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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

2022 , Vol. 41 >Issue 6: 1053 - 1067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2.06.009

研究综述

城市就业多中心化相关研究进展与述评

  • 王晖 , 1, 2 ,
  • 袁丰 , 1, *
展开
  • 1.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流域地理学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08
  • 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袁丰(1982— ),男,江苏无锡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E-mail:

王晖(1991— ),女,河北邢台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1-10-04

  修回日期: 2022-02-06

  网络出版日期: 2022-08-2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189)

收起

A review of urban employment polycentricity research

  • WANG Hui , 1, 2 ,
  • YUAN Feng , 1, *
Expand
  • 1.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 Key Laboratory of Watershed Geographic Sciences, CAS, Nanjing 210008, China
  •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10-04

  Revised date: 2022-02-06

  Online published: 2022-08-28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71189)

Fold

摘要

就业分布是城市空间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当前,就业多中心化正在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并主导着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范式转变,然而中国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探讨。论文在梳理中西方相关文献基础上,试图呈现城市就业多中心化的研究进展,以期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参考。首先,系统总结国内外城市就业集散与多中心化的地理格局与过程,重点回顾当前研究的共识与争论以及就业中心的生长动态与趋势。其次,从不同理论视角追踪城市就业集散与多中心模式演化的动力机制,关注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就业多中心结构的形成机理,特别是空间规划与管治等制度因素和市场力量的相互作用。最后,从就业多中心化对城市空间结构、城市通勤的影响2个方面总结就业多中心化的空间效应。城市就业多中心模式演化为我们认知城市的空间增长逻辑提供了独特观察窗口,可以为中国城市转型与空间重构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 就业多中心化; 城市空间结构; 地理过程; 空间效应

本文引用格式

王晖 , 袁丰 . 城市就业多中心化相关研究进展与述评[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 41(6) : 1053 -1067 . DOI: 10.18306/dlkxjz.2022.06.009

Abstract

Employment distribution is one of the key components of urban structure. Employment polycentricity is currently becoming a global phenomenon, leading the paradigm change of urban structure research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this topic is covered by relatively few studies in China. Therefore, by browsing a large number of relevant publications, this article presented its research progres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tudies on employment polycentricity in China. First, this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d the geographical patterns and process of urban employment concentration/decentralization and polycentricity, focusing on reviewing the current consensus and debates, as well as dynamics and growth trends of employment centers. Second, it traced the mechanism of urban employment decentralization and its evolving polycentric patterns from differ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predominant forces on the formation of polycentricity through the lens of spatial political economy, especially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of urban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and the market. Finally, the article summarized the consequences of employment polycentricity from two aspects: the impact on urban spatial features and on urban commuting. The evolution of urban employment polycentricity provides a unique view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growth logic of urban space, which is significant for the policy making of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ities.

Key words： employment polycentricity;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process and patterns; spatial outcomes

就业是城市作为巨大劳动力与消费市场所承载的重要人类活动,被《雅典宪章》视为城市四大功能之一。就业人口高密度集聚是城市多样性(diversity)与城市活力(vitality)的源泉,既体现出城市的本质特征,又是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追寻与求索[1⇓⇓-4]。城市就业分布格局是城市空间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伴随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不断变迁,为我们认知城市空间的增长逻辑提供了独特观察窗口。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城市正处在从单中心结构到多中心结构的范式转变过程并呈现多样化发展轨迹,就业新中心的出现和更加普遍的就业多中心增长模式日益成为当代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以及地理学、经济学、城市规划学,甚至历史学关注的领域热点。
转型背景下中国大城市就业多中心化态势明显,然而由于数据局限性等原因,国内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概括来讲,现有研究对城市繁复经济活动空间几何抽象——城市就业中心的形态、功能等地理学特征及其演化规律尚缺乏全面认知,多数研究停留在对多中心概念内涵界定、就业中心识别技术手段的探讨,对就业中心的类型、功能结构及其长时间序列动态演化的研究相对欠缺[5-6]。此外,对城市就业多中心结构形成机制的探索还远远不够[7-8],现有研究往往将多地点就业中心视为城市多中心化的一个方面或住宅与人口空间分散后理所应当的结果,而较少关注就业中心自身作为一种空间本体的生长机理与治理属性特征。大量文献从经济学视角解释城市就业集聚中心及其演变,但往往忽视了城市内部就业结构空间表征的背后有着更多难以与之剥离的“地理”与“制度”。
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基础上,本文试图呈现城市就业多中心化这一研究主题的发展脉络,从城市就业集中/分散(concentration/decentralization)与多中心化(polycentricity)的地理格局与过程、不同理论视角下城市就业集散与多中心模式演化的动力机制、就业多中心化对城市空间要素分布和城市通勤的影响3个方面总结城市就业多中心化的研究进展,以期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1 城市就业多中心化过程

