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农民工回流务工区位研究——以河南省45个村为例

  • 高更和 , 1, 2, 3 ,
  • 王玉婵 , 1, * ,
  • 徐祖牧 1 ,
  • 郭雅琪 1 ,
  • 牛宁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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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郑州 450046
  • 2.河南省城乡空间数据挖掘院士工作站,郑州 450046
  • 3.城乡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郑州 450046
*王玉婵(1983— ),女,河南漯河人,博士生,主要从事空间信息与经济发展研究。E-mail:

高更和(1962— ),男,河南洛阳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户地理与农区发展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0-03-30

  要求修回日期: 2020-07-22

  网络出版日期: 2021-02-2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9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4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0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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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location choice of returnee migrant workers:Case study of 45 villages in Henan Province

  • GAO Genghe , 1, 2, 3 ,
  • WANG Yuchan , 1, * ,
  • XU Zumu 1 ,
  • GUO Yaqi 1 ,
  • NIU Ning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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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46, China
  • 2. Academician Laboratory for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Data Mining of Henan Province, Zhengzhou 450046, China
  • 3.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enan Province, Zhengzhou 450046,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3-30

  Request revised date: 2020-07-22

  Online published: 2021-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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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回流已成为中国农民工流动的重要趋势,未来将重塑农村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论文基于901份田野调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农民工回流务工区位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回流后务工区位选择主要以县城为主,其次为村庄,中心城区和集镇较少。省外回流和省内回流是农民工回流的基本形式,但二者在务工区位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回流务工区位以本属区位为主,但也存在少量非本属区位。影响回流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的显著性因子主要包括年龄、居住区位、村人均收入、村务工比、村地形、前务工地类和回流源地等。农民工回流后,虽然整体上解决了跨区域的长距离奔波问题,但仍在更小的空间尺度上继续存在务工和务家的平衡问题,距离在回流务工区位选择中具有重要作用。居住区位与务工区位具有对等性,社区内部的信息交流影响着回流者对务工收益的评价,成为务工区位决策的重要机制。在回流务工区位选择上,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县城应成为农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和主要载体。

本文引用格式

高更和 , 王玉婵 , 徐祖牧 , 郭雅琪 , 牛宁 . 农民工回流务工区位研究——以河南省45个村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 39(12) : 2083 -2093 . DOI: 10.18306/dlkxjz.2020.12.010

Abstract

Returning to the area of origi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of migrant worker decision in China, and it will reshap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rural population mobility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data from field survey of 901 returnee migrant worker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s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work location choice of the returnee migrant worker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the choice of work location is mainly in county seats, followed by villages, and fewer returnees chose central urban areas and towns. Inter- and intra-provincial flows are the basic forms of return for migrant workers, bu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of returnees. The work locations of returnees are mainly in the local areas of their origin, but there are also a few who chose non-local locations.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hoice of the work location for returnees mainly include age, residential location, village per capita income, village employment ratio, village topography, former work place types, and return source areas. After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although the problem of long-distance travel across regions has been solved, the issue of balancing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care still exists at a smaller spatial scale. Dista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turn location choice of migrant workers. The location of residence is often also the location of work.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within the community affects the returnees' evaluation on the benefits of work.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the decision of the migrant workers. Path dependence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the choice of work location for the returnee migrant workers. County seats should become the focus and main carrier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rural areas.

