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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

2023 , Vol. 42 >Issue 5: 914 - 926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3.05.007

研究论文

城市更新背景下绿色绅士化的效应与机制研究——以城市农业公园的绿化实践为例

  • 林家惠 ,
  • 曾国军 , *
展开
  •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州 510275
*曾国军(1977— )，男，湖南华容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酒店管理与饮食地理。E-mail:

林家惠(1997— )，女，广东汕尾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饮食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2-12-08

  修回日期: 2023-03-02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5-24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0116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9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17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01242)

收起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green gentrif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newal: Taking the greening practices of urban agricultural parks as an example

  • LIN Jiahui ,
  • ZENG Guojun , *
Expand
  •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12-08

  Revised date: 2023-03-02

  Online published: 2023-05-24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01164)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71190)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071174)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201242)

Fold

摘要

伴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绿色转向”逐渐成为全球城市更新的基本原则。然而，城市更新的绿色倡议与实践通常只关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忽视了在社会层面可能引发的绿色绅士化现象。论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城市农业公园的绿化实践为例，探究城市更新背景下绿色绅士化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①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绿化实践隐含着绅士化的行动逻辑，其所营建的后现代审美与体验型景观成为绿色绅士化的地方表征；② 以服务城市精英为导向的绿化实践引发了景观隔离与阶层分化的结果，但在中国土地制度的保障下，原住民不仅没有流离失所，反而获得了土地再资本化的红利；③ 政府、村集体和村民以及开发商分别出于城市治理、土地租金与经济利益的目的，组建了满足各自政治与经济诉求的绿色增长联盟，最终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绿色绅士化运作机制。论文将发源于西方社会的绿色绅士化置于中国的制度语境与社会情境中开展实证分析，拓展了绿色绅士化在多元地理背景下的概念内涵与解释效力，也为理解中国城市更新背景下的人地关系变迁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 城市更新; 绿色绅士化; 绿色增长联盟; 城市农业公园

本文引用格式

林家惠 , 曾国军 . 城市更新背景下绿色绅士化的效应与机制研究——以城市农业公园的绿化实践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 42(5) : 914 -926 . DOI: 10.18306/dlkxjz.2023.05.007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post-industrial era, a "green turn"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basic principle of global urban renewal. However, green initiatives and practices in urban renewal often focus o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neglecting the green gentrification that can be triggered at the social level.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newal in China, urban greening practices have emerged with many representations similar to the phenomenon of green gentrification, but this has not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in China. This study adopted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green gentrif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newal, taking the greening practices of urban agricultural parks as an example. The study found that: 1)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newal, urban greening practices imply a logic of gentrification in action, and the postmodern aesthetic and experiential landscape it creates becomes a place representation of green gentrification. 2) Greening practices oriented to serve the urban elite have triggered landscape segreg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but under the guarantee of the Chinese land tenure and management system, the indigenous people are not displaced but receive dividends from the recapitalization of the land. 3) The government, village collectives and residents, and developers have formed green growth alliances to meet thei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mands for the purposes of urban governance, land rents, and economic interests, respectively, eventually forming a government-led green gentrification operation mechanism. This study empirically analyzed green gentrification, which originated in western societ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contexts of China, expanding the connotation and explanatory validity of green gentrif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ultiple geographies, and providing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newal in China.

Key words： urban renewal; green gentrification; green growth alliances; urban agricultural parks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在发展中出现了建筑老化、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城市更新成为解决城市问题的关键。其中，城市绿化被认为是实现城市更新的重要举措。“十四五”期间，全国绿化委员会颁布的《全国国土绿化规划纲要(2022—2030年)》中明确提出打造“绿色中国”的目标，将增加城市绿化面积作为一项重要的绿色发展措施。这种以绿色为导向的城市更新计划包括治理受污染的土地、建设或翻新公园、增设绿道、扩大绿色植物的覆盖面积等[1-2]。不仅是中国，城市绿化在全球城市规划议程中也占据重要地位，“迈向绿色”(going green)已成为全球城市的发展趋势，营建自然或半自然的绿色空间为缓解工业时代日渐紧张的人地关系提供了解决方案[3]。
在中国，建设城市绿地是提升城市空间品质与人居环境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城市更新背景下，许多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旧城区正在积极开展新一轮的绿地建设[4]。然而，尽管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城市绿化实践带来环境改善的结果，但由于新建的绿地吸引了更多“新”人群的进入，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原来的社会结构，围绕绿地的分配与使用更是引发了环境正义的一系列问题[5-6]。这在大城市的更新改造中尤为明显，绿地建设吸引了具有较高经济资本的人群在周围置办房产，绿地建成后所产生的环境效益也更多地向他们倾斜。相比之下，因绿地建成而上涨的房价可能会导致原住民的搬迁，这与西方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绿色绅士化现象具有相似之处[7]。
Gould等[8]22提出绿色绅士化(green gentrification)的概念以形容城市绿化实践在社会层面产生的影响，即富裕阶层涌入实施了绿化措施的社区，取代原来的低收入阶层而成为社区的新主人。他们将绿化实践的环境效应引入社会层面上展开分析，认为城市绿色空间的营建与消费隐含着环境正义与社会公平的线索，景观变迁与阶层置换的背后存在复杂的解释机制。绿色绅士化自提出以来，就被学者广泛应用于解释西方城市的绿化实践及其引发的社会影响，但这些研究更多地将城市绿地与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忽视了多元地理背景下绿色绅士化的异质表征与多元效应。那么，在超越西方的社会情境下，绿色绅士化是否会出现不同的效应，又该如何解释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这些问题值得展开深入的研究。
鉴于此，在中国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绿色绅士化的效应如何，背后体现了何种机制?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援引绿色绅士化概念，以城市农业公园的绿化实践为例，深入剖析城市更新背景下的绿色绅士化现象，以期丰富并拓展绿色绅士化的相关研究，为理解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关借鉴。