1.1 就业去中心化空间模式的共识与争论

西方对城市就业分布变迁的研究,伴随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不断深入。早在19世纪,西方城市又被称作步行城市——工作与居住场所相对密集均匀分布在有限地理空间内。后来,公共汽车和轨道马车带来郊区住房需求增加,财政短缺、公共品供给不足与社会问题频发引发市中心生活品质下降,居住与工作开始出现空间分离,住宅逐渐低密度郊区化[9],但就业地点仍然集中在市中心,呈现典型单中心结构。20世纪以来,随着通勤铁路、有轨电车和小汽车的迅速普及,工业、商业、办公等工作场所相继郊区化,甚至青睐城市中心的高阶服务业(higher order services)也开始向郊区扩散,城市空间结构出现第二次范式转换[10]。至20世纪末,就业去中心化(employment decentralization)已成为美国大城市的普遍现象,平均仅有16%的就业岗位集中在市中心4.83 km范围以内,就业岗位分布与市中心距离的中位数为13.55 km,略小于居住社区分布与市中心距离的中位数(14.48 km)[11]。
自20世纪末开始,就业去中心化也逐渐成为许多欧洲城市面临的重要政策与规划议题。这种变化在连续的建成区与中心城市边缘、远郊区以及不断扩张的大都市区边缘地带尤为明显[12-13]。工厂、仓库和配送中心几乎完全在城市中心销声匿迹,超级大卖场、娱乐消费场所、big-box零售体、超市连锁、自助商店,甚至现代化办公综合体开始在郊区爆发式增长[14-15],形成与北美相似的、就业在郊区集中增长的城市景观。尽管在规模、程度和表现形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如欧洲就业去中心化在部门结构上的多样性较低[13,16],就业去中心化已经在以北美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城市社会达成了基本共识。
然而,对于就业去中心化的空间模式——聚集分散化(decentralized compact)亦或是蔓延分散化(decentralized sprawl)——学界却尚未达成共识[17-18]。一部分学者认为,就业去中心化遵循有序的多中心结构,即就业倾向于重新集中在市中心以外的特定地点,如次级中心(employment sub-center)、郊区中心(suburban downtown)、技术郊区(technoburbs)、边缘城市(edge city)等[19-20]。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就业去中心化呈现一种无序的非结构化特征,即绝大多数就业集中在就业中心以外的地区,如无边界城市(edgeless city)[21-22]。也有学者提出折中观点,即城市就业去中心化远比多中心或随机分散复杂得多,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过程在一些大都市地区实则是互补且并行的[23]。这种观点上的不一致,一方面可能是不同研究者对就业中心界定与识别方法不同造成的[5,24],另一方面可能是异质性就业部门差异化区位需求与集聚偏好叠加后的空间结果导致了不同的就业去中心化模式[25-26]。更加深层且隐晦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城市背景与发展模式的影响也不容忽视[27]。
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的大城市,在就业去中心化空间模式上也呈现出各自特征。如Kim等[28]发现,1985—2015年韩国首尔都市区出现9个边缘城市和8个繁荣郊区(boomburbs)共17个新的郊区就业增长中心。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京都市区的郊区就业增长是核心城区数量的4倍之多,但后者仍然保持了作为就业中心的主导地位[29-30]。中国学者对北京、上海、南京等典型大城市的研究表明,虽然城市中心就业增速有所放缓,但远未出现美国城市那样大规模的去中心化现象;就业分布总体呈现显著的中心集聚特征,就业中心不仅占据超过半数的城市就业份额,而且对整体就业空间结构起着决定性塑造作用[5,31-32]。不同于北美大都市区就业去中心化带来的中心城市的相对衰落,在东亚特别是中国城市,向心作用和离心作用共同促进就业去中心化发展,外围中心在工业与制造领域保持增长优势的同时,城市中心服务经济也在持续增长。

