓-8]。由于中国特殊的发展历史，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基础等发展较为薄弱[1,3]。为了应对新时期人民生活与城乡发展的需求，促进城乡协调与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政府议程中的优先事项[9-10]。据此，在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调节城乡发展关系，解决城乡发展差距提供了政策依据。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①(①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及2022年关于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意见②(② http://www.gov.cn/xinwen/2022-05/06/content_5688895.htm。)均强调了实施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战略的重要性，同时表达了“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思想，特别强调因地制宜，不断补齐城市发展短板弱项，为协同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目前，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交互耦合及协调发展问题密切相关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1)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及耦合协调发展理论研究。研究认为，“三农”问题是人全面发展的问题、是解决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11]，而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是解决城乡病、提升城乡发展质量的两种不同方式[6]，二者相互促进、相互支撑[3,6,12]；在此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城乡空间、社会、经济层面的联动，以增进城乡人流、物流、信息流之间的交互作用[13]，其协同发展形式主要体现在产业兴旺与产业城市化、生态宜居与生态城镇化、乡风文明与社会城镇化、治理有效与空间城市化、生活富裕与经济城镇化5个层面[14]。(2)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定量研究。研究方法上多是结合数理统计模型和GIS空间分析实现，如耦合协调度模型[15⇓-17]、相对发展模型[15-16]、地理加权回归模型[16]、空间自相关[16]等。研究尺度上多集中在省域尺度[15⇓-17]。研究地区涉及全国[16]、中部省份的湖北[17]及河南[18]、西部省份的甘肃[15]等。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进行综合评价[15⇓-17]、影响因素分析[10,15-16]；部分学者以旅游城镇化为研究视角，分析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演化趋势[19]；更有研究者将二者与经济增长[20]、生态环境[21]、新型工业化[22]等相结合，综合分析了三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及演变趋势。(3)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路径研究。马历等[23]提出通过内生力、外援力、交互力“三力”助推中国农区乡村和城镇协同化发展；何仁伟[24]基于城乡融合视角，认为政策制度的构建是一切发展的前提，并提出“点轴”渐进扩散、分区分类推进的发展模式，在确保城乡特色化发展的基础上，提升发展速度，同时，典型发展模式的提炼可为其他不同地区提供经验参考；徐维祥等[25]提出的地区依托式发展、吸收式发展、反哺式发展和互惠式发展等，进一步丰富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实现路径，为不同发展基础、不同类型、不同资源要素结构的乡村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4)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方面。相关学者已对其做了一些尝试，如王艳飞等[10]通过研究全国地级市城乡发展协调关系，发现经济增长对城乡协调发展的贡献大；徐雪等[15]采用政府能力、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化、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城乡收入差距5个指标研究了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水平的影响因素，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不利于其协调发展；徐维祥等[16]尝试选用人口、收入、消费、投资、产业、政府6个方面对全国各省市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并认为投资是其最主要驱动因素。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多集中在耦合协调发展理论、定量评价、影响因子探究及发展路径等方面，尤其是省域尺度下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定量研究较多。乡村振兴是乡村全方位的振兴，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机遇；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具有推动作用，二者协调发展，有利于持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15]。此外，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推进城镇补短板强弱项，构建区域、城市、城乡之间各具特色、各就其位、协同联动的发展格局，对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③(③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47346.htm?eqid=e61efb790007a3050000000364564707。)。因此，加强对中小尺度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格局及驱动机制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战略背景下，如何促进黄河中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系统高水平协同，多举措实现黄河中下游地区可持续发展，是当前需认真研究的问题。因此，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例，探讨其人地系统及组成要素，特别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在空间上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不仅具有自然、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典型性，同时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以黄河中下游地区45个地级市为例，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采用地理探测器和GIS可视化分析等方法，对黄河中下游地区2010—2020年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格局进行分析，并探讨其驱动机制，以期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稳步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黄河，中国第二大长河，其干流河道全长5464 km，以内蒙古河口镇和河南桃花峪为节点，将其划分为上、中、下游3个部分。黄河中下游地区④(④依据国家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划定的黄河中下游自然流域范围和参考乔家君等[29]、杨永春等[49]的研究，并综合考虑研究过程中行政单元的完整性、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黄河的关联性，本文的研究范围涉及甘肃(平凉和庆阳2市)、内蒙古(呼和浩特、乌兰察布、鄂尔多斯3市)、陕西(西安、咸阳、渭南等8市)、山西(太原、晋中、吕梁等11市)、河南(郑州、开封、洛阳等10市)、山东(济南、淄博、东营等11市)等6省45个地级市，总面积68.51万km2。其中，山东省莱芜市在2019年1月已正式撤销其地级市称谓，原辖区划归济南市管辖。为保持时空尺度一致和统计、分析的准确性，研究中仍将莱芜市单列并参与和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东临渤海、黄海，西接西北内陆，地形以高原、平原为主，地势西高东低(图1)。该区域资源丰富，城市发展相对成熟，具备了适宜农业文明发展的自然环境和支撑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因此，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数量也较多，分别占整个黄河流域和全国总人口的84%、20%。同时，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是黄河文明重要的发祥地，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区、工业带和生态安全屏障[26-27]。2020年底，常住人口2.01亿人，GDP达12.57万亿元，其中，常住城镇人口占比60.85%，农林牧渔业产值占比16.17%。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82万元、1.69万元。目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⑤(⑤ http://www.gov.cn/xinwen/2022-05/06/content_5688895.htm。)下，其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正处于加速发展期，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图1 研究区区位与高程

