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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8 >Issue 10: 1462 - 1472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9.10.002

专辑| 理论探讨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概念性认知及其研究框架

  • 沈静 ,
  • 曹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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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广州510275

沈静(1976— ),女,陕西安康人,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地理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与规划。E-mail:shenjing@mail.sysu.edu.cn

收稿日期: 2019-05-31

  要求修回日期: 2019-08-14

  网络出版日期: 2019-11-01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418711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4137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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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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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and research framework of greening global value chain

  • SHEN Jing ,
  • CAO Yuan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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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vi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5-31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08-14

  Online published: 201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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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o. 4187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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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全球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对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框架也成为西方学界研究环境问题中跨区域性、全球-地方联系和环境权力博弈的重要工具。论文将绿色化问题引入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中,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凝练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内涵;并对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驱动机制、全球价值链经济主体的升级带动的绿色化、全球价值链不同治理模式中管理绿色化等基本问题域进行讨论,初步构建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研究框架;并辨析了不同空间尺度下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研究的主题和特点;进而提出未来研究需重点关注环境权力关系的界定、绿色化治理的模式以及全球尺度的绿色化网络等方面,旨在为全球价值链下环境问题的分析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 绿色化; 研究框架; 空间维度

本文引用格式

沈静 , 曹媛媛 .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概念性认知及其研究框架[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 38(10) : 1462 -1472 . DOI: 10.18306/dlkxjz.2019.10.002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widespread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global value chai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for Western academia to study cross-regional, global-local linkages and environmental power game in environmental issues. Through a review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greening of industries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global value chain. The concept of greening global value chain is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green processing on multi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cluding raw material purchasing, production, sale, transportation, and recycling with a focus on the redistribution of environmental value. Then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greening global value chain was preliminarily constructed, including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greening global value chain, the greening of management in different governance modes of global value chain, and the green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local economic entitie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areas are proposed: the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s among actors who drive the greening global value chain, regulation of governance network on greening global value chai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green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greening global value chain, among others. Different them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es on greening global value chain are also identifies for the regional, national, and global scales. Finally, topics of future research on greening global value chain are suggested: the definition of the power relationship among actors, the model of greening governance, and the greening production network at the global scal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Key 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greening process; research framework; spatial context

随着全球贸易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经济活动的环境效应中跨区域性、全球-地方相互联系性逐步成为各国制定环境政策的考虑因素之一(Henderson et al, 2002; Coe et al, 2004; 康江江等, 2019; 郑智等, 2019)。跨国生产活动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联系起来,国际间环境权益的不平等问题也引起较大关注。如何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环境评估和管理,实现国际间的环境公平已成为当前全球环境问题研究的重点之一(Bolwig et al, 2010; Golini et al, 2018)。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价值链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其研究范围已从传统的经济学领域拓展到社会和环境领域(Giuliani et al, 2005; Yeung, 2014; Gereffi et al, 2016; Schroeder et al, 2018)。全球价值链综合了全球视角和价值权力关系,已成为西方经济地理学研究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工具之一(Poulsen et al, 2016; Schmitt et al, 2016; Havice et al, 2017; Liu et al, 2018; Poulsen et al, 2018)。已有的关于全球价值链上环境问题和绿色化的研究多从具体行业或特定区域出发,并以案例研究为主,主要关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全球价值链带来的环境问题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环境权益的不平等问题,如关注全球价值链是改变还是恶化了全球环境,发展中国家是否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Luis et al, 2013; Zhang et al, 2017; Chen et al, 2019);二是经济活动主体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的绿色化行动,特别是全球领先企业通过全球价值链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绿色化推动机制和治理方式(Ponte et al, 2005; De Marchi, Maria, Micelli, 2013; De Oliveira et al, 2014; Achabou et al, 2017);三是地方产业链嵌入全球价值链而进行绿色化升级的研究,主要关注地方产业链嵌入全球价值链是否促进绿色化升级(沈静等, 2009; 童昕等, 2017; 刘皖青等, 2018)、分工地位提升与价值链绿色化的关系等(周春山等, 2014; 余振等, 2016)。但目前研究尚缺乏系统性和统一的研究范式,迄今学界尚未明确提出“全球价值链绿色化”概念及其相关问题域。因此,本文将绿色化问题引入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中,提出“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概念,通过追溯其理论缘起和界定概念内涵,提出开展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研究的基本框架,并探讨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研究的空间维度,旨在夯实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对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的环境问题给予相关建议和启示。

