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基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

王晓阳; 蒙克

doi:10.18306/dlkxjz.2019.10.004

地理科学进展 >

2019 , Vol. 38 >Issue 10: 1482 - 1489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9.10.004

专辑| 理论探讨

经济全球化、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基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

王晓阳 ¹ ,
蒙克 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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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佛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系,美国剑桥 02138
^2.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北京 100084

王晓阳(1982— ),男,山东淄博人,博士,哈佛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系访问学者,主要从事金融地理学研究。E-mail: pkuwxy@pku.edu.cn

收稿日期: 2019-05-27

要求修回日期: 2019-07-27

网络出版日期: 201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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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lobalization,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China: A financial geography perspective

WANG Xiaoyang ¹ ,
MENG Ke 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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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02138, USA
^2.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5-27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07-27

Online published: 201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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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经济体的影响是深远的,反映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各个层面。相关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金融危机的爆发作出了解释。论文尝试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与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首先,研究考察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国际劳动力分工的形成,指出了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并描绘了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地理塑造的空间差异。对中国来说,全球金融危机是外部性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消费收缩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出口,但危机并没有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其次,解释了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制度的空间异质性、市场经济制度的多样性、政府积极的宏观调控和中国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都是重要因素。第三,金融危机之后中西方金融地理学家对中国问题的兴趣逐渐增加,文章总结了最新的研究进展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在西方金融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对中国金融地理学的学科构建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全球金融危机; 中国; 金融地理学

本文引用格式

王晓阳 , 蒙克 . 经济全球化、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基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 38(10) : 1482 -1489 . DOI: 10.18306/dlkxjz.2019.10.004

Abstract

The impact of the 2008-2009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Anglo-American economies, is far-reaching and is reflected o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A large body of scholars from various disciplines has attempted to explain the outbreak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explored the impact of the crisis on China from a financial geography perspective. Firs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formation of a new international labor division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dentified the transmission dynamic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mapped the changing geographies of world economies shaped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With regard to China,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as external. The economic recession and consumption contraction of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directly affected China's exports, but the financial crisis has not fundamentally affected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Second, the article explains why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did not impact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institutions, the varieties of market economic systems, the government's positive role and control, and China's banking-dominant financial system were all important contributors. Third, the interests of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eographers on China have gradually increased in the last decade and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and identifi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Western financial geography,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financial geograph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hina; financial geography

如David Harvey所言,全球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Harvey, 2010)。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是深远的,并推动了金融地理学的学科发展。事实上,金融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机遇”,“鉴于政治经济的迫切需要,亟待把金融置于经济地理研究的中心地位”(Pike et al, 2010),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推动了金融地理学的研究。针对危机的各个方面,出现了许多基于地理学视角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都呼吁把金融的研究置于经济地理学学科的核心位置,并宣告金融化的讨论离不开地理学的参与。许多经济地理学家利用相关理论来研究金融的全球化和跨境的资本流动。French等(2009)指出：“资本和金融并不是刚刚才有地理属性的,它们天然是地理的。资本和金融已经发展成一种沟通空间和时间的工具。”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的金融地理学逐渐确立了在经济地理学中的核心地位。经济地理学家Engelen等(2009)指出,全球金融危机打开了把金融地理研究提升到经济地理学心脏的机遇之门。而Sokol(2013)认为,“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有迫切需要和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把地理学视角的金融研究提上议程”。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服务业时代,金融业地位逐渐提升,中国的金融地理学也开始萌芽,一系列金融地理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现存的中外金融地理学研究极少关注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包括中国金融地理学发展)的影响。因此,本文首先分析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新的国际劳动力分工的形成、全球金融危机的空间传导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尝试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解释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动摇大陆金融体系的原因;总结金融危机之后,中西方学者对中国金融地理问题的关注;并对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地理学的发展提出建议。

