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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2018 , 37 (7): 865-879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8.07.001

研究综述

制造业重构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地理研究转向

朱晟君, 王翀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Shifts in China's economic geography studies in an era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ZHU Shengjun, WANG Chong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收稿日期: 2017-12-20

修回日期:  2018-03-3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7-28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0111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项目(414250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731278)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朱晟君(1984-),男,安徽淮北人,研究员,博导,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升级、全球化与区域发展,E-mail: zhus @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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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诱发了以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为特征的首轮制造业重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快速发展,尤其在中国沿海地区形成大量外向型产业集聚,并由此构成“旧”经济地理格局。进入21世纪,“旧”经济地理格局的弊端凸显,加上外部变化的冲击,催动了以“向上走”、“向西走”和“走出去”为主的第二轮产业重构,全球化、区域化和地方化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新”经济地理格局。制造业地理格局的剧变使得中国经济地理相关研究亦发生巨大转向,重心逐渐从关注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过渡到产业升级、转移和去地方化等要点。中国相关研究不仅验证西方经典理论,同时对改进西方理论亦有重大贡献,尤其在对制度政策、国内市场、中国企业的能动性在产业重构中的作用等方面极大弥补了经典经济地理学的缺陷。本文最后还就经典理论的整合和研究方法的普适性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制造业 ; 产业重构 ; 经济地理格局 ; 中国

Abstract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characterized by the tripl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enabled it to emerge rapidly as a global supplier particularly of the low-end,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resulting in enormous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of the economic landscape. However, since the early 2000s, the "race to the bottom" that typified the "China price" and the model of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has been challenged by various factors, which triggered another round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produced new economic geographies of production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review of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geographical and industrial dynamic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y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wo strands of literature. One strand examines China's "old" economic geographies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while the other strand builds on recent insights in economic geography on industrial clustering, global and 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upgrading, relocation, and national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evolution, and takes into account the role of state actions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s, the rise of China’s domestic market, the role of local agents, and other factors that have been often overlooked in tradition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literature.

Keywords： manufacturing ;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 pattern of economic geography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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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晟君, 王翀. 制造业重构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地理研究转向[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7): 865-879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8.07.001

ZHU Shengjun, WANG Chong. Shifts in China's economic geography studies in an era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7): 865-879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8.07.001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1978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6%。改革开放主要从以下三方面重塑了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McMillan et al, 1992; Wei, 2000, 2001; He et al, 2008)：①市场化,即在原有的公有和集体经济体制中引入非公有经济,更加注重经济的市场导向;②全球化,即整个经济体系从封闭逐渐开放,并以出口导向为主要发展模式主动融入全球经济;③分权化,即中央政府下放部分权利给地方政府。改革开放恰逢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阶段,推动着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Gereffi, 2009; Henderson et al, 2011; 许德友, 2011; 刘志高等, 2014)。

改革开放初期,凭借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等(王缉慈等, 2007; Gereffi, 2009; 罗胤晨等, 2014)以及宽松的进出口检验标准、不健全的劳动和环境法规、外资的优惠政策等制度性因素(金煜等, 2006; 吴彦艳等, 2008),中国外向型制造业快速发展,并在沿海地区形成了生产活动与就业相对集中的出口加工贸易区(Fujita et al, 2001 ; Wen, 2004; He et al, 2008),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壮大(金煜等, 2006; 王缉慈等, 2007)。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进一步促进了外向型制造业的发展。在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模式驱动下,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出口增长率约为12.4%,个别年份甚至超出20%。

然而,进入21世纪后,上述工业化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加上人民币升值等一系列的外部冲击,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外向型制造业发展模式及其地理空间组织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Yang, 2012; Zhu, Pickles, 2014)。首先,最为重要的廉价劳动力和人口红利优势正在削弱。劳动力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工作环境使得沿海地区劳动雇佣成本上升,出现相对的劳动力短缺,导致生产成本上升(Yang, 2012; Zhu, Pickles, 2014; 阳立高等, 2014; 阳立高等, 2015)。其次,人民币升值和投入要素成本增加等外部冲击也在挤压外向型制造业的利润空间(胡宗义等, 2010; Liao et al, 2011; Yang, 2012; 李新功, 2017; 刘明等, 2017)。最后,中国环境与劳动法规逐渐完善,政策导向明显转变。2008年发布的新劳动法拓展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范围,2015年实施的新环保法加强了对环境的保护及执行力度,间接推高了生产成本,对劳动密集、污染严重的沿海地区冲击尤甚(Zhu, He et al, 2014)。中国政府为协调区域发展,摆脱低端产业所带来的弊端,也采取了转移与退出低端产业的改革策略。以上种种因素促使制造业再次重构,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明显减小,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的变迁(张韵君等, 2009; Zhu et al, 2013)。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以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为主的第一轮产业重构促使中国外向型制造业快速发展,并在沿海地区形成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集群,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Wen, 2004; He et al, 2008; 贺灿飞等, 2011)。而2000年之后,外向型制造业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巨大冲击,触发了第二轮制造业重构。因此,为了解释中国制造业及其在全球和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变化动态,相关研究也在不断探索与转变(Liao et al, 2011; Yang, 2012; Zhu, Pickles, 2014)。本文以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重构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一轮产业重构下的“旧”经济地理格局及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2000年后的“新”经济地理格局,以及国内外相关的理论分析框架。

2 “旧”经济地理格局：制度变迁、经济转型与首轮产业重构

North(1990)提出,经济与政治制度是影响区域内的公司地理格局、经济效益、创业活动等方面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中的经济活动空间特征主要受到市场、区域关系和贸易自由度的影响。但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与政策环境的时空差异显著且影响深刻,使得就业、生产等地理活动和产业发展过程更加复杂。

改革开放后,在一系列制度政策的带动下,以国家为主体的中央计划经济逐渐转变为以市场导向为主的经济体制(McMillan et al, 1992; 贾国雄, 2014),这一转折从三方面改变了经济地理格局(He et al, 2016)：市场化减少了要素流动的限制,全球化增强了沿海地区吸引外资的区位优势并推动了出口贸易水平的上升,分权化引发了地方保护与区域竞争。这三方面是第一轮产业重构的重要特征,从不同角度塑造了第一轮产业重构的经济格局。

2.1 市场化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主导转变为市场经济主导,非公有经济比重逐渐扩大,市场竞争日益加剧(McMillan et al, 1992; 贾国雄, 2014)。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以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国家政治、社会和军事决策极大影响了企业发展模式和方向,进而影响了当时的制造业地理格局(Ma et al, 1997)。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逐渐放开对私有企业发展的限制,提倡企业家精神(Chang et al, 1991),非国有企业尤其是私有企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愈发重要(田川, 2009; 贾国雄, 2014)。市场化减少了对要素流动的限制。为了减少物流成本,各个企业利用比较优势,寻找合适的上下游企业共同选址,形成了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尤其是在中国的沿海地区更加明显。同时为了发展出口贸易,政府利用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较好的经济基础和开放的历史人文因素,将其设为优先开放区并出台了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吸引跨国公司与本地制造企业在沿海地区投资建厂,进一步促进了制造业在该区域集聚(刘乃全等, 2008; 罗胤晨等, 2014)。因此,沿海地区最先从市场化中受益,原本分散的制造业,尤其是外向型出口制造业,快速向沿海地区转移,形成了劳动力密集的出口加工区(Fujita et al, 2001; 蒋涛等, 2007; 刘乃全等, 2008 )。

市场化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一方面,不同产业的国有和私有经济比例不同。改革初期,国家鼓励私有企业进入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减少了该类行业中的国有资产比重(Wei, 2001)。但是在烟草和石油加工等资本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中,国有资产仍占有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结构与生产结构具有一定差异性。由于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政府出台优惠贸易政策,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长,但是产业政策更加鼓励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也在不断增加(尹翔硕, 1997)。

2.2 全球化

改革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开放则推动了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助力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金融资本和先进的技术、知识、管理手段以及高质量投入要素(Wei, 2000 ; He et al, 2008)。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成长发展的途径包括两方面：一是本土企业向跨国企业学习,这些跨国企业主要以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驻中国的外资企业为主;二是中国企业加入了全球生产网络,与国外龙头企业结成跨区域联系(Gereffi, 2009)。

此外,由于沿海地区的地理位置利于出口贸易,因此全球化也推动了产业向沿海地区的集聚。为了利用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优惠政策,跨国企业通常会在中国沿海地区直接投资,其中以经济特区为主(Head et al, 1996; Wei, 2000; 吕卫国等, 2012)。为了进入国际市场并减少出口物流成本,本土外向型制造业也向沿海地区集中(Fujita et al, 2001)。因此,在外部经济、集聚效应和市场优势的推动下,以外向型制造业为主的产业集聚不断发展,极大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和能力(许德友, 梁琦, 2011; 吕卫国等, 2012; 林桂军等, 2015)。

2.3 分权化

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逐渐将部分财政和政策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成为经济规划、发展与决策的主导者,作为“有形的手”调控经济(Wei, 2001; He et al, 2008)。地方分权从两方面影响首轮产业重构的经济地理格局：一方面,相比于落后的内陆地区,沿海地区的政府更有能力提供经济补贴、技术支持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从而吸引本土企业与外商进入,加强了沿海地区的产业集中程度;另一方面,经济决策权与财政权下放到地方,引发了地方保护主义和激烈的区域竞争(Zhao et al, 1999; Bai et al, 2004)。由于某些国有资产比例较高的产业拥有显著的资源优势或规模经济,能为地方政府带来丰厚的税前利润,因此,地方政府通常将这些产业看做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实施了一系列产业保护措施(Zhao et al, 1999; Bai et al, 2004; 贺灿飞等, 2010)。为了打造产业集群从而提升政绩,地方政府对一些产业链长、产业联系广泛的产业也尤为偏爱(贺灿飞等, 2007; 贺灿飞等, 2011)。因此,政府对地方经济的主导作用导致某些产业分布在各个不同地区,分散化特征明显。

2.4 小结

中国制造业首轮产业重构的相关研究借用西方经典的经济地理学理论,如产业集群和产业集聚等来透析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制造业地理格局的变迁。在验证西方经典理论的同时,中国相关研究也挑战和丰富了发源于西方经验的“主流”经济地理理论。由于西方理论多基于西方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产业格局总结得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市场经济并非是主导要素空间分布的唯一因素,中国政府和制度环境的作用不可忽视。作为一个转型国家,中国的制度存在巨大空间差异,市场化、全球化、分权化改革也是渐进式的。因此,对产业格局影响巨大的制度环境呈现出破碎化、动态化、多样化的景观。上述众多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较好地强调了政府和制度环境在产业集聚和分散过程中起到的复杂作用,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西方经典的经济地理理论。

3 “新”经济地理格局：升级、转型与第二轮产业重构

3.1 第二轮产业重构

3.1.1 首轮产业重构的弊端与挑战

2000年后,制造业沿着首轮产业重构的路径不断发展,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加上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部挑战,中国迫切需要重新调整制造业的发展模式。首先,国内区域发展差距拉大,不同区域之间的内在联系较少,东南沿海地区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辐射和带动效应较弱 (蒋涛等, 2007; 刘乃全等, 2008; 陈曦等, 2015)。其次,发达国家占据制造业产业链的高端位置,拥有技术领先优势,而中国制造业则长期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仍处在制造业的“低端领域”(邹昭晞, 2010)。相比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以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为主体,单位工业增加值对应的污染物排放量与资源消耗量较大,环境污染问题严重(曹执令, 2013)。同时,随着中国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人口老龄化,劳动力雇佣成本增加,沿海地区的低成本劳动力短缺,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消失,外向型制造业的发展受到挑战(金煜, 2006; 阳立高等, 2014)。为应对环境与劳动力问题,中国近年出台的新环境法和新劳动法进一步提升了制造业的环保与用工成本,制造业利润空间减小。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要素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全球市场需求放缓等外部挑战对中国外向型制造业产生了进一步的威胁(胡宗义等, 2010; 吕卫国等, 2012; Yang, 2012; 李新功, 2017; 刘明等, 2017)。中国政府已意识到制造业发展模式的弊端和外部挑战,也主动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因此,发展的弊端、内部的改革与外部挑战共同引发了制造业的第二轮产业重构(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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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首轮产业重构与第二轮产业重构的内在联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 bettwen the first-round industri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 second-round industrial reconstruction

