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进展  2017 , 36 (12): 1500-1509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12.005

专辑|尺度

尺度政治理论框架

王丰龙12, 刘云刚3

1.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2.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062
3.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275

Towar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olitics of scale'

WANG Fenglong12, LIU Yungang3

1.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Institute of Urban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3.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刘云刚(1973-),男,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学及政治地理学,E-mail: liuyung@mail.sysu.edu.cn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1165,41571130,41601144)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丰龙(1988-),男,内蒙古赤峰市人,博士,讲师、晨晖学者,主要从事政治地理学、幸福地理学、计量地理学等研究,E-mail: wfldragon@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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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国内外对尺度及尺度政治的讨论十分热烈。本文在整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主体与结构视角提出了一个三阶段的尺度政治理论框架,指出政治过程和权力结构的尺度化是尺度政治的前提,尺度重构是尺度政治的核心机制,权力关系重构是尺度政治的目的和结果。具体而言,尺度化涉及物质空间、组织空间和表达空间的大小、层级、范围等结构关系;尺度重构包含由尺度上推、下推、重组,以及上述不同尺度形式构成的3×3矩阵;不同政治主体会采用特定尺度重构策略改变权力关系,并造成一系列尺度关系和合法性的悖论。基于以上认识,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中西方关于尺度和尺度政治的认知差异和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 尺度化 ; 尺度重构 ; 尺度政治 ; 政治过程 ; 权力关系

Abstract

Since Neil Smith initiated the arguments of "politics of scale" based on his studies of the homeless, scale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political geography. However, it is a pity that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model of "politics of scale" has still not been developed despite of a large number of debates on the concept of scale itself and various empirical studies conducted in different cultures. In this article, we propose a three-step theoretical model of "politics of scale"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especially the structural and post-structural perspectives to power, the second-abstraction view of scale, and the large volume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scalar politics. We argue that "politics of scale" is pillared on the processes of scalization, rescaling, and articulation of scale with power relations. Specifically, in "politics of scale" power relations are embedded in various forms of scale that can be mainly decomposed into size in material space, level in organizational space, and scope in discursive space. The existing scale frames or scalar relations are reshaped or rearticulated by different political actors. A three by three matrix is developed to incorporate the dazzling strategies of rescaling in terms of scaling-up, scaling-down, and rescaling. Different political actors will adopt different rescaling strategies to transform the power relations and legitimate/problematize governmental rationality according to their own interests. Several basic laws and paradoxes of "politics of scale" are summarized.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s of scale" in China compared with its Western counterparts are also summarized, including the dominance of administrative level, underdevelopment of scaled discourses, and decisive roles of the Internet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We also point out some issues worth further exploration, such as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justice in "politics of scale" and extension of the "geographical meaning" of scale in political geography. This article may contribute to the growing literature on scale and Chinese political geographical studies.

Keywords: scalization ; rescaling ; politics of scale ; political process ; power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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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丰龙, 刘云刚. 尺度政治理论框架[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12): 1500-1509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12.005

WANG Fenglong, LIU Yungang. Towar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olitics of scale'[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7, 36(12): 1500-1509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12.005

1 引言

尺度是人文地理学基本概念之一(Clifford et al, 2003)。近20年来,西方很多人文地理学者围绕尺度概念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如Marston, 2000; Brenner, 2001; Marston et al, 2005; Jessop et al, 2008; Manson, 2008; Moore, 2008; MacKinnon, 2011; Cox, 2013; Springer, 2014)。国内学者对这一系列讨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如苗长虹, 2004; 沈建法, 2007; 尼尔·布伦纳, 2008; 刘云刚等, 2011a; 魏成等, 2011; 殷洁等, 2013; 马学广等, 2016)。然而,不同于其他地理学基本概念(如地方、空间)有比较一致的界定,目前对尺度的内涵仍然存在很大争议,甚至有比较激进的学者提出抛弃这一概念(Marston et al, 2005)。为减少分歧,MacKinnon(2011)提出应该将争论焦点从尺度概念本身转移到尺度政治。

在西方人文地理学中,尺度政治广泛应用于分析选区划定、社会抗争、城市管治、资源开发和危机治理等问题(Smith, 1992; Cox, 1998; Kurtz, 2003; Harrison, 2006; Flint et al, 2007; Haarstad, 2009; Lawhon et al, 2013; Beery, 2016; Allen, 2017)。国内很多学者也开始将尺度政治理论应用到对中国的城市管治、社会抗争、战略规划、地缘安全和土地开发等问题的实证分析(罗小龙等, 2009; 刘云刚等, 2011b; 张京祥, 2013; 胡志丁等, 2014; 晁恒等, 2015; 贺小婧等, 2015; 王丰龙等, 2016; Chung et al, 2016; Huang et al, 2016)。

然而,目前尺度政治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当前研究以具体案例分析为主,理论性研究较少。尽管目前已出现专门探讨尺度概念的理论性专著或论文(Herod, 2009; 王丰龙等, 2015),然而尺度政治的研究成果多半以实证研究论文或文集形式出现(Smith, 1992; 刘云刚等, 2011b; Kurtz, 2003; Norman et al, 2015)。这种从实践到理论的研究方式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理论提出为案例解释服务的问题,导致理论的普适性较差、相关理论概念多。如Smith以尺度跳跃(Scale Jumping)解释无家可归者利用移动性工具加强对公共空间的占领;Kurtz用尺度框架和反尺度框架解释居民通过扩大支持群体和提高问题解决的尺度,反对高污染性企业落户当地;刘云刚等(2011b)用三方博弈视角解释三鹿奶粉事件中网络舆论和国际力量对危机处理方式的影响。这些模型都有很好的解释力,但都不能反映普遍的尺度政治运行机制。第二,目前尺度政治研究存在不同尺度、不同学科之间相互分离问题。最多的两个领域是全球化下的城市管治(Brenner, 1999; 罗小龙等, 2009)和社会抗争(Kurtz, 2003; Haarstad, 2009; 刘云刚等, 2011b)。这两类研究对尺度的理解有很大不同——前者一般将尺度理解为由全球、地方等构成的“物质性”尺度,且有意无意采取一种国家或城市中心主义的视角;后者更侧重影响范围和表达等“认知性”尺度,主要采取以主体或事件为中心的视角。这两类研究较少相互对话,从而限制了尺度政治理论的一般性。第三,现有研究以文字描述居多,较少提供图形化的理论机制模型。已有实证研究或提出新概念作为案例的解释框架,或围绕案例分析展开延伸讨论,但是几乎都采取纯文字的表达形式,较少提出类似Harvey(2006)关于资本三次循环那样经典的理论框架图——两个例外是Flint等(2007)对少数族裔地区选举方式和刘云刚等(2011b)对三鹿奶粉事件的研究。单纯依赖文字表达不仅使得理解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比较费力,还限制了尺度政治理论的推广应用。最后,马学广等(2016)最近对尺度政治研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综述,将尺度政治划分为尺度结构转变、政治行为和策略、行动者联系网络三类。上述划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但是受限于综述性质,未系统提出尺度政治的理论机制。

为此,本文试图通过整合已有实证研究和分析视角,厘清尺度和尺度政治概念,提出一个尺度政治的一般性理论模型,供未来研究应用或拓展。此外,本文也与《Antipode》近期组织的纪念Neil Smith论文专辑(Jones et al, 2017)相呼应,通过尝试完成Smith未竟的事业向这位尺度政治研究大师致敬。

2 尺度与尺度政治概念

尺度概念是理解尺度政治的基础。尽管有学者提出尺度政治研究可以搁置对尺度概念本身的争端(MacKinnon, 2011),但如果没有对尺度概念清晰、系统的界定,无法形成一般性的尺度政治理论模型。为此,本文首先简要梳理人文地理学中尺度概念的核心内涵,再界定尺度政治的概念内涵。

2.1 尺度概念的基本视角

Taylor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较早提出了政治地理学的尺度概念。他们主要采取一种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视角,将权力关系(等级)与空间结构(领土)一一对应(Taylor, 1982; Smith, 1990; Swyngedouw, 1997)。在这种视角下,尺度是对不同范围层级划分框架,是一种空间化的前定结构,具有水平范围(领土大小)和垂直层级(级别高低)的双重特性以及同心圆和梯子的双重隐喻。如Taylor“全球—国家—地方”的尺度体系分别对应于现实的尺度、意识形态的尺度和日常体验的尺度。然而,这种视角在近20年来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一方面,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很多政治经济活动无法再以领土边界作为分割。如很多城市虽然彼此在空间上不接壤,但是存在密切的功能联系,导致尺度的层级与范围出现错位(Taylor, 2004)。另一方面,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发展,有学者认为将尺度理解为一种结构性框架,可能助推霸权进程,阻碍弱势群体对强权的反抗(如Moore, 2008)。

