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进展  2019 , 38 (2): 153-163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9.02.001

研究综述

新文化地理学中的非表征与再物质化研究进展

王敏1, 江荣灏2, 朱竑3*

1.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2. 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地理系,香港 999077
3. 广州大学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 广州 510006

“Non-representational”, “re-materializing”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new cultural geography

WANG Min1, JIANG Ronghao2, ZHU Hong3*

1.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3. Centre for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Development,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通讯作者:  *通信作者简介:朱竑(1968— ),男,甘肃临夏人,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地理与旅游地理。E-mail: zhuhong@gzhu.edu.cn

收稿日期: 2018-04-28

修回日期:  2018-09-9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2-28

版权声明:  2019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27,41630635,41701149)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团队项目(2018B030312004)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简介:王敏(1981— ),女,广东澄海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地理与城乡规划。E-mail: wminmin@m.scnu.edu.cn

展开

摘要

文化地理学以往对表征和话语的过度重视,引起了部分学者对“非表征”和“再物质化”的思考,呼吁关注日常生活中即时的、动态和无法被表征捕捉的实践和情绪,并重视物质实体的展演性、流动性、情绪塑造和符号交换的意义,引发和促进了新文化地理学对于情感、身体、实践、展演和日常生活等议题的关注。论文对“非表征”和“再物质化”的概念和核心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对“身份、认同及空间的构建”“情感与空间氛围”“身体与展演及意义”以及“权力与网络”4个相关议题进行了讨论,以期促进国内文化地理学对感知的、即时的和物质性的空间要素进行关注,并对新文化地理研究方法进行创新。

关键词: 非表征 ; 再物质化 ; 新文化地理学 ; 对话 ; 研究方法

Abstract

Because the new cultural geography has been overemphasizing representations, symbols, and discourses, some scholars argue for the deployment of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and re-materializing, aiming to shed more lights on everyday life, immanence, practice, and affect, which are transient, progressing, and difficult to be presented by textual representations. The new paradigm also suggests to highlight the performativity, mobility, affective atmospheres, and meanings of symbolic exchange of matters and materiality, thus encouraging new cultural geography to pay more attention on the topics of emotion, body, practice, performance, and everyday life.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general situations and essential concepts of non-representation and re-materializing, and discusses the related issues, including body, ident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affection and atmosphere of space; body, performance, and its meaning; and power and network. This study tried to attract more attention of Chinese researchers to the embodied, perceived, and immediate geographical elements, and promote innovations i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new cultural geography.

Keywords: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 re-materializing ; new cultural geography ; dialogue ; research methods

0

PDF (749KB) 元数据 多维度评价 相关文章 收藏文章

本文引用格式 导出 EndNote Ris Bibtex

王敏, 江荣灏, 朱竑. 新文化地理学中的非表征与再物质化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2): 153-163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9.02.001

WANG Min, JIANG Ronghao, ZHU Hong. “Non-representational”, “re-materializing”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new cultural geography[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2): 153-163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9.02.001

作为新文化地理学诞生的重要标志,Jackson的《Maps of Meanings》一书从文化政治的角度讨论了各类社会群体和权力关系如何通过符号与话语生产的方式争夺文化意义(Jackson, 1989),以及文化意义如何被呈现和传达,这作为社会群体“重新呈现世界”方式的“表征”开始成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概念。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Hall(1997)将文化实践活动看作是社会表征系统运作的结果,其中充满着不平等的生产、交换和协商的过程,表征即创造意义,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的形象表述使事物的意义逐渐复杂化。然而,新文化地理学者开始意识到,“表征”作为语言文本的系统进程,其意义在记录与阅读的传递过程中可能会偏离原意,社会建构论也预设了文本优先于生活经验和物质性的存在,难以深入地涵盖日常经验(Thrift, 1996)。文本的权威性也因此受到质疑(周尚意等, 2016)。许多能创造空间意义的“事物”与直接的、动态的体验相关联,不一定能间接地被表征与构建(Lorimer, 2008)。由于认为表征中埋藏着有待发掘的最终意义,文化地理学者开始关注在日常路径、身体动作、实践技术和情感情绪中非预期地形成的生活意义(Lorimer, 2005)。“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随之于20世纪末逐渐成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思潮(Cadman, 2009),并开始注重分析平凡的日常经验、人类身体与情感的经历,日常地理复杂的时空属性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化和技术化进程(Thrift, 2008)。同时,后人文主义地理学和后现象学等思潮开始在人文地理学中兴起,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客体的自主性存在以及人体与环境互动的现象经验重新得到了人文地理学的关注(Ash et al, 2016)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新文化地理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出于对新文化地理研究对文本、符号、话语与表征等非物质性领域的反思,Jackson(2000)在《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的创刊号上倡导新文化地理学的“再物质化”,亦称“重返物质主义”(re-materialization),呼吁重新认识物质性,引发了文化地理学者对于物质形式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思考。

基于此,由于表征的强势地位而造成研究中日常生活、身体与情感等方面研究的缺失与偏离,以及日常生活和物质层面逐渐受到重视,逐渐形成了以“非表征”和“重返物质主义”为主的两大文化地理学新的演进动向,在不断拓展新文化地理学研究多样性的同时,也开始催生新文化地理学在方法论和理论层面的变革。本文尝试对上述两个概念及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促进国内外文化地理学者能够更好地交流。

1 “非表征”理论与“再物质化”思潮的兴起及其核心概念

1.1 “非表征”理论

“非表征”一词最早由Thrift提出,其后指出非表征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种值得实践的思考方式(Thrift, 1996, 2000)。非表征理论以实践和展演作为认识论(Thrift et al, 2000; Vannini, 2015),提倡从个体的持续身体参与和展演中挖掘非预期的和不断被转化的社会文化意义(Lorimer, 2005),并强调身体与情感、情绪的空间塑造力量(Thrift, 2008)。

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观点——人原本已经“在世界中存在”(being in the world),即人对于世界的“信任”隐含在具体生存活动之中,被认为是非表征地理学的重要渊源(Cadman, 2009; 吴增定, 2013)。首先,身体现象学的代表人物Merleau-Ponty提出的身体性概念认为,世界是被感知的世界,只有从身体这一角度出发,才得以向外理解空间性(引自陶伟等, 2015)。其次,“表征”倾向强调文本对真实世界的代表性,而预设文化象征系统和话语秩序存在于特定实践情景外,忽视了不断涌现于身体动作、实践和行为习惯中的能动意义(Anderson et al, 2008)。因此,非表征理论强调“湍流”(outflow)式的生活,呈现世界的永不止息,关注每时每刻都处在持续形成过程(becoming)中的日常生活事件(Vannini, 2015)。而在以往的空间科学和社会建构主义学说中,地理事物的运动本质和趋势以及生活的“主观能动性”,都是较为容易被忽视的因素(Andrews, 2014)。针对社会科学的再现观对社会结构以及微观与宏观的界限的过分强调,非表征理论提倡“关系性的思考”(relational thinking),强调事物是协同进化、共同创造和相互关联的共同体,突显关联网络的重要性(Anderson et al, 2008)。再者,表征能否捕捉到日常生活中具体而细微及稍纵即逝的日常生活和情绪体验也饱受质疑。非表征理论更强调具身化的情感,并认为,情感可对鲜明的引导力量进行生产(Thrift, 2008),个体的感觉(affect)具有传染性,从而影响其他个体,形成集体的情感环境和难以描述的强烈情感氛围(Thrift, 2004; Andrews et al, 2015),并涉及到身体与物件、生活、瞬时现象、事件和技术的众多互动关系(McCormack, 2006)。

1.2 “再物质化”思潮

无独有偶,除非表征理论外,人文地理学者对“非人类”(non-human)的探索也引发了“再物质化”思潮。随着部分学者呼吁重新认识物质性和重视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客体(Thrift, 2008),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文社会科学中“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概念开始兴起:物质实体不仅在个体、社区及社会中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实践中无处不在,还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中具有文化意义和价值(Lury, 1996)。“再物质化”思潮提倡认真对待物质性,将地理分析从文本、符号学和话语方法转向文化在真实物体(actual object)中的物质表现(Jackson, 2000; Philo, 2000; Lees, 2002; Kearnes, 2003)。首先,“再物质化”思潮关注的内容是物质流动中的实践意义,即物质如何流动,重新发展了物质的流动性意义,不再关注分析文化物质的传播和扩散。其次,多元的物质景观是微观日常生活的重要展现,且不停滞于某一固定时空中。通过创造性地使用物质客体,并根据特定的话语和实践进行设置,可使社会意义嵌入其中(Lury, 1996)。再者,物质如何塑造地方氛围,亦是文化地理学者的关注所在。因而,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和物质对人情绪的作用也是“再物质化”思潮的聚焦点,物质地理学指导之下的研究经常涉及到身体、情感和情绪等主题。

总体而言,上述两大思潮皆是对以往新文化地理研究过分强调文本和话语的反思以及对非人类世界(non-human)的探索,其所强调的并非“放弃”表征,而是“不只是”(more than)表征,由此我们方能更全面、更准确地窥探人地关系以及空间意义的形成机制。这两大思潮所指的社会是具有关联性和物质性的,社会乃由复杂多元的物质客体所构成(Anderson et al, 2008)。不仅是更为关注各种事物的联系所在,“非表征”思潮也考虑各种“物质客体”(object)在社会现象形成、组构和在持续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Anderson et al, 2008)。正如Lorimer(2005)所指出,“非表征理论”已推动研究者更为关注“超人类的”和“超文本的”地理学。较于“非表征”思潮,“再物质化”更多聚焦于物质实体,物质不再只具有功能性,而且具备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和社会文化力量(Anderson, 2004)。此外,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新文化地理学对于空间感知的探讨不限于对符号化的剖析,学界开始关注主体对空间的感知、表达和构建。空间中的景观也不再只被视为视觉化的象征物体和表征系统,而是习惯下展演和实践的体现(Macpherson, 2010; Wylie, 2006)和持续性的过程(process),其意义在人与景观的互动之中生成。

2 “非表征”与“再物质化”框架下的新文化地理学议题

2.1 身份、认同及空间的构建

在“非表征”理论和“再物质化”思潮的影响下,新文化地理学开始关注物质性的空间实践在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如何通过物质的特定设计、展示和布置形式构建特定的身份认同,隐喻空间和自身特性等话题。已有的研究中,学者发现英国南亚裔居民在“家”布置富有族群特色的照片、绘画和图像等视觉物品,以此透露与过去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的连结,并可激活他们独特的共鸣感觉与身份记忆(Tolia-Kelly, 2004)。Walsh(2011)对迪拜的英国技术移民家庭研究发现,男性可以使用旅游和家庭装饰布置以强化认同感和家庭空间的男子气概;相反,跟随丈夫移民的无职业女性则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Rantisi等(2010)则试图挖掘物质性与创意空间生产的联系,并发现艺术社区中的阁楼式建筑、低地租、多用途土地区划和公共空间等物质性元素,对于维持一系列的艺术实践和多元个体交流具有重要作用,促进了创意生产。上述例子都是立足于“物质”的视角,通过强调物质与人之间的互动以重新审视空间与人的相互作用机制,从而更深刻、更高效地认识和解构社会(Horton et al, 2014)。

除了物质之外,受“非表征”理论影响,个体的身体实践和展演同样被认为是存储和活化特定情感和记忆的重要方式,从而成为新文化地理学研究关注的对象。以Minneapolis农民的一系列族裔化的具身(racial embodiment)实践为例,Slocum(2008)认为此类实践对白人的空间进行了构建,而餐厅里食物的味道、气味和触感以及用餐的餐具和语言也是特定族裔空间的重要构建要素。在另一个案例里,学者发现泰缅边界难民营中的克耶族难民通过食品和纺织用品的生产和消费行为,试图寻找在“家”的身体动作和感受(Dudley, 2011)。此外,在节庆中,节庆的特定节奏和感受能力,可为地方主体创造关联感和共同的归属感(Duffy et al, 2011)。类似地,Kuusisto-Arponen(2009)发现芬兰卡累利阿居民在被迫迁移的过程中,集体记忆不仅流动于文化叙事中,也触发于疏离路线中的特定步行节奏。上述案例说明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并不只铭刻于文本和象征系统之上,也会涌现于物质的使用和身体、习惯、实践之中。社会空间如何在人们实践过程中获得意义,成为新文化地理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

