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生产网络及中国参与程度

  • 郑智 , 1, 2, 3 ,
  • 刘卫东 , 1, 2, 3, * ,
  • 宋周莺 1, 2, 3 ,
  • 叶尔肯·吾扎提 1, 2, 3 ,
  • 梁宜 4
展开
  •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 2. 中国科学院 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 3. 中国科学院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49
  • 4.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北京100035
*刘卫东(1967— ),男,河北隆化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和区域发展。E-mail:

郑智(1993— ),男,河南商丘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18-12-25

  要求修回日期: 2019-02-22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7-28

基金资助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Y88P1100YT)

The Belt and Road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China’s participation

  • ZHENG Zhi , 1, 2, 3 ,
  • LIU Weidong , 1, 2, 3, * ,
  • SONG Zhouying 1, 2, 3 ,
  • Yeerken WUZHATI 1, 2, 3 ,
  • LIANG Yi 4
Expand
  • 1.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3.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 4.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Center,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Beijing 100035, China

Received date: 2018-12-25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02-22

  Online published: 2019-07-28

Supported by

Strategic Priority Research Program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lass A), No. Y88P1100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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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摘要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生产网络已经成为协调和组织全球生产活动最主要的组织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标志着包容性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也将更快速、深入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内部是否形成了较强的生产网络联系,中国在其中的参与程度又如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议题。论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增加值分解以及网络分析等方法,开展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一带一路”区域内部生产网络联系强度不断提升;② 中国在“一带一路”生产网络价值流动中处于核心和首位地位,且首位优势不断增强;③ 中国获取增加值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东高西低、东南集聚的空间特征,东南亚是中国获取增加值的最主要来源地;④ 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终品中获取增加值效率较低,面临着“低端锁定”的困境,价值捕获能力亟待进一步提升。因此,中国应加大空间整合力度,最大化与“一带一路”区域的生产合作,同时进行由增量到提质的发展方式转型,提升增加值获取效率,为中国经济发展找到新的增长点。

