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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

2024 , Vol. 43 >Issue 2: 290 - 301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4.02.007

研究论文

社区环境对居民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研究——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 王锦 , 1, 2, 3 ,
  • 申悦 , 1, 2, 3, *
展开
  • 1.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 2.华东师范大学未来城市实验室，上海 200241
  • 3.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申悦(1987— )，女，上海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E-mail:

王锦(1998— )，女，安徽人，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建成环境与社会网络。E-mail:

收稿日期: 2023-08-11

  修回日期: 2023-11-14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2-22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7124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66)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1ZR1420600)

收起

Examining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n residents’ social interaction patterns: A case study in Shanghai suburbs

  • WANG Jin , 1, 2, 3 ,
  • SHEN Yue , 1, 2, 3, *
Expand
  • 1.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a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2. The Future City Lab,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8-11

  Revised date: 2023-11-14

  Online published: 2024-02-22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371245)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871166)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Shanghai(21ZR1420600)

Fold

摘要

邻里交往是居民获得经济、情感支持的重要途径，对主观幸福感、身心健康等方面具有显著影响。然而在城市转型、郊区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社区内稳定、密切的社会关系逐渐减少，居民社会交往的范围和构成不再局限于社区内部。因此，有必要对社区内、外的社会交往水平及其联系开展研究，探讨社区环境如何影响居民的社会交往模式。论文基于2017年上海市郊区居民日常活动与出行调查数据，利用个体的常联系人数量及其在社区内、外的分布，将居民的社会交往模式分为消极社交型、社区内交往型、社区外交往型、积极社交型4类，并探讨社区环境对于居民形成不同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海市郊区居民社会交往的总体规模较大，但社区内邻里交往水平较低；社区中的室外活动设施、小型商业网点等公共活动空间以及对社区美观程度的良好感知有效地提高了居民在社区内的邻里交往水平；居住在远郊区及门禁社区中的居民倾向于拥有更高的社区外交往水平。研究认为，应注重不同区位和人口结构的社区在规划和营造中的差异化策略，提高公共空间和设施的质量与使用率。研究结果可为以促进邻里交往、优化社会交往模式为导向的社区环境优化提供依据。

关键词： 客观环境; 感知环境; 社会网络; 邻里交往; 上海

本文引用格式

王锦 , 申悦 . 社区环境对居民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研究——以上海市郊区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 43(2) : 290 -301 . DOI: 10.18306/dlkxjz.2024.02.007

Abstract

Neighborhood interac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residents to obtain economic and emotional support,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large-scale urban transformation, suburban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stable and close social relationships within communities are gradually decreasing. Residents' social interactions are no longer limited to within their communiti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level of social interaction within and outside communities and explore how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s influence residents' social interaction patterns. Drawing on the daily activity and travel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2017 in Shanghai, this study classified residents' social interaction patterns into four categories—negative socializers, intracommunity socializers, intercommunity socializers, and active socializers—based on the number of regular contacts and whether they live inside the same community or outside the community. Furthermore,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impact of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s on the social interaction patterns of resi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Suburban residents in Shanghai have a large scale of social interaction, while the level of neighborhood interaction within communities is relatively low. 2) The public activity space within a community, such as outdoor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and small-scale commercial outlets, as well as a positive perception of the community's aesthetic appeal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residents' neighborhood interaction. 3)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outer suburbs and gated communities tend to have a higher level of social interaction outside the community. 4) In terms of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the length of residence, housing property ownership,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 level, employment situation, and family income play a role in residents' social interaction patterns. We argue that the quality and utilization rate of public space and facilities should be improved, and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i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ies should be used with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demographic structures. The research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community environment oriented by promoting neighborhood communication and optimizing the mode of social interactions.

