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GRESS IN GEOGRAPHY
 
引用检索 快速检索 图表检索 高级检索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Vol. 38 Issue (5) : 662- 674
地方认同的内涵维度及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戴旭俊, 刘爱利*,
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北京 100048

第一作者简介:戴旭俊(1994— ),女,安徽黄山人,硕士生,主要从事文化地理学研究。E-mail: daisyforever1026@126.com

* 通信作者简介:刘爱利(1981— ),男,山东莱芜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旅游地理与旅游声景等相关研究。E-mail: beyondtour@163.com
摘要

作为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地方认同反映了主体对地方的情感依恋,不仅对居民满意度和游客忠诚度产生影响,还能影响主体的环境行为,进而影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论文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地方认同的内涵、维度、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进行了综合分析。主要结论包括:① 地方认同内涵理解和维度划分,因学者学科背景及研究目的不同呈现差异化。地方认同及其相关概念存在5种逻辑关系。基于新的认识论基础上的内涵解析,将有助于促进地方认同概念内涵认识及理解的趋同化发展。地方认同及其相关概念关系的进一步梳理,有助于维度分类、方法及适用标准的规范化。② 地方认同影响因素包括个人、地方自然环境及社会文化。基于人文地理学视角的人地关系研究,是地方认同形成机制的主要范式。多理论视角的分析,是未来地方认同影响因素及机制探究研究的重要方向。③ 国内地方认同研究开始时间较晚。虽然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地方认同研究的核心内容上存在一致性,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其中国内只有少量学者关注到空间尺度与地方景观对地方认同的影响,气候、时间方面与地方认同的关系研究是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关键词: 地方认同; 地方理论; 内涵; 维度; 影响因素;
Progress of connotation, dimens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lace identity
DAI Xujun, LIU Aili*,
College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human geography, place identity reflects the subjects'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the place. It not only can affect residents' satisfaction and tourists' loyalty to the place, but also affects the subject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d thus affec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Based on the related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this article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dimens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s of place identity. The main conclusions include: 1) Understanding of place identity connotation and division of its dimensions are dependent on the academic backgrounds of researchers and the purposes of research. There are five log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place identity and related concepts. Connotat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new epistemology will help promot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place identity. Further clarific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lace identity and related concepts helps to standardize the classification, methods, and applicable standards. 2) Factors affecting place identity include individual, local natural environmental, social, culture factors, and so on. The study of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of human geography is the main paradigm of place identity research. Application of multipl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examin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s of place identity in the future. 3) Place identity research in China started late. Although scholars in China and abroad agree on the core content of place identity research,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ir research are different. Only a few scholars in China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spatial scale and local landscape on place identity.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e, time, and place identity is the key content that needs to be focused on in the future.

Keyword: place identity; place theory; connotation; dimension; influencing factor;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心理问题、资源保护和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地方(place)是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创造出的意义(Wright, 1947),不仅具有地理上的含义,还有人文、社会心理的内涵(庄春萍等, 2011),是理解和解释各类社会问题的重要理论及视角。地方理论是人文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重要内容,包括地方感(sense of place)、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等核心概念。近年来,随着地方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推进,地方认同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主题,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尤其在2011年之后,有关地方认同的理论梳理和实证研究不断涌现,成为地方理论研究的前沿议题之一。在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之外,文献回顾与梳理也是近年来地方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国内学者对地方感、地方依恋的及时回顾、归纳和总结,在一定程度上理清了地方理论的研究脉络和发展趋势,但对地方认同相关研究的梳理相对欠缺,尤其是对过去10 a地方认同相关研究的总结和梳理不足。基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综合最新研究成果,重点从地方认同的内涵、维度、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等几个方面,系统回顾和梳理地方认同相关研究,旨在探究地方认同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总体趋势,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思路和借鉴。

1 总体研究态势

地方理论研究起源于国外。Tuan(1974)首先将“地方”引入人文地理学,提出“恋地情结”概念,随后地方认同(Proshansky, 1978)、地方感(Steele, 1981)、地方依赖(Williams et al, 1989)等概念相继被提出。地方认同是多学科概念,涉及人文地理学、环境心理学、社会学和神经科学等。Tuan(1974)把人的主体感受纳入地理研究的范畴,以地方认同为主要表达形式之一的空间感应研究开始成为人文地理学的新领域。1983年Proshansky等将“地方认同”引入环境心理学,自此基于环境心理学和人文地理学视角的地方认同理论和实证研究持续增多。从神经科学(neuroscientific)视角对地方感和地方认同进行的研究也开始显现(Lengen et al, 2012)。

从研究历程看,国外地方认同研究可分为以下3个阶段。① 概念提出阶段(1978—1984年):地方认同概念被提出(Proshansky, 1978),并将其引入环境心理学(Proshansky et al, 1983)。② 理论完善阶段(1984—2007年):对地方认同概念进行深入探讨(Williams et al, 1992; Giuliani et al, 1993; Moore et al, 1994),开始展开对维度(Low, 1992)、形成过程(Breakwell, 1992)及影响因素(Fullilove, 1996; Dixon et al, 2004)的研究,逐渐完善地方认同理论。③ 实证应用阶段(2007— ):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居民(Hernández et al, 2007)和游客(Davis, 2016),还包括一些特殊群体,如第三文化儿童(third culture kids)(Lijadi et al, 2017)、中国移民(Liu, 2014)等,空间尺度也从社区(Casakin et al, 2009)和城市(Lewicka, 2008)扩展到公园(Ngesan et al, 2012)、博物馆(Dimache et al, 2017)等。

国内关于地方理论的研究相对滞后。1997年张捷引入“地方”概念用于解释人们对一个区域的认同感或异地感,认为地方认同是旅游地吸引力的基础(张捷, 1997)。2006年“场所依赖”(place attachment)、“场所认同”(place identity)、“场所依靠”(place dependence)概念首次被黄向等(2006)以综述形式引入国内(图1)。目前,国内地方理论研究主要包括文献梳理(唐文跃, 2007; 朱竑等, 2010)和实证研究(杨立国等, 2015) 2个方面,总体尚处于起步阶段。

图1 国内外地方理论研究脉络
注:根据相关文献整理得到。
Fig.1 Research on place theories

在中国知网以“地方认同”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相关文献最早出现于2006年。根据研究的年代和主题内容,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① 初探阶段(2006—2010年):2006年黄向等在介绍国外场所依赖(place attachment)研究进展时,提出场所依赖的二维结构,即场所依靠(place dependence)和场所认同(place identity),将地方认同概念引入国内。唐文跃(2007)对国外地方感研究进行梳理时,将地方认同作为地方感的一个维度进行讨论,地方认同开始引起国内学者关注。2006—2009年研究文献较少,每年分别为6、8、6、7篇。② 了解阶段(2010—2015年):2010年地方认同研究文献为8篇,2011年研究文献突增,达到28篇,不仅有大量文献将地方认同作为地方理论的一个维度展开讨论(朱竑等, 2010; 唐文跃, 2011a),而且对地方认同的主题研究也显著增多(庄春萍等, 2011),主要集中在地方认同的概念、影响因素等方面。③ 拓展阶段(2015— ):地方认同研究文献相对较多,且以实证研究方式为主,研究内容主要为地方认同的影响因素(杨立国等, 2015)。

文献梳理与回顾是地方研究的重要方面。朱竑等(2010)对地方感、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等概念进行了辨析研究,并指出了未来地方研究的方向。庄春萍等(2011)从环境心理学视角对地方认同研究进展进行综述,着重强调了地方的心理意义。2011年之后地方认同的文献梳理相对不足,这与地方相关研究在2011年之后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不符,亟需进行及时的回顾和梳理分析。

