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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

2019 , Vol. 38 >Issue 10: 1558 - 1570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9.10.011

专辑| 实证研究

中国出口贸易韧性空间差异性研究

  • 贺灿飞 1, 2 ,
  • 夏昕鸣 1, 2 ,
  • 黎明 1
展开
  •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 2. 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贺灿飞(1972— ),男,江西永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产业和区域经济。E-mail: hecanfei@urban.pku.edu.cn

收稿日期: 2019-05-31

  要求修回日期: 2019-07-16

  网络出版日期: 2019-11-01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No. 4173127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No. 41425001)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收起

Spatial difference and mechanisms of China’s export trade regional resilience

  • HE Canfei 1, 2 ,
  • XIA Xinming 1, 2 ,
  • LI Ming 1
Expand
  •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 2. Peking Univeristy-Lincoln Institute Center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Policy, Beijing 100871, 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5-31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07-16

  Online published: 2019-11-01

Supported by

Key Project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o. 41731278)

National Science Fund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s(No. 41425001)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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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区域出口韧性表现出危机第一阶段(2008—2009年)的抵抗力、危机第二阶段(2009—2011年)的恢复力、产品结构转换提升力。论文构建了区域-产品层面的区域出口贸易韧性指标,通过区域出口贸易额、产品结构等不同层面刻画了金融危机后各区域抵抗力、恢复力的空间差异。实证研究表明：相关多样化产业结构不仅在短期可以增强区域产品的抵抗力,在长期还可以提高区域产品的恢复力并且助推区域产品实现结构升级;应急型税收政策短期内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缓解危机冲击,但其影响范围及作用时间均是有限的;外企出口占比高的区域产品对区域产品结构升级影响不明显,但加工贸易方式推动了区域产品在危机中的结构升级。

关键词： 区域韧性; 金融危机; 出口贸易; 空间差异; 结构升级; 中国

本文引用格式

贺灿飞 , 夏昕鸣 , 黎明 . 中国出口贸易韧性空间差异性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 38(10) : 1558 -1570 . DOI: 10.18306/dlkxjz.2019.10.011

Abstract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resilience of China's regional exports is reflected in three stages: resistance in the first stage of the crisis (2008-2009), resilience in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crisis (2009-2011), and promotion in product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fter the crisis.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regional export trade resilience index at the regional-product level, and described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of regional resilience and resilience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with regard to regional export trade volume and product structure. The results of the regional-product level econometric model show that the diversification of related industrial structure not only can enhance the resistance of regional products in the short run, but also can improve the resilience of regional products in the long run,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regional product structure. Emergency tax policy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impact of crisis in the short term, but its impact is limited and does not last; regional products with high export proportion of foreign enterprises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upgrading of regional product structure, but processing trade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regional product structure in the crisis.

Key words： regional resilience; financial crisis; export trade; spatial difference; structural upgrading; China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区域经济由加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调整期,面临更多风险和不确定性。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年均增幅由危机前的7%降为3%。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制定了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试图重塑高端制造业在国家战略中的关键地位。与此同时,新一轮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转移。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中美贸易战等地缘政治事件表明贸易保护主义正逐步蔓延,国际贸易壁垒也迅速加深。为理解后危机时代的区域经济复兴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经济地理学引进区域韧性的概念,并在近年来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区域韧性是指在外部扰动下,区域经济通过各种要素再组织进行自我恢复、更新、转型的能力。一些研究将其作为分析不同区域应对外部冲击能力的重要理论工具,探究区域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李彤玥等, 2014);研究也关注区域韧性的内在结构与外在形式(Maguire et al, 2007; Martin, 2010);还有学者关注区域韧性的形成原因与作用机制(Peng et al, 2017)。但关于区域韧性的实证研究仍存在不足：在区域韧性的评价方法上,实证研究构建的指标维度较为宏观且单一;在对区域韧性影响机制的探讨上,现有研究忽略了政策、区域与外部联系等路径突破因素的影响。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进而诱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不仅对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造成了强烈冲击,对经济处于开放初期、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较弱、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也带来了全面冲击。中国实体经济受到了巨大影响,其中出口贸易首当其冲。在全国总体经历较大衰退的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骆东奇等, 2009)。有些地区受到金融危机的扰动较小,能够直接消解外部冲击;而另一部分地区却在金融危机中遭受严重的损失,导致延续性的衰退。
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回答以下3个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各区域出口贸易韧性是否存在空间差异?为什么不同区域对相同冲击的反应不同,哪些因素塑造了较高的区域出口贸易韧性?随着危机的发展,这些因素对区域出口贸易韧性的影响机制有变化吗?因此,本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一方面,可以丰富区域韧性的内涵;另一方面,将分别从区域和产品层面探讨影响区域出口贸易韧性的内在机制,深入分析不同研究尺度其内在影响机制的异同,为区域韧性的实证研究提供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案例。