Key words： built environment; perceived environment; social network; neighborhood interaction; Shanghai

城市快速扩张、社会急剧转型、空间加剧分异的过程中[1]，空间隔离、社会排斥以及社会冷漠等问题凸显，给城市发展带来了重要挑战。在此背景下，提升社会资本、促进社会交往与融合成为了城市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受到广泛关注[2⇓-4]。社区作为城市最基本的空间单元，其中的邻里交往是构建本地化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居民通过邻里间的日常联系和社交活动获取社会资源，获得功利性与情感性的社会支持[5]，对于提升主观幸福感、促进身心健康、增强社会认同感，以及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融合具有重要作用[6⇓⇓-9]。在快速城市化与郊区化的背景下，大量研究探索了城市转型过程中特定社区[10-11]和特定群体[3,5,12]的邻里交往特征与差异。研究发现，当前城市社区内邻里交往的频次日趋减少，交往逐渐浅层化，传统社会中基于居住地稳定、密切的社会关系被打破[6,13]。
社区环境如何影响居民的邻里交往水平，受到地理和规划学者的关注，研究内容涉及社区客观环境与主观感知环境两个方面。客观环境方面，混合的土地利用、合理的设施布局、较高的可步行性能够提高居民参与社交活动的意愿和频率；同时，社区的户外活动场所、商业零售、绿地等设施和公共空间的合理布局与优化设计有助于提升邻里信任和社区参与，是促进本地化社会资本发展的重要途径[3,14]。根据已有研究，社区的活动中心、健身场地、步行道等户外活动空间是社区内各类活动发生的主要场所，有助于增加邻里熟悉和邻里信任[12]；高质量的社区商业设施(如商店、咖啡店、餐馆等)是邻里互动和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有助于增进社区凝聚力，提高社区生活品质[15-16]；社区绿地能够减少环境风险，吸引居民到户外开展休闲性体力活动，为邻里互动和邻里交往创造契机[17⇓-19]，充足且布局合理的绿色空间还有助于提升居民的邻里交往意愿和满意度[20]。在主观感知环境方面，感知的绿色空间和环境污染暴露[21]、社区安全性与美观性评价[22-23]等对邻里交往具有显著影响，例如对北京的研究发现，感知的严重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会显著减少邻里间交流的频率，对邻里交往产生负面效应[24]。
此外，也有研究揭示了社区区位与邻里交往之间的关系，发现郊区居民的邻里交往和社区社会资本水平较低，与邻居共同开展活动的频率显著低于中心城区[25-26]。一方面，在郊区化的进程中，大量住宅在郊区涌现，而郊区社区生活设施配套不充分、社会文化活动相对缺乏、社区活力不足等问题不断显现[27]。另一方面，居住与就业区位的空间错位导致了职住分离，更长的通勤时间制约了居民参与体育锻炼、休闲活动的频率，并进一步对邻里交往产生负面影响[28-29]。
尽管已有研究为促进邻里交往的社区空间优化提供了实证依据，然而在城市大面积更新、郊区快速发展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居民的邻里交往特征和社会交往模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在城市转型和空间重构过程中，社区内的人群异质性增强，邻里信任水平下降[22]，居民日常活动对社区空间的依赖性降低，社会网络的范围和构成不再局限于社区内[6,13]。例如，冯健等[11,30]对苏州老城区和北京郊区社区邻里关系的研究指出，城市更新破坏了老城区的本地社会网络，导致邻里关系淡化，而新城社区存在邻里熟识度低、互助少的现象，老城与新城居民的社会交往与联系都主要来自于社区之外。另一方面，由于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31]，城市居民的移动性不断增强，社交活动地点在空间上日趋分散[27]，基于社区的本地社会网络和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被更广泛的社会联系所取代[6]。例如，李志刚等[5]的研究发现，随着移动性的增强，城市移民的社会交往日趋超越其聚居区的边界，并通过聚居区外的社会关系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与资源，导致了新的社会网络与多样化社交模式的产生。
综上所述，随着居民社会交往空间的日益扩展，超越社区边界的社会交往日趋重要，与依附于社区空间的邻里交往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居民的社会网络。已有研究揭示了在城市转型过程中邻里交往水平的变化，以及社区环境和社区区位对邻里交往的影响，探索了促进邻里交往的社区规划策略。然而，对于居民在社区内、外社会交往水平的综合考虑存在不足，对于社区环境对居民多元化的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也缺乏较为充分的讨论。因此，本文基于居民在社区内、外的常联系人数量，将社区内的邻里交往与社区外的社会交往两个维度相结合，对居民的社会交往模式进行分类，综合反映交往规模与交往对象；探讨不同人群和不同社区环境下的社会交往模式差异，并利用多元Logit回归模型研究社区环境对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深化对社区环境与社会交往关系的理解，为面向不同群体建设促进交往的社区环境提供依据。