1.2 就业多中心化空间模式的动态与趋势

为数不多的文献对就业中心的数量、规模、区位、功能组成等特征进行了纵向追踪[8,33-34]。研究发现,地理属性上,尽管大多数就业中心对城市原有发展基础、建成环境、基础设施等具有路径依赖特征[19,35],但当利用更精细的数据来探测就业中心边界时,不同中心空间变化的差异性却很明显[36];功能属性上,越来越多就业增长型和新中心依赖高技能与知识型就业岗位（如信息技术、商务、金融等）,而衰退型中心则主要提供一般服务性就业岗位[34,36-37];管治属性上,就业中心通常为(准)行政区内的功能区,如西方的郊区技术极与边缘城市,中国政府建设的各类开发区与新城区等,那些被城市规划确定的中心(planned centers)往往在就业增长率与对城市总体人口与就业分布的影响上更具优势[29,38]。
近二三十年来,就业中心动态演变的新特征和新趋势可概括为就业中心转型与再中心化复兴2个方面。就业中心转型一方面体现为就业活动类型与部门结构的迭代升级,就业中心服务化转向和高技能化趋势[32,39],如就业中心逐渐成为知识密集型就业,包括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高科技创业和风险投资的集中地[40-41],总部经济、商务办公等新兴经济形态也开始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42-43];另一方面体现为就业中心建成环境的优化与功能多样化,如从郊区就业中心到多功能活动中心的“郊区城市化(citification of suburbs)”正在上演[34],中央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也从单一商务区向更具城市活力的综合服务活动区(central activity zone,CAZ)转变[44]。就业中心转型往往伴随着土地利用致密化(densification)和混合化(mixed-use)、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TDM)以及步行友好的高品质公共空间营造等空间过程[34,45]。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城市就业多中心模式兴起的同时,就业再中心化成为崭新的城市现象,在美国东北和中西部大城市以及欧洲柏林、慕尼黑等大城市的核心地区,人口比重开始回升,人口向城市中心回流(back to the city)初见端倪[46-47],这一趋势主要由更易受到中心城市便利设施影响的年轻人、高学历者和高收入者的区位偏好所主导[48-49]。由于企业选址时倾向于邻近消费者和劳动力池[11,50],人口增长方面的城市中心复兴(urban renaissance)也带来就业活动的重新集中(reconcentration)。例如近年来,大量创新创业型的就业部门向中心城市集聚形成创新街区(innovation district)[51],零售业在一些历史悠久的欧洲城市伴随城市更新而向市中心重新集中[52],城市“新经济”的崛起也促使某些定制化行业重新回归城市中心[53-54]。
就业多中心化也带来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互动关系的转变以及新的增长中心对城市空间组织结构的改变。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很多西方国家都经历了“寄生虫式城市化”(parasitic urbanization)的转变,郊区新中心的发展依靠的是从原先的工业中心城区吸走人口和投资[55],两者关系被视为某种“复杂且有选择性的相互依赖”[56]。欧洲新就业中心的培育则被视为支持多中心发展的补充部分而非为了替代传统城市中心[13]。与欧美不同,中国城市就业中心凭借自身力量发展成为新的增长节点,城市中心的向心力仍然十分显著并持续繁荣发展。就业多中心化也开始被认为是城市生活方式的一个积极属性,因为每个中心都有不同的地方感,并因各种原因吸引企业和劳动力;除了城市中心与不同就业中心之间的联系,各个就业中心之间也存在重要且复杂的异构联系[57]。
综上所述,就业多中心化现象最先出现于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城市社会,相关研究也在这些国家较早开展。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对就业去中心化这一地理过程达成了基本共识,然而由于长时间序列追踪研究欠缺、不同地理尺度分析带来的可变面元问题、多元就业部门区位偏好异质性、城市历史地理与政治经济路径依赖等原因,目前学界对就业去中心化的空间形式尚无定论,主要形成蔓延分散、集聚分散和蔓延—集聚并行3种观点。为数不多的针对就业多中心化动态发展过程的研究表明,就业中心的地理属性、功能属性、管治属性不断演化,主要呈现就业中心转型和就业再中心化2种主要形式。同时,就业中心化之间的异构关联及相伴生的城市中心与外围互动关系的转变也揭示出该城市空间结构范式的复杂性。

2 城市就业多中心化机理

2.1 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就业多中心化影响因素

经济地理、城市经济与城市地理等学科对就业去中心化与多中心结构的解释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图1)。
图1 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就业多中心化影响因素

Fig.1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mployment polycentri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geography