1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1.1 区域韧性内涵

韧性的概念起源于生态学,最近10 a才广泛应用于区域分析、空间经济学及经济地理学。随着研究对象和目标的不断变化,韧性内涵出现了3个较为经典的认知定义：工程韧性(engineer resilience)、生态韧性(ecological resilience)、适应韧性(adaptive resilience)。
工程韧性是指系统受压后恢复或返回原状态的能力(Holling, 1973; Pimm, 1984; Walker et al, 2006)。在这个定义中,区域系统被认为有一个确定的均衡状态,当受到扰动偏离均衡点时,区域会通过自我补偿、自我修正机制恢复到均衡态。生态韧性假定系统是处于多重均衡状态,若外部冲击超过“回弹门槛”,系统可能会吸收部分干扰从而进入低于原水平的稳定状态(McGlade et al, 2006; Walker et al, 2006),也可能无法适应外来冲击的影响从而走上衰退之路,但还可能通过重组系统结构超越原来水平并进入更好的发展状态。然而,生态韧性概念仍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的均衡思想(Martin, 2010; Pike et al, 2010)。Martin(2010)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重新思考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韧性问题,提出了“适应韧性”的概念,认为适应韧性是指区域经济内部各要素(如企业、产业、技术和制度)通过相互调适和共同演化来确保区域经济实现适应性发展的能力。这个定义颇具演化色彩,强调了韧性是一个动态过程,是非均衡的(陈梦远, 2017)。
随着学术界深入研究区域韧性,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区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能基于简单的均衡、静态视角去研究,于是他们开始试着引入复杂理论和演化思想,并进一步推动韧性概念由均衡、静态和回弹逐步向非均衡、演化和多样性转变。演化思想下区域韧性不仅是指区域抵抗冲击的短期能力,将延伸为区域建立新的成长路径的长期适应能力(Simmie et al, 2010; Cooke et al, 2011)。区域经济韧性不会随着危机结束而消失,而是始终存在并不断变化(Fingleton et al, 2012)。由于该概念更接近复杂的区域发展现实,因此对分析(后)危机时期的区域经济演化和转型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综合以上研究,并根据Martin等(2015)的定义,本文认为区域韧性在出口贸易方面的内涵至少包括3个维度：① 抵抗力,即区域出口贸易在危机影响下免遭衰退的能力;② 恢复力,在外部冲击过后,区域出口贸易对危机的恢复力;③ 结构转型提升力,危机后区域出口产品结构建立新的成长路径的长期适应演化能力。