3.1.2 第二轮产业重构

21世纪初,为了应对首轮产业重构的弊端与外部挑战,中国政府鼓励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业从沿海地区转移到内陆(Zhu, Pickles, 2014),进而释放沿海地区的空间和资源来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同时帮助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可把第二轮产业重构总结为三个叠加的过程,即产业升级(向上走)、区域化(向西走)、去地方化(走出去)。产业升级(向上走)指的是鼓励和推动中国制造业企业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企业,逐步从低技术生产转变至中高技术的生产、从低端升级至高端生产、从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进入中高附加值环节(Zhu et al, 2013; Yang, 2014b; Zhu, He et al, 2014; Butollo, 2015; Zhu et al, 2015)。区域化(向西走)则是将低端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从沿海地区转移到用工和消费水平较低的内陆地区(Liao et al, 2011; Zhu et al, 2013; Butollo, 2015; Zhu et al, 2015; 原嫄等, 2015)。去地方化(走出去)指的是将低端制造业的生产转移或外包至东南亚、非洲、中东地区等生产成本较低的区域,从而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躲避贸易壁垒、并打入当地市场(Henderson et al, 2011; Azmeh et al, 2013; Zhu et al, 2013)。

如果说首轮产业重构是中国制造业逐步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那么第二轮产业重构则是中国制造业从全球化的边缘跃升到核心的过程。中国的外向型制造业正在从低技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低端”领域起飞,更深层地融入甚至主导全球和区域生产网络,实现产业升级;同时,将这些“低端”生产环节进行空间转移,形成产业的空间再布局。由于研发、设计和品牌自主权等核心竞争力与人力资源、知识网络的联系密切,很难进行空间转移,因此产业再布局主要转移生产过程中劳动密集的要素,从而降低生产成本(Evans et al, 2006; Scott, 2006)。虽然也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向西转移、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向东转移的趋势,但二者转移的普遍性远低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制造业再布局的主要对象(原嫄等, 2015)。为了分析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既要分析其在制造业生产网络中的变化,也要剖析产业升级对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地理格局的影响。

与其他国家相似的产业重构过程相比,中国的产业重构更加复杂。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生产环节从欧洲和北美转移到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之后,再次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Evans et al, 2006)。如今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出现了相似的再布局过程(吴三忙等, 2010; Zhu, Pickles, 2014),但是中国的特殊之处为：首先,中国在全球、国家、区域生产链中进行了重新定位,并增加了区域化(向西走)的过程,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至广阔的内陆地区;其次,中国制造商将生产环节外包的同时,也可将产品销售到巨大的国内市场(Zhu et al, 2013; Butollo, 2015; 聂飞等, 2015);再次,不同地区的知识溢出、社会网络、人力资源、市场需求、社会习俗和制度政策等因素深刻影响着中国制造商升级与再布局的能力,并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机会与约束并存的动态环境(Storper, 1997; Pickles et al, 2006; 黄群慧等, 2015)。因此,需要从多样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与再布局过程,从而理解随之形成的新经济地理格局。

3.2 全球化、区域化与地方化

虽然中国政府采取了产业调整措施,但尚不能把第二轮产业重构的过程理解为产业升级(向上走)、区域化(向西走)、去地方化(走出去)的简单叠加。第二轮产业重构是全球化、区域化与地方化等多个过程综合影响与平衡的结果,其内在机制不容忽视。

3.2.1 全球化

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与产业升级的意义(Gereffi, 2009; Wei, 2009, 2010; 姚志毅等, 2011; Zhu et al, 2013; Chen, 2014; Zhu et al, 2015; 刘仕国等, 2015; 盛斌等, 2015; 张鹏等, 2016)。由于中国的经济全球化,产业升级并不是简单地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演变,也不仅仅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是在生产网络和价值链中从低端到高端、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的跃升(姚志毅等, 2011)。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制造商大多是跨国公司的供应商,通过加入全球经济引入新知识,或通过进口将新知识扩散到相关企业乃至整个行业,助推中国制造业获得新产能并提升竞争力(Gereff et al, 2005; Gereffi, 2009; 刘仕国等, 2015);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产业升级也可以看作是本土生产企业与国际上相似企业的战略耦合过程(Coe et al, 2008; Coe, 2011)。然而,产业升级存在“结构锁定效应”,即中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容易沿着风险和不确定性较小的路径升级,主要是过程和产品升级,从而处于被跨国公司“俘获”的状态。如果中国制造业企业向对附加值提升余地较大的半成品加工贸易进行升级(邱斌等, 2012),会受到上游产业技术转移和行业生产能力的限制(姚志毅等, 2011),因此,必须发挥资本设备升级与研发的推动作用来实现持续升级(邱斌等, 2012; 张鹏等, 2016)。2000-2010年间,随着劳动力成本和竞争压力不断攀升,中国制造业企业,尤其是沿海区域的企业,为维持和提升企业竞争力,必须不断淘汰低附加值产品,沿全球价值链攀升。在此背景下,产业升级成为塑造中国制造业经济地理形态的重要因素(Yang, 2012; Zhu, Pickles, 2014)。所以,需要特别关注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提升附加值,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成功升级(Wei, 2010; Zhu et al, 2013; Chen, 2014; Zhu et al, 2015)。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制造业企业仍主要位于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低端环节,多依附于处于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跨国公司,以跨国公司供货商的角色加入全球经济中 (唐海燕, 2013; 岑丽君, 2015)。因此,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占据主导位置,把持着进入世界经济和欧美消费市场的大门,其决策对全球经济的经济地理格局影响重大,并决定着中国制造业企业是否可以进入世界舞台。中国制造业企业和供货商处在弱势位置,其发展方向和决策独立性较低,受到跨国公司的影响。近期,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跨国公司纷纷要求中国制造业企业把低端生产工作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为低廉的区域(Zhu et al, 2013; Zhu et al, 2015)。某种程度上,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内陆或其他国家拥有大型制造基地,已成为进入全球生产网络和获得跨国公司订单的必备条件之一。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跨国公司推动着中国制造业的新一轮空间重构和“逐底竞争”。

综上所述,全球化力量从两方面重构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一方面,全球化力量为中国企业带来了新的知识和技术,提供了一种升级的渠道和机会,为中国企业应对当前发展困境指明了一条道路;另一方面,全球化力量重塑着中国制造业的空间地理格局,尤其是中国企业在跨国公司压力下向中国内陆地区及其他低生产成本国家迁移的过程,推动了中国产业空间的再布局以及全球尺度上新一轮的“逐底竞争”,即全球化力量在第二轮产业重构中还扮演着离心力的角色,推动中国制造业生产离开沿海地区原有的生产基地,重新找寻更廉价的区位。

3.2.2 地方化

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地区差异的消失和地方发展的趋同,地方性对于企业的学习和创新至关重要(Cammett, 2006)。即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的集聚仍然带有明显的地方特征,地方化对于中国产业重构也很重要。在地方产业集聚中,经济主体之间的纵向与横向联系产生的制度厚度(Amin et al, 1994)、企业嵌入性(Granovetter, 1985)、贸易或非贸易依赖关系(Storper, 1997)等对企业竞争力和产业升级至关重要。目前,制造业的生产活动和就业市场大部分集中于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沿海区域的产业集聚区,因此地方化力量更加重要 (Fujita et al, 2001; Wen, 2004; He et al, 2008)。企业可以从当地的劳动市场、知识溢出、公司协同效应中获益,即嵌入在区域集群中,因此不愿意轻易离开其所在区域及产业集群。亦即是地方社会和生产网络提供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商的负面影响,缓和了“完全”产业转移的紧迫性 (Zhu et al, 2013; Zhu, He, et al, 2014; Zhu et al, 2015)。因此,地方化力量在产业重构过程中起到向心力作用,企业的地方嵌入性使得企业很少彻底离开原有区位及产业集群。一方面,在全球化(离心力)的影响下,企业选择将低附加值、低端、低技术的生产转移至生产成本较低的中国内陆省份或者其他国家,即去地方化;另一方面,在地方化(向心力)的作用下,企业通常将对生产成本不太敏感的高端生产环节保留在沿海区域并利用地方化力量推动产业升级,最终形成了“局部”产业转移现象。“局部”产业转移使得企业可以继续从原有区位尤其是产业集群中获取升级所需的动力 (Li et al, 2012; Li, 2014),同时可以从新生产区位获得成本优势 (Azmeh et al, 2013; Butollo, 2014, 2015)。中国第二轮产业重构的复杂性正体现在全球化和地方化共同作用下的产业“局部”转移和产业升级的共存和相互作用格局。

3.2.3 区域化

地理邻近产生的优势不仅来源于地方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也体现在区域化力量的作用,尤其是区域生产网络形成对产业重构的影响 (Abernathy et al, 2006;Pickles et al, 2006;Tokatli, 2008)。目前,市场需求快速变动,企业的成败愈发取决于其能否做到市场期望的快速补货和快速响应,尤其是在一些时效性较强的产品上(Tewari, 2006; Smith et al, 2014)。因此中国制造业企业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日益重视区域生产体系的打造,以更好实现弹性生产、快速响应和精益生产。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转移过程中,更加青睐邻近省份的低成本区域,以缩短供应链长度,降低物流成本,提升反应速度 (Yang, 2013; Yang, 2014a; Butollo, 2015)。尽管在特定情况下,某些企业选择转移或外包到国外,但他们仍然重视平衡成本降低带来的收益和供应链拉长带来的成本上升。这种在区域尺度上形成的生产体系即区域生产网络。区域化力量同样扮演向心力作用,和地方化力量相同的是两者都会加强地理邻近的作用,与地方化力量不同的则是区域化力量发生在区域尺度上的区域生产网络内部,而非更小的地方尺度上的产业集群内部。

目前的大部分研究聚焦于全球化、区域化和地方化中的单一过程,较少关注三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一些特例如：Wei(2010)强调,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重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需要一方面需从新区域主义视角向上抬升尺度,另一方面要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向下降低尺度。同时,也有研究基于中国产业再布局构建了检验全球化、区域化和地方化相互作用的研究框架,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和再布局的程度,阐述了不同区域的生产地理形态和发展轨迹(贺灿飞等, 2011; Zhu et al, 2013)。

总而言之,全球化力量除了利于产业升级之外,同时还推动制造业生产不断进行“逐底竞争”,转移到更低成本的生产区位。但是很少有企业彻底离开其原有区位,因为地方化力量的存在,而后者反映了制造业企业的地方嵌入性和黏着性。在地方化和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企业通常选择将低端生产转移至生产成本较低区域,同时将对生产成本不太敏感的高端环节留在沿海区域并利用地方化力量迅速升级。换句话说,全球化和地方化力量都在推动产业升级,全球化还起到离心力作用,推动去地方化,并与地方化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局部”产业转移的复杂空间结构变化。最后,区域生产网络、及时生产、快速反应等新生产体系和商业模式的崛起进一步推动了区域化的进程,使得原有的“局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并存的现象更加复杂(图2)。全球化、区域化和地方化的相互作用促进了以“走出去、走上去、向西走”为特点的第二轮产业重构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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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全球化、区域化与地方化

Fig.2   Globalization, reg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3.3 中国“新”经济地理格局相关研究的理论贡献

中国的第二轮产业重构,不单单验证了诸如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产业转移、产业集群、区域生产网络等西方经典理论,同时还提供了新的实证和理论贡献,是国际经济地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板块。

3.3.1 制度、政策与法规

与西方市场经济下产业重构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不同地区的制度环境与政策法规不同,因此对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也不相同(Wei, 2009; Lin et al, 2011; Chen, 2014; Yang, 2014b; Zhu et al, 2015)。为此在分析中国第二轮产业重构过程中,要特别重视不同尺度、不同区域制度环境的差异,而不应简单地将中国视为均质化的制度空间。