随着中国中西部县域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回流至本省或本地务工或创业,长期形成的人口乡城流动格局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据监测统计,2018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中,省外就业人数比上年减少1.1%,省内就业比上年增加1.7%,省内所占比重较上年提高0.7%,而省外下降0.7%;与此同时,在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5亿人,比上年减少204万人,下降1.5%[1]。作为中国的农民工大省,河南省从2011年开始,省内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已连续8 a高于向省外输出农村劳动力人数,农村劳动力逐步向省内回流。中国传统的“自西向东的人口梯度流动模式”已经被“东强西弱的非对称双向流动模式”取代,人口回流的趋势已不容忽视[2]
规模不断增大的农民工回流引起了国内学者们的关注,近年来相关成果不断增多,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回流的动因、回流的区域影响、促进回流和创业的政策措施等方面。农民工回流虽然是自身微观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受到社区、城市等中观因素的影响[3]。年龄、性别、学历等个人因素,及婚姻、家庭劳动力禀赋、家庭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回流决策有显著影响[4,5,6,7,8]。国家实施的向中西部产业转移的政策及中西部地区地方经济的发展,成为影响农民工回流的根本原因。城市长期社会保障的缺失和农村社会保障的逐步完善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因素[9,10]。农民工的返乡回流意愿与社区的社会经济特征、地区特征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6],农村流动人口所处的社会、文化、城市环境均对其回流创业行为产生影响[11]。多数研究认为,回流存在合理性,农民工回流后的务工和创业,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正面影响[12],尤其是在返乡创业方面,大多数研究都保持了乐观的态度,特别强调了农民工回流是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的重要途径[13,14]。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回流可能加剧人地矛盾,重拾农业碎片化经营模式[15],回流行为是职业福利降低的结果,是对职业损益的一种理性反应[16]。由于回流对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一些研究支持通过各种政策和优惠措施促进农民工回流和返乡创业,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13,17-18]
国际上对跨国回流移民也进行过类似的研究,但较少关注国内各地区内部的人口回流。由于人口流动本身就包含不同方向的流动,一些理论在较早时期就对回流动因进行了理论解释,例如新古典经济学、推拉理论、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19,20,21]及后来的结构主义、跨界社会网络理论等[22,23],它们分别从迁移成本和务工收益的比较、城市和农村的拉力对比、回国进行投资、母国社会制度、务工者与母国的关系网络等角度对回流进行分析。此外,有研究采用反向文化冲击模型、文化适应策略框架、文化认同模型等心理学模型也对回流进行了分析[24,25,26],其分别从本土文化对移民文化的冲击、适应本土文化、对母国文化认同等方面对回流进行剖析。对回流的影响因素研究长期以来受到重视,涉及个人、家庭、收入、社会网络、心理、文化等因素。研究认为,个人因素是回流的主要原因[27],家庭联系、社会网络对回流决策具有重要影响[28],在务工地较低的收入和高失业风险[29,30]及母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将增加回流的概率[31],在输入国的文化整合和语言适应程度对务工者的去留产生重要影响[28,32]。在对回流的评价方面,并未形成共识,一些学者认为回流是负向选择的结果,可能带来负面影响[33,34],而有些学者则认为是正向选择,对母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35,36,37,38,39]
回流务工区位决策是农民工回流后必然面对的现实问题。绝大多数农民工回流后仍采取工资性收入策略,只有少数进行创业活动,也有个别退出劳动力市场。回流务工区位不仅是其回流后经济活动的主要区位,同时对居住和购房区位具有重要影响。目前对回流务工区位的研究成果较少,已有的个别成果也只是提及县城、镇为其主要回流选择地或期望选择地[8,40],但较少对回流务工区位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采用田野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回流务工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期丰富行为区位理论和人口流动理论,并为乡村振兴战略及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提供参考。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选择

选择河南省作为研究案例区的主要原因是其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河南省为中国传统的农业大省,农民工数量巨大,总量达3000万左右[41],占到全国农民工总量的10%左右,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1300万左右,位居全国农民工数量省区前列。近些年来,河南省回流农民工数量也较多,2019年累计返乡创业达130.23万人,带动就业813.57万人[41],回流农民工正在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1.2 数据来源

研究所采用数据来自于作者组织的田野入户调查。调查在2019年2月份农历春节期间进行,因为此时绝大多数农民工都要回村过年或看望家人、亲戚或朋友,调查员可方便进行面对面访谈。调查员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共45人,调查前这些调查员均进行过培训和模拟调查。调查问卷由作者设计,问卷内容主要包括被试者个人概况、家庭概况、回流前务工情况、回流后务工或待业或退休等情况、回流后居住情况等。此外,对村干部也进行了村庄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的访谈和调查。
根据地形、经济发展水平、距城市距离、行政区划、回流农民工数量等情况,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随机选择45个村进行问卷调查(图1)。样本村分布如下:平原28个、丘陵9个、山区8个;经济发展水平高(农民人均纯收入M≥1万元)9个、中(0.3万元<M<1万元)23个、低(M≤0.3万元)13个;近郊(距离地级市建成区边界N≤35 km)13个、中郊(35<N<80 km)20个、远郊(N≥80 km)12个。此外,还要确保每个地级市至少有1个以上的样本村。为保证被试者的随机分布,在样本村内,逐小组或逐街道进行问卷调研,每村问卷总量控制在30~50份。调查结束后,对问卷进行录入和编码,删除掉21份无效问卷后,形成由1606个样本构成的数据库(每个样本86个属性数据),其中,回流后务工样本901个,该数据库成为本文研究的基础。
图1 样本村分布示意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the sample villages

