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如何通过新型城镇化来推动水生态文明建设，是淮河生态经济带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针对这一问题，论文在解析城镇化影响水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基于淮河生态经济带2006—2020年的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城镇化对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 淮河生态经济带综合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对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均呈典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城镇化先抑制、达到一定阈值后转为促进水生态文明建设；② 淮河生态经济带各城市的人口城镇化在2014年皆达到拐点值，而综合城镇化水平尚未达到拐点值，需要加快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切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③ 淮河生态经济带城镇化对水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显著的倒“U”型溢出效应，同时，在当前研究期内水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负向外溢效应。论文为深入解析城镇化与水资源互动关系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也为深化新型城镇化提升水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经验证据。
加快绿色技术城际流动，使更多城市能够共享绿色技术，不仅是践行绿色发展战略、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举措，也是促进要素跨区域流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抓手。论文通过城际绿色专利转让刻画城际绿色技术流动，分析了2001—2020年长江经济带城际绿色技术流动的时空发展动态，并构建回归模型从技术集聚的视角研究了绿色技术流动的减排效应。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域内绿色技术流动主要由长三角地区主导，绿色技术跨区域流动不畅，跨区域绿色技术扩散经历了“随机流动→向长三角集聚→混流型”的发展路径；② 长江经济带—全国绿色技术扩散活动高度集聚在长三角地区，成渝地区逐渐崛起，京津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则是长江经济带绿色技术流动的主要合作伙伴，因而形成了以京津、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为枢纽的菱形网络；③ 回归结果表明，城市从外部获取绿色技术带来的本地减排效应存在规模门槛效应，即城市从外部获取的绿色技术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实现本地碳减排。文章揭示了长江经济带绿色技术流动与碳排放间的关系，对“双碳”背景下优化长江经济带区域绿色协同发展战略具有一定启示。
特色保护类村庄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生存环境的历史选择和长期适应，具有政策意涵和特定分布规律。论文以9381个入选国家级名录的该类村庄为研究样本，立足村庄的政策性地理事物属性，多尺度刻画其分布的空间异质性；着眼于村庄的有机体属性，明晰其对生境的偏爱性；进而综合生境和政策两方面揭示村庄异质分布的影响因子和机制。研究发现：① 从分层异质性看，特色保护类村庄在其密度低的北方地区分布更集聚，在东西方向的地带性分布规律明显，在省域、市域和县域尺度的分布不均程度递增；② 从局域异质性看，该类村庄在不同尺度均呈“南热北冷”分布格局，但空间格局的尺度变异明显，在县域尺度下显现出的空间模式更精细；③ 从生境偏爱性看，该类村庄最多选择中亚热带湿润区、低山区的斜坡及阳坡地带和中小河流沿岸地区，偏好分布在经济欠发达、主要道路沿线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 km以内、中心城市周边20~80 km的区域；④ 从成因与机制看，该类村庄的分布主要受气候条件、文化资源、交通区位、评选政策等因子的综合影响，是政策导向机制和生境偏好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结果可为中国特色保护类村庄的振兴决策提供科学参考。
研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外部环境、内生动力和演化趋势，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是关系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战略。论文基于2000—2022年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全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典型案例名单以及中国农业企业黄页中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关数据，通过空间计量分析和生存分析，探究其生存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入和退出农业市场的数量呈现倒“U”型曲线，实存数量呈逐渐上升的状态。②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存时间在区域间形成差异化格局，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③ “个体特征和创新能力”因素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存时间有正向影响，“阶段演变”对其生存时间有负向影响。④ 随着成立阶段的推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产规模和关联经济组织数量对其生存时间的影响作用逐渐下降，地理区域因素影响作用也逐渐减弱。研究结论可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存分析提供实证依据，为分析其发展演化的地理特征提供借鉴参考。
