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交通建设出现新转向的背景下,论文基于现状和相关规划完成后的陆路综合交通网络,解析了中国城市网络通达性的演化趋势及其对国土空间结构演进的影响,重点回应了“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建设和国土开发均衡性2个问题。结果显示,已有规划的完成能够大幅提高中国城市网络的通达性水平,在最短旅行时间上基本可以支撑“全国123出行交通圈”的建设;通过促进轴—辐组织模式和空间级联秩序发育,已有规划能够引导国土开发结构朝多中心、网络化方向演进,为区域间的协调和均衡发展提供交通基础;未来应从支撑与引导、整合与衔接、效率与公平等方面持续优化交通服务的供给结构,提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服务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的能力。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出口贸易发展迅速。从出口主体来看,内资企业的出口行为对区域经济增长和中国自身实力的提升尤为重要。建立对外联系、利用外部资源能够有效地促进内资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论文使用中国海关库2001—2011年企业层面的进出口数据,借助条件逻辑回归模型研究地级市尺度上外部知识环境对内资企业开拓新出口市场产生的溢出效应。研究区分了影响内资企业海外市场拓展的3种外部知识环境,内资企业可以：从同一区域的外资企业处获得外部知识;与邻近区域企业形成跨区域联系,获取外部知识;从国外进口获取外部知识。通过对比3种外部知识环境对于地级市尺度内资企业开拓新出口市场的影响,发现：① 3种外部知识环境对内资企业开拓新出口市场均表现出积极作用;本地外资企业出口的溢出效应最大,本地企业进口的溢出效应次之,邻近城市企业出口溢出效应最小;② 中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邻近城市企业出口溢出贡献最大,且3种外部知识环境带来的溢出效应均明显强于东部地区;③ 本地外资企业与邻近城市企业出口溢出对高技术产品的影响明显强于低技术产品。
评估快速城市化地区的景观多功能性演变特征对于理解城乡发展转型下的资源配置与优化、制定合理的区域土地管理与规划政策至关重要。论文以长三角经济区中城市化进程最为突出的代表性城市——苏州市为研究区,选取居住承载、粮食供给、生境维持、水源涵养、气候调节与土壤保持6种景观功能指标,通过空间分析、SOFM网络模型等方法,基于1 km景观单元对区域景观多功能性的热点演变规律、权衡协同演化关系等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受城市扩张影响,2000—2015年间苏州市景观多功能以居住承载功能的扩散态势为主,其他景观功能均呈现差异化缩减趋势,其中粮食供给与生境维持的功能弱化最为显著,且3种调节功能的空间分布特征存在一致性。② 随时间推移,苏州市景观多功能性逐渐增强,其高值区(>2)范围集中分布在林草地与耕地景观。在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下,区域景观多功能性时空演变特征由强到弱并逐渐趋于稳定,演变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乡村地区与城乡结合部,冷点区则以生态空间集聚为主。③ 景观多功能之间权衡与协同关系在研究期内的特征规律并未因时间序列演进表现出差异性,但权衡与协同程度存在波动性变化趋势。结合多功能权衡特征与多功能性热点变化规律,可在景观单元与乡镇行政单元上将苏州市划分出8类主导景观功能与4类城乡发展分区。整体而言,长三角快速城市化地区的景观多功能性优势呈“城市→近郊区→远郊区→乡村”的圈层式空间迁移过程,但多功能性映射出的土地利用多样化势必会导致更多的土地利用冲突问题,决策者应在多尺度时空耦合视角综合考虑景观管理或土地利用政策的设计与实施。
论文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内16个核心成员城市作为典型案例,构建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评价模型探究2000—2015年间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的时空演变规律与耦合度变化,解析系统间交互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指数不断增加,社会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开发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生产、生活空间和环境质量产生更多需求,建设用地扩张、耕地面积被侵占、人口承载增大也是导致城市土地利用指数上升的重要因素。②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整体表现平稳,效应映射到空间上,变化幅度与演变特征明显。浙江省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高于上海与江苏的城市,这与环境自净能力、污染处理设施建设以及生态保护理念的宣传等因素相关。③ 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耦合度较低的城市占多数,处于失调状态。城镇化进程中用地扩张呈现低密度、分散化倾向,对生态安全和环境质量扰动强烈,导致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空间偏离度加大。④ 城市土地利用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各要素间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关系,要素胁迫与约束作用强度大小差异明显。