1 经济全球化与全球金融危机

1.1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综述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众多学者尝试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危机的爆发作出合理解释。表1总结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主要学术观点。如Shiller(2008)专注于非理性行为在金融市场上导致资产价格泡沫。Posner(2010)指责政府的经济政策多是短期行为,缺乏长远考虑。从国际金融学的视角,Johnson等(2010)把危机归咎于在国内国际经济中金融部门的权力过大,过度的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金融特殊利益与政治勾结和不受限制的跨境资金流动破坏了全球经济稳定。Rodrik(2012)指出了经济全球化的缺陷,并批评了自由市场作为现代经济学鼓励的基本原则,并呼吁重新思考经济全球化,且留给国家和政府更多的政策空间,从而纠正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平衡,并走向“新资本主义”。还有一些观点强调缺乏全球机构协调世界经济,导致全球贸易和资金流动不平衡(Rajan, 2010)。同时经济地理学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例如Harvey(2010, 2011)将全球金融危机解读为一个过度积累的危机;而Wójcik(2012)认为,高级商业服务业公司通过离岸金融中心逃避本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监管,造成治理失效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本文尝试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考察经济全球化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在联系并分析危机对世界经济地理产生的影响。

表1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分析

Tab.1 Analysis of the eruption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代表学者	理论基础和视角	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Shiller(2008)	行为金融学	金融市场上的非理性投资导致资产泡沫
Posner(2010)	公共政策	政府急功近利,政策多是短期行为,不考虑经济的长远发展
Johnson等(2010)	国际金融学	金融部门权力过大,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金融和政治勾结,无限制跨境的金融流动导致全球经济不稳定
Rodrik(2012)	宏观经济学	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和自由市场的缺陷
Rajan(2010)	国际经济学	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全球贸易和金融流动的不平衡协调不力
Harvey(2010, 2011)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	资本的过度积累,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性
Wójcik(2012)	金融地理学	跨国公司通过离岸金融中心逃避监管和审查,扰乱全球金融秩序

1.2 经济全球化与新的国际劳动力分工

与之前欧美的历次经济危机显著不同,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全球化紧密相关。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出现大约是在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地理时间与空间被压缩(Harvey, 1989)。原本相对独立又保持完整的地理单元如国家、区域和地方越来越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社会与经济发展随之发生转变。197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频发。在整个老的工业化世界,城市、区域和国家的经济正经历大量与北大西洋福特主义危机相关的破坏性的社会空间转型,以及跨国公司主导的新的国际化劳动分工的建立(Brenner, 2019)。跨国公司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把生产基地从老的欧美工业化国家转移到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例如墨西哥、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与此同时,欧美城市出现了显著的去工业化进程,大部分城市出现衰落,并走向收缩城市;而一小部分城市通过产业升级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凭借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逐渐成为全球城市,例如伦敦、纽约和东京(Sassen, 2012)。经济全球化催生了一个全球范围内新的核心—边缘模型出现。Peter Dicken用“global shift”描述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地理大变革,并断言世界经济已进入全球化时代(Dicken, 2015)。

1990年代之后,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新发展,全球各国的制度设计纷纷向市场经济靠拢,随之全球尺度的核心—边缘模型得以强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大事件：① 1990年华盛顿协议之后,英美的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哲学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推广,大大推动了全球化和金融化进程;② 1990年代,东欧和俄罗斯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例如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的改革;③ 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中国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并于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逐渐融入全球化进程;④ 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全面推动了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在这些国际背景下,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边缘模型的地理格局得以巩固。世界经济形成了一个复杂但是等级制明显的新的国际劳动力分工和全球生产网络(Hudson, 2016)。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国内经济以服务业为主导,并为其他国家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和主导地位;而中东、拉丁美洲、非洲、俄罗斯提供能源和原材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这些国家处于经济全球化的边缘和被主导地位。

然而,Sheppard(2017)强调经济全球化本身的局限性造成了空间的不均衡发展和全球资本循环的脆弱。核心—边缘模型的中心思想为：不均衡地理发展是由主导地区和被主导地区之间一系列不平等的经济关系造成的。不平等的经济关系进而带来了国家之间的不均衡发展和不等价交换。一方面,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通过经济全球化中的不等价交换吸收了大量外汇储备,并通过本国金融服务业的创新制造了巨大的金融和房地产泡沫,而另一方面,处于边缘位置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产网络和国际劳动力分工中依附于发达国家。因此,一旦发达国家爆发经济和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随之受到直接冲击。

