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对外联系、利用外部资源有助于弥补区域发展新经济活动所面临的资源与技术缺口,为区域发展注入新活力,避免陷入路径锁定导致发展停滞甚至衰退。对外联系的建立势必与本地已有联系相互作用,表现为“全球-地方”之间多类型行为主体在特定空间支持与约束下的互动,涉及4个基本问题:发生条件、区域差异、互动内容与行为主体。梳理现有研究发现:① 本地与非本地要素的相似性或互补性决定了互动发生的可能性,本地能力则进一步决定互动发生的程度;② 互动对于优势地区和后进地区2类极端类型地区更为有效;③ 互动内容以知识、贸易、资本等要素为主,日益强调非本地劳动力和非本地制度的影响;④ 互动主体以企业为中心。近年来研究一方面强调企业家等个体作用,另一方面关注非经济主体的作用。整体而言,既有研究在区域发展中“全球-地方”互动的尺度结构、动态变化和行为主体等方面仍面临挑战。结合中国当前区域经济转型与主动全球化并行的发展现状,论文提出理解中国区域发展“全球-地方”互动的关键问题与潜在方向。
随着全球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对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框架也成为西方学界研究环境问题中跨区域性、全球-地方联系和环境权力博弈的重要工具。论文将绿色化问题引入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中,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凝练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内涵;并对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驱动机制、全球价值链经济主体的升级带动的绿色化、全球价值链不同治理模式中管理绿色化等基本问题域进行讨论,初步构建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研究框架;并辨析了不同空间尺度下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研究的主题和特点;进而提出未来研究需重点关注环境权力关系的界定、绿色化治理的模式以及全球尺度的绿色化网络等方面,旨在为全球价值链下环境问题的分析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全球化带来的新国际劳动分工使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PN)成为研究全球经济与区域发展的重要框架。与此同时,金融在现代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经济金融化在全球不同尺度下深刻影响着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网络。因此,金融已经成为GPN研究不能忽略的重要环节。更重要的是,金融化带来的逻辑也日益深刻地影响到GPN的演化和运行。尽管GPN研究日益重视金融的作用,并开始研究金融业的全球生产网络,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获得国际股权投资或者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等方式融入全球资本市场,主要从生产角度理解地方经济融入全球过程的GPN难以对该现象深入分析。全球金融网络(Global Financial Network, GFN)为刻画和分析这个过程提供了新的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地方经济体通过高级商业服务业(Advanced Business Service, ABS)企业与世界城市(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管辖区产生联系,从而融入GFN。论文介绍了GFN的基本结构,探讨了地方经济融入GFN的主要方式及其产生的影响。最后,提出GFN未来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可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
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经济体的影响是深远的,反映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各个层面。相关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金融危机的爆发作出了解释。论文尝试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与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首先,研究考察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国际劳动力分工的形成,指出了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并描绘了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地理塑造的空间差异。对中国来说,全球金融危机是外部性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消费收缩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出口,但危机并没有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其次,解释了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制度的空间异质性、市场经济制度的多样性、政府积极的宏观调控和中国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都是重要因素。第三,金融危机之后中西方金融地理学家对中国问题的兴趣逐渐增加,文章总结了最新的研究进展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在西方金融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对中国金融地理学的学科构建提出了建议。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益精细的劳动分工和跨地域生产协作带来生产片段化和地方专业化集聚。这种生产模式加剧了生产与消费的割裂,并将消费主义作为驱动生产不断扩大的途径。近年来,基于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3D打印等新兴技术的应用,生产与消费活动紧密联系的分布式生产模式受到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关注,其中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推广成为最主要的驱动力。论文以“生产消费者(Prosumer)”这一概念为切入点,从地理条件、技术基础、市场协作关系和可持续性表现4个方面,探讨分布式生产系统中生产与消费关系的重构。结论指出:以分布式生产为特征的“产消一体”生产模式并非是一种全球化脱钩策略,而是在开放条件下,生产与消费更紧密联系的地方化过程,这种生产模式转型有可能为更多样化的可持续发展实践开辟空间,值得进一步开展以行动为导向的扎根研究和区域比较分析。