中央政府通过实施经济政策和相关法规在产业升级与再布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Liu et al, 2006; Wei, 2009; Zhu, Pickles, 2014),如国家产业政策、金融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劳动法规和环境法规及其执行力度都会影响企业的组织变化和空间行为(万薇等, 2012; 葛秋萍, 2013; Yang, 2014b; 贺俊, 2014; Lan et al, 2015; 程俊杰, 2015; 孙早等, 2015; 彭俞超等, 2016)。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占比逐渐增大,国有经济比重下降,但是一方面国有企业仍然活跃在运输设备和电子制造等关键战略产业(Liu et al, 2006; Yang, 2014b; Zhu, Pickles, 2014; 刘志高等, 2016);另一方面国家仍然通过实施“走出去、走上去和向西走”三类产业和经济政策,直接驱动第二轮制造业产业重构(Zhu, Pickles, 2014)。

另外,地方政府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尤其在地方分权化之后,地方政府通过规划、开发、地方政策等手段直接参与地方经济(Wei, 2010)。为了刺激区域发展,地方政府会出台目标明确的经济政策以培养创新精神与企业家精神,引导产业重构(Zhu, He, et al, 2014)。因此,即使国家统一实施的产业政策,但不同区域的具体制度环境不同,导致同一产业在不同地方的产业升级路径具有明显差异(叶选挺等, 2015)。如近年中央政府的考核目标从“偏增长”向“重转型”转移,但是地方政府依然会在短期经济增长的效益与经济转型之间作出取舍(孙早等, 2015),并出台相应的赋税、贸易保护、补贴等产业政策(程俊杰, 2015)。Zhu、He(2013)以宁波服装业集群和永康五金器具生产集群为对象,研究地方政府不同行为对企业嵌入性的影响,验证了地方政府在第二轮产业重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3.3.2 国内市场和中国企业的能动性

中国制造业重构的特殊之处还源自于其特有的、庞大的国内市场。虽然中国制造业企业大部分以出口为导向,但是随着近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提升,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因此部分企业开始以国内市场为导向进行转型发展。最新研究重点关注2000年后的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及相应的生产网络,并探究了国内市场对产业升级和再布局的影响(Yang, 2013; Yang, 2014a; Butollo, 2015; Zhu et al, 2015)。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中国制造业企业通常是跨国公司的供货商,承担制造装配等低端生产环节,如今中国制造业企业转向国内市场,将很容易从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攀升到高附加值的设计、品牌推广和销售等环节,提升自身竞争力(Butollo, 2015; Zhu et al, 2015)。与此相反,部分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没有很好地利用中国国内市场的巨大优势,则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生产环节,很难实现功能升级,因此实施从国际市场“去耦合”并在国内市场“再耦合”的策略对企业升级至关重要(Yang, 2014a)。与国内市场的“再耦合”同时推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向内陆转移,以利于企业更好地入驻中国中西部广阔的国内市场(Zhu et al, 2013)。总之,中国制造业企业可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进行产业升级与再布局,提升重返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中国制造业企业不仅主动与国内市场再耦合,而且具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强烈的主观能动性(Zhu et al, 2015)。Li等(2012)的研究表明,在低技术含量的行业,地方制造商目标明确的集体行动可创造新的产业升级路径和发展轨迹。在电子信息产业等高技术产业,产业集群中的大部分制造商也可通过集体研发提升核心技术(Wang et al, 2010)。总之,围绕国内市场形成的新生产网络、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自身主观能动性和主动创新共同影响着产业升级和产业再布局(Zhu et al, 2015)。

3.3.3 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为深入理解第二轮产业重构的内在机制,部分学者借鉴演化经济地理分析框架,剖析中国区域经济和产业集群的变化和兴衰(Li et al, 2012; Yang, 2012; Yang, 2013; Yang, 2014a; Guo et al, 2015),在中国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中出现了“演化转向”(刘志高等, 2006; 刘志高等, 2008)。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未来的走向受到历史路径的影响 (Grabher, 1993; Martin et al, 2006),强调时空情境的特定性和动态的变化过程(刘志高等, 2011)。演化经济地理学进一步提出,一个区域的早期优势条件,包括产业发展环境、高度发达的专业化基础设施、公司间的联系、区域制度和政策支持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变成创新的障碍,导致产业活动模式逐渐固化,形成了制约区域持续发展的负向路径依赖,对产业重构产生障碍(Grabher, 1993; Hassink et al, 2005; Martin et al, 2006; Henning et al, 2013)。Martin等(2006)总结了克服这种障碍的四种策略,包括技术发展、创新、升级和再布局。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对原有的如产业集群、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等经典理论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尤其是其对动态视角的强调(MacKinnon et al, 2009; MacKinnon, 2012)。

经济地理学者对中国产业集群创新能力提升及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进行了深入研究(刘志高等, 2011; 黄群慧等, 2015; 刘志高等, 2016)。在中国,区域产业重构过程同样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Guo et al, 2015)。虽然外部环境、发展机遇、企业家精神和政府集体创新等多种因素会导致或强化企业的路径依赖发展模式,但这些因素也可能会诱发突破性创新,从而产生路径打破式发展(刘志高等, 2011)。由此可见,强化路径依赖的因素可能演变为突破路径依赖的因素,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此外,当地制造业企业的自身发展战略和创新也能改变产业集群的演化方向(Li, 2012)。中国的一些地区由于成功克服了路径依赖,通过产业升级提高了生产效率(刘志高等, 2011; Guo et al, 2015)。

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再耦合和去耦合理论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动态的视角,也被应用于中国产业重构研究。Yang(2013)基于Mackinnon(2012)的理论框架,将演化经济地理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结合起来,指出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可通过对全球生产网络的耦合、去耦合和再耦合实现更好的产业升级和空间重构,提升自身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总体而言,中国演化经济地理学者的研究指出,在中国制造业的第二轮产业重构过程中,不同地区的制度变迁、外生力量和内生力量共同影响产业结构的 演化。

4 讨论

表1展示了“旧”和“新”经济地理格局相关研究的差异。“旧”经济地理格局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分权化、全球化共同作用下,中国的制度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破碎化、动态化、多元化的制度景观,对中国该阶段产业格局影响深刻。其实,中国的经济地理学者在积极引入西方经典产业地理集聚和分散的相关理论的同时,就指出这些理论是基于市场经济主导的西方国家的经验。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其独特性,尤其在其特有的转型期制度环境对产业集聚和分散的巨大影响。因此,中国的研究同时挑战了西方经典理论,并通过引入制度视角,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现有西方理论。

表1   产业重构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地理研究转向

Tab.1   Shifts in China's economic geography studies in an era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旧”经济地理格局“新”经济地理格局
时间阶段改革开放后至2005年左右2005年左右至今
诱发因素改革开放人口红利消失和劳动力成本上升
土地、资源等其他要素成本上升
金融危机之后外部需求下降
国内环境和劳动保护规制加强
重点研究视角和理论产业集群和产业集聚理论
制度地理学		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
产业集聚和产业集聚
区域生产网络
演化经济地理
制度地理学
产业升级和转移相关理论
内部机制现象市场化、分权化、全球化全球化、区域化、地方化
产业集聚和分散产业升级(向上走)
区域化(向西走)
去地方化(走出去)
重要贡献突出中国破碎化、动态化、多元化的制度环境对产业格局的影响,挑战和丰富了传统的基于“西方经验”的产业地理集聚和集群理论一方面,中国制造业重构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整合现有不同经典理论的场景,使得经济地理学能更好地挖掘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演化经济地理、产业集群等理论的交叉领域;另一方面,该类研究不仅采用了西方经典经济地理学理论,而且关注国家干预、政策力量、本国市场的重要性、地方企业能动性等因素,弥补了现有西方经典理论的缺陷。
代表作Fujita et al(2001), Wei(2001), Bai et al(2004), He et al(2008),金煜等 (2006),贺灿飞等(2007), 王缉慈等(2007),贺灿飞等(2010)Wei(2010),Liao et al(2011),Zhu et al(2013),Zhu et al(2014),吴三忙等(2010),刘志高等(2014),刘志高等(2016)

新窗口打开

“新”经济地理格局的到来大约发生在21世纪初,随着中国廉价劳动力和人口红利优势的减弱、外部对中国出口需求的下降、中国环境和劳动保护法规的提升,以沿海低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集群和集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受到挑战。此阶段中国经济地理的相关研究也愈发多元,开始引入更多样的理论来研究中国产业的第二次重构,如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区域生产网络、产业集群、产业升级和转移、演化经济地理等先进的经济地理理论纷纷被学者们用于审视中国产业在全球化、区域化、地方化三个主要机制的作用下,表现出的产业升级(向上走)、区域化(向西走)、去地方化(走出去)等新现象。相关研究对经济地理学科的理论和实证贡献也逐渐增大。一方面,中国制造业重构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地整合现有不同经典理论的平台,使得经济地理学能够更好地挖掘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演化经济地理、产业集群等理论的交叉领域;另一方面,该类研究不仅采用了西方经典经济地理学理论,而且关注国家干预、政策力量、本国市场的重要性、地方企业能动性等因素,弥补了现有西方经典理论的缺陷。

总之,两个阶段的相关研究都为经济地理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挑战和丰富了基于“西方经验”的经典地理学理论,发出了中国“声音”。从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主要是由于第一阶段的某些机制影响减弱,如市场化及其涵盖的国企改革和非公有经济崛起等在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巨大,极大地重塑了原有的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导的制度格局,但是在21世纪其影响已经弱化;分权化的力量主要指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土地政策、人才引进政策等干预产业格局的现象,在第二阶段的分析框架中(图2)则蕴含在地方化力量之中。但是,第二阶段的崛起和新理论的应用,并不表示第一阶段的研究退出历史舞台。相反,今天众多学者运用第二阶段的分析框架剖析中国的产业转移和升级,也有部分学者仍在通过第一阶段分析框架审视中国的产业集聚和分散,如关注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垄断领域的改革等背景下的产业格局变迁。因此,两类研究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共同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

5 结论

本文对中国制造业的经济转型、制度变迁和产业重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第一部分阐释了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首轮产业重构及由此形成的“旧”经济地理格局,第二部分着重探讨了2000年以后中国制造业地理变迁的“新”经济地理格局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主要立足于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同时强调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国际研究和经济地理学等不同框架的有机结合,更利于了解中国产业重构的经济、政策和制度背景。

对于制造业首轮产业重构及其经济地理格局,众多文献论述了改革开放引致的制度变迁和相应的产业重构。其中,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的三重过程共同塑造了中国的制度环境,并引起经济地理格局的时空变化。相关研究引入并挑战了西方经典理论,并透过制度视角,进一步丰富和延展了现有西方经典理论。虽然中国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通过成为跨国公司供应商的形式融入全球经济并迅速实现产业升级。但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制造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日益增大,原有出口导向、劳动密集、低端发展模式的内外部问题日益暴露,促进了第二轮产业重构。针对第二次产业重构,现有研究主要从全球化、区域化和地方化等不同机制解释中国制造业企业向上走、向西走和走出去的复杂场景。该类研究不仅采用了西方经典经济地理学理论,如产业集群、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区域生产网络、产业升级、产业转移、产业演化等研究中国当前的产业重构,同时关注国家干预、政策力量、本国市场的重要性、地方企业能动性等因素,一方面弥补了现有西方经典理论的缺陷,同时为当前中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可行的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中国产业重构的命题仍有很大研究潜力。首先,中国制造业重构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地整合现有不同经典理论的平台,使得经济地理学能更好地挖掘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演化经济地理、产业集群等理论的交叉领域,形成更加完整、系统的理论构建。其次,以中国为背景的实证研究不应局限于案例分析,要更重视相关研究方法的普适性。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殊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现现有理论的缺陷,并进行弥补与充实,尤其是现有西方理论在政府干预、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的平衡、企业和政府的互动、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互动等方面的重视不够。通过深入研究,可不断丰富原有的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演化经济地理与产业集群等经典理论和研究范式。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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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6049/kjjbydc.201208018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升级政策经历了数量扩张型、质量提高型和创新驱动型的演进路径,但科技创新仍未成为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由于创新与产业升级互为作用,因此创新驱动型产业升级仍是我国今后产业升级政策的目标和重心。我国创新驱动型产业升级政策的着力点在于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通过增强产业创新动力、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实现产业化来加强产业共性技术研究。优化科技中介组织,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应是未来我国鼓励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政策的引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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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升级政策经历了数量扩张型、质量提高型和创新驱动型的演进路径,但科技创新仍未成为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由于创新与产业升级互为作用,因此创新驱动型产业升级仍是我国今后产业升级政策的目标和重心。我国创新驱动型产业升级政策的着力点在于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通过增强产业创新动力、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实现产业化来加强产业共性技术研究。优化科技中介组织,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应是未来我国鼓励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政策的引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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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的地理集聚与形成机制