1.3 样本概况

务工样本被试者共901位,分布较为分散。其中,男性占比68.04%,女性占比31.96%,男性多于女性;已婚者占比83.69%,未婚者占比16.32%,以已婚者为主;年龄上以21~50岁为主,占比达81.13%,其次为51~60岁,占比为14.10%,61岁以上及20岁以下很少;学历以初中(占比49.83%)、高中(20.31%)和小学(15.54%)为主,其余较少。省外回流者占比73.14%,省内回流者占比26.86%,回流者主体为省外回流者。

1.4 研究方法

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各类指标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影响因子的识别。具体操作在SPSS 13.0软件中进行。
多元Logistic分析方法适用于因变量为多种取值的情况,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以事件发生概率作为估计结果,判断相对于参照事件的发生概率[42]。具体如下:
设回流务工区位为 Y = y 1 , y 2 , , y m ,影响区位选择的自变量为 X = x 1 , x 2 , , x n ,pipm为模型的响应概率,则相应的多元回归模型为:
y i = ln p i p m = b 0 + j = 1 n b j x j
式中:pi为事件yi发生的概率(1≤i<m);pm为参照事件ym发生的概率,且p1+p2+…+pm=1;b0为常数项;n为自变量的个数;bj是自变量的系数,反映自变量影响回流务工区位选择的方向及程度。

2 回流务工区位特征

农民工回流是指农民工务工地距离的显著缩小现象(以村庄为中心)。根据回流前务工地的空间分布情况,可划分为从省外回流和从省内回流2类(分别简称为省外回流和省内回流),其中,前者指原来在省外务工,后回流到省内某地尤其是家乡附近地区;后者指原来在省内较远的地方务工,后回流到家乡附近地区。根据回流后务工地的行政属性,可把回流务工地划分为中心城市(中心城区)、县城、乡镇中心地(简称集镇)和村庄4类。

2.1 省外回流

从省外回流的农民工,主要回流至县城和村庄,其次为中心城区和集镇。据调查统计,省外回流者总样本数为659人,其中,回流至县城274人,占比41.58%;回流至村庄171人,占比25.95%,二者合计占比为67.53%(表1)。县城作为区域的中心地,近年来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得到较大发展,县城已从单纯的区域行政管理中心转变为区域的经济中心。因为较低的地价和较为丰富的资源,县城逐渐成为第二、三产业的集聚中心,从而成为吸引农民工回流的主要载体。此外,县城较低的房价,也成为农民工回流定居的重要区位,依据居住区位而选择务工地,使县城成为回流务工地的主要选项。与此同时,县城数量多、分布广,距农民工所在村庄距离较近,如果县城有合适的工作岗位,农民工往往会将其作为首选。村庄是农民生存的根基,村庄往往具有较为丰富的土地资源,依托土地的农业企业或者非农业企业,也成为农民工务工的重要选项。也有不少农民工经过长期务工的资金积累,在村庄或附近地区经商或开办小型加工业,致使村庄成为回流就业的重要阵地。回流至中心城区的务工者占比17.75%,回流至集镇的占比为14.72%,均占比较小。中心城区指地级市的建成区,虽然第二、三产业相比县城具有较大的优势,但由于距离村庄较远,回流者并不多。集镇虽然距离村庄较近,但集镇的经济规模和就业能力较小,因而吸引回流者的能力也有限。
表1 不同回流源地的回流务工区位分布

Tab.1 Distribution of work location of inter-and intra-provincial returnee migrant workers

区位 省外回流 省内回流 合计/人
人数/人 占比/% 人数/人 占比/%
中心城区 117 17.75 24 9.92 141
县城 274 41.58 95 39.26 369
集镇 97 14.72 52 21.49 149
村庄 171 25.95 71 29.34 242
合计 659 100 242 100 901