1 绿色绅士化的源起与内涵

绿色绅士化从英国社会学家Glass[9]于1964年提出的绅士化(gentrification)概念衍生而来，绅士化指的是西方社会出现的中产阶级向城市迁移，从而引发阶层置换与景观变迁的现象，而绿色绅士化指的是富裕的新居民涌入实施了绿化措施的低收入社区的现象[8]22。Gould等[8]56认为，绿化是引发绅士化的机制之一，他们通过美国纽约州布鲁克林社区的案例分析发现，城市公园的建立导致周围社区的工人阶级与有色人种被中高层阶级所替代，进而引申出关于环境正义与社会公平的讨论。绿色绅士化的核心思想在于揭示城市绿化实践背后由于利益分配不公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换言之，原本以改善城市环境为目标的绿化措施由于绿化效益的不均匀分配而导致阶级分化、空间隔离与社会排斥等后果，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的环境改善威胁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10]。
首先，环境效应是理解绿色绅士化的起点。在后工业时代，在城市建设多种类型的绿色空间，如公园、绿道、森林或农业用地等被认为是恢复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11]。这种城市绿化实践无形中驱动着城市的物质景观发生变迁。然而，并非所有的城市绿化实践都会引发绅士化的结果，还与绿色空间的类型、功能及地理位置等因素相关[12]。Rigolon等[13]认为，城市公园的功能与位置是预测绅士化的有利因素，具有绿道设施的公园和靠近市中心的公园更容易引发绅士化的结果。此外，已有研究表明，自然的中等规模的绿色空间具有更加强烈的绿色绅士化效应[14]。也就是说，由于绿地的类型与特征不同，绅士化的效果也有差异。然而，尽管学者分析了不同绿地类型的绅士化效应，但关于绿色空间如何引发绿色绅士化现象的过程仍有待探索。
其次，社会效应反映了绿色绅士化的结果。一方面，绿色绅士化强化了阶级与权力不平等，导致制度性种族主义。在西方社会情境下，以公园为代表的绿地隐含着“白人”群体与种族化群体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前者对于绿地的使用是建立在对于后者的剥削性劳动之上[15-16]。换言之，绿色绅士化剥夺了非白人与低收入人群享受城市绿色设施与环境福利的机会，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17]。另一方面，绿色绅士化提升了房地产价格，导致原住民流离失所(displacement)。在城市地区，绿地的初衷是造福更多的居民，但是由于绿地的建设带动周围房价上涨，导致原住民被拥有更高资本的新居民所替代，进而引发了“绿色空间悖论”(green space paradox)[12]。Wu等[18]发现，以公园为代表的绿色空间通过影响周围房价的方式引发了绅士化的结果，逐渐拉大的“租金差”将无法负担生活成本上涨的边缘群体排除在外，导致他们迫于经济压力而选择搬家。目前关于绿色绅士化的社会效应分析多置于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背景下进行讨论，忽视了多元情境下可能产生的异质效应。
最后，主体联盟是解释绿色绅士化的机制。绿色绅士化是由政府、开发商以及城市精英组建的绿色增长联盟(green growth coalition)推动形成的社会现象。绿色增长联盟指的是在城市绿化实践中，为了提升房地产价值与税收收入，由政府与开发商组成绿色增长机器，通过改造与建设未恢复活力的环境资源，将它们重新包装并销售给城市精英的过程[19]。具体而言，政府通过改善环境质量与土地价值以吸引中上层阶级回到城市核心区域，既促进了城市更新与可持续发展，也增加了财政的税收收入，有助于取得可观的“政绩”[20]。开发商则利用绿化环境资源的经济潜力，从另一个阶级手中取得环境资源的使用权，以一种创业逻辑推动城市的绿化实践[21-22]。政企联盟关系在城市精英的绿色景观消费中得到进一步强化。由此，在西方社会情境下，政企联盟构成了城市的发展动力，加速了不同阶层的流动与变迁。然而，已有研究更多地关注政府与企业的联盟过程，相对忽视了其他利益主体，更鲜有涉及主体权力关系的分析，未能完全明晰绿色绅士化的运作机制。
综上，过去的绿色绅士化研究关注城市绿化对环境及社会产生的影响，以城市绿化为切入点分析在城市中出现的阶级分化与社会不公的现象。由于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殊性，绿色绅士化现象与西方情境大相径庭，这不仅与城市的绿化实践相关联，更反映了不同社会情境下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23]。已有研究大多将绿色绅士化置于美国城市中进行探讨，相对忽略了其他地理背景的异质性[7]，并且当前出现超出初始的北美研究情境，逐步向欧洲与亚洲国家拓展的研究趋势[24⇓-26]。更有学者指出，基于中国城市的实证研究有助于发掘绿色绅士化在不同情境下的多元效应与复杂机制[25]。因此，本文在中国城市更新背景下，以城市农业公园的绿化实践为例，深入分析绿色绅士化的效应及机制，力图呈现人地关系变迁的动态过程。