(1) 集聚外部性与就业多中心。城市就业空间分布的经济地理学原理最早可追溯到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58]。大量(新)经济地理研究将就业中心的出现视为集聚经济的空间结果,认为企业在就业中心共聚(co-location)是为了从生产和技术外部性(包括劳动力匹配、知识溢出与投入共享)中获益[59]。当集聚正外部性大于诸如土地短缺、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时,企业会继续在现有中心内选址。一旦负外部性占据上风,企业便开始在空间上寻找新的地点,这时集聚外部性可能推动新就业中心出现。简言之,在集聚经济分析框架内,就业多中心结构被描述为离心力和向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并在实证研究中得到检验。如McMillen等[37]认为,集聚经济和企业内部信息交换等正外部性决定了芝加哥大都市区新就业中心的形成。Kohlhase等[60]在休斯敦的就业中心中发现了集聚经济和不经济并存的证据。这些研究认为,新就业中心通过减少老中心集聚不经济而出现[61],最大化了城市区域的集聚外部性[62]。最新一项针对芝加哥大都市区的研究[63]从集聚异质性的视角审视工作地点、人口、生活设施和交通网络对就业次中心形成的影响,发现就业次中心的出现与新经济部门具有更强的相关性。
(2) 土地利用、土地经济与就业多中心。土地经济学奠基人Alonso[64]在延续农业区位论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提出城市土地“级差地租”的概念,认为不同城市功能对土地租金的支付能力和意愿存在较大差异,为学者们解释城市内部就业用地布局提供了新的视角。后经Muth[65]放宽假设并纳入更多变量演变为经典的Alonso-Muth-Mills城市土地市场模型。该模型开创了基于效用最大化原则探讨城市内部家庭和劳动者空间均衡选择的先河,是单中心城市形态理论建模的集大成。随着城市中心距离对集聚外部性决定作用的偏离,城市结构与土地利用模型也不断得到修正。如Lucas等[66]提出了对称城市结构模型,认为企业正的生产外部性由其与自身之外的全部就业的邻近程度所决定。Ahlfeldt等[67]基于区位条件的不对称性进一步扩展了该模型,并对就业次中心的形成进行了数学建模。此外,将土地作为承载就业活动、具有使用与交换价值的“特殊商品”来看,开发商的投资决策对企业迁移行为与就业中心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62,68]。如Wieand[69]认为,新就业中心的出现依赖于大型私人开发商以及城市开发机构的共同努力。Brasington[70]则认为,郊区就业中心的出现是小型的土地所有者(small landowners)独立应对市场力量的城市增长的自然结果。一项针对美国城市的研究还发现,土地利用法规及其管制强度,无论在人口普查区还是大都市区尺度,均会对就业集聚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关系产生影响[71]。
(3) 交通区位、通信网络与就业多中心。交通可达性(accessibility or proximity)是最具代表性的区位要素,也是集聚经济的初始条件与触发因子[37]。可达性对就业分布及就业中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既已存在的交通基础设施体系是城市历史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资本存量对就业中心的发展带来长期优势。如Redfearn[35]在大洛杉矶地区发现了就业中心在中长期的稳定性与持久性,认为一个世纪前的区位初始条件比其他城市基础环境变量更能解释就业中心的地理位置。其次,交通技术的外生变化与交通成本的降低带来就业活动的空间分散与分散化集聚[72]。如Garreau[73]发现,边缘城市大多发展于高速公路相交的地方或机场附近;Giuliano等[74]发现,靠近大型机场有利于就业次中心的形成。有学者估算,在美国大都市区,每条径向辐射的高速公路转移了中心城市大约6%的工作机会到郊区[75]。再次,新的交通网络与交通工具,如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系统的建设,有利于创造新的就业中心或提高周边区域纳入就业中心的可能性[76]。如Cervero等[34]发现,旧金山湾区新的就业中心往往是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新铁路线的地方形成;Bothe等[77]发现,地铁开通后头10 a,哥本哈根地铁服务区内的就业增长远高于非地铁服务区。互联网时代,信息通讯技术(ICT)及其网络对城市就业空间分布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一方面,ICT使得远程办公成为可能,对物理距离依赖的减小促使部分就业/经济活动远离城市中心;另一方面,ICT也可能通过增加商务旅行、面对面交流与经济合作而加强就业/经济活动的向心聚集[78]。
(4) 企业选址、异质性行业结构与就业多中心。在所有影响要素中,企业区位选择与城市就业空间分布和就业中心形成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如美国边缘城市在初期被认为是市场机制引导下,通常由一个大企业先将总部从市中心迁往郊区,随后吸引相关企业和服务设施在其周边集聚而形成[73]。关于企业区位选择的动因,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企业会根据“空间盈利边际”(the spatial margins to profitability)权衡成本与收益后进行区位选择与调整[79];行为学派则认为,企业家的认知能力与地理偏好同样重要[80],他们和拥有土地的当地精英群体基于商业利益合作共同推动“后郊区”式的开发[81];此外,地理学“制度转向”也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认为社会—文化嵌入、制度环境与治理制度等制度要素与企业区位决策息息相关[82]。全球化时代,后福特主义生产体系与柔性专业化不仅导致大规模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不断开放的城市区域系统也加速了更加分散化和专业化的企业聚集[83];相较于全球化,地方发展情境(local development context)的差异同样会带来不同的企业郊区化结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许多大城市经历了高度依赖高科技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高速增长[84]。研究表明,与地区就业增长结构相一致的地点往往更容易发展成为新的中心[85],如与制造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更可能位于城市中心或不同等级的就业中心,其内部细分行业,也因行业特征、特定偏好、对知识的需求、对在线/远程服务或面对面交流的依赖等不同存在不同的区位模式[86]。更为重要的是,新兴知识密集型高科技与创新行业往往有着更大的就业乘数效应,其区位决策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般性生产与服务部门的就业密度与分布[87]。
(5) 人口就业互动关系与就业多中心。正统区位理论和Alonso-Muth-Mills单中心模型默认“人跟随工作”的假设,即人口密度函数由就业地点与其他外生因素共同决定。这一论点得到人口迁移学者的认同,认为就业人口特别是高技能劳动力的空间分布主要由就业机会和薪资报酬所决定[88-89]。然而,美国大都市区就业去中心化发生在人口郊区化之后的客观现实,则让Garreau[73]提出“edge city”这类就业新中心的产生正是工作机会跟随人口而动的结果。持有相同观点的学者,如Glaeser等[11]认为,企业倾向于邻近他们的劳动力池,因而就业分布会受到就业者居住偏好的影响。Giuliano等[90]在洛杉矶大都市区发现,就业次中心的形成及其增长与就业可达性(labor-force accessibility)或者说劳动力市场的邻近性有关。Wu等[84]发现,美国盐湖城人口密度、高等教育人口比例等邻里特征对异质性就业部门的郊区化有显著差异性影响。创业城市(entrepreneurial cities)、娱乐机器(entertainment machine)、消费城市(consumer cities)、青年化(youthification)等概念的出现进一步强调了城市便利设施(urban amenities)和高标准公共服务对创意阶层、企业家和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吸引及其引致的城市中心人口回流结果[48,91],让更多的研究指向“工作跟随人(jobs follow people)”而不是“人跟随工作(people follow jobs)”[92]。尽管莫衷一是,人与就业的因果互动却在政策讨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因为这关系到利益相关者的行动策略,即为达到刺激地方或区域增长的政策目标,迎合公司的意愿并改善一个地方的商业环境与迎合人们的意愿并改善一个地方的人文环境,哪一个是更优的决策[40,93]。