Fig.1 Location and elevation of the study area

但事实上，因人类生产活动，导致黄河中下游地区环境处于高负载状态，人地矛盾、产业转型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等矛盾突出[28]。特别地，黄河中下游地区还包含六盘山区、秦巴山区、吕梁山区、太行山区等4个集中连片巩固脱贫成果地区[29]。因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这些地区以种植业为主，当地农户生计严重依赖于自然资源，其内部存在公共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滞后等一系列问题，致使该地区大量的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乡村振兴面临严峻挑战，地区可持续发展严重受阻[30]。此外，受区位和资源条件制约，这些地区的城乡发展空间异质性明显，在一些城镇化发展迅速地区，城镇环境趋同引发特色危机，传统村镇聚落的振兴和消亡也面临着抉择困境[31]。黄河流域长期以农业经济发展模式为主，过去刻意避免发展大城市，区域城市化水平较低，没有形成像东部沿海部分发达地区的大城市，城市带动作用不明显，高质量的城镇化发展受限[32]。

1.2 数据来源

统计数据来源于2011—2021年出版的《甘肃省统计年鉴》《陕西省统计年鉴》《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年鉴》《山西省统计年鉴》《河南省统计年鉴》《山东省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此外，还有中国知网公布的年鉴数据(https://data.cnki.net/)，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所在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行政区地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网站(http://www.ngcc.cn)。DEM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http://www.gscloud.cn)。

1.3 研究方法

1.3.1 理论框架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均是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抓手[16]。其中，乡村振兴包含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方面内容；新型城镇化则体现在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绿色城镇化5个层面。新时期，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客观现实，二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互协作、协同发展[15-16]。二者的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
图2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理论框架

Fig.2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具体来讲，贯彻“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推动城乡融合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33]。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乡村人口流失严重，带来了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农业产业弱化等问题，加之乡村本就薄弱的文化基础和资源条件，易导致乡村劳动力缺失、治理主体不足等问题的产生[1,9]。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解决这一矛盾指引了明确的方向。乡村振兴促进了产业发展水平、生态适宜性、基层治理能力、农户生活水平的提高，反之，各要素发展情况也能反映乡村各层面的发展成效。同理，在城镇化发展迅速的地区，因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增多，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城市人口结构失衡，土地利用矛盾加剧、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增大。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利于解决这些城市问题，并进一步催生了经济、社会、人口、土地、生态的城镇化。总之，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体现在内在逻辑的统一性和发展的协同性，当二者正向演化时，催生城镇与乡村融合发展；反之，则造成城乡发展失调[12,34-35]。

