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内部存在着受教育程度由低到高的学历梯度，关注不同学历人才分布影响机理的差异性，对于制定因类而异的人才政策和优化城市体系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利用中国2005、2010和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从地级尺度上揭示了2005—2015年中国大专、本科及研究生学历人才分布的时空格局特征差异，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解释了不同学历人才时空分布差异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① 中国不同学历人才的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大专、本科及研究生学历人才均主要集聚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而本科及大专学历人才在内蒙古西部和新疆北部等西北地区资源型城市也具有一定的集聚优势，人才集聚的不均衡度随着学历提升而依次递增。人才集聚的不均衡程度均随时间而有所缓解，但缓解程度随学历提升而依次递减。② 人才动态集聚呈现出初期人才比重越高、期间人才比重增幅越大的马太效应，人才动态集聚的马太效应强度随学历提升而逐渐增强。③ 中国大专、本科及研究生学历人才集聚均主要为经济主导型，薪资待遇是不同学历人才集聚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中国区域间薪资水平差距的缩小是不同学历人才分布不均衡态势缓解的主要原因。服务业快速增长，中学教育、医疗条件和交通出行等社会舒适性也会促进不同学历人才的集聚，海拔高度及绿化休憩等环境舒适性整体上并未显著推动中国人才的集聚。④ 经济及社会舒适性因素对人才集聚的促进作用均呈现出随学历提升而依次增加的趋势。
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也是当前扩大内需的重要着力点。论文分析了数字经济影响居民消费的机理，并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与空间效应，并从时间和区域维度做了拓展分析。结果表明：① 数字经济能够直接促进居民消费；② 数字经济促进消费的间接作用表现为在供给侧提升产品多样性，在需求侧提高居民收入，在市场侧促进市场一体化；③ 数字经济不仅驱动了本地消费，还对经济水平相近省份的消费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④ 拓展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驱动消费的作用随经济水平提高而增强，具有时间可持续性，同时该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强于东部地区，呈现更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的益贫式特征。研究结果拓展了数字经济驱动居民消费的研究视角，并为依托数字经济提振消费需求提供了决策参考。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中国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民营企业投资视角的相关研究罕见。论文运用统计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通过分析2013—2021年兰西城市群民营企业投资网络的演化过程，研究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尝试进行机制探讨。结果表明：① 兰西城市群已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但民营企业投资网络仍表现出明显的省际“双核分离”结构，青海省部分一体化水平相对较高，城市群内不同产业的企业投资网络存在较大差异；② 民营企业投资网络“双核分离”结构的形成主要受到当前区域所处发展阶段的影响，省会城市仍以极化作用为主，导致企业跨省投资联系极弱；③ 行政区经济与制度厚度分别通过外部环境与内部决策对民营企业跨省投资施加阻滞作用。根据上述结论，从兰西城市群较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出发，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推动形成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省际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
建成黄河文化旅游带迫切需要增加流域旅游目的地数量、增强目的地间以黄河文化为纽带的旅游联系。论文在界定旅游目的地成长性概念的基础上，以黄河流域68个地级市(州、盟)为节点，以节点间旅游信息百度指数为连接，构建黄河流域城市旅游信息联系网络，对黄河流域城市的旅游目的地成长性进行定量评价。研究发现：① 海南州、西安、海西州、洛阳、银川等19个城市具有显著的旅游目的地属性(DI平均值≥0.11)。② 2011—2019年，除黄南州外，67个城市的目的地属性成长性良好，可划分为明星型(成长速度为13.02%~65.45%，DI值为0.46~1)、潜力型(成长速度为7.29%~26.18%，DI值为0.11~0.29)、黑马型(成长速度为4.18%~183.31%，DI值为0.001~0.10)3种类型。③ 2011—2019年，黄河流域旅游目的地合作成长性良好，区域旅游一体化程度逐年增强，已经形成以明星型目的地和潜力型目的地为核心的五大组团，其中省内组团3个，跨省组团2个。④ 将“黑马型”城市发展为旅游目的地城市，提升“明星型”和“潜力型”旅游目的地城市国际影响力，将省内组团转变为跨省组团并加强跨省组团之间的联系，是加快建设黄河文化旅游带的迫切需要。