2.2 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就业多中心生长机理

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对就业空间分布与多中心化的所有解释都是合理的,然而其缺陷在于,不能全面、透彻地回答为什么就业中心出现在特定的地点。空间政治经济学拓展了认知的视角,对就业多中心生长模式机制的解读更多侧重于对经济地理现象背后制度因素与相关行为主体角色的剖析;多见于不同层面的案例研究(图2)。
图2 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就业多中心化机理

Fig.2 Mechanism of employment polycentri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olitical economy

(1) 跨国层面就业多中心比较研究。学术专著Employment Decentralization in European Metropolitan Areas 首章提出了一个宽泛的跨国比较分析框架,对发达经济体的2种极端典型——北美和欧洲大陆的就业去中心化现象与过程进行系统性比较研究[94]。从广义上讲,北美则被视为脆弱监管环境下蔓延模式的代表,而欧洲大陆是严格管控制度下紧凑发展模式的代表。换句话说,两者就业地理空间重构的政治经济背景——主要体现为市场属性和管治属性,有着根本性不同。就市场属性而言,“欧洲类型”与“北美类型”在土地价值和影响土地价值与开发成本的地理约束、人口和经济增长、技术变革、房地产市场竞争性和分散性、社会—种族多样性与意识形态、特定地点的历史品质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表1)。这些差异对就业去中心化的规模、程度和空间形式的影响也显而易见。例如,欧洲大城市通常有更为丰富与完善的公共交通网络系统与城市中心相连,如大哥本哈根放射状的五指结构(the finger structure)引导了位于5条带状结构上就业次中心和中心城镇的分布;而在美国大城市,平均有超过80%的通勤依赖私人驾驶或小汽车[95],由此催生大量“edgeless city”和相对更加分散的就业分布。在欧洲,巴黎拉德芳斯这样重要城市就业中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希望避免对历史城市核心的破坏[96];而在美国,城市更新与城市中心重建则以兴建高层建筑来展现新型的城市景观[97]。
表1 欧美大陆就业去中心化市场属性异同

Tab.1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employment decentralization in Europe and America

市场属性 欧洲类型 北美类型
土地价值及其开发地理约束 土地丰富;土地开发成本高;土地价值高;住宅扩张温和;密集而紧凑的开发模式
土地丰富;土地开发成本较高;土地价值较高;住宅蔓延式扩张;城市增长边界的有限尝试
人口和经济增长 低人口增长率;高福利水平;较高机动化率;较高能源成本 高人口增长率;高生活水平;高机动化率;低能源成本
技术变革 快速机动化起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共交通更丰富;通信/数字技术晚于北美 快速机动化起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严重的汽车依赖;通信/数字技术较早普及
房地产市场竞争性和分散性 少数几家大型开发商主导,绝大多数的中小开发商主导 商界与地方领导人之间联系紧密
社会—种族多样性与意识形态 价值观有相当广泛共识,易于接受干预经济/就业活动区位的公共政策 经常困扰大都市核心地区的种族紧张局势和犯罪
地方特定(place-specific)历史品质 一方面,严格保护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心,无法发展现代设施,迫使大型办公活动搬迁;另一方面,繁荣的城市中心仍保有吸引力 城市中心重建对就业/经济活动分散和郊区发展模式影响甚微