本文引用格式

郑智 , 刘卫东 , 宋周莺 , 叶尔肯·吾扎提 , 梁宜 . “一带一路”生产网络及中国参与程度[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 38(7) : 951 -962 . DOI: 10.18306/dlkxjz.2019.07.001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have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organizational platform for coordinating and organizing glob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era of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and China will be more quickly and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this context, whether there is a stable production network connection with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and how deeply China participates in such network are very meaningful research topic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is study conducted quantitative research with methods such as input-output analysis, value-added decomposition, and network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During 1995-2015, the connection of the internal production networks of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intensified continuously. 2) China is at the core and the first position in the value flow of the Belt and Road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is advantage was constantly strengthened. 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added value sourc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creasing from east to west and high concentration in sou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s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China's value added. 4) China's acquisition of value added from finished product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s inefficient. Confronting the dilemma of "low-level lock-in", China needs to upgrade its value capture cap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above results, China should increase spatial integration and maximize production cooperation with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at the same time, carry out industrial upgrading,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value-added acquisition, and find new growth points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国际产能转移,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将产能大范围地转移向发展中国家以来,经济全球化开始快速扩展到生产领域,全球经济被巨大的生产网络联系在一起,各国之间的生产联系日趋加强。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中,UNCTAD(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估计世界贸易的80%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进行。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不断扩张和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延伸,如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脱离其他国家而单独发展(Dicken, 2015)。能否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之中、参与程度及从中捕获价值的能力,对于一国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随着产业内分工的不断深入,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区位而进行。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已经难以清晰地刻画出价值流动过程,如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虽然组装出口大量高端产品,但却只能从中捕获微不足道的价值,面临着严重的低端锁定困境(Humphrey et al, 2000; Kaplinsky, 2001; 刘志彪等, 2007;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2015; 沈能等, 2016; 黄先海等, 2017)。
2013年以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以“走出去”为鲜明特征的全球化新阶段的到来(刘卫东, 2015),中国也将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去。“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网络,任何有意愿的国家均可参与其中。到目前为止,此框架下重点合作区域仍然集中在古丝绸之路沿线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群体。2008年经济危机仍在持续地影响着全球经济,贸易形势低迷,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作为持续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样受到巨大影响,经济增速显著放缓。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前有拦截、后有追赶的困境。一方面,中国人口红利优势减弱,劳动力价格优势正在被后起发展中经济体所取代;另一方面,在高端制造业领域,仍不具备与发达国家抗衡的竞争力。近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同时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始实施制造业回归的发展战略,更是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蒙上一层阴影。回顾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到,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变得极为重要,能否通过生产联系,分享后起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红利,对中国经济重新步入快车道,乃至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如何科学测度“一带一路”区域生产网络发展状况,考察其内部生产联系强度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在其中的参与程度以及价值捕获能力,对指导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好的合作有着重要参考意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经济学家以及经济地理学家已经开始关注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全球生产网络组织形式的出现,并指出全球生产网络已经成为协调和组织全球生产活动最主要的组织平台(Vanek et al, 1963; Grubel et al, 1975; Dixit et al, 1982; Ethier, 1982; Sanyal et al, 1982; Helpman, 1984; Baldwin et al, 2015; Yeung et al, 2015)。全球价值链以及全球生产网络分析形成于全球化快速扩张时期,均试图解释全球化过程具体是如何被组织的。其中,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关注一个产业内部从概念到生产再到最终使用的增值的过程,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2个视角,提供一个关于全球产业的整体图景,其核心概念是治理和升级(加里·杰里菲等, 2018)。而全球生产网络更加关注经济活动中的行动者、其组织关系以及作用结果(Dicken et al, 2001; Henderson et al, 2002)。Yeung等(2015)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更为动态的GPN 2.0研究框架,增加了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的解释力。近年来,一些文献测度中国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及发展趋势,并指出中国已经通过多种方式深入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去(邱斌等, 2012; 贺灿飞等, 2017)。随着研究的深化,一些学者尝试运用价值链位置指数、上游化以及下游化指数来测度某一经济体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位置(Fally et al, 2001; Antràs et al, 2012; Antràs et al, 2013; 魏龙等, 2016),认为价值链位置指数上升以及上游指数提高可说明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正在走向主导或者高级化。但事实上,其测度的仅为商品链的上游或下游,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微笑曲线上下游。总体而言,“一带一路”内部生产联系强度演变目前鲜有研究涉及,而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生产网络参与程度的研究也较为匮乏,同时,区域生产网络内部联系强度演变以及参与生产网络程度的测算方法仍有待创新。
在此态势下,本文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出发,关注价值流动过程,运用最终品增加值分解的方法,解析生产网络组织下,全球价值网络的动态变化。首先测度“一带一路”区域内部生产网络联系强度及其发展态势,并在此基础上,从空间层面探究不同区域在“一带一路”生产网络中的嵌入程度;然后,从总量以及空间2个层面刻画中国在“一带一路”生产网络中的参与程度,并从获取增加值总量及获取增加值效率2个维度着重分析中国从“一带一路”区域中获取增加值能力的演变。文章通过投入产出、增加值分解以及网络分析等定量分析,为度量区域生产网络联系,构建定量的刻画方法,在丰富全球生产网络定量分析方法的同时,扩充“一带一路”的理论研究,并为中国进一步整合“一带一路”生产网络,提升在其中的地位提供实践参考。

1 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范围及数据来源

首先,应予以界定的是,“一带一路”区域并非一个完整的生产网络,而是全球生产网络的一部分,本文是以“一带一路”区域内最终品生产网络为研究对象,关注最终品中增加值在区域内部及外部的分配情况,并着重研究中国在其中捕获增加值的能力,同时,重点关注“一带一路”框架下发展中国家间的生产合作。因而,按照古丝绸之路范围并结合数据可获得性,确定本文的研究范围为62+1个国家;并将除中国外的其他62个国家划分为6大板块,即东南亚、南亚、中亚、蒙俄、西亚以及中东欧(刘卫东等, 2017)(表1)。
Tab.1 Countr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in this research

