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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

2024 , Vol. 43 >Issue 1: 163 - 178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4.01.012

研究综述

人文地理方法论视角下的乡村聚落景观流派进展及展望

  • 杨阳 , 1 ,
  • 房艳刚 , 1, 2, * ,
  • 梁璐 3
展开
  • 1.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长春 130024
  • 2.东北师范大学长白山地理过程与生态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24
  • 3.西安外国语大学旅游学院/人文地理研究所，西安 710128
*房艳刚(1979— )，男，山东曲阜人，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人文地理学与乡村发展研究。E-mail:

杨阳(1993— )，女，陕西西安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乡村聚落发展与景观演变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3-04-25

  修回日期: 2023-09-27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1-19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223)

收起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scap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geography methodology

  • YANG Yang , 1 ,
  • FANG Yangang , 1, 2, * ,
  • LIANG Lu 3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Geographical Processes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 Changbai Mountai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 3. School of Tourism &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 Geography,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4-25

  Revised date: 2023-09-27

  Online published: 2024-01-19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071223)

Fold

摘要

人文地理学方法论在经历了实证主义、人文主义、结构主义三种主要流派的过程探索之后逐渐趋向体系化、完整化，构成了整个现代地理学的思想轮廓和学术分期。论文在人文地理学哲学思潮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地理学视角下的乡村聚落景观流派成果开展整合性归纳与总结，研究发现三种流派范式下的乡村聚落景观研究内涵各有侧重，呈现出“传统—批判—整合—超越”的更新路径，相互之间兼收并蓄，并行不悖。其中，实证主义地理学主要以刻画乡村聚落景观的空间性、区域性为主，表现为“空间化秩序特征描述”；人文主义地理学热衷于对景观地方性、象征性意义的探索，充满了“多元化人文情感关怀”；结构主义地理学注重景观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关注景观背后的“因果化博弈机制解释”。总体来看，乡村聚落景观框架下的流派研究成果微观多于宏观、静态多于动态、物质空间多于社会经济空间，对指导中国乡村振兴实践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未来应从人文地理方法论的视角创建中国特色乡村聚落景观研究的“中国范式”，针对不同类型乡村的聚落景观有所侧重地强化“短板研究”，以综合并充分发挥各个流派的优长。

关键词： 乡村聚落景观; 人文地理学; 方法论; 流派进展; 研究展望

本文引用格式

杨阳 , 房艳刚 , 梁璐 . 人文地理方法论视角下的乡村聚落景观流派进展及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 43(1) : 163 -178 . DOI: 10.18306/dlkxjz.2024.01.012

Abstract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positivism, structuralism, and humanism, the methodology of modern human geography research gradually became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on rural settlement landscape and renowned geography scholars' arguments, and referring to the modern human geography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their derivative methodology and epistemology, concluded that under the guidance of positivism, structuralism, and humanism, the schools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scape studies followed the renewal path of "tradition-criticism-integration-transcendence". Furthermore, the positivism geography mainly underlines spatiality and regionality, which is summarized as spatialized description of order characteristics; The humanism geography is knee to rediscover the place and symbolic meaning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scapes, with diversified people-oriented humanistic care; The structuralism geography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power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behind the landscape, and its causality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wer game. In general, the relevant achievements of research of geographical schools on rural settlement landscape are more microscopic than macroscopic, more static than dynamic, and more material space oriented than socioeconomic space oriented, which have their ow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 guiding the practi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In the future, a Chinese paradigm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scape researc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cre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geography methodology, focusing on the settlement landscap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areas to strengthen the deficiencies of various research paradigms, and develop towards the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of positivism, humanism, and structuralism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Key words： rural settlement landscape; human geography; methodology; progress of different schools; research prospect

景观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五大核心之一[1]。乡村聚落景观研究是乡村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与研究主题[2]。“乡”为野域，“村”为聚落，乡村聚落是人类最早出现的集居形式，“或久无害，稍筑宅室，遂成聚落”(《汉书·沟洫志》)。乡村聚落又称农村聚落，是指一定规模的与从事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人群，在一定地域范围内集中居住、生活、休憩以及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固定居民点[3]，具有明显的自然依托性和乡土特性。西方近代地理学创始人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把景观定义为自然地理综合体[4]；美国文化景观学派创始人卡尔·索尔(C. O. Sauer)把文化景观定义为人类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活动形态[5]；中国乡村聚落地理学创始人金其铭把乡村景观定义为在乡村地区具有一致的自然地理基础、利用程度和发展过程相似、形态结构及功能相似或共轭、各组成要素相互协调统一的复合体[6]。由此，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乡村聚落景观是构成乡村地域综合体的最基本单元，是指在乡村聚落地区人类有意识开发利用并改造自然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具有特定景观行为、形态和功能的景观类型，不仅具有时间和空间双重内涵，还与地域文化密切相关，是自然环境景观、物质文化景观与非物质文化景观在空间上的综合表征，具备土地资源利用粗放、人口群居密度较小、乡土文化积淀深厚、田园风光映射明显等景观特征。
人类对世界(事物)大致有3种探索方式：认识、理解和解释。认识是研究者把研究对象作为客体(客观)事实进行外部描述与说明，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从属于实证主义范畴；理解是研究者把研究对象作为一种“典籍”来解读品味，是文化科学的方法论，从属于人文主义范畴；解释是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集合问题”来剖析，探讨现象结构的发生过程，或用深层结构来解释说明表层结构，是解释学的方法论，从属于结构主义范畴[7]。人文地理学方法论大致经历了以上3种模式的过程探索，逐渐趋向体系化、完整化。约翰斯顿(R. J. Johnston)[8]在其著作《地理学与地理学家》中将这一过程的人文地理学发展思潮归纳为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3种流派，构成了整个现代地理学的思想轮廓与学术分期。地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交叉纽带与桥梁[9]，其综合研究和系统性思维为解决现代文明对传统聚落景观的重塑而引发的乡村问题提供了有效工具和嵌入视角，俨然已成为支撑乡村振兴的一门重要学科。本文立足丰富庞杂的理论文献，对国内外地理学视角下的乡村聚落景观流派成果开展整合性归纳与总结，探讨国内外乡村聚落景观研究对象与研究流派的“耦合”输出，以期为国内当下聚落景观热点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1 乡村聚落景观主要流派更新