1.2 演化视角下区域韧性影响机制

演化经济地理和区域韧性研究实质面临着一个相似的问题,即如何理解区域经济演化的空间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区域韧性可以看作是外部干扰下区域的演化过程和能力。因此,学者们也逐渐开始采用演化经济地理学中“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解锁与锁定”等相关概念理解区域韧性。
演化视角下的区域韧性是区域进行路径创造的长期能力。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是路径创造的2种方式(Boschma, 2015)。一方面,区域适应韧性可能会高度依赖区域原有的劳动力、技术等,区域内各关联产业可以形成“相互路径依赖”,并以此促进企业或产业之间的相互学习和知识溢出,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不断升级(Hassink, 2010; Pike et al, 2010; Martin et al, 2015)。但是,路径依赖也可能成为区域经济韧性的“绊脚石”,如消极的路径依赖会导致区域经济结构形成一种僵化的“锁定”(Hill et al, 2008; Hassink, 2010)。在此情况下,区域在适应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路径突破能力,即“解锁”能力,则能够反映区域韧性的大小(Pike et al, 2010)。在锁定状态下,路径突破的因素可能来源于创新、技术进步、政策作用、与外部的联系等。在外来冲击下,路径依赖对于区域的适应演化可能产生积极作用,也可能产生消极作用,在此情况下则需依靠区域的路径突破能力完成新的路径创造。
本文提出基于路径依赖—路径突破的区域出口贸易韧性解释框架,将重点验证路径突破因素对区域韧性的影响。金融危机对各区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一方面是因为不同地区的路径依赖因素如产业结构、生产成本等诸多初始条件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决定了区域对经济危机的抗性不同。另一方面,在面对金融危机时,适宜的产业、财政政策、研发投入以及区域与外部的联系等路径突破因素会有效地弱化其冲击。以上两方面导致地区的潜在抵抗、恢复和结构升级的能力有显著差异。
1.2.1 出口退税政策与区域出口贸易韧性
区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区域制度为这个复杂系统提供了大环境背景。区域内部创新活动根植于区域内部社会与制度背景、文化风俗和价值观之中。但是,在区域韧性研究中,国家、政府、制度作用却较少受到关注(Bristow, 2010; Hassink, 2010; Pike et al, 2010; 贺灿飞等, 2016)。
从短期来看,当外部干扰对区域造成冲击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宽松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积极的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金融危机的影响。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在全国层面也推出了极具针对性的各项计划,出台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旨在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在出口贸易方面,中国大幅度调整了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出口退税”是指先征收产品在国内环节的增值税,出口时海关再按照一定比例返还,这种方式有利于国家根据出口形势采取相机抉择的政策。Chen等(2006)、马捷等(2008)、谢建国等(2008)及白胜玲等(2009)的研究均发现出口退税政策对于出口有显著促进作用。
在2002—2007年间,国家共2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主要包含3个方面的调整：① 分期分批调低和取消了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率;② 适当降低了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率;③ 提高重大技术装备、IT产品、生物医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国家政策总体思路是大力扶持技术含量高的出口产品,取消对技术含量低、污染高的资源密集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税收减免,这些调整将有利于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然而,当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最大程度降低金融危机对出口贸易的冲击,2008—2009年间5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重新提高了“两高一资”产品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可见,为了应对危机的冲击、稳定出口,国家采取了与危机前几乎相反的政策导向,显然不利于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
据此,提出假说1：在金融危机后采取的出口退税政策短期来看可以增强区域产品在危机第一阶段的优势抵抗力,但是长期来看未必有利于优势衰退产品的恢复力,并且也不利于区域产品结构的升级。
1.2.2 加工贸易、外企进入与区域出口贸易韧性
区域与外部联系会促进区域经济演化的路径突破效应,使得区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原有发展路径的锁定并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增强危机影响下的区域韧性。外部联系包括区域与外部的贸易联系,可采用如外资公司出口占比、加工贸易方式出口占比、出口目的国多样化程度、进口额等衡量,重点论证加工贸易方式及外资企业对区域韧性的影响。
贸易方式分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加工贸易主要指企业从国外进口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在本国加工以后再予以出口,并赚取其中的附加值。加工贸易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相比具有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同时也享受不同的出口退税等贸易政策,从而面临不同的生产和贸易成本(刘晴等, 2013)。中国加工贸易发展迅速为中国积累外汇、创造就业、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加工贸易是出口学习的重要传播源,加工贸易过程中可以产生“干中学”效应：通过国际技术溢出优化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Coe et al, 1993)。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加工贸易对中国外贸的整体作用。唐东波(2012)发现中国技术密集型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领域,一般贸易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较低,中国仍然只是“世界工厂”。
基于已有研究,提出假说2：加工贸易占比高的区域产品在危机第一阶段抵抗力更强。但长期来看,外部需求萎缩以及出口商品价格下降对加工贸易企业利润进行双重挤压,因此在危机第二阶段加工贸易占比高的区域产品恢复力也更弱。加工贸易过程中,从母国进口的中间产品能够引发国际技术的溢出效应和国内企业的学习效应,而这种学习效应能使得企业获得更快生产率的增长,因此危机后加工贸易有助于区域产品的结构升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制造业资本快速向中国大陆扩散,中国缺乏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的企业迅速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许多研究表明,FDI是发展中国家获取技术的重要手段,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观察和模仿跨国公司企业的运作和技术,产生积极作用。蒋殿春等(2005)发现外资竞争效应会通过示范效应和科技人员的流动效应等促进国内企业的研发活动。另一些研究表明,外资企业对东道国产品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有一定限制。外资主要是通过纵向分工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技术转移,而外资方式所带来的横向技术转移非常有限(李健, 2008)。所以,外资所带来的技术扩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决定于具体的产业领域、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格局。
提出假说3：欧美国家融资环境急剧恶化,外商资金链断裂使得外资企业出口在危机第一阶段易受到冲击,但外资企业有着较强的技术、管理水平以及抗风险能力,应对危机相对成熟,因此出口产品的恢复力和结构升级能力也更强。
1.2.3 产业结构与区域出口贸易韧性
在区域抵御外部冲击以及对冲击的恢复速度等短期能力上,产业多样化较高的区域比专业化区域具有抵抗力,由于“鸡蛋没有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能分散风险(Davies, 2011)。当考虑到区域在危机中结构转型的长期能力时,相关多样化较高的地区可以提供更多产业间互相学习的机会,产业间可以从共享技术、劳动力等资源中受益(Neffke et al, 2011)。实证研究表明,相关多样化是区域进行路径创造的关键要素,区域能够通过重新组织区域要素禀赋,沿着现有产业基础发展出与之技术关联的新产业(Bathelt et al, 2003; Boschma et al, 2009; Castaldi et al, 2015; 郭琪等, 2018),而非相关多样化区域由于缺乏相关的知识而需要更高的转型成本(Frenken et al, 2007)。
因此,提出假说4：地区产业结构影响区域韧性,相关多样化高的地区也能实现更快的结构升级。抵抗力阶段,非相关多样化使地区具有多种发展路径,可以帮助区域分散风险,降低产品衰退的比例;而相关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由于产品共有相似知识基础,一种产品的衰退会大范围波及到其他产品。故非相关多样化对区域产品抵抗力有着积极作用,而相关多样化的作用是负向的。恢复力阶段,区域原有产业的知识积累以及可以共享的劳动力池等溢出效应可以促进与原有产业知识邻近的新产业进入,相关多样化对区域产品恢复力有着积极作用,而非相关多样化的作用不显著。最后,相关多样化是区域进行路径创造的关键要素,区域能够通过重新组织区域要素禀赋,沿着现有产业基础发展出与之技术关联的新产业,而非相关多样化区域由于缺乏相关的知识而需要更高的转型成本。