2 研究对象、案例地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选择城市农业公园作为研究对象。城市农业公园指的是地处城市内部，为城市居民提供农业体验活动的休闲空间[27]。目前围绕城市农业公园的研究形成了3条主线：一是将城市农业公园视为都市农业的空间载体，分析客观的空间格局、景观设计与地理分布等特点[28-29]；二是探究城市农业公园的生态效应，重点关注其对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效果[30]；三是探究城市农业公园的社会服务功能，将其融入休闲旅游的领域中，探究空间中的教育、审美与体验等复合功能[31]。这些研究更加关注城市农业公园建成后对环境产生的正向影响，忽视了其建成后的社会层面的变化及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32]。本文将城市农业公园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改变了其在以往研究中仅被视为研究背景或空间载体的边缘地位，更是从绿色绅士化的理论视角重新解读这一城市休闲空间，有效补充了城市农业公园的相关研究。
此外，本文选择城市农业公园作为研究对象还出于3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后工业时代，兴建城市农业公园逐渐成为城市更新改造的热潮，对于现实热点的关注能够为城市建设提供新的启发。城市农业公园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初欧洲的市民农园，并在90年代成为世界各国大都市推进城市更新与农业发展的城建项目[32]。然而，尽管城市农业公园将农业重新引入“去地化”的城市地区，实现了城市环境的绿色转型，却面临着许多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仍未得到充分关注。二是绿色绅士化鲜少有专门针对城市农业公园的研究。尽管城市绿化实践明确指向城市将闲置、废弃或者不受欢迎的土地进行修复与再开发，将其打造成为绿色空间的过程[33]，但进一步细分还包括绿道、公园、生态走廊等绿色基础设施[34]。目前绿色绅士化的研究多集中在绿道、社区绿化等，对于近年兴起的城市农业公园关注不足。三是城市农业公园对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绅士阶层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更容易引发绅士化现象[35]。以城市农业公园为代表的绿色空间较好地表明了如何利用较小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绿色倡议来改变城市绿化景观[36-37]。这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存在差异，并不以为人们提供解决温饱的农产品为核心目的，而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可持续发展资本”，为远离自然农业生产的城市精英服务[35,38]。因此，综合以上3个方面考虑，本文选择城市农业公园作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合理性，也具有较好的现实关切。

2.2 研究案例地

本文选择广州市某城市农业公园作为案例地(图1)。该城市农业公园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中大国际创新生态谷，城市中心区的中轴线，远眺广州塔，紧邻上涌果树公园、海珠湖、海珠湿地公园等著名景点，是广州市首批“城市农业公园”示范项目。该城市农业公园总面积约170亩，于2021年9月19日正式开业，是集农业生产、科普、研发、休闲于一体的都市农业项目。从景区的地理位置来看，该城市农业公园位于广州市区的核心地段，交通便捷，地理位置相对优越。从景区的内部功能分区来看，共设精品种植区、家庭菜园区、研学科普区、田园休闲区几大板块。其中家庭菜园是景区主打的功能区，包括20、30、60 m2三种规格，以自种或托管的方式租售给亲子家庭。此外，园内提供几十项休闲项目，如插秧体验、打瓜子体验、田园下午茶、美食工坊DIY等。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开发模式，该案例地在省市级的都市农园建设中形成了示范效应。因此，本文选择该案例地开展研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与典型性。
图1 案例地位置及内部功能分区