2.2 省内回流

省内回流者主要回流至县城和村庄,其次为集镇,中心城区占比较小。据调查统计,从省内其他地方回流至县城的人数为95人,占比39.26%,回流至村庄71人,占比29.34%,二者合计占比为68.60%(表1)。由此可以看出,和省外回流相似,县城和村庄为农民工回流最主要的务工区位类型。但和省外回流不同的是,省内回流至集镇的占比更大(高出省外6.77个百分点),而中心城区则更小(低于省外回流7.83个百分点)。原因与务工区位的路径依赖有关。省外务工者多数在中心城市务工,较少在集镇务工,回流后他们多数仍选择省内的中心城市,较少选择在集镇务工,而省内则相反。故省外回流者在中心城区务工的概率大于省内回流者,而在集镇务工的概率则是省内回流者大于省外回流者。
综合考虑省外回流和省内回流,在回流区位上,主要集中于县城和村庄,中心城区和集镇的回流规模基本相当。在901个回流样本中,回流至县城369人,回流至村庄242人,合计占比达到67.81%。回流至中心城区、集镇分别为141和149人,二者分别占比为15.65%和16.54%。由此可知,县城是回流者的最重要选择地,其原因是县城距离村庄较近,较易取得工作岗位,也可能县城是其居住区位。因此,应将县城作为农区发展和农区城镇化的重点对待。

2.3 非本属区位

无论是省外回流者还是省内回流者,多数回流于家乡所在的行政区域系统中的不同区位(本属区位),但也有少部分回流至其他区位(非本属区位)。据调查统计,回流至非本属区位务工者共124人,仅占回流务工者总样本(901人)的13.76%,人数较少,其余777例为本属区位。这表明,农民工回流区位主要选择的是本属区位。中国的行政区划历史悠久,具有较大的合理性。这种区划不仅与经济发展相联系,而且也与自然环境有关,村民对行政区划空间的认知较为肯定且较为稳定,所获信息也较为丰富,再加上距离较近,故农民工回流区位的选择以本属区位为主。但由于种种原因,仍有少部分回流者也选择了非本属区位。
非本属区位选择中,非本属—附近成为主要选项,选择非本属—省会者较少,距离是影响务工地选择的重要因素。根据距离远近,可以将非本属区位划分为非本属—省会(Ⅰ类)、非本属—附近(Ⅱ类)和非本属—外地(Ⅲ类)等3类,其中,Ⅰ类指非郑州市籍农民工选择郑州(省会)作为务工地,Ⅱ类指选择与家乡交界的附近地区作为务工地(但不属于本行政区域系统),Ⅲ类指上述2类外的其他区位(一般距离家乡较远)。据调查统计,选择Ⅰ类区位务工者39例,占31.45%,Ⅱ类72例,占58.07%,Ⅲ类13例,占10.48%,可见Ⅱ类区位比重最高,Ⅲ类最少(表2)。由此可以认为,回流者在非本属区位选择中,主要以家乡邻近地区作为首选,其次为省会,而到远离家乡其他地区务工的较少。距离在回流者务工区位选择中具有重要作用。选择省会较少的原因,除了与距离有关外,还可能与省会较高的生活成本有关。
表2 回流务工者的非本属区位选择

Tab.2 Non-local location choice of returnees (例)

非本属区位 省外回流 省内回流 合计
中心城区 县城 集镇 村庄 中心城区 县城 集镇 村庄
省会郑州(Ⅰ类) 35 1 2 0 1 0 0 0 39
附近(Ⅱ类) 9 38 8 8 0 3 5 1 72
外地(Ⅲ类) 5 5 1 1 0 1 0 0 13
合计 49 44 11 9 1 4 5 1 124
非本属区位选择者主要以省外回流为主,中心城区和县城是其主要选择地。据调查统计,非本属区位选择者中,省外回流者113例,占91.13%;省内回流者仅11例,占比8.87%,表明省内回流者主要选择了本属区位,省外回流者中只有少部分选择了非本属区位(尽管省外回流者占非本属区位选择者的比重较大)。省内回流者主要选择本属区位,主要是由于对务家的需求,收入高低因子不是特别重要(因省内地区间工资差异较小),相反,省外回流者由于在外省取得过较高的工资收入,对收入高低因素较为重视,因此选择省会和中心城区的人数较多,同时选择县城的比例也较大,而选择集镇和村庄的比例则较小(表2)。