[J]. 地理学报, 62(12): 1253-1264.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12.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深人探讨了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通过计算不同地理尺度下的制造业产业分布基尼系数和Moran’s I系数．发现中国制造业高度聚集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地区，在华北、东北、四川以及两湖地区有一些连片分布：空间尺度越小．产业划分越细．制造业在空间上越集中．省市县尺度的产业地理集中程度显著相关。基于比较优势、全球化和制度分权以及集聚经济等相关理论．本文构建了考察影响产业地理集聚因素的计量模型。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接近资源优势．农产品投人较多的产业较分散．金属矿物投人较多的产业较为集中．非金属矿物依赖性产业在四位数层次集中．在三位数层级显著分散。利用外资和参与国际贸易有利于产业地理集聚．区域分权促使制造业分散布局．在省级层次尤为显著。集聚经济显著推动制造业地理集聚．但在县级层次更为重要。高技能劳动力比重较高和外部科研力量依赖性产业则较为分散．产业联系没能促进中国产业的地理集聚．可能与地方保护和模仿政策等反市场力量有关。研究表明．空间尺度和经济转轨引致的制度变化对于理解中国制造业地理格局非常重要。

[He C F, Pan F H, Sun L.2007.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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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深人探讨了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通过计算不同地理尺度下的制造业产业分布基尼系数和Moran’s I系数．发现中国制造业高度聚集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地区，在华北、东北、四川以及两湖地区有一些连片分布：空间尺度越小．产业划分越细．制造业在空间上越集中．省市县尺度的产业地理集中程度显著相关。基于比较优势、全球化和制度分权以及集聚经济等相关理论．本文构建了考察影响产业地理集聚因素的计量模型。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接近资源优势．农产品投人较多的产业较分散．金属矿物投人较多的产业较为集中．非金属矿物依赖性产业在四位数层次集中．在三位数层级显著分散。利用外资和参与国际贸易有利于产业地理集聚．区域分权促使制造业分散布局．在省级层次尤为显著。集聚经济显著推动制造业地理集聚．但在县级层次更为重要。高技能劳动力比重较高和外部科研力量依赖性产业则较为分散．产业联系没能促进中国产业的地理集聚．可能与地方保护和模仿政策等反市场力量有关。研究表明．空间尺度和经济转轨引致的制度变化对于理解中国制造业地理格局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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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821/xb201010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产业地理集聚存在产业差异和区域差异。本文结合产业特性和区域特征揭示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 采用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本文发现交通密度、政府支出比重、开发区数量以及贸易壁垒强度等区域特征显著影响产业集聚。在产业特性与区域特征交叉 分析中发现,市场化促进了农业投入依赖性强、产业联系强、劳动密集型及研发密集型的产业的空间扩散,交通网络的完善有利于产业联系强的、规模经济显著的产 业的分散布局,在市场潜力较大的省区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更为集聚;地方政府的产业和区域政策促进了产业联系较强的产业集聚,而拉动了利税率高的、国有企业 主导的、属于国家重点计划的产业分散布局;各级政府建立的开发区和园区则尤其不利于国家计划重点产业的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本文研究表明,贸易理论与新 经济地理理论对于中国的制造业集聚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中国的政策制度环境也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集聚需要一定的产业和区域条件,并非所有产业 和所有区域内都能够实现高水平的产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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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821/xb201010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产业地理集聚存在产业差异和区域差异。本文结合产业特性和区域特征揭示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 采用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本文发现交通密度、政府支出比重、开发区数量以及贸易壁垒强度等区域特征显著影响产业集聚。在产业特性与区域特征交叉 分析中发现,市场化促进了农业投入依赖性强、产业联系强、劳动密集型及研发密集型的产业的空间扩散,交通网络的完善有利于产业联系强的、规模经济显著的产 业的分散布局,在市场潜力较大的省区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更为集聚;地方政府的产业和区域政策促进了产业联系较强的产业集聚,而拉动了利税率高的、国有企业 主导的、属于国家重点计划的产业分散布局;各级政府建立的开发区和园区则尤其不利于国家计划重点产业的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本文研究表明,贸易理论与新 经济地理理论对于中国的制造业集聚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中国的政策制度环境也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集聚需要一定的产业和区域条件,并非所有产业 和所有区域内都能够实现高水平的产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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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产业升级: “产业政策与创新”两岸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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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产业政策与创新”两岸学术研讨会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政策安排、新工业革命、新兴技术产业化、知识产权保护、公共科研机构与地区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会议反映了两岸学者有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最新思考与研究，形成了诸多建设性的产业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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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产业政策与创新”两岸学术研讨会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政策安排、新工业革命、新兴技术产业化、知识产权保护、公共科研机构与地区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会议反映了两岸学者有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最新思考与研究，形成了诸多建设性的产业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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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制造业影响的动态CGE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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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设计四种不同的汇率升值情景,利用一个中国经济的动态CGE模型—MCHUGE模拟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过程中,各行业进出口量的增长具有缩小效应,且人民币汇率升值依然会使制造业各行业产值有所上升;在相同的进口替代弹性下,出口商品数量的减少与国内商品转换弹性正相关;当人民币汇率升值,食品、纺织、化工、金属、机械行业的国内商品价格增幅随进口替代弹性的增大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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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ynamic CGE study in the impact of RMB appreciation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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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设计四种不同的汇率升值情景,利用一个中国经济的动态CGE模型—MCHUGE模拟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过程中,各行业进出口量的增长具有缩小效应,且人民币汇率升值依然会使制造业各行业产值有所上升;在相同的进口替代弹性下,出口商品数量的减少与国内商品转换弹性正相关;当人民币汇率升值,食品、纺织、化工、金属、机械行业的国内商品价格增幅随进口替代弹性的增大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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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 兼评《中国制造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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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困境和挑战,不仅要求中国政府和企业充分吸收和学习发达工业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制度、政策安排和共性创新实践,更要求中国从自身独特的产业基础、人力资源、市场需求和文化特征出发,构建并不断提升其独特的制造业核心能力。比较研究和历史分析显示,任何工业强国都具有不易模仿、不易扩散的核心技术能力,而能够促成后发国家跃升成为工业强国的制度安排,必然要与该国制造业的核心技术能力相匹配。与核心技术能力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既具有发达工业国家制度安排的一般性,更具有路径依赖和一国独特能力所决定的异质性,而只有制度安排中的那些异质性成分才能构成工业强国的组织能力,并与技术能力一起在具有“战略互补性”特征的演化过程中相互增强。但由于没有认识到中国制造业核心能力的特异性,目前国内学术界主流的制度观研究常常在复杂的实证分析之后提出一些各国共性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对中国建设工业强国的政策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其作为规范研究的意义自然就会大打折扣。与美、日、德、韩等工业强国相比,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模块化架构产品和大型复杂装备领域,而在产品架构一体化领域、制造工艺一体化领域以及既具有一体化特征又需要前沿科技支撑的核心零部件领域相对缺乏优势。未来中国制造业核心能力提升的可能方向,一是通过架构创新和标准创新加强将一体化架构产品转化为模块化架构的能力,缩短或者破坏产品生命周期演进的一般路径;二是针对国外技术与中国本土市场需求不匹配的机会,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和制造优势,不断提升复杂装备的架构创新和集成能力。以这样的学术理解为评价标准,《中国制造2025》本质上仅仅是一个政策力度更大的传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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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6): 5-17.]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困境和挑战,不仅要求中国政府和企业充分吸收和学习发达工业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制度、政策安排和共性创新实践,更要求中国从自身独特的产业基础、人力资源、市场需求和文化特征出发,构建并不断提升其独特的制造业核心能力。比较研究和历史分析显示,任何工业强国都具有不易模仿、不易扩散的核心技术能力,而能够促成后发国家跃升成为工业强国的制度安排,必然要与该国制造业的核心技术能力相匹配。与核心技术能力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既具有发达工业国家制度安排的一般性,更具有路径依赖和一国独特能力所决定的异质性,而只有制度安排中的那些异质性成分才能构成工业强国的组织能力,并与技术能力一起在具有“战略互补性”特征的演化过程中相互增强。但由于没有认识到中国制造业核心能力的特异性,目前国内学术界主流的制度观研究常常在复杂的实证分析之后提出一些各国共性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对中国建设工业强国的政策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其作为规范研究的意义自然就会大打折扣。与美、日、德、韩等工业强国相比,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模块化架构产品和大型复杂装备领域,而在产品架构一体化领域、制造工艺一体化领域以及既具有一体化特征又需要前沿科技支撑的核心零部件领域相对缺乏优势。未来中国制造业核心能力提升的可能方向,一是通过架构创新和标准创新加强将一体化架构产品转化为模块化架构的能力,缩短或者破坏产品生命周期演进的一般路径;二是针对国外技术与中国本土市场需求不匹配的机会,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和制造优势,不断提升复杂装备的架构创新和集成能力。以这样的学术理解为评价标准,《中国制造2025》本质上仅仅是一个政策力度更大的传17
[12] 贾国雄. 2014.

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8): 206-210.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新中国六十余年的历史进程客观存在前后两个时期。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虽然各自特色鲜明,但经济发展的目标与战略部署都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富强梦"这一历史进程之中,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重在资源积累的经济发展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而改革开放前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上都属于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二者之间的演进一脉相承。

[Jia G X.2014.

Lun gaigekaifang qianhou liangge 30nian Zhongguo jingji fazhan de neizai lianxi

[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8): 206-210.]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新中国六十余年的历史进程客观存在前后两个时期。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虽然各自特色鲜明,但经济发展的目标与战略部署都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富强梦"这一历史进程之中,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重在资源积累的经济发展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而改革开放前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上都属于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二者之间的演进一脉相承。
[13] 蒋涛, 李九全, 沈正平. 200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化特征趋势: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成因的一种解释

[J]. 学习与实践, (12): 26-31.

[本文引用: 2]     

[Jiang T, Li J Q, Shen Z P.2007.

Gaigekaifang yilai woguo chanye huodong de kongjian fenbu jiqi bianhua tezheng qushi: Woguo quyu jingji fazhan chayi chengyin de yizhong jieshi

[J]. Study and Practice, (12): 26-31.]

[本文引用: 2]     

[14] 金煜, 陈钊, 陆铭. 2006.

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 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

[J]. 经济研究, (4): 79-89.

[本文引用: 3]     

[Jin Y, Chen Z, Lu M.2006.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olicy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 79-89.]

[本文引用: 3]     

[15] 李新功. 2017.

人民币升值与我国制造业升级实证研究

[J]. 中国软科学, (5): 38-46.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1994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一直处于升值的趋势.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趋势更加明显.这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带来不小压力,也给制造业升级带来挑战.本文选取1990年到2013年的年度数据,验证人民币升值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发现初期的人民币升值对制造业升级存在一定的正效应,之后具有负效应;随着制造业升级,人民币逐渐升值是自然趋势.最后提出人民币升值趋势下制造业升级的对策与建议.

[Li X G.2017.

An empirical study on RMB appreciation and China's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J]. China Soft Science, (5): 38-46.]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1994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一直处于升值的趋势.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趋势更加明显.这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带来不小压力,也给制造业升级带来挑战.本文选取1990年到2013年的年度数据,验证人民币升值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发现初期的人民币升值对制造业升级存在一定的正效应,之后具有负效应;随着制造业升级,人民币逐渐升值是自然趋势.最后提出人民币升值趋势下制造业升级的对策与建议.
[16] 林桂军, 何武. 2015.