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实现稳定脱贫、建立返贫防控机制是后2020时代的现实要求,更是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承上启下的紧密衔接。以强度生态脆弱与集中连片特困复合地区重庆市城口县为研究区域,基于脱贫稳定性测度模型、障碍度模型和最小方差模型等方法对城口县60个行政村、1950个农户进行多维脱贫稳定性空间分异特征和返贫风险模式探究。研究发现：① 样本村脱贫稳定性等级分布总体呈现前端窄小、中部突出的“葫芦状”结构,各地区多维脱贫稳定性总体不高且存在空间异质性;② 城口县返贫风险可识别为双风险模式、三风险模式、四风险模式和五风险模式4种模式及各阻力因素多元整合主导的11种返贫风险类型,人力资本、发展机会等涉及农户可持续增收、动态抗风险能力及内生动力的要素逐渐成为现阶段返贫防控及减贫路径依赖的重点;③ 立足区域特征,把继续攻坚和稳定脱贫、防止返贫摆在同等重要位置上,因村施策提高群众抗风险能力,精准织密防止脱贫群体的返贫网。
乡村人口与土地利用方式变革压力下,构建恢复力已成为保障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以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为研究区,从社会、经济、制度、生态4个维度,运用熵权TOPSIS法对黄土丘陵沟壑区20个乡村的社区恢复力进行测度,探讨了2015—2019年社区恢复力的时空演变;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子作用机制,并通过比较当前关键影响因子所处维度,将社区划分为不同类型,实现社区的分类治理。结果表明：①（① “四会”指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 研究期间社区恢复力由0.171提升到0.318,其中经济恢复力上升较为明显,制度、生态恢复力呈小幅提高,而社会恢复力则表现为下降;社区恢复力空间分异更加显著,呈现为“中部高、边缘低”的分布格局。② 研究期末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中,经济维度有养殖业发展水平、种植业发展水平、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户数、农民人均收入;制度维度为基层领导平均受教育年限、公平性管制、村民参与决策机会;社会维度为乡村公共空间比例、流动人口比例;生态维度为“三田”面积占比。③ 通过当前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子各维度障碍度大小排序,依次识别经济、制度、社会、生态恢复力低值区,最终将高渠乡20个乡村社区划分为3类,结合不同类型乡村社区的特点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为精准化、差异化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聚落格局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基础,也是人地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目前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科学分析、揭示、刻画少数民族等脆弱地区的聚落格局,对合理、高效推进该区域新型城镇化道路建设,实现民族团结和繁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而目前,对于少数民族、尤其是多民族共生区的聚落格局研究还不足。论文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哈尼梯田区为例,从聚落分布的空间位置特征、民族格局特征、区位环境特征及其主控因子等方面,刻画了哈尼梯田区哈尼、彝、壮、汉、苗、瑶、傣等7个民族的聚落格局特征。结果表明：① 在空间位置上,哈尼梯田区68%的聚落分布在区内西中部,主要以哈尼、彝、壮为主。② 在民族格局上,形成了以哈尼—彝混居的大格局,以壮、汉、苗、瑶、傣混居的小格局。③ 在区位环境上,7个民族在海拔、坡度、气温、降水量、与河流距离、聚落规模、耕地面积、与行政中心距离和粮食单产等区位环境特征上具有显著差异。④ 在主控因子上,壮、苗、瑶聚落分布的主控因子为经济、行政、旅游中心距离,贡献率分别为86.4%和75.3%、92.8%;彝族聚落布局的主控因子为气温(贡献率为52.0%);汉、哈尼、傣聚落布局的主控因子为降水量,贡献率分别为98.7%、52.2%、97.0%。⑤ 整体而言,哈尼梯田区聚落格局在垂直向上,形成了多民族共生的立体格局,在水平向上形成了多民族互嵌格局。研究可为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聚落格局优化、精准扶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科学参考。
针对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中存在的后备适宜建设用地与后备适宜耕地在城镇、农业空间分布上的重叠性问题,论文在对2类用地进行概念内涵辨析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后备可利用土地资源集成评价方法,探讨不同类型后备可利用土地资源用途的地域导向,并选取山西省介休市作为案例区进行实证应用研究。结果表明：介休市后备适宜建设用地面积较大(45.3 km 2),但集中连片趋势不明显。人均后备适宜建设用地面积为0.16亩/人。区域后备适宜耕地面积74.1 km 2,人均后备适宜耕地面积为0.26亩/人。研究区域2类用地具有相似的空间分布格局,即绵山镇、连福镇等地区后备可利用土地资源潜力较大,而城区及周围地区的潜力较小。针对2类用地的重叠性和差异性,介休市城区、各乡镇中心及北部地区的后备可利用土地资源未来可转化建设用地,即未来应被划归城镇空间。连福、绵山、义棠、张兰等乡镇南部地区未来可转化为新增耕地,即应被划归农业空间。