2 研究进展
2.1 内涵

2.1.1 地方认同的概念理解

地方认同是人文地理学,尤其是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概念之一,但目前尚未形成学术界统一的概念认知。地方作为地方认同的基础概念,指的是“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创造出的意义,应就主观性意义对地方进行重新认识”(Wright, 1947),而认同(identity)在不同研究领域内,解释有所不同(赵宏杰等, 2013)。余向洋等(2015)认为,心理学的认同是个人向另一个人或团体的价值、规范与面貌去模仿、内化并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的心理过程;社会学的认同强调从人的社会性以及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为基础研究人的自我意识;景观学领域内,认同指的是地方的特征和独特性(Lalli, 1992)。

由于认同概念涉及多种学科的不同理解,因此,不同学科视角下,国内外学者对地方认同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地方认同概念最早源于环境心理学,1978年,Proshansky率先提出了地方认同概念,他强调地方认同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是“通过人们有意识和无意识中存在的想法、信念、偏好、情感、价值观、目标、行为趋势以及技能的复杂交互作用”,是“与物理环境有关”的“个人认同(personal identity)”(引自庄春萍等, 2011)。1983年,Sarbin在地方认同的自我关系层面上补充了Proshansky的观点,他认为地方认同受到个人创造的特定情节的影响。同年,Proshansky等将地方认同正式引入环境心理学,不只将地方认同看作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同时强调地方认同还包括物理环境,是“客观世界社会化的自我”。Korpela(1989)Sarbin(1983)的研究背景上,提出地方认同是受自我功能性原则影响而对现行环境进行自然调节的产物。Hernández等(2007)认为地方认同强调人与场所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将自己描述为“属于特定地方”,其中地方认同是个人和社会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Marzano(2015)设计了“地方实体” (place entity)模型,认为地方认同表达了对物质和社会环境积极或消极的感知,是个人、团体或社区在特定时间表征“地方实体”的实例。Bernardoab等(2016)提出地方认同包括多个组成部分(空间-物理和社会问题)以及个人和社会地位经验(个人和社会意义、感受和经验)等多地方性质。

休闲科学视角下,Williams等(1992)在研究设施对户外娱乐影响时,强调了地方认同的心理学层面,指出地方认同是对地方的情感性依恋。Moore等(1994)研究地方依恋与娱乐环境的关系时,提出地方认同更强调情感层面。Bricker等(2000)Proshansky(1978)的观点进行引申,认为地方认同是态度、价值观、思想、信仰、意义和行为倾向等的集合体,远远超出情感依恋,归属于特定的地方。此外,Sarbin(2005)认为地方认同不仅体现了人们对地方的情感依恋,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还是社会认同的一个显著成分。

国内学者对地方认同概念的研究更多基于人文地理学视角。黄向等(2006)将地方认同等概念引入国内。唐文跃(2007)在国外已有研究基础上,提出地方认同是对某个地方作为社会角色自我感知的一部分的认知。赵宏杰等(2013)认为地方认同是个体对于某一地方在心理情感层面上所产生的依恋感和归属感。胡宪洋等(2015)提出地方认同的概念来自于地方本身,具体表现为4个特征:个人对地方的熟知、人因地方存在而产生的情感满足与偏好、地方认同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借由地方的自我表征。

随着认同研究热度的提高,以认同为中心词的复合词日益增多,不只是地方认同,各学者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社会认同等研究也日益增多。这些概念是相互融合、互相共存的。认同概念尽管各学科都存在界定,但在具体研究上则表现为交叉或交错使用。

2.1.2 地方认同维度

维度划分是地方认同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进行实证研究的关键步骤。由于地方认同概念理解的差异,加上不同学者学科背景和研究目的的不同,因此在对地方认同维度进行划分时,也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结果。

Proshansky(1978)基于环境心理学视角,认为地方认同是个多维结构,包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观点、信念、偏好、感觉、价值观、目标以及行为倾向和技能,这为地方认同维度的划分提供了思想前提。Breakwell(1986, 1992)将地方认同划分为4个维度:独特性(distinctiveness)、连续性(continuity)、自尊(self-esteem)和自我效能(self-efficacy)。Twigger-Ross等(1996)在研究居民依恋感与居住环境之间的关系时,采用Breakwell的4维度划分方法。Knez(2005)在Breakwell地方认同4维划分基础上,将连续性分为地方指导连贯性和地方一致连续性,提出了地方认同的5维度模型,即独特性、地方指导连贯性(place referent continuity)、地方一致连续性(place congruent continuity)、自尊和自我效能。总体来看,这几位学者的研究,不管是维度的4分法还是5分法,基本都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具有内在关联性。

与Breakwell等学者不同,Lalli(1992)提出的“居住城市认同量表”,将地方认同划分为5个维度:外部评价(external evaluation)、总体依恋(general attachment)、承诺(commitment)、连续性(continuity with personal past)和熟悉感(perception of familiarity)。Droseltis等(2010)将地方认同分为自我延伸(self-extension)、环境适宜(environmental fit)、地方-自我一致性(place-self congruity)及情感依恋(emotional attachment)4个维度。

维度划分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源于学者们学科背景和研究目的不同。理论模型派的学者如Breakwell(1986)率先通过建构模型的方式,探讨认同的建构,提出地方认同的4项指导原则。Twigger-Ross等(1996)认为很多研究虽然都在使用地方认同概念,但却没有具体表明地方与认同之间的关系,故采用Breakwell(1986)的理论模型来检验地方与认同之间的关系。Knez(2005)引用Neisser(1988)对认同的定义:认同包括5种“自我”,即生态自我(ecological self)、人际自我(interpersonal self)、扩展自我(extended self)、私人自我(private self)及概念自我(conceptual self),并结合前人对地方认同的维度研究,提出地方认同的5维度模型。而认同量表派的学者如Lalli(1992)则对理论进行梳理,提出了城市认同量表,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可行操作,并采用不同城市案例地证明了此测量量表的优点,该量表首次将地方认同量化。Droseltis等(2010)在构建地方认同量表时,通过对文献梳理,将4个比较容易区别出来的维度作为量表的子维度。

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地方认同维度研究,主要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融合创新。Gu等(2008)Wang等(2015)采用Breakwell(1986, 1992)的独特性、连续性、自尊和自我效能4维度模型,研究地方认同与旅游业的相互影响。黄飞等(2016)采用Lalli(1992)的“居住城市认同量表”研究本地人与外地人地方认同的差异;赵宏杰等(2013)根据Breakwell(1986, 1992)、Lalli(1992)Knez(2005)等的研究,将区别性、依恋、自我效能和承诺纳入地方认同量表,并根据地方认同与休闲效益关系的研究目标,加入了历史文化和环境2个维度。目前国内应用较多的是将地方认同划分为认知、情感、意向3个维度(刘博等, 2012; 杨立国等, 2015; 袁超等, 2017)。此外,老年学家Downey等(2017)采用独特性、指导连贯性、一致的连续性、自尊和自我效能5维度模型设计地方认同量表,从而研究地方认同在老年农夫退休决策中的作用。总体而言,近年来随着地方认同实证研究的增多,地方认同维度划分也呈现围绕研究主题与目的、以改造和修正现有维度为主的显著特征。

2.1.3 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地方依赖的关系

地方依恋的概念研究较丰富,尽管不同学者对地方依恋的概念看法不一致,但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概念是Williams等(1989)的观点,即“地方依恋是人与地方之间基于感情(情绪、感觉)、认知(思想、知识、信仰)和实践(行为、行动)的一种联系”。此外,国内还有大量学者对地方感、地方依恋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唐文跃, 2007; 范莉娜等, 2014)。

地方依赖的专门化研究还不多。Stokols等(1981)首次提到“地方依赖”,并指出地方依赖包括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指地方所具有的人类生活所需的资源,第二个维度是指人们在该地方生活与其他地方相比,在资源环境方面的优势。Williams等(1992)提出地方依恋的二维论:地方依恋由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组成,其中地方依赖表示人对地方的功能性依恋。Jorgensen等(2001)认为地方依赖是指选择该地进行活动的原因及在该地达成活动目的的程度。黄向等(2006)将“场所依赖”(place attachment)概念引入国内,根据Stokols等(1981)Williams等(1989)的研究,提出地方依赖是指地方的资源和设施对活动展开的重要性程度。杨振山等(2019)从迁居意愿的视角,将地方依赖和社区认同引入迁居研究,进而对城市居民的居住选择进行了分析。