旅游目的地忠诚度研究常以创设情境的方式调查旅游地客源变化的影响要素，结合尺度概念可丰富客源演化的实况情境。为了增强忠诚度概念在时空尺度上的有效性，论文以淄博为例，通过访谈法、文本分析法梳理“进淄赶烤”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借用尺度概念演绎分析游客、本地居民在流量来之前、之中、之后3个时间段上对淄博烧烤的忠诚度。研究发现：① 尺度视角下的忠诚度分析能够从地方承载的产业结构、政策治理、文化符号等维度综合地分析多主体忠诚态度、行为发生的原因与可能性，通过多时段分析展现旅游目的地忠诚度发生的实况情境；② 通过梳理“流量”所涉及的尺度实践，在案例中探索淄博地方政府、各级媒体借助“流量”将淄博烧烤升尺度为淄博市的文化标签，游客、本地居民将共同认同的人性之“善”降尺度为淄博市域内的多维消费体验；③ 在政策方面，建议地方政府每年以节事的形式维持品牌热度，但需让游客感受到无阶层、无标准化、无约束的节事狂欢特点，节事期间可叠加大学生、相关企业、地市事业单位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以增强游客进淄的可能性。论文结合尺度与旅游目的地忠诚度的概念搭建学术分析框架，为“网红”现象冲击下旅游客源的可持续性问题提供建议。
合适的视觉感知区位是获得良好景观体验的必要条件，但GIS视域计算结果对可视区位与景观语义之间可视关系的表征能力不足，难以进一步开展视觉景观资源的深度价值挖掘。论文基于已有景观视觉感知计算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提出并设计了面向线性文化遗产的景观视觉感知区位信息模型(landscape visual perception location model，LVPLM)，基于NetCDF多维栅格数据结构建立了LVPLM数据集的组织方法及其应用逻辑。LVPLM数据集通过二维地理坐标维度表达视觉感知区位，通过语义特征点编码维度表达目标景观语义信息，进而建构视觉感知区位与景观语义之间的可视关系，实现了目标景观、感知区位和可视状态的信息集成。同时，设计了“钻取”“切片”“切块”三种LVPLM数据集应用模式，为多模式景观视觉感知信息挖掘与分析奠定了基础。论文选择长城线性文化遗产景观资源开展实证研究，建立了古北口长城LVPLM数据集，并通过实地调研勘测采集视觉对照验证数据，评估了数据集的基本可信度，初步证明了LVPLM模型的可行性与应用价值，也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建设提供了新的数据资源。
探讨城市户外空间健身活力的建成环境影响机制对促进全民健身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武汉主城区为例，基于Keep健身轨迹数据探究户外空间健身活力强度，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HLM)与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分析建成环境对健身活力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不同功能类型区健身活力差异巨大，绿地主导型空间健身活力最大，且运动场所密度、水系空间指数对此类空间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居住主导型空间健身活力也较大，且支路密度、容积率对该类空间正向影响更强；工业主导型最弱，POI混合度、地价对此类空间正向效果明显。② 不同空间区位健身活力差异巨大，总体呈现“核心—边缘”结构，组团集聚特征明显，且不同区位受POI混合度、道路密度、建筑密度、绿化率影响的差异较大。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建成环境对户外健身活力的多重影响，可为面向健身友好的城市功能及形态优化提供参考。
快速城镇化引发城市居民生活方式与居住环境的变化，对居民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建设绿色空间促进居民接触自然环境并缓解心理压力已成为重要的健康干预措施。现有关于绿色空间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大多采用横断面设计，难以识别两者的因果关系，且缺乏探讨绿色空间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健康效应的差异性。论文以武汉东湖绿道为例，基于2016年和2019年跟踪调查的1020份东湖绿道周边居民的问卷数据，在控制邻里环境特征的基础上，运用自然实验方法和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空间干预与居民心理健康变化的因果关系，并结合分层分析方法揭示绿色空间对于不同社会群体心理健康的因果效应的差异性。研究发现：① 绿色空间干预显著促进了实验组居民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② 绿色空间干预对心理健康的因果效应在不同性别和教育程度的群体中无显著差异，而在不同职业和收入水平的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绿色空间干预仅显著提升了未就业群体、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而言，大型绿色空间的建设显著改善了周边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尤其对于未就业、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等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促进作用更显著。绿色空间干预对于改善居民心理健康、缓解由社会经济地位差异造成的心理健康受益不均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伴随着中国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都市社会下的空间生产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与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建设面临新挑战。都市社会理论除了社会空间意蕴，也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自然的异化与人地关系失调是其焦点。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论文梳理出一条从揭示人化自然对自在自然的异化，到城乡生态空间的割裂与不均衡，再到都市社会自身生态空间的商品化、等级化和差异化发展的生态分析进路，将列斐伏尔的“自我管理”理论引入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实践。在都市社会背景下，中国的生态治理面临着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之间治理不均衡、城乡与区域之间治理组织结构不均衡、社会空间内部生态物品供需不均衡等挑战。新发展阶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在于：在权利导向下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新理念，打通空间边界以塑造社会—生态融合发展新格局，增强生态韧性并发掘自我管理导向的治理新机制。