全球价值链下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增长特征

[J]. 国际贸易问题, (6): 3-24.

[本文引用: 1]     

[Lin G J, He W.2015.

Growth patterns of China'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global value chai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6): 3-24.]

[本文引用: 1]     

[17] 刘明, 赵彦云. 2018.

基于投入要素的中国制造业省域空间溢出效应: 测度与实证

[J]. 数理统计与管理, 37(1): 122-13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设计了中国制造业投入要素空间溢出效应模型。通过对制造业空间溢出效应模型的估计和分析发现,在金融危机发生期间的2008-2010年,存在明显的资本溢出效应和员工技能溢出效应;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2011-2012年间,资本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新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分解与测度方法,通过对空间溢出效应的分解测算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体现为具有直接相邻关系的区域间的溢出——即相邻溢出效应,迂回溢出效应以及更复杂路径的溢出效应相对较弱。论文最后在总结结论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出几点政策启示。

[Liu M, Zhao Y Y.2018.

Measurement and empirical study of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input factors

[J].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and Management, 37(1): 122-13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设计了中国制造业投入要素空间溢出效应模型。通过对制造业空间溢出效应模型的估计和分析发现,在金融危机发生期间的2008-2010年,存在明显的资本溢出效应和员工技能溢出效应;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2011-2012年间,资本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新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分解与测度方法,通过对空间溢出效应的分解测算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体现为具有直接相邻关系的区域间的溢出——即相邻溢出效应,迂回溢出效应以及更复杂路径的溢出效应相对较弱。论文最后在总结结论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出几点政策启示。
[18] 刘乃全, 刘学华, 赵丽岗. 2008.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的演变: 基于改革开放30年时序变动的特征分析

[J]. 财经研究, 34(11): 76-87.

[本文引用: 3]     

[Liu N Q, Liu X H, Zhao L G.2008.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patial structure in China since 1978

[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34(11): 76-87.]

[本文引用: 3]     

[19] 刘仕国, 吴海英, 马涛, 等. 2015.

利用全球价值链促进产业升级

[J]. 国际经济评论, (1): 64-8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全球价值链是市场经济全球化基本规律的新体现,在本质上是经济现象,遵从市场经济制度,其理念是多维且动态的统筹融通。要利用全球价值链促进中国的产业升级:对外开放,融入全球产业大循环,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利用全球价值链升级直接促进产业升级;利用全球价值链上频密的国际中间品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创新;整合国内价值链,支持国内企业"抱团"加入特定的全球价值链,增强在其中的话语权;促进区域市场融合,充分发挥区域价值链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Liu S G, Wu H Y, Ma T, et al.2015.

Use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o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 64-8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全球价值链是市场经济全球化基本规律的新体现,在本质上是经济现象,遵从市场经济制度,其理念是多维且动态的统筹融通。要利用全球价值链促进中国的产业升级:对外开放,融入全球产业大循环,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利用全球价值链升级直接促进产业升级;利用全球价值链上频密的国际中间品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创新;整合国内价值链,支持国内企业"抱团"加入特定的全球价值链,增强在其中的话语权;促进区域市场融合,充分发挥区域价值链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20] 刘志高, 崔岳春. 2008.

演化经济地理学: 21世纪的经济地理学

[J]. 社会科学战线, (6): 65-75.

[本文引用: 1]     

[Liu Z G, Cui Y C.2008.

Yanhua jingji dilixue: 21 shiji de jingji dilixue

[J]. Social Science Front, (6): 65-75.]

[本文引用: 1]     

[21] 刘志高, 王琛, 李二玲, 等. 2014.

中国经济地理研究进展

[J]. 地理学报, 69(10): 1449-1458.

[本文引用: 1]     

[Liu Z G, Wang C, Li E L, et al.2014.

Research progress of economic geography in China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9(10): 1449-1458.]

[本文引用: 1]     

[22] 刘志高, 尹贻梅. 2006.

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关系的历史考察

[J]. 经济地理, 26(3): 353-35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6.03.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经济地理学发展不仅与人文地理的其他分支交互发展,并从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内吸收营养.文章通过历史性地考察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关系,尝试探索经济地理学未来的发展趋势.通过考察发现：古典经济地理学时期,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相互交织、彼此影响;1930、1940时代到1970、1980年代,经济学引领经济地理发展,而经济地理学者没有对主流经济学产生重大影响;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期,经济地理学吸收经济学相关理论,实现了文化、制度和关系的转向,同时主流经济学则出现了地理化趋势,出现了新经济地理学运动.1980年代以来,演化思想在经济学界逐渐兴盛起来,演化经济学理论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重视,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地理学家接受了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开始尝试构建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演化经济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和经济学的下一个交叉点.

[Liu Z G, Yin Y M.2006.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histor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J]. Economic geography, 26(3): 353-35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6.03.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经济地理学发展不仅与人文地理的其他分支交互发展,并从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内吸收营养.文章通过历史性地考察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关系,尝试探索经济地理学未来的发展趋势.通过考察发现：古典经济地理学时期,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相互交织、彼此影响;1930、1940时代到1970、1980年代,经济学引领经济地理发展,而经济地理学者没有对主流经济学产生重大影响;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期,经济地理学吸收经济学相关理论,实现了文化、制度和关系的转向,同时主流经济学则出现了地理化趋势,出现了新经济地理学运动.1980年代以来,演化思想在经济学界逐渐兴盛起来,演化经济学理论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重视,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地理学家接受了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开始尝试构建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演化经济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和经济学的下一个交叉点.
[23] 刘志高, 尹贻梅, 孙静. 2011.

产业集群形成的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评述

[J]. 地理科学进展, 30(6): 652-657.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1.06.002      URL      [本文引用: 4]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成为一种新的区域发展模式，受到理论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近些年来，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学派的视角研究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力、演化路径成为集群研究中的热点之一。本文首先介绍了产业集群形成的传统解释及其不足，然后回顾了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产业集群形成的研究进展，并总结了研究特点和主要研究思路，最后指出了在中国应用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Liu Z G, Yin Y M, Sun J.2011.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industrial cluster 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0(6): 652-657.]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1.06.002      URL      [本文引用: 4]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成为一种新的区域发展模式，受到理论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近些年来，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学派的视角研究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力、演化路径成为集群研究中的热点之一。本文首先介绍了产业集群形成的传统解释及其不足，然后回顾了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产业集群形成的研究进展，并总结了研究特点和主要研究思路，最后指出了在中国应用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24] 刘志高, 张薇. 2016.

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产业结构演替与分叉研究评述

[J]. 经济地理, 36(12): 218-223.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6.12.03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产业结构演替是传统的研究话题之一，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分别探讨了产业结构及其内生技术动力。但影响产业结构演替的要素众多，并随研究区域、行业及产业周期的变化而变化，具有很深的历史根植性。1990年代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地理学为更好地理解推动产业结构变化的要素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但研究转型国家产业结构演替时，需要对起源于欧美的演化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进行修正。文章首先梳理了产业结构分析框架及演化视角下的产业结构演替研究，并在评述其发展背景和研究特色的基础上，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结合中国发展特点，讨论了现有的产业结构演替研究在中国实际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Liu Z G, Zhang W.2016.

Review on stud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bran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J]. Economic Geography, 36(12): 218-223.]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6.12.03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产业结构演替是传统的研究话题之一，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分别探讨了产业结构及其内生技术动力。但影响产业结构演替的要素众多，并随研究区域、行业及产业周期的变化而变化，具有很深的历史根植性。1990年代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地理学为更好地理解推动产业结构变化的要素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但研究转型国家产业结构演替时，需要对起源于欧美的演化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进行修正。文章首先梳理了产业结构分析框架及演化视角下的产业结构演替研究，并在评述其发展背景和研究特色的基础上，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结合中国发展特点，讨论了现有的产业结构演替研究在中国实际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25] 罗胤晨, 谷人旭. 2014.

1980-2011年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格局及其演变趋势

[J]. 经济地理, 34(7): 82-89.

[本文引用: 2]     

[Luo Y C, Gu R X.2014.

The agglomeration pattern and its evolvement tendency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etween 1980 and 2011

[J]. Economic Geography, 34(7): 82-89.]

[本文引用: 2]     

[26] 吕卫国, 陈雯. 2012.

产业集聚向心力和扩散离心力的变化过程:以改革开放以来苏锡常地区制造业聚散为例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1(8): 911-917.

[本文引用: 3]     

[Lü W G, Chen W.2012.

Dynamic of the centripetal force and the centrifugal force in the progress of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1(8): 911-917.]

[本文引用: 3]     

[27] 聂飞, 刘海云. 201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制造业转移: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J]. 经济学家, (7): 35-44.

[本文引用: 1]     

[Nie F, Liu H Y.2015.

China's outward FDI and the transfer of domestic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Dubin Model for dynamic space

[J]. Economist, (7): 35-44.]

[本文引用: 1]     

[28] 彭俞超, 方意. 2016.

结构性货币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稳定

[J]. 经济研究, (7): 29-42.

[本文引用: 1]     

[Peng Y C, Fang Y.2016.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and economic stability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7): 29-42.]

[本文引用: 1]     

[29] 邱斌, 叶龙凤, 孙少勤. 2012.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出口复杂度的分析

[J]. 中国工业经济, (1): 57-67.

[本文引用: 2]     

[Qiu B, Ye L F, Sun S Q.2012.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GPNs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SI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1): 57-67.]

[本文引用: 2]     

[30] 盛斌, 陈帅. 2015.

全球价值链如何改变了贸易政策: 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和启示

[J]. 国际经济评论, (1): 85-9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迅速发展的全球价值链改变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格局,塑造了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与挑战。它要求传统的以边界措施和市场准入问题为核心的贸易政策向以边界内措施和规制融合为核心的第二代贸易政策转变,以实现公平竞争、消除深层经济扭曲和塑造良好的商业和法治环境。全球价值链也改变了传统的产业升级方式,产业或部门间升级已经逐步转变为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工艺、产品、功能和价值链等多种形态的升级,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广义贸易政策需要在重新定义与考虑国家核心利益所在的前提下通过更精心的顶层设计为新时代的产业升级服务。

[Sheng B, Chen S.2015.

How has the global value chain changed trade policy: Impacted and implications for industrial upgrading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 85-9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迅速发展的全球价值链改变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格局,塑造了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与挑战。它要求传统的以边界措施和市场准入问题为核心的贸易政策向以边界内措施和规制融合为核心的第二代贸易政策转变,以实现公平竞争、消除深层经济扭曲和塑造良好的商业和法治环境。全球价值链也改变了传统的产业升级方式,产业或部门间升级已经逐步转变为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工艺、产品、功能和价值链等多种形态的升级,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广义贸易政策需要在重新定义与考虑国家核心利益所在的前提下通过更精心的顶层设计为新时代的产业升级服务。
[31] 孙早, 席建成. 2015.

中国式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 产业升级还是短期经济增长

[J]. 中国工业经济, (7): 52-67.

[本文引用: 2]     

[Sun Z, Xi J C.2015.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China: Industrial upgrade or short-term economic growth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7): 52-67.]

[本文引用: 2]     

[32] 唐海燕. 2013.

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变迁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5): 1-9, 15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和价值链分解技术,从总量、产品、区域三个层面深入考察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变迁,结果表明:经过十余年产业升级的努力,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从以往的"加工车间"逐步演进为"生产基地"甚至"世界工厂";中国在低档产品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已经扮演主导角色,但在中高档产品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只能扮演依附角色,不过依附性比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部分高收入国家都要弱得多;中国在各个区域生产网络之间扮演着"中转站"的枢纽角色,通过双向的"三角贸易"将地理分隔的区域生产网络联结成完整的全球生产网络,使得与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合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生产网络的竞争力。

[Tang H Y.2013.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le of China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J].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5): 1-9, 15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和价值链分解技术,从总量、产品、区域三个层面深入考察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变迁,结果表明:经过十余年产业升级的努力,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从以往的"加工车间"逐步演进为"生产基地"甚至"世界工厂";中国在低档产品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已经扮演主导角色,但在中高档产品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只能扮演依附角色,不过依附性比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部分高收入国家都要弱得多;中国在各个区域生产网络之间扮演着"中转站"的枢纽角色,通过双向的"三角贸易"将地理分隔的区域生产网络联结成完整的全球生产网络,使得与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合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生产网络的竞争力。
[33] 田川. 2009.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发展走势分析

[J]. 改革与开放, (6): 6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增长速度向前发展,"中国速度"已经成为经济学界非常流行的新名词,更有甚者,很多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中国之谜"。本文将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特征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力求可以提出一些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做出一些有用的,有促进作用的建议。

[Tian C.2009.