2 金融危机下中国区域韧性的时空差异

2.1 数据与方法

2.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2年中国海关贸易库企业层面进出口数据和各地的统计年鉴。考虑到贸易企业对出口产品升级刻画的干扰,在研究中剔除贸易企业数据(Manova et al, 2012)。
如图1所示,中国出口贸易额在2001—2008年间经历了持续增长。而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2008—2009年间,出口贸易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16.4%)。随后,2010年出口贸易发生了显著反弹。因此,将金融危机前的2001—2007年定义为增长期,而将金融危机发生的2008—2009年定义为危机发生的第一阶段,2009—2011年定义为危机的第二阶段。下面重点探讨在危机发生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国各区域出口贸易韧性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机制。
图1 中国出口贸易变化(2001—2012年)

Fig.1 China's export trade, 2001-2012

2.1.2 区域出口贸易韧性的衡量方法
本文将从区域出口贸易总量宏观尺度和各区域优势产品演化的微观尺度入手,不仅度量区域优势产品在数量上的变化,也考察区域产品是否升级。首先构建区域–产品韧性指标,包括：① 抵抗力,包括宏观层面上区域出口贸易总量变化以及微观尺度上区域优势产品抵抗衰退的能力;② 恢复力,即在危机发生的第二阶段中,宏观层面上区域出口贸易总额以及微观层面上区域衰退的优势产品的恢复能力;③ 结构转换提升力,即危机前后产品技术含量的变化。其次,采用2种方式衡量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一方面,根据Lall(2000)提出的贸易产品技术分类体系将所有出口产品按技术含量分为资源密集型(资源型)、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型)、资本密集型(中技术型)、技术密集型(高技术型)产品。但该分类方法对于中国来说存在一定问题,因为中国技术密集型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领域,而从事加工贸易领域的中国企业往往只承担了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环节(唐东波, 2012),这部分产品计入技术密集型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因此另一方面,采用Hausmann等(2010)的映射法来计算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模型具体的设置如下：
Compl i c , N = 1 compl i c , 0 ∑ RC A c , i Compl i i , N - 1 compl i c , 0 = ∑ RC A c , i Compl i i , N = 1 compl i i , 0 ∑ RC A c , i Compl i c , N - 1 compl i i , 0 = ∑ RC A C , i
式中：城市出口复杂度Complic,N和出口产品复杂度Complii,N是经过迭代的结果,N≥1;而模型的初始设置为complic, 0和complii, 0。RCA(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为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即一地某种产品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份额与全国出口总额中该类产品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值,能够体现一地出口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竞争力。产品i初始的复杂度为出口产品i具有比较优势的城市个数,即产品被出口的遍在程度。城市出口产品的复杂度以国家初始出口产品的数量来代替,反映城市出口产品的多样化程度。如果出口产品遍在度越低,城市出口产品的复杂度也就越高,也即Compli指数越低,则复杂度越高。

2.2 区域出口贸易

图2显示①（①注：东部地区：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广东、海南、北京、天津、河北;中部地区：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山西;西北地区：宁夏、新疆、青海、陕西、甘肃、内蒙;西南地区：广西、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东北地区：辽宁、济宁、黑龙江。）,在金融危机第一阶段,抵抗力最好的是西南地区,贸易额仍稳步上升;其次是贸易额稍有回落的东部和中部地区;而受灾较严重的是西北和东北地区,贸易额下降较为明显。在金融危机第二阶段,东部、东北和中部的恢复力较强,而西北地区直至2011年仍未恢复至2006年水平,其恢复力较弱。折线图展示了各区域贸易额在全国的占比,在空间分布上金融危机加速了出口活动向东部的集聚。
图2 中国各区域出口贸易额及其占比(2001—2012年)

Fig.2 China's regional export trade volumes and proportions, 2001-2012

2.3 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贸易

如图3所示,2001—2012年外资企业出口额远高于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金融危机来临时,外资企业最先受到冲击,2008和2009年出口增长率均由危机前的50%左右极速下滑至5%和-19%,紧接着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出口也受到了负面影响,且降幅大于外资企业,2009年出口额增长率分别降为-23%和-22%。2010年各所有制企业出口总额增长率开始回升,但外资企业到2011年其出口贸易额依然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国有企业也恢复较慢,直到2011年才开始超过危机前出口水平。私营企业出口额较小,但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受到危机冲击后迅速恢复。由此可见,外资企业在金融危机中最先受到波及,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紧随其后;从受损程度(出口额增长率的波动幅度)来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损失大,恢复慢,私营企业所受影响最小。
图3 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贸易额及增长率演变(2001—2012年)