2.2 情感与空间氛围

“非表征”理论和“再物质化”不仅关注话语所不能捕捉的情感体验,也关注感官性的客体(sensory objects)以及建筑或地方的物质设计如何创造或限制使用者的情绪。新文化地理对情感体验关注的案例有:Tan(2013)在分析新加坡一所夜店推出的“女士之夜”的活动中发现,夜店通过场景布置、酒精和音乐舞曲,驱动游客的异性恋情感体验并促进身体的相互感染,使夜店逐渐成为异性恋的空间,完成空间性质的塑造和转变并体现个体感觉的传染性、集体情感环境的形成;Rose(2012)在一系列关于家庭照片的研究中发现,家庭照片作为重要的情感载体,不仅可记录家庭的重要时刻,房屋中的摆设展示亦可强化家庭感,将房屋转变为“家空间”。对于家庭照片的携带、传播、分享和交换是身处不同区域的家庭成员维系家庭网络和增强凝聚感的重要文化策略(Rose, 2012)。这是一个经典的环境影响使用者情绪的案例。

实践活动所诱发的情绪或物质对人们情绪的作用对于社会文化空间的塑造有重要影响,因此不少“非表征”理论和“再物质化”学者也关注到了建筑对于人们感官和情绪的影响作用。Kraftl等(2008)通过英国的一所生态学校和一个机场的案例发现,特定建筑可通过事先配置以限制和创造某种空间氛围,进而限定使用者的各种相关实践。Adey(2008)也认为,机场可通过大量的技术对情绪意境进行设计创造(engineer);Degen等(2010)则通过对Milton Keynes一所购物中心的研究发现,不同的使用者具有不同的身体化感知,并强调透过关联性和展演性的情境性邂逅(encounter)可更好地了解人们对当代城市建成环境的变迁体验(Degen et al, 2008)。正如Rose等(2010)所言,感觉(feeling)是建筑相关事物的一部分。Watson等(2013)也发现,音乐人和录音师可通过情绪演绎来创造特定的气氛(vibe),使录音室被重构为脱离社会和情感约束的空间,进而使音乐人创作心仪的作品。此外,亦有学者关注火车车厢内不同情感氛围的爆发和衰退(Bissell, 2010),奢侈品商店中奢侈氛围的塑造(Crewe, 2016),以及博物馆和族群遗产影响参观者认同感的特定物体摆设(Crang et al, 2010)等议题。上述例子皆体现了物质对人的感官具有重要的吸引力,空间中的物质实践和布置是情感和记忆缠绕和寄托的载体(Blunt et al, 2006)。物质实体不仅有社会文化意义,也是人类情感和情绪的重要载体。情感是人存于世必然的经验,更是空间意义的重要组成,“非表征”理论和“再物质化”两大新思潮对物质实体与情感之间相互作用的关注弥补了人与空间互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使“情感”和“情绪”成为现时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新兴议题。

2.3 身体与展演

“非表征”理论并不关注象征系统和社会结构下的身体,而是关注身体的存在以及身体能做什么(陶伟等, 2015)。身体与物质如何结合,进行有表现性和目的性的实践也是两大新思潮下文化地理学关注的重要内容。如Smith(2000)从展演和非表征的角度研究认为,音乐空间的意义产生于现场者和观众的展演,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政治、经济和情绪的多重空间和动态关系网络,现场音乐不仅需要身体和技术的承载,也是动态的、暂时性的和处于持续流变之中(Wood, 2012)。另一个案例中,Obrador-Pons(2009)关注了梅诺卡岛海滩上砌沙堡和日光浴两种不同的触觉,肯定触觉的优越性,认为触觉不仅可激发沙滩上潜在的生活、知觉和欢愉,也可使人创造性地和展演性地感知环境,进而重新意识到空间的纹理和性质。Barratt(2012)以攀岩者作为观测对象,认为攀岩者(assemblage)不断重复的技术参与是构筑、协调和推动攀岩者、攀岩装备和地方之间关系的关键,攀岩者通过与物质产品复杂的结合关系体验地方,并以此捕获仅属于他的户外空间。再如,Ash(2010)关注到玩家玩电子游戏时的身体实践,并认为电子技术远程重塑了个体感知空间和时间的能力。在宗教地理学的视角之下,身体的空间表达和挪用,身体的姿势、节律和身体实践,皆是信徒通过身体化知识和行动感知神圣空间和参与宗教景观营造的重要方式(Holloway, 2003)。这些案例体现了非表征地理学对人体在环境中感知的重视并启示学界,意义和空间是如何通过日常生活、情感情绪和身体联结的。

生命具有活力与激情,具有蓬勃生命力的身体与物体塑造了地方的活力并持续对地方进行重构。因此,非表征地理学从个体的持续身体参与和展演中挖掘非预期的和不断被转化的社会文化意义(Lorimer, 2005),而不再从表征中剖析真实世界(Thrift et al, 2000; Vannini, 2015)。在“实践”与“展演”等概念兴起的背景之下,文化地理学也开始愈来愈对舞蹈、运动乃至动物相关的地理话题产生浓厚兴趣(Lorimer, 2010; Hensley, 2011; Barua, 2014; Cook et al, 2016)。因而,不少文化地理学者意识到,文化不仅是社会性的,也是身体化的,微观的“身体”也是承载文化意义的重要尺度(钱俊希等, 2015)。

2.4 物质实体的意义与网络

在“超越表征”的研究视角之下,物质和身体化与技术化的实践无疑也是构筑权力和社会意义的重要中介。伴随着英美人文地理“文化转向”的影响,政治地理近来也不乏对物质文化和身体性的关注。Meehan等(2013)从物质客体的视角对美剧《火线》进行了分析,展现了剧中的关键物件如摄像设备和窃听器如何与国家性(stateness)的生产、组织和展演相关联。而Shaw等(2012)则讨论了美国布局在阿富汗的无人机对国家主权和日常安全的重塑。此外,也有学者关注到了蒂华纳市水利基础设施的物质性实践对于国家权力的影响(Meehan, 2014),美墨边境沙漠地带非法移民遗弃物与国土监控实践的关系(Boyce, 2016),英国边境管理局的信件对寻求政治庇护者的空间影响(Darling, 2014),或美国入境管理中心通过安检手段对生物性的国家边界的构建(Amoore, 2006)等诸多不同尺度的话题。上述案例体现了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国家尺度,皆凭借物质构筑和强化各主体间的权力关系,物质成为其社会意义的重要载体和中介。

物质地理学也特别关注物质的流动及其所处的联系网络。商品与食物等日常物质从生产、分配到消费的流动过程蕴含着不少社会文化意义。Cook(2004)对此提倡“跟踪物质”(following the thing)的研究方法,通过木瓜的流动网络观察到了牙买加农场劳工所需承受的人性和非人性化劳动条件;而北伦敦家庭烹饪时所使用的普通西印度的辣椒酱,其流动性也是与植物、劳力、政治、贸易协定和历史等一系列条件息息相关(Cook et al, 2007)。Gregson、Crang、Ahamed等(2010)关注了来自发达国家的废弃轮船转变为孟加拉中产家庭家具的过程,重新挖掘了物质的流动性、不稳定性和短暂性。事实上,作为日常生活意义中失去使用价值和不受待见的物品,废品处于被隔离、被释放和不断跨界的流动过程之中,在分类体系、技术和经济的结合作用之下,废品不仅可被转化为新的物品,也可被符号和图像所携带回流,体现了非有机物的生命力(Gregson, Crang, 2010)。上述案例体现了在物质流动过程中的不同情景所反映出的丰富文化联系和文化嫁接意义,及其隐藏着的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作用。人与物质的亲密关系和彼此关联使其组合成为拼装体(assemblage),复杂的联系在物质客体缺席下难以实现(Tay, 2009),物质文化也唯有每次的人物互动之下才变得具有意义(Tolia-Kelly, 2009)。

3 “非表征”与“再物质化”框架下新文化地理研究方法反思

3.1 研究方法的创新

非表征的研究聚焦于事件、关系、实践、情感和背景 (Vannini, 2015),物质的社会文化和空间意义也开始被新的研究范式从实践、交换、展演和流动等角度重新挖掘。据此,新思潮呼吁文化地理在研究方法上进一步创新,以适应认识论更新的要求。诚然,仍有不少的非表征和物质地理学者继续使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较为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但也有相关学者强调对于感官性的民族志方法的使用,并通过灵活多元的沟通媒介呈现研究结果,以“见证”复杂时空中众多不同而琐碎的事件,力求不再囿于对文本的解读。在非表征的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可由以往的参与式观察转变为观察式参与,以此加强研究者与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联系。此外,非表征地理学对于“展演性的民族志方法”所进行的革新也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民族志不仅抛却研究前的结构预设,也更为注重研究所处的不断变化的事件和时空,更为关注展演的流动性和不可预测的本质(Morton, 2005)。Cook(2004)在“跟踪物质”中所使用的“多场址民族志”方法,也可较好地探讨人与物质背后跨越边界的、复杂的、动态的地理世界。

针对新的认识论(特别是非表征思潮)对于空间事物的持续性、展演性和发展性的强调,多元而创新的研究方法应运而生。如Wylie(2002)使用个人叙事和概念分析的方法呈现移动的身体在景观转变中的感受;Latham(2003)采用日记照片和日记访谈(diary-photograph, diary-interview),让研究对象将其穿越奥克兰的感受以文字和照片的方式拼贴在由时间和空间坐标轴组成的图表上,呈现其流动过程中的经历和感知。基于对感官性的注重,也有学者提倡基于感官的研究方法(sensory-based),用视听记录的方法详细记录行程中的多重感官体验 (Pink, 2008; Hayes-Conroy et al, 2010)。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视觉研究方法对于焕发、呈现和记录身体化的感知、情感和展演的适用性。如Laurier等(2003, 2008)认为,摄像可不断定格和回放在研究过程中容易忽视的事件,并可展示身体如何回应、适应和作用于景观;Spinney(2009)认为摄像有助于研究人们如何使用空间与身体,通过人们与空间的互动及其对空间的理解,进而具体而细致地得知人们在流动实践中所创造的意义;Simpson(2011)将摄像应用于街头表演的研究,发现摄像可捕捉细微的实践细节,并可作为以身体为中心的研究的重要方法。此外,Simpson(2012)也采用了延时摄影来探讨街头表演的时空特征,并认为此方法也可记录和折射事件的复杂和持续性,呈现多种实践节奏生成所需的关键条件。

3.2 新思潮的局限性和研究方法的探讨

尽管由于“非表征”理论和“再物质化”思潮在人文地理学上仍是新兴的思潮,目前仍存在不少异议。首先,如Nash(2000)批判“非表征”理论可能陷入身心二元论,认为身体实践中所涌现的情感和意义实际上难以脱离众多文化脉络和社会背景的影响,“非表征”理论在实践中有时也难以拒斥空间再现和象征系统的作用,导致理论陷入思想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层面,无论方法如何推陈出新,在写作阐述时难以避免事件的“再现”,从而使研究者的意识和“表征”并不能完全被抹除,非表征理论的方法实质也是一种表征的实践(Pile, 2010)。

其次,不少批评则针对“非表征”和“再物质化”理论有时会对差异性、话语和权力意图等缺乏重视。如女性主义学者批判非表征和再物质化理论本质上也陷入了其尝试突破的所谓的二元论,偏重于对感情进行抽象的诠释,较少涉及人们对于生活的理解,但却过于注重对“非人”的研究,脱离实际,反而远离了具身化(Bondi, 2005),也忽略了政治力量对于情感的影响(Sharp, 2009)。非表征理论也有远离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规的情感表达模式的问题(朱竑等, 2015)。如果忽视物质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政治内容,也可能使研究忽略不同个体受到不同的感染和被感染能力,使研究出现普适性问题(Tolia-Kelly, 2006)。在城市研究方面,传统的城市政治经济学对基于物质性的拼装城市论(assemblage urbanism)也不乏批判,质疑其对政治经济背景的忽视,过度重视微观尺度的互动,缺乏对特定社会意义的理论化以及无视嵌入于各网络和拼装体中的社会经济脉络等(Wachsmuth et al, 2011)。

