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生活圈从居民日常活动及行为视角考察城市社区,是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相关学科的研究前沿,也是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中国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伴随着流动性和信息化的不断深入,社区生活圈的主体日益多元化、社区活动和居民时空行为日益多样化、社区空间的功能与意义日益丰富化,亟需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创新与实践引导。时间地理学是理解人与环境关系的社会—技术—生态综合方法,为早期基于时空行为与生活空间的社区生活圈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新时间地理学重视家庭及其他组织企划的交互与时空组合,可为社区生活圈内个体—家庭—社区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研究、时空行为的社会文化制约与多情境分析及模拟提供重要支撑。论文基于新时间地理学方法,从理论、方法和实证3个维度提出社区生活圈的新时间地理学研究框架,具体包括构建社区生活圈的时空行为理论,揭示社区生活圈的时空间结构;创新社区生活圈的时空行为分析和模拟方法;从社区生活圈时空行为优化、社区交往生活圈、社区安全生活圈等方面创新中国城市规划与管理等研究内容。
非首都功能疏解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对解决北京大城市病、实现京津冀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构建了一个“四位一体”的产业投资网络演化分析框架,以京津冀中部核心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工商企业投资大数据测度了非首都功能的3类重点行业在2010、2014、2018年的资本流动特征,并从“节点—路径—格局”3个层面分析了功能疏解背景下产业投资网络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非首都功能疏解背景下,北京市各行业对外投资增强,投资集聚中心逐渐向外围转移,但不同行业演化格局存在差异。制造业呈现由邻近扩散向等级扩散转变的演化路径,并向着多中心格局发展;批发零售业在资本净流动层面显示出扩散特征,在骨干路径层面呈现集聚现象,分布格局由北京单极放射状向京津双核联动演化;交通运输仓储和物流业向郊区物流园区所在地集聚,但网络整体发育滞后。研究结果能够为科学认识首都功能疏解情况、了解中部核心区产业结构及产业发展的变动态势提供参考。
耕地利用转型代表耕地利用形态的趋势性变化。论文以京津冀地区157个县域空间为基本研究单元,从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双重属性出发构建耕地利用形态指标体系,运用冷热点、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分析1990—2015年耕地利用形态变化的时空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SEM)对耕地利用转型的驱动机制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耕地利用形态指数空间分布呈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与该地区地形分布格局基本一致,且因坝上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形成独立高值区。② 京津冀地区耕地利用形态指数空间分异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显著热点区与显著冷点区分布相对稳定且面积不断缩小,耕地利用转型较为平稳。显性形态值普遍呈现先升高后降低趋势,隐性形态值则呈升高趋势,表明京津冀耕地出现空间收缩、功能优化式转型。③ 高程是影响京津冀地区耕地利用形态空间特征的主要自然环境因素,二三产业占比、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城镇化率等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因素则是驱动1990—2015年京津冀地区耕地转型的主导因素,但不同时段、不同县域单元耕地转型动力机制存在差异,各驱动因子作用强度也不完全一致。
论文以贵州省惠水县乡村旅游度假区好花红村为典型案例,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实地调查访问数据,分析了2006—2019年好花红村土地利用功能演变规律,探讨了土地利用功能转型助推乡村振兴的作用。结果表明：① 好花红村土地利用功能受土地利用转型的影响,由传统单一的农业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转变为复合型观光休闲功能和经济发展功能,增加了经济效益的同时保证了生态效益,土地利用功能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和复合化特征;② 研究区不同演变阶段的演变模式存在显著差异,经历了单一农业生产功能阶段、多元功能转型过渡阶段、多功能复合转型阶段,土地利用功能演变有以农为主、乡村旅游为辅,农旅结合、农业逐步退缩,以乡村旅游为主、整体转型3种模式;③ 自然条件是土地利用功能变化的基础动力,经营主体变化是土地利用功能转型的内在动力,区域发展政策是驱动土地利用功能多元化的根本动力,旅游市场“规模化”需求是驱动乡村功能和土地利用功能转化的重要推动力,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驱动土地利用功能演变。