从系统性和综合性视角来分析传统村落旅游地农户可持续生计不仅可以为农户可持续生计构建和减缓贫困提供决策支撑，而且有助于理解传统村落空心化和衰落的内在原因，并为激发传统村落内生发展动力提供科学决策。论文基于英国国际发展署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并结合传统村落作为活态遗产的特殊属性，从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结构与过程转变、生计结果5个方面构建了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村落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沙洲村、永兴县板梁村、苏仙区坳上村和桂阳县阳山村4个典型传统村落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 郴州传统村落旅游地农户可持续生计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不同传统村落的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具有显著差异，其中沙洲村处于较高水平，其余3个处于中等水平；② 传统村落中参与旅游的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明显高于未参与旅游农户，参与旅游不仅有助于提升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而且还有助于农户理解有关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政策制度，增加农户文物保护、文化传承和环境保护意识，增强农户的文化自信；③ 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较匮乏，农户生计策略多样性不足，农户参与旅游意愿不高，政府和旅游企业旅游带动作用较弱等是阻碍郴州传统村落旅游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关键因素，应通过优化农户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质量与结构，鼓励农户积极参与旅游，加强政府和企业引领带动作用等来提升传统村落旅游地农户的可持续生计水平。
明确中国发展中大国地位是党和国家外交事业发展的重要逻辑基础。中国还是发展中大国吗?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屡屡提出质疑并在外交谈判中向中国发难。为回击西方质疑，国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相关学科学者主要从发展要素的国别比较等方面论证了中国发展中大国的属性和地位，目前缺乏融合地理学的综合性、地域性和时空及尺度思维的研究。论文通过梳理国家发展地位与中国发展中大国地位的相关研究进展，总结了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国家发展地位可理解为一个国家在全球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国家发展水平和国家影响力作为国家发展地位的2个判定维度，分别反映了国家发展地位不同的身份特征，而一个国家在全球发展格局、“核心—边缘”结构、等级层次结构、网络拓扑结构、国家影响力格局中所展现的特征均为其发展地位的外在表现，且具有尺度差异的特征。基于此理解，论文从时间、空间和尺度3个维度对国家发展地位的概念内涵进行了解读。最后，结合“格局—过程—机理—决策”的地理学经典研究范式，尝试提出了融合地理思维的中国发展中大国地位研究的分析框架，并针对国家发展类型划分、融合地理思维的中国发展中大国地位的研究主线等核心问题展开讨论。研究可丰富和完善国家发展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区域(世界)地理理论，也可为中国发展中大国地位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伴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绿色转向”逐渐成为全球城市更新的基本原则。然而，城市更新的绿色倡议与实践通常只关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忽视了在社会层面可能引发的绿色绅士化现象。论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城市农业公园的绿化实践为例，探究城市更新背景下绿色绅士化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①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绿化实践隐含着绅士化的行动逻辑，其所营建的后现代审美与体验型景观成为绿色绅士化的地方表征；② 以服务城市精英为导向的绿化实践引发了景观隔离与阶层分化的结果，但在中国土地制度的保障下，原住民不仅没有流离失所，反而获得了土地再资本化的红利；③ 政府、村集体和村民以及开发商分别出于城市治理、土地租金与经济利益的目的，组建了满足各自政治与经济诉求的绿色增长联盟，最终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绿色绅士化运作机制。论文将发源于西方社会的绿色绅士化置于中国的制度语境与社会情境中开展实证分析，拓展了绿色绅士化在多元地理背景下的概念内涵与解释效力，也为理解中国城市更新背景下的人地关系变迁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与实践启示。