Fig.3 Export trade and growth rate of different ownership-type enterprises, 2001-2012

图4分别绘制了2006年和2012年3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产品所对应的优势出口城市数量箱线图。从企业出口产品结构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前,国有企业主要出口产品以资本密集型(中技术型)、技术密集型(高技术型)和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型)为主,金融危机对不同技术类型的产品进行了筛选,危机过后资本密集型(中技术型)及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型)产品出口城市大幅减少,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城市与危机前相比虽略有下降,但远高于其他类型产品,可见国有企业淘汰了部分落后产能,危机后其出口产品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技术升级。但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出口产品结构变化均不明显。
图4 2006、2012年国企、私企、外企不同技术产品优势出口城市数量

Fig.4 Number of exported cities for different technology product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2006 and 2012

2.4 不同贸易方式产品出口贸易

图5显示,2001—2011年中国一直以加工贸易为主,2012年一般贸易额得到大幅度提升。在金融危机前,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均以30%左右的增速持续稳定增长;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加工贸易首当其冲,遭受冲击,2008年增长率降到了11%,2009年为-12%;一般贸易出口额在2009年才受到危机冲击,其下降幅度要大于加工贸易,但恢复速度也快于加工贸易,2010年一般贸易出口额即迅速恢复至危机前水平。
图5 不同贸易方式产品出口贸易额及增长率演变(2001—2012年)

Fig.5 Export trade volumes and growth rates of different trade type products (2001-2012)

从图6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后,技术密集型(高技术型)的加工贸易产品出口城市显著增多,而资源密集型(资源型)、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型)和资本密集型(中技术型)的加工贸易产品出口城市数量有所下降,可以看出加工贸易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结构升级。而一般贸易产品则相反,危机过后仅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型)和资源密集型(资源型)的一般贸易产品出口城市有所增多,资本密集型(中技术型)和技术密集型(高技术型)一般贸易产品出口城市数量基本不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品结构的升级。
图6 2006、2012年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不同技术产品优势出口城市数量

Fig.6 Number of export cities for different technology products of processing trade and general trade, 2006 and 2012