目前Williams等(1992)的二维论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应用,地方依赖常作为地方依恋的一个子维度,进行实证研究。大量研究发现,地方依赖对地方认同具有正向影响。Moore等(1994)探索休闲设施与地方依恋的关系,结果发现地方依赖能够预测地方认同。尹铎等(2015)研究发现地方依赖是地方认同的基础,城市雕塑景观象征意义通过影响居民对城市新区地方依赖水平,正向影响地方认同。唐文跃(2011b)分析安徽皖南古村落居民地方依恋特征,发现地方依赖能正向影响地方认同。

除了概念理解的差异,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地方依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者之间逻辑关系的混乱。本文在对相关文献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识别出三者之间主要存在的5种逻辑关系(图2):

图2 地方感、地方依恋、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的5种逻辑关系
注:根据相关文献整理所得。
Fig.2 Five log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nse of place, place attachment, place identity, and place dependence

(1) 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概念等同(图2a)。研究视角包括环境心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环境心理学视角下,Rowles(1983)Brown等(1985)在对地方依恋进行研究时,将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看作同一概念。人文地理学视角下,Stedman(2002)对地方意义进行研究时,提出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相同。

(2) 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并列,是地方依恋的子维度(图2b)。研究视角包括环境心理学、休闲科学、自然地理学及人文地理学。环境心理学视角下,Hammitt等(引自吴丽敏等, 2015)及Kyle等(2005)对地方依恋的维度进行划分时,提出地方依恋分为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休闲科学视角下,Williams等(1992)研究地方依恋影响因素时,认为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是地方依恋的子维度。自然地理学视角下,Gregory等(2007)在研究地方依恋与景观价值的关系时,提出地方依恋包括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研究较多,Bricker等(2000)认为地方依恋包括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两个子维度;Gross等(2008)提出地方依恋包括地方认同、地方依赖、生活方式;王坤等(2013)认为地方依恋分为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及社会联系;王华等(2014)提出地方依恋包括地方熟悉感、地方归属感、地方认同、地方依赖、根深蒂固感。

(3) 地方依恋、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并列,是地方感的子维度(图2c)。环境心理学视角下,Low(1992) 对地方依恋的产生过程进行研究,得出地方感分为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及地方依赖;Jorgensen等(2001)认为地方依恋、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并列,是地方感的子维度。人文地理学视角下,李如铁等(2017)对地方感进行研究,提出地方感分为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及地方依赖3个维度。

(4) 地方依恋是地方认同的子维度(图2d)。环境心理学视角下,Lalli(1992)研究居民的城市认同,提出地方认同包括地方依恋。人文地理学视角下,Marcouyeux等(2011)研究地方认同各个维度与地方形象的相关性,提出地方依恋是地方认同的子维度。

(5) 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相互独立(图2e)。人文地理学视角下,Davis(2016)对地方机制与营造旅游环境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相互独立。

综上可知,不同研究视角下,地方感、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依赖概念间的逻辑关系不尽相同。对现有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发现,地方依恋的研究视角较多,除了少量学者将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概念看作一致外,大多数学者对地方依恋进行研究时,采纳Williams等(1992)的观点,将地方依恋分为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2个子维度,其中地方认同表示对地方的情感性依恋,地方依赖表示功能性依恋(孙九霞等, 2015);对地方感的研究主要基于环境心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对地方感进行研究时,学者们多将地方感划分为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地方认同3个子维度;当研究主题为地方认同,在讨论相关概念间的关系时,多将地方依恋看作地方认同的子维度。

2.2 地方认同的影响因素

Proshansky等(1983)提出性别、年龄和个体心理特征会影响个体心理结构,从而对地方认同产生影响,随后引发了国内外对地方认同影响因素研究的广泛关注。目前地方认同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以实证研究方式为主,国内尤其突出。

影响地方认同因素分为个人因素、地方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因素(庄春萍等, 2011)。个人因素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国内学者对地方自然环境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社会文化因素。个人因素、地方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影响地方认同(表1)。

表1 地方认同影响因素研究 Tab.1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lace identity

2.2.1 个人因素

个人因素包括迁移、居住时间、个体心理因素、人口社会学特征等,研究主要集中在居民居住方面。

迁移是影响地方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Dixon et al, 2004)。人们会对早期生活和发展的地方产生归属感和情感(Twigger-Ross et al, 1996),当人们离开了熟悉的环境,与地方的联系突然中断,会引发强烈的心理反应,如怀旧、迷失方向等(Fullilove, 1996),从而对地方认同产生不良影响。实证研究中,Lalli(1988)Hernández等(2007)发现,出生地与居住地的一致性也会对地方认同造成影响,非原住民对居住地的地方认同水平要低于原住民。对第三文化儿童而言,他们容易因为护照上印刷的国家名称与居住国家的认同差异而产生不适(Liu, 2014),其归属感不断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地方认同(Lijadi et al, 2017)。对中西部、华东和华北的4个城市居民调查发现,本地人有更高的地方认同(黄飞等, 2016)。对于移民而言,有无户籍是地方认同强弱的关键因素(赵向光等, 2013; 袁超等, 2017),本地人的地方认同要强于外地人。

Giuliani等(1993)认为地方认同反映了个人对地方的情感倾注,会随着时间发展而变化,居住促进了个人在社会关系的发展,在一个地方长期居住能够加强地方认同(Tuan, 1977; Fleury-Bahi et al, 2008)。Casakin等(2015)对以色列城市居民的地方认同进行研究,发现居住时间与地方认同呈正相关关系。袁超等(2017)对不同类型旅游移民的地方认同水平及影响因素作出分析,发现居住时间显著影响生活方式型旅游移民的地方认同。

居住满意度、幸福感、情感依恋及风险知觉等个体心理因素也与地方认同有关。虽然大部分学者认为地方认同影响居住满意度(Fleury-Bahi et al, 2008),但也有少部分研究提出居住满意度也能影响地方认同,如Bonaiuto等(1999)提出居民先产生居住满意度,后产生地方认同,Uzzell等(2002)也认为居住满意度能预测地方认同。Lv等(2017)研究发现,社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对地方认同有积极的预测作用。基于个人价值观和自我概念的个人对地方(比如家和社区)的情感依恋也能显著影响地方认同(Stokols et al, 2009)。

社会阶级、宗教、性别、年龄等人口社会学特征也会影响地方认同。Martin(2005)研究表明,居民的地方认同与社会阶级和地位有关,伦敦中产阶级和本地工人阶级的认同感不同。Casakin等(2009)在对以色列城市研究中发现,宗教居民具有高度理想主义,对社区有强烈感情,更倾向于较小的定居点,而世俗居民的生活方式更加个性化,对大的居住地的认同感更强。国内对地方认同实证研究发现,性别对移民地方认同强度影响不显著(袁超等, 2017),这与Proshansky等(1983)的观点不一致。此外,袁超等(2017)研究云南丽江古城旅游移民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地方认同感越强。

2.2.2 地方自然环境因素

地方认同不仅与个人因素有关,还受到地方自然环境的影响,具体包括:空间尺度、气候、地方景观和时间等。

地方是能够使人产生强烈感情体验的空间,空间尺度多样化,小至某个房间、家、社区,大至城市、区域、国家等。社区是地方认同研究的基本尺度(Casakin et al, 2015),大多数学者都是基于社区对地方认同进行研究(Gu et al, 2008; Hallak et al, 2012)。除了关注社区外,居民与城市也会经历强烈互动(Hernández et al, 2007)。部分学者对基于社区与其他空间尺度地方认同的对比研究表明,人与城市的地方关系要强于社区(Hernández et al, 2007; Lewicka, 2010)。在以色列城市实证研究中,Casakin等(2015)发现大城市居民的地方认同比小城市和中等规模城市高;而对于宗教居民来说,相比大的居住地,他们对小的居住地情感要更为强烈(Casakin et al, 2009)。黄飞等(2016)认为社区(尤其是功能不完善的社区)不是个体生存的所有空间,只在个体生活工作中占据一部分,当地方大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对地方的大部分很少涉足,个体与地方关联度又会下降。