社区化新零售是新兴的商业模式,也是商业与社区互动的重要场域,值得从城市空间视角深入探究。基于南京市盒马鲜生及相关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与兴趣面(area of interest,AOI)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定量统计、实地调研等方法,解析盒马鲜生的服务类型及对象、空间布局特征、区位选址因素,并提出优化发展建议。研究发现：① 南京市盒马鲜生服务对象以社区为主,酒店、写字楼为辅;服务客户以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和消费能力的中青年人群为主。② 空间布局总体呈现南—北走向的主城区+近郊区的“5+7三组团”格局,均为“点”状门店+不规则“面”状服务区相结合的“中心—外围”结构,实际配送范围与3 km缓冲区存在差异。③ 区位选址主要受社区密度和交通环境的影响,对商圈、地价具有依赖性,竞争对手对门店选址影响较小;主要位于社区与道路密度中高值区、商圈边缘地带、主干道两侧及地价中等区域,并利用面状服务区延伸服务范围,获取更多潜在目标客户群。最后从消费群体、运营成本、品牌竞争3个方面探索其区位选址的影响机制,并基于区位选址特征提出优化发展建议。
职住空间作为城市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了城市的形态结构、居民的行为体验以及社会的和谐宜居,长期以来受到城市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论文利用覆盖北京全市域并持续1个月的1亿多条手机信令数据,基于DBSCAN的聚类方法,通过OD定向联系,识别出同时具备居住—就业关系特征的职住空间。在此基础上,针对北京市辖区、环路、街道乡镇等不同空间尺度,综合运用空间错位指数、职住偏离度、职住分离率、通勤流动率等计算方法,研究北京职住空间分布格局及匹配特征。研究发现：① 北京市居住空间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特征,就业空间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特征;② 基于各个空间尺度、不同测度方法的分析结果均表明,职住空间的不匹配程度呈现出由中心城区向外围逐渐降低的态势,但基于街道乡镇尺度呈现出由内向外更细化的就业集聚—居住集聚—二者均衡的三段式变化特征;③ 无论是就业空间高度集聚导致的非集聚区就业岗位数量不足,还是包括就业高集聚区在内大量区域出现的双向通勤现象,均说明居住功能和就业功能空间重组的必要性。
通勤是城市就业者日常工作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长距离、长时间通勤以及机动化通勤方式带来的健康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论文基于南京市居民身体活动及健康状况问卷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就业者通勤距离、通勤时间及通勤模式三者的关系及其对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以及健康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通勤距离对机动车通勤模式与通勤时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同时通勤距离对通勤时间存在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② 在心理健康影响方面,通勤距离、通勤时间及机动车通勤模式对邻里关系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同时通勤距离与通勤模式对邻里关系还存在显著的负向间接效应;在身体健康影响方面,通勤距离降低了就业者超重或肥胖的发生概率,但增加了就业者选择机动车通勤模式的可能性,从而间接增加了就业者患慢性疾病的风险;在健康行为影响方面,通勤距离、通勤时间与睡眠时间显著负相关,机动车通勤模式对睡眠时间产生负向间接影响,与是否做家务显著负相关,与是否散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③ 通勤行为特征对健康的影响因就业者社会经济属性不同而存在差异,女性、年龄较大以及收入较低的就业者通勤行为特征对健康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优化城市职住空间、减少通勤时耗,降低小汽车依赖、促进积极通勤来提高就业者身体活动量,并为特殊群体的通勤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进而提升其健康水平。
人口迁移流动形式是构成人口迁移流动特征的一个关键要素。在中国进入人口城镇化中后期后,准确判断和把握人口迁移流动形式的转变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论文基于人口迁移流动形式转变的相关理论与国际经验,考察现阶段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转变的进程和特点及由此产生的问题与挑战。研究发现,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已发生转变,并突出表现为人口回流现象不断增多、省际和省内人口迁移流动此消彼长的趋势日益明显;城—城流动显著增加,人口的城-城间流动将渐成常态化;流动人口户籍城镇化进程开始加快,其城乡两栖生计的重心向城镇转移;住房驱动下的流动人口就地、异地城镇化渐成趋势等。同时,人口迁移流动形式转变过程中面临着人口回流推动的就近就地城镇化发展可持续性不足;城—城流动向东部少数省市聚集的态势明显;以户籍城镇化主导的农业流动人口市民化面临多重障碍等问题与挑战。最后,从流动人口城镇化的空间载体构建、城市治理方式转变、中西部小城镇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