住宅价格的变化是关系我国城镇化建设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为探索住宅价格分位点下的影响因素,本文以我国中部国家中心城市——武汉市为例,运用空间分位数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同时将两阶段空间自回归模型结果作为对比揭示其优越性。研究表明：① 空间分位数模型不仅能考虑住宅价格的空间自相关性,而且还关注了住宅价格的条件分布特征,更为全面地描述微观因素对不同价位住宅的作用效应。②从分位点来看,高住宅价格的空间自相关性强于低住宅价格的;而且影响因素存在波动性和异质性,相比较于两阶段空间自回归的均值结果,空间分位数模型中各因素的影响程度随着分位点的变化出现上升或下降趋势,对低价、高价等不同价位的住宅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③ 整体而言,建筑年龄和医疗配套为负向影响因素,容积率等建筑特征、区位特征和教育配套等邻里特征变量为正向影响因素。基于研究结果,合理提高中低价位住宅区域的容积率和绿地率、加大低价住宅区的轨道交通和教育设施的投入力度等应当成为政府部门针对不同价位的住宅制定差异化政策措施的考虑方向。
移动性是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提高老年人的移动性是延长老年人独立生活时间,从而减小社会养老成本的重要手段。公共交通是中国老年人较长距离出行的最主要交通方式,但已有研究对公交移动性的关注较少。论文从季节时空分异的角度出发,利用安徽省芜湖市智能公交卡数据,分析不同季节老年人公交移动性静态空间集聚特征以及季节变化条件下移动性变化值的空间集聚特征。结果表明：① 老年人公交移动性空间集聚明显,呈现圈层式分布的特征。不同季节、不同移动性指标在城市中心、城市中心外围和城市边缘的集聚现象存在较大差异。② 老年人公交移动性的时空分异现象是复合的,不同城市空间对季节变化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主要呈现出从城市中心向外递增的趋势。研究公交移动性的季节时空分异现象可以为老年友好型城市的规划建设提供更加适当的规划和灵活的政策建议。
论文利用2017年东疆哈密地区红柳河黑戈壁地面高精度紫外辐射实测数据与美国NASA Langely研究中心大气科学数据中心提供的CERES_SYN1 deg_Ed4A产品数据,对卫星反演的紫外辐射A、B波段(UVA和UVB)数据在该地区的适用性进行了对比验证。结果表明：① 在日尺度上,该地区地面实测紫外辐射UVA和UVB与卫星反演数据之间的相关系数达0.9以上,其中在全天空情况下UVA平均偏差为1.15 W·m -2、UVB 平均偏差为0.03 W·m -2,晴天条件下UVA和UVB的平均偏差分别为0.93 W·m -2和0.03 W·m -2;② 在季节尺度上,实测和卫星反演UVA和UVB的偏差夏季最大,分别为2.04 W·m -2和0.05 W·m -2,春冬两季次之,秋季最小;③ 红柳河地区在春夏两季受到气溶胶光学厚度(AOD)影响较大,呈现显著负相关;④ 云量越大,紫外辐射削弱程度越大,在多云条件下地面实测与卫星反演UVA与UVB偏差最大,分别为1.73 W·m -2和0.05 W·m -2。
国家公园通过公益化管理体现其公益性。相关主体行为是相应管理的主要对象,以使之产生正外部性,减少或消除其负外部性。国外国家公园已有100多年的公益化管理实践,产生了大量研究。论文分析、归纳国外学者在相关方面所关注的主要内容,并系统梳理针对这些内容的研究,总结出其对国内国家公园公益化管理中应对现实问题、达成“理顺权属关系、扩大社会参与、实现公益服务、保障社区利益”等目标的启示：非国有土地管理合约化、管理权限系统化、保护责任制度化、社会募捐常态化、生态保护科学化;以及通过构建渠道、科学组织实现公众参与保护及管理;以体现公益、优化体验、环境教育为目标提供游憩服务;以正外部性最大、负外部性最小为原则对企业及访客进行管理;以激励相融、利益保障为原则实现社区共管共享等。
适应性研究旨在通过主体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调整,以削减其负面影响并改善适应能力,是实现人地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鉴于目前对适应性理论体系缺乏统一认识和系统梳理,论文通过对国内外人地系统适应性研究文献总结,从概念内涵、理论框架和方法对适应性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适应性研究的科学范式。研究发现：① 学术界对适应性概念的理解并未达成科学共识,阻碍了通用的适应性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② 现有适应性分析框架多是基于全球变化领域理论框架基础的延伸和修订。③ 适应性研究缺乏具有代表性的方法,以借用脆弱性、恢复力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为主。因此,统一的适应性概念和理论体系的构建亟需加强,而国外既有积累的理论经验并不通用,中国化的适应性分析框架、方法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同时,应强化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综合”的人地系统适应性研究,注重多尺度结合的适应性动态分析。
树轮密度是重建过去气候变化的重要代用指标。过去几十年,国内外学者针对树轮密度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论文收集了国内外有关树轮密度的研究文献,从树轮密度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和气候重建等方面进行了概述。尽管树轮密度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可能受到样点的地理位置、地形(如海拔、坡向等)、树种等因素的影响,但湿冷地区树轮晚材最大密度能较好地反映生长季或生长季末期温度变化;而干旱地区的早材平均密度能揭示生长季早期的降水变化。因此,目前大多数研究以重建生长季或生长季末期温度为主,也有重建降水量、海平面气压变化的案例。此外,重建方程的方差解释量存在空间和树种间的差异,但这些差异需要更多的研究工作加以验证。最长的重建序列来自于欧洲,长达2018 a;国内基于树轮密度重建的最长温度序列来自于西南地区,长达449 a。另外,树轮密度序列在对温度响应的分异性问题以及评估强火山喷发的降温效应方面还存在争议。其争议源于树轮密度与温度关系还受到其他环境变量与人为因素的影响,因此今后研究还需关注树轮密度与降水、光照等其他气候变量的关系,同时也要注重树种、海拔、实验方法等非气候因子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