针对这些质疑,现有学者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首先,批判地理学者试图通过强化尺度的辩证法将尺度界定为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如Brenner认为城市和国家等地域组织的重组既是资本全球化的前提,也是全球—地方互动的结果(尼尔·布伦纳, 2008);在Howitt(1993)和Marston(2000)等尺度社会生产研究的基础上,Brenner等进一步提出了尺度结构化概念(Brenner, 2001)和TSPN框架(Jessop et al, 2008)。第二,部分学者提出用新视角或新概念取代对尺度的传统理解。如Howitt和Cox等提出用网络的隐喻取代层级的隐喻(Cox, 1998; Howitt, 1998);Moore(2008)和MacKinnon(2011)倡导淡化对尺度概念本身的争论,而将重心转移到尺度的实践或尺度政治过程;Marston等(2005)甚至提出抛弃尺度概念而代之以扁平本体论。最后,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可将尺度理解为一种认识论框架。如Jones(1998)提出尺度是一种认识论或表征形式(representation trope);Delaney等(1997)认为尺度是框定(frame)现实概念的方式;Manson(2008)提出尺度的认识论系谱;王丰龙等(2015)将尺度理解为地理学基本维度的二次抽象。

本文认为第三种方案最有说服力。借鉴最新研究成果(刘云刚等, 2011a; 王丰龙等, 2015),本文将尺度理解为一种对不同范围的地理过程和不同维度的地理属性进行划分、组合和再现形成的等级化的认识论框架、结构或关系。首先,尺度必然是非现实的、只存在于认识中的。现实世界的现象和过程基本都是连续的、整体的,不同尺度之间却是断裂的、嵌套的。因此,尺度就像一把尺子,是为度量和认识世界的关系衍生出来的概念,是头脑之中的认知框架。第二,尺度概念衡量的是相对而非绝对关系。正如长度单位没有数字不能代表长短单位可以理解为一种尺度,其前面没有数字时无法表征具体长度(如尽管1里小于1英里,但是不能说用里测量的东西短于用英里测量的东西)。

),尺度所表达的“大小”、“高低”只是相对位置,必须放在特定背景下理解。如在研究全球化时“城市”往往作为较低的尺度,但在研究社区设施布局的“邻避主义”(NIMBYism)时是较高的尺度。第三,尺度强调等级性或不均衡性。尺度总是对应某种社会空间的层级/序列(Ordering),这种序列具有高低、大小或内外嵌套等形式。法国人类学家Louis Dumont指出,在由两个既互不剩余也不交叠的类型(Classes or Categories)构成的论域中(Universe of Discourse),二者的逻辑关系若不是区别性对反(Distinctive Opposition)就是层级性对反(Hierarchical Opposition)(Dumont, 1980; Parkin, 2003; 林子新, 2011)。前者对应于种族、认同、他者等区分性概念,后者则反映了尺度的等级特征。

2.2 尺度政治透视

尺度政治(Politics of Scale或Scalar Politics)主要指基于尺度重构(Rescaling)的政治博弈(Bargaining)和权力争夺。其中,尺度一方面被用作改变权力关系的工具或框架,另一方面也是政治博弈的对象和竞技场。具体的尺度政治研究主要涉及三种尺度形式。第一种是不同的领土范围(Range)或大小(Size);第二种是不同的行政或组织级别(Level);第三种是对地方化权利范围(Scope)的不同声明(Statement)。三者对应于不同空间类型。第一种针对物质空间(Material Space),更接近对现实世界的划分;第二种针对组织空间(Organizational Space),更接近社会空间的结构化;第三种针对表达空间(Discursive Space),更侧重对表征世界的描绘和想象。对应于结构主义基于机构/权利的权力视角和后现代主义基于关系的权力视角(Foucault, 1979; Foucault et al, 2001; Bălan, 2010),上述三种尺度可分别从结构和行动者两个角度理解。第一种尺度的结构形式主要指领土划分的结构,其代表是不同边界(Border);其行动者形式主要指参与主体的对比态势,如主体的数量多少。第二种尺度的结构形式主要指制度化的命令/权属关系,其代表是行政层级和条约;其行动者形式主要指主体在层级中的位置,如官员的级别。第三种尺度的结构形式主要指政治活动合法性的界定,如抵抗的合法化(Justification)或现有权力关系的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其行动者形式主要指主体的准入资格、认同等。

表1   尺度重构与尺度政治的区别

Tab.1   Difference between "rescaling" and "politics of scale"

尺度重构尺度政治
字面涵义对“尺度”的重新建构关于尺度的“政治”
双重内涵尺度(化)作为名词与作为动词尺度作为宾语与定语
尺度作为结果[名词]对尺度本身的改变;生产新的尺度[宾语]权力关系对尺度范畴的生产和转换;对尺度定义权力的争夺
尺度作为手段[动词]重构尺度以便……[定语]借助尺度(的改变)重构权力关系
常见形式尺度跳跃(jumping)、尺度结构重组(reshaping)、尺度内涵再界定(redefining)等通过重划选区改变选举结果;通过尺度上推改变权力对比关系;通过调整国家在全球—地方中的尺度位置影响国家竞争力;通过尺度内涵再界定改变政治活动的合法性
主要应用领域城市管治、行政区划调整底层群体的社会抗争、受污染地区的环境运动、国家间政治经济博弈、对危机的治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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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定义中尺度政治与尺度重构相辅相成,不过二者的内涵有所不同(表1)。首先,从字面涵义看,尺度重构是对尺度的重新建构,核心在于尺度;尺度政治是关于尺度的政治,核心在于政治。第二,两者都把尺度同时看作结果和手段,不过尺度重构没有具体的主语或宾语,泛指所有形式、所有目的的尺度变化;而尺度政治特指权力与尺度的相互影响和重构。第三,尺度重构主要涉及各种形式的尺度变化,如尺度跳跃、尺度重组、尺度内涵的重新界定等;尺度政治则主要指各种政治主体对尺度的策略性运用,如通过吸纳(Inclusion)或排斥(Exclusion)某些主体改变权力对比态势、通过调整主体在尺度结构中的位置影响其权力关系,以及通过对尺度内涵再界定改变政治活动的合法性。最后,尺度重构主要出现在城市管治和行政区划调整等语境,尺度政治更多用于社会抗争、环境运动以及危机治理等领域。

3 一个三阶段的尺度政治理论模型

基于上述对尺度和尺度政治概念的界定以及已有尺度政治研究,本文提出一个基于行动者和结构两个视角、针对三类主要尺度形式的尺度政治理论模型(图1)。该模型将尺度政治分解为三个基本过程——权力的尺度化、尺度重构、权力关系转变。其中,尺度化是尺度政治的基础,尺度重构是尺度政治的核心过程,权力关系转变则是尺度政治的主要目标。

图1   尺度政治的理论框架

Fig.1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olitics of scale"

3.1 权力的尺度化

基于权力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视角,本文分别从结构和关系角度分析了三种尺度化的形式。从结构角度看,不同权力格局在社会空间上可从大小(Size)、层级(Hierarchy)和范围(Scope)三个维度划分不同尺度的领土边界、权力层级和活动性质。如“方百里为县”就是从大小维度划分的领土边界;“郡县制”主要设定的是权力层级;福柯的知识型(Episteme)和环境运动性质的表达则涉及知识权力和活动性质的范围。当然,这三个维度的尺度划分可能相互交叠。如地级市从领土角度看由市区和县共同构成,此时划分的尺度要素是大小;但是,市区在行政层级上高于县,此时划分的尺度要素变为层级。

从关系角度看,不同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和博弈过程可分别从物质空间、组织空间和表达空间三个维度划分为尺度化的数量对比关系、命令服从关系和认同/合法性的支持—反对关系。如“三人成虎”大体针对的是主体数量对比的尺度关系(一个人谎言的效力不如三个人谎言的效力);地方官员和中央大员表达的主要是个体之间层级化的尺度关系;“为民请命”和“唇亡齿寒”则主要描述的是主体之间认同-排斥的尺度关系。

3.2 尺度重构

尺度重构主要包括尺度下推、尺度上推和尺度重组三大类型。具体到上文总结的各种尺度形式,可分别从结构调整和主体策略两个角度构建3×3尺度重构矩阵。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尺度重构包括再领土化、层级调整和表达范围重构三类。首先,通过对领土的扩大、缩小或边界重新划分,产生了一系列再领土化过程(Re-territorialization)。如“民族自决”或地方自治就是一种领土层面的尺度下推;近年来比较流行的撤县设区可看作为地级市的尺度上推;建国初期的省区重划可看作领土的尺度重组。第二,通过对层级的提升、降低或调整,产生各种等级化的尺度重构。如省管县或海南独立设省相当于层级提升;巢湖市撤销地级建制属于层级降低;汉武帝时期设置刺史、建国初期撤销行政大区、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由于特区仍保留地级市建制,只是在项目审批权、外汇管理权、税收等方面获得某些独立权力或优惠政策,因此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层级上升。)、最近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全球化时代培育全球城市可理解为层级调整。第三,对权力合法性或事件性质的改变则形成了各种表达范围的尺度重构。如马尔萨斯将不受限制的生育界定为关乎全球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问题、乌坎事件中将土地收益纠纷表达为全国性乡村民主问题等均可看作为表达范围的上推;将反对污染企业选址的运动定性为地区的“邻避主义”可看作为表达范围的下推;《盐铁论》中关于对匈奴采取武力打击还是仁心吸引、盐铁专卖增加了国家收入还是助长了地方腐败等问题的辩论也涉及表达尺度的重构。