1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概念认知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概念的理论基础包括全球价值链的基础理论和绿色供应链理论。全球价值链的理论研究始于1985年Porter在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的价值链概念,之后学者们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融合和创新,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体系(表1)。全球价值链理论体系中关于全球价值链的二元驱动机制、治理模式、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等方面的核心概念为全球价值链绿色化问题研究提供了基本的逻辑思路(Humphrey et al, 2002; Gereffi, 2004; Gereffi et al, 2005)。将绿色化问题和全球价值链联系起来的关键纽带为供应链绿色化管理理论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绿色供应链(Green Supply Chain)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在1996年的一项“环境负责制造(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ERM)”的研究中首次提出,它是指在整个供应链中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的现代管理模式,以绿色制造理论和供应链管理技术为基础,涉及供应商、生产企业、销售商和用户,其目的是使得产品从物料获取、加工、包装、仓储、运输、使用到报废处理的整个过程中,环境负面影响最小和资源效率最高(但斌等, 2000)。此后绿色供应链管理在企业、政府和市场的推动下,被各参与者广泛接受,2000年以后欧盟通过环境法案、生态标签、绿色公共采购等措施,激励绿色产品的生产并推动了绿色供应链的全球化。因此,全球价值链的绿色化正是绿色供应链国际扩张的一种反应,并在绿色供应链管理中加入了权利、关系、价值分配和地理空间等问题(Gereffi et al, 2012; Golini et al, 2016)。总的来说,全球价值链是在全球尺度和价值视角下对绿色供应链概念的拓展,而供应链的绿色化管理也是公司层面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一个缩影。
表1 全球价值链理论体系的发展历史

Tab.1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GVC) theory

阶段 研究者 年份 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贡献
概念化阶段 Porter 1985 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最早提出了价值链概念
Kogut 1985 把价值链从企业层面延伸到了国家和区域层面
Krugman等 1995 提出价值链具有空间配置的能力
Gereffi 1995 将价值链的概念与全球产业组织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国际商品链的概念
Sturgeon 2001 提出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Gereffi等 2003 提出了系统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体系
理论化阶段 Humphrey等 2004 将全球价值链和地方产业升级进行联系
Gereffi等 2005 对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进行了界定
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全球价值链绿色化可定义为经济主体受全球价值链的影响而改变自身的生产方式进而减少环境危害的过程,包括了从原材料采购、生产、销售、运输至回收处理等一系列产品跨国生产过程的绿色化活动组织和环境价值再分配过程。全球价值链的绿色化具有水平和垂直2个层面的内涵(图1)。在水平层面,全球价值链的绿色化体现为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各个环节中采取绿色化措施以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例如在原材料采购环节采用可降解和可循环的材料、进行物质的减量化等;在回收处理环节强调生产者的责任延伸制度、生产企业和回收企业的合作等。在垂直层面,全球价值链绿色化主要关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价值链各个环节之间关系的协调,通过生产技术流通、信息交换、协议制定等从生产企业到回收企业的联系,整合环境资源以达到价值链整体的绿色化;二是在价值链框架下探讨全球环境效益的分配和环境公平问题,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环境权益的博弈,以减少污染物质和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三是强调外部参与者对全球价值链各参与主体和国家环境治理的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外部参与者是指不直接处理产品、不由价值链直接参与者操控,但其对全球价值链的绿色化进程、各参与者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绿色化具有重要作用的因素,如地方或国家的政治、资源环境保护制度、公众监管、公民和社会影响、基础设施、经济活动的基础部门(如金融和运输)、公司战略等。例如,地方或国家的政治和资源环境的保护制度作为全球价值链运行的制度框架,从宏观背景上影响了全球价值链的绿色化进程以及各国在全球价值链绿色化中的分工地位;而公众、社会影响等作为社会规制力量对企业、国家的绿色化行为进行监督和反馈,并且由于商品在全球的流动而具有跨国性;基础设施和经济活动的基础部门对全球价值链运输、销售等过程的绿色化有显著影响。
图1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概念架构

Fig.1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e greening global value chain (GVC)

2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研究框架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将绿色化问题引入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中,同时将全球-地方关系引入绿色化问题分析中,并加入了权力关系、价值分配和地理空间等全球价值链经典分析要素,力图为绿色化及相关环境问题研究提供一个更具全球视角和全面分析角度的研究方向。本文在对全球价值链上环境问题相关研究脉络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全球价值链传统的研究框架,遵循价值链的驱动因素分析、“自下而上”的价值链升级视角和“自上而下”的价值链治理视角的逻辑思路,从综合认知、驱动机制分析、绿色化升级和绿色化治理四方面厘清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研究的基本问题域并阐释其研究主题和目前相关研究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研究框架(图2）。按此框架,其研究结果既可避免在分析绿色化问题时对制度环境、全球-地方关系、价值链各环节传递作用等的忽视,也可为分析和制定有关环境政策问题提供更全面的视角。
图2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研究框架

Fig.2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greening global global value chain (GVC)