1.3.2 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准确、全面地反映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15-16,36]，结合研究区资源特色及发展特点，在遵循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普适性原则的基础上，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便于定量化的角度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目标层 结构指标层 具体指标 指标含义及属性 熵值法权重 层次分析法 综合权重
新型
城镇化(U)		 人口城镇化 X1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城镇常住人口/年末常住总人口×100%，+ 0.184 0.125 0.152
X2 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总就业人员×100%， + 0.118 0.114 0.089
X3 城镇人口密度(人/km2) 城镇常住人口/建成区面积，+ 0.037 0.133 0.032
经济城镇化 X4 非农产业占比(%) 第二、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100%，+ 0.156 0.119 0.122
X5 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元/人)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总人口，+ 0.031 0.023 0.005
X6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反映城镇居民家庭全部现金收入能用于安排家庭日常生活的那部分收入，+ 0.163 0.027 0.029
社会城镇化 X7 城镇登记失业率(%)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年末城镇从业人员总数与年末实有登记失业人数之和×100%，－ 0.018 0.043 0.005
X8 城镇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张/万人) 卫生机构床位数/城镇常住总人口，+ 0.019 0.029 0.004
X9 城镇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卫生技术人员数/城镇常住总人口，+ 0.021 0.042 0.006
土地城镇化 X10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m2/人) 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城镇常住总人口，适度指标a 0.028 0.054 0.010
X11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m2/人) 城市道路总面积/城镇常住总人口，+ 0.049 0.063 0.020
X12 建成区经济密度(亿元/km2) 二、三产业产值/建成区面积，+ 0.087 0.127 0.073
绿色城镇化 X13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人) 公园绿地面积/城镇常住总人口，+ 0.032 0.028 0.006
X14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无害化处理的城镇垃圾数量/生活垃圾产生总量×100%，+ 0.033 0.053 0.012
X15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达到排放标准的城市生活污水数量/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总量×100%，+ 0.027 0.021 0.004
乡村
振兴
(R)		 产业兴旺 X16 农林牧渔业产值占比(%) 农林牧渔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100%，+ 0.169 0.113 0.126
X17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kW/人) 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村常住总人口，+ 0.115 0.058 0.044
X18 农业劳动生产率(%) 农产品产量/劳动时间×100%，+ 0.042 0.107 0.030
生态宜居 X19 农村自来水到户率(%) 自来水供水到户的数量/农村总户数×100%，+ 0.004 0.036 0.001
X20 农村生活垃圾进行处理行政村占比(%) 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行政村总数量×100%，+ 0.007 0.040 0.002
X21 农村生活污水进行处理行政村占比(%) 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行政村总数量×100%，+ 0.006 0.038 0.002
乡风文明 X22 农村居民教育文娱支出占消费支出比(%)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消费总支出×100%，+ 0.113 0.102 0.076
X23 开通互联网宽带的行政村占比(%) 开通互联网宽带的行政村/行政村总数量×100%，+ 0.077 0.062 0.031
X24 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的村占比(%) 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的村/行政村总数量×100%，+ 0.074 0.067 0.033
治理有效 X25 村务公开率(%) 有村务公开的行政村/行政村总数量×100%，+ 0.075 0.064 0.032
X26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使用卫生厕所的农户数量/农村总户数×100%，+ 0.008 0.023 0.001
X27 村两委大专以上学历占比(%) 村两委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农村常住总人口×100%，+ 0.005 0.028 0.001
生活富裕 X28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反映农村居民家庭全部现金收入能用于安排家庭日常生活的那部分收入，+ 0.086 0.116 0.066
X29 城乡居民消费比(倍)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0.144 0.093 0.088
X30 农村恩格尔系数(%) 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消费总支出×100%，－ 0.076 0.056 0.028

注：a. 根据自然资源部确定的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严格控制在100 m2以内的目标(http://g.mnr.gov.cn/201701/t20170123_1428708.html)，此处该指标以100 m2为界线，若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100 m2，则认为不利于土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若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100 m2，则认为会促进地区的土地城镇化发展。