气候也会影响居民的地方认同程度。居民感知的地方气候条件越好,地方认同感越强(Knez, 2005)。地方景观也显著影响地方认同。Ngesan等(2012)对沙阿市城市公园调查研究,发现城市公园的标志和符号会影响地方认同。Ngesan等(2013)提出象征性标识是认可一个环境的最常见的方式之一,可以将地方与实体事物联系起来。杨立国等(2015)将侗族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分为鼓楼、萨坛、围鼓楼布局、杉山溪田,通过建构结构方程模型,发现侗寨景观的4个基因均对地方认同产生正向影响。

国外研究还发现时间会影响主体对地方的理解和认同(Lynch, 1960)。Hague等(2005)认为需要从空间、自然和时间3个方面来理解地方。环境会随着时间变化(Proshansky et al, 1983),Zaki等(2012)提出人在该地方夜晚的经历与白天不同,人与空间的关系也会因为地方经历不同而差异化(Cheshmehzangi, 2012)。不同时间的环境会影响地方认同程度(Ngesan et al, 2013)。

2.2.3 社会文化因素

地方是由基于与个人内部心理和社会过程相互关联构成的物理环境以及在该地点进行的活动而定义(Smaldone et al, 2005),除了个人因素和地方自然环境外,人与地方相关的意义和联系也会影响地方认同(Bott et al, 2003)。

全球化(朱竑等, 2010; 余向洋等, 2015)、高风险工业(Carrus et al, 2005)和灾难事件(Fullilove, 1996)会降低居民地方认同感。居民地方认同程度与城市旅游发展状况和阶段有关(Wang et al, 2015),Rekom等(2006)认为旅游业发展能够强化地方认同。

地方活动会影响地方认同的强度。对于居民而言,Deener(2010)发现对社区建立良好认同的非本地人常参加当地居民的日常活动和节庆,De Bres等(2001)也认为节庆能够强化居民地方认同程度;相反,拒绝参加社区活动的本地人难以与地方产生积极联系。而刘博等(2014)认为,节庆实践与地方的互动可能增进地方认同,也可能消解原有的地方认同。就游客而言,如果游客在目的地获得了高质量的旅游体验,就会强化其对目的地的正向认同,否则就会对地方产生负面认同(陈才等, 2011)。赵宏杰等(2013)对中国大陆赴台自由行游客研究发现,游客地方认同与休闲效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国内大量学者对影响地方认同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研究,主要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研究内容包括全球化、城市化和祠堂(李凡等, 2013)、节庆活动(刘博等, 2012)、祠神(郑衡泌, 2012)、雕塑景观(尹铎等, 2015)、文本(唐顺英等, 2011)等(表2)。

表2 国内地方认同实证研究代表案例 Tab.2 Empirical studies about place identity in China
2.3 地方认同的形成机制

地方认同理论没有提供关于地方认同形成结构和形成过程的细节(Twigger-Ross et al, 1996)。不同学者从不同学科对地方认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归纳总结地方认同的形成机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文地理学领域。

庄春萍等(2011)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对地方认同的概念、前因后果以及研究方法进行整理归纳,认为人们居住在一个地方,就会与该地产生认知和情感上的联系,从而会赋予这个地方以某种意义,并从人格、地方物理特征和社会角度,提出影响个体地方认同水平的心理学机制需要进一步进行探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Relph(1976)将主体对地方认同划分为7个层次,周尚意等(2011)将其解释为:① 存在的外在经历,指人们将地方作为异化于人性之外的事物来感受的经历。② 客观的外在经历,指人们将地方作为一个与其他地方没有意义差别的空间来感受。③ 偶然的外在经历,指人们将地方仅作为活动的背景来感受。④ 代理的内在经历,指人们通过诗画、影视或文学作品等间接的途径感受地方的经历。⑤ 行为的内在经历,指人们通过审慎从事文化表征行为来感受地方。所谓文化表征行为是指将个人地方经验通过某种形式(文字、绘画、音乐等)表达出来的行为。⑥ 移情的内在经历,指人们即便不在某一地方生活或工作,但是与该地方有情感的牵连。⑦ 存在的内在经历,人们对地方感受是主动的、充满意义的。当人们对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有了深厚的情感,便会主动地讴歌地方之美。

人文地理学视角下地方认同的建构,从本质上来看,是外部力量与本地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朱竑等, 2010)。从主体视角来看,不同主体对地方有不同的经验和认识,形成机制也不同。对于居民而言,即使居住地相同,地方认同的影响因素也会有差别,如文化程度会影响丽江古城生活方式型旅游移民地方认同,对经济利益导向型旅游移民而言则不影响(袁超等, 2017)。对于游客而言,陈才等(2011)认为游客的地方认同主要受到目的地意象、旅游动机与旅游经历等因素的影响;而Davis(2016)则提出,游客的地方认同分为抽象认同和具体认同,抽象认同不需要过去经验,只需要一定的知识或期望,形成抽象认同的来源多种多样,而具体的地方认同则是从过去的经验形成的。

地方认同的形成机制不仅会受到个体内部因素影响,呈现差异化特征,还会受到外部因素影响而不断进行变化、调整甚至重构(李凡等, 2013)。从发展的视角看,Wang等(2015)认为地方认同形成过程是人与地方持续互动的过程,在时空维度上具有动态建构性,在长期历史中得以维持的机制问题有待分析论证(郑衡泌, 2012)。

基于不同理论视角的地方性形成机制研究也为地方认同机制探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周尚意等(2011)从人文主义地理学和结构主义地理学对“地方性”的不同定义出发,选取北京798和上海M50等2个艺术区作为典型案例,分析人文主义机制和结构主义机制的相互作用,其中不同群体对城市地方性的深层情感认同分析是重要方面。

总体来看,目前关于地方认同的研究,大多采用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视角,重点关注主体对地方及地方性在认知、意向、情感等方面的认同,强调地方认同的主体性。而结构主义等其他理论视角的融入,能为地方认同机制的实证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3 结论与启示

自地方认同成为地方研究的核心议题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地方认同的概念内涵、维度、影响因素及机制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与分析,尤其在地方认同的实证研究方面,通过大量典型案例分析,取得了相对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及启示包括:

(1) 多学科视角的内涵分析初步构建了地方认同的概念框架;虽然尚未形成广为接受的地方认同概念内涵,但基于不同视角的内涵框架,有助于不同目的实证研究的开展和推进。地方认同内涵界定的差异,来源于不同学科背景学者对“地方”“认同”的不同界定,也受制于特定研究目的的结果导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未来的地方认同研究中,对概念内涵的理解差异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随着地方认同研究理论基础的拓展和视角的创新,基于新的认识论基础上的内涵解析,将有助于促进地方认同概念内涵认识及理解的趋同化发展。

(2) 维度是地方认同研究的重要方面,维度的选取及设定更是实证研究的关键步骤。由于目前对地方认同、地方依赖、地方依恋等核心概念理解的差异,地方认同及其相关概念呈现5种不同的逻辑关系;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维度的划分和应用,也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研究目的密切相关。在未来研究中,一方面应该在概念解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地方认同、地方依恋、地方依赖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是地方认同维度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应在前一关系梳理的基础上,参照国外相关研究,进一步规范地方认同维度的划分、方法及适用标准,从而为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对比分析奠定基础。

(3) 影响地方认同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地方自然环境及社会文化3个方面,这3个方面要素的单一或综合作用,尤其是人地要素的相互作用,是地方认同机制的形成过程。由于地方认同更多侧重认同主体的认知、情感和意向,因此基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视角,是地方认同形成机制的主要范式。在未来研究中,综合运用多理论视角对多重要素的综合作用进行分析,是地方认同影响因素及机制探究的重要方向。