从主体层面看,尺度重构包括主体的联合/分化、层级跳跃和表达重构等形式。首先,不同个体通过联合、分化、重组形成新的数量对比关系。如马克思“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Kurtz(2003)访谈的一位黑人环境运动者强调“死亡不分黑人和白人(death is not black or white)”均可看作是主体间联合;“与你无关(none of your business)”、瞒报事故受害人数或将责任归咎于临时工可看作主体层面的尺度下推;无家可归者借助交通工具逃离警察驱赶则可理解为二者之间尺度关系的重构。其次,个体可通过改变自身层级或权限获得在尺度中新的位置。如上访或与国际势力建立网络联系可看作个体在层级中的尺度上推;官员体察民情或引咎辞职可看作个体在层级中的尺度下推;正式官员兼任临时工作组成员或从军队系统调至行政系统可看作对官员的层级进行重构。最后,借助尺度化表达,个体能够改变自身活动的权限或认同范围。如柴静在《穹顶之下》雾霾调查纪录片中由孩子的母亲到万千受害者一员的角色转变以及Kurtz(2003)的研究中居民强调人权而非市民权(human rights, not civil rights)的做法可理解为尺度范围的扩大;“他者”的政治和政治排斥(熊光清, 2008)可看作尺度范围的缩小;抗议运动中居民将自身身份从环境受害者向地方传统生活方式承载者的转变可看作为一种表达尺度的重构(Haarstad et al, 2007)。

3.3 权力关系转变

尺度重构往往会带来权力关系的改变——既包括权力强弱对比关系,也包括权力合法性。作为一篇理论性研究,本文不想在这里逐个分析各类尺度重构引发的权力关系变化,而着重归纳尺度政治中权力关系变化的几个基本规律——包括基本力量、一般趋势和主要悖论。

首先,尺度政治是一种辩证的过程。一方面,正如“阴”和“阳”是万物变化的两种基本力量,尺度政治中权力关系也受到两种相反相成的尺度重构过程影响。正如Kurtz(2003)所提出的尺度框架和反尺度框架,尺度政治中在一些主体采取某些尺度重构手段使权力关系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时,另一些主体往往会采取其他(相反的)尺度重构手段使权力关系向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同一主体可能为了相同的政治目的同时采取相反的尺度重构手段。如在抵抗运动中,为了增强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居民可能会同时采取尺度上推手段(如与国际媒体取得联系)和尺度下推手段(如强调地方问题由当地居民解决)。此外,尺度重构过程可能对权力关系具有双重影响。如全球化过程中,尽管国家参与各类国际联盟(如欧盟)能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但是也削弱了其主权权力。

第二,尺度政治中,各个主体往往根据自身在权力关系中的强弱地位采取相反的尺度重构手段。弱势主体多采用尺度上推手段,而强势主体倾向于保留现有尺度或采取尺度下推手段。由于尺度层级往往与权力大小对应——层级越高权力越大、合法性越强,因此弱势者往往采取尺度上推的手段,通过扩大事件的尺度使权力关系向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如(潜在)环境问题的受害者往往通过寻求外援、上访、将地方利益诉求与更大尺度话题(Concerns)整合等尺度上推手段,增强自身的政治话语权。相反,强势者多倾向于采用尺度下推手段限制其他主体的抗争,使事件发展处在自身可控范围内。如政府官员在处理社会危机时往往采取大事化小、化整为零的手法削弱个体的外部联系或对舆论的影响(刘云刚等, 2011a)。虽然尺度的重组没有明确的上推、下推方向,但是仍大体符合上述趋势。如汉武帝在设立刺史时,一方面通过在权力层级中增加一个更高的层级降低郡守的权力,另一方面通过予以刺史较低的官阶而减少其对皇权造成的威胁。这仍然符合强势方通过尺度下推限制弱势方权力的逻辑。

第三,尺度的政治中存在两个主要的悖论。一方面,类似测不准原理,尺度政治中控制的幅员与程度往往无法兼得。这在行政区划的设置和改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受个人精力和管理水平等因素影响,有效的行政管理往往只能覆盖方圆百里的范围,这恰恰是几千年来比较稳定的县的范围。古代中央集权体制为实现对整个国土的有效控制,主要采取两种做法。一种是分割幅员,即通过将不同土地分封给信任的人实现对那些地区的掌握;另一种是设置不同行政层级,即通过对官员及核心要素(如人户、财税)的层级控制实现对地方的掌控。然而,幅员越大,地方的叛乱威胁越显著;中间层级越多,信息偏误和阻滞越大。幅员和层级之间的相互权衡导致古代行政区划层级在二级制和三级制之间循环往复(周振鹤, 2009)。这种悖论导致集权统治中权力大小与安全性之间存在权衡(Trade-off),也使得集权体制中必然存在分权的因素,即“合久必分”。实际上,在中央集权的制度中行政控制与运行效率也存在权衡,因此在市场化改革初期,存在“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情况。当然,这种范围—层级的悖论同样适用于非行政区划的情况。与《创世纪(Genesis)》第11章中上帝通过变乱世人语言阻止其建成通天塔类似,在不同主体联合的过程中,虽然人数众多往往声势浩大、谈判能力强,但是人多同样导致认同和利益诉求多样、凝聚力低。

另一方面,尺度政治中尺度与权力互为因果,导致权力合法性问题难以解决。Taylor等很早就在《政治地理学》教材中提出,由于不同群体对尺度的选择都有其充足的理由,而最终决定尺度选择的核心因素是两个群体权力的大小而非有普遍共识的公平正义原则,因此在尺度政治中对尺度的选择和运用存在棘手的政治正义问题。尽管Taylor等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针对的主要是民主投票原则,不过本文认为,由于尺度政治是关于不同尺度而非不同公民或国家间的政治,因此对政治正义提出的挑战远不止投票原则。由于尺度政治不从社会整体角度考虑一般的解决方案,因此存在很强的临时性。如在环境运动中,不同利益主体在选择尺度政治策略时基本都基于对抗其他群体和对自身有利的原则,因此最终的政治结果很多只是权宜之计,而非制度化的解决方案。尽管污染受害者借助尺度政治手段保障了其政治利益,但是这是否会导致公用地的悲剧?政府对环境运动者让步后最终该由谁承担污染的成本?这又是否会形成“会哭的孩子有奶喝”的效应——拆迁安置补偿问题就是一个例证。另一个问题是部分政治主体获得合法性的尺度政治手段可能在新的情境下受到挑战。一个例子就是革命者在成为统治者时如何评价其之前尺度政治活动的合法性。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在回答汤武是受命还是弑君的问题时,一改传统儒家的天命论和君臣论,从“天下归之之谓王”角度认为“桀纣无天下,汤武不弑君”。荀子通过表达尺度的重构,不仅很好地解决了儒家自身的理论危机,也提供了革命者匡扶正义的合法性。然而,荀子的思想并未成为古代政权的主流思想,因为当革命者成为统治者时,为了避免臣民对自身统治的反叛,往往又重新宣传“君君臣臣”的思想,甚至自汉景帝叫停辕固和黄生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后,后世学者基本回避了对政治合法性的相关讨论。

4 总结与讨论

尺度作为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近年来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目前对尺度概念界定尚无定论。为此,一些学者建议仅仅关注尺度的实践面向和尺度政治问题。遗憾的是,目前对尺度政治的研究以案例的实证分析为主,缺乏系统解释尺度政治机制的理论模型。本文对此做了初步尝试。首先,本文将尺度政治分解为三个过程——尺度化、尺度重构和权力关系转变。第一个阶段是一个结构化的过程,主要涉及尺度框架的生产,其中尺度的涵义更接近“尺子”或“舞台”,当前的地理现象或事件被放入这一“尺子”或“舞台”中加以理解;第二阶段是一个重构的过程,主要涉及尺度转换,其中尺度不再是外生的“尺子”或“舞台”,而更接近一种“工具”或“对象”,其涵义被不同主体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利益而重述;第三阶段是尺度政治的最终目的,即通过对尺度的重构争夺权力。其次,借鉴目前关于权力的两个视角,本文将尺度政治模型进一步分解为基于政治格局结构和基于政治主体过程两个模型。前者的尺度更像是一种框架,对主体的行动能力起到强制作用;后者的尺度更像是一种博弈关系,主要通过主体间分合改变现有权力均衡。再次,本文分解了尺度重构的类型,从尺度上推、下推、重组和尺度大小、层级、范围等维度出发,构建了一个3×3的尺度重构矩阵,并为每种类型的尺度重构提供了丰富的案例。这种矩阵分解方法与之前的研究(王丰龙等, 2015)一脉相承,与Harvey(2005)对空间概念的解读和Jessop等(2008)对社会空间过程维度的划分遥相呼应。应该说,这种方法的系统性较强,对已有案例的整合性和未来的可扩展性较大,可供相关研究参考。最后,本文归纳了尺度重构影响权力关系和权力合法性的几个基本原则,包括基本尺度力量的辩证关系、不同主体对尺度重构策略的选择规律和尺度政治的若干悖论。