3 影响因素分析

3.1 变量选择

根据相关理论和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影响农民工回流务工区位选择的因素可概括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区因素和务工因素4类[5,17,43-45](表3)。根据行为学行为规律理论[46],个体特性是人类行为决策的基础,农民工具有的不同个体特征对其行为和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个人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婚姻、学历、技能等,不同性别、不同婚姻状况和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其行为目的具有较大差异,不同学历和不同技能及是否拥有技能,对工作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家庭经济学认为,个人决策是整个家庭决策的一部分,个人行为符合家庭收益最大化的要求。家庭社会学认为,家庭成员在家庭中承担家庭义务和享受权利方面具有不同的模式,故家庭人口数量、家庭代数、抚养比等因子影响家庭成员个人的务工决策[47]。家庭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如耕地)状况对其生产经营行为有重要影响,家庭居住区位影响生产生活等活动的空间和地理范围。村庄社区作为农民工的出生地、成长地和农业生产活动及社会活动的基地,对农民工务工区位决策有重要影响。村务工人数、村务工比、村回流比等衡量农民工规模和回流规模指标,反映了村庄社区内部务工信息的丰富程度和务工社会环境,影响着农民工回流、务工等决策;村人均收入的高低,标志着村庄经济社会的发达程度,对农民工务工的收入预期具有重要影响;村庄距离中心城市的远近,决定着通勤的时间成本,影响务工者对务工地的选择。村庄所处地形反映了地理环境及交通环境的状况,对农民工务工地决策具有一定意义。农民工务工是一个连续过程,以往的工作经历可对后续务工产生影响,回流前的务工状态影响回流后的工作性质和对工作地点的选择。务工因素主要以回流前最近一次的务工状况衡量,包括务工地类型、务工地范围属性(回流源地)、务工距离、务工时间,及回流时长(最近一次务工结束至调查时的持续时间)等。
表3 变量定义

Tab.3 Variable definition

因素 因子 取值(单位) 说明
个人因素 年龄 实际值(岁) 被试者的实际年龄
学历 实际值(a) 被试者实际受教育年限
性别 男1,女0 哑变量,被试者性别
婚姻 已婚1,未婚0 哑变量,被试者的婚姻状况,离异属于已婚
技能 有1,无0 哑变量,被试者是否具有一定的劳动技能
家庭因素 家庭人口 实际值(人) 被试者家庭的总人口数
家庭代数 实际值(代) 被试者家庭由几代人组成
抚养比 实际值 被试者家庭被抚养人口除以劳动力人口
耕地 实际值(hm2) 被试者家庭承包的耕地面积
居住区位 村1,非村0 哑变量,被试者家庭是否居住在村庄
家庭经济地位 差1,中2,好3 哑变量,被试者对本家庭在村中经济状况的评价
社区因素 村人均收入 实际值(元) 调查年份村农民人均纯收入
村务工人数 实际值(人) 调查年份村务工人数
村务工比 实际值 调查年份村务工人数除以村总人口
村回流比 实际值 调查年份村回流人数除以务工人数
距城市距离 实际值(km) 村到本行政区地级市的直线距离
村地形 平原1,丘陵2,山区3 哑变量,村庄所在地区地形分类
务工因素 回流时长 实际值(a) 被试者回流返乡的时间长短
前务工时间 实际值(a) 被试者回流前最近一次务工工作持续时间
前务工距离 实际值(km) 被试者回流前最近一次务工的工作地到村庄的距离
回流源地 省外1,省内0 哑变量,被试者回流前最近一次务工所在省份
前务工地类 城区1,县城2,集镇3,村庄4 哑变量,被试者最近一次务工工作地中心地类型

3.2 模型运算

回流后务工地类型包括中心城区、县城、集镇和村庄4类,因为因变量为多值,故采取多元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将因变量和自变量输入SPSS 13.0中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模块中进行运算,可得到表4的回归结果。经相关系数检验分析,自变量之间不存在高度自相关关系。模型达到显著性水平(Sig.<0.01),模型的Cox & Snell R2=0.3678,Nagelkerke R2=0.3969,模型预测准确率为63.50%,可以较好地满足分析要求。
表4 多元逻辑回归结果