在区域一体化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研究企业跨境并购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论文基于BVD-Zephyr数据库统计的2003—2017年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数据,分析了交易双方是否签订区域一体化协定和彼此间的制度距离对跨境并购成功率和交易金额的影响。通过Heckman两阶段回归,研究发现:① 区域一体化能够促进中国企业达成跨境并购交易,但不能提升交易金额;② 中国企业与正式制度距离远,即法律、规制层面差异大的国家内企业完成跨境并购的可能性更高,但正式制度距离的存在不利于交易规模扩大;③ 非正式制度距离与交易完成呈负相关关系,即文化层面上的差异过大不利于中国企业完成跨境并购。然而交易一旦完成,非正式制度距离大的贸易双方交易金额更高。此外,论文还认为,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深化,内部成员国之间正式制度距离会衰减,其对交易规模的阻碍作用也会被削弱。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技能升级的问题日益突出。已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体系并非必定能够促进劳动力技能的升级。论文以中国大陆地区主要地级市为例,利用2005、2010、2015年的面板数据,试图分析国际贸易对各地区劳动力技能结构变动及技能升级方面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贸易对地区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具有抑制作用,表现为出口贸易对劳动力技能降级的影响;而进口贸易所产生的技术扩散效应尚未显现,进出口贸易整体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来看,从区域产业地理格局角度,对外贸易影响了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人群的区域间流动,使得对外贸易对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影响效果在不同的区位与城市规模特征间存在显著差异。沿海城市和大城市主要表现为进口贸易显著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进而带来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相对于内陆地区和小城市而言,出口贸易会带来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下降,地区劳动力技能呈现降级趋势。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不满足于仅在国内研发,而是通过跨国并购、建立国际技术联盟以及设立海外研究机构等多种形式将研发活动扩展到海外。论文采用2016—2018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问卷调研数据,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跨境合作研发、跨国并购、设立海外研发机构这3种研发国际化行为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并将企业的社会嵌入性和吸收能力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其对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中资企业更倾向于向拥有高密度研发能力、汇集全球创新资源与人才、语言沟通障碍较小的发达经济体进行研发投资。其次,跨国并购与设立海外研发机构与企业创新存在显著正相关;相较于单一研发国际化行为,多元化行为对企业产生创新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最后,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行为对创新的影响力受到其在东道国本地的社会嵌入性以及自身吸收能力的正向调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标志着中国逐渐从“引进来”到“走出去”,通过更加多元化的方式参与全球化新时代的到来。论文利用Oriana亚太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名录的微观企业数据,在刻画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空特征及演化过程的基础上,从企业异质性和技术关联效应等多角度考察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对外投资决策具有明显的正效应,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对外投资,东部企业较西部企业更倾向于对外投资。技术关联度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对外投资水平。研究从更丰富全面的视角理解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决策,为科学合理地指导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提供科学支撑。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产品多元化日益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策略。当前关于企业产品多元化的研究忽视了外部影响因素的作用。论文利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探讨了地方出口产品结构对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地方产品结构会影响企业的产品多元化模式。所处地方的产品不相关多元化程度越高,企业的产品不相关多元化程度越高;所处地方的产品相关多元化程度越高,企业的产品相关多元化程度也会越高。② 由于产品知识来源的差异,生产不同产品企业的产品多元化模式受地方产品结构的影响不同。例如,比起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企业,鞋帽制造企业的产品(不)相关多元化受地方出口产品的(不)相关多元化的促进作用更强。③ 内、外资企业的产品多元化模式受地方产品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内、外资企业联系程度不同,所以地方出口产品(不)相关多元化对内资企业产品(不)相关多元化的促进作用比对外资企业的作用更强。