此外,也有学者关注“非表征”理论和“再物质化”等新思潮对新文化地理学研究核心的冲击。Cresswell(2010)认为非表征理论将学界的关注点从作为中介的事物转移到情感、感情和身体性知识上,某种程度上使文化地理学减少了对“社会”的关注;Tolia-Kelly(2016)则强调超越表征的文化地理学愈发难以对各种不平等权力进行清晰的解释,并可能与强调政治的文化唯物主义逐渐疏离。Tolia-Kelly(2013)也强调,对于物质性的探讨不能仅停留于表层的分析和描述,要关注鲜活的物质所萌生的政治意义及对地方建构的推动。此外,也有观点认为,非表征理论过分夸大了以往被忽视的研究内容,如实践和情感等(Andrews et al, 2015)。

然而,非表征领域的局限性及其与表征理论的矛盾并非完全不可调和。如Colls(2012)提出,女性主义地理学或可采用“游牧意识”(nomadic consciousness),在理解阶级、种族、族裔、性别和年龄等各种社会关系对主体的塑造和差异化的同时,也继续批判后结构主义在考察主体的特殊性时缺乏对性别的考量,从而结合非表征理论的优势探讨性别差异的多重性、偶然性和虚拟性。地方作为众多关联关系和安置行为塑造人类生活的关键场所,学者更应用表征和非表征的策略对地方感进行分析(Kuusisto-Arponen, 2009)。事实上,也有学者未忽视身体的存在、感受和实践与性别等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Anderson et al, 2004; Waitt et al, 2015; Bissell, 2008)。随着非表征和再物质化的兴起,不少文化地理领域都在非表征和表征两种视角之下展开不同的探讨。对此,Roberts(2013)强调视觉图像和景观的难以判定和居中的(in-between)状态,在实际研究中根据具体状况决定物质性或非物质取向,以模糊两者的边界和为两者固有的本体论分歧开创新的可能性。更加具体地,Müller(2015)认为,在“超越表征”(more-than-representational)的研究中,在重视客体的超越表征特性之时,仍需保持表征的模式以尝试阐释“超越表征”。再者,不少物质主义的研究仍关注流动和被实践过程中的社会权力关系,正如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物质文化与商品链、地缘政治、边界和地方的构建具有紧密的联系,空间的情绪创设和地方氛围营造往往也并非缺乏政治和社会意图。物质和身体感知对空间塑造、社会实践、社会意义和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总而言之,在非表征和再物质化兴起的背景下,新文化地理学者仍可保持对文化政治和文化的社会性与空间性的关注。另外,两大新思潮对于日常生活和微观的“身体”话题的大量拓展,也持续开拓了新文化地理学话题的多样性。

4 总结与讨论

两大思潮关注日常性的和实践性的事物和感知方面,并关注人们如何通过持续的行动塑造世界。通过相关案例的介绍可知,纵然在新思潮引领下的研究也保持对身份和空间构建的关注,但更强调人是如何通过物质和身体层面的持续实践生产和维系社会意义。空间意义的制造不仅是一个空间隐喻的问题,而且可以和身体层面的感觉和实践联系在一起。同时,新思潮更突出情感和身体展演对空间的塑造作用,空间的氛围、感官影响和地方意义的形成相互交织,微观的“身体”也是各种空间意义生成的重要尺度。在此视角之下,身体的展演和情感并非由象征系统所限定,而其存在及能做什么更能揭示空间的意义。同时,物质在空间的流动不仅受制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也被“行动着的”和“具有活力的”人进行实践和使用,物质被刻写了文化的意义和寄托了人的情感和记忆。而且,由于物质对于人们情绪的作用,有关物品的实践往往也和空间氛围的塑造交织在一起。

由于面向新思潮的局限性以及方法论的不足,未来的研究无疑更应强调非表征与表征研究领域之间的全面批判性对话,在灵活使用非表征和再物质化的研究方法探讨事物的连续性和即时性,以及更好地展现身体化感知和情感对空间的作用时,更注重社会文化脉络与个体实践之间的联系,使理论和方法更具普适性。需要提出的是,非表征领域在欧美新文化地理学中已占据了重要地位,国内的相关研究尚显单薄,在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中,刘晨等(2016)视广州的音乐现场为动态的物质文化空间,发现其成为不同参与者的行为与地方认同之间的联系和协调节点;尹铎等(2016)从非表征的视角研究了城市新区居民如何通过日常行为对“家”进行功能实践和情感培育;周尚意等(2016)基于非表征理论,对北京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历史文化保护区的非权威性记忆空间和个人记忆空间进行了分析,认为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记忆活化,需要打通权威记忆素材和个体记忆素材之间的界线。在理论综述方面,一些学者在梳理身体地理(陶伟等, 2015)、食物消费地理(林俊帆等, 2014)、情感地理(朱竑等, 2015)、记忆地理(黄维等, 2016)、景观地理(李倩菁等, 2017)和厨房空间研究(刘晨等, 2014)等概念时对非表征和再物质化思潮进行了引介,这也从侧面反映新思潮对当下新兴理论的重要影响。视角多样和方法新颖的非表征理论实质上已涉入众多人文地理学的分支领域,如旅游地理、宗教地理、乡村地理、建筑地理、批判地缘政治、技术地理和景观研究等。因而,非表征和再物质化思潮也不啻为创新国内新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资源,同时也有助于国内文化地理研究更为深入地探究上述研究议题。回应时下西方文化地理学的“非表征”和“再物质化”的趋势,国内的相关领域应更为关注身体、实践、情感、情绪、展演和物质性等方面,这不仅是积极与国外前沿理论开展建设性的对话,而且也有助于促使文化地理视角更为全面地理解当下的经济和社会运行问题。事实上,在中国当前高速的社会文化空间转型背景下,地方认同和景观重塑等诸多文化地理所关注的问题皆与身体体验、实践、情感、展演和物质性等元素具有不可忽视的联系。同时,新思潮也可启发研究方法逐渐走出质性访谈和文本分析的局限。非表征领域强调不可符号化的、具身化的和感官性的空间要素和意义,促使文化地理学者开始具体使用更具感官性、参与性和展演性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摄影和摄像等可展现和触发人们情绪的视觉实践不仅成为颇具价值的研究方法,也可详细记录和分析人们的具体空间体验和行为模式。而正如Macpherson(2009)在研究中对于现象学、神经生物学、语言学和眼科学的综合运用,由于对感知和感情进行考量的重要性,也意味着心理学的方法、手段在未来可更广泛地为文化地理学者所用。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Andrews G J, Grenier A M.2015.

老年人移动构成的时空: 老龄化地理学中非表征理论的引入

[J]. 地理科学进展, 34(12): 1512-1534.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12.003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非表征理论及其在老龄化地理学研究中的运用。该理论的引入将使老龄化地理学成为一个重新焕发活力的研究领域。该领域涉及老年人生活中广泛而多样的空间移动与体验,涵盖移动的参与者、时效性和感知等维度,从而更好地表达和反映空间移动的本质特征。

[Andrews G J, Grenier A M.2015.

Ageing movement as space-time: Introducing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to the geography of ageing

. Progress in Geography, 34(12): 1512-1534. ]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12.003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非表征理论及其在老龄化地理学研究中的运用。该理论的引入将使老龄化地理学成为一个重新焕发活力的研究领域。该领域涉及老年人生活中广泛而多样的空间移动与体验,涵盖移动的参与者、时效性和感知等维度,从而更好地表达和反映空间移动的本质特征。
[2] 黄维, 梁璐, 李凡. 2016.

文本、冲突与展演视角下的西方记忆地理研究评述

[J]. 人文地理, 31(4): 17-2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尝试从文本、冲突与展演视角评述近年来西方人文地理学领域发表的记忆研究论文,研究发现,尽管研究议题趋于多样化,但都表达对记忆政治性、叙事本质以及展演性的关注,具体表现在对纪念景观空间叙事的文本政治学分析,大尺度记忆场域中的记忆构建主体多元化、空间占有与反抗以及记忆创伤等记忆政治议题,个体记忆如何被身体贮存、携带甚至时空迁移并通过身体实践而被再次激活等方面。在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空间与人口结构剧烈变化背景下,如何借鉴与应用西方记忆地理学相关理论,更深入地剖析具有本土特色的案例素材,应成为我国记忆地理学未来发展方向。

[Huang W, Liang L, Li F.2016.

A review of western geographies of memory in the perspectives of text, conflict and performance

. Human Geography, 31(4): 17-25.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尝试从文本、冲突与展演视角评述近年来西方人文地理学领域发表的记忆研究论文,研究发现,尽管研究议题趋于多样化,但都表达对记忆政治性、叙事本质以及展演性的关注,具体表现在对纪念景观空间叙事的文本政治学分析,大尺度记忆场域中的记忆构建主体多元化、空间占有与反抗以及记忆创伤等记忆政治议题,个体记忆如何被身体贮存、携带甚至时空迁移并通过身体实践而被再次激活等方面。在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空间与人口结构剧烈变化背景下,如何借鉴与应用西方记忆地理学相关理论,更深入地剖析具有本土特色的案例素材,应成为我国记忆地理学未来发展方向。
[3] 李倩菁, 蔡晓梅. 2017.

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景观研究综述与展望

[J]. 人文地理, 32(1): 23-2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景观意义一方面要对其符号化的表征元素进行解读,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其不可表征的意义。本研究梳理了国外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景观研究,发现:1表征视角下,一方面景观既被看作文化的产物,又是不同时期文化的再生;另一方面景观在权力博弈中曲折发展并推动其象征性意义的演变。2非表征视角主要关注日常生活行为、情感等方面所反应的社会变迁以及所感知的多元、复杂与不稳定的景观意义。国内新文化地理学视角的景观研究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对一些具体案例进行了尝试性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研究有助于中国学者结合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地理学景观理论体系,推动新文化地理学在中国的良性发展。

[Li Q J, Cai X M.2017.

Literature review and analysis on landscape research from perspective of new cultural geography

. Human Geography, 32(1): 23-28.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景观意义一方面要对其符号化的表征元素进行解读,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其不可表征的意义。本研究梳理了国外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景观研究,发现:1表征视角下,一方面景观既被看作文化的产物,又是不同时期文化的再生;另一方面景观在权力博弈中曲折发展并推动其象征性意义的演变。2非表征视角主要关注日常生活行为、情感等方面所反应的社会变迁以及所感知的多元、复杂与不稳定的景观意义。国内新文化地理学视角的景观研究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对一些具体案例进行了尝试性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研究有助于中国学者结合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地理学景观理论体系,推动新文化地理学在中国的良性发展。
[4] 林俊帆, 林耿. 2014.

意义, 权力与再物质化: 食物消费地理新进展

[J]. 人文地理, 29(6): 40-4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食物是人地关系的天然纽带。自伯克利学派开始关注食品消费研究起,食物研究在国外已属发展较成熟的领域,食物消费研究更是新近地理学关注的热点之一,与家庭研究、性别地理研究关联密切。食物消费主流研究很大部分关涉意义诠释和文化建构,包括文化和身份认同、意义空间塑造、味道与边界、旅游体验、地方指向等命题。食物消费研究也正在经历和吸收一些变化中的研究思潮,特别是警惕过度的"文化转向",重视有关政治地理和再物质化/物质地理的理论主张等。这种研究取向的变化及多元化趋势,作为新文化地理研究的一个缩影,正逐渐对国内食物消费地理研究产生影响。

[Lin J F, Lin G.2014.

Meaning, power and rematerializi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of food consumption

. Human Geography, 29(6): 40-46.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食物是人地关系的天然纽带。自伯克利学派开始关注食品消费研究起,食物研究在国外已属发展较成熟的领域,食物消费研究更是新近地理学关注的热点之一,与家庭研究、性别地理研究关联密切。食物消费主流研究很大部分关涉意义诠释和文化建构,包括文化和身份认同、意义空间塑造、味道与边界、旅游体验、地方指向等命题。食物消费研究也正在经历和吸收一些变化中的研究思潮,特别是警惕过度的"文化转向",重视有关政治地理和再物质化/物质地理的理论主张等。这种研究取向的变化及多元化趋势,作为新文化地理研究的一个缩影,正逐渐对国内食物消费地理研究产生影响。
[5] 刘晨, 蔡晓梅. 2016.