新型城镇化区别于先前以追求城市范围和人口规模为主的传统概念，凸显以人为本的理念，追求高质量的现代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16]，包含人口、经济、社会、土地、生态5个方面内容[15]。黄河中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评价具体表现为：(1) 人口城镇化，反映了人口持续向城镇聚集的过程，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城镇人口密度来衡量[15-16]。(2) 经济城镇化，主要关注城镇化过程中经济基础对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用非农产业占比、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来体现[16]。(3) 社会城镇化，主张以人为本，而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城镇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等正是社会城镇化的重要体现[15-16]。(4) 土地城镇化，是土地利用属性由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以及土地产权属性由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过程。作为反映土地城镇化的重要指标，土地的空间利用情况常被用于衡量是否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或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反映城镇化的质量[37]。因此，选取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建成区经济密度3个指标来体现。(5) 绿色城镇化，用以表征生态环境的绿色、健康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通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等指标来具体衡量[16,21]。
乡村振兴维度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五大振兴视角构建15个评价指标[16,36]。具体体现在：(1) 产业兴旺，通过农业产业综合能力来反映，选择农林牧渔业产值占比、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劳动生产率等指标；(2) 生态宜居，作为乡村振兴的环境基础，表现为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与生产生活环保意识的提高，通过农村自来水到户率、农村生活垃圾进行处理行政村占比、农村生活污水进行处理行政村占比来衡量；(3) 乡风文明，体现了精神文化建设及其配套设施在乡村中发展的程度，选择农村居民教育文娱支出占消费支出比、开通互联网宽带的行政村占比、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的行政村占比来构建指标体系；(4) 治理有效，反映了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程度，选择村务公开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村两委大专以上学历占比来体现；(5) 生活富裕，表现为农户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经济实惠与消费能力，选择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消费比、农村恩格尔系数等指标。

1.3.3 研究方法

首先，为消除各指标原始数据量纲带来的误差，参考已有研究[38⇓-40]，根据指标的正向、负向、适度性属性采用极差标准化来处理；其次，考虑指标的相对稳定性、评价单元数据的准确性和评价结果的科学性，指标权重采用熵值法客观赋权与层次分析法主观赋权相结合的方式确定，通过乘法合成的归一化处理，使权重分配更为合理[41]，具体公式如下：
W i = ( a i × b i ) 1 2 / ∑ i = 1 m ( a i × b i ) 1 2
式中：Wi表示第i个指标的综合权重；ai、bi分别为第i个指标的客观权重和主观权重。
最后借助ArcGIS 10.2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格局及其驱动机制进行研究。具体计算公式及模型解释如表2所示。
表2 研究方法及意义

Tab.2 Research methods

研究方法 模型 计算公式 模型释义 作用意义
耦合协调度
测度		 综合
发展
指数		 R i = ∑ j = 1 m W j X i j U i = ∑ j = 1 n w j   Y i j Ri、Ui分别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Xij、Yij分别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指标标准化值；Wj、 w j分别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指标权重；m、n均为地级市的个数 获得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综合效益[38-39]
相对
发展
模型		 β = R i U i β为相对发展度。0<β≤0.9表示乡村振兴滞后于新型城镇化；0.9<β≤1.1，表示二者同步发展；β>1.1，表示新型城镇化滞后于乡村振兴 确定特定时间内的耦合协调主体[38-39]
耦合
协调度		 C = n R 1 U 1 ⋅ ⋯ ⋅ R n U n R 1 + U 1 + ⋯ + R n + U n 1 n T = a R i + b U i D = C × T C为耦合度；T为综合评价指数；a和b为待定系数，和为1，一般均取0.5；D是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见表3 耦合协调度测算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整体协同效应，即判别两者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38-39]
影响因素
分析		 地理
探测器		 q = 1 - 1 N σ 2 ∑ h = 1 L N h σ h 2 q为各影响因子对耦合度空间分异的解释程度；Nh与N分别为层h和整个区域样本个数；σh和σ2代表层h和全域样本方差，L为变量或因子的分层，即分类或分区 用于探测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异性，揭示其背后的驱动因子[42]

1.3.4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类别划分标准

耦合协调度模型包含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16]。耦合度用来判断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作用的强弱程度[16]；耦合协调度则用来对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者之间的交互耦合协调程度进行判别[15-16]。参考已有研究[16,43]，结合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分别对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类别进行划分，具体见表3、表4。
表3 耦合度类别划分标准

Tab.3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of coupling degrees

耦合度 耦合等级 特征
0≤C<0.3 低水平耦合阶段 表明各子系统之间呈现从无关到关联状态发展
0.3≤C<0.6 拮抗阶段 表明各子系统之间关联程度提升，呈现由弱到强的状态发展
0.6≤C<0.8 磨合阶段 表明各子系统之间关联度逐渐加强，系统趋于有序发展
0.8≤C<1 高水平耦合阶段 表明各子系统之间趋于良性共振耦合阶段
表4 耦合协调度类别划分标准