Fig.1 Case study site location and functional zones

2.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方法。研究团队自2021年9月首次介入案例地，此后连续一年时间持续追踪案例地的发展情况；于2022年10月开展第二次实地调研，并于2023年1月开展补充调研。从2021年至今，研究团队见证了案例地如何从一片破败的城中田转型为美观的城市农业公园，对绿化实践的过程、效应及机制逐渐形成清晰的认识。实地调研包括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首先，参与式观察主要关注农业公园的运作方式、绿化成果以及不同功能区的旅游活动，着重观察不同主体围绕农业实践展开的互动过程。期间研究者对园内的主要功能区与旅游活动现场进行了拍摄与记录，同时详细记录自己身处其中的体验感受，并在后期整理成调研日志以供后续分析。为了获取更加深入的信息，对公园内的3名管理者(M1~M3)和1名设计师(D1)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内容包括他们如何通过绿化实践驱动地方景观发生变迁，这种绿化实践产生了何种影响，以及他们如何与政府合作开展绿化实践等，访谈时间均在2 h及以上。在实地调研期间，研究者在园区及其所在的城中村进行了若干非正式访谈，对象包括10名园区员工(E1~E10)、30名消费者(C1~C30)、22名本地村民(V1~V22)等，在信息达到饱和后停止访谈。非正式访谈主要为了获取有关城中村向农业公园转型的景观变迁、人口流动和旅游发展等方面的看法，以及不同主体对这种绿化实践的感知与体验。
此外，我们还从网络上获取关于案例地及其所在的城中村的资料，以更好地补充实地调研的信息。首先，从各类新闻报道深入了解城中村的历史，重点关注其自2021年初启动的旧村更新改造事件，基于时间线详细收集了大量文本信息并持续追踪最新进展。其次，对城市农业公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长期关注，对与公园相关的新闻报道、行业资讯以及近期动态进行信息的收集与整合。最后，从消费点评网站如美团、大众点评等网站收集消费者的游玩体验与消费感受，作为现场调研的信息补充。基于对政府、开发商以及消费者等多视角的信息收集与分析，试图全面了解城市农业公园绿色绅士化的过程与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3 绿色绅士化的效应分析

本节将从环境维度与社会维度分别论述绿色绅士化的效应。首先，从环境维度来看，城市绿化实践隐含着绅士化的行动逻辑，更加注重后现代审美与体验型景观的营造，这构成了引发原住民外迁与城市精英涌入的地方表征。其次，从社会维度来看，以服务城市精英为导向的绿化实践引发了景观隔离与阶层分化的结果，但在中国土地制度的保障下，原住民不仅没有流离失所，反而从土地资本化中获利，成为绿色绅士化的受益者之一。

3.1 绿色绅士化的环境效应

本文选择的城市农业公园的前身是海珠区某村的棚户区，是典型的“脏乱差”的城中田。在改造以前，部分村民在这里保留了居住地与自家农田。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原住民多为务农出身，对传统农业保持着极大的热情，即使是在快速城市化进程背景下仍然希望拥有一片农地，构建自己理想的农业生态系统。以其中一户农户为例，他沿袭了珠三角地区传统的农业模式，在有限的农田中构建了生态平衡的桑基鱼塘。然而，受城市水土的影响，这种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效益不佳，收成的农作物仅供家庭内部食用(V6)。有些农户也将自家土地承包给外来农户，用于种植西洋菜、通心菜等，但囿于小范围的土地面积与人力耕种的限制，农作物的产量也难以满足农户的生存需求(V1~V4)。因此，在改造之前，这片土地的农业生产多沿袭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十分有限。
与此同时，伴随着现代城市转型的推进，许多村民也不再以耕种为生，农田逐渐丢荒，但他们仍然坚守在这里通过搭建窝棚的方式以维系低成本的城市生活。由于常年缺乏市政维护与规范管理，加之内部地势低洼，该区域常年污水横流，随处可见各种建筑废物，整体环境堪忧。政府也希望对这一区域进行重建以营建美观的城市形象，但由于这一片区域在用地性质上属于农业用地，在土地开发与利用中仅可供农业发展，且不得用于居住或商业等其他用途，重建的难度较大，导致改造迟迟没有提上日程。“这里曾有77座窝棚，还堆砌了约3大卡车的共享废旧单车。因为地价贵、碎片化，许多专业种植户看不上，恢复这里的活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M1)。因此，囿于农业用地的土地性质与在地农户的顽强抵抗，改造计划一直悬而未决。这一片区域犹如野草一般，在政府拆迁与农户重建之间来回博弈，不仅阻碍了城市更新的步伐，还吸引着更多的低收入群体在此扎根，导致最终只能被围栏整片围起来封闭管理，成为与周围现代景观格格不入的城中田。
政府和农户之间的博弈与僵持在外来资本的介入之下发生了新的转机。作为城市精英身份的开发商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城市居民对于回归乡村的渴望，以此为契机寻求合适的地理位置开展绿化实践以构建城市精英理想中的农业休闲空间。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该村棚户区恰好满足了他们的选址需求，“这个位置是有它的独特性，有它的不可复制性”(M2)。加之开发商所打造的城市农业公园符合该区域的农业用地性质与发展需求，更是解决了在政府与农户之间周旋已久的难题。为了改变城中田的面貌，开发商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对这片区域开展了资本投入与市场运作的绿化实践，以营造出符合城市精英想象的兼具审美与体验的农业休闲景观。在资本投入方面，开发商主要通过土壤与生态改良实现农田的复耕，从根源上改变贫瘠的土地，利用土地的肥力增强农业生产与体验活动的承载力。“我们在农业方面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原则，针对低洼的地形地貌，注重挖掘多条生态沟，联通整个水系，旁边的土挖起来以抬升地面，更加顺畅地将水排出去”(M2)。与原来农户碎片化的农业实践不同的是，开发商在土壤的肥力与排水方面进行了统一规划，在绿化实践中融入了有机、绿色等可持续农业的发展理念。
开发商的绿化实践通常是由利润而非可持续发展驱动的[25]。这表明，开发商的绿化实践并非营造生产型农业景观，而是更多地追求农业景观的后现代审美与体验价值。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由于生产服务对象的改变，他们更加关注如何在农田复耕后创造更多的生产附加值。“准确地说，我们这个叫农文旅的休闲目的地，‘农’是第一位的，核心是园区的会员菜地租赁，主要通过给消费者提供生态种植为主，‘文’和‘旅’就是自然教育，开发一系列具有教育意义的研学体验课程，为研学机构或者亲子家庭提供农耕教育与休闲的活动”(M1)。因此，通过这种运营方式，开发商改变了以往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将城市精英对乡村农业的想象融入绿化实践中，更加注重利用农田的复耕来满足他们对农业景观与体验的追求，这构成了引发原住民外迁与城市精英涌入的地方表征(图2)。
图2 城市农业公园改造前后的景观对比