1 研究区域、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与数据

研究数据来源于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时空间行为研究团队开展的“上海市郊区居民日常活动与出行调查”。调查采取多阶段抽样方法，依据空间位置、区域发展及社区类型多样性特征，选取上海市郊区8个行政区的10个乡镇作为研究案例区域①(①调查在上海市郊区(除崇明以外)的8个行政区中分别选取闵行区梅陇镇、宝山区顾村镇、嘉定区江桥镇、松江区九亭镇、青浦区徐泾镇、奉贤区南桥镇、金山区朱泾镇以及浦东新区的张江镇、周浦镇和南汇新城镇为案例区域。)；在每个镇中结合社区类型选取3~7个社区，在最终选取的58个社区中开展随机抽样和入户问卷调查(图1)。调查对象为18~60岁的常住居民，共收集到有效问卷1140份。为了分析社区环境对居民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对样本进行进一步筛选，选择个人和家庭社会经济属性、社会网络、社区感知与评价等内容完整有效的样本，得到有效样本438份。此外，调查员对社区环境进行了观察记录，包括社区的设施配置、零售商业、围墙与门禁系统等；并通过对社区居委会的访谈获得了社区面积、绿地率等基本信息。
图1 样本社区空间分布

注：该图基于上海市测绘院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沪S(2022)45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ample communities

根据样本的社会经济属性(表1)，男性样本略多于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占比相对较高；各年龄段受访者比较均衡；本地居民略多于外来人口；已婚和具有稳定就业的样本占比均在80%左右；家庭平均月收入主要分布在5000~20000元范围内。与第七次人口普查相比，样本的受高等教育水平和已婚人群占比相对较高，这主要是受到受访者年龄段的影响②（②上海市七普数据计算每10万人中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纳入了占总人口30%以上的18岁以下及60岁以上人口，而本文调查对象为18~60岁的社区常住居民。）；而外地户口样本占比相对较高则反映了郊区的人口结构特征。总体上，样本对于上海市郊区居民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表1 样本社会经济属性

Tab.1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of the samples

类别 数量/人 比例/% 上海市第七次
人口普查/%
性别
男性 226 51.60 51.77
女性 212 48.40 48.23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204 46.58 66.13
大专及以上 234 53.42 33.87
年龄
18~29岁 98 22.37
30~39岁 139 31.74
40~49岁 109 24.89
50~60岁 92 21.00
户籍类型
上海户口 241 55.02 57.86
外地户口 197 44.98 42.14
婚姻状况
已婚 351 80.14 71.08
其他 87 19.86 28.92
就业状况
有稳定就业 350 79.91
其他 88 20.09
家庭平均月收入
≤5000元 66 15.07
5001~10000元 190 43.38
10001~20000元 129 29.45
20001~50000元 41 9.36
>50000元 12 2.74