Tab.4 Results of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因素 因子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B Sig. exp(B) B Sig. exp(B) B Sig. exp(B)
个人 年龄 -0.0252 0.0821 0.9751 -0.0272 0.0146 0.9731 -0.0156 0.2432 0.9846
学历 0.1013 0.0821 1.1066 0.0112 0.7967 1.0113 0.0808 0.1196 1.0841
[性别=0] -0.4980 0.1051 0.6078 0.2248 0.2956 1.2521 0.5832 0.0193 1.7917
[婚姻=0] 0.0476 0.9153 1.0488 0.3207 0.3611 1.3781 0.1895 0.6532 1.2087
[技能=0] 0.3649 0.1901 1.4404 0.2507 0.2298 1.2849 0.0712 0.7749 1.0738
家庭 家庭人口 -0.1292 0.3207 0.8788 -0.1407 0.1244 0.8687 -0.0505 0.6401 0.9508
家庭代数 0.2907 0.3752 1.3374 0.5734 0.0123 1.7744 0.4230 0.1197 1.5265
抚养比 0.1576 0.4718 1.1707 -0.0109 0.9464 0.9892 0.1004 0.5944 1.1057
耕地 0.0548 0.3200 1.0564 0.0149 0.7307 1.0151 0.0921 0.0544 1.0964
[居住区位=0] 2.9524 <0.0001 19.1520 1.9962 <0.0001 7.3611 0.9479 0.0033 2.5802
[家庭经济地位=1] -0.8912 0.1976 0.4102 -0.3171 0.5632 0.7283 0.4147 0.4864 1.5140
[家庭经济地位=2] -1.1967 0.0121 0.3022 -0.2827 0.4737 0.7537 -0.3335 0.4564 0.7164
社区 村人均收入 -0.0001 0.0034 0.9999 <0.0001 0.0038 1.0000 -0.0001 0.0185 0.9999
村务工人数 0.0001 0.7840 1.0001 -0.0003 0.1359 0.9997 -0.0003 0.1844 0.9997
村务工比 -0.9096 0.4844 0.4027 1.7733 0.0578 5.8902 2.0043 0.0784 7.4208
村回流比 4.2073 <0.0001 67.1741 1.0716 0.1778 2.9201 1.0266 0.2803 2.7915
距城市距离 -0.0418 <0.0001 0.9591 -0.0033 0.1768 0.9967 -0.0046 0.1196 0.9954
[村地形=1] -0.8477 0.0715 0.4284 -0.9867 0.0023 0.3728 -1.1363 0.0022 0.3210
[村地形=2] -1.4308 0.0155 0.2391 -1.1159 0.0056 0.3276 -1.3752 0.0034 0.2528
务工 回流时长 -0.0327 0.3349 0.9678 0.0101 0.6523 1.0101 0.0244 0.3317 1.0247
前务工时间 -0.1413 0.0083 0.8682 0.0238 0.4000 1.0241 0.0166 0.6398 1.0167
前务工距离 <0.0001 0.9854 1.0000 0.0002 0.1438 1.0002 -0.0001 0.6803 0.9999
[回流源地=0] -0.7130 0.0799 0.4902 0.2214 0.4247 1.2478 0.3444 0.3016 1.4112
[前务工地类=1] 1.4415 0.0130 4.2272 1.9425 <0.0001 6.9765 1.3061 0.0089 3.6917
[前务工地类=2] 1.3460 0.0427 3.8420 1.6100 0.0006 5.0030 0.9393 0.1054 2.5581
[前务工地类=3] 0.5094 0.4841 1.6644 0.9724 0.0399 2.6442 1.2497 0.0239 3.4894

注:① 模型1、模型2、模型3分别为中心城区、县城、集镇模型,参考类别为村;② 因为是社会地理的研究,显著性水平放宽到0.1;③ 上述哑变量的比较对象分别是:性别,男;婚姻,已婚;技能,有技能;居住区位,村;家庭经济地位,好;村地形,山区;回流源地,省外;前务工地类,村庄。为减小版面,这些比较对象未在表中列出。