Fig.2 Landscape of urban agricultural parks before and after transformation

3.2 绿色绅士化的社会效应

旅游或农业景观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不一致是引发权力不平等的根本原因[39]。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开发商的绿化实践并非直接侵占原住民的农业劳动成果，而是朝着可持续生态农业的方向进行重建与规划。尽管如此，开发商的绿化实践仍然制造了新的空间隔离景观，并间接导致阶层分化的结果[40-41]。以休闲娱乐为主的农业公园地处以纺织行业为主导产业的某村，农业公园吸引了城市精英的到来，营造了人地和谐的休闲农业景观，而该村则充斥了以工厂加工与半成品销售为生的本地村民与外来流动人口，呈现出繁忙拥挤的城中村景观。农业公园与城中村“一墙之隔”的社会景观边界也凸显了绿色绅士化的身份与阶层壁垒。据悉，该城市农业公园的主要客源来自于本地城市居民，大多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与经济基础、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亲子家庭。“我们的目标市场首先还是以有小孩的家庭为主，这在广州这种一线城市中非常普遍，且广州聚集了大量的高校、三甲医院、政府机关等，再加上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而这种高知识分子、高知家庭的健康意识会更加鲜明，也会更加愿意来到我们这里”(M2)。
进一步地，该城市农业公园遵循市场运作模式，通过收取门票、活动付费等方式建立起绿色景观消费的商业门槛。以园区的核心产品“家庭小菜园”为例，园区推出不同面积的菜地以供租赁，自出售以来，就得到亲子家庭的广泛青睐。尽管这种菜园相较于传统农业种植的投入产出比较低，但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亲自农作过程中的亲子互动与后代教育价值。不过，这种精细化、高成本的农业生产模式完全颠覆了原本以小农思想为主导的农业模式，也不符合周围以低端制造业为生的村民身份，进而导致在绿地的使用中本地村民逐渐被边缘化的结果[42]。因此，开发商的绿化实践无形中加剧了城市精英与本地村民的阶级差距。
对于城市精英而言，城市农业公园为他们在市中心寻求乡野体验提供了空间。他们会按照自己的审美将菜园打造成整洁美观的小花园，还会携带酒水在菜园中的小亭子里欣赏自己的“作品”。他们不仅希望通过农业种植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健康农产品的需求，同时希望经过耕作来塑造理想中的乌托邦式的乡村景观。在家庭菜园的功能区中，消费群体具有较强的共性，他们不仅是将这里作为休闲空间，更注重后代的教育价值。家庭耕种的模式通常表现为家长结合自己的乡村生活经历，向小孩传递土壤、作物与果实的知识，在农业体验中既满足了家长的“乡愁”，也向后代传递了他们对于作物种植与粮食生产的理念(C22~C30)。“我小时候跟着父母下田，但是现在我的小孩都在城里生活，没有太多的机会接触自然，很多东西都不懂，虽然这些东西可以通过课本或者图片学习到，但缺乏了亲身体验的过程”(C9)。因此，在这种绿色消费的驱动下，城市精英希望能在城市中就近体验乡村农作，也不惜花费更高的价格交换理想中的乡村体验与健康的农产品。这种绿色消费需求对开发商营建绅士化景观提供了正反馈，从而强化了绿色绅士化的负面效应。
尽管如此，开发商的绿化实践并不意味着原住民完全处于弱势地位。在政府的介入下，原住民的土地与经济权益得到了保障，土地成为原住民协商与维护环境正义的关键。城市农业公园建成之后，因其具有的生态效益被不同的社会机构赋予了“游海珠六大打卡地之一”“宝藏农田”等诸多美誉，并直接成为周围房地产对外宣传的卖点之一。以周围某房地产为例，其在宣传中明确打出了“坐拥海珠区唯一都市农园”的楼宇广告。在实际走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城市农业公园周围的房产价格平均在40000~50000元/m2之间，但在该项目建成后，在直线距离上最靠近该项目的房产价格已经突破了50000元/m2。城市农业公园的建成对于新房产的价格具有提升作用，吸引了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购置房产。更重要的是，该农业公园所在的城中村正在经历城中村的旧改转型，许多房地产商的介入使得这一片区域成为改造的热土。因此，城市农业公园的建成提升了城中村新建房产的潜在价值，使得本地村民能够从房地产增值中获利。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城中田改造也是土地再资本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政府以城市更新为目的引入社会资本，同时保障了村民是土地权属人的利益，三方共同经由土地再资本化的运作以获取土地红利[43]。城市农业公园的土地属于城中村的经济联合社所有，在开发商的绿化实践下，原住民搬离了原来的棚户区，出现了西方绿色绅士化现象中“流离失所”的表征。但由于村民的土地权益得到保障，绿色绅士化并没有导致原住民真正地被绅士所置换，而仅导致他们临时性外迁的结果。更重要地，在土地再资本化的过程中，原住民获得了比原来更高的土地租金收入，“比如一个股份，我们(原住民)有4口人，那么我们在村社集体就占4股，可能4股一年分到的土地租金只有1000元，但是承包给我们(开发商)之后就变成了5000元，是一个人5000元，还不是4个人5000元，村民整个的收入相较以前是高了”(M2)，同时也获得了房地产增值的潜在经济收益。由此，在中国土地制度的保障下，原住民成为绿色绅士化的受益者之一。