“噪”起来: 广州音乐现场的文化地理研究

[J]. 地理科学, 36(6): 871-878.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6.009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将广州的音乐现场看作一个承载制造“噪音”的场所,以6个现场音乐酒吧为具体案例,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探讨音乐现场如何连结不同人和不同的地方,以及如何被建构成一个“动态”的空间和“越轨”的地方。研究结果表明:音乐现场作为一种动态的物质文化空间,由经营者、组织者、音乐人和乐迷通过社会实践共同建构而成,成为所有音乐演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与不同地理尺度之间关系的节点;音乐现场作为一个“越轨”的地方,将音乐现场的“局内人”和“局外人”区分。上述结论回应和丰富了现有音乐地理研究的内容和成果,并对中国超越“看的方式”进行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p>

[Liu C, Cai X M.2016.

Noise up! A cultural geographical analysis of live music in Guangzhou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6(6): 871-878. ]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6.009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将广州的音乐现场看作一个承载制造“噪音”的场所,以6个现场音乐酒吧为具体案例,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探讨音乐现场如何连结不同人和不同的地方,以及如何被建构成一个“动态”的空间和“越轨”的地方。研究结果表明:音乐现场作为一种动态的物质文化空间,由经营者、组织者、音乐人和乐迷通过社会实践共同建构而成,成为所有音乐演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与不同地理尺度之间关系的节点;音乐现场作为一个“越轨”的地方,将音乐现场的“局内人”和“局外人”区分。上述结论回应和丰富了现有音乐地理研究的内容和成果,并对中国超越“看的方式”进行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p>
[6] 刘晨, 蔡晓梅, 曾国军. 2014.

西方厨房研究及其对中国文化地理家庭空间研究之启示

[J]. 热带地理, 34(4): 445-45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文章通过文献分析法,在回顾西方家庭厨房研究的背景和内容的基础上,总结得出:西方文化地理学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后殖民化和后工业化的背景下,主要从物质文化、性别文化和跨地方文化3方面探讨了现代厨房作为社会文化空间的建构,它们认为厨房作为一个家庭空间,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并强调厨房在构建人类日常生活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而并非仅仅是家庭烹饪活动的承载空间。基于此,根据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的特点,文章对中国文化地理学的家庭研究现状进行了展望,指出今后中国文化地理的家庭研究需将家庭视为一个社会文化空间,分析家庭如何成为连结不同尺度空间的重要节点以及如何承载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分工,以期对中国文化地理学的家庭研究以及有关微观空间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作出理论方面的贡献。</p>

[Liu C, Cai X M, Zeng G J.2014.

Kitchen studies through western gaze and cultural geographies of home in Urban China

. Tropical Geography, 34(4): 445-453. ]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文章通过文献分析法,在回顾西方家庭厨房研究的背景和内容的基础上,总结得出:西方文化地理学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后殖民化和后工业化的背景下,主要从物质文化、性别文化和跨地方文化3方面探讨了现代厨房作为社会文化空间的建构,它们认为厨房作为一个家庭空间,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并强调厨房在构建人类日常生活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而并非仅仅是家庭烹饪活动的承载空间。基于此,根据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的特点,文章对中国文化地理学的家庭研究现状进行了展望,指出今后中国文化地理的家庭研究需将家庭视为一个社会文化空间,分析家庭如何成为连结不同尺度空间的重要节点以及如何承载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分工,以期对中国文化地理学的家庭研究以及有关微观空间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作出理论方面的贡献。</p>
[7] 钱俊希, 朱竑. 2015.

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统一性与话题多样性

[J]. 地理研究, 34(3): 422-436.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3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新文化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激进反思甚至颠覆。首先,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理论基础的统一性。其反对伯克利学派'超有机体'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并非具象的'物体',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景或社会关系之下由社会群体自下而上地建构或生产的。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也并非'文化'被动的表达或容器,而是建构意义与价值系统的关键维度。其次,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研究话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研究视角的分散性或破碎性,而是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观带来的必然结果。新文化地理学关注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不同群体与不同尺度的文化事项、以及瞬息万变的日常生活经验。因此,这极大地拓展了其研究话题的广度。目前,中国地理学中有关文化的研究还处在比较边缘化的位置,但现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变迁迫切地要求文化地理学者从文化的社会性与空间性出发,探讨社会成员赋予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化这一维度在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Qian J X, Zhu H.2015.

Theoretical unity and the matic diversity in new cultural geography

. Geographical Research, 34(3): 422-436. ]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3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新文化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激进反思甚至颠覆。首先,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理论基础的统一性。其反对伯克利学派'超有机体'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并非具象的'物体',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景或社会关系之下由社会群体自下而上地建构或生产的。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也并非'文化'被动的表达或容器,而是建构意义与价值系统的关键维度。其次,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研究话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研究视角的分散性或破碎性,而是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观带来的必然结果。新文化地理学关注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不同群体与不同尺度的文化事项、以及瞬息万变的日常生活经验。因此,这极大地拓展了其研究话题的广度。目前,中国地理学中有关文化的研究还处在比较边缘化的位置,但现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变迁迫切地要求文化地理学者从文化的社会性与空间性出发,探讨社会成员赋予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化这一维度在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8] 陶伟, 王绍续, 朱竑. 2015.

身体、身体观以及人文地理学对身体的研究

[J]. 地理研究, 34(6): 1173-1187.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6015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1970年代以来,伴随着消费主义和女权运动,身体研究在人文社会学科中兴起,一个被布莱恩·特纳(Bryan Turner)称之为"身体社会崛起"的时代来临了。身体研究成为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大陆",众多哲学家、社会理论学家纷纷投身于身体研究,重新解读了身体在认识世界和知识生产中的重要性。身体转向作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同样受到了人文地理学家的关注。许多批判地理学家,如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反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酷儿地理学家认为,身体研究是改善社会、文化、经济关系的可能途径。在"身体转向"的影响下,身体研究逐渐渗入到情感地理学、旅游地理学、乡村地理学等众多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人文地理学家从人文社会科学中引入多种理论,如表演理论、精神分析法、非表征理论等对身体研究进行了探讨和阐释。基于这样的背景,梳理了西方人文地理学中有关身体研究的文献,归纳了人文地理学中身体研究的主要议题和理论,以及由此而展开的一系列具体的研究成果,此工作具有切实的学术意义并对后续相关研究的展开具有指导意义。

[Tao W, Wang S X, Zhu H.2015.

The body, the view of body, and the study of body in human geography

. Geographical Research, 34(6): 1173-1187. ]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6015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1970年代以来,伴随着消费主义和女权运动,身体研究在人文社会学科中兴起,一个被布莱恩·特纳(Bryan Turner)称之为"身体社会崛起"的时代来临了。身体研究成为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大陆",众多哲学家、社会理论学家纷纷投身于身体研究,重新解读了身体在认识世界和知识生产中的重要性。身体转向作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同样受到了人文地理学家的关注。许多批判地理学家,如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反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酷儿地理学家认为,身体研究是改善社会、文化、经济关系的可能途径。在"身体转向"的影响下,身体研究逐渐渗入到情感地理学、旅游地理学、乡村地理学等众多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人文地理学家从人文社会科学中引入多种理论,如表演理论、精神分析法、非表征理论等对身体研究进行了探讨和阐释。基于这样的背景,梳理了西方人文地理学中有关身体研究的文献,归纳了人文地理学中身体研究的主要议题和理论,以及由此而展开的一系列具体的研究成果,此工作具有切实的学术意义并对后续相关研究的展开具有指导意义。
[9] 吴增定. 2013.

现象学与“对世界的信任”: 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例

[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55(4): 44-5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世界无疑是现象学的一个核心论题,现象学试图克服自笛卡尔以来现代哲学中对世界的怀疑和不信任感。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认为,对世界之存在的信念作为一种自然态度,贯穿了我们的一切行为意识。而在海德格尔那里,世界作为一个预先给予的境域,则是一切其他世界内存在者得以显现的前提。但这两位现象学家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澄清世界的论题。胡塞尔通过先验还原将对世界之存在的信念悬置起来,并将世界本身看成是意识的意向相关物,而海德格尔则反过来认为,人作为此在原本就在世界之中存在,因此人对世界的朴素信任感也构成了他的原初存在方式。尽管如此,无论是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都没能真正克服现代哲学中世界之丧失的危机,重建人对世界的朴素信任。

[Wu Z D.2013.

Phenomenology and the trust in the world: A comparative study in Husserlian and Heideggerean Phenomenology

. Fudan Journal (Social Science), 55(4): 44-52.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世界无疑是现象学的一个核心论题,现象学试图克服自笛卡尔以来现代哲学中对世界的怀疑和不信任感。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认为,对世界之存在的信念作为一种自然态度,贯穿了我们的一切行为意识。而在海德格尔那里,世界作为一个预先给予的境域,则是一切其他世界内存在者得以显现的前提。但这两位现象学家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澄清世界的论题。胡塞尔通过先验还原将对世界之存在的信念悬置起来,并将世界本身看成是意识的意向相关物,而海德格尔则反过来认为,人作为此在原本就在世界之中存在,因此人对世界的朴素信任感也构成了他的原初存在方式。尽管如此,无论是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都没能真正克服现代哲学中世界之丧失的危机,重建人对世界的朴素信任。
[10] 尹铎, 钱俊希, 朱竑. 2016.

城市新区作为“家”的表征与实践: 以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35(12): 1517-1528.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12.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基于表征与非表征的研究视角,分析了以鄂尔多斯康巴什为代表的中国城市新区作为“家”的表征与实践过程.研究发现:针对康巴什新区,外部媒介与地方政府以表征手段建构了截然不同的“家”的意象.其中,BBC、Times等外媒将康巴什新区描绘成充满荒凉景观的“鬼城”和不健康的中国城市居住空间,而在地方政府的重构中,康巴什新区则充满了生态栖居必备的城市景观并成为了先进的城市文化空间.而作为“家”中的居住者,康巴什居民“家”的营建经历了从陌生到认同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空间转换与情感边界的构建.不同行动者共同塑造了康巴什新区多元的、充满矛盾意义的“家”的空问身份.本文旨在丰富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家”的地理学研究视角与类型,回应“鬼城”话语对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无家”的质疑,亦是城市新区社会文化研究的有益拓展与补充.

[Yin D, Qian J X, Zhu H.2016.

The 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of new urban district-as-home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Kangbashi New Town, Ordos

. Progress in Geography, 35(12): 1517-1528. ]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12.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基于表征与非表征的研究视角,分析了以鄂尔多斯康巴什为代表的中国城市新区作为“家”的表征与实践过程.研究发现:针对康巴什新区,外部媒介与地方政府以表征手段建构了截然不同的“家”的意象.其中,BBC、Times等外媒将康巴什新区描绘成充满荒凉景观的“鬼城”和不健康的中国城市居住空间,而在地方政府的重构中,康巴什新区则充满了生态栖居必备的城市景观并成为了先进的城市文化空间.而作为“家”中的居住者,康巴什居民“家”的营建经历了从陌生到认同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空间转换与情感边界的构建.不同行动者共同塑造了康巴什新区多元的、充满矛盾意义的“家”的空问身份.本文旨在丰富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家”的地理学研究视角与类型,回应“鬼城”话语对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无家”的质疑,亦是城市新区社会文化研究的有益拓展与补充.
[11] 周尚意, 成志芬, 夏侯明健. 2016.

记忆空间表达及其传承研究: 以北京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历史文化保护区为例

[J]. 现代城市研究, 31(8): 11-1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6000.2016.08.00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作为记忆空间,与非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区别之一是它承载着更多的集体记忆。这个集体不但是居住或工作在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人,还包括居住在历史文化保护区之外的人们。在这个逻辑下,城市才能将纳税人的钱投入到历史文化保护区上。以北京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历史文化保护区为案例研究区域,分析了权威性和非权威性记忆空间、集体和个人记忆空间的表达和传承,分析了这两种空间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方案制定的参考意义和局限。文章用地理学的尺度转换理论解释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最后基于非表征理论,提出在历史文化保护区记忆活化的过程中,首先要打通权威记忆素材和个体记忆素材之间的界线,这样才能为个体记忆上升为集体记忆铺平道路。

[Zhou S Y, Cheng Z F, Xiahou M J.2016.