Gaigekaifang 30 nian woguo jingji fazhan zoushi fenxi

[J]. Reform & Opening, (6): 6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增长速度向前发展,"中国速度"已经成为经济学界非常流行的新名词,更有甚者,很多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中国之谜"。本文将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特征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力求可以提出一些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做出一些有用的,有促进作用的建议。
[34] 万薇, 张世秋. 2012.

利用环境政策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基于深圳pcb行业的排污权交易制度设计研究

[J]. 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48(3): 491-49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实证研究,探讨利用环境经济政策体现环境容量资源的经济价值,使其不仅服务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同时也成为产业优化升级的有效制度安排.基于深圳的水污染问题以及主要污染行业——电子设备制造业进行实证和案例分析,根据深圳市环境管理制度需求以及发挥环境经济政策在改善环境、促进发展方面可能具有的独特优势,对深圳市流域内实施排污交易政策的可行性及障碍进行分析,并以电子设备制造典型行业为例对政策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排污交易政策行业优化与减排成本节约等效果.研究表明,采用改进的排污交易制度可以与深圳市已有的产业优化升级、中水回用、水污染控制等其他政策相结合,形成灵活的污染控制与产业调整机制,在实现污染企业退出、污染减排、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Wan W, Zhang S Q.2012.

Can Emission Trading Policy Help Restructuring Industry? A case study in Shenzhen of China

[J].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48(3): 491-49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实证研究,探讨利用环境经济政策体现环境容量资源的经济价值,使其不仅服务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同时也成为产业优化升级的有效制度安排.基于深圳的水污染问题以及主要污染行业——电子设备制造业进行实证和案例分析,根据深圳市环境管理制度需求以及发挥环境经济政策在改善环境、促进发展方面可能具有的独特优势,对深圳市流域内实施排污交易政策的可行性及障碍进行分析,并以电子设备制造典型行业为例对政策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排污交易政策行业优化与减排成本节约等效果.研究表明,采用改进的排污交易制度可以与深圳市已有的产业优化升级、中水回用、水污染控制等其他政策相结合,形成灵活的污染控制与产业调整机制,在实现污染企业退出、污染减排、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35] 王缉慈, 林涛. 2007.

我国外向型制造业集群发展和研究的新视角

[J]. 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43(6): 839-846.

[本文引用: 2]     

[Wang J C, Lin T.2007.

New insights to China's export-oriented clusters

[J].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43(6): 839-846.]

[本文引用: 2]     

[36] 吴三忙, 李善同. 2010.

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分析

[J]. 中国软科学, (6): 123-13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9753.2010.06.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借助重心分析方法考察了我国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及变化特征。研究发现：（1）从制造业空间 分布的变动方向来看,198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在空间分布上总体呈现＂南下东进＂特点,但是2003年后,我国部分制造业呈现＂北上西进＂特征;（2）从 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区域来看,目前我国大部分制造业主要集聚在东南沿海地区;（3）从区域分布的制造业属性来看,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更为明 显,而资源依赖型制造业更多分布在北部和中西部地区。本文也对我国制造业上述空间分布及变化特征做出了解释,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Wu S M, Li S T.2010.

An analysi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J]. Journal of 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6): 123-13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9753.2010.06.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借助重心分析方法考察了我国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及变化特征。研究发现：（1）从制造业空间 分布的变动方向来看,198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在空间分布上总体呈现＂南下东进＂特点,但是2003年后,我国部分制造业呈现＂北上西进＂特征;（2）从 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区域来看,目前我国大部分制造业主要集聚在东南沿海地区;（3）从区域分布的制造业属性来看,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更为明 显,而资源依赖型制造业更多分布在北部和中西部地区。本文也对我国制造业上述空间分布及变化特征做出了解释,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37] 吴彦艳, 赵国杰, 丁志卿. 200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J]. 经济体制改革, 2008(6): 13-16.

[本文引用: 1]     

[Wu Y Y, Zhao G J, Ding Z Q.2008.

Gaigekaifang yilai woguo liyong waizi zhengce de huigu yu zhanwang

[J].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6): 13-16.]

[本文引用: 1]     

[38] 许德友. 2011.

对外贸易与产业地理

[D]. 南京: 南京大学.

[本文引用: 1]     

[Xu D Y.2011.

Foreign trade and industrial geography

[D]. Nanjing, China : Nanjing University.]

[本文引用: 1]     

[39] 许德友, 梁琦. 2011.

对外贸易与国内产业地理: 来自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综述

[J]. 南方经济, 29(11): 63-7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249.2011.11.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一国的对外贸易往往是塑造国内产业地理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综述了对外贸易与国内产业地理的相关研究,着重从理论渊源、城市经济、地区差距等角度分析一国贸易开放后国内制造业分布的空间变化,并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与东中西部产业空间结构的文献做了评述。在总结目前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文章最后得出了相关研究启示。

[Xu D Y, Liang Q.2011.

Foreign trade and industrial geography: A review from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J]. South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29(11): 63-7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249.2011.11.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一国的对外贸易往往是塑造国内产业地理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综述了对外贸易与国内产业地理的相关研究,着重从理论渊源、城市经济、地区差距等角度分析一国贸易开放后国内制造业分布的空间变化,并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与东中西部产业空间结构的文献做了评述。在总结目前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文章最后得出了相关研究启示。
[40] 阳立高, 龚世豪, 韩峰. 2015.

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和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的实证

[J]. 中国软科学, (11): 136-144.

[本文引用: 1]     

[Yang L G, Gong S H, Han F.2015.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the change in new generation labors supply on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new generation labors supply and sub-sector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J]. China Soft Science, (11): 136-144.]

[本文引用: 1]     

[41] 阳立高, 谢锐, 贺正楚, 等. 2014.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J]. 中国软科学, (12): 136-147.

[本文引用: 2]     

[Yang L G, Xie R, He Z C, et al.2014.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rising labor cost on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upgrad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sub-sector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J]. China Soft Science, (12): 136-147.]

[本文引用: 2]     

[42] 姚志毅, 张亚斌. 2011.

全球生产网络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

[J]. 南开经济研究(6): 55-65.

[本文引用: 3]     

[Yao Z Y, Zhang Y B.2011.

Measure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under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J]. Nankai Economic Studies, (6): 55-65.]

[本文引用: 3]     

[43] 叶选挺, 李明华. 2015.

中国产业政策差异的文献量化研究: 以半导体照明产业为例

[J]. 公共管理学报, (2): 145-16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中央政府政策具有全局性、指导性和原则性等特点,地方政府政策则更具针对性、特殊性和可操作性,其不同的特征使得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产业政策存在时间、机构和内容等多方面的差异。本文以中国半导体照明产业为例,搜集整理中央政府和广东、福建、江西、甘肃四省地方政府颁布的产业政策,采用政策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开展基于发文时间和发文机构的文献外部属性特征分析,以及文献内容的政策工具类别挖掘,描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产业政策的差异,进而探讨政策差异与产业发展实践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半导体照明产业政策发文时间的初始颁布年份和密集颁布年份存在差异;政策发文单位的层级和产业主管部门存在差异;政策工具使用的目标、重点、思路和时间存在差异;不同地区产业政策导向影响了地区产业发展模式。本文的研究框架和方法可应用在其他产业政策差异的分析上,研究的相关结论可为产业主管部门制定政策提供支持

[Ye X T, Li M H.2015.

Study on the difference of 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olicy document: A case study on the light emitting diode industry

[J].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 145-16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中央政府政策具有全局性、指导性和原则性等特点,地方政府政策则更具针对性、特殊性和可操作性,其不同的特征使得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产业政策存在时间、机构和内容等多方面的差异。本文以中国半导体照明产业为例,搜集整理中央政府和广东、福建、江西、甘肃四省地方政府颁布的产业政策,采用政策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开展基于发文时间和发文机构的文献外部属性特征分析,以及文献内容的政策工具类别挖掘,描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产业政策的差异,进而探讨政策差异与产业发展实践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半导体照明产业政策发文时间的初始颁布年份和密集颁布年份存在差异;政策发文单位的层级和产业主管部门存在差异;政策工具使用的目标、重点、思路和时间存在差异;不同地区产业政策导向影响了地区产业发展模式。本文的研究框架和方法可应用在其他产业政策差异的分析上,研究的相关结论可为产业主管部门制定政策提供支持
[44] 尹翔硕. 1997.

中国出口制成品结构与制造业生产结构差异的分析

[J]. 国际贸易问题, (4): 6-12.

[本文引用: 1]     

[Yin X S.1997.

Zhongguo chukou zhichengpin jiegou yu zhizaoye shengchan jiegou chayi de fenxi

[J].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4): 6-12.]

[本文引用: 1]     

[45] 原嫄, 李国平, 孙铁山, 等. 2015.

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大类的区域转移特征与聚类研究

[J]. 经济地理, 35(10): 94-10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10.01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依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2001年和2009年制造业各行业大类在八大区域尺度上的份额变化进行对比讨论和聚类分析,初步得到以下结论:1研究时段内的制造业产业转移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为主体;2主要转移路径表现为自东向西、自沿海向内陆的特征,特别是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均由制造业原本发达地区向次发达地区转移,已经进入产业优势的分散化阶段,而技术密集型行业仍处在自西向东、由次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集聚发展阶段;3自东向西的区域转移路径是研究时段内制造业转移的主要趋势,主导着制造业整体的区域转移过程。因此,总体而言,当前的制造业正在由现有发展高地逐步转向发展水平次优地区进行梯度转移,实质上是制造业优势在空间上渐次分散化和均等化的过程,并且涉及近距离的扩散式转移和跨越式转移等多个空间层面。

[Yuan Y, Li G P, Sun T S, et al.2015.

Research on regional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and clustering of major industries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data of 2001 and 2009

[J]. Economic Geography, 35(10): 94-10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10.01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依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2001年和2009年制造业各行业大类在八大区域尺度上的份额变化进行对比讨论和聚类分析,初步得到以下结论:1研究时段内的制造业产业转移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为主体;2主要转移路径表现为自东向西、自沿海向内陆的特征,特别是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均由制造业原本发达地区向次发达地区转移,已经进入产业优势的分散化阶段,而技术密集型行业仍处在自西向东、由次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集聚发展阶段;3自东向西的区域转移路径是研究时段内制造业转移的主要趋势,主导着制造业整体的区域转移过程。因此,总体而言,当前的制造业正在由现有发展高地逐步转向发展水平次优地区进行梯度转移,实质上是制造业优势在空间上渐次分散化和均等化的过程,并且涉及近距离的扩散式转移和跨越式转移等多个空间层面。
[46] 张鹏, 王娟. 2016.

全球生产网络中国产业升级结构封锁效应及突破

[J]. 科学学研究, 34(4): 520-527.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构建了全球生产网络下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框架，并利用2005—2012年15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基于投入产出表测算工业行业嵌入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技术溢出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实证表明：随着工业行业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程度不断深入，产业升级过程中存在“结构封锁”效应，现有技术基础无法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需更为重视大规模的设备投资与研发投入。针对这种情况，笔者提出以全球化的视野，采取链间升级与“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又不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策略突破结构封锁效应，激发不同类型主体持续创新的内生动力，通过不同层面的创新来提升自身的分工地位，掌握发展主动权，努力攀登价值链上高增加值环节，最终实现中国产业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

[Zhang P, Wang J.2016.