1.2 社会交往模式的类型划分

已有研究在对社会交往模式进行划分时多从交往规模、交往对象等方面进行考虑。在交往规模方面，通常测度与受访者存在联系的人数，根据不同研究需求可以包括受访者朋友的人数、经常互动的人数、手机中的联系人数量等[2,32-33]。例如，张玉昆等[33]将电话交流、面对面活动等各层次的交往人数分为50人以上、20~49人等共6个等级，来反映社会交往的规模。在交往对象方面，已有研究通常测度受访者与日常接触的不同类型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水平。例如，李志刚等[5]依据受访者与不同对象的关系紧密程度划分出亲属关系、好友关系、同事关系等类型，并进一步总结为基于亲缘、地缘、业缘的社会交往。近年来也有研究将社会交往活动的特征结合进来，对社会交往模式进行综合考虑。例如，梅赫塔[34]通过社会交往活动的时长和形式，将社会交往分为被动型、短暂型和持续型；谭少华等[35]综合考虑交往目的、交往活动类型以及交往对象，将社会交往分为个体交往、亲友邻里交往与志同道合交往。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32-33]，本文在划分社会交往模式时综合考虑交往的规模与对象，既关注居民交往的数量，同时关注交往对象在受访者所居住社区内、外的分布。在测度指标方面，选取常联系人数量反映社会交往规模，通过问卷中“您在过去半年里经常联系的大概有多少人?”“在这些经常联系的人中，有多少人与您住在同一个小区?”两个问题获取样本的常联系人总量，以及社区内、外的常联系人数量。在社会交往模式划分方面，借鉴已有研究常采用的二维坐标方式[22]，以横坐标表示社区外常联系人数量，反映社区外社会交往的规模；以纵坐标表示社区内常联系人数量，反映社区内邻里交往的规模。根据居民在社区内、外常联系人数量的多少，将样本划入4个象限(③为使各象限样本数量尽量均衡，结合样本的分布特征，分别以20人和4人作为社区外和社区内常联系人数量多少的界限。即社区外常联系人超过20人为多，等于或不足20人为少；社区内常联系人超过4人为多，等于或不足4人为少。)，进而划分为消极社交型、社区内交往型、社区外交往型和积极社交型4类(图2)。其中，消极社交型表示居民在社区内、外的常联系人数量均较少，交往的规模较小；社区内交往型表示居民在社区内的常联系人数量较多，但社区外常联系人数量较少，即社会交往主要在社区内进行；社区外交往型表示居民在社区外拥有更多的常联系人，社会交往主要在社区外进行；积极社交型表示居民不论在社区内、外均有着良好的社会交往，交往的规模较大。
图2 社交模式分类

Fig.2 Patterns of social interaction

1.3 研究方法与变量

本文采用多元Logit回归分析方法，探讨社区环境对居民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以分类变量社会交往模式作为因变量，其中消极社交型为参照组。自变量包括社区区位、社区环境以及个人与家庭社会经济属性，其中社区环境包括社区客观环境和社区感知环境，个人与家庭社会经济属性涉及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家庭收入与结构、居住年限与产权等方面(表2)。
表2 变量定义

Tab.2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类型 测度
个人与家庭社会
经济属性		 性别 分类 1=男性，0=女性
教育程度 分类 1=大专及以上，0=高中及以下
年龄 连续
户籍类型 分类 1=上海户口，0=外地户口
婚姻状况 分类 1=已婚，0=其他
就业状况 分类 1=有稳定就业，0=无稳定就业
家庭平均月收入 连续
老人 分类 1=家庭中有60岁及以上老人，0=无老人
孩童 分类 1=家庭中有18岁及以下孩童，0=无孩童
居住时长 分类 1=在社区中居住2年及以下，2=在社区中居住3~10年，3=在社区中居住10年以上
住房产权 分类 1=有住房产权，0=无住房产权
社区区位 社区区位 分类 1=中心城边缘区，2=近郊区，3=远郊区
社区环境
社区客观环境 社区绿地率 连续
室外运动设施 分类 1=社区内有健身场所、健身器材、儿童游乐设施等室外运动设施，0=无
小型商业网点 分类 1=社区内有理发店、药店、金融网点、小餐厅、流动早餐车等小型商业网点，0=无
门禁系统 分类 1=有，0=无
社区感知环境 感知噪音污染a 连续 数值越高表示感知的噪音污染越严重
感知空气污染b 连续 数值越高表示感知的空气污染越严重
感知社区美观度 连续 数值越高表示感知的社区美观水平越高

注：a. 感知噪音污染要求居民对社区附近的道路交通、地铁、轻轨、火车等交通噪音，商店餐饮、住房装修、工厂工地等生产生活噪音进行评价，1~5分别表示从“基本没有”到“非常严重”，最终计算每位居民上述各项评价的总和，表示感知噪音污染暴露的严重程度。b. 感知空气污染要求居民对社区附近的PM2.5(雾霾等）、汽车尾气排放、建筑工地产生的扬尘、工业产生的空气污染进行评价，1~5分别表示从“基本没有”到“非常严重”，最终计算每位居民上述各项评价的总和，表示感知空气污染暴露的严重程度。