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的全球化发展极大地扩展了个体对空间和社会资源的接触与占用，网络空间在与现实空间的互动融合中获得地理学维度和社会学维度的解释，概念内涵从技术转向空间、社会和媒介。新技术带来新问题，地理学家讨论了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对个体活动、城市空间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然而，网络空间仍然缺乏地理学概念和地理特性的研究，成为网络空间地理学发展的阻碍。论文聚焦于网络空间在社会地理领域的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识别不同时期国内外学者在网络空间地理学领域中的研究热点，梳理网络空间发展脉络及其社会空间属性建构过程，并基于虚实混合空间的视角，从行次衰减、媒介空间和虚拟表征等方面总结网络空间的社会地理研究进展，以期更好地理解与研究网络空间中的地理现象和社会问题，推动网络空间地理学发展。
数字时代背景下，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为儿童提供了新的成长空间。研究通过WoS(Web of Science)SSCI合集、Google Scholar等学术检索平台收集ICT与儿童地理学相关英文文献共89篇，并对ICT的研究内涵进行梳理总结。从技术层面，归纳了ICT在儿童日常生活中的技术变迁及在儿童地理学中的研究应用。同时通过构建宏观的“全球化—地方化”、中观的“家空间—学习空间—公共空间”、微观的“个人身份构建”的综述主体框架，以地理视角解读ICT与儿童群体的相关研究。最后打破以往儿童研究中物理性的独立、封闭的二元代际分界，介绍“真实—虚拟”、“私人—公共”的新争论，以新视角拓宽研究思路。指出如何引导未成年人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充分地融入数字化背景，富有创造力地使用数字化工具，健康地看待自身与技术的关系，将成为中国语境下新的儿童研究重点，并呼吁学界和社会各方应对于数字时代的儿童发展予以关注。
人文地理学方法论在经历了实证主义、人文主义、结构主义三种主要流派的过程探索之后逐渐趋向体系化、完整化，构成了整个现代地理学的思想轮廓和学术分期。论文在人文地理学哲学思潮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地理学视角下的乡村聚落景观流派成果开展整合性归纳与总结，研究发现三种流派范式下的乡村聚落景观研究内涵各有侧重，呈现出“传统—批判—整合—超越”的更新路径，相互之间兼收并蓄，并行不悖。其中，实证主义地理学主要以刻画乡村聚落景观的空间性、区域性为主，表现为“空间化秩序特征描述”；人文主义地理学热衷于对景观地方性、象征性意义的探索，充满了“多元化人文情感关怀”；结构主义地理学注重景观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关注景观背后的“因果化博弈机制解释”。总体来看，乡村聚落景观框架下的流派研究成果微观多于宏观、静态多于动态、物质空间多于社会经济空间，对指导中国乡村振兴实践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未来应从人文地理方法论的视角创建中国特色乡村聚落景观研究的“中国范式”，针对不同类型乡村的聚落景观有所侧重地强化“短板研究”，以综合并充分发挥各个流派的优长。
1980年代以来，城市体系研究实现了两大突破：在空间尺度上，实现了由国家尺度向全球尺度的突破；在理论视角上，实现了从中心地模式到网络模式的突破。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全球城市研究与网络概念开始融合，由此开辟了世界城市网络(world city network)研究领域。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以世界为尺度、以网络为视角，侧重分析跨境的城市间关系(inter-city relations)。20多年来，西方城市学者对世界城市网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论文聚焦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论：首先勾画世界城市体系重组的全球背景；接着讨论世界城市等级体系、世界城市假说、全球城市和“流空间”等理论的核心思想；然后总结世界城市“连锁网络模型”的构架和常用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最后讨论已有理论和方法的不足之处，以及有待推进的研究方向。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由海平面上升带来的长期慢性水患——一种发生于高潮位附近的小型海岸洪水变得愈加频繁，对沿海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造成一定影响，是当前国际上的研究热点之一。论文梳理了高潮位洪水的定义，并从高潮位洪水驱动因素、影响与风险评估以及高潮位洪水预报3个方面，系统总结了相关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的主要进展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未来建议加强沿海地区高潮位洪水的驱动因素、风险评估以及预报的研究工作，包括对高潮位洪水的广泛监测，从驱动因素的变化和驱动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角度研究高潮位洪水的形成，对沿海关键地区和重要基础设施开展全面的高潮位洪水风险评估研究，开展更加准确可靠的高潮位洪水发生频次、持续时间的预报工作，最终服务于沿海城市高潮位洪水的防灾减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