表1 本文所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

分区 国家
中亚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蒙俄 蒙古、俄罗斯
东南亚 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南亚 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
中东欧 阿尔巴尼亚、白俄罗斯、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黑山共和国、波兰、摩尔多瓦、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马其顿、乌克兰、塞尔维亚
西亚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巴林、埃及、格鲁吉亚、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阿联酋、也门
多国价值流动、中间品供给需求等分析需要用到多国投入产出表。目前,使用较多的多国投入产出表包括全球贸易分析数据库(GTAP)、经合组织数据库(OECD)、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多区域投入产出表(Eora MRIO)。从区域覆盖广度看,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建立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覆盖面最广,且已被学术界广泛应用,因此本文用到的投入产出数据来源于Eora MRIO。国际贸易相关数据则来源于ITC(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的Trade Map数据库。
时间上,考虑到1991年苏联解体,Eora MRIO中1992年及以后苏联国家开始分开统计;最新发布的投入产出表时间是2015年。因此,本文的研究时段选为跨度20 a的1995—2015年。在分析空间以及网络特征演变时,选取研究期始末、中国加入WTO以及2008年经济危机等4个时间截面进行对比。

1.2 研究方法与概念解析

1.2.1 投入产出分析
借助投入产出表可以分析中间品以及增加值的跨国流动。假设有m个经济体、n个行业,跨国投入-产出关系可表示如下:
X 1 X 2 X m = A 11 A 12 A 21 A 22 A 1 m A 2 m A m 1 A m 2 A mm X 1 X 2 X m + Y 1 Y 2 Y m = B 11 B 12 B 21 B 22 B 1 m B 2 m B m 1 B m 2 B mm Y 1 Y 2 Y m (1)
式中: X i 表示经济体in×1的总产出向量; A ij 表示经济体j的中间投入中来自经济体i的部分占经济体j总投入的比重而形成的n×n投入-产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Y i 表示各经济体对经济体in×1最终品需求总量; B ij 表示投入-产出矩阵的Leontief逆矩阵。
(1) 区域内生产网络联系强度度量
Koopman等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以增加值作为统计口径,提出了KPWW方法,形成一套以增加值为核心的贸易核算体系(Koopman et al, 2008; Koopman et al, 2010; Koopman et al, 2012; Koopman et al, 2014)。这一体系不仅完整地反映了产品价值在各国间的分配,而且排除了传统贸易统计方式中重复计算的部分,为度量各国各产业实际贸易得利创造了条件。用V表示增加值份额(增加值/总产出),则一国每1个单位产出所含的直接和间接增加值总和为: V + VA + VAA + · · · = V ( I - V ) - 1 = VB (程大中, 2015)。VB又称为总增加值乘子(multiplier)矩阵。令V为由各国各行业直接增加值系数沿对角线分布而构成的对角矩阵,B为各国各行业Leontief逆矩阵,X为各国各行业最终品产值沿对角线分布而构成的对角矩阵,则一国最终品增加值可分解为:
VBX = V 1 B 11 X 1 V 1 B 12 X 2 V 2 B 21 X 1 V 2 B 22 X 2 V 1 B 1 m X m V 2 B 2 m X m V m B m 1 X 1 V m B m 2 X 2 V m B mm X m (2)
然后再按照国内增加值(DVA)、区域性国外增加值(RFVA)以及全球性国外增加值(GFVA) 3部分进行分别加总(Timmer et al, 2015),则可得到3者各自增加值分配总量。其中,国内增加值指各国生产最终品中保留在本国内的增加值部分,区域性国外增加值包含完成国所属贸易集团所贡献的全部国外增加值,而全球性国外增加值则包含贸易集团之外所有国家贡献的全部增加值。当区域性国外增加值占总增加值比重上升时,说明区域内部生产网络联系强度有所提升,反之则反。
(2) 获取增加值测算
当A国生产过程中使用B国中间品时,B国则从A国生产过程中获取到中间品中包含的本国增加值。
(3) 获取增加值效率
获取增加值效率以中间品出口增加值比重衡量。从出口用于“一带一路”区域最终品生产过程中的中间品中获得增加值的比重表示一国在“一带一路”区域捕获增加值效率,中间品出口增加值比重越高,表示捕获增加值效率越高。用j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b表示沿线国家个数,i表示要测算从“一带一路”区域捕获价值效率的国家,Ev代表捕获增加值效率,则
Ev = j = 1 b V i B ij X j / j = 1 b B ij X j (3)
1.2.2 网络分析
(1) 凝聚子群分析
为分析“一带一路”内部生产网络结构,本文引入凝聚子群分析的方法,识别不同时期内,“一带一路”区域内部组团情况。凝聚子群分析主要基于拓扑关系以及属性,识别网络中子群结构。其主要特征是子群内部节点间联系紧密,而子群间节点联系相对较弱。现有网络子群检测方法存在多种类型(Girvan et al, 2002; Wu et al, 2003; Clauset et al, 2004; Newman et al, 2004; Radicchi et al, 2004; Pons et al, 2005; Newman et al, 2006),本文选择并通过fast unfolding方法对网络进行模块化解析(解析度统一选择为1)(Blondel et al, 2008)。为避免庞杂数据的干扰及方便可视化,选取骨干网络作为整体网络的替代(Boguñá, 2007);同时,为了避免top1网络由于一些“岛屿”内部国家只是彼此交易而带来的错误判断,选取top3网络进行分析。借助Gephi 0.9.2网络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可视化表达,并用颜色区分不同的凝聚子群。
(2) 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是研究网络各区域在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指标。一个区域在网络中越处于中心位置,其在网络中的支配能力越强。常见的2个刻画指标包括相对度数中心度(Rd)和加权中心度(Wd)(Freeman, 1979)。度数中心度指在网络中与某区域直接相关联的区域数目(用n表示)和最大可能直接相连的区域数目(用N表示)之比。相对度数中心度(Rd)为
Rd = n / ( N - 1 ) (4)
加权中心度(Wd)指以2个区域间联系流量(Q)为权重的连接数加权之和:
Wd = i = 1 n Q ij (5)