(4) 从国内外研究对比来看,国内地方认同研究开始时间较晚,曾经一度滞后于国外相关研究,近年来随着各类实证研究的开展,差距逐渐缩小;虽然国内外学者在地方认同研究的核心内容上存在一致性,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其突出表现是,不管在内涵、维度、影响因素及机制等各方面,国外学者都对基础理论研究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从而构建了研究的基础框架,而国内研究则更多以实证研究为主,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框架也多以修改或修正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为主。此外,在地方认同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对地方自然环境研究较少,只有少量学者研究空间尺度与地方景观对地方认同的影响,尚未涉及气候、时间方面的研究,而国外学者对地方自然环境的研究较为丰富。这些都是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陈才, 卢昌崇. 2011. 认同: 旅游体验研究的新视角[J]. 旅游学刊, 26(3): 37-42.
  作为旅游现象的内核,旅游体验具有丰富的内涵,可从不同的视角加以诠释。文章从认同角度对旅游体验中的认同(成分)加以诠释,指出在旅游体验中认同呈现出多种形态,从外在的目的地认同,到对旅游者角色认同,再到文化认同,最后到自我认同,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通过各种形态的认同,旅游体验才能彰显其独特价值。
[本文引用:2]
[Chen C, Lu C C.2011. Identity: A new perspective in the study of tourism experience. Tourism Tribune, 26(3): 37-42. ]
2 范莉娜, 周玲强, 李秋成, . 2014. 三维视域下的国外地方依恋研究述评[J]. 人文地理, 29(4): 24-30, 91.
[本文引用:1]
[Fan L N, Zhou L Q, Li Q C, et al.2014. A study on place attachment overseas under a tripartite perspective. Human Geography, 29(4): 24-30, 91. ]
3 胡宪洋, 白凯. 2015. 拉萨八廓街地方性的游客认同建构[J]. 地理学报, 70(10): 1632-1649.
[本文引用:1]
[Hu X Y, Bai K.2015. The construction of tourists' placeness identity of Barkhor Street in Lhas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0(10): 1632-1649. ]
4 黄飞, 周明洁, 庄春萍, . 2016. 本地人与外地人地方认同的差异: 基于四地样本的证据[J]. 心理科学, 39(2): 461-467.
[本文引用:3]
[Huang F, Zhou M J, Zhuang C P, et al.2016. The differences of place identity between natives and outlanders: Evidences from four districts.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9(2): 461-467. ]
5 黄向, 保继刚, Wall Geoffrey.2006. 场所依赖(place attachment): 一种游憩行为现象的研究框架[J]. 旅游学刊, 21(9): 19-24.
“场所依赖”理论是解释“某些地方与人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依赖关系”这个客观现象的有效理论工具,并已成为西方休闲和游憩研究的一个热点,而在我国仍然处于空白状态。本文讨论了场所和场所依赖的概念及其发展,介绍了西方场所依赖研究的最新进展。文章的主要贡献包括
[本文引用:3]
[Huang X, Bao J G, Geoffrey W.2006. Place attachment: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recreational behavior. Tourism Tribune, 21(9): 19-24. ]
6 李凡, 杨俭波, 何伟财. 2013.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佛山传统祠堂文化景观变化以及地方认同的建构[J]. 人文地理, 28(6): 9-16.
[本文引用:2]
[Li F, Yang J B, He W C.2013. Change of ancestral hall landscape in Foshan C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identity in the background of fast urbanization. Human Geography, 28(6): 9-16. ]
7 李如铁, 朱竑, 唐蕾. 2017. 城乡迁移背景下“消极”地方感研究: 以广州市棠下村为例[J]. 人文地理, 32(3): 27-35.
[本文引用:1]
[Li R T, Zhu H, Tang L.2017. The research on the negative sense of place in the background of urban-rural migration: Based on the urban Villiage Tangxia,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Human Geography, 32(3): 27-35. ]
8 刘博, 朱竑. 2014. 新创民俗节庆与地方认同建构: 以广府庙会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33(4): 574-583.
“广府庙会”是广府文化记忆与北方“庙会”文化符号杂糅的产物,一经举办即备受争议。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在广府庙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包括政府、媒体、专家、普通民众等)如何利用其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力,基于其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以话语与实践来表达自己对地方以及广府文化的理解,从而最大程度将自身地方认同在新创节庆中得以表征的协商过程。研究认为,城市内部存在多元文化认同,文化不断被争议与协商,本质上是“政治的”;新创民俗节庆成为地方认同建构的场域,地方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成功地获取更大的文化表征权力。首届广府庙会由政府主导,媒体为多个群体话语提供沟通渠道,广州世居居民,特别是反对派的话语受到格外重视,代表广府地方文化认同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采取积极倾听的态度,从而第二届广府庙会开始充满“广府味”,广州世居居民的地方认同得以表征。而新来者由于缺少文化表征权力,其话语未受重视,甚至部分新来者有被边缘化的感觉,不利于增强其地方认同。研究理论上有助于对新创节庆地方认同建构的理解,实践上则对利用节庆增进城市不同群体的文化融合与地方认同有积极指导意义。
DOI:10.11820/dlkxjz.2014.04.014      [本文引用:1]
[Liu B, Zhu H.2014. Construction of place identity and created folk festival: A case study of "Yuexiu Temple Fair" in Canton. Progress in Geography, 33(4): 574-583. ]
9 刘博, 朱竑, 袁振杰. 2012. 传统节庆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意义: 以广州“迎春花市”为例[J]. 地理研究, 31(12): 2197-2208.
[本文引用:2]
[Liu B, Zhu H, Yuan Z J.2012.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the winter jasmine flower market in Guang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31(12): 2197-2208. ]
10 孙九霞, 周一. 2015. 遗产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 “碉乡” 符号、记忆与空间[J]. 地理研究, 34(12): 2381-2394.
[本文引用:1]
[Sun J X, Zhou Y.2015. Residents' place identity at heritage sites: Symbols, memories and space of the "Home of Diaol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34(12): 2381-2394. ]
11 唐顺英, 周尚意. 2011. 浅析文本在地方性形成中的作用: 对近年文化地理学核心刊物中相关文章的梳理[J]. 地理科学, 31(10): 1159-1165.
新文化地理学是英国一批文化地理学者在1980年代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它与传统文化地理学有所不同,区别之一在于是否关注电影、文学作品、绘画等文本所再现的地方性。近年在英美文化地理学的核心刊物中,许多文章研究了由文本再现出来的地方性。地方性是文化地理学最主要的研究议题之一,它是文化地理学与其他人文地理学分支结合的关键概念。梳理这些文章,旨在归纳出文本在地方性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分析结论如下:① 文本可以通过再现3种内容来建构地方性:当地的景观、日常生活实践和业已消失的文化;② 文本再现地方性的机制多来自人们的意识形态需要,"我"与"他者"的精神诉求不同,再现的地方性也不同;③ 文本的再现对地方性既会有强化作用,也会有削弱作用。归纳出这种三种结论后,尚需要进一步讨论如下问题:在地方性的形成中,文本的作用是否是或缺的。如果不是或缺的,而是必须的,那么文化地理学者则必须研究文本中再现的地方性。
[本文引用:1]
[Tang S Y, Zhou S Y.2011. Roles of text in placeness construction: Analysis on core literature of cultural geography in recent year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1(10): 1159-1165. ]
12 唐文跃. 2007. 地方感研究进展及研究框架[J]. 旅游学刊, 22(11): 70-77.
游憩者通过对游憩地环境的感知而赋予这些地方特定的意义与价值;通过游憩活动的参与,游憩者与游憩地之间逐渐形成各种形式的情感联结关系,并影响到游憩者对这些地方和休闲服务提供者的态度及其游憩行为。这是地方感的研究范畴,也是国外游憩地理学的研究热点。本文阐述了国外
[本文引用:4]
[Tang W Y.2007. A study progress of sense of locality and research framework. Tourism Tribune, 22(11): 70-77. ]
13 唐文跃. 2011a. 城市居民游憩地方依恋特征分析: 以南京夫子庙为例[J]. 地理科学, 31(10): 1202-1207.
城市居民游憩地方依恋研究为认识居民与城市游憩空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以南京夫子庙为案例研究发现,南京居民的夫子庙游憩地方依恋具有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的结构特征,其中对夫子庙的情感性依恋大于功能性依恋。时间和经济状况是居民游憩地方依恋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对夫子庙的地方依赖程度主要受居民经济状况的影响,地方认同程度主要受时间因素的影响;夫子庙主要满足了中等文化程度(高中、中专)和中等收入阶层游憩者的消费需求,是一个大众化的休闲游憩街区。
[本文引用:1]
[Tang W Y.2011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esidents' place attachment to recreational block: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Confucius Temple Block.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1(10): 1202-1207. ]
14 唐文跃. 2011b. 皖南古村落居民地方依恋特征分析: 以西递、宏村、南屏为例[J]. 人文地理, 26(3): 51-55.
[本文引用:1]
[Tang W Y.2011b.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ace attachment of ancient villiage residents: A case study of Xidi, Hongcun and Nanping Villages, southern Anhui. Human Geography, 26(3): 51-55. ]
15 王华, 严婷. 2014. 城市居民休闲的地方依恋研究: 以广州荔枝湾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33(5): 104-108.