地理环境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地方对健康的影响作用是社会文化转向下新健康地理学关注的焦点。在旅游与健康深度融合的背景下，论文基于康复景观的理论框架，突破当前视觉思维主导下的研究局限，以南京紫金山国家森林公园作为案例地，综合利用扎根理论法、多重对应法等，对游客网络评论进行分析，围绕人地互动的中心议题，全面探索旅游地多维康复景观的构成要素，揭示其健康效应的作用路径与内在机制。结果显示，旅游地康复景观具有多维感官的表现形式，紫金山多维康复景观资源体系具体包括视觉类、听觉类、嗅觉类、触觉类4个维度，且各维度的康复景观要素并不完全遵循视觉中心主义的等级秩序，具有各自独特的属性特征和健康意义。同时，紫金山多维康复景观要素之间具有复杂的关联，其内涵意义可以聚类为“自然”“宁静”“协调”三大主题，为旅游地健康效应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营造多重健康体验，并充分体现了旅游者与旅游地和谐的人地关系。论文所提出的“多维康复景观”概念，阐释了地方要素与人类多维感官的健康实践在空间各个层面的互动，为理解地方与健康的复杂关系提供了良好的理论视角。研究结果有助于促进旅游地理学和健康地理学的交叉，丰富地理学景观研究的理论内涵和方法体系，推动具有多维康复景观的旅游目的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当前中国假药犯罪态势异常严峻，地理学在此领域尚未涉及，但社会对其防控有迫切需求。论文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的数据挖掘，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改进的k-medoids聚类算法等方法，探究中国销售类假药犯罪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地域类型。研究发现：① 中国销售类假药犯罪具有2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第一阶段该类犯罪的数量上升且“城际差异”扩大(2014—2015年)，而第二阶段该犯罪的数量减少但“城际差异”缩小(2016年后)。② 在空间分布上，中国销售类假药犯罪已由单核或双核(上海、深圳和广州等)的“聚拢分布”形态演变为多核的“扩散分布”形态，并且形成了较明显的“人字形”带状分布格局(如沿福建、浙江、江苏北上后，再向河北、山西、辽宁、吉林以及黑龙江等地蔓延扩散)。③ 中国销售类假药犯罪空间自相关显著，且存在不稳定的空间聚集现象，即高高集聚区和低高集聚区发生了迁移扩散(出现了由东南沿海地区逐渐朝北部、中部方向集聚的特征)。④ 在市尺度上，可将中国销售类假药犯罪的地域类型划分为上升型、下降型、波动型和低位型4种，且各类的城市数量与分布均存在明显差异。如上升型城市主要集中于北方地区；下降型城市主要分布在广东地区；波动型城市集中在江浙地区、中原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低位型城市数量最多、分布最广。⑤ 最后基于案情词云解析的结果，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型城市销售类假药犯罪防控及社会治理的建议。如对于上升型城市，加强美容药和保健药网购及物流监管力度；对于下降型城市，做好实体店铺销售特效药或特色药的排查；对于波动型城市，推进并建立联合打击假药犯罪的协作机制。
森林虫害是中国森林生态系统面临的严重威胁。论文以“基础资料完全来源于地面调查”为标准，遴选了316篇森林虫害主题的研究论文，从中提取森林虫害的时间、地点、面积等信息，采用Meta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森林虫害的时空特征。论文共计提取了可分辨至县域单元的森林虫害962次，时间跨度1985—2018年，涉及299个县(市、区)。研究发现：① 1985—2018年期间共计发生242县次重度森林虫害，年均7.1县次，1985—2005年重度森林虫害县次数以0.4县次/年的速率增加，而2005—2018年转为减少趋势，速率为-0.6县次/年；② 从空间差异看，东南部的武夷山区和西北部的祁连山中东段各县的中轻度虫害频次较高，而重度虫害县次数自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减少，武夷山为全国森林虫害的典型区；③ 气象因素是影响森林虫害的首要因素，北方半干旱区南半部和暖温带半湿润区森林虫害县次数年际波动与前冬季温度显著负相关，而南方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地区则与春季温度显著负相关。研究揭示了中国森林虫害的地理差异，为更好地研究森林虫害的成因及其气候环境效应提供基础。