Tab.4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类型 数值 亚类型 子类型 耦合协调类型
协调发展 0.7≤D<1 高级协调 R(a)-U(b)>0.1
U(b)-R(a)>0.1
|R(a)-U(b)|≤0.1		 高级协调—新型城镇化滞后
高级协调—乡村振兴滞后
高级协调
转型发展 0.6≤D<0.7 中级协调 R(a)-U(b)>0.1
U(b)-R(a)>0.1
|R(a)-U(b)|≤0.1		 中级协调—新型城镇化滞后
中级协调—乡村振兴滞后
中级协调
0.5≤D<0.6 初级协调 R(a)-U(b)>0.1
U(b)-R(a)>0.1
|R(a)-U(b)|≤0.1		 初级协调—新型城镇化滞后
初级协调—乡村振兴滞后
初级协调
失调衰退 0≤D<0.5 濒临失调 R(a)-U(b)>0.1
U(b)-R(a)>0.1
|R(a)-U(b)|≤0.1		 濒临失调—新型城镇化滞后
濒临失调—乡村振兴滞后
濒临失调

2 结果与分析

2.1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分异

2.1.1 乡村振兴水平

在ArcGIS 10.2软件下，根据自然断裂点法将乡村振兴水平从低到高分为5级，依次为：0.001~0.500(低水平)、0.501~0.550(较低水平)、0.551~0.600(中等水平)、0.601~0.650(较高水平)、0.651~0.750(高水平)。结果显示，2010—202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呈现高水平(0.601~0.750)地区以黄河干流为轴线条带状分布、低水平(0.001~0.550)地区范围逐渐缩小的态势(图3)。具体来看，研究区乡村振兴2010年以低水平为主，面积占比81.83%，集中分布在陕西省北部、内蒙古3市和山西省大部地区。2020年的发展情况与2010年存在相似现象，但乡村振兴平均发展水平由2010年的0.44上升至2020年的0.46，形成了以黄河干流为轴线条带状分布态势。较高水平(0.601~0.650)以上分布区由2010年的1个地级市增加至6个，面积占比增加了近7个百分点，2020年研究区6个高水平地级市有3个分布在山东省境内；乡村发展水平增速明显的地区如东营、莱芜等地级市也均分布在山东省，说明近些年山东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对农村的发展建设并未放松，诸如农村拆违治乱、污水治理、垃圾治理、厕所革命、卫生乡村等专项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44]。
图3 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格局

Fig.3 Spatial pattern of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渭南、焦作等城市乡村振兴水平下降明显，下降幅度均超过10%，原因是这些地区虽然人口稠密、交通便捷、工农业发达，但乡村地区的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少，传统农业经营增收面临压力，加之，在绿色发展和双碳背景下，资源禀赋相对匮乏和产业发展的环境门槛提高，使得原本薄弱的非农产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加大了这些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提高[45]。

2.1.2 新型城镇化水平

同乡村振兴水平划分方式一样，将新型城镇化水平也从低到高分为5级，依次为：0.001~0.200(低水平)、0.201~0.400(较低水平)、0.401~0.550(中等水平)、0.551~0.650(较高水平)、0.651~0.800(高水平)。结果显示，2010—202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高值区集中分布在省会城市且增长明显，低值区(0.001~0.400)保持稳定(图3)。其中，新型城镇化水平平均值由2010年的0.41增加至2020年的0.45，整体呈增长态势。但各地市之间发展差异明显，存在“马太效应”，如西安、济南等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稳步上升态势，而淄博、菏泽等地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有下降趋势。空间分布上，高值区(0.551~0.800)一直是西安、太原、济南等地，形成原因不仅与省会身份、地理区位有关，还与政策、资源等集聚效应有关。值得注意的是，鄂尔多斯、东营两地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增长明显，与两地资源开发带来的人口集聚有关[46]。
具体来看，2010—2020年，研究区大部分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位于0.20~0.55之间，面积占比保持在67%~73%，其中，低值区面积占比稳定在44%左右，以陇东、陕北、晋北等地区最为典型，与这些地区距离省会中心城市较远、其所受到的辐射带动能力较弱、人口和经济等要素的集聚效应较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不明显有关。中等水平(0.401~0.550)地区由2010年的25.76%增长至2020年的30.39%，主要集中在以济南为中心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和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周边地市，表明这些地区积极利用自身优势，查漏补缺式发展，不断促成人口要素和经济要素的集聚，城镇化水平相对有所提高，但相比较省会城市，这些中等水平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高值区由2010年的1.19%增加至2020年的21.03%，主要分布在省会城市。