2 结果与分析

2.1 “一带一路”内部生产网络演变

2.1.1 总体联系强度
“一带一路”区域最终品区域性国外增加值比重增长快于全球性国外增加值比重,内部生产网络联系强度逐年提升。1995—2015年,全球性国外增加值(GFVA)比重相较于区域性国外增加值(RFVA)比重而言保持领先地位,但变化上,前者处于下降的状态,而后者则保持持续上升。从区域性国外增加值与全球性国外增加值比值来看,前者相对重要程度演变可以分为3个阶段(图1):① 1995—2001年为相对平稳阶段,“一带一路”区域最终品本国增加值(DVA)比重较为稳定,此时,全球生产网络仍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以及“亚洲四小龙”之间,而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程度提升缓慢。② 2001—2011年为快速提升阶段,中国加入WTO之后,快速成长为世界工厂,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泰国等都开始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以及外包等经济活动加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同时,“一带一路”区域各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地理邻近性、经济结构相似性,生产合作也不断加强。③ 2012—2015年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全球贸易形势低迷,需求疲软,发达国家经济普遍面临严峻挑战,而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此时期仍旧保持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一带一路”区域内部生产网络联系进一步加强。
Fig.1 Proportion of foreign value added in the Belt and Road area

图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终品国外增加值比重

2.1.2 空间分布格局
“一带一路”各国与区域内生产网络联系强度差异显著。2015年,联系强度高的区域主要包括中东欧、中亚以及东南亚3个区域(图2a)。其中,中东欧的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成员国,其对外经济联系主要依托俄罗斯,因而在“一带一路”区域内生产联系较为密切。值得注意的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等欧盟成员国,其原本经济联系主要方向在欧盟内部,但在2015年同样表现出较高的区域分散化程度,说明欧盟经济困境已经使得其成员国寻求更多的与经济发展表现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进行合作,以摆脱经济下行的泥沼。同样,前苏联成员国的中亚各国主要对外经济联系方向为俄罗斯,且与中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最后,东南亚,作为近期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其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Fig.2 Regional foreign value-added distribution and change in the Belt and Road area