1.1 乡村聚落景观研究起源

乡村聚落景观在东西方都是古老的学问，虽然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系统的关于乡村聚落景观的著作，但在古籍《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以及各地方志等史实性文献中都对乡村聚落景观的溯源有迹可循。聚落选址、农田灌溉、穴居形式、聚居规模、街道布局等无不反映着人类先民在创造聚落并利用景观时的地理学意识，尤其是明代聚落地理调查实录《徐霞客游记》详尽地记录了国内大范围农村聚落的物质景观特征，开启了中国乡村聚落景观地理研究的先河[10]。西方乡村聚落景观的科学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聚落地理学和景观学。德国地理学者以北德平原、中德山地、阿尔卑斯山地及高原聚落为例，论述了不同自然条件下乡村聚落景观综合体的形成、分类、差异及其演变，标志着乡村聚落景观研究正式进入地理学的议题当中[3]。
进入20世纪，乡村聚落景观研究开始转向对事物规律的探索，学者们试图对景观提出建议和设想，用于解决乡村聚落中的实际问题。法国在此期间获得了较快发展，以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和白吕纳(J. Brunhes)为代表的传统区域学派从发生学角度钩沉爬梳，围绕乡村人文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自然依附和景观制约关系对农田资源利用、聚落景观风貌、生产生活分布、自然地理特点4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其研究成果反映在乡村聚落专著《人地学原理》[11]中。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乡村聚落景观研究是由传统区域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所统治，其立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研究内容偏向聚落景观的共性特征和规律，并没有对某种人为界限圈定的既定区域进行过多描述。

1.2 乡村聚落景观实证主义流派

20世纪20年代，以卡尔·索尔及伯克利学派为代表的Sauerian(英文文献中以索尔名字的变体Sauerian指称这个学派)文化景观研究范式在乡村聚落景观研究中一脉相承，认为人文地理学的核心就是解释文化景观[5]，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施吕特尔(O. Schluter)、帕萨尔格(S. Passarge)以及苏联的苏卡乔夫等。相关研究多将景观作为文化的载体，以文化景观分区为标准，探究景观的特征、类型、形态和分布；以文化景观演变为导向，解读景观的产生、发展、冲击和消亡。在此之前，乡村聚落景观研究大多只是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研究景观的框架结构，如景观的地质结构、地貌形成和地表植被等，却未能涉及景观自身鲜活的具体内容，忽略了各类文化景观对自然环境的折射作用。之后，学者们开始讨论人类活动与乡村聚落景观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通过梳理早期农耕文明到工业化阶段乡村聚落景观形成的清晰线索，解释农村公路铁路与聚落商业景观的关系、西欧农业制度对民居建筑的影响以及乡村人口过剩与文化景观冲突等[11-12]，说明了人类活动对乡村聚落景观演进的推动作用。
20世纪50年代末，实证主义思潮引发的“计量革命”使得乡村聚落景观的研究从定性研究走向定量研究，运用模型和电子计算机来分析“乡村聚落景观空间系统”以及“人和聚落景观关系系统”的论著犹如雨后春笋，日益丰富，其中以数理统计、控制论、规划论以及现代遥感技术与地理信息系统等首开其端[1]，其贡献在于将地球上聚落系统的景观信息资料库展现于地理空间范畴，为后续的乡村聚落景观研究拓宽了思路。这一时期的乡村聚落景观研究主要以实证主义范式刻画景观的“空间性”“区域性”为主，表现为“空间化秩序特征描述”。文化景观Sauerian学派给乡村聚落景观的研究带来深远的影响，然而其对景观的定义又局限了景观的内涵与外延，缺乏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批判性处理，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对人类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这些问题被认为是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驱动因素。

1.3 乡村聚落景观人文主义流派

20世纪70年代，人文主义思潮跨越阿尔卑斯山脉，扩展到整个欧洲，促进了早期地理学的“再觉醒”[13]。相比实证主义的“形式论证”，人文主义则力图进行“模糊性领悟”的“创造性论证”，通过研究人的意识、情感、感知与价值等以达到了解“世界上的人”的目的(这里也包括对人类和他们所居住的世界之间的联系分析)[14]，代表观点来自怀特(J. Wright)的“敬地情节”、段义孚(Yi-Fu Tuan)的“恋地情结”、西蒙的(D. Seamon)“地方芭蕾”以及雷尔夫(E. Relph)的“无地方性”等[15]。乡村聚落景观研究开始出现文化转向，景观不再被当作“所见的”外在客体，而是以一种“见的方式”被重新探讨研究。西方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人文主义研究中对情感要素的渗透起了重要作用，各国乡村聚落景观研究兴起了对聚落群体、行为、心理及地方性景观的探讨[16]。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国内学者开始从环境感知(颜色、造型、体积、位置等)和心理认同(功能、意义、情感等)两方面来考察居民游客满意度、认知、评价、乡村绅士化的景观演化以及聚落景观空间的多维生产与身份认同的建构问题[17⇓⇓⇓-21]。人文主义在现象学、理想主义、存在主义等“欧陆哲学”的基础上，运用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对乡村聚落景观做人文主义说明，从个体消费、文化、身份引申到景观感知与景观认同，从地方符号、文本、表达扩展到景观记忆和景观依恋，人文主义地理学越来越热衷于对乡村聚落景观“地方性”“象征性”意义的探索，充满了“多元化人文情感关怀”。