Represent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memory space: A case study of a historical cultural area in 1st to 8th Lanes in Xisi area in Beijing

. Modern Urban Research, 31(8):11-16. ]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6000.2016.08.00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作为记忆空间,与非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区别之一是它承载着更多的集体记忆。这个集体不但是居住或工作在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人,还包括居住在历史文化保护区之外的人们。在这个逻辑下,城市才能将纳税人的钱投入到历史文化保护区上。以北京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历史文化保护区为案例研究区域,分析了权威性和非权威性记忆空间、集体和个人记忆空间的表达和传承,分析了这两种空间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方案制定的参考意义和局限。文章用地理学的尺度转换理论解释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最后基于非表征理论,提出在历史文化保护区记忆活化的过程中,首先要打通权威记忆素材和个体记忆素材之间的界线,这样才能为个体记忆上升为集体记忆铺平道路。
[12] 朱竑, 高权. 2015.

西方地理学“情感转向”与情感地理学研究述评

[J]. 地理研究, 34(7): 1394-1406.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7017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e discipline of geography often presents us with an emotionally barren terrain, leading to spaces ordered solely by rational principles and demarcated according to political, economic or technical logics. However, this situation is beginning to change, as the recent burgeoning publications and conference session dedicated to emotion, which resulted in emerging "emotional turn" within geography. Four precursors contributed to "emotional turn" are discussed in this context, including body and feminist works, humanistic geographies,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ies and psychotherapy. As a new branch of human geographies, emotional geographies was considered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platform for exploring the spatiality and sociality of emotion, feeling and affect. According to the books and journals related to emotional geographies, seven hot issues are major concerns of scholars at present: climate change and ecology; intimate space; geopolitics of emotion; educational geography of emotion; place and belonging; ethnic and racial geography of emotion; special group. In summary, we hope the work conducted in the present paper can shed new light on domestic research upon emotional geography that is rarely presented in domestic research.

[Zhu H, Gao Q.2015.

Review on "emotional turn" and emotional geographies in recent western geography

. Geographical Research, 34(7): 1394-1406. ]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7017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e discipline of geography often presents us with an emotionally barren terrain, leading to spaces ordered solely by rational principles and demarcated according to political, economic or technical logics. However, this situation is beginning to change, as the recent burgeoning publications and conference session dedicated to emotion, which resulted in emerging "emotional turn" within geography. Four precursors contributed to "emotional turn" are discussed in this context, including body and feminist works, humanistic geographies,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ies and psychotherapy. As a new branch of human geographies, emotional geographies was considered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platform for exploring the spatiality and sociality of emotion, feeling and affect. According to the books and journals related to emotional geographies, seven hot issues are major concerns of scholars at present: climate change and ecology; intimate space; geopolitics of emotion; educational geography of emotion; place and belonging; ethnic and racial geography of emotion; special group. In summary, we hope the work conducted in the present paper can shed new light on domestic research upon emotional geography that is rarely presented in domestic research.
[13] Adey P.2008.

Airports, mobility and the calculative architecture of affective control

[J]. Geoforum, 39(1): 438-451.

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07.09.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Drawing on work surrounding the theorisation of concepts such as mobility, affect and emo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ir control is now being intertwined in places like airports which are employing a number of techniques that engineer affects. Airport affect is enacted, in one way, by planning and designing the situational affective context one inhabits throwing up structures of ethological possibility that shape capacities for the corporeal body to move and be moved. It is shown that the engineering of airport affect is premised upon a wider discursive framework of calculation and indeterminacy, and that selective techniques summon a number of different modalities of control.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series of implications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power, and the study of mobility, emotion and affect.
[14] Amoore L.2006.

Biometric borders: Governing mobilities in the war on terror

[J]. Political Geography, 25(3): 336-351.

https://doi.org/10.1016/j.polgeo.2006.0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the biometric border in order to signal a dual-faced phenomenon in the contemporary war on terror: the turn to scientific technologies and managerial expertise in the politics of border management; and the exercise of biopower such that the bodies of migrants and travellers themselves become sites of multiple encoded boundaries. Drawing on the US VISIT programme of border controls (United States Visitor and Immigrant Status Indicator Technology), the article proposes three central themes of the politics of the biometric border. First, the use of risk profiling as a means of governing mobility within the war on terror, segregating ‘legitimate’ mobilities such as leisure and business, from ‘illegitimate’ mobilities such as terrorism and illegal immigration. Seco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biometrics and the body, such that identity is assumed to be anchored as a source of prediction and prevention. Finally, the techniques of authorization that allow the surveillance of mobility to be practiced by private security firms and homeland security citizens alike. Throughout the article, I argue that, though the biometric border is becoming an almost ubiquitous frontier in the war on terror, it also contains ambivalent, antagonistic and undecidable moments that make it contestable.
[15] Anderson B.2004.

Time-stilled space-slowed: How boredom matters

[J]. Geoforum, 35(6): 739-754.

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04.02.005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is paper aims to fold the increased attention to issues of materiality in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into the more recent attunement to questions of affect. The vehicle for this aim is a discussion of the complex ways in which boredom, and bodies bored, compose time pace. Somewhat surprisingly, and in stark contrast to its experiential ubiquity, boredom has rarely been discussed within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paper therefore performs a geography of how boredom matters by way of a series of examples of the taking place of boredom drawn from research on music and everyday life. Rather than discuss boredom through the critical concepts that underpin the thesis of disenchantment, such as alienation or anomie, I argue that boredom takes place as a suspension of a body's capacities to affect and be affected forged through an incapacity in habit. Through this discussion I argue that the `new materialisms' that increasingly populate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struggle to discern the affectivity of profane social-life and, importantly, cannot conceive of the risk of depletion that boredom, via its connection to meaninglessness and indifference, exemplifies. However, attuning to the movement-from that always accompanies boredom discloses the immanent presence of intensities that on-go even as boredom stills and slows time pace. Based on the ambiguity of boredom that results, the conclusion draws on the `not-yet' materialism of 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vols. 1 3) (N. Plaice, S. Plaice, P. Knight, Trans.), Blackwell, Oxford, 1986] to disclose an image of process-matter that draws on Bennett's [The Enchantment of Modern Life. Attachments, Crossings and Eth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and Oxford, 2001] concept of an `enchanted materialism' but retains a sense of process as incorporating both plentitude depletion. The basis to this form of affective materialism is the event of hope.
[16] Anderson B, Harrison P.2008.

The promise of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ies

[M]// Anderson B, Harrison P. Taking-place: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ies and geography. Farnham, UK: Ashgate: 1-34.

[本文引用: 4]     

[17] Anderson B, Tolia-Kelly D.2004.

Matter(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J]. Geoforum, 35(6): 669-674.

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04.04.001      URL      摘要

matter(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18] Andrews G.2014.

Co-creating health's lively, moving frontiers: Brief observations on the facets and possibilities of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J]. Health & Place, 30: 165-170.

https://doi.org/10.1016/j.healthplace.2014.09.002      URL      PMID: 25282125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follows up a recent debate on the potential of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in health geography (see Andrews et al 2014; Kearns 2014; Hanlon 2014; Andrews 2014c) by outlining, more broadly, some of its key facets and investigative possibilities. The intention is to provide a helpful introduction, and entry point, to this particular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and of going about research that might help scholars reverberate the ‘taking place’ of health and health care.
[19] Ash J.2010.

Teleplastic technologies: Charting practices of orientation and navigation in video gaming

[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5(3): 414-430.

https://doi.org/10.1111/j.1475-5661.2010.00389.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is paper I develop the concept of 'teleplastic technologies'– technologies that pre-shape the potentials and possibilities for human action, movement and sense – through the example of videogaming. I develop a case study of videogame users through which I unpack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leplastic technologies and the ways in which they operate to reorganise the capacities and capabilities of users' bodies through spatial means. In the first section I argue that teleplastic technologies should be understood from a spatial/eth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show how ethologically limited videogame environments encourage users to act and move without conscious thought in response to various inhibitors and disinhibitors designed into that environment. In the second section I show how the somatic techniques users develop in response to these worlds reorganise the cardinal orientation of users' bodies and, thus, how the 'geography' of teleplastic technologies shape the potential and possibilities for spatial sense.
[20] Ash J, Simpson P.2016.

Geography and post-phenomenology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0(1): 48-66.

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14544806      URL      [本文引用: 1]     

[21] Barratt P.2012.

'My magic cam': A more-than-representational account of the climbing assemblage

[J]. Area, 44(1): 46-53.

https://doi.org/10.1111/j.1475-4762.2011.01069.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adds to debates on bodies and materiality concerning how we experience places not only as bodies but as complex assemblages. It engages 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climbers, their kit and the places in which they climb to explore how during the situated practice of climbing, climbers and material artefacts co-evolve resulting in a diverse array of synergies that co-enable the climb. Differing roles and functions emerge and are negotiated between climber, crag and kit. These roles and functions go beyond those detailed by manufacturer-ascribed use-values that define their ‘proposed’ or ‘proper’ role/s and limits within the climber's safety assemblage. Drawing up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climbers, I use Actor Network Theory to explore the enabling, situated, contingent and co-emergent relations between climbers and their kit and show how more-than-representational dimensions of their environmental engagements are dependent upon entering into symbolic and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s with material others.
[22] Barua M.2014.

Volatile ecologies: Towards a material politics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6(6): 1462-1478.

https://doi.org/10.1068/a46138      URL      [本文引用: 1]     

[23] Bissell D.2008.

Comfortable bodies: Sedentary affects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0(7): 1697-1712.

https://doi.org/10.1068/a39380      URL      [本文引用: 1]     

[24] Bissell D.2010.

Passenger mobilities: Affective atmospheres and the sociality of public transport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8(2): 270-289.

https://doi.org/10.1068/d3909      URL      [本文引用: 1]     

[25] Blunt A, Dowling R.2006.

Home (key ideas in geography)

[M]. Abingdon: Routledge.

[本文引用: 1]     

[26] Bondi L.2005.

Making connections and thinking through emotions: Between geography and psychotherapy

[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0(4): 433-448.

https://doi.org/10.2307/38045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http://www.jstor.org/stable/3804506
[27] Boyce G, 2016.

The rugged border: Surveillance, policing and the dynamic materiality of the US/Mexico frontier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4(2): 245-262.

https://doi.org/10.1177/0263775815611423      URL      [本文引用: 1]     

[28] Cadman L.2009.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Non-Representational Geographies

[M]// Kitchin R, Thrift 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Amsterdam: Elsevier: 456-463.

[本文引用: 2]     

[29] Colls R.2012.

Feminism, bodily difference and non-representational geographies

[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7(3): 430-445.

https://doi.org/10.1111/j.1475-5661.2011.00477.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Over the past 10 years, a body of work, collectively known as non-representational geographies, has emerged within human geography. Broad in its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emphasis, its main ethos is to develop a mode of engaging with and presenting the world that emphasises the taking-place of practices and what humans and non-humans do.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critiques of this work. Some of these have been made by feminist geographers who are particularly concerned with non-representational geographies’ reproduction of an undifferentiated body-subject. This article engages explicitly with this critique by suggesting the possibility of useful engagements between feminism and non-representational geographies. This is done first by suggesting that feminist geographers might adopt a ‘nomadic consciousness’ that both remains critical of the gender-blindness of much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while also being open to the potential that it offers for feminist accounts of the subject. This is demonstrated by drawing on feminist theoretical work that seeks to rethink corporeal specificity. Second, the article presents an account of sexual difference as force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how difference can be conceptualised drawing on some of the tenets and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of non-representational geographies.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reflecting on how to harbour generous and genera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eminist geographies, sexual difference theories and non-representational geographies.
[30] Cook I.2004.

Follow the thing: Papaya

[J]. Antipode, 36(4): 642-664.

https://doi.org/10.1111/anti.2004.36.issue-4      URL      [本文引用: 2]     

[31] Cook I, Harrison M.2007.

Follow the thing: "West Indian hot pepper sauce"

[J]. Space and Culture, 10(1): 40-63.

https://doi.org/10.1177/1206331206296384      URL      [本文引用: 1]     

[32] Cook S, Shaw J, Simpson P.2016.