基于这一理论模型,可发现中西方的尺度政治存在很多差异。首先,国内的尺度政治受政治层级的影响非常大。从古至今,无论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还是人事管理机构都对人有一系列约定俗成的政治层级划分;同样,很多组织也都采取集权式层级结构。这导致中国的尺度政治过程主要围绕层级(如行政区划、上访和设立经济特区等)展开,存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等现象。西方的尺度政治虽然也会涉及政治层级,但是对层级的关注比中国少得多。其次,西方的尺度政治更多地关注表达的影响。这部分由于西方政治言论受管制较少、居民存在很多影响媒体的渠道,部分由于西方政治地理学在后结构主义思潮下更关注表达、合法性等问题。最后,中国的尺度政治中互联网和国际力量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由于在中国媒体和言论受管制更大,而互联网因其匿名性和即时性特征,为政治主体的联系和发声提供了很好的媒介,在很多尺度政治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三鹿奶粉事件、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乌坎事件)。值得关注的是,网络P图或表情包作为一种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和非正规性的表达方式在尺度政治中取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另一方面,国内的尺度政治对“国际”的力量比较敏感,如三鹿奶粉事件中的新西兰大使、雾霾监测中的美国领事馆等都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本文的尺度政治理论模型也引出了两个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一方面,如前所述,由于尺度政治中对尺度的争夺与权力关系变化互为因果,产生了政治正义或合法性的悖论。然而,已有关于政治正义的研究多基于主体间关系或国家间关系,很少涉及尺度间问题。因此,未来应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受后结构主义和尺度建构论的影响,很多对尺度政治的研究涉及的尺度概念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地理学概念。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将政治地理学研究从地理空间(尤其是领土)扩展到社会/表达空间,探讨社会关系和言论表达(Discourse)对政治地理进程的影响。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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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重构视角下国家级新区“多规合一”的特征与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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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haracteristics and strategies of multiple plans'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new areas under the context of scale resc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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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事件的尺度政治与言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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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政治视角下的地缘能源安全评价方法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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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5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引入政治地理学的尺度政治、国际关系学的安全理论和能源安全理论,考虑到能源争夺中的尺度转换、地缘环境中的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以及安全的三个属性等因素,重新构建了地缘能源安全评价模型,并基于此模型对1995-2010年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中的中国地缘石油能源安全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①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在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中的地缘石油安全指数不断攀升,中国在此石油能源尺度政治争夺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考虑到今后韩国、美国等国家的参与,竞争将更加激烈;②从地缘关系上看,中日两国能源竞争指数趋于减少,但是两国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竞争加剧;③俄罗斯能源出口战略长期以来一直偏重欧洲,但是已经出现转向的趋势,其能源出口战略指数已显著下降;④中国石油消费的比重稳定和中俄之间友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地缘石油能源安全;⑤从地缘结构上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带动下的整体综合国力的增强,将会加剧东北亚地区的地缘石油竞争。更多还原

[Hu Z D, Ge Y J, Xu J W.2014.

Geopolitical energy security evaluation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based on politics of scale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3(5): 853-862.]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5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引入政治地理学的尺度政治、国际关系学的安全理论和能源安全理论,考虑到能源争夺中的尺度转换、地缘环境中的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以及安全的三个属性等因素,重新构建了地缘能源安全评价模型,并基于此模型对1995-2010年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中的中国地缘石油能源安全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①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在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中的地缘石油安全指数不断攀升,中国在此石油能源尺度政治争夺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考虑到今后韩国、美国等国家的参与,竞争将更加激烈;②从地缘关系上看,中日两国能源竞争指数趋于减少,但是两国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竞争加剧;③俄罗斯能源出口战略长期以来一直偏重欧洲,但是已经出现转向的趋势,其能源出口战略指数已显著下降;④中国石油消费的比重稳定和中俄之间友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地缘石油能源安全;⑤从地缘结构上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带动下的整体综合国力的增强,将会加剧东北亚地区的地缘石油竞争。更多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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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Y G, Wang F L.2011

a. Concept of scale in human geography and politics of scale: Based on Anglophone human geography since 1980s

[J]. Human Geography, 26(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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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云刚, 王丰龙. 2011

b. 三鹿奶粉事件的尺度政治分析

[J]. 地理学报, 66(10): 1368-1378.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10007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本文在详细剖析西方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尺度政治分析的一般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分析了2008年发生在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的尺度变换过程。在此基础上,通过案例比较总结了中西方尺度政治的差异,并揭示了在中国尺度政治研究的有效性及其应用领域。对三鹿奶粉事件的分析表明,中国的社会事件含有多种利益主体和复杂的尺度政治过程,尤其是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尺度政治分析清晰地再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事件中由第三方向强势方转化的取向及其尺度下推行为,同时也凸显了在中国独立的第三方尺度政治相对缺失的问题。通过三鹿案例的剖析,本文进一步完善了尺度政治的理论框架,也证实了在中国进行尺度政治分析的可行性。分析表明,尺度政治源于地理思维,但它同样也可对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产生影响;它不仅是对尺度概念的一种深化,更可成为解构社会现实的一个有效工具。

[Liu Y G, Wang F L.2011

b. Politics of scale in "sanlu-milkpowder scandal"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6(10): 1368-1378.]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10007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本文在详细剖析西方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尺度政治分析的一般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分析了2008年发生在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的尺度变换过程。在此基础上,通过案例比较总结了中西方尺度政治的差异,并揭示了在中国尺度政治研究的有效性及其应用领域。对三鹿奶粉事件的分析表明,中国的社会事件含有多种利益主体和复杂的尺度政治过程,尤其是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尺度政治分析清晰地再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事件中由第三方向强势方转化的取向及其尺度下推行为,同时也凸显了在中国独立的第三方尺度政治相对缺失的问题。通过三鹿案例的剖析,本文进一步完善了尺度政治的理论框架,也证实了在中国进行尺度政治分析的可行性。分析表明,尺度政治源于地理思维,但它同样也可对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产生影响;它不仅是对尺度概念的一种深化,更可成为解构社会现实的一个有效工具。
[7] 罗小龙, 沈建法, 陈雯. 2009.

新区域主义视角下的管治尺度构建: 以南京都市圈建设为例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18(7): 603-60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8227.2009.07.00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在新区域主义的理论视角下,对南京都市圈的新区域实体和区域管治进行研究,指出南京都市圈足新区域主义在我国的一种表现形式.研究表明:①南京都市圈建设是从政府到管治过程,因为在决策中引入了非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参与者;②南京都市圈建设也涉及到区域身份与发展愿景的构建,这是区域协调的起点;③在旅游和引资促销,以及交通网络建设上,南京都市圈内的城市合作不断加强.此外,南京都市圈的新区域主义不同于西方的市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南京都市圈的新区域主义是由政府主导的,并有企业和非政府机构参与的新区域主义.研究指出,南京都市圈是在既有区域制度和政治地理上出现的新管治尺度,是一种新的区域管治模式.南京都市圈建设的有益经验将为和谐规划提供一些启迪.

[Luo X L, Shen J F, Chen W.2009.

Rescaling of governance and new regionalism: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City-Region

[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18(7): 60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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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区域主义的理论视角下,对南京都市圈的新区域实体和区域管治进行研究,指出南京都市圈足新区域主义在我国的一种表现形式.研究表明:①南京都市圈建设是从政府到管治过程,因为在决策中引入了非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参与者;②南京都市圈建设也涉及到区域身份与发展愿景的构建,这是区域协调的起点;③在旅游和引资促销,以及交通网络建设上,南京都市圈内的城市合作不断加强.此外,南京都市圈的新区域主义不同于西方的市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南京都市圈的新区域主义是由政府主导的,并有企业和非政府机构参与的新区域主义.研究指出,南京都市圈是在既有区域制度和政治地理上出现的新管治尺度,是一种新的区域管治模式.南京都市圈建设的有益经验将为和谐规划提供一些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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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人文地理学尺度政治理论研究进展

[J]. 人文地理, 31(2): 6-12, 16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要:尺度政治理论产生于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治理方式的转型以及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尺度转向等实践和理论背景中。其研究经历了由重点关注尺度的政治建构到重点关注行动者的话语和实践的转变。以此为基础,从结构—行为—行动者视角可以总结出尺度政治研究的三个方向:作为政治过程的尺度结构转变、跨尺度的政治行为与策略以及跨尺度的政治行动者联系网络。随后,本文回顾了当前研究中的三个案例以进一步阐明尺度政治理论的实践应用以及上述三个方向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最后,基于国内语境,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出发初步探讨了国内下一步研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Ma X G, Li L Q.2016.