1.4 乡村聚落景观结构主义流派

与此同时，随着计量革命的衰退，作为对现代空间科学经验论和实证主义批判的一部分，结构主义思潮以宽松和程式的方式延伸到英美人文地理学领域，认为地理学研究不能仅满足于经验现象的罗列与描述，应该去考察和追寻隐藏于表象背后的深层逻辑，结构主义地理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代表观点有列维·斯特劳斯(Lévi Strauss)的“结构主义”、列斐伏尔(H. Lefebvre)的“空间生产”以及大卫·哈维(D. Harvey)的“三级资本循环”等，乡村聚落景观研究开启了社会研究的空间转向及其对“间性关联”的阐释[22]。乡村聚落景观从乡村区域载体发展成为乡村生产实践的重要力量，聚落景观以其具象的存在与生动的变化刻录了权力阶层及各权力之间的力量博弈。资本主义的生产、人群消费控制以及乡村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将传统物质景观空间推进至表征景观空间，暗流涌动的资本积累使乡村聚落景观结构及其衍射内涵被重新定义[13]。该范式也同样强调空间的“间性关联”和多元主体等概念[23]，对乡村聚落景观空间组织的关联性和功能性表现出极大的关注[24⇓-26]。总之，结构主义地理学者尝试从解释学的视角解读乡村聚落景观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关注景观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权力运作和社会关系等，引发了乡村聚落景观研究“因果化博弈机制解释”的浪潮，在有关景观演化、机制、归属、权益等问题的研究中，创出一派新局面。

1.5 乡村聚落景观流派争鸣

20世纪80年代，人文地理学进入快速发展期，各思潮流派百卉千葩，百家争鸣，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繁荣景象。以科斯格罗夫(D. Cosgrove)和杰克逊(P. Jackson)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开始关注主体间性的意义系统，学者们从表征与非表征两种视角对乡村聚落景观进行解读，深入阐释聚落可视化景观的表征性意义，以及与景观感觉、情绪、行为等无法具象化的非表征实践流的研究[27]。以邓肯(J. Duncan)、德里达(J. Derrida)、福柯(M. Foucault)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地理学立足于景观文本建构和文本解读的方法以及景观如何影响行为等方面，力图揭示景观在社会进程中的重要意识形态作用，提出了景观还原的重要性，并以此引发“解构主义”思潮，强调个体对乡村聚落景观的构建力。在之后的地理学发展脉络中，西方经济萧条使人文地理学转向了有条不紊的调查研究，各流派反现状的“少壮激进分子团体”逐渐接受现实，对学术变革的期望越来越小，乡村聚落景观领域日益开放并且专业化。
人文地理学流派进展揭示出乡村聚落景观研究在发展过程中表现为互有批判、互有推进与承上交替的革命性阶段，整体呈现出“传统—批判—整合—超越”的更新路径。虽然在近一个世纪的探索中，人文地理学存在着不同的探索方向，形成了众多不同的思潮流派，但是从主体上来看，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与结构主义这3种不同的研究范式至今仍是当代乡村聚落景观建构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为呼应中国特色乡村地理学的理论建设与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国家需求，本文从以上三大主流流派对乡村聚落景观开展整合性论述。