注：根据文献[12]整理。

管治体制的不同被认为是“欧洲类型”与“北美类型”就业去中心化地理差异性的主要解释因素[94]。通过“福利国家制度”(自由主义和综合福利)与“中央—地方政府关系”(集权式和分权式)2种治理维度的两两组合,可界定出4种类型的管治体制。其中,福利国家制度强调以公共利益名义对市场进程和经济管制进行公共干预,通常对社会正义和可持续发展而非经济效率和增长有更高的关注程度,又可进一步分为自由福利制和综合福利制。中央—地方政府关系维度下集权与分权2种管治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央是否将实质性的权力、政治自治和财权下放给地方政府,或者说中央政府是否拥有实质性权力直接指导地方事务或密切监督和控制地方政府职能。在集权模式中,地方政府通常只拥有有限的政治自治权,财政资源有限且严重依赖中央政府拨款。美国、德国、英国和荷兰分别被视为分权式—自由主义、分权式—综合福利、集权式—自由主义和集权式—综合福利的代表。土地利用规划和地方政府财政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中与就业去中心化关系最为密切的2个方面。当土地利用规划权利是碎片化的且地方政府高度依赖企业缴纳的税收和税费,就业去中心化和经济活动分散化最有望得到支持;反之,当中央政府对土地利用规划保有绝对控制权,或至少有权决定国家或地方层面的政策且地方政府财政不依赖企业税款时,就业去中心化与经济活动空间重组则相对温和。例如,市场经济主导、地方政府拥有强大自治权且由于规划体系去中心化而导致区域空间规划权力较弱的美国大城市[95],与行政层级分明、拥有详细规划法规与城市增长管理传统且空间规划在各级政府间高度整合的德国大城市相比[98-99],不仅就业去中心化与分散化的程度更加深广,而且就业郊区化的轨迹与发展趋势更具有非稳定的动态性[10]。
(2) 都市区层面就业多中心切片研究。即使国家这样的独立经济体内部,不同的城市区域就业区位模式也有所不同。以美国为例,单中心就业模式主要出现在美国东海岸与东北部区域,这里大多数城市建成于18世纪,古老的殖民历史遗存使它们更像欧洲城市那样具有紧凑的城市中心和城市设施;而广大南部和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就业结构则更加分散与多中心化,这些城市在完全不同的历史与技术条件下发展起来,特别是受到大规模交通网络建设与私家车出行盛行的影响表现出典型后郊区化特征[10]。在德国,西德与东德存在显著差异,后者有更加明显的城市中心再集中趋势,且研究发现经济体制的历史惯性对东德就业郊区化过程具有深刻影响,而市场力量,如人口与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等变量的解释力则十分有限[10]。在荷兰,自上而下的空间规划政策遵循的“城市化集中”(concentration of urbanization)、“空间连贯”(spatial coherence)和“空间分异”(spatial differentiation)原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就业活动分散化的方向与规模,因而尽管大多数就业增长都是在非中心地区,但荷兰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就业去中心化[100];比较而言,英国的公共政策与土地利用规划体系虽然一定程度上导致就业去中心化的分散模式,但却很好地实现了住房和就业地点之间总体的空间平衡[101]。除了欧美大都市,严格由特殊城市规划机构或政府机构执行的城市规划政策中的“整合与控制”(consolidation and containment)原则不仅有效阻止了澳大利亚大都市区投机性郊区商业开发与边缘城市的出现,而且已形成的少数主要郊区就业中心往往也是市场力量作用方向和大都市规划目标相一致的产物[96]。在各种经济、人口、空间和交通规划框架下,东亚国家,如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大城市规划多中心的尝试相比西方社会更加强烈[102-103],特别对中国大城市而言,自土地和住房改革实施以来,政府在城市开发中的垄断作用被打破,多种利益相关者将自身利益与就业新中心发展相联系,就业多中心结构的形成演变成一种新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积累与治理体制。从本质上来说,无论中西方城市,就业多中心化与中心城市拓展其累积空间的行为都不无联系,实际上是城市在更大空间尺度上获取资本累积的资源。不同之处在于,北美依赖地方资本联盟,中国大城市就业新中心的增长通常由地方、区域和(或)中央政府及它们的附属机构所主导。
(3) 都市区内部就业多中心个案研究。一些研究通过就业中心的具体案例来深入分析大城市内部就业多中心形成与生长的政治经济过程。如有学者使用次级商务区(secondary business district, SBD)这个术语来描述欧洲大城市办公空间在中心城市以外地区的集聚状态,发现几乎所有SBD的发展演化都建立在大型总体规划的基础之上——这些总体规划不仅界定了SBD的空间与功能结构,而且提供了长期、综合的治理框架(包括财政、融资、规划和管理)[104]。如华沙和都柏林的SBD主要是由地方私营部门与私人开发商的特定选址决策所决定,权责分明的公私合作关系以及经济、空间和土地利用规划重新配置有效整合的多层级治理被视为其发展的关键所在[105]。美国洛杉矶县的伯班克和帕萨迪纳2个城市案例很好地展示了地方政府如何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在就业中心增长中发挥作用。前者以航空公司洛克希德的倒闭为契机,通过媒体区具体规划(the Media District Specific Plan)激励当地影视传媒产业的发展,后者通过挖掘历史建筑并将其服务于大众需求而实现老城的复兴[106]。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国家级开发区建设的热潮就已经为大城市的就业多中心结构埋下伏笔,新兴生产性服务业与新经济部门的发展也进一步催生了政府企业主义及其企业化管治战略与行为下高新科技园等大城市郊区新就业增长点的开发[107]。例如,北京丰台科技园由丰台区政府与英国道丰国际集团联合开发,以其为极核的丰台边缘城市的形成被视为企业化地方政府与市场资本结盟的结果[42]。北京亦庄就业中心的“身世”由最初的乡镇实体亦庄镇到亦庄开发区(国家级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再到亦庄新城,在不到20 a的时间里经历了美国边缘城市四五十年才经历的重塑与转变,被认为是由企业型政府机构组织管理,同时被相关法定规划建构出来的产物[108]。依托上海张江的技术郊区型就业中心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创新型生物医药地理集群,形象地演绎出创新中心作为政府政策捕获(capture of local state policies)的制度复杂性以及“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游戏规则性与互动性[109]。这些微观个案透射出地方政府通过塑造地方制度环境(包括本级政府政策供给与探索性创新以及向上级政府索要特殊政策)、集聚要素资源(如土地、金融、人力资本等资源)、优化项目运营与营商环境,来引导地方产业发展、孕育新就业中心的城市产业空间治理能力。
无论是宏观跨国研究还是微观个案研究,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最终都指向了在城市就业空间增长中,以管治和规划为核心表征的多层级政府主体的行为策略及其在与市场力量互动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管治(governance)既包括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机构及其组织结构,也包括这些机构制定和实施的政策与政策干预[101]。而规划,特别是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区域规划则是决策者实现城市就业空间增长管理的重要政策工具。无论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还是中国,更大程度的市场导向并不会自动导致规划效力的减小,恰恰相反,规划强化了利用市场工具的政治意义[110]。具体而言,通过分区管控或特许(zoning control/zoning concessions)、地方性政策(place-based policies)[62]、城市增长管理(urban containment)[111]、基础设施和大型项目(mega-project)投资、减税和低息贷款等多元化机制,以及间接的住宅开发、公共服务与便利设施供给等手段[112],地方政府在其管辖范围内具有塑造就业空间格局的巨大潜力[113]。尽管空间规划与管治对就业去中心空间形式与多中心集中态势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在部分研究中得到检验[8,114],然而质疑的声音也一直存在。Agarwal[115]利用1990—2000年大洛杉矶地区的数据考察开发活动支出、增长控制指数、地方企业收费等政策措施与就业中心增长之间的关联,并没有发现地方政策影响就业中心增长的直接证据。Day[116]评估了墨尔本长期存在的“活动中心”规划(activity center planning,AC),发现AC政策对人们在居住地附近工作与在工作地附近就业的倾向并没有影响,AC政策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场所”转变为真正的“中心”。
综上所述,大量实证研究阐述了就业去中心化与多中心化的经济逻辑——新中心代表了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之间的动态平衡,将集聚外部性、土地市场与开发、交通与通信技术进步、人口/企业郊区化与区位选择等经济地理要素视为大城市就业区位模式演化的关键影响因子。然而,经济地理学视角对就业多中心化的解读似乎有意无意地忽视关键行为主体以空间规划与管治为核心工具的作用机制,而将其笼统归因于无形市场力量运作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尤其对就业中心微观个案生长过程的理论解释十分有限。空间政治经济学则直接从规划与管治体制视角深入剖析就业去中心化与多中心化在不同国家体制、不同大都市区之间的差异以及大都市区内部典型就业中心转型及其生长的城市政治(urban politics)过程,强调不同层级政府在综合各方力量、推动大都市区就业多中心化中扮演的角色。2种视角相互补充,组成就业多中心化研究不可或缺的认知维度。