Jography: Exploring meanings, experiences and spatialities of recreational road-running

[J]. Mobilities, 11(5): 744-769.

https://doi.org/10.1080/17450101.2015.103445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16). Jography: Exploring Meanings, Experiences and Spatialities of Recreational Road-running. Mobilities: Vol. 11, No. 5, pp. 744-769. doi: 10.1080/17450101.2015.1034455
[33] Crang M, Tolia-Kelly D.2010.

Nation, race, and affect: Senses and sensibilities at national heritage sites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2(10): 2315-2331.

https://doi.org/10.1068/a4346      URL      [本文引用: 1]     

[34] Cresswell T.2010.

New cultural geography-an unfinished project?

[J]. Cultural Geographies, 17(2): 169-174.

https://doi.org/10.1177/1474474010363845      URL      [本文引用: 1]     

[35] Crewe L.2016.

Placing fashion: Art, space, display and the building of luxury fashion markets through retail design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0(4): 511-529.

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15580815      URL      [本文引用: 1]     

[36] Darling J.2014.

Another letter from the Home Office: Reading the material politics of asylum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2(3): 484-500.

https://doi.org/10.1068/d13067p      URL      [本文引用: 1]     

[37] Degen M, DeSilvey C, Rose G.2008.

Experiencing visualities in designed urban environments: Learning from Milton Keynes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0(8): 1901-1920.

https://doi.org/10.1068/a39208      URL      [本文引用: 1]     

[38] Degen M, Rose G, Basdas B.2010.

Bodies and everyday practices in designed urban environments

[J]. Science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23(2): 60-76.

[本文引用: 1]     

[39] Dudley S.2011.

Feeling at home: Producing and consuming things in Karenni refugee camps on the Thai-Burma border

[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7(6): 742-755.

https://doi.org/10.1002/psp.63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concentrates o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articularly of food and textiles,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such processes and bodily action to feeling at home, for the highly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 of Karenni refugees from Burma living in camps on the Thai border. Looking at eating, weaving and wearing, I examine the implications and associations of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rocesses and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ith pre-exile life. I argue that an investigation into sensory aspects of such issues can illuminate how it feels to be a refugee, in a physical sense: to be out of one's familiar place and ecology, seeking actively to bring about a sense of being 090004at home090005 in the exiled context of a border camp. Being displaced inevitably alters forced migrants' connections with the physical world of places, objects and other people of which they are a part. To focus on this aspect of forced migration, rather than following the more usual emphases on causes, protection and assistance, or psychosocial impacts, facilitates exploration of the fundamentally cultural processes through which refugees make meaning out of the rupture they have experienced. It is an approach that demonstrates local agency and makes it clear that refugees are not passive victims, but active agents working hard to make the best of their circumstances. For the Karenni as for other displaced and non-displaced peoples alike, an important part of feeling 090004at home090005 is the cultivation of a sense of spatiotemporal continuity of place and of emplacement. Yet real, physical continuity of place is impossible for refugees: the camp is not and never will be the place whence they have come. I demonstrate that refugees make considerable efforts to create a sense of purpose and home in displacement, and that embodied knowledge and the opportunity for its repeated enactment, and especially, sensory experience, are central components in this. While the camp is in some ways perpetually becoming more like home, it will never quite be it. Nonetheless, repeated and active engagement in the present with the objects and actions of the past, are in a refugee setting particularly powerful and dynamic in forming and re-forming connections with the pre-exile past. Copyright 0008 2010 John Wiley & Sons, Ltd.
[40] Duffy M, Waitt G, Gorman-Murray A, et al.2011.

Bodily rhythms: Corporeal capacities to engage with festival spaces

[J].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4(1): 17-24.

https://doi.org/10.1016/j.emospa.2010.03.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examines what an embodied sense of rhythm can add to understanding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stival spaces and people. Insights are given to how the rhythmic qualities of sound help orientate bodies in festival spaces, and how bodies produce festival space through embodied responses to the rhythmic qualities of sound. Our interpretation draws on extending examples of how researchers are using their bodies as ‘instruments of research’ by reflecting on a project conducted on rural festivals in Australia. We explore the different embodied rhythmic sound qualities of two parades held in the twin towns of Daylesford–Hepburn Springs, Victoria: the Swiss–Italian Festa and the ChillOut, pitched as Australia’s largest lesbian and gay rural festival. We pay close attention to how the rhythmic qualities of sounds trigger embodied responses. Incorporating the embodied knowledge of bodily rhythms triggered by sounds is a crucial component to understanding the analysis of festival spaces as sites-of-belonging.
[41] Gregson N, Crang M.2010.

Materiality and waste: Inorganic vitality in a networked world

[J]. Environment & Planning A, 42(5): 1026-1032.

[本文引用: 1]     

[42] Gregson N, Crang M, Ahamed F.et al.2010.

Following things of rubbish value: End-of-life ships, 'chock-chocky' furniture and the Bangladeshi middle class consumer

[J]. Geoforum, 41(6): 846-854.

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10.05.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re has been an upsurge of geographical work tracing globalised flows of commodities in the wake of Appadurai’s (1986) call to ‘follow the things’. This paper engages with calls to follow the thing but argues that work thus far has been concentrated, first, on global flows from developing world producers to developed world consumers, and, second, on things that remain stable as they circulate. This paper instead argues that ‘follow the thing’ research needs to also attend to flows ‘down’ the value chain, from developed to less developed worlds, and to things that are either coming apart or being disassembled. The case presented here is end-of-life ships, sent to be broken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s most are, in this case in Bangladesh. It looks at how the arts of transience re-work materials from rubbish value ships into new forms and objects in the household furnishing sector, which are then appropriated by Bangladeshi middle class consumers. Far from being a minor feature this is shown to be empirically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the Bangladeshi economy. Theoretically the paper challenges many habitual assumptions about global flows of commodities and urges ‘follow the thing’ research to rethink the thing.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back-end of the value chain shows that things are but temporary configurations of material. At best partially stable, things are argued to be endlessly being assembled, always becoming something else somewhere else.
[43] Hall S.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M]. New York: Sage.

[本文引用: 1]     

[44] Hayes-Conroy A, Martin D.2010.

Mobilising bodies: Visceral identification in the slow food movement

[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5(2): 269-281.

https://doi.org/10.1111/j.1475-5661.2009.00374.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visceral take on the role of identity in social movement mobilisation. The authors emphasise how identity goes beyond cognitive labels to implicate the entire minded-body. It is suggested that political ideas, beliefs and self definitions require a bodily kind of resonance in order to activate various kinds of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activism. The authors refer to this bodily resonance as Visceral processes of identification' and, through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with the Slow Food (SF) movement, they reveal specific instances of such processes at work. Examining SF in Halifax, Nova Scotia, Canada, and Berkeley, California, USA, the authors ask how SF comes to feel in the bodies of members and non-members and they interrogate the role that feelings play in the development of activism(s). Bodies are shown to both align with movements' socio-political aims and (re) create them. The account provides a means for shifting recent social theoretical attention to bodied/material life to a broad application in political geography, political ecology and social movement theory.
[45] Hensley S.2011.

'It's the sugar, the honey that you have': Learning to be natural through rumba in Cuba.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18(2): 195-215.

https://doi.org/10.1080/0966369X.2010.55165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uses the technique of learning to be natural to consider how dance, rhythm and the body become forces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Cuba, many Afro-Cuban cultural practices, such as rumba, have been subject to social and spatial exclusion. In this context, sites such as the home, the street and the family emerge as highly significant for the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of Afro-Cuban music and dance. Learning primarily from family members and through spaces such as the home, street and neighborhood contributes to ambiguous understandings of rhythmic responsiveness as both instinctive and learned, inside and outside the body, cultural and natural. Many rumba performers also deploy flexible understandings of rhythmic natures to assert the social and material significance of racial differentiation in a context where the implications of ‘race’ are often denied. Even at their most fixed, however, these understandings of bodily and rhythmic natures remain contingent on important people and places for their development. The practice of learning rhythmic responsiveness highlights that, although bodily trajectories are not predetermined, bodies develop differently through different places, practices and relations to others. Importantly, this also suggests that bodily materiality and its social significances are not endlessly pliable. By examining places and specific practices for learning to respond ‘naturally’ to rumba rhythm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body's variable openness and resistance to augm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lends power to highly unnatural gender and racial categories.
[46] Holloway J.2003.

Spiritual embodiment and sacred rural landscapes

[M]// Cloke P. Country visions. London: Pearson Prentice Hall: 158-175.

[本文引用: 1]     

[47] Horton J, Kraftl P.2014.

Cultural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

[M]. Oxfords &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200-221.

[本文引用: 1]     

[48] Jackson P.1989.Maps of meaning: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 [M].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本文引用: 1]     

[49] Jackson P.2000.

Rematerializing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1(1): 9-14.

[本文引用: 2]     

[50] Kearnes M.2003.

Geographies that matter: The rhetorical deployment of physicality?

[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4(2): 139-152.

https://doi.org/10.1080/1464936030906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Jackson (2000) proposes a 'rematerialization' of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He argues for the grounding of geographical analysis in the concrete world of actual physical objects. Examining the work of Jackson (2000) and Miller (1987, 1998) this paper interrogates this return to the physical. In particula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urrent articulations of physicality rely on a universal metaphysics of matter--positing matter as a universally undifferentiated conditionality. This reliance is problematic in that it signifies an essentialist dichotomy between the objective (the material) and the subjective (the textual). Also this dichotomy necessitates a linear dialectics of matter subjugating the material to the determinative action of form. In subjecting Jackson's notion of rematerialization to a critical philosophical reading, the aim is to disturb the unquestioned metaphysical implications of this return. Indeed it is to suggest that a rematerialization of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must account for the wayward expressiveness of matter--its representative and active capacities outside its relation with the subject.
[51] Kraftl P, Adey P.2008.

Architecture/affect/inhabitation: Geographies of being-in buildings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8(1): 213-231.

https://doi.org/10.1080/0004560070173468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rchitectural design operates beyond symbolic and representational interpretation. Drawing on recent “nonrepresentational” geographies, we demonstrate how architectural space can be rethought through the concept of affect. We explore how individual buildings and their architects preconfigure, limit, and engender particular affects to accomplish very particular goals. Our analysis is based on two building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 ecological school and an airport. We demonstrate how affects both enable and constrain practices such as teaching, playing, and relaxing that render different buildings as uniquely meaningful places. The affects designated to and by these buildings are indispensable to the specification of particular styles of inhabitation, in ways not previously considered by architectural geographers.
[52] Kuusisto-Arponen A K.2009.

The mobilities of forced displacement: Commemorating Karelian evacuation in Finland

[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10(5): 545-563.

https://doi.org/10.1080/1464936090297446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In this article I discuss the mobilities of forced displacement. I analyse the politics of mobility by connecting the multiple scales of experienced mobility with the representational and non-representational strategies of sense of place.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wofold: to illustrate the different collective cultural narratives of displacement, and the ontological bodily memories. Three narratives of Karelian displacement are discussed. To capture the bodily memories, I also apply the philosopher Jacques Derrida's (1995) ideas on khora. Khora originates in Plato's Timaeus. Derrida's one interpretation of khora is a half-way-place, which is midway between space and time. I argue that khora as a non-topological concept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existential place relations and also provides a fresh conceptual basis for the analysis of non-representational aspects of experiential place. Empirically, I focus on the commemoration of Karelian evacuation in Finland. I argue that the festivity called the Trail of the Displaced consists of several culturally representational and embodied non-representational mobilities which explain the complexities of spatial belonging among displaced communities.
[53] Latham A.2003.

Research, performance, and doing human geograph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diary-photograph, diary-interview method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5(11): 1993-2017.

https://doi.org/10.1068/a3587      URL      [本文引用: 1]     

[54] Laurier E, Brown B.2008.

Rotating maps and readers: praxiological aspects of alignment and orientation

[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3(2): 201-216.

https://doi.org/10.1111/j.1475-5661.2008.00300.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 longstanding topic in our notions of what geographic knowledge could be is the mental map, or, in its most recent form, mental spatial representations. In this paper we draw upon ethnomethodological critiques of cognition, and mind more generally, to re-specify navigation, orientation and alignment in terms of human practices of navigating, orienting and aligning in particular settings. Our ambition in the paper is less to dismantle notions of cognition still present in geographers' studies of map use; instead we offer the beginnings of a way of analysing ordinary practices of wayfinding that treats matters of reasoning as publicly available in gestures and conversation rather than indirectly accessible inner processes of mental map consultation. To do so we describe what occurs during two video fragments involving consultation of maps in commonplace situations. The first is a group of tourists on foot trying to find an old building in Edinburgh and the second daytrippers travelling out for a day in the countryside locating some recommended places to visit in a road atlas.
[55] Laurier E, Philo C.2003.