以广州荔枝湾为例,城市居民对休闲空间的地方依恋可分为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其中,地方认同即情感性依恋强于地方依赖即功能性依恋。城市居民对休闲空间的地方依恋及地方认同、地方依赖的程度随休闲距离的增加而衰减,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强,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减弱,同时,还受到闲暇时间的影响,但并不受收入水平的影响。依据休闲活动的地方依赖度和地方认同度差异,可将城市居民划分为功能需求型、地方冷淡型、地方依恋型和情感认同型4类休闲群体。
[本文引用:1]
[Wang H, Yan T.2014. Research on urban residents' place attachment to leisure places: A case of Guangzhou Litchi Bay.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33(5): 104-108. ]
16 王坤, 黄震方, 方叶林, . 2013. 文化旅游区游客涉入对地方依恋的影响测评[J]. 人文地理, 28(3): 135-141.
[本文引用:1]
[Wang K, Huang Z F, Fang Y L, et al.2013. Impacts of tourists' involvement on place attachment in cultural tourist attractions. Human Geography, 28(3): 135-141. ]
17 吴丽敏, 黄震方, 王坤, . 2015. 国内外旅游地地方依恋研究综述[J]. 热带地理, 35(2): 275-283.
<p>通过对国内外旅游地地方依恋文献资料的梳理,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旅游地地方依恋的概念界定、影响因素、形成机制及影响效应等方面;在方法上,定量研究明显多于定性研究;其理论体系、影响机理及应用领域仍有待深入探讨。国外对旅游地地方依恋研究比国内起步早,主题更为丰富,且在时间与空间尺度均有涉及;今后国内相关研究应注重对旅游地地方依恋的理论体系构建、影响机理剖析及深入挖掘应用领域等方面的探讨,同时还应考虑旅游地的独特性和典型性,兼顾时空尺度对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结合具有中国不同地域文化特质的各类对象,以体现旅游地地方依恋研究的时代性、历史性及动态性。</p>
[本文引用:1]
[Wu L M, Huang Z F, Wang K, et al.2015.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place attachment in tourist destina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ropical Geography, 35(2): 275-283. ]
18 杨立国, 刘沛林, 林琳. 2015.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效应: 以侗族村寨为例[J]. 地理科学, 35(5): 593-598.
<p>将侗族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为鼓楼、萨坛、围鼓楼布局、杉山溪田等的基础上, 建构结构方程模型, 通过对通道芋头、黎平肇兴、三江高定3 个侗寨的272 份调查数据分析发现: ① 侗寨景观的4 个基因均对地方认同建构产生积极作用, 且呈现&ldquo;萨坛&gt;围鼓楼布局&gt; 杉山溪田&gt; 鼓楼&rdquo;强弱顺序; ② 景观基因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效应是意向认同&gt;情感认同&gt;认知认同; ③ 在地方认同测量模型中, 居住时间、出生地、职业、收入、村落发展、教育程度、居民类型、鼓楼、萨坛、围鼓楼布局、杉山溪田等因素对地方认同的影响明显; ④ 在个人特征、社会经济、景观基因3 个测量模型中, 居住时间对个人特征影响最明显, 村落发展对社会经济影响最强, 萨坛对景观基因感知贡献最大; ⑤ 个人特征、社会经济因素共变后通过景观基因感知对地方认同产生间接效应。</p>
[本文引用:4]
[Yang L G, Liu P L, Lin L.2015.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genes in construction place identity: Taking the Dong Minority Village as an exampl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5(5): 593-598. ]
19 杨振山, 吴笛, 杨定. 2019. 迁居意愿、地方依赖和社区认同: 北京中关村地区居住选择调查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 38(3): 417-427.
[本文引用:1]
[Willingness to move, place dependence and community identity: An investigation of residential choice in the Zhongguancun area in Beiji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38(3): 417-427. ]
20 尹铎, 乌铁红, 唐文跃, . 2015. 城市雕塑景观象征意义对城市新区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 以鄂尔多斯康巴什为例[J]. 人文地理, 30(4): 32-38.
[本文引用:2]
[Yin D, Wu T H, Tang W Y, et al.2015. Effect of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urban sculpture landscape on residents' place attachment to new urban district: A case study of Ordos Kangbashi District. Human Geography, 30(4): 32-38. ]
21 余向洋, 吴东方, 朱国兴, . 2015. 旅游视域下的认同研究: 基于文献综述的视角[J]. 人文地理, 30(2): 15-22.
[本文引用:2]
[Yu X Y, Wu D F, Zhu G X, et al.2015. A study on identity in view of the tourism literatures. Human Geography, 30(2): 15-22. ]
22 袁超, 陈志钢. 2017. 不同类型旅游移民的地方认同建构研究: 以丽江古城为例[J].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44(2): 235-242.
[本文引用:6]
[Yuan C, Chen Z G.2017.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tourism migration: A case of old town of Lijiang.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ience Edition), 44(2): 235-242. ]
23 张捷. 1997. 区域民俗文化的旅游资源的类型及旅游业价值研究: 九寨沟藏族民俗文化与江苏吴文化民俗旅游资源比较研究之一[J]. 人文地理, 12(3): 24-28, 78.
[本文引用:1]
[Zhang J.1997. A geographical approach to a descriptive evaluation of tourist values and resources of regional folklore: A case study with comparison of folklores of Tibetan Nationality in Jiuzhaigou District & Wu Culture in Jiangsu Province Part Ⅰ. Human Geography, 12(3): 24-28, 78. ]
24 赵宏杰, 吴必虎. 2013. 大陆赴台自由行游客地方认同与休闲效益关系研究[J]. 旅游学刊, 28(12): 54-63.
台湾是许多大陆游客向往的休闲胜地, 大陆游客赴台自由行热度的持续升温, 这既给台湾带来巨大的旅游经济效益, 更可增进海峡两岸的民间交流和人民情谊。文章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大陆赴台自由行游客对台湾的地方认同及其在台从事休闲活动所获得的休闲效益等程度表现的差异性, 并检验地方认同与休闲效益间的相关性。研究表明, 大陆赴台自由行游客对台湾的地方认同以环境认同程度最高, 依恋程度最低, 其在台湾从事休闲活动所获得的休闲效益以社会效益最高, 生理效益最低;不同个人背景与游程规划的大陆赴台自由行游客在地方认同与休闲效益程度方面有显著的差异;地方认同与休闲效益间呈显著正相关且彼此间存在典型相关关系。研究成果可作为海峡两岸旅游职能部门及旅游企业完善休闲法规、环境与产品组合的参考。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3.12.006      [本文引用:4]
[Zhao H J, Wu B H.2013.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 identity and leisure benefits for individual visitors from the mainland of China to Taiwan, China. Tourism Tribune, 28(12): 54-63. ]
25 赵向光, 李志刚. 2013. 中国大城市新移民的地方认同与融入[J]. 城市规划, 37(12): 22-29.
[本文引用:1]
[Zhao X G, Li Z G.2013. Study on place identity of new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 37(12): 22-29. ]
26 郑衡泌. 2012. 民间祠神视角下的地方认同形成和结构: 以宁波广德湖区为例[J]. 地理研究, 31(12): 2209-2220.
[本文引用:2]
[Zheng H M.2012. Formation and structure of place identity in perspective of folk deity belief: A case study on the Guangde Lakeland in Ningbo. Geographical Research, 31(12): 2209-2220. ]
27 周尚意, 杨鸿雁, 孔翔. 2011. 地方性形成机制的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分析: 以798和M5两个艺术区在城市地方型塑造中的作用为例[J]. 地理研究, 30(9): 1566-1576.
[本文引用:2]
[Zhou S Y, Yang H Y, Kong X.2011. The structuralistic and humanistic mechanism of placeness: A case study of 798 and M50 art districts. Geographical Research, 30(9): 1566-1576. ]
28 庄春萍, 张建新. 2011. 地方认同: 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分析[J]. 心理科学进展, 19(9): 1387-1396.
Proshansky提出的“地方认同” (place identity, 1978)一词, 是环境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人对居住环境的自我认同, 用于理解和测量“人-地关系”。已有研究分别从认知、情感和行为等方面论证了“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地方感”及“地方依赖”等概念之间的区别; 并在个体、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上均发现了影响地方认同的因素。未来的研究将采用社会认知的实验技术、以及纵向研究设计方法等, 一方面探讨地方认同的内在心理机制, 另一方面则利用此概念探索解决有关的现实问题。
[本文引用:6]
[Zhuang C P, Zhang J X.2011. Place identity: Analysis from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 1387-1396. ]
29 朱竑, 钱俊希, 陈晓亮. 2010. 地方与认同: 欧美人文地理学对地方的再认识[J]. 人文地理, 25(6): 1-6.
地方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以人本主义地理学为代表,现代欧美人文地理学界对地方性意义以及地方在建构个人与社会的文化身份认同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地方对于个人与社会来说,不啻是一个意义的中心,同时也是构建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的媒介。因此,地方意义在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地方—空间的关系、地方认同的多样性与动态性、地方认同与权力的关系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认同四个方面对欧美人文地理学关于地方与认同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进行系统的述评。
[本文引用:5]
[Zhu H, Qian J X, Chen X L.2010. Place and identity: The rethink of place of European-American human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25(6): 1-6. ]
30 Bernardoab F, Palma-Oliveira J-M.2016. Urban neighbourhood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The importance of place identit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45: 239-251.