图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性国外增加值比重分布(a)及变化(b)
注:本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1762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从变化上看(图2b),1995—2015年间,研究区域内多数国家的区域性国外增加值比重均有所提高,其中增长显著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中东欧以及东南亚区域。首先,经济危机持续影响全球经济,欧洲债务危机以及英国脱欧等事件进一步使西欧各国经济发展不堪重负。因而,众多中东欧国家选择加强与增速较快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合作,中东欧与中国“16+1”等合作框架不断推进,使得中东欧成为与“一带一路”区域内生产网络联系增强最快的区域。其次,东南亚各国资源丰富、市场容量大同时劳动力价格低廉,在承接国际产能转移上优势突出,得以快速地加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去。1995—2015年,区域性国外增加值比重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东南亚区域占据4个,比1995年有所增加,而比重最高的国家也由摩尔多瓦转变为位于东南亚区域的新加坡。相反,区域性国外增加值比重下降的国家则主要包括缅甸,老挝和黑山等农业国家,以及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等矿产品出口国。全球经济低迷,需求疲软,使得农产品以及矿产品等工业原材料需求大幅缩水。

2.2 中国参与程度分析

2.2.1 网络地位分析
中国在“一带一路”生产网络价值流动中参与程度最高,处于核心和首位地位,并且地位优势不断加强。1995年,中国在网络中的相对度数中心度为58.87%,2015年上升到83.06%。其间,中国一直处于“一带一路”价值网络相对度数中心度最高的地位,并且大幅度高于第2位的俄罗斯,1995年,俄罗斯相对度数中心度为50.81%。同时,将“一带一路”区域外的国家考虑在内,放眼全球看中国在“一带一路”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对比发现,中国在全球各国从“一带一路”区域最终品中获得的增加值的数量排名次序不断提前。1995年中国排名第7位,同年德国排名第3位,日本排名第2位,美国排名第1位。到2008年,中国排名提升到第3位,2014年起,中国排名上升到第1位,并在2015年继续保持第1位。2015年,德国、日本和美国则排名分别第2位、第5位和第3位。说明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经济中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并于2104年起占据领导地位。
从网络组团的角度看,1995年,网络内部分为3个凝聚子群,分别是以中国和新加坡等国家为核心节点的中国-东南亚子群,以印度和沙特阿拉伯为核心节点的南亚-西亚中东子群,以及以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为核心节点的俄罗斯-中东欧-中亚子群(图3)。2001年,印度同中国以及东南亚价值流量快速提升,脱离南亚-西亚中东子群,并入中国-东南亚子群。2008年,南亚-西亚中东子群消失,伊朗以及阿富汗等国家并入俄罗斯-中东欧-中亚子群。到2015年,俄罗斯与中国增加值联系进一步加强,俄罗斯-中东欧-中亚子群与中国-东南亚子群合并,形成了新的以中国、俄罗斯以及印度为核心的凝聚子群。而新加坡随着对生产网络支配地位的提高,从中国-东南亚子群中分离出来,形成新的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为核心的新加坡-东南亚子群。2015年,中国在网络中的加权中心度排名第1位,占网络总加权度的24.65%,排名第2位的俄罗斯比重仅为17.27%。
Fig.3 Value-added flow network of final product in the Belt and Road area

图3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最终品增加值流动网络
注:箭头指代增加值流动方向,如A国指向B国的箭头表示A国生产过程中使用到B国增加值,下同;国家圆圈表示流入和流出的增加值总量。

从增加值流入的角度分析(图4)。与总增加值流动相似,中国在增加值流入网络中,中心度以及加权中心度一直处于首位,但对网络的支配能力显著低于总增加值流动网络。1995年,中国在网络中的入度加权中心度一直低于总加权中心度,且低于出度加权中心度。从凝聚子群演变上看,2001年,增加值流入网络中,印度仍未加入中国-东南亚子群中,这与增加值总流动网络存在显著差异。到2015年,增加值输入网络中,俄罗斯-中东欧-中亚子群仍未与中国-东南亚子群合并,中国在增加值流入网络中对俄罗斯-中东欧-中亚子群的引力较之在总价值流动网络中而言更弱。这说明,中国对“一带一路”各国的增加值贡献能力要高于中国从“一带一路”生产网络中获取增加值的能力。因而,可以预见,作为互利共赢的合作网络,中国对于“一带一路”生产网络的进一步整合,将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增长产生更大贡献。
Fig.4 Value-added inflow network of final product in the Belt and Road area