A review of overseas research on politics of scale in human geography

[J]. Human Geography, 31(2): 6-12,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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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尺度政治理论产生于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治理方式的转型以及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尺度转向等实践和理论背景中。其研究经历了由重点关注尺度的政治建构到重点关注行动者的话语和实践的转变。以此为基础,从结构—行为—行动者视角可以总结出尺度政治研究的三个方向:作为政治过程的尺度结构转变、跨尺度的政治行为与策略以及跨尺度的政治行动者联系网络。随后,本文回顾了当前研究中的三个案例以进一步阐明尺度政治理论的实践应用以及上述三个方向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最后,基于国内语境,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出发初步探讨了国内下一步研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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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中的西方经济地理学: 制度、文化、关系与尺度转向

[J]. 人文地理, 19(4): 68-7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4.04.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198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日益走向多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地理学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动时期,无论是研究的主要论题,还是研究的内容、理论和方法以及表述的方式与风格,均经历并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与上一世纪50-60年代的"计量和理论革命"和70-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相比,这次变革不仅发生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而且许多也发生在本体论层面,它使西方经济地理学的视角走向了高度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本文在分析这次变革的起点:马克思主义转向及其批判的基础上,从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尺度转向4个相互交织的方面,系统勾勒了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视角变动的主线,讨论了这些视角变动的方向、成因、意义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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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日益走向多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地理学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动时期,无论是研究的主要论题,还是研究的内容、理论和方法以及表述的方式与风格,均经历并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与上一世纪50-60年代的"计量和理论革命"和70-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相比,这次变革不仅发生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而且许多也发生在本体论层面,它使西方经济地理学的视角走向了高度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本文在分析这次变革的起点:马克思主义转向及其批判的基础上,从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尺度转向4个相互交织的方面,系统勾勒了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视角变动的主线,讨论了这些视角变动的方向、成因、意义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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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9493.2008.01.00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近年来,有关全球化的文献在学术界不断涌现,它们主要集中探讨社会关系脱离本土—地域条件的现象。然而,这些理论大多忽略了相对固定和静止的地域组织(如城市区域集群和国家)在全球化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本文的主要论点为,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sation)——即各类地域组织(如城市与国家)的结构重整与尺度重组,是全球化的固有现象。本文把全球化理解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空间的再地域化,以及这种再地域化与外在多重地理尺度相互交织的过程。城市空间和国家机器等地域组织与全球化互为因果。它们既是全球化的前提,也是全球化作用于地方的载体与结果。因此,当代欧洲城市管治应该理解为一种"尺度的政治"(politicsofscale),是城市转型与国家地域重构相互作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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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全球化的文献在学术界不断涌现,它们主要集中探讨社会关系脱离本土—地域条件的现象。然而,这些理论大多忽略了相对固定和静止的地域组织(如城市区域集群和国家)在全球化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本文的主要论点为,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sation)——即各类地域组织(如城市与国家)的结构重整与尺度重组,是全球化的固有现象。本文把全球化理解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空间的再地域化,以及这种再地域化与外在多重地理尺度相互交织的过程。城市空间和国家机器等地域组织与全球化互为因果。它们既是全球化的前提,也是全球化作用于地方的载体与结果。因此,当代欧洲城市管治应该理解为一种"尺度的政治"(politicsofscale),是城市转型与国家地域重构相互作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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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概念的演化与尺度的本质: 基于二次抽象的尺度认识论

[J]. 人文地理, 30(1): 9-15.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尺度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为了深化对尺度的理解,本文详尽梳理了目前西方研究中的尺度认知,从隐喻、实践和认识论角度对尺度进行了理解和定义;在此基础上,基于二次抽象的视角,探讨了尺度的本质含义及其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尺度本质上是对基本地理维度(如地方、网络和领土)的二次抽象,是一种建构的概念,因此讨论尺度真假并无实质意义;另一方面,尺度的划分不单纯是容器,而是与各种社会—权力关系相交织,并被不断重构和利用,从而形成了各种尺度化实践和尺度政治。因此,对尺度的研究和运用更应关注其解释力和影响力。最后,本文基于这一理解,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中的尺度概念和尺度政治课题。

[Wang F L, Liu Y G.2015.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cale based on second abstraction

[J]. Human Geography, 30(1):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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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为了深化对尺度的理解,本文详尽梳理了目前西方研究中的尺度认知,从隐喻、实践和认识论角度对尺度进行了理解和定义;在此基础上,基于二次抽象的视角,探讨了尺度的本质含义及其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尺度本质上是对基本地理维度(如地方、网络和领土)的二次抽象,是一种建构的概念,因此讨论尺度真假并无实质意义;另一方面,尺度的划分不单纯是容器,而是与各种社会—权力关系相交织,并被不断重构和利用,从而形成了各种尺度化实践和尺度政治。因此,对尺度的研究和运用更应关注其解释力和影响力。最后,本文基于这一理解,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中的尺度概念和尺度政治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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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理论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解读

[J]. 地理科学, 36(4): 502-5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目前,“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发展战略之一。借鉴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理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影响和风险。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战略重构了现有的国家角色和地域形式,催生了以跨国基础设施为基础、以资本和经贸合作为支撑的新尺度。该尺度一方面被国际和国内的资本和权力关系不断重构,另一方面也在重构着现有的权力关系和资本积累过程。还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风险因素。在国际层面,中国既面临着基于多边国际关系和地方抵抗的尺度上推力量,也面临着基于旧有边界和尺度化表达的尺度下推因素。在国内,“一带一路”战略既面临着地方政府基于政策争夺和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重复建设问题,也存在疆独势力等通过国际联系复杂化地方趋势的风险。为了更好地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必须积极应对这些尺度政治的挑战,深入研究尺度政治的机制和破解之道,努力化解海外投资、国际合作和地方治理中的风险。

[Wang F L, Zhang X C, Yang L C, et al.2016.

Rescaling and scalar politics in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6(4): 50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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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发展战略之一。借鉴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理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影响和风险。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战略重构了现有的国家角色和地域形式,催生了以跨国基础设施为基础、以资本和经贸合作为支撑的新尺度。该尺度一方面被国际和国内的资本和权力关系不断重构,另一方面也在重构着现有的权力关系和资本积累过程。还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风险因素。在国际层面,中国既面临着基于多边国际关系和地方抵抗的尺度上推力量,也面临着基于旧有边界和尺度化表达的尺度下推因素。在国内,“一带一路”战略既面临着地方政府基于政策争夺和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重复建设问题,也存在疆独势力等通过国际联系复杂化地方趋势的风险。为了更好地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必须积极应对这些尺度政治的挑战,深入研究尺度政治的机制和破解之道,努力化解海外投资、国际合作和地方治理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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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重组: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角色转化与区域空间生产策略

[J]. 城市规划, 35(6): 28-3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年来,在新区域主义研究中,逐渐出现沿用尺度和尺度重组的视角,以探讨全球化和国家空间生产以及治理之间的关联.为充分理解当前所发生的大规模尺度重组及其理论渊源,文章勾勒了新区域主义和空间政治经济学相关研究者的论述,认为区域尺度重组是全球生产方式转变和国家地域重构相互作用的产物,其实质是国家为提高经济竞争力和积累财富,利用尺度和治理调整而进行的一种空间生产策略.而尺度重组又是一个空间权力调整与社会建构的劝态过程,再地域化的形式体现了多重尺度套叠和"尺度政治"特性,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争议.最后,文章讨论了当前中国在尺度重组过程中宜采取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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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caling: Role changing of the state and spatial production strategy of region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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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新区域主义研究中,逐渐出现沿用尺度和尺度重组的视角,以探讨全球化和国家空间生产以及治理之间的关联.为充分理解当前所发生的大规模尺度重组及其理论渊源,文章勾勒了新区域主义和空间政治经济学相关研究者的论述,认为区域尺度重组是全球生产方式转变和国家地域重构相互作用的产物,其实质是国家为提高经济竞争力和积累财富,利用尺度和治理调整而进行的一种空间生产策略.而尺度重组又是一个空间权力调整与社会建构的劝态过程,再地域化的形式体现了多重尺度套叠和"尺度政治"特性,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争议.最后,文章讨论了当前中国在尺度重组过程中宜采取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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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排斥: 一种新的分析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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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4434.2008.02.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年来,西方学者在对社会排斥 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排斥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所谓政治排斥,就是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 外,没有公平获取政治资源、享受政治权利和履行政治义务的过程与状态。根据政治排斥产生的原因,可以把政治排斥分为三种类型,即:体制性政治排斥、结构性 政治排斥和特殊性政治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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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zhi paichi: Yizhong xin de fenxi fan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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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方学者在对社会排斥 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排斥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所谓政治排斥,就是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 外,没有公平获取政治资源、享受政治权利和履行政治义务的过程与状态。根据政治排斥产生的原因,可以把政治排斥分为三种类型,即:体制性政治排斥、结构性 政治排斥和特殊性政治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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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 基于“国家战略区域规划”视角的剖析

[J]. 城市发展研究, 20(5): 45-5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3.05.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全球化世界的激烈竞争环境中,来自国家自上而下的尺度重构已经成为重要的区域治理应对方式,空间规划尤其是区域规划就是一种重要的尺度重构工具.文章在简要回顾中国区域规划发展演变历程的基础上,重点剖析了近年来国家密集推出“国家战略区域规划”的现象及其效应,客观评估了这种尺度重构行动对区域治理产生的影响.文章最后指出,善用、用好区域规划这种积极主动的尺度重构工具,是中国保持国家制度创新柔性的重要优势所在.

[Zhang J X.2013.

Scale rescaling of region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trategic regional planning"

[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5): 45-5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3.05.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全球化世界的激烈竞争环境中,来自国家自上而下的尺度重构已经成为重要的区域治理应对方式,空间规划尤其是区域规划就是一种重要的尺度重构工具.文章在简要回顾中国区域规划发展演变历程的基础上,重点剖析了近年来国家密集推出“国家战略区域规划”的现象及其效应,客观评估了这种尺度重构行动对区域治理产生的影响.文章最后指出,善用、用好区域规划这种积极主动的尺度重构工具,是中国保持国家制度创新柔性的重要优势所在.
[18] 周振鹤. 2009. 体国经野之道: 中国行政区划沿革[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本文引用: 1]     

[Zhou Z H.2009. Ways to construct countries and plan land: Successive change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in ancient China[M].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本文引用: 1]     

[19] Allen M G.2017.