DOI:10.1016/j.jenvp.2016.01.010      [本文引用:1]
31 Bonaiuto M, Aiello A, Perugini M, et al.1999. Multidimensional perception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neighbourhood attachment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 331-352.
DOI:10.1006/jevp.1999.0138      [本文引用:1]
32 Bott S, Cantrill J G, Myers O E.2003. Place and the promise of conservatory psychology[J]. Human Ecology Review, 10(2): 100-112.
[本文引用:1]
33 Breakwell G M.1986. Coping with threatened identity[M]. London, UK: Methuen.
[本文引用:4]
34 Breakwell G M.1992. Processes of self-evaluation: Efficacy and estrangement [M] // Breakwell G M. Social psychology of identity and the self-concept. Surrey, Guildford, UK: Surrey University Press: 35-55.
[本文引用:4]
35 Bricker K S, Kerstetter D L.2000.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and place attachment: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whitewater recreationists[J]. Leisure Sciences, 22: 233-257.
DOI:10.1080/01490409950202285      [本文引用:2]
36 Brown B B, Werner C M.1985. Social cohesiveness, territoriality, and holiday decorations: The influence of cul-de-sacs[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ur, 17(5): 539-565.
DOI:10.1177/0013916585175001      [本文引用:1]
37 Carrus G, Bonaiuto M, Bonnes M.2005. Environmental concern, regional identity, and support for protected areas in Italy[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7(2): 237-257.
DOI:10.1177/0013916504269644      [本文引用:1]
38 Casakin H, Billig M.2009. Effect of settlement size and religiosity on sense of place in communal settlements[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41(6): 821-835.
DOI:10.1177/0013916508329944      [本文引用:3]
39 Casakin H, Hernández B, Ruiz C.2015. Place attachment and place identity in Israeli cities: The influence of city size[J]. Cities, 42(10): 224-230.
DOI:10.1016/j.cities.2014.07.007      [本文引用:3]
40 Cheshmehzangi A.2012. Identity and public realm[J].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 50(1): 307-317.
DOI:10.1016/j.sbspro.2012.08.036      [本文引用:1]
41 Davis A.2016. Experiential places or places of experience? Place ident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as mechanisms for creating festival environment[J]. Tourism Management, 55: 49-61.
DOI:10.1016/j.tourman.2016.01.006      [本文引用:3]
42 De Bres K, Davis J.2001. Celebrating group and place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a new regional festival[J]. Tourism Geographies, 3(3): 326-337.
DOI:10.1080/14616680110055439      [本文引用:1]
43 Deener A.2010. The "black section" of the neighborhood: Collective visibility and collective invisibility as sources of place identity[J]. Ethnography, 11(1): 45-67.
DOI:10.1177/1466138109346988      [本文引用:1]
44 Dimache A, Wondirad A, Agyeiwaah E.2017. One museum, two stories: Place identity at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J]. Tourism Management, 63: 287-301.
DOI:10.1016/j.tourman.2017.06.020      [本文引用:1]
45 Dixon J, Durrheim K.2004. Dislocating identity: Desegreg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lace[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71(24): 455-473.
[本文引用:2]
46 Downey H, Threlkeld G, Warburton J.2017. What is the role of place identity in older farming couples' retirement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50: 1-11.
DOI:10.1016/j.jrurstud.2016.12.006      [本文引用:1]
47 Droseltis O, Vignoles V L.2010. Towards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place identification: Dimensionality and predictors of intrapersonal level place preferenc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 23-34.
DOI:10.1016/j.jenvp.2009.05.006      [本文引用:2]
48 Fleury-Bahi G, Félonneau M-L, Marchand D.2008. Processes of place identification and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40(5): 669-682.
DOI:10.1177/0013916507307461      [本文引用:2]
49 Fullilove M T.1996. Psychiatric implications of displacement: Contributions from the psychology of place[J].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3(12): 1516-1523.
DOI:10.1176/ajp.153.12.1516      [本文引用:3]
50 Giuliani M V, Feldman R.1993. Place attachment in a developmental and cultural contex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3(3): 267-274.
DOI:10.1016/S0272-4944(05)80179-3      [本文引用:2]
51 Gregory B, Christopher R.200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 attachment and landscape values: Toward mapping place attachment[J]. Applied Geography, 27(2): 89-111.
DOI:10.1016/j.apgeog.2006.11.002      [本文引用:1]
52 Gross M J, Brown G.2008. An empirical structural model of tourists and places: Progressing involvement and place attachment into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29(6): 1141-1151.
DOI:10.1016/j.tourman.2008.02.009      [本文引用:1]
53 Gu H, Ryan C.2008. Place attachment, identity and community impacts of tourism: The case of a Beijing hutong[J]. Tourism Management, 29(4): 637-647.
DOI:10.1016/j.tourman.2007.06.006      [本文引用:2]
54 Hague C, Jenkins P.2005. Place identity, planning and participation[M]. London, UK: Routledge.
[本文引用:1]
55 Hallak R, Brown G, Lindsay N J.2012. The place identity-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among tourism entrepreneur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analysis[J]. Tourism Management, 33(1): 143-154.
DOI:10.1016/j.tourman.2011.02.013      [本文引用:1]
56 Hernández B, Hidalgo M C, Salazar-Laplace M E, et al.2007. Place attachment and place identity in natives and non-nativ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7(4): 310-319.
DOI:10.1016/j.jenvp.2007.06.003      [本文引用:5]
57 Jorgensen B S, Stedman R C.2001. Sense of place as an attitude: Lakeshore owners attitudes toward their properti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1(3): 233-248.
DOI:10.1006/jevp.2001.0226      [本文引用:2]
58 Knez I.2005. Attachment and identity as related to place and its perceived climate[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5(32): 207-218.
DOI:10.1016/j.jenvp.2005.03.003      [本文引用:4]
59 Korpela K M.1989. Place-identity as a product of environmental self-regulatio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9(3): 241-256.
DOI:10.1016/S0272-4944(89)80038-6      [本文引用:1]
60 Kyle G, Graefe A, Manning R.2005. Testing the dimensionality of place attachment in recreational settings[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7(2): 153-177.
DOI:10.1177/0013916504269654      [本文引用:1]
61 Lalli M.1988. Urban identity[J]. Environ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 303-311.
[本文引用:1]
62 Lalli M.1992. Urban-related identity: Theory, measurement, and empirical finding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2(4): 285-303.