社区是居民日常开展休闲、社交的重要场所，社区环境与居民的社交活动密切相关，是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首先，社区物质环境随区位变化[36]，对居民活动产生差异化影响，以外环线和郊环线为界将上海市郊区划分为中心城边缘区、近郊区和远郊区。其次，社区客观环境由社区公共空间与设施配置构成，参考以往实证研究，重点关注可能对居民社交活动产生影响的社区绿地率、室外运动设施[12]、小型商业网点和门禁系统[37-38]4个方面。最后，社区感知环境也被纳入考虑，包括感知的噪音污染、空气污染和社区美观度，分别通过问卷中的主观环境评价量表获得(表2)。

2 居民的社会交往模式及其特征

2.1 社会交往的总体特征

根据样本社会交往的总体特征(表3)，常联系人总量的均值约为46人，其中社区内常联系人均值约为5人，约占常联系人总量的11%，反映出郊区社区的邻里交往相对较少，居民的社会交往主要在社区外开展，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11]。在社会交往模式方面，样本中消极社交型占比最多(37.44%)，此类样本的社区内常联系人数量最少，均值小于2人；社区内交往型占比最少(11.87%)，此类样本较少在社区外交往，社区外常联系人数量均值不到9人。社区外交往型(23.74%)与积极社交型(26.94%)样本的常联系人总量均值达到60人以上，远超消极社交型与社区内交往型样本；其中，积极社交型样本的社区内、外常联系人数量的均值均为最多；而社区外交往型虽社交规模较大，但同社区联系人数量较低，是社区建设与邻里交往促进需关注的重点人群。
表3 居民社会交往模式的总体特征

Tab.3 Statistics of social interaction patterns

变量 总体 消极社交型 社区内交往型 社区外交往型 积极社交型
N 438 164 52 104 118
常联系人总量(均值) 45.95 12.32 18.27 70.3 83.42
社区外常联系人(均值) 40.78 10.45 8.69 68.08 73.03
社区内常联系人(均值) 5.16 1.87 9.58 2.22 10.38

2.2 不同人群的社会交往模式差异

根据不同人群的社会交往模式统计情况(表4)，男性、受教育程度高、年轻群体，以及拥有稳定就业、更高家庭收入和住房产权的样本，社区外交往型和积极社交型的比例相对更高，反映了这些群体在社区外拥有更多的交往对象(如同事、朋友等)，往往在城市中积攒了更多的社会资本，社交网络广泛、社交场所更多样。另一方面，已婚样本中社区内交往型的占比相对更高，反映了此类群体出于家庭责任，可能在社区内活动时间更长，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邻里交往中；有未成年孩童的样本中积极社交型的比例相对较高，可能是由于围绕孩子的接送、陪伴、学习等活动促进了家长间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居民的社交网络[11]。
表4 不同人群的社会交往模式统计

Tab.4 Statistics of social interaction patterns of different groups

变量 消极社交型 社区内交往型 社区外交往型 积极社交型 卡方检验
性别
男性 34.95% 11.06% 26.11% 27.88% 2.278
女性 40.09% 12.74% 21.23% 25.94%
教育程度
专科及以上 31.62% 6.84% 29.49% 32.05% 27.119***
高中及以下 44.11% 17.65% 17.16% 21.08%
年龄(均值) 39.66岁 44.52岁 38.00岁 36.61岁 —
户籍类型
上海户口 34.44% 12.45% 22.82% 30.29% 3.864
外地户口 41.12% 11.17% 24.87% 22.84%
婚姻状况
已婚 36.18% 13.96% 23.08% 26.78% 7.587*
其他 42.52% 3.45% 26.44% 27.59%
就业状况
有稳定就业 33.14% 10.00% 25.43% 31.43% 28.851***
无稳定就业 54.54% 19.32% 17.05% 9.09%
家庭平均月收入(均值) 12754元 12134元 17779元 18936元 —
老人
有 47.37% 13.16% 15.79% 23.68% 2.425
无 36.50% 11.75% 24.50% 27.25%
孩童
有 30.43% 7.83% 26.09% 35.65% 8.949**
无 39.94% 13.31% 22.91% 23.84%
居住时长
0~2年 42.19% 8.59% 21.88% 27.34% 8.867
3~10年 36.74% 10.20% 27.04% 26.02%
10年以上 33.33% 18.42% 20.18% 28.07%
住房产权
有 33.23% 11.51% 26.64% 28.62% 9.391**
无 47.02% 12.69% 17.16% 23.13%