Structural blocking effect of China's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global industri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the breakthrough way

[J].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34(4): 520-527.]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构建了全球生产网络下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框架，并利用2005—2012年15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基于投入产出表测算工业行业嵌入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技术溢出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实证表明：随着工业行业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程度不断深入，产业升级过程中存在“结构封锁”效应，现有技术基础无法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需更为重视大规模的设备投资与研发投入。针对这种情况，笔者提出以全球化的视野，采取链间升级与“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又不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策略突破结构封锁效应，激发不同类型主体持续创新的内生动力，通过不同层面的创新来提升自身的分工地位，掌握发展主动权，努力攀登价值链上高增加值环节，最终实现中国产业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
[47] 张韵君, 孟祺. 2009.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升级探析

[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4): 8-1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1369.2009.04.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给 世界经济以致命的打击,中国作为全球化的一员也难以独善其身。然而,金融危机在给中国带来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机遇。在制造业方面,中国被誉为"世 界工厂",但我国制造业主要是建立在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低效益的轨道之上,产品附加值低、产业竞争力弱。金融危机在给中国外向型制造业带来危机,大 量中小企业倒闭、员工失业的同时,也给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升级带来了机遇。如何趋利避害,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难得机遇实现中国制造业加速升级是本文研究的重 点。

[Zhang Y J, Meng Q.2009.

Jinrong weiji beijingxia woguo zhizaoye shengji tanxi

[J]. Forum of World Economics & Politics, (4): 8-1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1369.2009.04.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给 世界经济以致命的打击,中国作为全球化的一员也难以独善其身。然而,金融危机在给中国带来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机遇。在制造业方面,中国被誉为"世 界工厂",但我国制造业主要是建立在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低效益的轨道之上,产品附加值低、产业竞争力弱。金融危机在给中国外向型制造业带来危机,大 量中小企业倒闭、员工失业的同时,也给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升级带来了机遇。如何趋利避害,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难得机遇实现中国制造业加速升级是本文研究的重 点。
[48] 邹昭晞. 2010.

我国制造业的低端产业举证及其困境摆脱

[J]. 改革, (8): 58-6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全球制造网络中．“中国制造”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及其逐步形成的规模与配套能力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低端领域在中国制造业纳入全球分工网络发挥重要作用，作出显著贡献。然而，中国制造业低端领域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与挑战。中国应坚定不移地继续保持包括低端产业在内的制造业发展优势，从“低端产业”和“高端产业”两方面对低端领域产业进行定位，在低端产业创造和提高附加价值，建立与完善“生态经济结构”，进一步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Zou Z X.2010.

The evidence of the low end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getting rid of the difficulties

[J]. Reform, (8): 58-6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全球制造网络中．“中国制造”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及其逐步形成的规模与配套能力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低端领域在中国制造业纳入全球分工网络发挥重要作用，作出显著贡献。然而，中国制造业低端领域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与挑战。中国应坚定不移地继续保持包括低端产业在内的制造业发展优势，从“低端产业”和“高端产业”两方面对低端领域产业进行定位，在低端产业创造和提高附加价值，建立与完善“生态经济结构”，进一步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49] Abernathy F H, Volpe A, Weil D.2006.

The future of the apparel and textile industries: Prospects and choices for public and private actors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8(12): 2207-2232.

https://doi.org/10.1068/a38114      URL      [本文引用: 1]     

[50] Amin A, Thrift N.1994.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Europe[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引用: 1]     

[51] Azmeh S, Nadvi K.2013.

'Greater Chines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rise of the Jordanian garment industry

[J].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4(6): 1317-1340.

https://doi.org/10.1111/dech.12065      URL      [本文引用: 2]     

[52] Bai C E, Du Y, Tao Z, et al.2004.

Local protectionism and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industri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3(2): 397-417.

https://doi.org/10.2139/ssrn.404100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is paper uses a dynamic panel estimation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determinants of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in China's industries,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local protectionism. Less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s found in industries where the past tax-plus-profit margins and the shares of state ownership are high, reflecting stronger local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these industries. The evidence also supports the scale-economies theory of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Finally, the overall time trend of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of China's industries is found to have reversed an early drop in the mid-1980s, and register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later years. 2003 Elsevier B.V. All rights reserved.
[53] Butollo F.2014.

The end of cheap labou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upgrading" in China

[M].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Campus Verlag.

[本文引用: 1]     

[54] Butollo F.2015.

Growing against the Odds: Government agency and strategic recoupling as sources of competitiveness in the garment industr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8(3): 521-536.

https://doi.org/10.1093/cjres/rsv020      URL      [本文引用: 7]     

[55] Cammett M.2006.

Development and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global productio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local clusters in apparel manufacturing

[J]. Competition & Change,10(1): 23-48.

[本文引用: 1]     

[56] Chang W, MacMillan I C.1991.

A review of entrepreneurial develop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6(6): 375-379.

https://doi.org/10.1016/0883-9026(91)90026-A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paucity of significant empirical data relating the software management process to quantitative project performance is the motivation for this study. A conceptual causal model characterizes the factors of adversity that must be managed on a project along with the factors of intrinsic management skills that are available to neutralize or overcome the adversity; the residual effect, called residual management power, is hypothesized to relate quantitatively to project business and technical performance. An informal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on 24 projects has been undertaken to determin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conceptual model and to identify more precise hypotheses that may have validity as an operational model of software project management. The nonparametric coefficients of correlation between post facto measurements of residual management power and both project technical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are 0.7, suggesting that the basic hypothesis of this model is feasible. Other interesting relationships involving risk management, project adversity, business constraints, and precision of technical scope definition deriving from the exploratory analysis are discussed.
[57] Chen L.2014.

Varieties of global capital and the paradox of local upgrading in China

[J]. Politics & Society, 42(2): 223-252.

https://doi.org/10.1177/0032329213519422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China has launched a nationwide endeavor to push domestic firms up the value chain. This article explores why, in some localities, Chinese firms had significant success in upgrading, while in other localities, firms were paradoxically trapped in a race-to-the-bottom competition. Drawing on national economic census data, a firm-level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article conducts a controlled comparison of China0964s largest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bases in the Yangtze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s. It argues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0964s choice of global business allies shaped the upgrading behavior of domestic firms. When local governments allied with larg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 at the top of the value chain, they reinforced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shrank the upgrading space for domestic firms, and squeezed them to the bottom of the value chain. In contrast, alliances with small foreign invested firms at the bottom helped break the hierarchical segregation and held more potential for local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The article sheds new light on the question of when industrial policies succeed or fail to facilitate domestic upgrading in a globalized era.
[58] Coe N M.2011.

Geographies of production II: A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Z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6(3): 389-402.

[本文引用: 1]     

[59] Coe N M, Dicken P, Hess M.2008.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Realizing the potential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8(3): 271-295.

https://doi.org/10.1093/jeg/lbn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Understanding and conceptualizing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economy is a challenging but vitally important task. In this article, we critically evaluate the potential of one interpretive framework—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 perspective—for analysing the global economy and its impacts on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After situating the approach in relation to other cognate chain/network approaches, the article proceeds to review and evaluate a number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that need to be understood and incorporated more fully if the framework is to deliver on its early potential.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consideration of the key research issues facing work in this area.
[60] Evans Y, Smith A.2006.

Surviving at the margins? Deindustrialisatio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upgrading in London's garment sector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8(12): 2253-2269.

https://doi.org/10.1068/a38285      URL      [本文引用: 2]     

[61] Fujita M, Hu D.2001.

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a 1985-1994: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35(1): 3-37.

https://doi.org/10.1007/s001680000020      URL      [本文引用: 4]     

[62] Gereffi G.2009.

Development model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 and Mexico

[J].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1): 37-51.

https://doi.org/10.1093/esr/jcn034      URL      [本文引用: 5]      摘要

China and Mexico have both pursued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but with different implications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While Mexico has been the paradigm for the neoliberal ('Washington consensus') development model associated wit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xtensive privatization, and open markets, China has attained record levels of foreign capital inflows and export growth utilizing a more strategic, statist approach to its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decade, China has surpassed Mexico in their battle for pre-eminence in the US market. One of the keys to China's success has been a unique form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called supply-chain cities, which has permitted it to achieve both economies of scale and scope in global value chains.
[63] Gereffi G, Humphrey J, Sturgeon T.2005.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2(1): 78-104.

https://doi.org/10.1080/096922905000498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buil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help explain governance pattern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t draws on three streams of literature - transaction costs economics,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firm-level learning - to identify three variables that play a large role in determining how global value chains are governed and change. These are: (1) the complexity of transactions, (2) the ability to codify transactions, and (3) the capabilities in the supply-base. The theory generates five types of 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 - hierarchy, captive, relational, modular, and market - which range from high to low levels of explicit coordination and power asymmetry. The article highlights the dynamic and overlapping nature of 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 through four brief industry case studies: bicycles, apparel, horticulture and electronics.
[64] Grabher G.1993.

The weakness of strong ties: The lock-i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Ruhr area

[M]//Grabher G. In the embeddedfirm: On the socioeconomics of industrial networks. London, UK: Routledge: 255-277.

[本文引用: 2]     

[65] Granovetter M.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481-510.

https://doi.org/10.1086/2283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How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 are affected by social relations is one of the classic questions of social theory. This paper concerns the extent to which economic action is embedded in structures of social relations, in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Although the usual neoclasical accounts provide an "undersocialized" or atomized-actor explanation of such action, reformist economists who attempt to bring social structure back in do so in the "oversocialized" way criticized by Dennis Wrong. Under-and oversocialized accounts are paradoxically similar in their neglect of ongoing structures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a sophisticated account of economic action must consider its embeddedness in such structures. The argument in illustrated by a critique of Oliver Williamson's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research program.
[66] Guo Q, He C.2015.

Production space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evolution in China

[J]. GeoJournal, 80(6): 1-18.

https://doi.org/10.1007/s10708-014-9537-y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Geospatial analysis is very much dominated by a Gaussian way of thinking, which assumes that things in the world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a well-defined mean, i.e., things are more or less similar in size. However, this assumption is not always valid. In fact, many things in the world lack a well-defined mean, and therefore there are far more small things than large on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rgue that geospatial analysis requires a different way of thinking Paretian way of thinking that underlies skewed distribution such as power laws, Pareto and lognormal distributions. I review two properties of spatial dependence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point out that the notion of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current spatial statistics is only used to characterize local variance of spatial dependence. I subsequently argue for a broad perspective on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suggest it be formulated as a scaling law. I further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Paretian thinking and the scaling law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geographic forms and processes, in particular while facing massive amounts of social media data. In the spirit of Paretian thinking, geospatial analysis should seek to simulate geographic events and phenomena from the bottom up rather than correlations as guided by Gaussian thinking.
[67] Hassink R, Shin D H.2005.

The restructuring of old industrial areas in Europe and Asia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7(4): 571-580.

https://doi.org/10.1068/a36273      URL      [本文引用: 1]     

[68] He C, Pan F, Chen T.2016.

Research progress of industrial geography in china

[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6(8): 1057-1066.

https://doi.org/10.1007/s11442-016-1315-y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expans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ese industries have accompanied with the spatial restructuring process across the country. This paper provides a literature review on China’s industrial geography,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The increasing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s have been th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s of industrial landscape in China.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of China’s industrial geography includ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regional competition and rebuilding of regional advantages. 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future research focus.
[69] He C, Wei Y H D, Xie X.2008.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in China

[J]. Regional Studies, 42(7): 923-945.

https://doi.org/10.1080/00343400701543272      URL      [本文引用: 6]     

[70] Head K, Ries J.1996.

Inter-city competition for foreign investment: Static and dynamic effects of China's incentive areas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0(1): 38-60.

https://doi.org/10.1006/juec.1996.0022      URL      [本文引用: 1]     

[71] Henderson J, Nadvi K.2011.