2 乡村聚落景观主要研究内容

2.1 实证主义流派:空间化秩序特征描述

实证是指实际亲历的证明、证据确凿的验证。实证主义研究是通过一系列数据支撑和技术手段来归纳总结地理事物从个别到一般、从本质到规律的一种研究范式，强调以数学方法来推求因果关系，以统计方法来解释数量关系，用地图分析法来印证空间布局的合理性。数量革命的旗手大卫·哈维主张借用实证哲学理论来描述地理学景观、阐释地理学秩序、建构地理学图示，他在《地理学中的解释》中谈到，要将科学的计量化方法与哲学的思辨结合相统一，让地理学成为一门可计量、可思辨的“空间科学”[28]。实证主义的出现使得空间结构及其规律演变成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也成为乡村聚落景观研究的重要手段。
(1) 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演化
实证研究与空间信息技术息息相关。长期以来，地理学者在现代计算机技术支持下，借助景观格局指数、最近邻分析、地理探测器等定量方法，耦合各学科理论分析，对乡村聚落景观的时空格局演变与分异特征、景观形态结构、景观保护管理信息系统以及传统村落景观管理模式等方面展开了大量的理论演绎与实证剖析，研究区域多集中于中西部河谷与绿洲[29-30]、山地丘陵区[31-32]、平原农区[33-34]、都市郊区[26]及草原牧区[35]等，并针对传统农耕型、农业集聚型、产业发展型和生态保护型4类典型村庄的聚落空间演变因素开展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全球化、城市化、经济发展、国家政策和自然灾害是乡村聚落景观变化的主要驱动力[36]。传统农耕型聚落受气候、水文、土壤等因素的影响，与其地貌景观相适应[33]，随着海拔升高，乡村聚落规模逐渐减小，表现出明显的地形梯度特征[31]。农业集聚型村落形态受城乡发展、农地制度、代际模式等驱动因子的影响，聚落内部的农业生产空间较之生活居住空间逐渐弱化[34]。针对产业发展型乡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产业化结构调整、景观空间替换是乡村聚落景观格局变迁的直接原因，尤其是交通网分割形成的景观矩阵打破了原有乡村景观空间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在空间结构上呈现出“聚集—随机—分散”的动态演化特征，与聚落“产生—发展—稳定”的序列阶段相对应[30]。生态保护型乡村聚落秉持“景观可持续”的发展理念，适当调整景观层面的空间配置和连通属性，以及社会、自然和景观之间的距离联系程度，使聚落景观的空间协同作用增强，向多功能路径转变，实现景观的可持续发展[29,37]。这些实证分析多考虑比较容易量化的自然、社会、人口及经济客观因素，而较难兼顾文化习俗、种族信仰等难以具象的主观因素，缺乏地理学的整体观，这也是实证主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2) 乡村聚落景观特征、类型与区划
国际上对乡村景观的研究多集中于欧盟典型区域。据统计，欧盟95%的领土都是乡村，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生活在乡村[38]，乡村承担着社会人口就业、城市休闲旅游、资源环境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种功能。在政府和研究者的关注下，乡村景观的空间分布、功能类型、动态演化以及生态环境响应和可持续发展保护一直都是国外乡村景观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包括传统乡村文化区的遗址景观勘测与绘制[39]，乡村生态脆弱区的土地覆盖变化、景观质量及生态环境响应[40]，乡村旅游复合区的景观特征评估、类型划分和价值潜力模拟[41]，以及城乡边缘连续带的废弃农田景观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42]等。然而，这种文化景观类型的丰富程度并没有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和测绘清单反映出来，其原因是欧洲景观在规格上一直没有国际统一的划分标准。21世纪初，Mücher等[43]利用遥感数据集绘制了欧洲类型景观地图(LANMAP)，但是该分类标准仅限于气候、海拔、母质和地理形态、土地利用等自然地理因素，缺乏对人文地理因素的必要考量。相比之下，文化研究者Cullotta[39]将历史、种族、文化等因素考虑在内，以三种不同的比例尺对地中海盆地西西里岛的传统文化景观特征分布进行地图绘制，对文化景观的类型研究做出补充性探索。相关研究基于地理学视角在景观分类和景观类型学领域提供了更为翔实的基础研究成果[39⇓⇓⇓-43]，其科学的计量化方法也使得结论更加客观。
相比之下，中国的乡村聚落景观具有显著的文化分区特征。当前，实证主义研究关于乡村聚落景观的议题在景观特征、分布、类型划分上也颇有建树，其分类结果反映了不同民族生活、生产活动的地域差异，为研究传统聚落居住环境、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跨区域合作共享等提供了基础信息。地理学者透过尺度的棱镜，将“时间—空间”“物质—非物质”相结合，在经历了定性识别—定量识别—指标体系识别的过程之后，乡村聚落景观的研究走向区划。方创琳等[44]以自然地理要素差异性为基础，把中国划分为8个人文地理大区和66个人文地理区；刘沛林等[45]以区域景观基因一致性为原则，把中国乡村聚落景观划分为3个景观大区、14个景观区和76个景观亚区。之后，也有学者对此进行拓展，从省域、县域尺度对中国不同地区的传统聚落景观群系和特征进行定量统计[46-47]。在聚落尺度，农房被认为是乡村聚落的基础单元和核心景观，构建“中国农房数据库”能够在全域上展现乡村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和动态趋势[48]。现阶段，中国聚落尺度的农房景观呈现出“南密北疏”“东优西劣”的形态特征，海拔高度和纬度是决定聚落疏密布局的两大地理因素，地域文化、居民收入、受教育程度、城镇化率以及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住房结构和质量的主要人文因素[48⇓-50]。从研究成果上看，国内整体宏观上的区划与典型代表性文化圈层的景观分类已经趋向成熟，而海南岛、闽台传统等文化交融区的景观细分尚处于探索阶段。
(3) 少数民族聚落景观变迁与保护
少数民族聚落景观始终处在有机演进的过程当中，特色褪化业已成为景观异变的共性问题，许多学者对其典型村落进行实证剖析，深入讨论了景观变迁的背后诱因。各民族自治乡镇受自然条件、种族文化、宗教信仰的干预，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乡村聚落景观的形成、发展、更替与嬗变，文化景观演进的背后遵循着自然规律的逻辑递进。例如，青藏高原地区经历过多种宗教文化的交融，民族信仰逐渐“融苯归佛”，佛教文化蔓延到藏族的各个角落，形成了以佛寺、佛窟等地标景观建筑为中心的民居景观格局体系[51]；川西北羌族聚落景观受高山河谷的地形限制表现为垂直向上的延伸，山上优越的防御系统、气候条件以及充分的光照强度有利于农业生产，造就了当地人文景观与自然背景轮廓之间的自适匹配[52]；新疆少数民族聚落景观变迁与灾害循环频发密切相关，干旱、沙尘暴和次生灾害等对聚落空间载体的制约作用明显，水利工程建设对新疆聚落的空间布局起决定性因素[53]；渝东南、桂北、湘西及黔东南地区的吊脚楼聚落景观依山靠河就势而建，聚落整体受自然条件、生产生活水平以及代际经验传授等影响较大[54]。以上少数民族聚落景观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局部地区的一个或少数几个聚落的实证研究，关于多民族地区景观融合的研究很少。
而国际上，就遗产综合体的跨种族、跨地区以及跨文化保护理念已经达成共识，即景观不等于各部分简单机械的相加，还有其作为整体的一部分特质，景观网络的整体价值大于其各部分的总和，景观遗产保护的规模应该从点、线状演变为廊道和网络面的整体覆盖[55]。一些研究通过整合中国西南部传统聚落景观网络面(LNTS)[32]，从区域尺度将武陵山分散的9个少数民族聚落景观有序地联系起来，共同研究传统聚落景观的整体保护和价值循环，对中国聚落景观的文化遗产保护具有借鉴意义。