3 城市就业多中心化空间效应

3.1 就业多中心化与城市空间要素

现有关于就业多中心化对城市空间形态与结构的影响仍处于激烈讨论中。就业多中心化对城市就业集聚模式和就业密度分布的影响已经在实证研究中得到广泛证明[24,62]。但就业多中心结构对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尚无定论,不同于单中心模型假设全部就业机会集中在城市中心并决定城市总体人口分布的模式,一些研究发现就业多中心对人口分布并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关联[117]。也有研究认为就业多中心化可以解释现实中的城市人口分布[118];还有学者认为两者间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如一项针对北京市的研究发现,就业次中心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在1996—2010年间经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转变[119]。不一致结论的可能解释是,城市人口空间分布高度依赖于城市住房市场以及个体与家庭的区位选择,距离就业中心的远近仅仅是决策主体考虑的众多因子之一。特别是不同就业中心通勤区内的土地利用与交通模式、经济专业化与产业多样性、公共服务与便利设施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与潜在劳动力市场供给、技能与收入结构的匹配度也不尽相同[120]。
就业多中心化对城市土地与住房价格的影响方面,早先有研究发现就业多中心结构可以显著抑制城市过高地价,对城市平均地价也具有一定抑制作用[121]。然而,最近一项基于微观土地出让数据的研究在控制城市和地块层面其他影响地价的因素后,得到了相左的研究结论[122]。该研究认为,就业多中心化不仅不会抑制,反而会提升城市平均地价。具体而言,就业多中心虽然能显著抑制城市过高地价水平,但会提升城市低段地价水平以及城市整体平均地价,对商住用地地价的提升作用尤为显著。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就业多中心有效减小了地价平均差,对城市地价发挥“抑高抬低、缩小差距”的作用。相异的结论可能是由于研究样本差异、分析尺度与因果关系识别程度的不同造成的。对住房价格而言,就业次中心导致城市中心的价格梯度最终变为正值并在次中心附近实现局部最大[123]。特别在中国大城市,就业多中心结构对住房价格梯度起到明显减缓作用[124],而且对房价空间格局的影响越来越大[125]。