3.3 结果分析

个人因素中的年龄、学历、性别在不同的模型中达到显著性水平。在模型1和模型2中,年龄因子达到显著水平,且系数为负,表明年龄越大的回流者,越趋向于在村庄区位中务工,而年龄越小的回流者,越趋向于在中心城区和县城区位中务工。年龄是表征回流者个体特征的重要指标,随着年龄的增长,务工者的体能降低,对收入高低的敏感性也会降低,而对自身健康和家庭的关注则会增强。年龄较长者,只要在家乡附近能获得合理的收入(尽管不高),其满意度就很高。因此,其多在本村或者附近的集镇上寻找工作。年龄较小者则对收入高低考虑较多,往往回流至中心城区或者县城寻找工作。因此,年龄对回流务工区位选择具有负相关效应。在模型1中,学历达到0.1的显著性水平,其系数为正,表明回流者学历越高,在中心城区区位的务工概率越高,而在村庄区位务工的概率越低。学历是个体人力资本的重要表征,受教育年限越长,人力资本就越大,在中心城区就业的概率也就越大。但该因子在模型2、模型3中并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对于县城和集镇而言,和村庄相比,低学历就业的概率大体是等同的。在模型3中,性别因子达到显著性水平,且系数为正,表明相对于村庄而言,女性在集镇区位务工的概率较大,原因可能为乡镇中心地较多有适合女性的就业岗位(如服装厂中的流水工、服务业等)。但模型1和模型2该因子未达到显著水平,表明其就业的概率在男女之间差别较小或较为均衡。
家庭因素中的家庭代数、耕地、居住区位和家庭经济地位等因子在不同的模型中达到了0.1的显著性水平。家庭代数因子在模型2中达到显著性水平,系数为正表明代数较多家庭中的回流者选择县城务工的概率较大,原因为代数较多家庭意味着被抚养人口较多,或家庭中有子女需要接受教育,在县城务工既可获得较高的收入,又便于子女接受教育。耕地因子仅在模型3中达到0.1的显著性水平,且系数为正,说明耕地较多家庭中的回流者在集镇区位务工的概率较村庄为大,原因为在距离较近的集镇务工,既可取得一定的收入,又可方便对较多的土地进行耕种和管理。即耕地相对较多家庭的回流者多进入集镇区位务工,而非中心城区和县城区位。居住区位因子在3个模型中均达到0.1的显著性水平且系数为正,表明和居住于村庄区位的回流者相比,居住于非村庄区位(如中心城区、县城、集镇等)的回流者较多地选择在中心城区、县城和集镇等区位务工,即务工区位与居住区位具有对等性。住宅到工作地的距离是影响回流者选择务工地的重要原因,虽然和外出相比,回流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空间距离问题,但在微观上,距离居住地的远近仍是务工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家庭经济地位因子中,自评中等者在模型1中达到显著性水平,系数为负,表明中等地位家庭较上等地位家庭中的回流者更少选择在中心城区务工,即自评等级较好的家庭中的回流者更多的是在中心城区务工以取得较高收入,由此可见,收入的多少与务工区位的中心地等级有关,一般而言,在高等级中心地区位务工工资收入较高。但由于要考虑务家因素,回流者即使在回流后,也仍把务工和务家的平衡作为务工区位决策的依据。
社区因素中,村人均收入和村地形因子在所有模型中达到显著性水平,村务工比、村回流比和距城市距离因子在不同的模型中达到显著性水平。村人均收入因子在模型1和模型3中系数为负,但在模型2中为正,表面上似乎矛盾,但深入研究发现,各模型的OR值都近似为1,说明其实质作用的方向基本是相似的,因为样本中在县城务工者较多,综合起来分析,村人均收入越高在非村庄区位务工的概率较大,但这种趋势不明显。村地形因子系数均为负,表明山区的回流者较平原和丘陵地区在非村庄区位务工的概率较大。山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非农产业较不发达,回流后的农民工大多只能在非村庄区位务工,才能取得合理的收入。而平原和丘陵地区则相反,在村庄附近可能就有工作机会,故在非村庄区位务工的概率相对较小。村务工比因子在模型2和模型3中达到显著性水平,系数为正,表明村务工比较高村庄中的回流者更多的在县城和集镇区位务工。村务工比较高意味着务工趋势明显,较多务工者的信息交流和相互攀比使其对收入因素较为重视,故选择县城和集镇区位务工的概率较大。但该因子在模型1中未达到显著水平,不过村回流比因子在模型1中达到显著性水平,这可能表明较多回流者的信息交流同样会产生攀比心理,引起回流者对收入的较高重视,进而造成在中心城区务工的概率较高。距城市距离因子在模型1中达到显著水平,系数为负,表明距离城市较远的村,回流者选择在中心城区务工的概率较小。原因为中国的地级市往往具有较大的腹地范围,距离城市较远村的回流者,可能更愿意在村庄附近地区寻找工作以便于处理家务。回流者之所以回流,最重要的机制是寻求务家和收入的平衡。故对于城市距离较远村的回流者而言,村庄、集镇等区位是其务工的重要选项。
务工因素中前务工地类、前务工时间和回流源地在不同的模型中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前务工地类因子在3个模型中基本上达到了0.1的显著性水平(个别分类项没有达到),表明和前务工地在村庄相比,前务工地为城区、县城和集镇的回流者,继续选择在相应区位务工的概率较大。长期在外地的中心城区、县城和集镇区位等工作的回流者,收入水平较高,回流后多数仍选择工资收入较高的中心城区、县城和集镇务工,而往往不愿选择收入较低的村庄区位务工。这表明,由于收入惯性作用,务工区位等级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前务工时间因子在模型1中达到了0.1的显著性水平,系数为负,表明前务工时间越长,回流后选择中心城区务工的概率越小,而选择村庄附近区位的概率越大,原因为务工者可能厌烦了在外地的长期务工,从而选择村庄附近作为工作地。回流源地因子在模型1中达到0.1的显著性水平,系数为负,说明省内回流者较多地选择村庄附近区位进行务工,而省外回流者多选择中心城区进行务工,原因为省外回流者原来多在省外的城区务工,由于收入惯性作用,该群体回流后仍选择中心城区作为务工地的概率较大,从而可确保其在回流后仍具有较高的工薪收入。