2.2 人文主义流派:多元化人文情感关怀

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摒弃实证主义超然中立的概念，主张推崇人的主观思想及感性经验，他们是地理学中永远的“探索者”和“漫游者”，对景观的研究运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描述性方法，“我们需要按照某种尺度对不同类型的景观体验进行充分地描述”，即在景观描写的同时，也对个体与整体人的“经验”“感知”保持关注。自此，人的感觉、情感和价值等成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众多学者围绕人文关怀探讨景观感知形成的主观评价、景观诉求产生的认同依恋、景观演变引发的记忆更新等，以此发现景观背后的强权心理。
(1) 乡村聚落景观感知与评价
国外以景观感知为导向的研究议题多集中于聚落以外的开阔景观，研究内容包括景观公众审美、景观评估、景观维度以及景观构成对视觉偏好的影响因素等[56-57]，成果丰硕，且取得了一定的理论共识。植被、水泊或草地景观的整体特征都是影响公众感知的潜在因素，生物多样性、景观开放度、色彩对比、自然构成往往被认为是乡村景观最具影响力的特征[58]。国内对聚落景观感知的研究较为重视人群的划分，主要聚焦在3种模式的案例地探讨。① 以旅游开发的乡村聚落为主，把旅游者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游客受雇拍摄数据、眼动视觉实验、在线用户生成数据等研究方法，发现旅游者的视觉表征透露出强观光、弱文化的特点[59]，景观认知体系会按照物质文化资源、环境活动资源、配套服务资源的强弱顺序表现出明显的层级性特征[60]，而旅游地的色彩丰富程度、新旧程度及其呈现的景观类型会对旅游者的感知形成过程产生正向影响，使旅游者表现为积极情绪的行动倾向[19]。② 以发展变迁的乡村聚落为主，把本土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居民感知是由利益关联、价值效能和情感眷恋3个维度构成，主要受生态环境、配套设施、集体记忆、活动类型、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61]，不同发展阶段的村民感知程度不同[62]，在乡村开发过程中土著村民很难对再造或者后迁入的文化景观产生情感上的依恋与共鸣[59]。③ 以少数民族乡村聚落为主，从少数民族视角探究民族村寨的景观感知。氛围与意象是少数民族对乡村聚落景观最直观的两个感知因素。西北少数民族以高山、河流、峡谷作为地方情感的主要载体影响着本土居民的环境态度和空间认知[52]，多元文化民族地区的景观感知则以宗教文化、建筑文化、商贸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聚合相融为重要感知维度和偏好选择[63]。
(2) 乡村聚落景观认同与依恋
景观认同被普遍定义为主体所觉察到的一个地方的独特性[64]，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观点，认为景观认同塑造至少包含三重含义的复合，即景观本身的信息属性(景观特征)、景观主体的自我依恋、景观群体的共同认同[65]，其关注的实质是景观图像画的文化表达，以及通过“想象共同体”建立起来的内群和外群成员的身份认同与排斥。景观如同语言，能将乡村的物质环境与人的意识倾向进行对话，是地方认同建构的基本媒介。正如Hägerhäll的研究所示[66]，具有审美价值的乡村聚落景观表现出更强的身份特征和认同机会，因为它们能够唤醒清晰准确的心理图像，建立起个人与景观间的对话联系。由于共同体的自我意识存在差异，“景观对话”不尽相同，景观认同的对象、范围与程度也会随即发生改变。在既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基于认知情感理论，对景观认同与依恋进行量化求证。研究显示，在景观认同对象上，少数民族景观认同较之于一般性景观认同更加明显，乡村性景观认同较之于城市景观认同更加明显，乡村情感性景观认同较之于乡村功能性景观认同更加明显，这与中国乡村的文化流向、视觉节奏以及家族观念的日渐式微有着密切联系[62,67]。在景观认同范围里，民族聚居尺度的景观认同寄托于特有的人文景观表现出不同于其他环境的态度选择，景观依恋诠释出本土信仰对景观的依附性[52]。在景观认同程度上，异域、非本土的景观符号融入当地居民对异域的想象以及对家乡的恋地情结之中，成为当地居民身份认同及景观认同的核心[67]。因此，景观意象认知、景观体验互动以及景观情感融入有序推进景观认同路径，促使村民对聚落景观产生更强的保护态度，进而形成景观依恋。
(3) 乡村聚落景观记忆与重构
20世纪80年代，受文化地理学思潮影响，欧洲学界掀起一股“记忆潮”的研究热点，从哈布瓦特(M.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康纳顿(P. Connerton)的“社会记忆”到阿斯曼(J. Assmann)的“文化记忆”，再到戴蒙德(J. Diamond)的“景观记忆”，乡村聚落景观的记忆研究逐渐受到地理学者的重视。从研究成果来看，研究内容集中于文化[68]、空间[69-70]、感知[71]、仪式[72]、认同与冲突[73]等；研究对象从高原到平原、从全域到地方、从乡村文化景观到乡村旅游景观、从政治经济景观到纪念遗址景观；研究方法多以传统参与式观察、问卷访谈、文本分析、地理学田野调查等定性研究方法为主。近年来，也有地理学者将景观记忆研究与遥感影像、自媒体捕捉及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通过GIS空间分析法探究传统文化景观在地方集体记忆建构中的作用机理[68]，对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类型划分、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等展开讨论[70]。
相比国外对宗教、历史遗迹等记忆景观的重视，国内更关注人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情感依恋，尤其是发生在乡村地方的记忆研究更为明显。乡村记忆研究者认为聚落的景观载体、物质信息、事件交往、时间过程和乡愁环境等是构成聚落景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探究文化记忆在微观区域布局的重要依据[74]。而Hubner等[69]更强调景观记忆的个体性，认为记忆是重新激活过去经验的过程，只能由个人来完成，从这种意义上讲，个体与景观的日常交互催生了自我的情感记忆，又反过来加固乡村本身的历史性和传统性。只有考虑到记忆制造者、记忆使用者和记忆景观载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才能充分把握聚落景观记忆在乡村区域的记忆重构。学者们通过对“乡村记忆制造者”的景观感知构建了“初创—共享”的空间识别模式[71]，利用空间、景观等场域去展示和表达“记忆使用者”的景观记忆，对乡村记忆景观载体进行传承保护。也有学者对乡村聚落的景观失忆现象、景观失忆形态进行剖析，并以文化交融[72]、生态文明[75]、乡村振兴[76]为指导理念提出乡村聚落景观记忆重构的具体路径，保护并延续乡村聚落的文化记忆脉络。

