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铁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知识跨域流动越发普遍,并对区域和产业演化产生重要影响。论文利用2011、2016和2021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专利引证大数据和两位数制造业产值等统计数据,并运用Logit模型等方法对长三角城市产业比较优势演化及其知识流动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随着长三角城际知识流动网络的日趋紧密,城市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门类整体上愈加丰富;② 知识跨域流动对产业比较优势演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某城市更容易在强知识关联城市的专业化领域发展自身比较优势;③ 长三角城市产业比较优势结构演化存在显著的知识网络关联,强知识流动城市间的比较优势结构的相似性更高。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学界对数字经济时代产业比较优势演化的知识动力及其多尺度相关多样性的认识,有助于为区域创新和产业升级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区域间经济往来密切,其中蕴含着产业链的分工和隐含碳排放的流动,从而影响区域的功能协同和碳排放责任明晰。论文采用2012年和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数据,借助投入产出分析法构建了京津冀地区产业链空间网络,考察京津冀地区间产业联系及其隐含碳排放流动关系,并分析了隐含碳排放的主要行业和地区,以期为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发展和“双碳”目标提供决策依据。研究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存在有分工、缺协同、产业空间联系和隐含碳流动对重工业依赖性较强的特征。建筑领域产业链和机械设备制造产业链等重工业产业链是地区间产业联系的主要路径。② 京津冀地区制造业生产环节薄弱。核心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产出占比始终高于中游,制造业至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网络联系薄弱。③ 从隐含碳排放的空间格局看,北京和河北分别是京津冀地区流入和流出隐含碳排放最多的省份,天津隐含碳排放流出量占地区碳排放总量的比例最高。在此基础上,论文从深化产业链空间融合、率先开展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城乡融合作为引起耕地生产投入、作物类型、耕地价值等发生变化的重要手段,是影响耕地利用转型的关键。论文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城乡融合水平和耕地利用转型指数,并运用面板回归、中介效应及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城乡融合对耕地利用转型的影响、机制及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 城乡融合正向影响耕地利用转型,且该影响集中于隐性转型;② 从区域视角看,城乡融合对耕地利用转型的影响在中西部更强;③ 城乡融合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及劳动力转移效应对耕地利用转型产生影响;④ 城乡融合对耕地利用转型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因此,在城乡融合中要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加速要素自由流动,并关注城乡融合影响的差异性及溢出性,促进耕地利用转型。
系统刻画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并探讨其城乡融合效应,对于凝聚旅游经济发展合力和扩大其对城乡融合的网络溢出效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论文综合运用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型等,在勾勒2010—2021年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网络及城乡融合水平演变特征的基础上,系统探索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网络的城乡融合效应。研究发现:① 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出复杂化、多线程的网络结构形态,武陵源区、永定区、凤凰县、恩施市等县域在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② 武陵山片区城乡融合总体水平相对较低,呈缓慢提升态势,但城乡融合水平的区域差距有所扩大,在空间上城乡融合水平较高的县域向外溢出形成高水平集聚区。③ 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网络中心性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城乡融合,且这种正向外部性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原国家级贫困县网络中心性的城乡融合赋能效应更加突出,而省际交界区的县域网络中心性对城乡融合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④ 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网络中心性对城乡融合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外溢具有边界效应,外溢系数在110 km处达到峰值,此后随距离衰减。研究结果可为推动武陵山片区城乡融合和共同富裕提供实践参考。