长江流域2022年夏季遭遇了罕见的持续性高温事件，给流域各省生活、生产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科学解析该次高温过程成因对于提升高温过程预测预警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利用NCEP/NCAR逐日再分析资料和长江流域699个站点逐日温度资料，研究了2022年夏季长江流域高温过程的环流特征及成因。结果表明：① 2022年长江流域的夏季高温过程为1961年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强、持续时间最久、综合强度指数排名第一的高温事件。② 长江流域上空对流层中高层受相当正压结构的异常反气旋环流控制，是此次高温过程发生的局地环流成因。南亚高压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相向运动，且在长江流域上空重叠，是导致2022年高温发生的大尺度环流成因。在高压控制下，长江流域上空的下沉运动及达地面的太阳辐射均明显偏强，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共同导致高温极端性强。③ 欧洲西部经贝加尔湖向东频散的Rossby波能量，使得欧亚地区中高纬自西向东维持两脊一槽波列分布，北半球中高纬度表现出稳定的三波型，整个副热带地区为能量辐合区，助力副高维持偏强，同时有助于长江流域上空反气旋的持续，是异常环流长时间维持的原因。
行政区划是国家进行地方行政管理的基础单元，行政区划调整则关系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空间治理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抓手，对经济发展和区域治理产生长期影响。论文对近30年来(1992—2022年)中国行政区划研究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从历史考证、模式类型、成效评估、影响因素和国内外对比等方面总结了中国行政区划研究的发展脉络与相关进展。研究发现，行政区划设置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主要方向，相关研究与国家政策联系密切，相关政策的颁布实施会激发和拓展行政区划的研究，反过来研究成果又会推动区划政策的完善发展；行政区划研究经久不衰，具有较强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兼跨多个学科；发达国家行政区划实践经验和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但无法照搬到国内，中国行政区划研究要结合国情，辩证吸收，走出具有本土特色的调整道路。在推进国家行政区划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应加强行政区划调整方案的评估论证，增强科学性与合理性；注重发挥多学科优势，丰富和完善行政区划调整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充分利用好行政区划手段，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以全面提升国家空间治理效能。
空间生产将马克思主义与空间理论范畴系统地整合为兼具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的唯物论体系，开拓了解读和分析空间实践过程的新视域。21世纪以来中国出现了空间生产研究的热潮，城镇化是理论应用的主要场域。论文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方法，结合典型文献的深入阅读，梳理国内城镇化研究领域空间生产理论应用的进展，总结研究概况，挖掘研究重点及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结合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趋势和需求提出理论应用的展望，即从生产性空间分析到生活化空间关注、从空间问题分析到中国理论体系建构以及从空间理论的解读到空间实践的指引。
交通韧性是指在极端条件下交通系统能够通过自身抵抗、减缓以及吸收的方式维持其系统基本功能和结构的能力，或者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和成本内恢复原始平衡或者新平衡状态的能力。受全球增温、海平面上升以及快速城市化的影响，极端事件的风险日益增加，从而导致城市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运营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衡量极端事件下城市交通韧性强度(包括不同极端天气事件强度对其强度的影响)，如何监测其时空分布特征和演变趋势，以及多长时间交通运输系统能够恢复正常状态?针对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有效的监测方法，尤其是缺乏气候变化对交通韧性影响的时空动态变化监测。因此，如何精准识别极端事件下城市交通韧性的状态，提升自然灾害交通防治水平亟待解决。而随着大数据挖掘技术和时空预测深度学习方法的发展，为重建城市交通韧性强度时空数据集，进而揭示历史极端事件影响下城市交通韧性强度时空演变特征、变化趋势以及影响机制提供了可能。论文对国内外近50年来交通韧性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概括，结合国内外交通韧性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已有的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评述；并指出了气候变暖情况下交通韧性研究的重点领域和方向，旨在为今后开展交通韧性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