4 结论与讨论

回流已成为中国农民工空间流动的重要趋势,未来将重塑农村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本文基于901份田野调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农民工回流务工区位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 农民工回流后务工区位选择主要以县城为主,其次为村庄,中心城区和集镇较少。县城作为回流务工的首选与距离较近、收入较高、工作机会较多及居住区位等有关,县城在回流务工区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应将县城作为农区发展和农区城镇化的重点对待。省外回流和省内回流是农民工回流的基本形式,但二者在回流务工区位的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相对而言,省外回流较多选择中心城区作为务工地,省内回流则较多选择集镇作为务工区位。回流务工区位以本属区位为主,但也存在少量非本属区位。非本属区位中,非本属—附近为主要选项,其次为非本属—省会,而非本属—外地占比最少。距离在回流务工区位选择中具有重要作用。
(2) 影响农民工回流务工区位选择的显著性因子主要包括个人因素中的年龄,家庭因素中的居住区位,社区因素中的村人均收入、村务工比、村地形和务工因素中前务工地类和回流源地等。农民工回流后,虽然整体上解决了跨区域的长距离奔波问题,但仍在更小的空间尺度上继续存在务工和务家的平衡问题。居住区位与务工区位具有对等性。回流农民工的城镇融入应成为本地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尤其应鼓励回流者中的“能人”进行创业,以此带动更多的回流者在城镇中的就业。社区内部的信息交流和相互攀比影响着回流者对务工收益的评价,成为区位决策的重要机制。地形、与城市距离等地理环境因素为务工区位决策的重要基础因素。在回流务工区位选择上,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随着务工者年龄的增长,村庄将成为其最终的归宿。
本文从回流者角度出发,基于微观视角,对农民工回流务工区位进行了研究,但农民工回流务工区位的选择行为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同等级中心地的就业机会、工薪水平和居住功能等对回流者的吸引力应是进一步研究所关注的重点。农民工回流后,虽然跨区域流动带来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等问题有所缓解,但由于地方城市的高房价等原因,多数农民工的城镇融入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有部分农民工因为在本地收入减少,有可能再次外出务工,如何将农民工回流与地方经济发展和本地城镇化融合发展将是今后的另一研究方向。
本文研究主要是基于河南省样本村调查数据所得结果,结论是否具有更大范围的适应性,需要学者结合不同地区进行实证研究。本文虽然利用2019年春节时段对绝大多数回流农民工进行了调查,但也可能存在部分农民工没有回家过节而导致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如果能获得更大的样本数据,将有利于对该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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