乡镇等基层政权和村居等自治组织是国家治理单元,对于理顺中央—地方关系、提升基层服务水平等具有重要意义。乡镇属于正式的基层行政区划,村和社区等则可以被视作准行政区划。然而,现有研究很少意识到诸多基层治理单元的准行政区划属性,忽略了基层准行政区划的形成过程及其与正式行政区划之间的冲突。为此,论文以海南省国营农场改制中新设立的“居”为例,从层级、幅员、边界3个维度分析基层准政区设置的逻辑和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居”是海南省农垦集团化、农场公司化和农场社会职能属地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类典型的基层准行政区划,其行政级别介于社区和镇之间,主要通过政府授权和购买服务等方式行使基层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居”的准行政区划性质导致其与正式的行政区划(尤其是镇)之间存在层级、幅员和边界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容易导致管理人员晋升通道不畅和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主体缺位等问题,“居”与所属镇和所服务农场公司之间也容易围绕行政管理功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属地边界产生争端。研究结果对增进理解单位和国有企业转制、探索基层(准)行政区划的设置和优化路径、深化对准政区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对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的影响因素开展多尺度定量分析,是揭示生态系统服务演化机理和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既有研究侧重于从行政或流域的等级确定研究尺度大小,缺乏科学合理的尺度划分方法。论文以石羊河流域为研究区,评估了食物供给、碳固存、产水量和防风固沙4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应用小波分析和参数最优地理探测器模型确定了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影响因素研究的最佳尺度及不同尺度下的主要影响因子。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石羊河流域食物供给、碳固存、产水量和防风固沙4种生态系统服务均呈上升趋势。食物供给服务增幅最大,增幅为138.3%,碳固存、产水量和防风固沙服务增幅分别为0.97%、7.6%和9.5%。② 根据4种生态系统服务的小波方差主周期,2000—2020年和2010—2020年分别构建了6个、2000—2010年构建了7个影响因素研究的特征尺度。③ 随着尺度增大,影响因子对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的作用程度逐渐增强,且不同尺度的主要影响因子存在明显差异。食物供给和碳固存服务在小尺度上主要受人文因子影响,大尺度上受自然因子影响;产水量服务在不同尺度上始终受自然因子影响;防风固沙服务随尺度增大人文因子影响程度显著增强。④ 尺度增大过程中不同交互因子q值的增加趋势不同,其中碳固存和防风固沙服务中人文因子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增强。论文通过小波分析改进了传统的多尺度序列构建方法,可为优化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及制定多级生态系统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邻里交往是居民获得经济、情感支持的重要途径,对主观幸福感、身心健康等方面具有显著影响。然而在城市转型、郊区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社区内稳定、密切的社会关系逐渐减少,居民社会交往的范围和构成不再局限于社区内部。因此,有必要对社区内、外的社会交往水平及其联系开展研究,探讨社区环境如何影响居民的社会交往模式。论文基于2017年上海市郊区居民日常活动与出行调查数据,利用个体的常联系人数量及其在社区内、外的分布,将居民的社会交往模式分为消极社交型、社区内交往型、社区外交往型、积极社交型4类,并探讨社区环境对于居民形成不同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海市郊区居民社会交往的总体规模较大,但社区内邻里交往水平较低;社区中的室外活动设施、小型商业网点等公共活动空间以及对社区美观程度的良好感知有效地提高了居民在社区内的邻里交往水平;居住在远郊区及门禁社区中的居民倾向于拥有更高的社区外交往水平。研究认为,应注重不同区位和人口结构的社区在规划和营造中的差异化策略,提高公共空间和设施的质量与使用率。研究结果可为以促进邻里交往、优化社会交往模式为导向的社区环境优化提供依据。