3.2 就业多中心化与城市通勤

就业多中心结构与城市通勤紧密关联。虽然多中心发展理念旨在减少通勤时间,但相关文献揭示出就业多中心在通勤行为与结果方面的复杂性。一种观点认为,就业多中心结构与单中心结构相比,反而导致居民平均通勤距离与通勤时间的增加[126-127]、就业次中心的通勤者通勤时间增长[128]以及郊区就业中心独自驾驶汽车使用率、车辆行驶里程(VMT)和公共交通使用率的增加[129-130]。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就业多中心化与较短的平均通勤距离或时间之间并不存在关联性[131]。这些研究结果都与多中心发展情境下人们会改变居住地或工作地以更接近就业的共同区位假说(co-location hypothesis)相矛盾。最近一项研究更是发现了有趣的混合结果,认为就业多中心对通勤结果的正向与负向影响和就业中心自身的地理区位相关：内城就业次中心的通勤者平均通勤时间显著减少,而郊区新就业中心由于从更广阔的就业市场吸引劳动力,从而通勤时间更长[132]。中国有学者对北京职住空间结构演化趋势的研究也表明,尽管就业多中心化与交通网络建设总体来说有利于实现城市职住均衡,但城市外围就业中心的部分人群通勤距离却在大幅度增加[133]。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个体而非地点可达性视角探讨了美国大城市就业多中心化对居民出行链选择与行为模式的影响[134],发现适度紧凑和步行友好的就业中心有利于出行链的产生。
另有为数不多的研究关注了就业多中心化对城市内部不同技能和社会地位劳动力地理空间不匹配的影响。在西方大都市区内部,公共交通和步行2种方式下高低收入群体就业可达性的不平等显而易见[135]。最近一项针对上海的研究发现,就业多中心结构与城市租住市场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通过居住隔离共同影响城市就业可达性结果,特别是就业中心与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的空间不匹配会加剧二者之间的隔离[136]。具体而言,居住在城市中心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可达性显著较高,然而就业多中心化并没有能够为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可达性带来同等程度的提高。
综上所述,城市空间要素分布与城市通勤是城市就业多中心化空间效应的2个主要方面。前者多体现在多中心化对就业密度、人口集聚、土地与住房价格地理分布特征的影响上,不同学者对不同城市区域的研究结果往往是混合而非单一的;后者多体现为多中心化对显性通勤结果——城市通勤成本(时间与距离)、通勤模式(小汽车与公共交通、个体出行链等)的影响以及隐性通勤结果——就业多中心化带来的不同社会群组地理匹配性与就业可达性等隐性空间公正问题。就业多中心化与显性通勤结果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便利设施、土地利用、停车空间和紧凑开发等微观城市设计[137],目前尚缺乏一致性研究结论;而其与隐性通勤结果的关联则启示：城市公共政策应通过住房租售市场与公共交通改善将低技能劳动力与其就业市场联系起来。总体而言,从当前研究看,就业多中心化空间效应的探讨仍然刚刚起步,尚需更多实证研究来完善。

4 述评与展望

过去一个世纪里,世界各地的城市形态发生了巨大变迁,正如洛杉矶学派认为的那样,零散化、碎片化的多中心结构代表了城市区域发展的新趋势[138]。城市就业多中心化研究缘起于就业郊区化的浪潮,起初空间上相继扩散的制造、消费服务和高端办公功能仅吸引了有限的学术兴趣,直到集中于城市中心的高级服务业开始郊区化,引起众多学者对边缘城市这一类蓬勃发展的新就业中心的观察与思考,从此大量关于就业多中心识别及其对城市空间结构重组影响的文献开始涌现。本文系统梳理中西方就业多中心化的总体特征、形成机制与空间效应后发现：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外城市,而对中国城市这一主题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探讨。总体而言,就业多中心化研究仍有以下几方面值得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首先,如何基于现有城市增长理论或提炼全球城市区域不同类型就业中心生长过程的共性,从而发展一个新的城市理论来构建城市(区域)就业多中心化的整体研究框架,仍需更加深入的理论探讨。这一方面对科学的、通用的就业中心识别方法与不同案例区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则需要整合建筑与城市设计、城市规划(包括土地利用与交通规划等)、城市公共政策与空间管治、人文经济与城市地理等跨学科知识来对就业多中心化进行深层次全面解读。
其次,如何整合经济地理学与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深度剖析就业多中心的形成机制,尚需更多实证研究。就业中心既是抽象的地点,更是具象的空间,而“空间”具有模糊性,一方面,就业(新)中心与技术郊区、创新街区以及功能综合的城市新城等在建成环境上有着包含、重合或叠置的空间关系而难分彼此;另一方面,就业多中心化也叠加了多种城市空间过程,如城市中心的城市更新、郊区中心的城市化等,从而加剧了就业中心增长动态的复杂性。“空间”同时具有尺度性,既包含显性的地理尺度,也包含隐性的政治尺度,故而就业中心生长所嵌套的城市区域政治经济情境,特别是涉及的相关行为主体及其行动策略亦不容忽视。
再者,如何从人本视角与可持续发展视角评估就业多中心化的城市空间结果,将其与更理性的城市空间规划与空间管治以及更美好的城市发展愿景相结合,有待学界更多的关注与思考。
最后,当前绝大多数就业多中心化的研究来自欧美国家的城市,受限于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且主要停留于就业中心识别这一层面,尽管如此,不同研究采用的技术手段主观性较强、尚无统一成熟的方法体系,而这也在一定程度影响了结论的一致性。大数据的出现或将成为一个可探索的方向。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系统完整的中国大城市就业多中心化研究将为该主题研究图景增添独特的斑块。更为重要的是,就业多中心化研究不仅为我们理解中国城市的空间增长逻辑提供了独特的观察窗口,而且多中心空间发展战略已作为国内大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被提出,旨在缓解大城市病与进一步提高城市竞争力。如北京2017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开始从顶层设计层面来调整北京单中心旧格局,希望建立多中心的新格局;一些多中心发展案例,如雄安新区和北京通州副中心建设也备受瞩目。在“以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下,城市区域化特征愈发显著,城市就业多中心化研究进展的梳理或将为科学合理推动城市区域多中心发展“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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