2.3 结构主义流派:因果化博弈机制解释

结构主义地理学认为，事物现象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表面，还要深入内部去探索现象意义的背后规律(深层结构)，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逻辑解释)被表达出来的。地理现象看似表面杂乱无章，但实际上却受制于内部深层结构的统一支配或规定，运用结构主义的概念能够建立起内部解释外部的逻辑体系。单纯的结构主义对地理学的影响十分有限，结构主义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始于结构马克思主义，旗帜人物大卫·哈维在其划时代的代表作《社会正义与城市》[77]中对空间形式和地理现象展开马克思主义式的分析，呼唤出了新的理论革命。
(1) 乡村聚落景观结构性演变
在全球信息化、城镇化的现实背景下，流动运作的社会实践对乡村聚落的景观结构和景观单元发起冲击，催化了景观系统的“新陈代谢”过程，景观系统对地理环境的适应能力促使景观异质性、特征性不断增强，具体表现在聚落景观的结构性演变。乡村聚落作为一个完整结构，其结构性演变可以理解为从无到有、从元素到网络再到空间拓扑的完形过程，表现出宏观—中观—微观的多层次尺度。Li等[78]从景观空间的宏观视角出发，总结苏南地区的乡村聚落空间结构逐层递进，共经历了3次空间转型；房艳刚等[79]从中观视角对冀、鲁、豫3个农业村落的民宅景观进行实地考察，发现改革开放30年来乡村民居结构大致经历了传统四合院、房屋平顶化和立体发展3个演化阶段，逐步趋向现代化和去地方化；向远林等[80]从景观基因的微观视角提出乡村聚落景观基因的变异特征以及类生命总体变异机制，通过精准修复实践验证了景观基因信息链修复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随着中国乡村开启转型发展呈现出乡村地域多功能特征，研究者们开始关注乡村聚落景观风貌变化与乡村多功能转型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依托多功能理论探索景观的发展定位、演化趋势以及振兴路径等[24⇓-26]。此外，还有许多学者采用学科交叉、理论兼容的方式为乡村聚落景观结构性演变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81⇓-83]。
(2) 乡村聚落景观地方性解构
在结构主义地理学的视角下，景观是地方的外在表现，不同地方网格里的景观与当地历史层积产生互动，进而产生地方性景观。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在关于“地方性”景观的阐述和研究上产生了分野。“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研究的某些空间、地方概念是结构主义中深层结构的体现[8]，对深层结构的控制、运转研究更有利于讨论地方性景观形成机制的问题。地方景观形成机制的案例类型多样，学者以地方名人故居为例，将抽象的土地产权制度落实在景观空间上，从而解释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空间化制度叠加上功能区的转变是如何影响到资本化的流动[84]。刘沛林等[45]将生物学基因概念与地理学景观相结合，以地方性景观的遗传密码对乡村聚落景观进行解构；张中华等[85]应用人类生态学领域中的“地方性知识”将乡村聚落景观划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门类，以此来解构人居环境的演化构成和景观形态的单元构成。与地方性解构相对应的是地方性重构，在不同的乡村发展模式干预下，各类主体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塑造了景观空间的形态与结构，推动了乡村文化景观的整体性重构[86]。因此，从物质空间、地方活动和情感意义3个维度切入是对地方性三重属性的关键映射。
(3) 乡村聚落景观空间生产
20世纪下半叶，哲学、地理学与社会学领域开启了社会研究的空间转向，由此构建出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空间生产理论及其反思，对乡村聚落景观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代表人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表明了“(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这一核心观点[87]。景观空间跨越了生活容器的简单指向，不再是物质生产的器皿和媒介，而是成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带有强烈资本的吸纳或催化效应过程。在资本主义力量的流动干预下，乡村聚落景观成为各方利益集团抢占争夺的焦点。近些年，在西方文献中常见的研究议题是关于乡村聚落景观如何塑造、权力博弈如何运作以及过度资本化带来的空间与社会公平等问题，学者们运用“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三元辩证关系来分析乡村微森林景观的多样性保护[88]、后工业孤岛破碎化景观的规划性修复[89]、乡村宗教景观环境的公平与包容[90]以及乡村旅游景观的开发与平衡[91]等。
在中国，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影响，结构的分析和功能组织在乡村聚落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空间生产”理论是认识乡村聚落景观空间的重要结构框架。学术界围绕“景观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这一核心命题，探讨了景观与资本、社会、权力之间的运作关系，进一步证实了景观空间的生产机制在利益团体的协商过程中已经发生质性改变的重要结论，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景观特色消亡、景观生境破碎化、景观空间正义丧失等因果关系的探讨。既有研究围绕政府、企业、资本、规划师、村民、乡贤等不同身份主体如何单向介入空间生产实践[75]，如何双向建立展演互动关系[83,92]，如何满足各方景观空间诉求博弈[93]，以及如何推动乡村聚落景观优化重构[94]等问题展开具体讨论。总体来看，上述研究较多出自乡村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旅游地理学等领域，借助空间生产理论对中国当下乡村聚落景观空间生产逻辑、博弈、机制与实践进行描述性或解释性研究，对促进乡村聚落人地关系良性互动、实现乡村聚落景观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做出有益探索。