行为转向与社会转向下个体行为模式分析为人地关系研究提供微观视角,然而以往研究关注行为决策与空间的关系,忽视了空间对人心理与认知层面的反馈作用。“神经转向”强调了人的心智与空间的关系,运用神经机制探究人的感知、情感、行为与空间的相互作用。论文在神经转向的背景下,结合行为主义研究范式,构建“认知—决策—反馈”的“人—行为—空间”闭环分析框架,在空间—行为互动理论的基础上,强调人脑的环境感知、经验学习、综合决策能力在重构认知与重塑偏好中的作用,并进一步从行为主体、空间行为的角度分析“空间—人”反馈过程。论文以北京市望京地区为例,采用深度访谈和活动日志分析方法对典型案例日常活动进行解读,结果表明,该框架能较好地解释个体短期行为与空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空间图谱、空间偏好和行为决策在个体与空间互动中的中间作用。
在社交媒体构建起全方位媒介化社会生活的现实背景和媒介与传播地理学成为地理学研究新方向的理论背景下,论文运用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以北京宋庄艺术区为例,探究中国语境下媒介与传播对地方的多重建构。研究发现,政府及主流媒体代表国家力量主导的传播领域,为实施地方品牌营造、地方形象重塑和发展战略转型,分别对宋庄艺术区实施了合法化、产业化与商业化三阶段的媒介建构策略。外部公众在社交媒体上对宋庄的媒介建构一方面服从政府塑造的宋庄作为文化艺术高地和打卡旅游地的形象,巩固了政府话语在地方传播和地方代言上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又基于短暂的在地体验揭示出一种与官方话语不同的地方意象。艺术家作为长期生活的内部群体,通过草根和非正式的短视频实践,自下而上地将宋庄建构成一个与其日常生活经验和私人情感密切结合的地方,打破了他者视角对自身主体性与宋庄真实艺术生活的遮蔽。论文从媒介地理学的理论视角通过提供中国艺术区的案例研究,丰富了地方表征与建构的研究成果,同时讨论了媒介地方与现实地方以及不同实践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理解宋庄的发展特征以及少被关注的中国艺术家的生活境况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型人才成为影响区域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论文以广州市的海归知识移民为例,从地方嵌入的理论视角,探讨其是否有效融入地方发展的状况,并在构建量表的基础上分析其地方嵌入的关键维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 海归知识移民的地方嵌入是一个多维度过程,包括工作嵌入、社会关系嵌入、文化嵌入与情感嵌入等4个方面;(2) 不同类型海归知识移民在4个维度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嵌入水平,在情感、工作与文化层面的嵌入程度较高,与地方的社会关系嵌入的程度相对较低;(3) 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再嵌入的过程、模式与程度等可看作是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工作与经济以及非工作的生活与环境等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海归知识移民回流嵌入的视角对移民与地方的互动进行评估分析,可以更深入理解知识移民回流适应的多维层面,并为国家人才政策制定和地方发展战略提供智力支持和启示建议。
城市通风空间作为风环境优化的场所,亦是热岛效应缓解、居民舒适度提高的重要载体。从供需视角下开展老城区通风空间研究,能够为城市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采取的适应性与低碳发展策略提供支撑和指引。论文以上海徐汇区、广州荔湾区、南京鼓楼区以及武汉硚口区为例,基于建筑形态数据、遥感数据、POI数据以及常住人口密度数据等多源数据,分别构建通风供给系数(ventilation supply index, VSI)与通风需求系数(ventilation demand index, VDI)评估老城区的通风供给能力和需求水平,同时采用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模型测度通风供给空间与需求空间的匹配关联程度,识别不同类型通风供需区域并划分管控干预优先级。结果表明:① 老城区整体通风供给能力较低,整体通风需求水平较高,二者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错落异质性,供给系数高值区主要分布在蓝绿空间等开阔场所,需求系数高值区主要集聚在高密度、高开发强度空间。② 老城区通风供需区域涵盖高供给—高需求、低供给—低需求、高供给—低需求以及低供给—高需求4种类型,其中处于供不应求(低供给—高需求)状态的空间单元比例约占14.9%~19.7%,通风供需匹配情况总体不容乐观,亟需得到管控优化以提升内部通风供给能力。③ 老城区高优先级管控区域分别位于上海徐汇区的徐家汇街道,广州荔湾区的华林、多宝、岭南、沙面、花地街道,南京鼓楼区的华侨路、湖南路、挹江门街道,武汉硚口区的宗关、汉正街道。
创新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理学和相关学科学者高度关注创新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开展了丰富的区域创新研究。在研究早期,区域创新研究以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为主要研究方法,探索了创新活动的空间聚集机制及区域特性。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气候、环境和能源等方面的全球挑战的突显,区域创新研究在理论基础和研究对象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尽管已有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创新研究进行理论梳理,但未充分关注区域创新研究的社会经济背景变化及其对研究的影响。为此,论文全面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创新的研究范式变革的社会经济背景、研究主张及主要研究话题,揭示了区域创新研究逐渐由封闭转向开放及由静态转向动态转型演进的内在逻辑,指出了技术创新系统、演化经济地理学和转型研究等研究视角对区域创新研究的贡献,强调区域创新研究需要重视全球知识对区域创新活动的重要性并审视创新的价值和方向。在总结国内外区域创新研究新进展的基础上,论文最后提出未来区域创新研究需要更加关注创新的多尺度、差异性、负效应及国家的作用。