Islands, extraction and violence: Mining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in Island Melanesia

[J]. Political Geography, 57: 81-90.

https://doi.org/10.1016/j.polgeo.2016.12.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ast, contemporary and possible future mining-related violence on island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scholarship on the politics of scale, as well as strands of the burgeoning island studies literature, might shar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violent effects of extractive resource enclaves in Island Melanesia. Drawing upon field research in Bougainville and Solomon Islands, I argue that just as Melanesian islands were produced as a scale of struggle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apitalist social relations under colonialism, so too have they emerged as a critical, albeit problematic, scale of struggle in contemporary contestations around extractive resource capitalism under the current round of globalisation and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I suggest that this politics of scale lens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islandness” can be an important variable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economic processes. When the politics of scale is imbricated with the well-established idea of the island as the paradigmatic setting for territorialising projects, including the nation-state and sub-national jurisdictions, islandness emerges as a potentially powerful variable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truggles that attend extractive resource enclaves. I also highlight, in the cases considered here, how islands can become containers for internal socio-spatial contradictions that can be animated by extractive enclaves and can contribute to the island scale becoming violent and “ungovernable”. The article advances recent efforts to bring the island studies literature into closer conversation wi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geography.
[20] Bălan S.2010.

M. Foucault's view on power relations

[J]. Cogito-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Journal, 1(2): 1972-197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problem of power wa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Michel Foucault's philosophical work. He parted clearly with the marxist interpretations of power relations, arguing that power is not essentially something that institutions possess and use oppressively against individuals and groups. Consequently, Foucault tries to move the analysis one step beyond viewing power as the plain oppression of the powerless by the powerful, aiming to examine how it operates in day to day interac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institutions. In this sense, the power is more like something that acts and operates in a certain way, it's more a strategy than a possession Foucault sees it as co-extensive with resistance, as a productive factor, because it has positive effects such as the individual's self-making, and because, as a condition of possibility for any relation, it is ubiquitous, being found in any type of relation between the members of society.
[21] Beery J.2016.

Unearthing global natures: Outer space and scalar politics

[J]. Political Geography, 55: 92-101.

https://doi.org/10.1016/j.polgeo.2016.04.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During the 1960s,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the Peaceful Uses of Outer Space (COPUOS) worked to develop laws that would regulate activity in outer space. In the treaty that followed, outer space, a resource that encompassed Earth, was to remain outside of existing political borders, free from sovereign claims, and open to use by all states. Because of these stipulations, many have labeled outer space a “global commons” or “global resource.” In most academic analyses of global commons, these laws rejecting sovereign claims are treated as the de facto way that a resource that materially spanned all states would be governed. As debates in and outside of COPUOS indicate, however, the status of outer space as beyond states' sovereign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was not given. Rather, as I demonstrate in this paper, the status of outer space and orbits as beyond sovereign territories is a result of political contestation over the understanding of physical properties of outer space and Earth. I trace the debate in the late 1960s and 1970s over the border between sovereign air space and “global” outer space. This was a debate over how outer space w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political–economic relations. By using a production of nature approach that recognizes the importance of physical materialities and scalar politics, I demonstrate the constructedness of outer space as a “global” resource and how its construction as such furthered uneven political–economic processes. Such analysis illuminates how such socionatures beyond and across borders are produced to achieve particular political–economic outcomes.
[22] Brenner N.1999.

Globalisation as reterritorialisation: The re-scaling of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J]. Urban Studies, 36(3): 431-451.

https://doi.org/10.1080/0042098993466      URL      [本文引用: 1]     

[23] Brenner N.2001.

The limits to scale?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scalar structuration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5(4): 591-614.

https://doi.org/10.1191/030913201682688959      URL      [本文引用: 2]     

[24] Chung C K L, Xu J.2016.

Scale as both material and discursive: A view through Chinas rescaling of urban planning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34(8): 1404-1424.

https://doi.org/10.1177/0263774X1561963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scale and discourse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t accentuates that the emergence and subsequent reconfiguration of a particular scalar structure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 the outcome of the discursive contest among various political actors, whose discourses acquire persuasive power through employing scale to frame how the world should be observed. In so arguing this paper distinguishes two moments of scale, as material political09“environmental relations being shaped and as device shaping political09“environmental relations. The connections of these two moments are illustrated by a case study base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of China, where scalar-implicated discourses were constructed by various tiers of the state to influence the scaling of the urban planning system, now being an important domain to perform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ith a scalar-discursive attention, this paper seeks to move towards a more holistic treatment of the obscured operational complexities of politics of scale.
[25] Cox K R.1998.

Spaces of dependence, spaces of engage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or: Looking for local politics

[J]. Political Geography, 17(1): 1-23.

https://doi.org/10.1016/S0962-6298(97)00048-6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In the fall of 1994 a nonpartisan and nonprofit voter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Project Vote Smart-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an education project for "at-risk" voters in northern California. The Project Vote Smart (PVS) effort was a systematic attempt to provide typically nonvoting groups both information and incentive to participate in the November general election. The results presented here suggest that the receipt of PVS materials did not directly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voting or election interest. However, the receipt of PVS materials did make voters feel better about the resources they had to bring to bear on electoral choices.
[26] Cox K R.2013.

Territory, scale, and why capitalism matters

[J]. Territory, Politics, Governance, 1(1): 46-61.

https://doi.org/10.1080/21622671.2013.76373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 number of recent contributions have been critical of those theorizations of scale and territory that emerged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y have argued, variably, that a de-centered world of flows and networks, whether a recent phenomenon or something that is in the nature of space relations, trumps the assumptions of verticality, centricity and fixity that are, in their view, central to those theorizations. They define their view of space as relational in contrast to what they believe to be the non-relational view embedded in concepts of scale and territory. These critiques have been met, in turn, by a number of ripostes which argue, essentially, that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between relational views of space and the concepts of scale and territory. In both the critiques and the rebuttals, though, there is a curious refusal to seriously engage with concrete social relations; relations that make scale and territory and pace the rebuttals, necessary features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rather than contingent ones. Extracto En publicaciones recientes se han expresado opiniones críticas sobre las teorizaciones de escala y territorio que han surgido en los dos últimos decenios. Se ha argumentado, de forma variable, que un mundo descentrado de flujos y redes, ya sea un fenómeno reciente o algo que forma parte de la naturaleza de las relaciones espaciales, prevalece sobre las suposiciones de verticalidad, centricidad y fijación que son, según su opinión, fundamentales para estas teorizaciones. Definen sus perspectivas del espacio como algo relacional en comparación con lo que consideran que es la visión no relacional arraigada en conceptos de escala y territorio. A su vez, estas críticas han recibido varias réplicas en las que se sostiene que básicamente no existe ninguna contradicción entre las perspectivas relacionales del espacio y los conceptos de escala y territorio. Sin embargo, tanto en las críticas como en las refutaciones existe un curioso rechazo a participar seriamente en relaciones sociales concretas; relaciones que, pese a las refutaciones, convierten la escala y el territorio en características no contingentes sino necesarias de la organización espacial. 摘要 过去二十多年来所发展的尺度与领域之理论,在近日受到诸多批判。这些批判不一而足地主张,涵括流动和网络的去中心化世界,不论是晚近的现象抑或是空间关係的本质, 皆取代了垂直性、集中性与固着性等假设,而这些假设皆被认定为其所批判的理论核心。相对于他们所认为的根据尺度和领域概念的非关係性视角而言,他们对空间概念的定义是关係性的。然而此类批判却遭到诸多反驳,主张空间的关係性视角,和尺度与领域的概念并无冲突。但不论是批判或反驳的论点,皆不愿认真涉入实质的社会关係,这些社会关係形塑了尺度与领域,并为反驳的主张定调,而此皆为空间组织的必要特性,而非偶然的关係。 关键词:网络;政治;权力;领域;能动性;固着性;尺度;历史唯物论 Résumé Certaines contributions récentes ont été critiques à l’égard des propositions théoriques quant aux notions d’échelle et de territoire qui ont fait le jour pendant les deux dernières décennies. Elles ont affirmé variablement qu'un monde de flux et de réseaux décentré, que ce soit un phénomène récent ou dans la nature des relations spatiales, l'emporte sur les suppositions de verticalité, de centrage et de fixité qui sont, à leur avis, tributaires de ces propositions théoriques. Elles présentent leur conception de l'espace comme relationnelle, contrairement à leur interprétation du point de vue non relationnel qui est ancré dans les notions d’échelle et de territoire. 08 leur tour, ces critiques ont été satisfaites par un nombre de ripostes qui affirment, essentiellement, qu'il n'y a pas de contradiction entre les points de vue relationnels sur l'espace et les notions d’échelle et de territoire. Cependant, dans les critiques et les réfutations on s'est curieusement refusé à procéder pleinement à des relations sociales concrètes; des relations qui rendent les notions d’échelle et de territoire, tout en respectant les réfutations, des caractéristiques essentielles plut00t que contingentes de l'organisation de l'espace.
[27] Delaney D, Leitner H.1997.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scale

[J]. Political Geography, 16(2): 93-97.

https://doi.org/10.1016/S0962-6298(96)00045-5      URL      摘要

The display of three-dimensional (3D) quantitative data sets is a basic topic of research in cartography, image processing, and applications related to spatial information. A new application for data visualization and analysis, which combines color vision and depth perception, has been developed using the effect known as chromo-stereoscopy based on Einthoven's theory. It enables the generation of flat color composite images from multisource data in which depth information is coded into colors. When viewed with double prism refraction ChromaDepth((TM)) glasses, a ''dramatic'' 3D effect is produced. Follow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method, the geometric and radiometric processing parameters are qualitatively analyzed to assess their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the chrome-stereoscopic images and depth perception.
[28] Dumont L.1980. Homo hierarachicus: The cast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M]. Sainsbury M, Dumont L, Gulati B, et al, Trans. Chicago Illinois, US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490.