3 结论与展望

3.1 结论

中国人文地理学一直与世界人文地理学发展联系密切，研究范式深受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流派主流。乡村聚落景观作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在经历了秩序空间到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继承与转变之后，沿着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3个主要分析流派呈现出“传统—批判—整合—超越”的更新路径。其中，实证主义地理学立足科学依据，建立逻辑自洽，主要以刻画乡村聚落景观的空间性、区域性为主，表现为“空间化秩序特征描述”。人文主义地理学挣脱理性桎梏，回归人文关怀，将人性、尊严、价值尤其是人的经验感受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充满了“多元化人文情感关怀”。结构主义地理学强调共时共体，反对孤立辩证，注重景观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权力运作和社会关系等，表现为“因果化博弈机制解释”。
中国幅员辽阔，地域之间差异明显，无论是在人文因素上还是在其他自然地理条件上都对聚落景观的研究更具特色价值。总体来看，中国的乡村聚落景观研究具有如下特点：微观多于宏观、静态多于动态、物质空间多于社会经济空间。具体体现在：研究区域较为零散，针对个别传统聚落或者传统聚落群体的特征调查较多，对现代化转型期间的乡村聚落景观发展研究逐步增加。全国尺度的乡村聚落景观特征与功能水平挑战巨大，偏重聚落景观规划、用地规模的统筹安排，在聚落景观历史截面的长时段复原方面还缺少坚实的学术储备。亟需通过多层次、多样本、多视角的实证研究深入解剖乡村聚落景观的区域差异性和阶段性特征，提升对各类型乡村聚落景观演变规律的认知。未来中国的乡村聚落景观研究需要主动汲取西方前沿理论，创造性地将实证主义、人文主义、结构主义流派理念运用于现实语境，以辩证思维管窥乡村聚落景观的地理学意涵，在动态研究和面向乡村振兴需求两方面积极拓展新的议题。

3.2 研究展望

3.2.1 理论研究展望

当前，全球城乡关系变革及其不断衍生的现代社会需求推进乡村聚落景观地理学研究范式不断发展创新，研究内涵从静态物质实体向动态人地关系转变，对人类生存环境和社会文化问题的融合关注更显多元与灵活；研究视角由自然生态要素向社会经济要素转变，从景观格局分布向景观演化、城乡冲突、文化生态系统服务和多功能景观权衡转变；研究手段由单一维度向“定性论述+定量分析”的开放结合转变，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文本分析等定性研究的基础上结合3S集成技术、网络分析、大数据等定量分析使结论更加客观。因此，基于当前的学科发展和实践需求形势，未来应从人文地理方法论的视角对中国乡村聚落景观的研究方向进行一个素描，创建中国特色乡村聚落景观研究的“中国范式”。
(1) 回归中国乡村聚落景观“乡”与“景”的多重思考。中国乡村聚落历史悠久，景观类型丰富多样，不同的“乡”与“景”表现出不同的历史传承性、自身规律性和时代创新性。回归乡村聚落景观“乡”与“景”的双重思考即是加强对如下几方面的重点研究：一是乡村聚落景观的深度研究。关注各个尺度人类景观选择过程中的微观隐性因子，如人的行为、感知、聚落文化等，并使用定量的方法测定隐性因子在聚落景观演变中的影响程度。二是乡村聚落景观的广度研究。综合分析不同乡村聚落的生态区位、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机制，如何因“乡”构“景”，因地制宜地完善生态、生产、生活、居住交通等景观功能是当前广度研究的重要内容。三是乡村聚落景观动态研究。针对不同自然条件、不同发展水平以及不同地貌类型的乡村聚落，建立完善乡村聚落景观历史横断面的多尺度景观保护体系，为实现民族聚落景观保护、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2) 兼顾中国乡村聚落景观人文地理学流派的融合。乡村聚落景观在实证主义、人文主义、结构主义流派的探索中都已积累多年的研究成果，在不同研究领域彰显出不同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但受规划、建筑、园林、遗产保护与修复等相邻学科和实践任务的影响，乡村聚落景观的实证主义原则和统计分析范式仍然占据主流，人文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研究相对滞后。然而特殊性不适应于控制性的试验，人文因素永远也不能用数学语言来描述，未来应将“人之主观意念”主动介入，再在逻辑的夹持下借助景观来揭示乡村社会的本质，体现出流派融合的特质。即从物理空间的视角关注乡村聚落景观是什么，到情感空间的视角思考人在乡村聚落景观感知如何，再到社会空间的视角阐释乡村聚落景观的演绎路径和逻辑解释如何，这种连贯的空间跃越是解读乡村聚落景观人—地—景交互的根本途径。
(3) 加强中国传统景观与现代景观有机融合的空间实践。乡村聚落景观是对乡村聚落选址、规模、形态、结构、建筑、文化和功能等方面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与表达，工业文明催生的景观哲学和乡村景观的结合正在日益精进，但是，中国现阶段的农村聚落景观与城市聚落景观仍存在较大差距，农房建造的传统优良技术与现代景观的融合度不够深入，欠缺科学的、本土化的景观建筑风格。新农村改造过程中，理想化、进口化的样板不断地“复制”“粘贴”，土洋混杂堆砌严重，高排放、高能耗、低宜居的遗留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农村自建房的质量与水平尚未达到居民对于现代化生活的期望。针对现代化转型期间的一般性乡村聚落，可以采用新型“乡村都市主义”的理念，通过植入文化创意和现代科技的途径，促进传统景观与现代景观有机融合，利用景观与公共空间将生态、经济、艺术及旅游等整合聚集，既保留乡村宜人的空间环境，又避免乡村聚落景观利用不足的窘境，塑造和美人居环境。
总之，任何新范式和新理论的演变和应用都有其社会背景和实际土壤，国外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的乡村地理学理论难以直接引进加以应用，有必要创建中国特色乡村聚落景观研究的“中国范式”，防止自我刻意追求特色，使知识陷入相对主义的悖论；重视新时代中国乡村聚落转型发展的社会矛盾，积极回应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的重大问题，这些将对中国乡村聚落景观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3.2.2 应用研究展望