城乡人口流动是改变并形成新城乡关系的重要驱动力。伴随中国城乡融合的深度发展,中国城乡人口流动出现新动向,即人口城乡逆流,这一重要社会现象正推动着乡村社会联系与发展。人业互动作用下作为空间载体的乡村社会空间的演进与重构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探讨中国乡村“人—地—业”格局复杂化背景下的人口城乡逆流对乡村社会空间的重构过程,对于理解目前“城乡中国”面临的困境与机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从城乡人口流动与乡村重构、乡村产业发展与乡村社会空间演变、乡村社会空间重构过程及效应等核心研究领域着手,利用VOSviewer工具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凝练出当前研究重点关注主题取得的成效与亟需解决的瓶颈,进而从人口城乡逆流重构乡村社会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过程规律、作用机理、地方效应等4个方向进行研究展望,旨在重新认知并诠释新时代中国人口城乡逆流现象,破解城乡融合深度发展的人口问题,为缩小城乡发展不平衡、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提供科学理论依据和支撑。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商业和贸易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联系在一起,各国更加倾向于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出发来考虑经济问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多极经济力量体系崛起,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不断升级,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对于地缘经济研究的兴趣。但当前地缘经济研究仍缺乏清晰的理论和概念界定以及完整的质性分析框架,难以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地缘经济理论支撑。基于此,论文对西方地缘经济学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发现:① 西方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可以划分为理论萌芽和理论初创两个阶段;② 形成了地缘战略学派、经济地理学派、批判地理学派三大理论学派;③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分别基于“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并相互纠缠;④ 主要实证研究议题涵盖了地缘经济战略、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及其有效性、地缘经济话语与想象等方面。最后,论文指出地缘经济是一种现实存在,而地缘经济学作为其对应的理论总结,是基于资本逻辑的政治地理学,关注地缘政治空间经济。它与地缘政治学辩证统一,既是一种外交政策实践,也是一种分析框架。基于已有研究和中国面临时代背景的耦合性,论文认为未来可以从地缘经济韧性、不同尺度下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及其有效性问题、小国与第三国地缘经济实践、城市区域主义视角下的地缘经济、地缘经济话语与实践关系研究等5个方面展开研究。研究有助于准确、全面理解地缘经济,把握西方地缘经济学发展动态,更好地引导国内地缘经济学发展,以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和平崛起。
受地理学“再物质化”思潮的影响,移民地理学开始将物的主体性纳入移民地理的研究框架,探索流动性与物质性相结合的移民地理研究新范式,以解释当前愈发复杂的移民局势,并形成了移民地理学的“物质转向”。移民地理学对物质性的关注较早,但其对物的讨论往往过于宽泛而缺乏焦点,使得该领域一直未能形成一套主流的理论体系。基于此,论文拟通过梳理国内外移民地理相关文献,对该领域当前的主要研究成果与研究前沿进行系统的综述,并围绕移民流动过程中“人—物—地”互动构建理论框架。首先,对西方物质研究的哲学脉络进行梳理,发现“物质转向”思潮最早根源于西方唯物主义、新物质主义与知觉现象学等理论,这些哲学思想与地理学理论相结合产生新的空间辩证思想。其次,通过对近10年的移民地理“物质转向”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其研究主要聚焦于4个研究热点:移民基础设施、移民身体与生命政治研究、移民物质文化与空间实践、超越人类的移民地理。最后,文章对西方移民地理“物质转向”的理论框架进行总结,阐述其对中国移民研究的借鉴意义,并进一步提出建立中国本土化移民理论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