The region in the boot: mobilising lone subjects and multiple objects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1(1): 85-106.

https://doi.org/10.1068/d341      URL      [本文引用: 1]     

[56] Lees L.2002.

Rematerializing geography: The 'new' urban geography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6(1): 101-112.

https://doi.org/10.1191/0309132502ph358pr      URL      [本文引用: 1]     

[57] Lorimer H.2005.

Cultural geography: The busyness of being 'more-than-representational'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9(1): 83-94.

https://doi.org/10.1191/0309132505ph531pr      URL      [本文引用: 4]     

[58] Lorimer H.2008.

Cultural geography: Non-representational conditions and concerns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9(1): 1-9.

[本文引用: 1]     

[59] Lorimer J.2010.

Moving image methodologies for 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

[J]. Cultural geographies,17(2): 237-258.

https://doi.org/10.1177/1474474010363853      URL      [本文引用: 1]     

[60] Lury C.1996. Consumer Culture [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引用: 2]     

[61] Macpherson H.2009.

The intercorporeal emergence of landscape: Negotiating sight, blindness, and ideas of landscape in the British countryside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1(5): 1042-1054.

https://doi.org/10.1068/a40365      URL      [本文引用: 1]     

[62] Macpherson H.2010.

Non-representational approaches to body landscape relations

[J]. Geography Compass, 4(1): 1-13.

https://doi.org/10.1111/j.1749-8198.2009.00276.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short paper offers a critical summary of some of the key themes of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NRT),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recent approaches to body-landscape relations and the potential place of disability in these accounts. NRT in British human geography has encouraged an emphasis on the embodied, practiced and habitual qualities of embodied experience. Recent non-representational work on landscape has developed these agendas to show how landscape may be thought of as a 'process' (Rose 2002) or 'tension' which potentially 'animates' the embodied subject (Rose and Wylie 2006). Here the body and the landscape are understood to be complimentary concepts that are useful to think through together each in a constant process of 'becoming' through the other. 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of researching such non-representational body-landscape relations, showing how researchers have drawn on insights of disciplines as diverse as neuroscience and performance studies to address this challenge.
[63] McCormack D.2006.

For the love of pipes and cables: A response to Deborah Thien

[J]. Area, 38(3): 330-332.

https://doi.org/10.1111/j.1475-4762.2006.00698.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Love is indeed 'ecstasy', not in the sense of a moment of intoxication, but rather as a journey, an ongoing exodus out of the closed inward-looking self towards its liberation through self-giving, and thus towards authentic self-discovery and indeed the discovery of God. (Benedict XVI, Encyclical letter Deus Caritas Est)
[64] Meehan K.2014.

Tool-power: Water infrastructure as wellsprings of state power

[J]. Geoforum, 57: 215-224.

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13.08.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ole of water infrastructure in the production of state power, and advances an understanding of nonhumans as power brokers. While state power is increasingly understood as the effect of material practices and processes, I draw on the idea that objects are ‘force-full’ to argue that infrastructure helped cement federal state power in Tijuana over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simultaneously limited the spaces of stateness in surprising ways. To support my argument, I examine three sets of water infrastructure in Tijuana, Mexico. First, I examine the key constitutional edicts, laws, and treaties that enabled bureaucratic development and staked territorial claims on water during Mexico’s liberal era (1876–1911) and post-revolutionary period. Second, I trace the development of Tijuana’s flood control and potable water conveyance networks, designed and built between the 1960s and the 1980s, which enabled rapid urban growth but ultimately cultivated dependency on a distant, state engineered water source. Finally, I show how the ordinary infrastructures of water supply—such as barrels, cisterns, and buckets, common tools in Tijuana homes—both coexist with and limit state power, resulting in variegated geographies of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punctuated by alternative spaces of rule. Together, these infrastructures form the ‘hydrosocial cycle’ of Tijuana, which I use to illustrate the uneven spatiality of state power. In conclusion, I draw on insights from 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to move past the anthropocentric notion of infrastructure as ‘power tools’—handy implements used by humans to exercise dominion—toward tool-power: the idea that objects-in-themselves are wellsprings of power.
[65] Meehan K, Shaw I, Marston S.2013.

Political geographies of the object

[J]. Political Geography, 33: 1-10.

https://doi.org/10.1016/j.polgeo.2012.1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ole of objects in the constitution and exercise of state power, drawing on a close reading of the acclaimed HBO television series The Wire, an unconventional crime drama set and shot in Baltimore, Maryland. While political geography increasingly recognizes the prosaic and intimate practices of stateness, we argue that objects themselves are central to the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state power. Specifically, we analyze how three prominent objects on The Wire – wiretaps, cameras, and standardized tests – arrange and produce the conditions we understand as ‘stateness’. Drawing on 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 we offer a methodology of power that suggests it is generalized force relations rather than specifically social relations that police a population – without, of course, ever being able to fully capture it. We conclude by suggesting The Wire itself is an object of force, and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of an object-oriented approach for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power, and for political geography more broadly.
[66] Morton F.2005.

Performing ethnography: Irish traditional music sessions and new methodological spaces

[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6(5): 661-676.

https://doi.org/10.1080/1464936050025829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attends to recent developments concerned with researching social practice,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Irish traditional music in sessions. The aim is to illustrate how to get at the spaces which are made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performance, and which are often neglected in conventional research methods. I claim that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as a supplementary, rather than prescriptive, approach to methodology, accommodates the reworking of several conventional methods, such as ethnography. After elaborating on the advantages of a ‘performance ethnography’, I claim that this type of research opens up two methodological spaces of access and knowledge/communication that should not be ignored within geography, because they draw attention to different ways of knowing and getting at space than conventional research methods allow.
[67] Müller M.2015.

More-than-representational political geographies

[M]//Agnew J, Mamadouh V, Secor A J, et al. The Wiley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Sons : 406-423.

[本文引用: 1]     

[68] Nash C.2000.

Performativity in practice: Some recent work in cultural geography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4(4): 653-664.

https://doi.org/10.1191/030913200701540654      URL      [本文引用: 1]     

[69] Obrador-Pons P.2009.

Building castles in the sand: Repositioning touch on the beach

[J]. The Senses and Society, 4(2): 195-210.

https://doi.org/10.2752/174589309x42513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develops insights into the haptic geographies of sandcastles and sunbathing. The aim is to produce a livelier account of the beach that incorporates a sense of performativity and enjoyment, breaking with the occulocentrism that dominates social sciences.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importance of vision, this paper affirms the centrality of touch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production of feeling. My concern is with haptic articulations of the sensible that draw away from a solely visu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each. Touch offers the possibility of bringing life, sensation, and enjoyment back to the beach, unlocking and animating some of its potentialities. Touch also provides a valuable route to reinvest this space with texture and praesentia, along with a sense of the creative and the performative. This article, which draws on ethnographic research conducted on the island of Menorca (Spain), analyses two kinds of haptic sensuality: the highly manipulative and playful version of touch enacted in the building of sandcastles and the more elusive tactile experience of sunbathing.
[70] Philo C.2000.

More words, more worlds: Reflections on the 'cultural turn' and human geography

[M]// Cook I, Crouch D, Naylor S, et al. Cultural turns/geographical turns: Perspectives on cultural geography. Harlow, England; New York: Prentice Hall: 26-53.

[本文引用: 1]     

[71] Pile S.2010.

Emotions and affect in recent human geography

[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5(1): 5-20.

https://doi.org/10.1111/j.1475-5661.2009.00368.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seeks to examine both how emotions have been explored in emotional geography and also how affect has been understood in affectual geography. By tracing out the conceptual influences underlying emotional and affectual geography, I seek to understand both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approaches. I identify three key areas of agreement: a relational ontology that privileges fluidity; a privileging of proximity and intimacy in their accounts; and a favouring of ethnographic methods.Even so, 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s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or non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s and affect. Yet, this split raises awkward questions for both approaches, about how emotions and affect are to be understood and also about their geographies. As importantly, mapping the agreements and disagreements within emotional and affectual geography helps with an exploration of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is work. I draw upon psychoanalytic geography to suggest ways of addressing certain snags in both emotional and affectual geography.
[72] Pink S.2008.

An urban tour: The sensory sociality of ethnographic place-making

[J]. Ethnography, 9(2): 175-196.

https://doi.org/10.1177/1466138108089467      URL      [本文引用: 1]     

[73] Rantisi N M, Leslie D.2010.

Materiality and creative production: The case of the Mile End neighborhood in Montréal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2(12): 2824-2841.

https://doi.org/10.1068/a4310      URL      [本文引用: 1]     

[74] Roberts E.2013.

Geography and the visual image: A hauntological approach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7(3): 386-402.

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12460902      URL      [本文引用: 1]     

[75] Rose G.2012. Doing family photography: The domestic, the public and the politics of sentiment [M].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本文引用: 2]     

[76] Rose G, Degen M, Basdas B.2010.

More on 'big things': Building events and feelings

[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5(3): 334-349.

https://doi.org/10.1111/j.1475-5661.2010.00388.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begins by reviewing a range of recent work by geographers conceptualising buildings less as solid objects and more as performances. Buildings, it is argued, are not given but produced, as various materials are held together in specific assemblages by work of various kinds. This has led to a range of studies looking at the diverse sorts of work that make buildings cohere: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y are embedded in, the material affordances of their non-human components, the discourses surrounding particular kinds of buildings, and, in particular, the experiencing of buildings by their human inhabitants, users and visitors. However, this experiencing has been poorly theorised. Those geographers inspired by actor network approaches to buildings acknowledge human experiences, but in very limited ways; while those geographers inspired more by affect theory evoke the 'feelings' that buildings may provoke but evacuate human subjectivity from their accounts of buildings' performances.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wo building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oth approaches are flawed in their uninterest in the human, and proposes that more attention be paid to (at least) three aspects of human feeling: the feel of buildings, feelings in buildings and feelings about buildings.
[77] Sharp J.2009.

Geography and gender: What belongs to feminist geography? Emotion, power and change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3(1): 74-80.

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08090440      URL      [本文引用: 1]     

[78] Shaw R, Graham I, Akhter M.2012.

The unbearable humanness of drone warfare in FATA, Pakistan

[J]. Antipode, 44(4): 1490-1509.

https://doi.org/10.1111/j.1467-8330.2011.00940.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critical analysis of how and why US-led drone warfare is conducted in the Federally Administered Tribal Areas (FATA) of Pakistan. First, we provide detailed statistics on the scale and funding of US drone operations, noting a rapid acceleration of its adoption by the military. This is then situated within an overarching narrative of the logic of “targeting”. Second, we study a legal document called the “Frontier Crimes Regulation” of 1901 that defines the relationship of FATA to the rest of Pakistan as an “exceptional” place. In the third section, we argue that the drone is a political actor with a fetishized existence, and this enables it to violate sovereign Pakistani territory. In this sense, the continued violence waged by robots in Pakistan's tribal areas is a result of the deadly interaction between law and technology. The paper concludes by not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drones in everyday life.
[79] Simpson P.2011.

'So, as you can see…':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utility of video methodologies in the study of embodied practices

[J]. Area, 43(3): 343-352.

https://doi.org/10.1111/j.1475-4762.2011.00998.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upsurge in the use of video methodologies in the study of the geographies of everyday and artistic practices. This paper seeks to contribute to this growing interest in a very particular sense, by thinking critically about what video does and does not offer to the study of embodied practice. Grounding this discussion i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theorisation of practice, and related calls for further methodological thinking, the paper draws on the use of video in the study of the practice of street performance – and particularly the giving and receiving of donations within this and the contingency of the affective relations they produce – to show that while video can capture the minute detail of practices and allow for the close analysis of this, video in and of itself does not necessarily present or give a sense of the affective relations present in such encounters. The paper argues that video be incorporated into a broader ethnographic methodology in which the researching/researched body is central.
[80] Simpson P.2012.

