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首先从人地关系视角分析了乡村问题的背景及乡村振兴的内容逻辑,提出乡村衰退是人地关系调整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结果,乡村振兴最终目的就是调整人地关系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生产要素价值变化。对乡村振兴地理研究的评述发现,多数关注其战略内容的实施,而对乡村人口重要载体的乡村聚落重视不够。事实上,乡村聚落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密切,乡村聚落是乡村地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集中场所,是乡村人地关系调整的核心和关键抓手,在乡村振兴中起关键作用。而已有的乡村聚落地理研究多聚焦空间变化,并且重实证轻机理,尤其是与乡村振兴相关联的聚落演变机理研究尚无成果问世。最后,基于乡村聚落在乡村振兴中关键作用,提出从人地关系协调出发,加强乡村聚落演变理论、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变化趋势、乡村聚落专业化转型、乡村聚落整治优化及乡村聚落风貌景观等5个方面的研究。
治理已经成为多学科关注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在快速城镇化和城乡差距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城乡治理对中国而言尤为重要。论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治理理论,概括治理的要点为开放系统、自组织、权力与权利的交织3个方面。国际研究强调社会生态系统的治理,城市治理增势显著,乡村治理研究开始兴起。中国在顶层设计上经历了从管理到治理的全面转型,城乡治理逐渐成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关键议题。未来中国城乡治理的主要路径在于：从权力导向转向权利导向;从只注重社会维度、一元化的、城市偏向的治理模式转向生态环境与社会治理并重,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城乡共治体系;积极开展城乡弱势群体的扶持救助工作。城乡共治将会成为新的理论增长点,需要进行多学科、多主体、多部门的协同工作。
人地关系是透视中国城镇化进路的重要视角。论文在历史向度上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人地关系转型的发展脉络和基本逻辑,认为中国人地关系经历了在地化、去地化和再地化3个阶段。在地化阶段,农本立国的经济形态决定了人们对乡土的经济依附和情感依恋,人地关系的在地化逻辑难以动摇;去地化阶段,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转型推动农民离土出乡,人不离土的价值观束缚发生了结构性松动,在土地与户籍制度的影响下,被动失地的农民与主动离地的农民共同主导了人地关系的去地化过程;再地化阶段,制度变革引领农民真正成为城镇化的主体,乡愁推动城乡文明走向共生,二者助推中国人地关系重塑。对人地关系变迁的历史脉络和基本逻辑的梳理,可以为适应新时代的人地关系的制度调节和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顺利实践提供理论借鉴。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特色旅游小镇作为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承担着产业发展、文化传承、社区管理、空间整合和生态优化等多种功能。针对当前特色旅游小镇产城不融合、特色不鲜明等发展现状,论文以产业整合与景观重构为视角,探讨特色旅游小镇建设的双轮驱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 以产业整合实现特色旅游小镇建设的转型升级。在挖掘产业共性与识别产业特色的基础上,运用整合手段实现产业互融,激发出产业整合极强的人口集聚、产业集聚、消费集聚、服务集聚、空间集聚以及生态集聚等效应,促进特色旅游小镇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② 以景观重构实现特色旅游小镇建设的基因传承。通过识别景观基因、提取景观节点、组合景观廊道、构建景观形态的重构路径,描绘出特色旅游小镇文化景观的建设蓝图,以凸显特色旅游小镇的文化基因。③ 将产业整合与景观重构有机结合,形成特色旅游小镇建设的双轮驱动器。在识别景观基因与确定形象定位的前提下开展产业整合,同时利用整合成果提取出景观节点,组成旅游通道,进而整合社会空间功能,形成和谐的景观形态,为特色旅游小镇提供一条产业化与特色化高度融合的建设路径。
中国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转向更加注重质量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就业质量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目标,疫情影响下非正规就业问题更为突出。论文从新型城镇化与非正规就业的关系出发阐释非正规就业人口的历史产生和发展要求,基于人口普查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测度了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和格局特征,总结了非正规就业者当前面临的社会融合难题,并提出发展思路和路径。结果发现：① 城镇化与非正规就业之间关系密切,非正规就业为城镇化过程中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缓解了城镇就业压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需要关注非正规就业模式,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社会融合。② 经多源数据估算,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占城镇总就业的33.2%~44.7%,就业人数达1.38亿~1.55亿,以隐性就业部分为主。在空间分布上总体呈现东、中、西逐渐减少的特征;在雇佣类型上以从事各类非正规工作的被雇型就业为主;行业结构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与制造业等。③ 非正规就业者主要面临职业困境、户籍限制、公共服务差距、风险应对能力弱等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等改革,提升就业质量,推动市民化和社会融合。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对区域和全球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加到2019年的60.6%,2030年将达到70%,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以全国近7%的土地面积生产了7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城市群更是集聚了全国大部分城镇人口和GDP。因此,城市和城市群的健康与可持续性将决定中国未来发展的质量与进程。识别城市和城市群发展的程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外差距,亟需进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本研究系统综述了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思想与指标体系的发展历程,重点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框架考察了开展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方法,提出了构建城市和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指数的途径,并从平台构建、大数据基础、跟踪发布等方面提出了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评价建立城市发展“仪表盘”的思路。基于联合国SDG框架的城市和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指数可为目标城市对标其他城市、开展不同区域城市的对比、找准发展目标与识别存在问题等方面提供重要支撑。