2.1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驱动机制

全球价值链内的经济主体(全球领导企业和其他企业)和外部参与者(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消费者等)是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主要驱动力。其中,主要驱动因素为全球领导企业主导、国际组织推动、消费者诱发和各国政府规制。
全球领导企业是指在价值链中处于核心功能位置,并能对链上其他经济主体执行控制的企业,其通过把控关键技术、资本投入以及终端市场的准入机制等决定价值链需要提供什么类型的产品、由谁提供、提供数量多少,以及何时、如何、以何价格生产等。领导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绿色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它通过自身的支配地位不断影响其他经济主体的产业绿色化活动。Ponte等(2009)的研究指出,全球价值链绿色化在全球领导企业的带动下更容易发生。Jeppesen等(2004)指出,发达国家全球领导企业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绿色化中具有关键作用。西方领导企业在绿色消费市场压力、政府及国际组织等的推动下,通过全球价值链中的绿色技术流动和标准传递等间接方式促进发展中国家企业绿色化,其中,绿色技术流动主要通过绿色技术的溢出,帮助合作企业采取绿色化生产技术,绿色标准的传递主要通过制定绿色化供货标准,迫使下游企业进行绿色化生产。也有学者提出全球领导企业更倾向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使之成为“污染避难所”,不利于其产业绿色化发展(Shahbaz et al, 2015)。
消费者作为企业环保行为的“非正式监管者”之一,通过对企业产品的绿色消费偏好造成市场压力,从而促进企业实施环保行为。一方面,企业为塑造绿色环保形象、提升环保产品市场占有率,往往进行生产工艺、供应链管理等环节的绿色化,以获得相应绿色标准认证,吸引潜在消费者;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绿色消费理念的兴起,消费者对环保劣迹企业产品的抵制迫使企业接受“非正式环保惩罚”,从而进行环保自律。在西方发达国家,消费者的监管行为较为普遍有效,企业糟糕的环境绩效易引起消费者的抵制甚至故意破坏,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消费者的地理空间局限被突破,其监管行为可随着全球价值链进行传递并生效(Nadvi, 2008)。例如,Chapple等(2005)分析了亚洲7个国家50家出口公司的环境行为,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可以使这些企业承担更强的社会环境责任。
国际组织在推动全球价值链绿色化方面有重要作用。De Marchi等(2013)、Lund-Thompson等(2014)的研究指出,因为各国环境立法和管理政策的不同,商品制造的全球性分化给企业绿色化管理带来难度,也造成各国政府间的环境权益不平等,国际组织在推动西方国家企业承担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推进国际环境立法等方面需承担一定责任。目前,众多国际组织,如WTO、OECD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等在全球价值链绿色化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它们是全球尺度下环境标准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监督者,另一方面它们促进国家或地区环保意识的提升。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的一系列环保标准,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条件之一;世界自然基金会、英国土壤协会、欧盟以及一些行业环保协会(如林业环保管理和航运管理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也逐渐成为环保标准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促进环保标准的国际间传递和价值链整体尺度下的绿色化。另外,在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中,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等,通过对公众环保理念的宣传教育、对企业环保信息的披露、企业污染的法律诉讼等,促进绿色消费群体的形成,促使企业进行环保自律,这是国际组织促进价值链单一环节绿色化的主要作用方式。
各国政府通过环境规制以及绿色采购等措施影响全球价值链绿色化进程。政府在国际环境协议以及国际环境组织等压力下进行绿色化实践,并对本国企业的国内和部分国际环境行为进行规制。另外,发达国家政府往往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政策制定并具有示范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政府也出于保护自身环境的需求出发,出台相关环境政策,进行绿色采购,推动本地产业绿色化,也因此自下而上引起全球价值链的绿色化。由于政府环境管制受到国界的限制以及各国环境立法的不同,其对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作用强度相对有限。
在各驱动力中,全球领导企业利用其在价值链中的支配地位作用于链条内多个主体的环境行为,其作用强度最为明显,起主导作用。全球价值链绿色化过程也受到国际组织绿色化标准、协议的推动;消费者绿色产品市场的压力和各国政府的环境管制作用。消费者虽位于价值链末端,但其对绿色产品的消费造成的市场压力是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关键诱发因素,而其他主体的绿色化也促进了消费者绿色化观念的形成。各国政府的环境管制等行为构成了全球价值链绿色化运行的制度框架,起规制作用,并受到公众、国际组织等的监督。国际组织在全球价值链的绿色化中起间接推动作用,其作用部分依赖于企业配合和政府参与(图3)。
图3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驱动机制

Fig.3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greening global value chain (GVC)

总体而言,目前全球价值链绿色化驱动机制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不同的单一驱动力对全球价值链经济参与者的不同作用方式和路径,特别是全球价值链的全球-地方的制度框架的影响,但在不同驱动力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织作用机制、各国政府的正式规制力量与国际市场、本地市场等非正式规制力量的耦合作用方式、国际组织对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推动作用的国际间传递机制等方面缺乏研究,将是未来该领域研究的重点。