注：***、**、*分别表示P<0.01、 P<0.05、 P<0.1。下同。

2.3 不同社区环境的社会交往模式差异

不同社区区位与客观环境中社会交往模式具有显著差异，卡方检验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根据不同社区环境的社会交往模式统计(图3)，远郊区样本中社区外交往型占比37%，显著高于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居住在有室外运动设施社区的样本中，积极社交型占比28.94%，远高于无室外运动设施的社区；有小型商业网点的社区中，社区内交往型样本的比例相对更高；门禁社区中，社区外交往型的样本比例高达32.59%，显著高于无门禁社区。
图3 不同社区环境的社会交往模式统计

Fig.3 Statistics of social interaction patterns in different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s

3 社区环境对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

根据多元Logit回归模型的结果(表5)，模型的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表明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所有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都小于10，可认为自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5 多元Logit回归模型结果

Tab.5 Results of multinomial logit regression models

变量 社区内交往型(N=52) 社区外交往型(N=104) 积极社交型(N=118)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社区区位
近郊 0.755 0.498 0.517 0.394 0.745** 0.358
远郊 0.088 0.723 1.214** 0.491 0.654 0.487
社区客观环境
社区绿地率 -0.192 0.182 0.062 0.157 0.068 0.150
有室外运动设施 1.112* 0.614 0.543 0.519 1.086* 0.566
有小型商业网点 1.048** 0.441 0.159 0.399 -0.235 0.394
有门禁系统 0.625 0.421 0.817** 0.330 0.279 0.322
社区感知环境
感知噪音污染 0.011 0.057 -0.037 0.046 0.061 0.046
感知空气污染 -0.025 0.074 0.104* 0.060 -0.021 0.060
感知社区美观度 0.454** 0.228 -0.086 0.182 0.055 0.174
个人与家庭社会经济属性
男性 -0.002 0.369 0.406 0.294 0.118 0.277
年龄 0.113 0.247 0.094 0.205 -0.176 0.204
大专及以上 -0.366 0.417 0.637** 0.312 0.247 0.295
上海户口 -0.005 0.436 -0.249 0.326 0.264 0.319
已婚 1.239* 0.734 0.150 0.445 0.434 0.439
有稳定就业 0.106 0.425 0.703* 0.404 1.510*** 0.458
家庭收入 0.176 0.272 0.432** 0.183 0.389** 0.182
有老人 -0.601 0.602 -0.739 0.551 -0.356 0.492
有孩童 -0.423 0.464 -0.042 0.356 0.365 0.335
居住时长3~10年 0.087 0.464 0.122 0.358 -0.122 0.350
居住时长10年以上 0.915* 0.527 0.025 0.440 0.366 0.421
有住房产权 -0.027 0.485 0.937** 0.386 0.491 0.366
模型拟合参数：Pseudo R2 = 0.125

3.1 社区区位

模型结果显示，相比于中心城边缘区，近郊区居民更倾向于成为积极社交型，远郊区居民更倾向于成为社区外交往型。这可能是由于相对于中心城边缘区，远郊区居民日常的通勤、休闲等活动需要跨越更大的空间范围[2]，社区内活动时间受到制约，降低了在居住地附近与邻居发生交往活动的机会[11]，在社区外与同事、朋友的交往程度相对更高；近郊区的社区密度和通勤时间相对适中，居民在社区内外都可能有着积极的社交活动，社会网络的整体规模更大。这与已有研究所揭示的，城市中心地区便利的活动场所和多元的社会文化活动有助于促进邻里交往，而郊区居民的社会交往较少发生在社区内结果相似[12]，本文的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区位对不同社会交往模式的差异化影响。