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背景下,论文运用核密度、重心、集中指数和偏移—分享等方法,研究2000—2018年长江三角洲人口时空演变规律,并采用定量方法探讨人口偏移增长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部分城市主导下的人口集散趋势转变,并未显著改变区域人口不均衡格局,且集中度呈现稳步增长态势。② 基于偏移—分享法的研究发现,人口增长格局转变主要表现为部分欠发达地区人口增速加快,如三省一市上安徽省转变为正偏移增长、城市尺度上核心发达城市为主的正偏移增长向部分欠发达城市为主的正偏移增长转变、县域尺度上正偏移市辖区由核心区向边缘区的转移,但人口向少数大城市、市辖区集聚的态势显著,而多样化的人口偏移增长态势表征了未来城市发展策略的差异化需求。③ 经济因素、社会发展和财政水平等是长江三角洲人口偏移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而影响因素的时空演变表明,未来人口均衡化政策的制定不仅要因地制宜,更要与时俱进。
回流已成为中国农民工流动的重要趋势,未来将重塑农村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论文基于901份田野调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农民工回流务工区位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回流后务工区位选择主要以县城为主,其次为村庄,中心城区和集镇较少。省外回流和省内回流是农民工回流的基本形式,但二者在务工区位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回流务工区位以本属区位为主,但也存在少量非本属区位。影响回流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的显著性因子主要包括年龄、居住区位、村人均收入、村务工比、村地形、前务工地类和回流源地等。农民工回流后,虽然整体上解决了跨区域的长距离奔波问题,但仍在更小的空间尺度上继续存在务工和务家的平衡问题,距离在回流务工区位选择中具有重要作用。居住区位与务工区位具有对等性,社区内部的信息交流影响着回流者对务工收益的评价,成为务工区位决策的重要机制。在回流务工区位选择上,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县城应成为农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和主要载体。
当代乡村就业变迁是透视乡村人地关系变化的重要视角。论文基于湖北省京山市乡村常住农户抽样调查和实地访谈数据,沿循类型—空间—模式的逻辑主线,通过变化率指数、就业转移矩阵揭示案例地区农户就业变迁特征;同时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表明：① 2007—2017年乡村农户就业类型已由纯农就业主体演变为兼业就业主导,非农就业增加显著;② 农户就业区位距离衰减特征弱化,村域作为农户就业转移的出发源与回流汇地位突出;③ 村域纯农就业仍是乡村农户就业的主流模式,但就业方式多元化成为农户就业新趋势;④ 农户就业模式选择是农户就业需求、地方就业供给、环境就业媒介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结果能够为中国农区人地关系变化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科学信息。
协调旅游资源保护与利用冲突是当前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论文利用质性研究方法,在系统总结中国自然保护地旅游资源利用的阶段特征与模式基础上,分析了现阶段旅游资源利用的冲突及其矛盾本质,并从多维视角探讨冲突的形成机制,从生态保护、社区发展、理论逻辑等方面分析现阶段自然保护地旅游资源利用的可行性与合理性;最后从建立利益主体权责明确的一体化资源利用机制、加强对旅游资源利用活动资源环境效应的评估、因地制宜探索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动态模式、建立更加精准化的自然保护地分区利用方案、以生态理念为指导创新生态旅游产品类型等方面,提出自然保护地旅游资源利用的合理路径。研究结论有助于各界从系统性视角深入理解现阶段自然保护地旅游资源利用的冲突,同时对合理推动自然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借鉴意义。
论文梳理了地理学视角下的移民研究以及在全球化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探讨在“文化转向”范式下移民地理学的研究进展和趋势。指出：① 地理学对移民的研究包括宏观上的迁移模式和动力机制的研究,中观尺度上移民的社会文化互动与地方协商问题,以及微观尺度上移民的日常生活、认同与情感;其中,“移民—地方”的核心人地关系,特别是移民的空间实践与地方协商成为了移民地理学关注的重点。② 受“文化转向”的影响,移民地理学研究正从宏观尺度的规律总结和普适性理论转移到研究移民日常生活、情感和认同背后的权力和社会关系,以揭示移民多样化的诉求。③ 移民地理学对中国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乡二元制度框架下对乡—城流动人口的关注,需要拓展全球化背景下多样化的移民群体的考察。研究试图拓展中国移民地理学的研究议题,思考基于发展中国家话语下的移民研究新知。
乡村舒适性(rural amenity)是国外乡村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在国内学术界一直缺少关注。论文通过对国外乡村舒适性研究的系统梳理,回顾和总结了国外乡村舒适性的概念内涵和4个研究热点：乡村舒适性评价体系构建及其效应,乡村舒适性、逆城市化与乡村重构,乡村舒适性与乡村发展,舒适性移民特征及其影响。通过对乡村舒适性概念的理论思考,进一步比较了“舒适性”和“舒适物”的中文翻译、乡村舒适性与乡村绅士化概念,以及乡村舒适性与城市舒适性的具体特征。最后,探讨了乡村舒适性概念对中国乡村振兴研究的启示。论文强调,随着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乡村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对中国情境下的乡村舒适性展开全面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