2.2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治理模式

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指嵌入价值链的各经济活动参与者在不同权利地位下的协调和支配关系,包括全球领导企业与普通企业之间的关系、公司之间关系准则的定义等,以及作用于价值增值的地点、时间、对象和方式,其核心概念是权利的协调和不对等(文嫮等, 2007)。在绿色化领域,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显得更为重要。针对行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单纯依靠市场调节进行绿色化的力量有限,全球领导企业与其供应商之间长期互信、稳定的关系网络和技术支持是促进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重要因素。这主要是由于产品的绿色化程度越高,其生产过程越复杂、对产品生命周期内的管理越复杂,这造成了绿色产品的高成本和废旧产品回收的高难度,客观上要求与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的牢固生产网络。目前关于全球价值链绿色化治理(environmental governance)的研究较少,已有文献多是从全球领导企业的角度,探讨不同治理模式下对链条经济主体的影响。综合相关文献,本文认为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绿色化的内涵是全球领导企业或其他全球价值链上赋权较大的经济参与者通过环境标准、环境合作或技术外溢等方式影响其他经济主体的环境行为,并进行环境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平衡和再分配的过程及模式。
全球领导企业进行绿色化治理的方式有2种：标准驱动的价值链绿色化和合作驱动的价值链绿色化。标准驱动是指领导企业确定主要的环保标准,并将这些标准嵌入到一级和二级供应商必须遵守的标准中,再通过强有力的监测工作、知识转移和其他支持工具来实施其环保标准,领导公司负责监控所有一级供应商和关键二级供应商遵守这些环保标准。标准驱动适合大型企业在价格敏感市场下、大尺度空间范围内环境政策严格程度不同的国家间,对大量供应商进行绿色治理,以保证产品生产过程的同质性和环保性。在全球价值链中,标准是企业间联系的一种形式,它提供了将复杂形式的信息进行编码的潜力以减少交易成本(Giovannucci et al, 2005; Nadvi, 2008)。绿色化标准向客户和最终用户传递产品的技术规范、健康和安全标准以及生产和采购过程的信息,又向供应商和下游企业传递生产的技术要求、健康安全要求和环保要求,它引导企业和供应商从降低制造成本中获益,而不是向消费者要求额外的环境特征溢价。实施标准可改善信息的可编码性,促进企业间治理关系从较层级型的治理模式向关系型或模块型转化,而这种转化过程不需要全球领导企业较多的协调,因此,标准驱动具有更强的空间传递性。合作驱动的价值链绿色化是基于全球领导企业与一级和二级供应商之间的合作互动的,在价值链中,所有的企业都相互依赖知识和技能,全球领导企业在环境知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而供应商则在技术知识方面处于领先地位。领导企业通过传达设计和产品规范、定期的走访以及技术援助等方式提升供应商的环境能力。合作驱动中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根据具体情况来考虑的,不一定需要可测量的指标。但需要企业间较强的互动和信任机制,适合旨在减少最终产品而非生产过程的环境影响,并以质量、创新为基础进行竞争的小型企业。这种非正式的环境监测带来的灵活性有助于激发创新并在市场上与竞争对手区别开来。总之,标准驱动的价值链绿色化是通过绿色化标准的传递实现对供应商环境行为的监督和优化,适用于大型全球领导企业;而合作驱动的价值链绿色化主要基于和供应商的长期沟通合作,更适用于小型企业。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治理模式随着地方产业链的不断演进而发生变化。Gereffi等(2005)根据交易的复杂性、交易的可编码化能力、供应端能力等3个变量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分为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俘获型和层级型等5种。通常来说,地方产业链在演进过程中不断进行产业升级,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水平、加强产业聚集程度,其绿色化治理模式的演变可以归纳为“俘获型—关系型—模块型”的基本路径。在俘获型阶段,地方企业的环保行为受到领导企业的强有力监督,并通过标准制定、市场机制等起作用;在关系型阶段,地方企业具备一定的话语权,与领导企业通过诸如绿色化标准商定、绿色贸易协定等进行双方环保行为的规范,并加强了绿色生产工艺、环保机器设备、绿色生产系统设计等要素的流通;在模块型阶段,产业聚集使地方产业内部相关行业的环保行为具有更强的传递性和标准化特征。此外,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治理模式还与具体区域、特定的行业特征等个体因素有关,本文只针对共性特征进行归纳。
总之,目前全球价值链绿色化治理模式的研究多是基于绿色供应链的全球领导企业对其供应商的绿色化治理方式研究,尚缺乏对绿色化治理模式在时间序列上的动态追踪研究和其他治理主体的作用机制探讨,如价值链末端的消费者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的逆向的绿色化治理等;且研究多以单个产业为研究对象,缺乏对多个产业的绿色化治理网络的研究以及在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绿色化绩效对比等,未来建议该领域的研究应向这些方面拓展。