2.2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空间分异

2.2.1 耦合度分析

通过测算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指数，并依据表3所示划分标准，判定其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类型，得出如图4所示可视化结果：(1) 拮抗阶段分布地区显著减少，由2010年的12个地级市减少至2020年的6个，面积占比由2010年的33.59%减少至2020年的16.37%，分布地区由关中平原转移至陇东、豫东等地，表明这些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基本相适应。(2) 磨合阶段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的主要阶段，分布区由2010年的32个增加至2020年的36个，面积占比由2010年的65.22%增加至2020年的78.79%，呈片状集中分布特征，表明这些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关联度较强且呈现有序的发展态势。(3) 高水平耦合阶段分布区近10年由济南市“一枝独秀”演变为西安、济南、东营3市“多点开花”，表明这些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发展趋于良性共振耦合阶段。
图4 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空间格局

Fig.4 Spatial pattern of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综上所述，2010—202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类型空间异质性较大，呈现较为明显的区域不均衡特征，目前，整体以磨合阶段为主，即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关联度较强，呈现有序的状态发展，但耦合度仍需要进一步提升。原因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对地区的影响也相对显著[47]，但乡村发展相比城镇长期滞后，与城镇化产生紧密的、较强的关联程度还需进一步加强，尤其是近些年来乡村地区产生的人口流失、农业地位下降、村庄空心化等问题，又给乡村振兴发展增加了较大的阻力，因此，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仍面临较大压力。

2.2.2 耦合协调度分析

在耦合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测算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指数，并依据表4所示划分标准判定其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类型，得出如图5所示可视化结果。整体来看，202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以濒临失调为主，集中分布在陇东、陕北等地区，涉及13个地级市，面积占比达40.02%；整体的耦合协调度指数呈上升趋势，指数由2010年的0.52增加至2020年的0.55，中高级协调分布区范围进一步扩大，濒临失调区范围进一步缩小。具体来看，高级协调区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由济南市演变为济南、东营、郑州、西安4市，表明在这些地方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关联度较强，齐头并进，势头良好。中级协调区所包括的地级市范围也明显增加，呈斑块状分布，数量由2010年的5个地级市增加至2020年的7个，面积占比也由2010年的7.02%增加至2020年的23.52%。初级协调区分布区范围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面积占比由2010年的40.85%下降至2020年的30.53%，呈现分布范围广、数量多的特点，以晋南、豫北等地最为明显，虽然这些地区自然环境相对优越，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处于初级水平。濒临失调区一直是研究区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格局的主导类型，2010年分布在20个地级市，国土面积占比50.93%，2020年分布区数量减少至13个，面积占比40.02%，主要分布在陇东、陕北等地，原因是这些地区地形崎岖，地貌类型多样，又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富集区，城镇生活空间主要集中于矿区和自然条件恶劣区，乡村生活空间多集中于河谷平原地区[26]，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陇东、陕北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
图5 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

Fig.5 Spatial pattern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2.2.3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相对发展类型

根据表4耦合协调度类别划分标准，确立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相对发展类型(图5)。结果显示，2010—202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相对发展类型空间分布异质性明显，整体以新型城镇化滞后型为主，面积占比达40%以上，高级协调区以济南市最为典型。具体来看：(1)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分布范围广、数量多，近10年一直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导类型，目前主要分布在平凉、庆阳、商洛等23个地级市，面积占比40.04%，且乡村振兴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相差在0.2以上，表明这些地区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城乡发展速度也不匹配，加之自然环境、地理区位、交通条件等方面的限制，阻碍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2) 乡村振兴滞后型集中分布在山西省，表明其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受历史上“重商轻农”思想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城乡发展结构性矛盾显著，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以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缺乏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加之，近些年山西省在产业转移与升级过程中，对农村的发展建设力度还需再加强，如污水处理、垃圾治理、卫生乡村建设等方面，因此，制约了当前山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48]。(3) 协调发展型分布范围保持稳定，面积占比稳定在20%左右，集中分布在山东省，表明受国家城镇化发展大背景影响，这些地区城乡协调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城乡发展势头良好。整体而言，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型城市数量偏少，大多数城市仍属于新型城镇化滞后型，这也说明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多数城市的发展存在“重城轻乡”现象，快速城镇化带来的规模效应并没有很好地促进乡村的发展，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仍任重而道远。