3.2 社区客观环境

根据模型结果，在客观建成环境因素中，社区内的室外运动设施有助于居民形成社区内交往型和积极社交型的社交模式，小型商业网点对社区内交往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居住在有门禁系统社区中的居民更有可能成为社区外交往型。
社区的室外运动设施和小型商业网点为居民提供了多样化、包容性的交往场所。室外运动设施包括健身场所、健身器材、儿童游乐设施、各类球场等，居民在其中共享运动场地，进行锻炼健身、亲子互动、休闲娱乐，提高户外运动频率的同时也为邻里间的相互熟识、交流沟通提供了机会。这与已有研究指出的社区户外活动空间能够促进人际互动、调和邻里关系结论一致[12,24]。同时，在这类户外开放空间中活动密集，易形成“街道眼”，居民在其中具有更高的安全感，更容易提升信任程度、建立互惠关系，也增进了社会交往的意愿[39]。社区内的小型商业网点能够为居民提供稳定且频繁的见面机会，居民在其中停留并接受服务，是促进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场所。同时，商业网点提高了社区生活的便利性，有助于增强居民对社区空间的依赖，对于增强社区感、维持邻里关系具有重要作用[16]。这与已有研究所揭示的，咖啡店、餐馆等商业文化空间是最受欢迎的社区空间结论一致[15-16]。
已有研究在门禁社区对于邻里交往所产生的影响方面存在一定的争论，部分研究认为门禁社区保护了社区内居民生活的安全性，在提高社区参与、增强社区情感、促进交流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38,40]；也有学者对门禁社区持批判态度，认为物理边界创造出的社会边界加剧了居住隔离与社会排斥[41]。本文中，门禁系统的存在对于社区内交往型并未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是与社区外交往型正向相关，表明居住在门禁社区的居民更倾向于在社区外开展社会交往，社区内邻里交往的活跃度则有待提高。一方面，已有研究指出门禁社区可以被解读为社会地位的象征[42]，门禁社区中的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在社区外有着更高的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另一方面，对于住在门禁社区的居民而言，门禁划定了界限、创造了私人空间、保证了安全性和排他性，此类群体往往注重居住空间的私密性，与邻居交往的意愿相对不高[43]。
模型中社区绿地率对不同交往模式均无显著影响，这与已有研究通常认为的绿色空间有助于促进邻里交往并不一致[24]。可能是由于，一方面，社区规划都需要符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提供相对充足的绿色空间，因此除了一些老旧社区外，不同社区间绿化率的差异不大。另一方面，社区的绿化率可能无法真实反映居民的实际使用情况，而一些短暂的、零散的接触行为难以激发社会交往的产生[3,25]，若居民在社区绿地附近只作短暂停留，相互间的接触仅停留在碰面、打招呼等短暂性交流行为，则难以对提高邻里交往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已有研究也揭示了公园绿地对邻里交往的促进作用不如商业设施，反映了社区绿色空间中缺乏以共同目的为基础的有效接触，居民之间的弱关系较多，难以转化为邻里交往[3]。本文结果也表明，在社区的景观规划中，应注重加强提升功能性和使用率，吸引居民长时间的驻留与互动，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交往[44]。

3.3 社区感知环境

在社区感知环境方面，首先，感知的空气污染程度越严重，居民越倾向于成为社区外交往型。已有研究指出，空气污染对居民的身心健康、主观幸福感等方面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21,24]，居民可能通过调整休闲和社交活动的地点，增加社区外的活动时长以缓解社区附近的空气污染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其次，感知的噪音污染对社交模式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不同居民对于噪音的接受程度不同[45]，且不同来源的噪音对社会交往的影响存在差异，因而总体的噪音污染感知没有体现出显著的影响。最后，感知的社区美观度与社区内交往模式显著相关，这与已有研究的结果相似[22,37]，即良好的社区美观感知增加了居民在社区内开展活动的意愿和时间，有助于提升邻里交往水平；同时，经常在社区内开展邻里交往的居民也更能够对社区的美观程度予以认可。

3.4 个人与家庭社会经济属性

模型结果显示，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家庭收入、居住时长与住房产权都对居民的社交模式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已婚人群有更大的可能性在社区内进行社会交往；高学历、稳定就业、高收入居民的社会交往规模更大，更有可能在社区外开展社会交往。这与已有研究一致，即社会地位的提高会使居民的社会交往并不局限于所居住的社区，社会关系的范围更加广泛[46]。在居住时长与住房产权方面，长期居住在该社区的居民更有可能成为社区内交往型，拥有住房产权的居民倾向于成为社区外交往型；反映了在同一社区居住时间越长，积累的本地化社会资本越多，拥有更多的社区内联系人，这在其他研究中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2,25]；而相对于租房群体，有住房产权的人群社会资本的规模更大，社会交往的空间范围更广。