2.3 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绿色化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研究产业升级,指的是价值链中的或尚未嵌入的经济活动参与者通过嵌入价值链获取技术进步和市场联系,从而提高竞争力,进入到附加值更高的活动中(涂颖清, 2010)。全球价值链环境升级(Environmental Upgrading)已有较多研究,其定义最早由De Marchi、Maria、Ponte于2013年提出,即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参与者向减少或避免从其产品、生产或管理中产生环境危害的生产系统移动的过程。此概念初步将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范围从经济、产业的范围拓展到了环境方面,强调了经济主体嵌入全球价值链可能促进环境保护,也可能危害环境,这取决于经济主体与价值链上其他参与者的关系互动,以及在不同的价值链治理模式下的权力博弈过程。全球价值链下产业升级带动绿色化的基本逻辑是实现从价值链低端的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粗放型产业向价值链高端低污染、高附加值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
地方产业链嵌入全球价值链并进行绿色化升级过程中,其升级方式具有普遍的演进特征,各阶段绿色化的程度和作用范围也各不相同(表2)。Humphrey等(2000)界定了4种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方式：过程升级(制造过程和生产系统的改善或重组以及引进先进的技术)、产品升级(生产更为复杂的产品组合,制造潜在的高附加值)、功能升级(收购新功能或放弃现有的功能)和链条升级(转向价值高、新的相关产业链)。地方产业链的绿色化升级也是从过程升级、产品升级或功能升级开始,最后拓展到链条升级,4种升级方式于绿色化程度而言是逐渐加深的,实现难度逐渐加大(表3)。在过程升级中,地方产业链采用更严格的环境标准、引入绿色低碳的生产工艺流程等,实现高污染生产方式向清洁环保生产的转变。在产品升级中,地方产业链实现环保产品的转型,例如,从资源类产品开采及简单加工环节向初级产品深加工环节转移。在功能升级过程中,地方产业链从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制造环节转向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非制造环节,例如,从产品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至销售和研发设计等环节。在链条升级中,地方产业链向低污染产业转型并实现高污染产业链的重塑。4种升级方式中,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是通过生产过程的改进而从源头上实现绿色化,主要依赖于本地企业的环保自律以及在全球领导企业的绿色技术援助下进行的生产工艺的改进;而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是通过分工地位的提升实现绿色化,主要依靠于本地产业集群的产业升级,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链整合等方式提高本地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功能升级和产品升级的实现难度相对较低,依赖于功能的收购、先进生产设备、方案的购买;过程升级涉及新技术的引进和生产过程的重组,实现难度较大;链条升级对链条各环节、与全球价值链的联系等有较高要求,是绿色化升级的目标。
表2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治理模式的演变

Tab.2 Transformations of the greening global value chain (GVC) governance

价值链治理模式 地方产业链演化阶段 绿色化治理特征
俘获型 初期：地方产业链规模较小、生产水平较低,容易受到全球领导企业较强的控制 地方企业的环保行为受到领导企业的强有力监督,并通过标准制定、市场机制等起作用
关系型 中期：地方产业链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不断攀升,地方企业具备一定的话语权,与领导企业具备协商能力 地方企业与全球领导企业进行绿色化标准商定,绿色贸易协定等进行双方环保行为的共同规范,并加强了绿色生产工艺、环保机器设备、绿色生产系统设计等要素的流通
模块型 后期：随着地方产业链不断升级,规模不断扩大,产业链内部出现了行业的分类和聚集 地方产业的聚集有效降低了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绿色化知识技术共享的成本,并分散产业链绿色化技术和产品创新的风险,行业内部的环保行为具有更强的传递性和标准化特征
表3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升级的4种方式

Tab.3 Four model of the greening global value chain (GVC) upgrading

升级方式 升级的绿色化实践 升级的绿色化表现
过程升级 制造过程和生产系统的改善,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更严格的环境标准、引进清洁生产技术、低碳环保的生产设备、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循环利用
产品升级 新环保产品的开发,资源型产品的深加工 新的环保产品、环保品牌设立、引导绿色消费、资源类简单加工产品份额减少
功能升级 转向价值链中高附加值、低污染的加工制造环节 从产品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至销售和研发设计等环节,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
链条升级 转向低污染的新的相关产业价值链 向相关或相异低污染产业转型并重塑产业链,例如从重传统工业向高技术产业和文化创意行业转型
综上,虽然目前全球价值链升级绿色化方面的研究较多,主要关注地方产业链嵌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产业升级及绿色化升级效应,但由于产业升级过程的多主体性、指标衡量多样性等特点,测度产业升级过程中的绿色化升级带来的环境效应改善,特别是从全球尺度和全链条尺度评价地方产业升级带来的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效果对于该领域的研究至关重要,需加强相关研究。