3 金融危机下中国区域韧性影响机制

3.1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为验证前文提出的4个假说,进一步构建了区域产品抵抗力(优势衰退)模型、区域产品恢复力(优势恢复)模型以及区域层面的出口产品升级模型,3个模型的区域均基于城市尺度。在模型选择方面,抵抗力模型与恢复力模型分别选用多元Probit和Probit模型,考察金融危机第一阶段和金融危机第二阶段各城市出口产品抵抗力和恢复力的影响因素。为了验证区域在危机中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构建了城市层面的回归模型,通过DW检验发现各区域存在空间自相关,为消除一阶自相关,采用普莱斯-温斯顿(Prais-Winsten)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将相关性较高于 0.6的变量分开代入模型。此外,在模型估计中采用稳健性标准误修正线性方程异方差。
在抵抗力模型中,被解释变量Xi,c,t2表示2007年的优势产品在危机第一阶段(即2008—2009年)的初始状态,若在2008及2009年2 a中仍为优势产品,则赋值为2;若仅在2008或2009年成为优势产品则赋值为1;若在2008和2009两年均呈衰退状态,则赋值为0。
X i , c , t 2 = α + β 1 Densit y i , c , t 1 + β 2 T a x i , c , t 1 + β 3 Ta x i , c , t 2 + β 4 EX J i , c , t 1 + β 5 Foreig n i , c , t 1 + β 6 Impor t i , c , t 1 + β 7 Nu m i , c , t 1 + β 8 Region + β 9 Compl i I , t + ε i , c , t
式中：路径依赖因素Densityi,c,t1表示研究阶段第一年i产品与c城市的产品空间技术关联程度,即相关多样性指数。为了衡量区域-产品的相关多样化程度,采用Hidalgo等(2007)和Boschma等(2012)的方法,产品i与产品j之间的邻近程度Rij为这2类产品在同年同一地区拥有比较优势的条件概率的最小值。Rij越大,表明i产品与j产品在同市生产并同时具有比较优势的可能性越大,说明这2种产品在要素禀赋与生产条件上更类似,产品的技术关联度更高。
R i , j = min P RC A c , i > 1 | RC A c , j > 1 , P RC A c , j > 1 | RC A c , i > 1
基于技术关联度指标,计算产品i与t年c城市产业结构的邻近程度,即c城市产品i在t年的相关多样性指数(Hidalgo et al, 2007),计算公式如下：
Densi t y i , c , t = ∑ R i , j × RC A j , c , t ∑ RC A j , c , t
式中： RCA j,c,t表示c市产品j在t年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i,j表示产品i与产品j之间的邻近程度。Densityt,c,t越高,表明c市的产品结构与产品i邻近程度越高,意味着未来该产品更有可能受到相邻优势产品知识溢出的影响,演化为c市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同时,式(2)中引入3个重点验证的路径突破变量：Tax为城市财政政策变量,采用城市-产品年度出口退税应退税款表示政府对城市该出口产品的扶持力度。式中,分别引入危机前城市对该产品的出口退税额变量Taxi, c, t1和危机发生后税收政策变量Taxi, c, t2,对比研究危机前后财政政策变化的影响。由于产品的出口退税额与其他变量不在同一数量级,因此对该变量取对数。EXJ为加工贸易方式变量,度量指标为危机发生前(2007年)区域对该产品的加工贸易量出口占比。Foreign为外商投资变量,采用危机发生前(2007年)区域外资企业对该产品的出口量占比来度量。此外,控制区域对该产品的直接进口额变量Import及区域对该产品的出口国多样化程度Num,还控制了产品所在区域变量Region以及产品复杂度变量Compli。ε为残差项。
在恢复力模型中,被解释变量Xi, c, t3表示产品在危机过后的恢复状况,若危机前(2007年)区域某产品为优势产品,但在2008年衰退,2011年再次恢复为优势产品则赋值为1,说明该产品恢复力较强;若2011年仍为衰退产品,则赋值为0,说明该产品恢复力较弱。
X i , c , t 3 = α + β 1 Densit y i , c , t 1 + β 2 Ta x i , c , t 2 + β 3 EX J i , c , t 1 + β 4 Foreig n i , c , t 1 + β 5 Impor t i , c , t 1 + β 6 Nu m i , c , t 1 + β 7 Region + β 8 Compl i I , t + ε i , c , t
在产品结构升级模型中,被解释变量Xc,t3表示危机过后各城市出口产品复杂度,并在模型中控制初始年份(2007年)各城市出口产品复杂度变量。
X c , t 3 = α + β 1 X c , t 1 + β 2 Relva r c , t 1 + β 3 Ta x c , t 2 + β 4 EX J c , t 1 + β 5 Foreig n c , t 1 + β 6 Impor t c , t 1 + β 7 Nu m c , t 1 + β 8 Cos t c , t + β 9 Creatio n c , t + ε i , c , t
式中：Relvarc,t1表示研究阶段第一年城市层面出口产品的相关多样化熵指数。熵指数越高表示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根据HS编码,本研究将同属于两位数产品的四位数产品视为相关产品,而两位数产品之间为非相关产品。相关多样化通过两位数产品内熵指数的加权和表示,具体计算公式如下。其中, P i 表示四位数出口产品i在地区或企业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 S g 表示属于两位数产品g的四位数产品集合。
Relvar = ∑ g = 1 G P g H g H g = ∑ g = 1 G P i P g ln P g P i P g = ∑ P i
此外,区域内部的成本因素和创新投入也会影响危机影响下的区域韧性。因此式(6)中还加入了危机发生期间各区域的平均劳动力成本变量Cost和平均创新投入变量Creation,分别采用各地区统计年鉴中的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指标和财政支出中的研发投入与教育投入总额来衡量,对2个变量均取对数以保证各变量数量级一致。

3.2 中国区域出口贸易韧性影响因素

3.2.1 抵抗力模型回归结果
分别对全国和区域优势产品抵抗力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1。如表1所示,分别将危机前后税收政策变量代入模型,模型1中危机前的出口退税政策变量显著为负,说明危机前期的政策不利于区域产品应对危机的冲击。在模型2中,将危机后政府采取的税收政策引入模型,发现危机中所实施的税收政策影响显著为正,而技术关联变量变为不显著,说明危机第一阶段中(2008—2009年)政府多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的行为补贴了利润被严重挤压的出口企业,有效地增强了区域优势产品的抵抗力,验证假说1。尤其是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危机后税收政策大大减弱了区域技术关联的作用,但对东北部影响为负,对西部影响不显著。
表1 优势产品抵抗力模型回归结果(2008—2009年)

Tab.1 Dominant product resistance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2008-2009

解释变量 全国 东部 东北 中部 西部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税收政策(危机前) -4.10*** -3.61*** -7.47*** -4.31*** -2.44*
税收政策(危机后) 3.94*** 3.16** -7.46*** 2.77*** -2.39
产品加工贸易方式占比 4.92** 3.17** 0.64 0.36 -7.60*** -7.11*** -3.67*** -2.16*** 14.06*** 14.28***
产品外企出口占比 -2.47*** -3.92*** 1.46 0.86 -4.66*** -4.83*** -9.40*** -8.09*** -6.08*** -6.14***
产品技术关联 6.46*** 1.67 1.79*** -0.88 6.46*** 6.84*** 1.42 -0.70 -7.29*** -7.21***
产品进口额 -2.91 -7.44 -3.36 -4.62 3.67 3.47 0.60 -1.61 -2.38 -2.39
产品出口目的国数量 20.26*** 16.42*** 17.04*** 13.99*** 6.26*** 6.18*** 14.08*** 12.61*** 11.11*** 11.04***
产品复杂度 9.67*** 9.46*** 9.07*** 8.83*** 0.70 0.66 -2.86*** -2.68*** 6.38*** 6.67*
区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seudo R2 0.038 0.0396 0.0326 0.0412 0.034 0.0362 0.1244 0.1142 0.1218 0.1428