2.3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驱动机制分析

2.3.1 指标选取依据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共生关系”，具有相互促进、相互演进的属性[16]，因此，其协调发展也必然涉及多个系统、多个方面，如涉及经济、社会系统，包含政策、收入、投资、消费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黄河中下游地区不仅城乡发展差异显著，而且在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政策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异质性。基于此，本文在参考已有研究[15-16,39]的基础上，结合黄河中下游地区实际，构建了影响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的指标体系，如表5所示。
表5 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

Tab.5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耦合协调度(D) 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结果
解释变量 收入驱动(inco)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投资驱动(inve)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
产业驱动(indu)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GDP
消费驱动(con)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额/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额
政府驱动(gov) 公共财政预算农林水事务支出/公共财政预算总支出
人口驱动(pop) 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从业人员总数

2.3.2 驱动因子探测

通过研究发现，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格局的变化是人口、收入、消费、投资、产业、政府6个要素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人口、收入、消费、投资是主要驱动力。
如图6所示，在探测结果中，影响因子q值及其所处位置反映了2010年和202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变化的解释力。(1) 对于研究区整体来说，按其q值大小依次进行排序得出：2010年的影响因子解释力为inco>pop>indu>con>gov>inve，2020年则是pop>inco>gov>indu>con>inve，两个时间节点的影响因子顺序发生了变化，但综合而言，人口和收入驱动解释力最大，即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和城乡收入比是影响研究区整体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变化的主要驱动力。(2) 对于中游地区而言，2010年的影响因子解释力为pop>inve>indu>inco>con>gov，2020年是pop>inco>con>indu>gov>inve，两个时间节点的影响因子顺序变化明显；其中，人口驱动始终在研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投资、收入也是当前影响黄河中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变化的主要驱动力。(3) 对于下游地区来讲，2010年的影响因子解释力为pop>inve>inco>gov>indu>con，2020年则是con>inco>inve>indu>pop>gov，两个时间节点的影响因子顺序发生了变化，q值的最大解释力相比研究区整体和中游地区并不明显，因此，取前两名的位置，人口、投资、消费、收入则是当前影响黄河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图6 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影响因子解释力q值

Fig.6 Explanatory power q value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2.3.3 驱动机制分析

基于2.3.2的分析结果，本文认为人口、收入、消费、投资是影响其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产业和政府作用是次要驱动力，其驱动机制分析如图7所示。具体论述如下：
图7 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