1.3 经济全球化中资本循环链的断裂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空间传导

Smith(1990)指出,经济全球化的边缘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全球生产网络中资本循环所能触及到的范围。对全球金融危机来说,不同的国家和区域面临不同的经济衰退或者下滑的局面,但这都是资本的危机引起的。图1展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金融危机的传播路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地理的衰退呈现出如下时空格局。在朱民等(2009)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作出进一步分析。第一,美国因为过度的金融创新,造成大量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美国的次贷危机造成的金融危机也迅速传递到同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的英国。英美面临金融资产的大幅度缩水。大量的家庭收入下滑造成消费收缩,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下滑。第二,欧元区国家因在美国投资过量的金融创新产品而遭受巨额损失,同时欧元区内部的国际贸易因为欧美经济的低迷而陷入困境,随之带来欧元区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第三,虽然亚洲国家的金融体系相对稳定,但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受欧美市场收缩的影响很大。在国际贸易中,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提供初级产品,而日本提供高端消费品(Hutton, 2007)。但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美发达国家的消费收缩直接导致这些国家的出口贸易下滑。第四,因为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资金链断裂,实体经济受到影响,进而大宗商品的出口找不到市场而导致依靠资源出口的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例如俄罗斯、中东、澳大利亚和非洲国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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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经济全球化与全球金融危机的空间传导

Fig.1 The transmission path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和新的国际劳动力分工。因此,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不同的国家和区域面临不同的经济衰退或者下滑的根源。如Harvey所言,全球金融危机是资本循环的危机。实际上,它从根本上摧毁了资本循环,破坏了流动性,这是金融危机的根源。总体而言,全球金融危机的传导渠道是由于英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缺乏监管、过度的金融创新、经济金融全球化以及过去20 a来世界经济前所未有的专业化分工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所带来的新结果。

2 全球金融危机为什么没有影响中国的金融体系?一个金融地理学的视角

金融地理学家对金融和货币的理解有助于考察空间异质性如何影响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后果,并使金融的不稳定性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变得清晰可见。例如,Christophers(2017)从“地理”政治经济的方法着手,描述了危机后的金融面貌,并强调了国家、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核心作用。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贸易,并导致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这与中国的制度设计和国家、政府积极的宏观调控是分不开的。

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影响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原因包括：① 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虽然迅速融入了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生产网络,但并没有真正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如人民币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兑换,跨境的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资本市场的地理影响力也局限在大陆等;②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一种杂交的发展机制,以银行体系主导,资本市场为辅的结构,这种金融运行机制与资本市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金融体系相比是比较稳固的;③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设计中,政府能够发挥积极的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作用。本文尝试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给出理论解释。

第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应用加速了跨境的资本流动,但金融的全球一体化并未真正实现。在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的背景下,Clark(2005)认为制度的空间异质性是导致全球金融一体化未能实现的重要原因。他的“水银理论”暗示虽然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但是因为各国和地区之间制度差异的缘故,与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相比,金融流动依然是相对封闭的。Clark暗示全球金融像水银一样流动,资本的汇集和流动具有明显的地域偏好,因此,金融资产的绝大部分保留在本国或者本区域(例如欧盟)的管辖范围内。Clark强调,“本国偏见”是全球金融公认的属性,可以通过参考金融汇集的集聚经济优势来解释,无论这些市场是机构还是国家主导的。同时,水银是很有价值的,但如果处理不善,会对人类造成很大的伤害,因此需要有效的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是一个有组织的官僚体制的过程,同时它是一种平衡,通过内部和外部审查,旨在运作巨额资金的同时最小化潜在的成本和风险。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承诺逐步开放大陆金融市场。但为了维护大陆金融市场稳定,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证明中国政府的决策是理性且符合中国国情的。