注：***、**、*分别表示P<0.01、P<0.05、P<0.1。下同。

在全国层面,产品加工贸易方式变量显著为正,验证假说2。在加工贸易过程中,产品生产的关键部分并不在本国发生,对劳动力水平、技术水平等要求较低,因此企业生产成本较低;此外,中国针对加工贸易实行的是“不征不退”的税收政策,即在进口中间品和出口产成品2个环节都不征收增值税,这一方面使得加工贸易的实际税率低于一般贸易。区域产品外企出口占比变量显著为负,说明区域外企出口占比大的产品的确更容易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受到危机的冲击,验证假说3。分地区看,产品加工贸易方式和所有制变量对东部地区产品抵抗力作用不显著。外资企业出口占比高的产品在东部以外的其他地区抵抗力均较低。加工贸易占比高的产品在中部和东北部抵抗力较低,而在西部抵抗力较高,说明2007年国家实行的加工贸易类企业从东部向西部转移的效果显著。
技术关联对地区优势产品的抵抗力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即使在外部冲击下,相关多样化依然会加强区域优势产品,防止衰退,与假说4相左。但分区域看,东部及中部地区技术关联变量不显著,说明在危机第一阶段技术关联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明显;而西部地区的技术关联变量显著为负,说明与地区产品结构技术关联越弱的产品越能够抵抗危机的冲击。
在控制变量中,所有区域出口目的国的多样化均有助于区域优势产品化解危机冲击。产品进口额对区域产品抵抗力影响不显著。从全国层面来看,代表产品特性的出口复杂度变量显著为正,而出口复杂度指数越高则复杂度越低,说明产品出口复杂度越高,则抵抗力越弱。从分地区看,产品复杂度较高的产品在中部地区抵抗力较强,在东北地区演化方向不确定,而在其他地区抵抗力均较弱。
3.2.2 恢复力模型回归结果
恢复力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2。模型1是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代表路径突破因素的危机后税收政策回归系数不显著;而在模型2和3中,危机后政府所采取的税收政策甚至对东部、东北地区优势产品的恢复作用为负,说明危机后所实行的应急型财政政策虽在短期有效增强了区域优势产品的抵抗力,但在长期对优势衰退产品的恢复不利,验证假说1。这也与齐俊妍等(2010)的结论一致,在政策的传导过程中由于较高的价格弹性而导致一定的利益流失到进口商和外国消费者的腰包,从国家总体来看多消耗了资源,支出的成本更高但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加工贸易占比高的产品虽在危机第一阶段的抵抗力较强,但在危机后期由于加工贸易企业的附加值低,较依赖外部网络(漆晓宇, 2004),因此以加工贸易方式为主的优势衰退产品恢复力较弱,验证假说2。分地区看,东部和东北地区回归结果与全国样本一致,但加工贸易方式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同：中部地区系数不显著、西部地区系数显著为正。产品外企出口占比变量在各个模型都显著为正,说明外资企业占比高的产品虽在危机第一阶段抵抗力较弱,但在危机后期有助于衰退的优势产品重新恢复区域优势,验证假说3。代表路径依赖因素的技术关联变量显著为正,且在模型2至5中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技术关联有助于各区域优势衰退产品的恢复,验证假说4。
表2 优势衰退产品恢复力模型回归结果(2008—2011年)

Tab.2 Resilience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for dominant products that have declined, 2008-2011

解释变量 全国 东部 东北 中部 西部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税收政策(危机后) 0.8 -4.87*** -2.03* -1.38 1.03
产品加工贸易方式占比 -2.66** -6.22*** -2.69** 0.41 4.92***
产品外企出口占比 11.66*** 8.69*** 11.28*** 4.62*** 2.18*
产品技术关联 10.87*** 8.26*** 7.32*** 7.66*** 2.27*
产品进口额 10.97*** 13.17*** 4.68*** 3.12** -1.22
产品出口目的国数量 1.87* 0.62*** 6.66*** 7.64*** 11.32***
产品复杂度 -3.46** 1.37 0.94 -4.21*** -9.03***
区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Pseudo R2 0.0214 0.0343 0.0386 0.0392 0.0362
在控制变量中,产品进口额、出口目的国数量变量在各个模型中显著为正,说明产品进口额越多、出口目的国多样化程度高有助于增强衰退优势产品的恢复力。最后,从全国层面来看,代表产品特性的出口复杂度变量显著为正,说明产品出口复杂度越高,恢复力越好,但在分区域模型回归中,发现东部、东北地区产品复杂度变量不显著,说明该区域恢复力强的产品不一定是复杂度高的产品。
3.2.3 结构转换提升力模型回归结果
区域层面结构升级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危机发生后的税收政策变量显著为负,说明危机发生后政策所采取的应对方案长期来看对区域出口产品结构升级不利,验证假说1。区域加工贸易额占比变量显著为正,可以看出产品加工贸易方式占主导的区域会发生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推动区域出口产品结构升级,与假说2一致。而外资出口产品占比变量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技术溢出有限,不一定助推区域产品的结构升级,与假说3相左。代表路径依赖因素的相关多样化变量显著为正,说明相关多样化高的地区在危机中升级更快,验证假说4。
表3 区域出口复杂度模型回归结果(2007—2011年)