[本文引用: 1]     

[29] Flint C, Taylor P.2007.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M]. 5th ed. Harlow, Essex, UK: Prentice Hall: 26-28.

[本文引用: 1]     

[30] Foucault M.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M]. Sheridan A, Trans.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1-333.

[本文引用: 1]     

[31] Foucault M, Faubion J D.2001. Power: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 3[M]. New York, NY: The New Press: 1-484.

[本文引用: 1]     

[32] Haarstad H.2009.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spaces for social movement politics: The marginalization of labor unions in Bolivian gas nationalization

[J]. Globalizations, 6(2): 169-185.

https://doi.org/10.1080/1474773090285414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is article aims for a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the new spaces for social movement politics. Recent literature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these spaces foregrounds the new opportunity structures for political practices. Yet amid talk of 'grassroots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it is important to remain sensitive to how certain forms of practice and organization, particularly those of labor unions, are marginalized within the political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the political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shaped the nationalization of gas resources in Bolivia. Nationalization was achieved by new social movements partly negotiating within political spaces opened by globalization. Yet the interests and demands of labor unions were significantly marginalized in implementation. 'Actually existing' nationalization can best be described as a pragmatic renegotiation of contracts, in response to a dual pressure from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from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olivian nationalization of gas illustrates how union politics around issues of work are constrained within the political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Este articulo intenta conseguir un compromiso critico con los nuevos espacios para la politica de movimientos sociales. Una literatura reciente con un enfoque en la relacion entre la globalizacion y estos espacios, destaca las nuevas oportunidades de estructuras para las practicas politicas. No obstante, al hablar de “la globalizacion de base popular” y “la globalizacion desde abajo”, es importante mantenerse sensible ante la manera como ciertas formas de practica y organizacion, particularmente aquellas de los sindicatos laborales, se han marginado dentro de los espacios politicos de la globalizacion. Este trabajo investiga como los espacios politicos de la globalizacion dieron forma a la nacionalizacion de los recursos de gas en Bolivia. La nacionalizacion se logro mediante nuevos movimientos sociales, en parte negociando dentro de los espacios politicos abiertos por la globalizacion. Aun asi, en la implementacion, los intereses y las demandas de los sindicatos laborales fueron marginadas considerablemente. “De hecho, la nacionalizacion existente” se puede describir mejor como una renegociacion pragmatica de contratos, en respuesta a la doble presion de los movimientos sociales y a la globalizacion economica. La nacionalizacion boliviana del gas ilustra como la politica de los sindicatos alrededor de los asuntos de trabajo, estan restringidos dentro de los espacios politicos de la globalizacion. [image omitted]
[33] Haarstad H, Fløysand A.2007.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wer of rescaled narratives: A case of opposition to mining in Tambogrande, Peru

[J]. Political Geography, 26(3): 289-308.

https://doi.org/10.1016/j.polgeo.2006.10.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is article, we criticize the bipolar polemic on globalization that tends to be limited to arguing over its desirability or destructiveness, and argue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probe deeper into the power relationships that are produced by the restructuring of relationships in time and space. The theoretical debate on politics of scale opens the way to investigate the reconfiguration of scalar organization in capitalism, which has complex and contradictory effects on power relations. It demonstrates that oppositional politics can ‘jump scale’ by rearticulating issues at larger scales to mobilize leverage. We criticize the debate on ‘politics of scale’ for leaving several central questions relatively unexplored: what is the actual relation between jumping scale and empowerment, and what type of empowerment are we talking about? With reference to a case study of a mining conflict in Tambogrande, Peru, we discuss the way in which local farmers were able to network with organizations a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cales and rearticulate their claims at these scales. The case demonstrates that globalization enabled the opposition narrative to be rescaled. Hence, globalization can be seen as a redistribution of potential for empowerment. The case also shows, however, that rescaling necessitated a rearticulation of political claims to accommodate hegemonic discourses at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cales.
[34] Harrison J L.2006.

‘Accidents’ and invisibilities: Scaled discourse and the naturalization of regulatory neglect in California's pesticide drift conflict

[J]. Political Geography, 25(5): 506-529.

https://doi.org/10.1016/j.polgeo.2006.02.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is paper, I draw on the politics of scale literature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strategic use of scale as a framing device. I argue that scale-based framings can gain effectiveness through capitalizing on longstanding social inequalities and thus deserve careful consideration for their abilities to reinforce those inequalities and obscure ongoing illness. I discuss the ways in which actors in the present conflict over agricultural pesticide drift in California discursively engage scale in order to reframe the issue and justify (or, in other cases, contest) minimal regulatory response. I argue that the predominant scale-based framing of pesticide drift as a series of particularized, local ‘accidents’ gains its effectiveness through multiple intersections with long-standing social invisibilities and injustices endured by California's farmworkers, with the problematic results of rendering pollution invisible and naturalizing regulatory neglect. I also introduce the efforts of pesticide drift activists to ‘push up’ the framing of the issue, improve their political traction at the statewide level, and justify their demands for precautionary, health-based restrictions on the use of agricultural pesticides. Finally, I conclude by applying this analysis to recent debates for devolve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problematizing the tendency to associate loc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justice.
[35] Harvey D.2005.

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M]. Wiesbaden, Germany: Fritz Steiner Verlag: 1-132.

[36] Harvey D.2006.

The limits to capital

[M]. London: Verso: 408.

[37] Herod A.2009.

Scale: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C]//Clifford N J, Holloway S, Rice S P, et al. Key Concepts in Geography. 2nd ed. London, UK: SAGE: 217-250.

[本文引用: 1]     

[38] Holloway S L, Rice S P, Valentine G.2003.

Key concepts in geography

[M]. London, UK: SAGE: 1-457.

[39] Howitt R.1993.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Towards a reconceptualisation of geographical scale

[J]. Australian Geographer, 24(1): 33-44.

https://doi.org/10.1080/00049189308703076      URL      摘要

ABSTRACT Difficulties in relating local scale change to broader dynamic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continue to be reflected in much geograph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adequate conceptualisations of geographical scale restrict the relevance of much research to the agenda of an applied peoples' geography. A framework which conceptualises geographical scale as dialectically and internally related to the totality of social relations, is proposed and discussed with examples from remote mining regions in Australia.
[40] Howitt R.1998.

Scale as relation: Musical metaphors of geographical scale

[J]. AREA, 30(1): 49-58.

https://doi.org/10.1111/j.1475-4762.1998.tb00047.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Summary The concept of geographical scale, despite being one of geography's foundational concepts, has been undertheorized compared to other core concepts such as environment, space and place. Two aspects of the concept of geographical scale (size and level) are relatively well recognized. A third aspect (scale as relation) is not. In this exploratory paper,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metaphors conventionally used to think and write about scale are considered, and some musical metaphors of geographical scale are used to sketch out the importance of scale as a relation.
[41] Huang X J, Li Y, Hay I.2016.

Polycentric city-regions in the state-scalar politics of land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China

[J]. Land Use Policy, 59: 168-175.

https://doi.org/10.1016/j.landusepol.2016.08.03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hina’s recent rapid urban growth has embraced city peripheries, with such great expansion occurring that polycentric city-regions have been created. Recognizing that multiple levels of government are entangled in this process our paper attends to multi-scalar state intera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city-region formation. Using two cases from Jiangsu province in China’s east, we demonstrate that as a consequence of urban expansion the scale of urban politics is shifting from the intra-urban to the metropolitan, involving processes such as annexation and the selective mapping of governance under a city-administering-county system. Additionally, the scalar relations between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which centre on land interes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distribution of fiscal revenue and social provisions,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formation of city-regions. We argue that the state-scalar politics involved in peri-urban development demand more attention and theorization in future studies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42] Jessop B, Brenner N, Jones M.2008.

Theorizing sociospatial relations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6(3): 389-401.

https://doi.org/10.1068/d9107      URL      [本文引用: 2]     

[43] Jones K T.1998.

Scale as epistemology

[J]. Political Geography, 17(1): 25-28.

https://doi.org/10.1016/S0962-6298(97)00049-8      URL     

[44] Jones III J P, Leitner H, Marston S A, et al.2017.

Neil smith's scale

[J]. ANTIPODE, 49(S1): 138-152.

https://doi.org/10.1111/anti.v49.S1      URL      [本文引用: 1]     

[45] Kurtz H E.2003.