4 绿色绅士化的运作机制

本节将从不同主体的联盟与权力关系分析绿色绅士化的运作机制。我们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村集体和村民、开发商分别出于城市治理、土地租金与经济利益等目的，围绕绿地的建设与利益分配组建了绿色增长联盟，最终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绿色绅士化运作机制(图3)。
图3 绿色增长联盟的主体关系

Fig.3 Actor relationships of green growth alliance

地方政府是绿色增长联盟的核心，在绿化实践中处于支配地位。如前所述，城市农业公园的前身是落后于现代化城市发展的棚户区，该区域不仅与周围的城市景观形成鲜明的反差，还存在较大的环境隐患，长期以来一直是城市治理的难点[44]。为了对这一区域进行环境治理与改善，海珠区政府根据广州市利用“城中田”建设城市农业公园的部署，制定了城市农业公园工作方案。项目领导小组在严守耕地及基本农田政策保护底线的基础上，经由土地流转以及引入外来资本的方式发展都市休闲农业。地方政府的这一举措旨在治理“脏乱差”的城中田，根据市政府的政策指引，以都市农园的方式延续了原本的农业用地。“以前这里全部都封闭起来的，前面的全部都挡起来的，政府没办法管里面的话，遮起来也没办法治理，只有用‘遮羞布’把它遮起来，不要让市民看到”(M2)。因此，在广州市政府的政策指导之下，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征收取得村集体的土地产权，经过土地市场的交易，将一定年限的使用权转让给开发商，由开发商进行土地再开发，从中获取比原来的土地更高的“租金”。
村集体和村民是土地产权的拥有者，是绿色增长联盟能否成功组建的关键。城市农业公园的开发所占用的土地隶属于其所在的城中村的经济联合社，其开发、建设和运营受到村民集体决策的影响。然而，村集体和村民在增长联盟中的角色似乎是矛盾的，他们既是积极的参与者，也是利益诉求者，但常常由于利益分配问题与开发商陷入权力博弈与敌对的局势之中[45]。正因为如此，在城中田改造过程中，许多城建与旅游开发项目先后与村集体和村民进行交涉，试图通过发展不同的城建项目以实现土地的增值。然而，这些项目最终都无疾而终，主要面临3个困境：一是农业用地的土地性质局限了项目的类型与开发的程度；二是城中田中的本地村民和外来农户不同意搬迁；三是开发商所征用的土地面积仅部分覆盖城中田，而城中田其他位置的环境堪忧，可能会对项目的建成和运营产生负面影响。城市农业公园的开发则巧妙地化解了这3大难题，开发商在严格遵循土地政策的情况下，以农用地的基础开展绿化实践；他们通过项目的定位获得政府的支持，顺势借助政府的力量协调村集体和村民之间的租地程序与搬迁工作；更重要的是，开发商承包了一整片城中田的区域，主动改善城中田脏乱差的环境，避免了后续发展的诸多隐患。在访谈过程中，村民一方面认为开发商所承诺的土地租金相较于他们个体租售土地的收益更高，能够获得比之前更高的“地租差”；另一方面认为开发商的加盟能够改善脏乱差的环境，不仅解决了这块土地被“嫌弃”的尴尬处境，在土地合同结束后也能吸引更好的城建项目，更有助于可持续发展(V5、V13、V15)。因此，综合多方考虑，村集体和村民同意将土地以15年的年限转让给开发商，并据此获得可观的土地租金。
开发商在充足的资本支持下成为绿色增长联盟的投资与实施者。在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背景下，开发商从村集体和村民处取得土地的使用权，通过筹措资本与组建技术团队迅速营建绿色景观。“农园170亩土地范围现如今投入资金已超过2000万元，在资金来源方面100%靠企业筹措，对企业实力有较高要求，另外，做都市农园需要各类人才，没有一个高素质的综合团队，是无法运转的”(M1)。权力与资本之间的联盟进一步助推了绿色绅士化在更加合法与可行的轨道上发展。一方面，政府为开发商的绿化实践与村集体进行协商，同时提供了诸如供电供水、排水排污、道路建设等配套设施，加速了城中田向绅士化景观的转型；另一方面，开发商的绿化实践又受到政府的监督引导，在基本农田与耕地的底线规范下开展绿化实践，以避免过度绅士化的结果。“一是尽量选择不需要硬件建设和改变土地属性的项目，例如采摘、劳动教育、家庭小菜园、农产品初加工等；二是利用一些非耕地的其他地类‘边角料’，以活动、可移动、架空等方式设置劳动教育和城市休闲必需的配套设施，既满足了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耕地保护要求，还兼顾和满足了其他业态的发展，实现空间价值的大幅度提升”(M1)。因此，开发商在地方政府引导下，通过营建面向后现代消费的景观以实现土地的溢价，体现了绿色绅士化过程中资本的逐利性质。