当前，中国乡村发展的主体思路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使乡村聚落景观组织发展与功能建设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越来越重要，学术界也随之呈现出多领域、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特征。但迄今为止，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如何优化、人居环境如何改善、多元景观诉求如何满足等具体问题尚未达成学术共识。乡村聚落景观框架下的流派研究成果对指导乡村振兴实践各有侧重、各有所长，但也各有不足。本文认为，多种流派的融合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必要性，未来应从流派互补的思路研究乡村聚落景观系统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联与机制，针对不同类型乡村的聚落景观有所侧重地强化“短板研究”，以综合并充分发挥各个流派的优长。
(1) 城乡融合集聚提升类村庄。既有研究依托实证主义方法论致力于探究聚落层面的量化统计、聚落信息数据库的构建以及地域分异的内在规律，凸显了要素流、信息流与技术流的融会贯通。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将聚落景观系统视为一种网络拓扑结构，将景观特色丧失、宅基地空置、级差地租不平衡等现实危机主动嵌入，利用结构主义方法论分析现代性危机映射下的聚落景观整体、调整与自转换，提高乡村聚落景观的整体性、协同性与关联性，促进城乡融合均衡发展。
(2) 搬迁撤并类村落。“合村并居社区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共资源在单个村庄投入规模不经济的现状，但也同时引发了乡村自然环境空间瓦解消亡、物质生活空间收缩失衡、精神文化空间属性缺失、经济社会空间独立滞后等空间非正义现象。其背后实质是空间想象与政策思考在空间生产过程中所引发的矛盾与冲突，城市资本以寻求“增益最大化”的霸权方式干预，使乡村空间“被生产”在利益链上的最低端，曾经以显性剥夺为特征的城乡关系已经体现出一种隐晦的侵蚀。未来应基于结构主义空间生产的理论内涵，强调“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以及“表征的空间”的三元逻辑关联，以空间辩证的同构思想回归乡村社会的本质，在协调不同生产主体利益纠葛的同时匡扶乡村空间生产、占有、利用、交换、消费的“公平正义”。
(3) 特色保护类村落。现有研究多出自社会文化地理学和旅游地理学的广泛关注，立足于文化挖掘，寄情于家园情怀，探讨传统聚落景观的内涵界定、形成机理与演化更新等，但对乡村旅游复制产生的同质化困局及其破解路径尚未条分缕析。未来应着眼于这一类村庄的实证研究在景观多功能权衡与可持续发展、景观基因精准修复以及景观生态的整体保护等方面另辟蹊径，引导聚落景观价值溢出，推进国家级各评选村落“质与量”的并驾齐驱。
(4) 脱贫攻坚类村落。“集中上楼”式的脱贫村落难以完全满足农民生计、农具放置以及农产品晾晒等实际生产生活需求，部分村民在失去生产主动权的同时也失去了独立自主性。伴随着聚落空间的剥夺与排斥以及发展的不平衡，景观沦为外部强势主体对乡村空间控制的载体，牌楼亭廊“盆景式”的景观建筑风格使农村的“人间烟火”无处表征，农民的“记忆乡愁”无处安放，亟待强化以人为本的本体论思考，以及对人文主义流派多主题的回应研究。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不仅包括政府、企业、集体、农民、游客等社会行为体，也包括土地、资金、市场、景观等非人类行为体，乡村振兴过程会改变乡村聚落景观的利用方式，对农民的生产、生计、生活以及衍生的乡村社会关系产生复杂的影响。因此，从乡村的混杂性和综合性来看，“实证—人文—结构”流派的深度融合研究是破解当前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关键，也是指导乡村全面振兴研究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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