4 结论与讨论

在城市转型、郊区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居民社会交往的层次与范围都发生了变化，社区作为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场域，对于社会交往、社会资本乃至居民福祉具有持续且重要的影响。深入理解社区环境对居民社会交往的影响，对于建设和谐友好的宜居社区、促进更大范围的社会融合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基于居民日常行为调查的一手数据，结合交往的规模和对象对社会交往模式进行划分，并运用多元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区环境对居民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相比于单纯考虑社区内邻里交往的研究，本文将社区内、外的社会交往联系起来并进行综合考虑，探讨了居民多元化的社会交往模式，对于促进社交模式优化的社区规划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社区内不同类型的空间与设施配置对社交模式的影响具有差异。社区内的室外运动设施和小型商业网点对邻里交往的促进作用比社区绿地率更有效，这可能与公共空间的使用有关。邻里交往的发生需要居民共同参与到空间的使用中，而不仅仅是经过或短暂停留。丰富且高使用率的运动设施与商业文化空间满足了居民的休闲锻炼和社交需求，增进了社会交往，塑造着居民的社会网络。
(2) 社区区位以及门禁系统的配备对社交模式的影响显著。相比于中心城边缘区，近郊区居民倾向于成为积极社交型，远郊区居民更倾向于成为社区外交往型。门禁社区中的居民更倾向于在社区外交往，体现了居民在享受门禁社区安全性的同时，也倾向于与社区内其他居民保持一定的距离。门禁系统对于社会交往、社会融合的作用有待更进一步考虑。
(3) 良好的社区环境感知有助于促进邻里交往。对社区美观程度评价越高的居民，相对更愿意在社区内开展社会交往；在进行社会交往时，居民对于感知的空气污染比噪音污染更敏感：感知的空气污染越严重，居民越趋向于在社区外进行社会交往，反映了社区附近的空气污染对社区内活动的抑制性；感知的噪音污染对居民社交模式的影响不显著。
研究结果对于上海市的社区规划和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首先，不同区位居民的社交模式存在差异，社区规划和营造的重点相应不同；中心城边缘区与近郊社区需要注重保护现有的本地社会网络，同时为社区居民营造更加安全、友善的社会交往环境，提升社会交往满意度；城市的快速扩张使得越来越多的居民居住在远郊区，远郊社区应注重加强邻里友好、促进邻里交往。其次，门禁社区在有序的私人治理下为居民提供了安全、私密的居住环境，与此同时，增加丰富的社区活动有助于促进邻里接触和社区参与，进而增强社区社会资本。再次，社区中的公共空间规划不能局限于景观设计，应注重美观与实用的结合，如合理设计运动设施、商业设施，增强社区开放空间活力，使居民有更多的机会在社区中参与到人和人之间、人和空间之间的互动中。最后，在充分考虑建成环境设计与优化的同时，还需加强考虑居民的主观感受，注重感知的健康、清洁、美观的社区环境的营造，提升居民参与社区内邻里交往的意愿。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一方面，受到调查数据限制，本文对于社会交往的测度方式相对简单和片面。由于不同居民对常联系人的定义存在差异，填写数量时的判断标准不同，仅采用社区内、外常联系人的数量来表征交往水平并划分交往模式，可能会对结论产生一定影响。未来研究在数据获取时可以综合多种提问方式获取更准确的社会交往信息，也需要充分调查居民与不同对象进行社会交往的频次、类型和程度，通过多元化的指标综合评估居民的社会交往水平。另一方面，社会交往是一个伴随居民日常出行与活动的动态行为，本文对环境的考虑局限于社区内部，所揭示的对于个体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可能相对片面。未来可以将居民日常活动空间与社会交往空间纳入考虑，分析不同地理背景下城市环境的作用机制，更加深入地探讨城市环境对社会交往的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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