在绿色增长联盟的运作过程中，政府推进的城市更新进程吸引了开发商的加盟，开发商则借助政府的力量与村集体和村民进行协商，最终组建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绿色增长机器。在行动过程中，地方政府具备更大的话语权，处于主导地位。政府希望改变城中田对城市形象造成的负面影响，但囿于村集体和村民与大多数开发商的项目谈判失败而导致计划被连年搁置。而村集体和与村民的诉求始终未能在诸多城建和旅游开发项目中得到满足，导致地处城市内部的村集体土地未能发挥应有的生态与经济价值，反而沦为脏乱差的城中田。在这一背景之下，开发商以促进土地增值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农业公园项目破解了这一僵局。换而言之，开发商提出的城市农业公园的建设方案不仅迎合了政府打造城市形象的目的，也迎合了村集体和村民追求土地增值的目的。为了顺利征用土地，开发商借助政府的力量与村集体进行沟通，并引导在城中田中生活的本地村民和外来农户有序外迁。“政府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无论是跟村集体的沟通还是农民的搬迁工作，可以说，没有政府的引导，我们的项目是很难落地的，起码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协商好土地的事情”(M3)。同时，村集体和村民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也积极推动了项目的顺利进行。一位参与项目决策的村民向我们表示，“如果当时政府没有积极向我们讲解这个项目的话，可能这个项目跟之前的项目一样，都会被放在一边，根本不可能实施的。大家觉得这个项目会给村里带来更好的土地收益，而且环境也改善了，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V12)。由此，在政府的主导之下，开发商与村集体和村民之间建立了以土地租金为纽带的联盟关系。政府一方面帮助开发商与村集体和村民进行沟通，协助租地与外迁工作的实施，另一方面也通过监督开发商的绿化实践来保障村集体和村民的利益，在绿色增长联盟的运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相较于西方绿色绅士化中的“政企结盟”，中国的绿色绅士化呈现出“政府主导”的运作机制。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伴随着城市更新的“绿色转向”，以追求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绿化实践在社会层面引发了环境不正义的后果，而绿色绅士化为理解自然环境与城市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46]。本文以城市农业公园的绿化实践为例，探讨了在城市更新背景下绿色绅士化的效应及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城市更新背景下的绿化实践隐含着绅士化的行动逻辑，更加注重后现代审美与体验型景观的营造，进而导致原住民的外迁与城市精英的涌入。以往的研究将绿化实践视为引发绿色绅士化的前因，但并未深入探究何种绿化实践会引发绅士化的后果，导致难以辨析绿化实践与绅士化之间的关系[47-48]。本文研究认为，城市绿化实践的行动逻辑可以作为预测是否会出现绿色绅士化的依据。在本文案例中，由于绿化实践的行动逻辑是以迎合城市精英对后现代乡村农业的地理想象为出发点，因而其所塑造的绅士化景观进一步引发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与置换。
其次，以服务城市精英为导向的绿化实践制造了新的空间隔离景观，并导致阶层分化的结果，但在中国土地制度的保障下，原住民不仅没有流离失所，反而获得土地再资本化的红利。以往的研究大多将绿色绅士化的社会效应抽象为阶级之间的对立与二元权力的博弈，由此引发环境非正义与社会不公平的后果[49]。本文研究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使绿色绅士化的社会效应朝着积极正面的方向发展，尽管原住民被排除在绅士化的景观之外，但由于其土地权益得到保障，他们不仅没有被永久置换，反而成为土地再资本化的受益者之一。
最后，政府、村集体和村民以及开发商分别出于城市治理、土地租金与经济利益的目的，组建了满足各自政治与经济诉求的绿色增长联盟，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绿色绅士化运作机制。以往的研究分析了不同联盟主体的角色及其转变，忽视了不同主体差异化的权力关系[50-51]。本文研究发现，政府决定了城市更新中的土地性质及开发方向，并主动协调村集体和村民的土地租赁与外迁工作，而开发商在既定的政策规定中开展绿化实践，三者之间的联盟共同塑造了绅士化的绿色景观。其中，不同主体的权力是不均等的，政府在土地的使用与流转中更具话语权，在联盟主体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这一结论响应了城市地理学研究中关于中国城市绿化实践受到土地政治影响的观点，即政府在城市绿化实践中协调城市化进程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在促进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推广中发挥着主导作用[52-53]。作为对已有研究的延续，本文重点关注政府在绿色增长联盟中的主导地位，分析了其在促进主体联盟中发挥的协调、监督、保障等方面的作用，不仅揭示了绿色绅士化的“中国特色”，也有助于深化城市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对政府主导角色的认识。