3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空间维度

在空间维度上,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虽然被看作是一个连续性过程,但由于其具有地理空间的分散性,是由在全球空间上片断化分散的价值片段构成的,而分离出去的价值片段往往在小区域内集聚。因此,全球价值链具有“大区域离散、小地域集聚”的特征(张辉, 2004)。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参与者既包括地方尺度下提供生产原料的劳动者、供应商企业、区域产业链等,也包括国家尺度下不同国家的参与、区域尺度下国家间的联盟如欧盟、第三世界国家等,以及全球尺度下经济参与者网络体系。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研究关注不同空间尺度的参与者对绿色化过程的作用机制,以及涉及地方尺度的绿色化升级、全球尺度的价值链治理等研究内容。因此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研究是一个多尺度的研究话题,不同尺度下探讨环境问题的范畴、利益关系和研究主题均有所区别(图4)。
图4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研究的空间维度

Fig.4 Spatial dimension of the greening global value chain (GVC) research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可分为地方、国家、全球3个尺度,不同尺度下研究主题不同。地方尺度更多探讨本地产业链的绿色化升级问题,根据价值链经济参与者的多少可以从简单至复杂划分为单个参与者绿色化升级(例如公司或初级生产者)、地方产业集群绿色化升级以及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本地产业绿色化升级等内容,主要探讨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地方产业绿色化的影响以及如何进行绿色化升级等。国家尺度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产业绿色化的关系,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绿色化升级、发达国家的绿色化治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环境权益分配等,例如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价值链,借助发达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实现绿色化生产转型。国家内部或国家联盟之间的绿色化治理,例如对欧洲家具行业全球价值链绿色化治理的研究;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假说等。全球尺度更强调从价值链全链进行研究,目前涉及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测量和绿色化治理两方面,但该领域相关研究目前较少。全球价值链绿色化治理主要是全球领导企业的战略布局及对各下级供应商的控制和关系协调。全球价值链的绿色化测量是指对产生全球环境影响的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环境效益进行定量化的测量,如碳足迹、水足迹、产品生命周期评估法的运用等,目前应用较多的是在碳核算方面(Bolwig et al, 2009; Meng et al, 2018)。总的来说,随着研究区域尺度的增加,全球价值链研究的复杂程度也在增加,需要考虑的绿色化影响因素增多,作用机制更复杂,所需获取数据的空间范围也在扩大,目前的全球价值链研究多为地方产业链绿色化升级的定性研究,缺少大尺度下的定量研究。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各尺度之间存在空间的上移和下移,并在交互之间形成空间网络。地方尺度下的产业链绿色化升级通常是在全球或国家尺度的全球价值链绿色化背景下进行的,且需要在国家和全球的制度框架下进行探讨;而全球尺度的价值链绿色化也需要考虑地方和国家尺度的绿色化参与和权利平衡。各尺度的广泛联系形成空间网络,提供了绿色化标准、绿色化技术和知识等要素进行传递的场所。绿色化标准的传递是价值链治理的基本手段之一,其随着领导企业在全球供应商的布局而进行从产品终端市场至产品原材料生产地的传递,并辅助以市场竞争、标准化生产设备、产品检验手段、产品生产流程标准化设计等方式扩大传递范围。绿色化技术和知识的外溢是价值链低端参与者进行绿色化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是进行过程升级绿色化的必要条件,全球领导企业通过直接转移和间接转移促进绿色化技术进步。直接转移包括设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和技术授权;间接转移包括跨国公司和进口资本的知识技术外溢,先进绿色技术转移的效果取决于接收对象的技术吸收能力(潘少奇等, 2015)。

4 结论与启示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将绿色化问题和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框架结合,探讨全球环境效益的分配、环境质量的改善、环境行为的全球传递等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通过梳理和整合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相关研究文献,厘清了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概念内涵,并初步构建了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研究框架,再探讨不同空间维度中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研究要点。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强调了全球生产的绿色化中需考虑全球价值分配和权力关系的博弈,本文定义全球价值链绿色化为从原材料采购、生产、销售、运输至回收处理等一系列产品跨国生产过程的绿色化活动组织和环境价值再分配过程。本文研究将绿色化问题引入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中,提出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研究框架包括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驱动机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绿色化和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治理模式等三方面,并梳理现有研究理论要点。同时也提出关于全球价值链绿色化过程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博弈机制和内在作用机理、全球价值链绿色化治理网络的建构和调控机制、产业升级过程中的绿色化带来的环境效应评估,以及从全球尺度和全链条尺度评价全球价值链绿色化效果等研究将会成为未来研究重点,全球价值链绿色化也具有空间的内生性和尺度跨越,而地理学具有研究经济活动空间过程的优势,未来在建立更具全球视角的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研究范式、探讨全球价值链绿色化中全球-地方联系等研究方面将大有可为,为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提升产业绿色化水平和改善全球环境治理提供相关理论和案例借鉴。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研究可以为中国环境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在学术研究上,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结合了国际生产分工、环境、资本、价值和权利,为中国研究参与全球贸易下的环境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全球价值链绿色化可以作为分析中国地方产业绿色化升级、嵌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环境影响以及在国际贸易中与发达国家的环境效益博弈等问题的基本框架。在实践上,随着中国对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政策等的强调以及工业绿色化的推进,国内绿色认证、绿色消费观念等都有发展,中国产业发展应把握住机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积极进行产业绿色化升级,通过技术创新、知识引进、淘汰落后产业等方式由价值链低端高污染、低附加值产业向高端低污染、高附加值产业转型。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脚步加快,并且在价值链中形成“手牵两头”的作用,在嵌入全球价值链同时应该积极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一方面提升自己的环境效益,另一方面促进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升级。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但斌, 刘飞 . 2000. 绿色供应链及其体系结构研究[J]. 中国机械工程, ( 11):40-42.