在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乡村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乡城流动人口的返乡回流现象逐渐显现,流动人口呈现外出与回流并存的趋势,大量的流动人口回流对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探索中国城乡关系变化的重要视角。论文采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建立二分类Logistic模型,对全国跨省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具有回流意愿的流动人口具有相似的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较大、受教育水平较低、没有稳定的婚姻状态等;② 跨省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从流入地来看,东南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高,从流出地来看,中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高;③ 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受到个人因素、流动因素、家庭因素、制度因素多个方面的影响,其中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进城务工时间、是否为独自流动、家庭月收入、现住房性质、社会保障制度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韧性作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重要属性,是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应对内外环境扰动时主动抵御(系统维持)、适应(系统演化)或者更新(系统突变)的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论文基于国内外韧性研究成果和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内涵与本质,科学认知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韧性的内涵;基于认识论与本体论,从扰动、利益相关者、系统状态、系统目的与韧性能力5个方面对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韧性进行质性研究,解构出扰动与脆弱性、脆弱性与韧性回馈、韧性评估与阈值效应、适应性治理等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韧性研究的基本研究域,以初步形成其研究框架;并从多学科理论融合与多方法集成、时空尺度关联和多维因素传导及利益相关者一体化适应性治理体系构建等方面厘定其未来研究重点。
伴随着快速城镇化,生态环境剧烈变化与社会经济结构深刻转变使中国城乡发展问题愈发突出,城乡治理面临新挑战。社会—生态韧性理论与城乡治理实践存在紧密关联,但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欠缺。论文以中国城乡发展问题为导向,厘清社会—生态韧性与城乡发展的关系,构建社会—生态韧性视角下城乡治理的逻辑框架。将社会—生态韧性的核心理念(耦合、自组织和学习)引入城乡规划、个体参与和政策制定,将促进城乡融合和可持续发展。在未来的城乡治理中,需要将社会与生态问题统筹考虑,贯彻人地耦合的理念,形成多层级的城乡协同治理网络,促进适应性治理,培育不同尺度城乡治理主体的合作和创新,尤其要重视城乡社区的学习、适应能力构建。实践中需要充分利用空间规划工具,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城乡空间治理范畴,协调城乡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福祉的关系,增强城乡对不确定性的缓冲和应对能力。
快速城镇化是古村落消失的主要原因。为阻止这种趋势,保护、利用古村落遗产,自然资源部、文化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四部门联合公布“中国传统村落”名单。论文的研究目标是用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分析这种行政手段的有效性。选择江西省作为案例地的原因是江西“中国传统村落”数量超过中国各省平均值,相关数据容易获得。论文提出2个先验命题：一是在城镇化辐射强的地带古村落保护受到的挑战最大;二是“中国传统村落”命名的行政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村落建筑遗产的消失。采用夜晚灯光遥感数据、GDP和人口的栅格数据、交通路网数据确定6个城镇化辐射等级地带,而后与“中国传统村落”密度、文物数据、新村数据对比。经过分析,支持了上述2个命题,从而表明“中国传统村落”命名手段虽然不能挽回消失的古村落,但是在一定程度阻止了消失的趋势。
土地问题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实的关键。土地整治和资本化作为提升土地质量、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手段,一直是各方探讨的热点。论文以广东省实施的农村拆旧复垦政策为切入点,分析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复垦模式资本化效应的形成机制,梳理其与乡村振兴、城乡联动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在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复垦模式实施中,以市场机制为主的“弱关系”和土地流转为主的“强关系”分别在整治腾退建设用地和复垦农业用地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实现土地资本化的主要路径;其次,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复垦模式主要通过结构重组、空间重构、生产方式变革和生态环境优化等推动乡村振兴;最后,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复垦模式以跨地区市场交易平台为载体,引导城乡之间土地、资金等要素流通,通过设置最低保护价和优先购买权等方式保障乡村的发展权利,实现城乡等价要素联动。