DOI:10.1016/S0272-4944(05)80078-7      [本文引用:6]
63 Lengen C, Kistemann T.2012. Sense of place and place identity: Review of neuroscientific evidence[J]. Health & Place, 18(5): 1162-1171.
[本文引用:1]
64 Lewicka M.2008. Place attachment, place identity, and place memory: Restoring the forgotten city pas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8(3): 209-231.
DOI:10.1016/j.jenvp.2008.02.001      [本文引用:1]
65 Lewicka M.2010. What makes neighborhood different from home and city? Effects of place scale on place attachmen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1): 35-51.
DOI:10.1016/j.jenvp.2009.05.004      [本文引用:1]
66 Lijadi A A, Schalkwyk G J V.2017. Plac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hird culture kids: Eliciting voices of children with high mobility lifestyle[J]. Geoforum, 81: 120-128.
DOI:10.1016/j.geoforum.2017.02.015      [本文引用:2]
67 Liu L S.2014. A search for a place to call home: negotiation of home, identity and senses of belonging among new migran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o New Zealand[J].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10: 18-26.
DOI:10.1016/j.emospa.2013.01.002      [本文引用:2]
68 Low S M.1992. Symbolic ties that bind [M]// Altman I, Low S M. Place attachment. New York, NY: Plenum Press: 1-2.
[本文引用:2]
69 Lv Q, Xie X.2017. Community involvement and place identity: The role of perceived values, perceived fairn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J]. Ais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2(1): 1-14.
DOI:10.1080/10941665.2016.1175488      [本文引用:1]
70 Lynch K.1960. The image of the city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本文引用:1]
71 Marcouyeux A, Fleury-Bahi G.2011. Place-identity in a school setting: Effects of the place Image[J]. Environment & Behavior, 43(3): 344-362.
[本文引用:1]
72 Martin G P.2005. Narratives great and small: Neighbourhood change, place and identity in Notting Hil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9(1): 67-88.
DOI:10.1111/ijur.2005.29.issue-1      [本文引用:1]
73 Marzano G.2015. Using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RDF) for description and modeling place identity[J].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77: 135-140.
DOI:10.1016/j.procs.2015.12.370      [本文引用:1]
74 Moore R L, Graefe A R.1994. Attachments to recreation settings: The case of rail-trail users[J]. Leisure Science, 16(1): 17-31.
DOI:10.1080/01490409409513214      [本文引用:3]
75 Neisser U.1988. Five kinds of self-knowledge[J].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1: 35-59.
DOI:10.1080/09515088808572924      [本文引用:1]
76 Ngesan M R, Karim H A, Zubir S S.2012. Human behaviour and activities in relation to Shah Alam urban park during nighttime[J].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68: 427-438.
DOI:10.1016/j.sbspro.2012.12.239      [本文引用:2]
77 Ngesan M R, Karim H A, Zubir S S.2013. Image of urban public park during nighttime in relation to place identity[J].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01: 328-337.
DOI:10.1016/j.sbspro.2013.07.207      [本文引用:2]
78 Proshansky H M.1978. The city and self-identity[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0(2): 147-169.
DOI:10.1177/0013916578102002      [本文引用:4]
79 Proshansky H M, Fabian A K, Kaminoff R.1983. Place identity: Physical word socialization of the self[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1): 57-83.
DOI:10.1016/S0272-4944(83)80021-8      [本文引用:4]
80 Rekom J V, Go F.2006. Being discovered: A blessing to local identiti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3(3): 767-784.
DOI:10.1016/j.annals.2006.03.002      [本文引用:1]
81 Relph E.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M]. London, UK: Pion Limited.
[本文引用:1]
82 Rowles G D.1983. Place and personal identity in old age: Observations from Appalachi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4): 81-104.
[本文引用:1]
83 Sarbin T R.1983. Place identity as a component of self: An addendum[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4): 337-342.
DOI:10.1016/S0272-4944(83)80036-X      [本文引用:1]
84 Sarbin T R.2005. If these walls could talk: Places as stages for human drama[J]. Journal of Constructivist Psychology, 18(3): 203-214.
DOI:10.1080/10720530590948737      [本文引用:1]
85 Smaldone D, Harris C, Sanyal N.2005. An exploration of place as a process: The case of Jackson Hole, W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5(4): 397-414.
DOI:10.1016/j.jenvp.2005.12.003      [本文引用:1]
86 Stedman R C.2002. Toward a social psychology of place: Predicting behavior from place-based cognitions, attitude, and identity[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4(5): 561-581.
DOI:10.1177/0013916502034005001      [本文引用:1]
87 Steele F.1981. The sense of place [M]. Boston, MA: CBI Publishing.
[本文引用:1]
88 Stokols D, Misra S, Runnerstrom M G, et al.2009. Psychology in an age of ecological crisis: From personal angst to collective action[J]. American Psychologist, 64: 181-193.
DOI:10.1037/a0014717      [本文引用:1]
89 Stokols D, Shumaker S A.1981. People in places: A transactional view of settings[C]// Cognition, social behavior, and the environment. Hillsdale, NJ: JErlbaum: 441-488.
[本文引用:2]
90 Tuan Y F.1974.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本文引用:2]
91 Tuan Y F.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 Minneapolis, MN: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引用:1]
92 Twigger-Ross C L, Uzzell D L.1996. Place and identity process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6(3): 205-220.
DOI:10.1006/jevp.1996.0017      [本文引用:4]
93 Uzzell D, Pol E, Badenes D.2002. Place identification, social cohesion,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4: 26-53.
DOI:10.1177/0013916502034001003      [本文引用:1]
94 Wang S, Chen J S.2015. The influence of place identity on perceived tourism impact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52: 16-28.
DOI:10.1016/j.annals.2015.02.016      [本文引用:3]
95 Williams D R, Roggenbuck J W.1989. Measuring place attachment: Some preliminary Results[C]// Proceeding of NRPA Symposium on Leisure Research. San Antonio, TX: 12-16.
[本文引用:2]
96 Williams D R, Patterson M E, Roggenbuck J W, et al.1992. Beyond the commodity metaphor: Examining emotional and symbolic attachment to place[J]. Leisure Sciences, 14(1): 29-46.
DOI:10.1080/01490409209513155      [本文引用:6]
97 Wright J K.1947. Terrae incognitae: The place of imagination in geograph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37(1): 1-15.
DOI:10.1080/00045604709351940      [本文引用:2]
98 Zaki S A, Ngesan M R.2012. Concept of night city: A new dimension to a city's economy[J]. Asi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Behaviour Studies, 3(10): 26-34.
[本文引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