第二,制度设计中市场和政府的角色定位关系到金融风险的防范。从市场经济制度多样性的角度看,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越弱的国家和经济体受金融危机的打击越深,反之亦然。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政治学家Hall等(2001)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分为2类：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协调式资本主义制度。前一类的代表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爱尔兰、加拿大等经济体,这类经济体的金融体系主要特征是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去监管的劳动力市场和高度竞争性的产品市场,追求快速的金融创新,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信条,政府对经济和金融的监管很少;后一类代表是德国、日本和荷兰等经济体,这类经济体的金融体系一般是银行体系主导的、高度监管的产品和劳动力市场,追求渐进式的金融创新。全球金融危机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的冲击更大。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和第二类更加接近,是一种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且政府可以在金融体系运行中发挥关键角色。更进一步,经济地理学家Peck(2016)引用Witt等的研究,根据市场经济的差异把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分为10类,他把中国单独算作一类并强调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特殊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下,政府可以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宏观调控,从而抵御不期而至的金融风险。

第三,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主要是金融资本市场,而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的,因此,此次危机并没有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一方面,中国的银行体系是由本土银行体系主导的,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比例很低,且金融危机之后呈现下滑趋势,截至2017年底,外资银行占大陆全部银行总资产的份额不足2% (Wang, 2019)。另一方面,自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以来,中国的证券业和资本市场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中国的融资渠道中依然只是银行业的有效补充。中国坚持银行业占主导的金融体系有其必然性。首先,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体,计划经济时期金融体系几乎完全由银行体系主导。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本质上体现了计划经济的制度遗产和路径依赖(Heep, 2014)。其次,中国的银行体系呈现出杂交的面貌(Yeung, 2009)。Yeung(2009)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国有商业银行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的作用以及中国银行业的空间发展战略。具体来讲,中国银行业是双轨制的杂交模式,即在东部沿海市场化程度较高、竞争充分,而在农村和中西部落后地区,国有控制的银行依然占主导,这是计划经济的遗产。这种模式可以使银行在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获得收益,而在落后的中西部和农村地区,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手段避免发生过度金融排斥现象,使这些地区保有融资渠道,维护社会稳定。

3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外金融地理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增加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区建设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和金融大国的崛起,对塑造全球金融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学者日益关注中国的金融地理现象,例如中国金融中心的崛起、主权基金、基础设施融资和人民币的国际化等重要议题。其中,北京、上海、香港、深圳等金融中心的发展又是最受关注的议题。

首先,中国大陆的经济地理学者尝试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中国金融中心的地理。例如,从网络方法的视角,Pan等(2016),Pan、Bi等(2017)通过关注风险投资公司和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公司的经济地理,来描绘大陆金融中心的等级制网络。基于Wójcik等(2015)的开创性贡献,Pan、He等(2017)的研究显示,中国大陆的金融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中国的金融中心越来越多地通过这些金融服务公司与世界城市网络建立联系。这些研究强调了中国的金融机构和城市分别在全球金融网络和世界城市网络中日益增强的全球影响力。除了金融中心之外,金融业的选址和金融排斥现象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例如,武巍等(2007)、He等(2011)对外资银行的选址进行了分析,贺灿飞等(2013)对国有银行分支机构的演化揭示了其空间机制和金融排斥现象。

其次,来自亚太地区如香港和新加坡的学者,如香港和新加坡的学者,为中国金融地理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上海、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比较是一个热门话题。香港学者Zhao等(2013)关注上海、北京、深圳和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并把它们称为中国的“金融矩阵”。新加坡学者Lai(2011)考察了上海、北京和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关键角色,并强调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网络中这3个中心之间竞争与协作以及横向和纵向联系的复杂共存。新加坡公共政策学者Woo(2016)分析了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之间不同的政策子系统配置,以及该政策子系统配置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结论是这3个国际金融中心拥有独特而不同的政治制度、金融治理模式和比较优势。