Fig.7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1) 人口是潜在驱动力。在地区发展中，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不仅会推动乡村聚落和用地空间的变化，也会影响城镇化的发展，甚至是为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重要力量。而城镇化的发展是打通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和资源交换的通道，人流、物流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将推动乡村地区人口流向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增多，其从业结构与数量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反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增加，这都对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一些省会周边地区，如洛阳、宝鸡等市，因占据较优越的地理位置，对省会的产业、资金和本地区的人口、市场吸引力较大，人口与资本等要素在本地区流动加快，促使城镇化率在2010—2020年间提升20%以上，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区域人口的比重均超过50%。由此可见，人口要素的变化对区域及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至关重要。
(2) 收入是基础驱动力。收入水平作为影响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城镇化的集中反映，是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衡量乡村振兴成效的关键指标。地区收入水平低、经济发展乏力是导致乡村人口外出务工、城市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如庆阳、平凉、商洛等市，地处高原、山地，因资源要素禀赋、交通通达性、产业发展基础等条件欠缺，地区发展长期面临着生态破坏、经济滞后、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产业发展长期以第一产业为主，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于周边其他地区，加之退耕还林还草等政策的实施，经济发展受限。致使这些地区的乡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对乡村地区经济发展产生滞后作用。
(3) 消费是需求驱动力。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最终环节，消费对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重大作用。事实上，消费能力的高低也与经济实力有很大的关系，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庆阳、平凉、商洛等市，因历史和地理环境影响，其内部存在公共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滞后等一系列问题，致使这些地区城乡发展差距较大。因此，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均发展滞后。
(4) 投资是重要催化力。近年来，围绕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国家已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财力。以黄河中游地区的城乡建设为例，在国家强有力的投资支持下，其中游地区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山西中部城市群，下游地区的中原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心城市的要素集聚能力、绿色发展能力、网络连接能力、枢纽控制能力等均不断得到提高与加强，对区域经济增长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着越来越多的力量。在乡村发展方面，交通通信、饮用水、医疗与公共卫生、教育等服务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并逐步向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迈进[49]。这一系列的投资都将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贡献源源不断的力量。
(5) 其他驱动力对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格局变化的影响，分别是产业和政府的驱动。近年来，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政策的持续推进，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等不断显露成效，特别是六盘山区、秦巴山区、吕梁山区、太行山区4个集中连片巩固脱贫成果地区于2020年全部脱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取得了显著的提高，也给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充足的信心和发展动力，这一切都离不开地区产业的发展和政府宏观调控的保驾护航。以商洛、平凉两市为例，该地区在研究期内，无论是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还是耦合协调度均相对较低，城乡发展存在相似的问题。产业发展层面，2010年两市的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均在35%以下，发展至2020年两项指标均已增加至50%左右；政府驱动层面，商洛、平凉两市的公共财政预算农林水事务支出占比均稳定在15%以上。由此可见，无论是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产业发展，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两地区均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综上所述，产业、政府在地区发展中分别扮演着拉动力、保障力的作用，影响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质量，也影响乡村的生产生活空间布局。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以黄河中下游地区45个地级市为例，以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为研究对象，采用耦合协调度测度模型、地理探测器和GIS可视化分析，对黄河中下游地区2010—2020年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特征及耦合协调时空变化格局及其驱动机制进行了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 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差异化明显，高水平地区逐渐以黄河干流为轴线条带状分布，低水平地区范围逐渐缩小，而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基本保持稳定，但地区差异大，高值区集中分布在省会城市，中等水平地区增加明显，低值区趋于减少。
(2) 耦合度类型空间异质性大，区域不均衡特征明显，目前整体以磨合阶段为主，关联程度仍需加强；而耦合协调度以濒临失调为主，集中分布在陇东、陕北等地区，面积占比达40.02%；协调发展型分布范围保持稳定，但分布数量偏少，集中分布在山东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
(3) 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格局的变化是多因子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人口、收入、消费、投资是主要驱动力。需要注意的是，产业、政府在其中分别扮演着拉动力、保障力的作用，影响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质量，影响乡村的生产生活空间布局。

3.2 讨论

本文通过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各地市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及耦合协调时空变化格局的研究，证实了乡村可持续发展和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性，也丰富了已有研究成果。其次，黄河中下游地区各地市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及耦合协调时空变化格局差异明显，不仅仅是这些地区现如今的人口、收入、消费、投资、产业、政府驱动，也是各城市所处的地理环境、区位条件、历史基础、产业结构等综合作用形成的[24,49]。本文以地级市为研究尺度，其研究结果较省级或者全国尺度更具有代表性，与城乡融合发展更具贴合力。如全国层面，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16]。省域尺度，中部河南省大部分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总体上落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18]；湖北省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度增长势头明显，协同发展良好[17]。西部甘肃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趋势河西地区最优，南部民族地区最弱，同步发展类型的州市较少[15]。而黄河中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目前以濒临失调为主，集中分布在陇东、陕北等地，且分布区范围趋于缩小，中高级协调分布区范围进一步扩大，高级协调分布区主要分布在济南、郑州、西安等城市。由此可见，不同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不同。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城乡人口、土地、产业等要素在不同维度上均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城乡转型、城乡融合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形式[7-8]。因此，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两轮驱动战略背景下，促进黄河中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系统高水平协同，多举措实现黄河中下游地区可持续发展，应把握好人口、收入、消费、投资、产业、政府6个方面之间的作用。事实上，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均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发展，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应充分考虑其中、下游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精准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其次。充分发挥各中心城市的作用，如西安、呼和浩特、太原、郑州、济南等市，这些地区不仅是省会城市，还是区域增长极、黄河流域几个重要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作为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引擎，通过中心城市产业规模提升和产业升级转型，辐射周边中、小城市，建立基于产业分工与协作内生联系的城市群空间生长机制，以此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50]。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探讨。在研究区的选择上，本文仅考虑了黄河中下游地区45个地级市进行研究，今后可以考虑增加上游地区的研究，以达到研究整个黄河流域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格局的目的；研究尺度上，可考虑省域、地级市、县域相结合的分析模式；研究数据上，除了采用统计年鉴数据外，还可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获取更微观的一手调研数据，以深层次地揭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耦合协调时空变化格局和驱动机制，以期为各级地方政府实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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