Tab.3 Regression results of regional export complexity model, 2007-2011

解释变量 税收政策
(危机后)		 区域加工
贸易方式占比		 区域外企
出口占比		 相关多样化 区域进口额 区域出口
目的国数量		 区域平均
劳动力成本		 区域创新投入 结构
变化
回归系数 -11.97*** 13.16*** 12.46 6.13*** 10.97*** 1.87** -9.68 2.64*** 1.26
在控制变量中,平均劳动力成本变量回归系数不显著,可见劳动力成本对区域出口产品的升级影响微弱。危机期间的平均创新投入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危机中仍然坚持创新投入的地区有利于自身在危机后实现结构升级的质变。此外,区域进口额和区域出口目的国多样性也能显著提高区域在危机中的升级能力。最后,产品结构变化变量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产品结构变化大的区域不一定在产品结构上实现了较大跨越。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金融危机来临后出口贸易首当其冲,受到波及。因此,本文通过构建区域-产品层面的区域出口贸易韧性指标,从区域出口贸易额、产品结构等多层面刻画了金融危机后各区域抵抗力、恢复力及结构转换升级能力的空间差异。在此基础上,通过计量实证模型,对金融危机下中国区域出口经济韧性的空间差异进行机制探讨。基于已有理论研究,结合中国区域韧性的实际,按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维度,对区域韧性内涵和作用机制分解为危机第一阶段(2008—2009年)的抵抗力、危机第二阶段的恢复力(2009—2011年)、危机促使区域出口产品结构转换提升力。主要结论如下：
(1) 中国出口贸易韧性存在显著空间差异。金融危机第一阶段中,区域抵抗力从高到低分别是西南、东部、中部、西北和东北地区。金融危机第二阶段中,东部、东北和中部的恢复力较强,而西北地区依然较弱。此外,危机期间,各区域的产品结构也经历了较为剧烈的变化。
(2) 区域韧性会因出口产品的加工贸易方式及出口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在危机中的表现有所不同。外资企业出口额在金融危机中最先受到冲击,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紧随其后。从受损程度来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损失大,恢复慢。加工贸易产品在危机第一阶段下降幅度较小但恢复速度慢,而一般贸易产品的衰退幅度较大但恢复较快。从企业出口产品结构来看,国有企业淘汰了部分落后产能,危机后其出口产品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技术升级;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出口产品结构升级均不明显。加工贸易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结构升级,而一般贸易产品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升级。
(3) 金融危机主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中国区域出口贸易产生影响。实证研究表明：① 相关多样化产业结构不仅在短期可以增强区域产品的抵抗力,在长期还可以提高区域产品的恢复力并且助推区域产品实现结构升级。② 金融危机后政府通过调高部分出口量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一定程度上补贴了利润被严重挤压的出口企业,增强了区域优势产品的抵抗力。但是对于长期利润受到压缩、竞争力不足的优势衰退产品,税收政策的影响较弱,并且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产品的结构升级,可见应急型税收政策的影响范围及作用时间均是有限的。③ 加工贸易企业由于拥有较低生产成本的优势并且只需缴纳较少的税收额,因此短期内对危机的抵抗力更强。长期来看,由于加工贸易企业的附加值低,较依赖外部网络,因此区域中以加工贸易方式为主的优势衰退产品恢复力较弱。此外,加工贸易方式推动了区域产品在危机中的结构升级。④ 外资企业出口占比高的区域产品在危机第一阶段受到了更大的冲击,但在危机第二阶段,由于外资企业拥有更为成熟的经营管理经验来应对危机,因此外资出口占比高的区域产品恢复力较快。长期来看,外资企业对区域产品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

4.2 讨论

本文在整体层面探讨了区域出口贸易韧性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机制,关注企业所有制、加工贸易类型等异质性要素,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不同产业在不同区域的韧性差异,是未来深入研究的重要方向。由于中国大量高技术产品生产仅负责产品生产过程中较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引入出口质量、产品出口附加值等指标深入衡量中国产品结构转换提升力水平。此外,在金融危机期间,有大量出口企业在危机中转型的经典案例,因此还可以结合定性研究,补充更多的事实依据,为应对危机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谋求区域经济战略性转型和长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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