Scale frames and counter-scale frames: Constructing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J]. Political Geography, 22(8): 887-916.

https://doi.org/10.1016/j.polgeo.2003.09.001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raises difficult questions about on how best to measure and address environmental inequities across space,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politics are permeated by considerable debate over the nature and spatial extent of both problem and possible solutions. This paper theorizes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as a politics of scale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environmental justice activists respond to the scalar ambiguity inherent in the political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With a case study of a controversy over a proposed polyvinylchloride production facility in rural Convent, Louisiana, I develop the concept of scale frames and counter-scale frames as strategic discursive representations of a social grievance that do the work of naming, blaming, and claiming, with meaningful reference to particular geographic scales. The significance of scale is expressed alternatively within these frames as an analytical spatial category, as scales of regulation, as territorial framework(s) for cultural legitimacy, and as a means of inclusion, exclusion and legitimation.
[46] Lawhon M, Patel Z.2013.

Scalar politics and local sustainability: Rethinking governance and justice in an era of political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31(6): 1048-1062.

https://doi.org/10.1068/c1227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local was institutionalised as a key scale for environmental action at the Earth Summit, and remains salient in discourse, policy, and action. However, given both real changes and geographical insights into the politics of scale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we suggest it is time to (re)consider this focus. We assess local sustainability through the lens of scalar politics, arguing for the need to consider what challenges particular scale frames foreground and which they silence. We focus on three changes which have occurred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the growing salience of the Global South, shifts from environmentalism to sustainability, and new governance patterns-and reflect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changes for local sustainability. We suggest the local frame occludes ques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justice, and that the changes since Rio require that we reconsider the scalar frame of local sustainability. We conclude by questioning who benefits from the local frame, and when, where, and for whom a focus on local sustainability may be relevant and ethical.
[47] MacKinnon D.2011.

Reconstructing scale: Towards a new scalar politics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5(1): 21-36.

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10367841      URL      [本文引用: 2]     

[48] Manson S M.2008.

Does scale exist? An epistemological scale continuum for complex human-environment systems

[J]. Geoforum, 39(2): 776-788.

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06.09.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Scale pervade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human–environment systems that exhibit hallmarks of complexity such as path dependence, nonlinearity, and surprise. Although scale concepts are woven through the data, methodology, and theory of human–environment research, the question remains: does scale exist? More broadly, can a single definition of scale suffice for human–environment systems? The meaning and use of scale is contested across the social, natural,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Given that the study of human–environment systems spans many of these disciplines, specific research problems inherit a broad range of conflicting scale concepts. This paper proposes an epistemological scale continuum that arrays scale perspectives from the realist contention that there are natural scales independent of observers through to the constructionist view that scale is subjective and socially mediated. As seen in biocomplexity and human–environment research more broadly, this scale continuum establishes that scale is not a single measure or object of study, nor is any single definition of scale sufficient for human–environment systems. Viewpoints and tensions among scale epistemologies also suggest several general principles for using scale effectively in human–environment research.
[49] Marston S A.2000.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ale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4(2): 219-242.

https://doi.org/10.1177/0309133300024002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roughout the world, several millions of small ponds exist for water supply, irrigation, flood control or to control water quality downstream. The reduced flow velocity in these ponds causes sedimentation of transported particles. For most ponds this is a negative impact as their retention capacity decreases due to sedimentation processes. Sediment volumes in small ponds can be used to reconstruct sediment yield values and to study the spatial variation in sediment yield over large areas. Especial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technique can be very helpful in establishing large data sets on sediment delivery as there are often no resources for expensive monitoring programmes. However, when such studies are undertaken, one ha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efficiency of the pond in trapping sediments. This trap efficiency is dependent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flowing sediment and the retention time of the water in the pond, which in turn are controlled by pond geometry and runoff characteristics. Because trap efficienc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perties of a pond or reservoir, it has been studied for quite some time.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different methods available to estimate the trap efficiency of reservoirs and ponds. The first set of methods are empirical models that predict trap efficiency, mostly of normally ponded large reservoirs using data on a mid to long-term basis. These models relate trap efficiency to a capacity/watershed ratio, a capacity/annual inflow ratio or a sedimentation index. Today, these models are the most widely used models to predict trap efficiency, even for reservoirs or ponds that have totall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reservoirs used in these models. For small ponds, these models seem to be less appropriate. They also cannot be used for predicting trap efficiency for a single event. To overcome these restrictions, different theoretical models have been developed based on sedimentation principles. These can be very simple, such as the overflow rate method, but also very complex when runoff and sediment are routed through a pond with incremental time-steps. The theoretical-based models are probably more capable of predicting trap efficiency for small ponds with varying geometric characteristics, and some of them also provide data on effluent sediment concentrations and quality. However, when reconstructing sediment yield values using sedimentation rates over a period of a few months to a few year (the mid-term basis), one needs a trap efficiency value for the whole period, not for one single event. At present only limited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establishing mid-term trap efficiency models based on theoretical principles. This is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gap in trap efficiency research.
[50] Marston S A, Jones III J P, Woodward K.2005.

Human geography without scale

[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0(4): 416-432.

https://doi.org/10.1111/tran.2005.30.issue-4      URL      [本文引用: 2]     

[51] Moore A.2008.

Rethinking scale as a geographical category: From analysis to practice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2(2): 203-225.

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07087647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ABSTRACT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human geographers have intensely theorized scale, and extended claims that it is a foundational element of geographic theory. Yet attendant with this move has been a growing concern that scale has become an unwieldy concept laden with multiple, contradictory and problematic meanings. I share that concern, and argue that a similar debate about the usefulness of `identity' as a conceptual category in social science offers instructive insights. Paralleling recent critiques of identity categories such as nation and race, I view the conceptual confusion surrounding scale — and scale politics — as, in part, the consequence of failing to make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scale as a category of practice and category of analysis. In adopting scale as a category of analysis geographers tend to reify it as a fundamental ontological entity, thereby treating a social category employed in the practice of sociospatial politics as a central theoretical tool. I argue that this analytical manoeuvre is neither helpful nor necessary, and outline its consequences in analyses of the politics of scale. Finally, I sketch the altered contours of a research programme for the politics of scale if we take this injunction seriously — both in terms of how we theorize scale as a category of practice and what becomes the focus of scale politics research.
[52] Norman E S, Cook C.2015.

Negotiating water governance: Why the politics of scale matter

[M]. Oxford, MA: Routledge: 1-340.

[本文引用: 1]     

[53] Parkin R.2003.

Louis Dumont and hierarchical opposition

[M]. New York, NY: Berghahn Books: 1-264.

[本文引用: 1]     

[54] Smith N.1990.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Oxford, MA: Blackwell: 1-219.

[本文引用: 1]     

[55] Smith N.1992.

Contours of a spatialized politics: Homeless vehicl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geographical scale

[J]. Social Text, (33): 54-81.

https://doi.org/10.2307/46643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e suprachiasmatic nucleus (SCN), which appears to act as a circadian clock, contains a large subpopulation of local circuit neurons in which 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 (VIP) and peptide histidine isoleucine (PHI) are co-localized. We are continuing to investigate the hypothesis that VIP/PHI- containing neurons are essential for the synchronization of circadian rhythms with the day-night cycle. Using in situ hybridization, we demonstrated that some, but not all SCN neurons that contain VIP/PHI mRNA also contain the mRNA encoding a third biologically active peptide, gastrin releasing peptide (GRP). Comparison of the cellular levels of VIP/PHI and GRP mRNA revealed that these MRNAs have distinctly different 24 hr patterns within the SCN. We also examined whether VIP, PHI and GRP interact within the SCN to produce a signal important for circadian control. Co-administration of VIP, PHI and GRP within the SCN in vivo mimicked the phase delaying effects of light on circadian control, and activated SCN single units recorded in vitro. In contrast, administration of VIP, PHI or GRP alone, or co-administration of any two of these peptides did not produce the full behavioral or cellular response observed following co- administration of VIP, PHI and GRP. These data indicate that the interaction of VIP, PHI and GRP may be required for regulation of circadian rhythms by the SCN. Keywords: Peptides; Hypothalamus; Co-localization; Light; Gene expression.
[56] Springer S.2014.

Human geography without hierarchy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8(3): 402-419.

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13508208      URL      [本文引用: 1]     

[57] Swyngedouw E.1997. Neither global nor local: 'gloc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M]//Cox K.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137-166.

[本文引用: 1]     

[58] Taylor P J.1982.

A materialist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geography

[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7(1): 15-34.

https://doi.org/10.2307/6219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t is proposed to locate political geography within the holistic approach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problem of defining the 'political' is seen as crucial for developing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our conclusions point us away from recent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upon the state.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is identified in terms of the three scales of analysis found in many current textbooks. The political and geographical are brought together in a political economy of scale where the world-economy is the scale of reality, the state and nation represent the scale of ideology and the city is the scale of experience. The materialist framework offered specifies these geographical scales as structurally related in the form of ideology separating experience from reality.
[59] Taylor P J.2004.

Is there a Europe of cities? World citie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geographical scale analyses

[M]//Sheppard E, McMaster R B. Scale and Geographic Inquiry: Nature, Society, and Method. Oxford, MA: Blackwell: 213-235.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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