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区域出口韧性表现出危机第一阶段(2008—2009年)的抵抗力、危机第二阶段(2009—2011年)的恢复力、产品结构转换提升力。论文构建了区域-产品层面的区域出口贸易韧性指标,通过区域出口贸易额、产品结构等不同层面刻画了金融危机后各区域抵抗力、恢复力的空间差异。实证研究表明:相关多样化产业结构不仅在短期可以增强区域产品的抵抗力,在长期还可以提高区域产品的恢复力并且助推区域产品实现结构升级;应急型税收政策短期内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缓解危机冲击,但其影响范围及作用时间均是有限的;外企出口占比高的区域产品对区域产品结构升级影响不明显,但加工贸易方式推动了区域产品在危机中的结构升级。
企业动态是中国制造业空间重构的微观基础。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根据新企业成立和就业净增长的关系,把中国城市划分为创业型、旋转门型、惯例型和缓增型4类增长模式,描述其在2003—2008年和2008—2013年的时空变化。发现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东部外向型制造业核心区的城市新企业成立不足,现有企业增长乏力,制造业就业增长率下降,由惯例型转变为缓增型;在国内市场潜力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东部的相对欠发达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城市持续吸引了大量新企业成立,并推动制造业就业快速增长,由旋转门型转变为创业型。论文建立“全球力量和地方力量”的分析框架,采用多项Logit模型揭示全球力量和地方力量对中国城市制造业增长模式在2个时期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全球力量中的出口导向和地方力量中的集聚经济对中国城市制造业增长的影响经历了从向心力到离心力的转变;全球力量中的出口导向和地方力量中的小企业比重和产业结构的影响此消彼长,体现了“全球-地方”联系。
珠三角的跨境资本因其文化多元性、地缘特殊性而受到国际经济地理学家的广泛关注,“多元资本主义”等多种理论框架被提出以解释其特殊性。然而,由于数据、方法的限制,相关研究多停留于理论及定性探讨层面,基于微观企业样点的研究较为欠缺,特别是纳入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的定量模型研究更为缺乏。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样点数据,综合考虑传统一般经济因素与制度、集聚、创新、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采用核密度分析方法以及空间回归分析,研究了2005—2009、2009—2013年2个时段的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new-born cross-border manufacturing firms, NCMF)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差异,并重点关注金融危机前后(2005—2009年)这一特殊的经济转型时期,珠三角NCMF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珠三角NCMF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以往有所降低,2005—2009年与2009—2013年2个时段的NCMF在结构与分布特征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热点区位在2005年后开始由珠三角东岸地区向西岸拓展,2009年后则再次呈现以东岸为主的集聚特征;②金融危机前后,珠三角的发展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吸引跨境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开发区政策优势逐步弱化,而集聚因素、创新因素以及企业异质性成为影响跨境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与区位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③处于动力转换期的珠三角,需要通过构建完善的制度环境、建立创新网络、增强要素集聚、根据企业偏好制定多元化引资政策来重新获得发展的新优势。论文旨在从企业微观层面揭示经济区域内部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同时也为理解转型时期中国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区域的动力转换与空间重构提供实证参考。
随着网络分析方法的发展,利用社团检测和社交网络分析研究世界贸易网络成为当前重要的前沿问题。但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多为短期尺度,中长期尺度研究亟需更新。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要素增多,“一带一路”建设正进入深耕细作的阶段,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转变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更替的长尺度变化,有利于揭示世界贸易网络的中长期演变趋势,并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历史启示。论文主要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贸易方向统计数据库(DOTS),首先总结了1980—2018年世界贸易发展3大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然后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贸易网络中组团及国家地位的演变。研究发现:①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和技术进步对世界贸易网络影响深远。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新自由主义的推广、数字技术的大规模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全球贸易空间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崛起是全球贸易网络变化重要的力量。② 从Top1贸易网络上看,世界贸易格局呈现出“稳中有变”的演化趋势。世界贸易网络中,欧洲部分的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组团相对稳定,而英国和意大利组团地位不断下降;美国主导了亚太部分,澳大利亚组团较为稳定,日本组团地位下降。