图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终品增加值流入网络
注:国家圆圈表示流入。

2.2.2 获取增加值总量及效率演变
中国从“一带一路”国家生产的最终品中所获得的增加值数量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增长速度在1995—2015年间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增加值曲线呈“S”型发展(图5)。1995—2001年处于缓慢增长阶段,增加值从150.6亿美元增加到211.2亿美元,年均增速为5.16%。2001—2011年为快速增长阶段,中国加入WTO后,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价格优势,成为世界工厂,从全球生产网络中获取的增加值总量也快速提升。其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2009出现了短暂的下降,但在2009年之后又重新恢复快速增长。2001—2008年平均增速达到28.92%。2011年之后,世界贸易总量萎缩,“一带一路”区域多数国家同样面临着外贸需求疲软的困境,出口下降,经济外向度回落。这一转变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提升获取增加值总量的能力。2011—2015年,中国获取增加值从1763.7亿美元增长到2058.7亿美元,平均增速下降到3.94%。其中,2014—2015年,获取增加值总量基本停止增长。
Fig.5 Change of China's capacity to capture value through production networks in the Belt and Road area

图5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生产网络捕获增加值能力演变

从效率的角度看,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终品中获取增加值效率较低,1995年以来,长期保持下降的态势,直到2013年才开始有所上升(图5)。1995—2002年处于波动平稳状态,除1995—1996年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均无过大起伏。2002—2007年快速下降,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外贸易量高速提升的同时,大量低端及廉价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中国从中获得的增加值比重大幅下降,出口产品质量提升速度落后于出口产品数量的增长,2007年,增加值获取效率降低到28.4%。2007—2013年相对平稳,2013年之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衰退使得“一带一路”区域各国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中间品来源更多地向区域内部转移,这使得中国高附加值中间品得以进入“一带一路”区域市场,增加值获取效率也开始快速提升,从2013年的28.9%增加到2015年的32.6%。
相比而言,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终品中获取增加值的效率大幅度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11年,中国获取增加值效率为27.7%,低于全球37.4%的平均水平,同年美国、日本、英国和俄罗斯获取效率分别为44.2%、41.3%,38.9%和41.5%,均大幅高于中国。2015年,中国获取增加值效率开始上升,虽差距有所减小,但仍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以及美国、日本、英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中国获取增加值效率低下受到开放程度较高、大量使用国外中间品的影响,但更为核心的因素是目前中国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过程中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活动为主,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有限。中国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过程已经到了一个由增量转向提质的关口,长期从事低附加值经济活动使得中国从全球生产网络获益受到极大限制,同时传统的以依靠人口红利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也变得不可持续。中国应加强科技创新能力的建设,转变发展方式,向产业链高端演进。
2.2.3 空间分布格局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终品中获得增加值总量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东高西低、东南集聚的特征(图6)。东南亚是中国获取增加值的最主要来源地,2015年占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获取增加值比重高达42.2%。东南亚与中国经贸联系紧密,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为4721.6亿美元,年均增长为18.5%(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2017)。其次是西亚地区,比重为20.4%。西亚地区作为全球能源输出基地,经济实力雄厚,同时由于其经济结构相对单一,以石油及周边行业为主,因而从中国进口大量工业制品以满足国内需求。中东欧和南亚占比相当,分别为14.9%和14.4%。其中,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生产联系较为紧密,欧洲经济的相对衰落使得中东欧众多国家成为中国生产合作的重要潜力地区,其中与如波兰、捷克以及匈牙利等国家生产联系最为密切。南亚各国中,中国获取增加值来源高度集中于印度一国,印度作为人口大国,市场规模庞大,同时经济保持高速增长,2014年后成为“金砖国家”中增速最快的国家,可以预见,其与中国经济联系将会更进一步加深。最后,蒙俄和中亚最低,分别为7.3%和0.8%。中亚虽然幅员辽阔,但经济总量小,是中国获取增加值能力较弱的区域。
Fig.6 Distribution of China's value-added sources (a) and change (b) through production networks in the Belt and Road area