[ Dan B, Liu F . 2000. Study on green supply chain and its architecture. China Machinery Engineering, ( 11):40-42. ]

[2]
康江江, 张凡, 宁越敏 . 2019. 苹果手机零部件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分配与中国角色演变[J]. 地理科学进展, 38(3):395-406.

[ Kang J J, Zhang F, Ning Y M . 2019. Value allocation and China's evolving role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of iPhone parts. Progress in Geography, 38(3):395-406. ]

[3]
刘皖青, 张战仁, 张润强 , 等. 2018. 中国全球创新价值链嵌入模式探析[J]. 世界地理研究, 27(6):127-133.

[ Liu W Q, Zhang Z R, Zhang R Q , et al. 2018. An analysis of the embedded mode of global innovation value chain in China.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7(6):127-133. ]

[4]
潘少奇, 李亚婷, 高尚 , 等. 2015. 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34(5):617-628.

[ Pan S Q, Li Y T, Gao S , et al. 2015.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of industrial transfer. Progress in Geography, 34(5):617-628. ]

[5]
沈静, 魏成 . 2009. 全球价值链下的顺德家电产业集群升级[J]. 热带地理, 29(2):134-139.

[ Shen J, Wei C . 2009. Upgrading of electrical appliances industry cluster in global value chain for Shunde District. Tropical Geography, 29(2):134-139. ]

[6]
童昕, 王涛, 李沫 . 2017. 无锡光伏产业链中的全球-本地联系[J]. 地理科学, 37(12):1823-1830.

[ Tong X, Wang T, Li M . 2017. Global-local linkages in photovoltaic industry in Wuxi,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7(12):1823-1830. ]

[7]
涂颖清 . 2010. 全球价值链下我国制造业升级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

[ Tu Y Q . 2010. Research on the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nder global value chain. Shanghai, China: Fudan University. ]

[8]
文嫮, 张洁, 王良健 . 2007. 全球视野下的价值链治理研究[J]. 人文地理, 94(2):14-19.

[ Wen H, Zhang J, Wang L J . 2007. Study on the value chain governance in the global point of view. Human Geography, 94(2):14-19. ]

[9]
余振, 顾浩 . 2016. 全球价值链下区域分工地位与产业升级对策研究: 以东北三省为例[J]. 地理科学, 36(9):1371-1377.

DOI

[ Yu Z, Gu H . 2016. Global value chains position and regional industry upgrading policies: Taking Northeast China as an exampl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6(9):1371-1377. ]

[10]
张辉 . 2004. 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我国产业发展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 5):38-46.

[ Zhang H . 2004. Theory of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China. Industrial Economy in China, ( 5):38-46. ]

[11]
郑智, 刘卫东, 宋周莺 , 等. 2019. “一带一路”生产网络及中国参与程度[J]. 地理科学进展, 38(7):951-962.

[ Zheng Z, Liu W D, Song Z Y , et al. 2019. The Belt and Road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China's participation. Progress in Geography, 38(7):951-962. ]

[12]
周春山, 李福映, 张国俊 . 2014.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传统制造业升级研究: 以汕头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33(1):28-33.

[ Zhou C S, Li F Y, Zhang G J . 2014. Research on upgrading of the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global value chains: A case of Shantou.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33(1):28-33. ]

[13]
Achabou M A, Dekhili S, Hamdoun M . 2017. Environmental upgrading of developing country firms in global value chains[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6(2):224-238.

[14]
Bolwig S, Gibbon P, Jones S . 2009. The economics of smallholder organic contract farming in tropical Africa[J]. World Development, 37(6):1094-1104.

[15]
Bolwig S, Ponte S, Du Toit A . 2010. Integrating poverty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s into value chain analysis: A conceptual framework[J].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8(2):173-194.

[16]
Chapple W, Moon J . 2005.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Asia: A seven-country study of CSR web site reporting[J]. Business and Society, 44(4):415-441.

[17]
Chen Y, Li Y, Yan J . 2019. Tracing air pollutant emissions in China: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d GVC accounting[J]. Sustainability, 11(9):2551. doi: 10.3390/su11092551.

[18]
Coe N M, Hess M, Yeung H W C . 2004. "Globaliz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A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perspective[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9(4):468-484.

[19]
De Marchi V, Maria E D, Micelli S . 2013.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upgrading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global value chains[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2(1):62-72.