③ 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导致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些国家近年来成为了新兴的区域性贸易中心。④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成为了超过美国的世界贸易组团核心。最后,简要讨论了中长期尺度贸易网络研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地扩展和加深,生产分工进入产品内分工阶段,中间产品贸易所占比重逐渐增加。中间产品贸易是产品内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论文选取了纺织业、运输业和电子产业分别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传统全球分工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代表,研究其贸易网络结构的特征与演化趋势。并以中国为中心的中间产品贸易网络为例,探究了影响贸易网络变化的因素。研究表明:① 3种产业的中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有明显差异,电子产业网络联系紧密,而运输业和纺织业的结构则相对松散。② 1998—2017年,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明显提升。③ 从影响中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的因素来看:地理距离对中间产品出口偏好的影响显著,但是仅纺织业体现出了地理距离衰减效应,在电子和运输业中,地理距离越大,贸易偏好反而越高;沟通成本显著影响中国对目的地国家的出口偏好,中国文化在目的地国家推广能够提高贸易偏好;目的国制度质量对贸易偏好的影响显著,国家的话语权和可靠性能够提高中国对目的地国家的中间产品出口偏好,但同时,规制的质量越高,中国对其出口偏好则更低。④ 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在3种产业中均体现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详尽地探讨全球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及国际贸易的竞合关系,可为中国能源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支撑。论文运用复杂网络方法,从整体格局出发研究了世界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并重点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分析了贸易集团演化与供需大国的能源竞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能源贸易关系不断趋于复杂化。近年来,能源贸易主体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当前占世界总数近80%的国家/地区均参与能源贸易;世界能源贸易网络同时具有小世界特性与无标度特性;世界能源的进出口格局已发生重塑,能源的出口重心逐渐由东亚、中东、澳洲和欧洲转向了东欧、中东、北美、澳洲和西非等地区,进口重心由东亚、西欧和澳洲向北美、东亚和西欧转移;世界能源贸易网络存在四大集团,分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贸易集团、欧洲-俄罗斯等国家贸易集团、东亚-东南亚贸易集团和澳大利亚-印度-非洲贸易集团等。地理距离、制度差异、历史文化及政治关系等是贸易集团演化的重要原因;贸易集团内,核心国家间的贸易依赖存在着非对称性,能源需求国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现象更为突出,东亚、东南亚市场是供给国共同争夺的对象。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2个经济体,中美贸易格局及其发展演化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然而,中美贸易格局特征以及贸易产品网络地位与演变当前还没有得到充分揭示。因此,论文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01—2017年中美两国的贸易发展历程、产品结构、产品贸易网络进行分析研究。研究发现:① 在贸易联系方面,2001—2017年中美双边进出口贸易额不断上升,贸易联系不断增强。② 出口产品结构方面,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类型主要是机械设备、纺织服装等产品,产品结构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类型主是机械设备、运输设备、植物产品和化工产品,近年来机电产品占比有所下降,运输设备产品比例上升。③ 主要产品贸易网络方面,以电子信息产品为例,一方面度中心性指标反映出中国在网络中影响力迅速增强,是电子信息产品全球贸易网络的核心成员国;另一方面在中介中心度与接近中心度2个指标上中国与美国仍存在差距,电子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有待加强,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应投入更多物质与精力用于产业链高端技术的研发与开拓。
农产品贸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但现有贸易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格局演化。该文构建了一个四维菱形分析框架,并将社会网络分析与空间计量分析相结合,基于1993—2016年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① “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提高,贸易关系和贸易强度不断加深,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呈波动上升态势,并出现明显的贸易俱乐部现象;② 该粮食贸易网络呈现由无核到多核再到重塑的演化历程;③ 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经历了从出口导向到进口导向的演化历程,“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④ “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演化是受资源禀赋、经济环境、文化认同和政治博弈4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因素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粮食贸易较其他贸易而言特色鲜明,其稳定性更强。研究结果对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农业贸易的健康繁荣,建设开放包容的经济环境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