最后,西方国家学者对中国金融地理的研究越来越感兴趣。通过网络的视角,Wójcik等(2015)通过连接中国的金融中心和离岸金融中心,研究了香港、北京和上海之间的金融地理,该分析凸显了香港作为全球金融市场与中国大陆之间门户型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项研究具有创新性,因为在全球金融网络的背景下,讨论了中国的金融中心三角。最近,在“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区建设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正在加速,跨境资本流动在过去几年中激增。Topfer(2017)利用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数据,探讨中国资本市场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国际化。Topfer等(2018)、Hall(2017)的研究表明了西方学者对人民币国际化研究的兴趣,同时调查了伦敦金融城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是,Hall(2017)指出,政治和国家干预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和变化中可能是积极而重要的。

必须承认,上述现有的实证研究为理解中国金融地理提供了宝贵的见解。然而,这些现存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很少有学者对中国的金融地理进行密切和持续的关注。最近,赵晓斌、潘峰华和其他学者对金融中心表现出了研究兴趣(Zhao et al, 2013; Pan et al, 2016; Pan, Bi et al, 2017; Pan, He et al, 2017)。然而,这些特定主题的研究很难在中国形成大量或连贯的金融地理研究,从而确立金融地理学的学科地位。其次,中国大陆学者进行的大多数研究都倾向于金融集聚的方法,通过较为狭窄的经济解释来分析金融中心的发展和其他金融地理现象。然而,鉴于中国过去几十年复杂转型的历史,我们需要提供一个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技术和文化背景来理解中国不断变化的金融地理。第三,Lai和潘峰华使用网络的方法讨论中国金融中心在国内和全球层面上的二元组、三元组、联系和网络,但他们忽略了多空间尺度之间的反身性。第四,中国学者在实证研究中理论方法的多样性方面表现出不足。文化、全球城市、制度、“地理”政治经济和金融化的方法很少用于研究中国的金融地理。相比之下,这些方法在海外地理学家对中国金融地理的研究中应用较多。

4 结论

本文考察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金融危机的空间传导机制和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影响。经济金融全球化以及过去20 a来国家间前所未有的专业化分工使全球资本循环形成了一个精细但又脆弱的平衡,但全球金融危机迅速打破了这个平衡。这次危机严重影响了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出口贸易。但金融危机并没有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文章通过金融地理学的视角,指出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危机中能独善其身的原因。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重塑了地缘经济与政治的面貌。此次危机一方面推动了西方金融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另一方面后危机时代,尤其是在英国脱欧、美国总统特朗普奉行单边主义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角色变得日益关键。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国际影响力激增,全球的金融地理学者对中国问题日益关注。2015年8月,在第四届全球经济地理学会议上,金融地理学的全球网络正式成立,这其中有多位中国学者参与。2019年9月,第一届全球金融地理学会议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这些都为中国金融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契机。

本文针对中国金融地理学的现状,提出以下学科发展建议：首先,引入“网络”研究的视角,这里的网络不是世界城市网络中的网络,也不仅仅是Castells的“网络社会”中的网络,而是Hudson(2004, 2005)提出的社会空间的价值网络(social-spatial network of value)。金融实践是通过“网络状的相互嵌套”,在这个进程中,金融化联接不同中介、空间和地点组成的节点,并造成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发展。其次,引入“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货币是政治的,必须深入分析它涉及的政治因素(Kirshner, 2003)。这个视角要求我们研究国家、政府和其他政治因素对金融地理塑造的影响。比如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投资、绿色金融、金融科技和养老金市场等。再次,在后结构主义的视角下,关注焦点应从空间修复转移到领域修复(territorial fix)。金融地理学和当代经济地理学一样,强调空间和地理的异质性,这要求我们研究金融化和领域修复的复杂关系,以及空间凯恩斯主义的中国化。最后,从文化经济的角度理解中国的金融地理现象。货币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Ingham, 2004)。文化(如信任、信息或者高密度的公司和商务网络)强调因为区域文化或者公司文化的差异使得某些地方独一无二,进而对金融地理的形成产生影响。例如北京金融街背后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交易网络,资本、人才、商品和信息在一个高密度的公司和商务价值网络中循环,从而促使一个金融中心的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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