5.2 讨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将围绕中西方绿色绅士化与绿色增长联盟展开讨论。首先，绿色绅士化在中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了异质的社会影响。一方面，在西方社会情境下，城市精英往往是绿色空间的受益者，他们对绿地的使用与占有是引发阶层置换与环境非正义的直接原因。开发商为他们所营建的“环境特权飞地”更是加剧了空间隔离与社会排斥的后果，导致城市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究其根源，西方社会中的绿色绅士化现象是一种资本主导的城市空间再生产过程，具有鲜明的资本逐利色彩[54⇓-56]，加之土地市场化的运作模式，绿色空间的利益分配自然而然地流向具有更高社会与经济资本的城市精英，这也是绿色绅士化加剧社会不平等的底层逻辑。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情境下，城市更新也表现出与西方相似的绿色绅士化表征，即伴随景观变迁而发生的阶层流动与置换现象。尽管城市精英也是绿色空间的最大受益者，并引发隔离景观与阶层分化的结果，但在政府的主导作用下，城市发展并没有趋向不可持续。政府拥有完整的土地产权，通过土地征收与流转的方式进行土地再开发，主导并相对平衡了绿色资源的分配，避免了资本的无序扩张及引发的社会不公[57-58]。因此，绿色绅士化在西方语境下更多地是对城市开发的批判性反思，而当其被纳入中国的制度语境与社会情境时，与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与治理逻辑相融合，转型成为一种正向与积极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思路。
其次，相较于居住、商业开发等其他类型的增长联盟，绿色增长联盟因绿化实践所产生的生态效应更容易在多主体之间实现结盟。以本文为例，开发商的绿化实践项目在地方政府取得“通行证”，促使政府主动与村集体和村民交涉土地租金与原住民搬迁等事宜，而村集体和村民出于短期土地收益与长期环境效益的考虑而更愿意与开发商联盟。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绿化实践对人地矛盾的缓和、人居环境的改善等多方面的促进作用可能会加速主体之间的联盟[8]。尽管绿色增长联盟的使命在于寻求城市经济的增长，但相对于房地产的主体联盟，这种联盟方式将环保、民生等指标纳入经济增长的考量之中，有效地规避了普通土地增长联盟由于追求政绩和经济利益而导致城市趋向不可持续的发展风险[59]。特别是在中国情境下，公有土地产权制度、土地财政制度以及政绩考核机制等不断激励着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结成增长联盟[60]，而绿色增长联盟为政企合作及城市建设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发展方案。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化，“以人为本”的城市绿地建设已经成为城市更新与再开发的重要途径与发展趋势。然而，城市绿化实践所引发的社会空间的变化仍未引起足够重视[61]。本文响应了以往研究的观点，即城市绿地对环境改善与居住福利产生的影响更多地局限于受过高等教育或收入较高的人群，基于社会特权的环境设施的不公平暴露可能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隐患[62]。在中国城市更新背景下，如何实施更加公平的规划方案以惠及更广泛人群仍是城市现代化转型的关键[63]。本文将绿色绅士化引入中国城市更新的背景下进行探讨，旨在基于中国案例补充与推进西方绿色绅士化的发展。但是本文仅聚焦于单一案例地，未涉及其他绿地类型的探讨，也未对案例地进行更长时间跨度的历时性分析，同时也忽视了外来农户、周围社区居民等更多元主体利益的分析，未能更全面地揭示绿色绅士化的全貌。因此，未来的绿色绅士化研究可以开展更多跨案例、历时长、多主体的研究，运用中国城市多元的绿化实践案例创新绿色绅士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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