Greater China,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dynamics of transformation

[J]. Global Networks, 11(3): 285-297.

https://doi.org/10.1111/j.1471-0374.2011.00326.x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Abstract The rise of ‘greater’ China (which includes mainland China,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 particularly for our purposes – Taiwan), marks a transformative process in terms of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hina is now the world's second biggest economy, and continues to post double-digit growth despite the global downturn.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numeric size of China's economy per se , is the extraordinary scale at which it is combining labour with capital to transform raw materials into commodities and, as part of that process, embedding the potential for innovation with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introductory article to this special issue, we highlight the implications arising from the dynamism of Greater China for the evolving structures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s). The GPN framework provides a powerful analytical tool with which to map the shifting nature of corporate power and capital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ir consequences for local producers and regions. The extern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and, with it,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lead firms, suggests that Western-centric views on GPNs are likely to be challenged. We outline the ways in which the contributions to this special issue throw light on this, and the implications that arise for analysis of GPNs within China as well as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We conclude by considering the consequences this transformative process has for the developmental project and how it might be theorized.
[72] Henning M, Stam E, Wenting R.2013.

Path dependence research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acophony or knowledge accumulation

[J]. Regional Studies, 47(8): 1348-1362.

https://doi.org/10.1080/00343404.2012.7504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Henning M., Stam E. and Wenting R. Path dependence research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acophony or knowledge accumulation, Regional Studies. The concept of path dependence has gained momentum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articularly in economic geograph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path dependence and path creation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offers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se studies and outlines commonalities and problems in research designs and empirical testing. The review suggests that the popularity of the path dependence concept in regional studies has led to a cacophony of studies rather than to a purposeful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around the concept. Gaps are identified and guidelines are suggested for future research on path creation and path dependence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73] Lan T, Pickles J, Zhu S.2015.

State regulation, economic reform and worker rights: The contingent effects of China's labour contract law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5(2): 266-293.

https://doi.org/10.1080/00472336.2014.940592      URL      [本文引用: 1]     

[74] Li P F.2014.

Horizontal versus vertical learning: Divergence and diversification of lead firms in the Hangji toothbrush cluster, China

[J]. Regional Studies, 48(7): 1227-1241.

https://doi.org/10.1080/00343404.2012.709610      URL      [本文引用: 1]     

[75] Li P F, Bathelt H, Wang J.2012.

Network dynamics and cluster evolution: Changing trajectories of the aluminium extrusion industry in Dali, China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2(1): 127-155.

https://doi.org/10.1093/jeg/lbr024      URL      [本文引用: 4]     

[76] Liao H, Chan R K.2011.

Industrial relocation of Hong Kong manufacturing firms: Towards an expanding industrial space beyo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J]. GeoJournal, 76(6): 623-639.

https://doi.org/10.1007/s10708-009-9316-3      URL      [本文引用: 3]     

[77] Lin H L, Li H Y, Yang C H.2011.

Agglomeration and productivity: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s textile industry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2(3): 313-329.

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11.03.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78 The average value of the city EG index is found to be approximately 0.00019. 78 Calculated city EG index, China exhibits decreasing trend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for garments and fiber products. 78 And an increasing trend for textile industries’ agglomeration. 78 Study finds an inverted U-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glomeration and productivity. 78 Whil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nhances firms’ productivity, agglomeration diseconomies may appear if degree of agglomeration is too high.
[78] Liu W, Dicken P.2006.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bligated embeddednes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s automobile industry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8(7): 1229-1247.

https://doi.org/10.1068/a37206      URL      [本文引用: 2]     

[79] Ma L J C, Wei Y.1997.

Determinants of state investment in China, 1953-1990

[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88(3): 211-225.

https://doi.org/10.1111/j.1467-9663.1997.tb01599.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Generalization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socialist countries based on detailed case studies of important elements of produc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needed. This study focuses on one important force that affects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ate investment in basic construction.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Third Front period (1965-71), the more developed eastern region always enjoyed a greater proportion of state investment tha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ree major factors affected the temporal patterns of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state investment in China: the ideological concern for spatial equality, defense considerations arising from perceived international threats, and die practical needs of die national economy. These factors exerted different influence on die investment patterns at different times. Whereas spatial equality and economic pragmatism were major concerns during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1953-57), national defense greatly affected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state investment during the Third Front period, and these factors brought considerable state investment to die inland regions. Since die 1978 reforms, die concern for economic efficiency, not spatial equality in development or national security, has favored die coastal region.
[80] MacKinnon D.2012.

Beyond strategic coupling: Reassessing the firm-region nexus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2(1): 227-245.

https://doi.org/10.1093/jeg/lbr00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s) have become a key focus of research i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related fields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has two main aims. First, I offer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GPN research, focusing on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rethinking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es and the notion of ‘strategic coupling’ in particular. Second, the article aims to forge a new set of links between GPNs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EEG), which has also attracted considerable recent interest as 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landscapes. In particular, I use evolutionary approaches and the concept of path dependence to develop a broader and deeper conception of the range of coupling, recoupling and decoupling processes that take place between regions and GPNs, going beyond strategic coupling per se.
[81] MacKinnon D, Cumbers A, Pike A, et al.2009.

Evolu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Institutions, political economy, and adaptation

[J]. Economic Geography, 85(2): 129-150.

https://doi.org/10.1111/j.1944-8287.2009.01017.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Economic geography has, over the past decade or so, drawn upon ideas from evolutionary economics in trying to understand processes of regional growth and change. Recently, some researchers have sought to delimit and develop a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EEG), aiming to create a more systemat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research.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sympathetic critique and elaboration of this emergent EEG but takes issue with some aspects of its characterization in recent programmatic statements. While acknowledging that EEG is an evolving and pluralist project, we are concerned that the reliance on certain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at are imported from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complexity science threatens to isolate it from other approaches in economic geography, limiting the opportunities for cross-fertilization. In response, the article seeks to develop a social and pluralist conception of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gency in EEG, drawing upon the writings of leading institutional economists, and to link evolutionary concepts to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es, arguing that the evolution of the economic landscape must be related to processe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As such, we favor the use of 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 concepts within a geographical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rather than the construction of some kind of theoretically separate EEG—evolu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not a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82] Martin R, Sunley P.2006.

Path depende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evolu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6(4): 395-437.

https://doi.org/10.1093/jeg/lbl012      URL      [本文引用: 3]     

[83] McMillan J, Naughton B.1992.

How to reform a planned economy: Lessons from China

[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8(1): 130-143.

https://doi.org/10.1093/oxrep/8.1.130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84] North D C.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引用: 1]     

[85] Pickles J, Smith A, Buček M, et al.2006.

Upgrading, changing competitive pressures, and diverse practices in the east and central European apparel industry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8(12): 2305-2324.

https://doi.org/10.1068/a38259      URL      [本文引用: 2]     

[86] Scott A.2006.

The changing global geography of low-technology, labour-intensive industry: Clothing, footwear, and furniture

[J]. World Development, 34(9): 1517-1536.

https://doi.org/10.1016/j.worlddev.2006.01.003      URL      [本文引用: 1]     

[87] Smith A, Pickles J, Buček M, et al.201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Regional industrial change and differential upgrading in the East European clothing industry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4(6): 1023-1051.

https://doi.org/10.1093/jeg/lbt039      URL      [本文引用: 1]     

[88] Storper M.1997. The regional worl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本文引用: 2]     

[89] Tewari M.2006.

Adjustment in India's textile and apparel industry: Reworking historical legacies in a post-MFA world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8(12): 2325-2344.

https://doi.org/10.1068/a38279      URL      [本文引用: 1]     

[90] Tokatli N.2008.

Global sourcing: insights from the global clothing industry: The case of Zara, a fast fashion retailer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8(1): 21-38.

[本文引用: 1]     

[91] Wang C, Lin G C S, Li G.2010.

Industrial clustering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the ICT industry in Shenzhen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2(8): 1987-2010.

https://doi.org/10.1068/a4356      URL      [本文引用: 1]     

[92] Wei Y H D.2000.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States,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M]. London, UK: Routledge.

[本文引用: 3]     

[93] Wei Y H D.2001.

Decentral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triple processes underly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J]. Asian Geographer, 20(1-2): 7-23.

https://doi.org/10.1080/10225706.2001.9684073      URL      [本文引用: 3]     

[94] Wei Y H D.2009.

China's shoe manufacturing and the Wenzhou Model: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s leading producer and exporter of footwear

[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0(6): 720-739.

https://doi.org/10.2747/1539-7216.50.6.720      URL      [本文引用: 3]     

[95] Wei Y H D.2010.

Beyond new regionalism, beyo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Remaking the Sunan model, China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28(1): 72-96.

https://doi.org/10.1068/c0934r      URL      [本文引用: 4]      摘要

ABSTRACT I attempt to advance the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rough a study of Kunshan City. I investigate the restructuring process,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nature of global – local networks to understand trajectories and model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 highlight the interactions of the Chinese stat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 and regional assets in shaping the trajectorie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 argue that Kunshan’s pathway to globaliz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state centered and heavily dependent on global forces, which has made Kunshan a TNC satellite district and a dual city segmented between TNCs and domestic firms. I also argue that TNCs’ local embeddedness has to be positioned in their global and external networks and that the assessment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has to be conditioned upon a region’s specific context.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neither new regionalism nor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perspectives can fully explain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with huge domestic markets and large regional disparities. I promote an alternative, middle-ground perspective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to better integrate global forces, state institutions, and local contexts. Such a third approach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has the potential to localize TNCs and to develop indigenous capacities.
[96] Wen M.2004.

Relocat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Chinese industry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3(1): 329-347.

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03.04.001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using the data collected in both the second and third national industrial censuses. It was found that many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ere highly geographically concentrated in several coastal regions in 1995. A historical comparison of the concentration levels between 1980, 1985 and 1995, suggests that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have become more geographically concentrated following the economic reform.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further supports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ory and reveals that China appeared to be on the upside of the upside down U curve.
[97] Yang C.2012.

Restructuring the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emerging tension

[J]. Applied Geography, 32(1): 143-157.

https://doi.org/10.1016/j.apgeog.2010.10.013      URL      [本文引用: 7]     

[98] Yang C.2013.

From strategic coupling to recoupling and decoupling: restructuring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regional evolution in China

[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1(7): 1046-1063.

https://doi.org/10.1080/09654313.2013.733852      URL      [本文引用: 4]     

[99] Yang C.2014a.

Market rebalancing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globalizing era: Transformation of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1(1): 130-156.

https://doi.org/10.1080/09692290.2013.776616      URL      [本文引用: 4]     

[100] Yang C.2014b.

State-l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domestic firms in Shenzhen, China: Evidence from Liquid Crystal Display (LCD) industry

[J]. Cities, 38(6): 1-10.

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13.12.005      URL      [本文引用: 4]     

[101] Zhao X B, Zhang L.1999.

Decentralization reforms and regionalism in China: A review

[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2(3): 251-281.

https://doi.org/10.1177/01600179976101242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Since 1978, the decentralization reforms, in general, and the reforms in planning and fiscal systems, in particular, have brought about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context of central-regional/local relationships, which have in turn generated a tremendous impact on and problems for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amine the impacts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a's decentralization reform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seventeen years. With a brief review of prereform experienc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ecentralization reforms of planning and fiscal system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contract-responsibility reforms and the ongoing tax-sharing reforms, and their regional implications and consequences. Special attention is paid to regionalism that is emerging as a result of these reforms. The authors argue that regionalism, in forms of territorial segmentation and confrontation, was planted in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economic system, but grew and was exacerbated by the current flawed or uncompleted decentralization reforms. The current tax-sharing system reform, which centered the functional division between the center and localities, seems to be on the right track, but its fate is hard to predict and far from claiming success.
[102] Zhu S, He C.2013.

Geographical dynamics and industrial relocation: Spatial strategies of apparel firms in Ningbo, China

[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4(3): 342-362.

[本文引用: 12]     

[103] Zhu S, He C, Liu Y.2014.

Going green or going awa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firms' strategies in China's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J]. Geoforum, 55(8): 53-65.

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14.05.004      URL      [本文引用: 4]     

[104] Zhu S, Pickles J.2014.

Bring in, go up, go west, go out: Upgrading, regionalisation and delocalisation in China's apparel production networks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4(1): 36-63.

https://doi.org/10.1080/00472336.2013.801166      URL      [本文引用: 9]     

[105] Zhu S, Pickles J.2015.

Turkishization of a Chinese apparel firm: fast fashion, regionalisation and the shift from global supplier to new end markets

[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8(3): 537-553.

https://doi.org/10.1093/cjres/rsv009      URL      [本文引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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