[20]
De Marchi V, Maria E D, Ponte S . 2013. The greening of global value chains: Insights from the furniture industry[J]. Competition and Change, 17(4):299-318.

[21]
De Oliveira J A P, De Oliveira Cerqueira Fortes P J . 2014.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social upgrading of clusters: Lessons from two cases of fair trade in the Brazilian northeast[J]. Competition and Change, 18(4):365-381.

[22]
Gereffi G. 1995. 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 [M]. London, UK: Greenwood Press.

[23]
Gereffi G, Humphrey J, Sturgeon T . 2005.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2(1):78-104.

[24]
Gereffi G, Lee J . 2012. Why the world suddenly cares about global supply chains[J]. Journa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48(3):24-32.

[25]
Gereffi G, Lee J . 2016. Economic and social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Why governance matter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33(1):25-38.

[26]
Gereffi G, Memedovic O. 2003. The global apparel value chain: What prospects for upgrading by developing countries? [C]// Sectoral Studies Series. Vienna, Austria: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1-38.

[27]
Giovannucci D, Ponte S . 2005. Standards as a new form of social contract?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s in the coffee industry[J]. Food Policy, 30(3):284-301.

[28]
Giuliani E, Pietrobelli C, Rabellotti R . 2005.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n clusters[J]. World Development, 33(4):549-573.

[29]
Golini R, Caniato F, Kalchschmidt M . 2016. Linking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the electric motors industry[J]. Production Planning and Control, 27(11):934-951.

[30]
Golini R, De Marchi V, Boffelli A . 2018. Which governance structures drive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upgrading?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the assembly industr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3:13-23.

[31]
Havice E, Campling L . 2017. Where chain governance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eet: Interfirm strategies in the canned tuna global value chain[J]. Economic Geography, 93(3):292-313.

[32]
Henderson J, Dicken P, Hess M . 2002.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9(3):436-464.

[33]
Humphrey J, Schmitz H . 2000. Governance and upgrading: Linking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global value chain research [R]. IDS Working Paper 120. Brighton, UK: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Sussex: 1-37.

[34]
Humphrey J, Schmitz H . 2002.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J]. Regional Studies, 36(9):1017-1027.

[35]
Humphrey J, Schmitz H. 2004. Governance in Global value chains [C]// Schmitz H. Local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ssues of governance and upgrading.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19-29.

[36]
Jeppesen S, Hansen M W . 2004. Environmental upgrading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s through linkages to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reliminary evidence[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13(4):261-274.

[37]
Kogut B . 1985. Designing global strategies: Comparative and competitive value-added chains[J].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26(4):15-28.

[38]
Krugman P, Cooper R N, Srinivasan T N . 1995. Growing world trad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6(1):327-377.

[39]
Liu H, Li J, Long H . 2018. Promoting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within a positive feedback loop: Insights from Global value chain[J]. Energy Policy, 121:175-184.

[40]
Luis A L, Guadalupe A, Jorge E Z . 2013. Parcelling virtual carbon in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journal[J]. Energy Economics, 39:177-186.

[41]
Lund-Thomsen P, Lindgreen A . 2014.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global value chains: Where are we now and where are we going?[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23(1):11-22.

[42]
Meng B, Peters G P, Wang Z . 2018. Tracing CO2 emissions in global value chains[J]. Energy Economics, 73:24-42.

[43]
Nadvi K . 2008. Global standards,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8(3):323-343.

[44]
Ponte S, Ewert J . 2009. Which way is "Up" in upgrading? Trajectories of change in the value chain for South African wine[J]. World Development, 37(10):1637-1650.

[45]
Ponte S, Gibbon P . 2005. Quality standards, conventions and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J]. Economy and Society, 34(1):1-31.

[46]
Porter M E. 1985.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M]. New York, USA: Free Press.

[47]
Poulsen R T, Ponte S, Lister J . 2016. Buyer-driven greening? Cargo-owners and environmental upgrading in maritime shipping[J]. Geoforum, 68:57-68.

[48]
Poulsen R T, Ponte S, Sornn-Friese H . 2018. Environmental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s of ports in the greening of maritime transport[J]. Geoforum, 89:83-95.

[49]
Schmitt T, Schulz C . 2016. Sustainable resource governance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Challenges for human geography[J]. ERDKUNDE, 70(4):297-312.

[50]
Schroeder P, Dewick P, Kusi-Sarpong S . 2018. Circular economy and power relation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Tensions and trade-offs for lower income countries[J].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136:77-78.

[51]
Shahbaz M, Nasreen S, Abbas F , et al. 2015.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mpede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high-, middle-, and low-income countries?[J]. Energy Economics, 51:275-287.

[52]
Yeung H W . 2014. Governing the market in a globalizing era: Developmental states,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inter-firm dynamics in East Asia[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1(1):70-101.

[53]
Zhang Z, Zhu K, Geoffrey J D . 2017. A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analysis of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journ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J]. Energy Economics, 64: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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