Apprehending everyday rhythms: Rhythmanalysis, time-lapse photography, and the space-times of street performance

[J].Cultural Geographies, 19(4): 423-445.

https://doi.org/10.1177/14744740124432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develops means of apprehending the rhythms of everyday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s. Emerging from the context of recent calls for more explicit engagements with issues surrounding research methods and methodologies in the doing of cultural geography, and in particular i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geographies of practices, the paper responds to critiques of recent discussions of urban and social rhythms that highlight limitations in the articulation of methods for actually apprehending everyday rhythms. As such, in conversation with Lefebvre0964s portrait of the rhythmanalyst and other works interested in the significance of rhythm to social practices, the paper proposes time-lapse photography as a useful component of such a rhythm-analytical, and more generally practice-orientated, methodology. In doing so, the paper draws attention to this method0964s ability to document and facilitate the reflection upon the complex durational unfolding of events and the situation of key occurrences within this polyrhythmia. This is illustrated in relation to the everyday rhythms of a specific urban space in Bath, UK and a street magician0964s variously successful attempt to intervene into the everyday life of Bath.
[81] Slocum R.2008.

Thinking race through corporeal feminist theory: Divisions and intimacies at the minneapolis farmers' market

[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9(8): 849-869.

https://doi.org/10.1080/1464936080244146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Race is, in part, made and remade through the practices of growing, selling, purchasing and eating food. Consequently, some food practices are also ‘racial practices’. Drawing on a study in progress of the Minneapolis Farmers' Market, the paper covers two sub-themes of embodiment: racial division and intimacy. The corporeal feminist theory of Elizabeth Grosz offers the view that the body has explanatory power. This framework enables a discussion of the materiality of race rather than its representation or performance. Race emerges through the movement, clustering and encounter of phenotypically differentiated bodies. Through small segregations in which bodies move toward some vegetables and not others and through attractions that propel bodies to touch bitter melon and talk with growers, bodies shape the Market's meaning. This reflection on tendencies connecting phenotype, space and leaves is meant as a step toward a politics of bodily practice.
[82] Smith S.2000.

Performing the (sound) world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8(5): 615-637.

https://doi.org/10.1068/d225t      URL      [本文引用: 1]     

[83] Spinney J.2009.

Cycling the city: Movement, meaning and method

[J]. Geography Compass, 3(2): 817-835.

https://doi.org/10.1111/geco.2009.3.issue-2      URL      [本文引用: 1]     

[84] Tan Q, 2013.

Flirtatious geographies: Clubs as spaces for the performance of affective heterosexualities

[J]. Gender, Place & Culture, 20(6): 718-736.

https://doi.org/10.1080/0966369X.2012.7164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hetero)sexualized, sensuous and affective nature of straight club spaces in Singapore. By attending to the theoretical intersections between affect studies and feminist perspectives, I argue that straight clubs are sites for the performances of affective heterosexualities that may and may not end up re-inscribing asymmetrical gendered power relations. In so doing, I hope to contribute to the growing literature on affectual geographies by expounding on the numerous technologies of affect which are being deployed in order to incite, transmit and sustain (hetero)sexual desires between bodies. Flirtatious (hetero)sexual practices thus give rise to, and are a result of, the political manipulation of intensely felt affects. Furthermore, I suggest that we should not overlook how becoming (hetero)sexual ‘feels like’ because these ‘feelings’ work to crystallize (hetero)sexual spaces and subjectivities. Nonetheless, we must also be careful not to discount the salience of ‘heterosexuality’ as a representational device that serves to codify and categorize sexual desires between bodies.
[85] Tay A, 2009.

Material

[M]// Kitchin R, Thrift 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M]. Amsterdam: Elsevier: 505-510.

[本文引用: 1]     

[86] Thrift N.1996.

Spatial formations

[M].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本文引用: 2]     

[87] Thrift N.2000.

Afterwords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8(2): 213-255.

https://doi.org/10.1068/d214t      URL      [本文引用: 3]     

[88] Thrift N.2004.

Intensities of feeling: Towards a spatial politics of affect

[J].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86(1): 57-78.

https://doi.org/10.1111/j.0435-3684.2004.00154.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ake the politics of affect as not just incidental but central to the life of cities, given that cities are thought of as inhuman or transhuman entities and that politics is understood as a process of community without unity. It is in three main parts. The first part sets out the main approaches to affect that conform with this approach. The second part considers the ways in which the systematic engineering of affect has become central to the political life of Euro-American cities, and why. The third part then sets out the different kinds of progressive politics that might become possible once affect is taken into account. There are some brief conclusions.
[89] Thrift N.2008.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Space, politics, affect

[M]. Abingdon: Routledge.

[本文引用: 4]     

[90] Thrift N, Dewsbury J D, 2000.

Dead geographies and how to make them live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8(4): 411-432.

https://doi.org/10.1068/d1804ed      URL     

[91] Tolia-Kelly D.2004.

Materializing post-colonial geographies: Examining the textural landscapes of migration in the South Asian home

[J]. Geoforum, 35(6): 675-688.

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04.02.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role of visual cultures in understanding the value of landscape to post-colonial migrants living in Britain. The paper also considers these visual cultures as prismatic devices which refract lived landscapes of South Asia and East Africa into British domestic scene. The visual cultures are investigated using a materialist lens. They are positioned as materials that allow embodied connections to landscapes experienced pre-migration, including sensory connections with past homes, natures and family life. These then become artefacts symbolising relationships with past landscapes, made meaningful in their presence in Britain homes. Using this materialist lens, visual cultures in the British Asian home, such as photographs, pictures, and paintings, are given meaning and value beyond their textual content. This paper is an exercise in reading visual cultures in the everyday through a materialist lens which allows for an examination of their place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home' for South Asian women in Britain. In particular, objects presence the migratory experience of the South Asian community, importing `other' landscapes (previously shaped by colonial governance) into Britain, and help to shape environmental values, landscape imaginaries and South Asian landscapes of belonging in the post-colonial period.
[92] Tolia-Kelly D.2006.

Affect-an ethnocentric encounter? Exploring the 'universalist' imperative of emotional/affectual geographies

[J]. Area, 38(2): 213-217.

https://doi.org/10.1111/j.1475-4762.2006.00682.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First page of article
[93] Tolia-Kelly D.2009.

Material culture

[M]// Kitchin R, Thrift 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Amsterdam: Elsevier: 500-504.

[本文引用: 1]     

[94] Tolia-Kelly D.2013.

The geographies of cultural geography III: Material geographies, vibrant matters and risking surface geographies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7(1): 153-160.

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12439154      URL      [本文引用: 1]     

[95] Tolia-Kelly D.2016.

The landscape of cultural geography: Ideologies lost

[J]. Area, 48(3): 371-373.

https://doi.org/10.1111/area.1228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iece reflects on the contemporary resonances, value and legacy of Cosgrove and Jackson's (1987) Area paper entitled ‘New directions in cultural geography’ (Area, 19, 95–101). It argues that much scholarship in today's cultural geography (its innovations and interventions), were inspired by Cosgrove and Jackson's call. These myriad collaborations and experimentation in formats include research outputs engaged in forms of poetry, art, theatre, dance, music performances, exhibitions, curating and film-making (to name just a few) to be included as tools for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There has been an exponential expansion in cultural geography's vocabularies, dimensions of ‘fields of vision’ and the grammars through which these are narrated. Often, however, the values that underpin these new trajectories are also borne out of an academy ideologically tethered to neo-liberal values. The university thus risks becoming a space where a moral commitment to principles that challenge injustice and uneven geographie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academy are thwarted; and thus becomes the absolute antithesis of Cosgrove and Jackson's vision for truly good scholarship.
[96] Vannini P.2015.

Non-representational methodologies: re-envisioning research

[M]. Abingdon: Routledge.

[本文引用: 4]     

[97] Wachsmuth D, Madden D, Brenner N.2011.

Between abstraction and complexity: Meta-theoret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assemblage debate

[J]. City, 15(6): 740-750.

https://doi.org/10.1080/13604813.2011.632903      URL      [本文引用: 1]     

[98] Waitt G, Stanes E.2015.

Sweating bodies: Men, masculinities, affect, emotion

[J]. Geoforum, 59: 30-38.

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14.1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Highlights 61 We provide an innovative contribution to theoretical debates around gender. 61 We introduce our original concept of ‘sweaty-bodies-we-do’. 61 We help fill a gap in the literature exploring masculine embodiment. 61 The first investigation of the affective responses to the materialities of sweat.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weat to deepen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s of how gender is lived. To do so we adopt a visceral approach that opens possibilities of thinking geographically about the affective ties and emotional bonds of sweat to engage with feminist logics of embodiment. Our interest is in what sweaty bodies can ‘do’.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way that affects, emotions and sensations associated with being sweaty, smelling sweat, as well as touching one’s own sweat, and that of others,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gendered lives of people as they move through different context. Our analysis of how gendered is lived through sweaty bodies draws on ‘Summer Living’ narratives of 17 participants who understand themselves as men and live in Wollongong, a city of around 280,000 people on the east coast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We illustrate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thinking about sweat for gender and geography by discussing the ambiguity, proximity and collectivity of sweaty bodies; and, the fragility, multiplicity and vitality of sweaty bodies. To conclude we outline how a visceral approach provides possibilities to improve household sustainability policies.
[99] Walsh K.2011.

Migrant masculinities and domestic space: British home-making practices in Dubai

[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6(4): 516-529.

https://doi.org/10.1111/j.1475-5661.2011.00442.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Existing research has tended to highlight the working lives, career trajectories and networking practices of skilled migrant men. In contrast, this article asserts the significance of domestic space in the constitution and narration of migrant masculinities, examining the role of domestic practices, objects, and relations. To do so, I explore the practices and narratives of British migrants in Dubai, drawing on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cluding interviews surrounding international relocation and domestic material culture, as well as participant-observation within homes. Migrants with a range of occupations, migration trajectories, residence biographie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are included in the discuss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co-constitution of domesticity and masculinity in migrants lives is complex, involving geographies of absence and presence, mobility and emplacement, international careering and settlement. The heterogeneity of British men in Dubai challenges any singular representation of masculinity in this migration context and generates alternative meanings of home and belonging.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further analysis of domestic material culture and home-making is necessary to complicat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culinities and home, for those who stay put as well as those who move.
[100] Watson A, Ward J.2013.

Creating the right 'vibe': Emotional labour and musical performance in the recording studio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5(12): 2904-2918.

https://doi.org/10.1068/a45619      URL      [本文引用: 1]     

[101] Wood N.2012.

Playing with 'Scottishness': Musical performance, non-representational thinking and the 'doings'

[J]. Cultural Geographies, 19: 195-215.

https://doi.org/10.1177/147447401142054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From the mid-1980s the influence of identity politics and poststructuralism has sought to replace the idea of a 'unified' identity with the concept of dynamic, multiple and fractured identities. However,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re is an ontological problem with researching dynamic conceptions of identity and that all too often people treat forming and formative processes (such as the maki...
[102] Wylie J.2002.

An essay on ascending glastonbury tor

[J]. Geoforum, 33(4): 441-454.

https://doi.org/10.1016/S0016-7185(02)00033-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offers a personal account of ascending Glastonbury Tor, a prominent hill in Somerset, south-west England. Aiming to abet but also infl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hill-climbing, the paper uses the ascent of the Tor as a means of illustrating the possibility of writing otherwise the 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motifs commonly associated with practices of ascension and elevation. After briefly outlining Glastonbury's complex cultural histories, the well-known story of Francesco Petrarch's ascent of Mt. Ventoux in France serves as a point of entry into the links between an `elevated' view and Cartesian spectatorial epistemologies. I then advocate the writings of Merleau-Ponty as offering a sustained antidote to the binarism of subject and object, seer and seen, which is central to such models of knowing. Following Merleau-Ponty, I argue that ascension and elevation are amenable to description as enlacements of self and landscape, as intertwinings of vision and the visible. The account of ascending Glastonbury Tor presented here may be regarded as an attempt to explore and exemplify this position. The claim is that the production of an incarnate subjectivity within practices of ascension may be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an ontology of visibility which both accounts for, and problematises, the distinction of seer and seen.
[103] Wylie J.2006.

Depths and folds: On landscape and the gazing subject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4(4): 519-535.

https://doi.org/10.1068/d380t      URL      [本文引用: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