图6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生产网络捕获增加值来源(a)及变化(b)

从中国获取增加值增长速度看,东南亚作为中国获取增加值最多的区域,由于基数较高的原因,增速相对缓慢。相比而言,中东欧以及印度则是增速最高的地区。中国-中东欧“16+1”领导人会晤,自2012年开始一年一度举办。“16+1”合作框架下,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生产合作紧密度快速提升,其中,立陶宛年平均增速高达18.7%,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以及爱沙尼亚等国年均值增速均在16.5%以上。其次,印度无疑是中国获取增加值来源增长最大的国家,1995年占“一带一路”区域的5.89%,排名第6位,低于马来西亚、泰国以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到2015年,占“一带一路”区域比重增长到11.8%,排名上升到第1位,中印合作潜力巨大,有待进一步挖掘。最后,增速缓慢的还有中亚地区,中亚工业基础相对薄弱,与中国生产合作推进缓慢。初步探究可以发现,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为产油国,与中国在能源方面较有合作潜力。而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塔吉克斯坦均以矿产或者农业为支柱产业,与中国经济存在梯度差异,可加强工业原材料方面的合作。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1) 1995—2015年间,“一带一路”区域内部生产网络联系强度不断提升,区域性国外增加值比重增长快于全球性国外增加值比重。空间上,对区域内生产网络参与度高的区域主要包括中东欧、中亚以及东南亚3个区域。变化上,中东欧以及东南亚2个区域对区域内生产网络参与度程度提升最快。
(2) 中国在“一带一路”生产网络价值流动中参与程度最高,处于核心和首位地位,并且首位地位优势不断加强。从增加值双向流动的角度看,中国对“一带一路”各国的增加值提升的贡献能力高于中国从其中获取增加值的能力。作为互利共赢的合作网络,中国对于“一带一路”生产网络的进一步整合,将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增长产生更大贡献。
(3) 中国从“一带一路”国家最终品中所获得的增加值数量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增长速度在1995—2015年间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增加值曲线呈“S”型发展。2014年起,中国相比于全球各国而言从“一带一路”区域最终品中获得最高数量的增加值,占据领导地位。但就增加值获取效率而言,中国大幅度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面临“低端锁定”的困境。
(4) 中国获取增加值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东高西低、东南集聚的特征。东南亚是中国获取增加值的最主要来源地,而中东欧则是增加值获取增速最高的区域,欧洲经济的相对衰退时期是中国加强与中东欧国家生产联系的重要窗口期。

3.2 讨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标志着包容性全球化时代的带来,为中国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动力。更进一步地推进“一带一路”生产网络合作,使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的动力源泉,对于中国而言,在空间整合以及增加值获取效率提升方面仍需有所突破。
空间有待进一步整合。中国虽已在“一带一路”生产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生产合作空间仍存在分布不均、部分区域合作不够充分的问题。首先,虽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快速提升,但总量依然有限,全面深入的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爱沙尼亚、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等国家均为高收入国家,科技发达,与其合作,中国能够承接其科技溢出效应,提高自身发展水平。其次,中国与中亚区域生产联系非常薄弱,有待发掘新的合作契合点,将其对外经济联系方向向中国引导。最后,中国在东南亚区域获取增加值已经出现增长乏力的症状,传统模式的简单复制已经难以长期奏效,需要开拓新的领域,加深合作内容。
中国凭借后发优势,获得了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但这一过程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技术含量低,获取增加值效率低下。同时人口红利的获取,由于后起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变得不可持续进行。因而,为了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进行由增量转提质的变革。“亚洲四小龙”发展经验表明,承接发达国家产能转移,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时,需要进行产能的再次转移,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发展中国家去,在分享产能承接国后发优势带来的红利的同时,积极发展科技研发、高端制造、生产服务等高附加值领域,推动中国在跨国生产网络向更高级领域发展。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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