基于长三角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在测度2001—2016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城镇化协调水平后,运用泰尔指数、重心轨迹、热点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总体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省内差异不断缩小但省域间的差异在不断扩大;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整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西北—东南方向的城镇化协调发展动态演化格局变化不大,历年重心较为稳定,但空间关联范围和离散程度呈扩大趋势。② 从空间的集聚特征来看,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有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区渐向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苏南、浙北等地区集聚,冷点区稳定分布在皖北、皖南和浙南。③ 影响城镇化协调发展空间特征的各因素均显著为正,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主导着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人口集聚效应对邻近城市城镇化协调水平提升更加明显,充分发挥城镇化高协调区对低协调区的带动作用,实现长三角地区均衡发展。
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国城镇化已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城镇化,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失地农民的居住形态由原来的宅基地建房为主转变成征地补偿房、租房和自购商品房等多种形式并存,即出现了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居住空间分异对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会产生重要影响,但其作用机制的有关研究尚少。论文基于长三角地区的调研数据,以“社会—空间”为主要视角,从住房类型(含区位)和住房人均面积2个维度衡量居住空间,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居住空间对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作用机制为：一是不同居住空间的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程度有显著差别;二是住房类型对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影响最大,住房面积则影响不大;三是性别、年龄、职业、收入、获得非农户口的时间等因素也与住房类型共同产生作用。为推动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提升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可采取的措施有推行混合居住模式、增强就业能力以及政府增加投入提升城郊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等。
近年来,城市创新投入要素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不断增加。论文基于2010—2017年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空间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与马尔可夫链等方法,测度创新投入要素的经济溢出效应并揭示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创新外溢对区域经济趋同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市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对城市自身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直接效应,创新投入的溢出效应显著且大于其直接效应,而创新产出的溢出效应不显著;② 受创新投入要素影响,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但毗邻不同创新投入类型的城市对本地经济增长呈现出“高促进、低抑制”的态势;③ 长三角一体化经济格局呈现由中心区高水平趋同向外围低水平趋同转变的特征,且具有明显的空间转移惰性,创新投入外溢作用将加剧区域经济增长的“马太效应”;④ 经济增长类型转移的城市集中于省域边界,在局部溢出作用下表现出复杂的转移机理。基于创新局部外溢促进经济俱乐部趋同的分析结果,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
在新时代的城镇建设中,中国倡导发展具有历史记忆和文化脉络的新型城镇。历史街区是地方历史文化得以延续的载体,其更新改造是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论文以空间生产理论作为理论框架,对广州永庆坊空间重构过程和主体文化实践进行剖析。研究发现：文化是永庆坊改造得以推进的关键因素,其文化价值得到官方认可后,开始在文化保护的框架下开展了更新改造工作。更新改造后的永庆坊由原来的居住空间转变为文化消费空间,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杂糅对外来游客文化体验满意度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在永庆坊的更新改造案例中,文化作为重要能动力量参与历史街区多主体的空间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空间生产的文化维度。从实践层面上看,这一案例对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参考意义,在城镇化建设中应构建具有地方历史文化特色的新型城镇。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乡村经历着剧烈的转型与重构,乡村地区的建筑民居、生态景观、文化遗产等物质与非物质空间要素的潜在价值逐步显化,乡村空间商品化的态势逐渐显现。论文以苏州市吴中区西巷自然村为案例,采用田野调查、非结构化访谈等方式,开展发达地区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与机制研究。研究发现：乡村空间商品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空间本身逐渐成为商品被“销售”,进而获取一定利润的过程,该过程的空间内涵体现在空间表征与空间实践2个层面。从空间表征来看,西巷村空间商品化由乡村空间中农产品的商品化扩展到乡村空间本身的商品化,并且伴随着由单一的农业生产空间向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的多功能空间转变,更加注重营销空间品质与体验等非实体产品。从空间实践来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西巷村空间商品化是由村庄内外部多元异质主体的一系列实践推动,各行动者能获取共同利益是其得以联结形成网络的基础条件,网络中非人类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需要得到充分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