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已成为中国现阶段经济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为考察中国新基建发展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论文基于201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新基建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进而运用TOPSIS-熵值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对其进行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发现：① 中国新基建发展水平逐年提高，各省域之间的差距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② 中国新基建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远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整体时空演化格局呈现出东西扩张态势，重心不断向西南方向移动；③ 新基建发展水平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创新基础、城市化进程和人口规模等是关键性驱动因素。论文通过考察中国新基建在时空上的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希冀为其优化布局与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本质上是一种跨国互动流，在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环节，OFDI的动机和区位存在显著差异。论文基于FDI Markets数据库，将OFDI划分为总部研发、原料采掘、生产制造和营销售后4个环节，兼顾跨国投资流动的双向视角构建全球尺度的OFDI网络，利用社会网络方法探究不同环节全球OFDI的演化过程和空间特征。研究发现：① 全球OFDI网络总体呈现核心—边缘特征，但拓扑结构存在环节差异，其中营销售后网络连通性最高，总部研发网络小世界性最明显且扩张迅速，而原料采掘网络呈现去网络化的趋势；② 不同环节OFDI网络空间格局分异，总部研发网络表现为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相互投资以及迅速扩张，原料采掘网络倾向一次性大额投资，生产制造网络中发达国家主要扮演母国角色，而发展中国家更多地以东道国的身份嵌入，营销售后网络高比例的双向投资流则体现出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③ 优势投资国家的空间格局大相径庭，归纳为总部研发网络的“大进大出”、原料采掘网络的“两极分化”、生产制造网络的“梯度转移”和营销售后网络的“遍在优势”4大空间特征。研究可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一定的研究支撑。
工业生产对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但鲜有研究从城市网络的视角探讨城市工业基于产业投资联系对环境污染影响的溢出效应。论文使用2004—2018年京津冀城市间制造业企业投资数据，分析京津冀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特征，并创建城市间制造业投资联系矩阵，结合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基于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的京津冀城市工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京津冀城市间制造业互投资中污染型制造业投资增长最显著，且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制造业投资，污染型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更加分散，是造成城市工业对雾霾污染影响溢出的重要渠道。从时空演变来看，京津冀城市间污染型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不断扩张，可能造成城市工业对空气质量更广泛的跨地区影响。实证结果验证了城市工业通过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带来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这种溢出的传输机制是通过城市间的产业投资联系，且和投资的产业类型有关。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制造业投资，污染型制造业投资联系造成的雾霾污染溢出效应最强。因此，城市群地区需要统筹协调好城市间的产业发展，才能更有效地应对区域环境挑战。
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考察危机后区域经济恢复过程的不平衡性和差异化机制，有利于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借鉴。论文基于多维韧性测度框架，全面考察国际金融危机后长江经济带经济韧性动态演变过程，重点分析了抵抗力、恢复力的时序变化特征和空间分异格局。在此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重点考察经济结构特征对不同阶段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总体层面来看，长江经济带遭受冲击后的抵抗力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整体表现为高水平抵抗力，而恢复力呈明显的波动特征；出口韧性的抵抗力和恢复力的波动远大于GDP、工业、消费、就业维度的波动；回归模型表明，多样化和相关多样化、区域创新能力等因素，虽然在危机初期抵御风险的过程中作用有限，但有利于区域在危机过后尽快实现恢复增长。研究有助于探索建立适应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经济韧性测度框架，可以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为了推动陆海统筹，转变和优化临海产业布局，制定和完善海洋开发政策与体制建设，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强国战略，提高沿海区域经济发展韧性水平，中国自2011年以来先后启动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旅游业是中国沿海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以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沿海地区各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总结和评估该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韧性及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推动区域经济韧性及旅游经济韧性的提升；而新冠疫情事件作为调节变量，削弱了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在区域异质性上，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对中南沿海地区经济韧性的政策效应最明显，而对华东沿海地区旅游经济韧性的政策效应则更为显著。鉴于此，合理扩大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因地制宜规划沿海区域经济体系，对防范系统性风险、提高区域经济韧性及旅游经济韧性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诊断资源型城市空间冲突等级，厘清空间冲突变化与土地利用间的复杂关系，对城市转型发展、区域资源合理利用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山东省新泰市资源型城市特征，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土地利用为视角，从空间压力、空间暴露性和空间风险响应维度构建空间冲突测度模型，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了空间冲突的变化与土地利用调整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2009—2020年，新泰市空间冲突指数保持稳定，变化量仅为0.0018，且不同冲突等级的变化趋势不同；空间冲突格局呈圈层分布，由中心向四周等级逐渐减弱。② 2009—2020年，新泰市平均土地利用动态度为23.14%，空间布局差异性显著，土地利用特征以耕地林化、土地整治、建设用地及生态用地扩张为主。③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显示，土地利用动态度与空间冲突指数变化呈显著相关(P<0.01，R2=0.8517)，平均系数值为0.1381，且以正相关为主，表明新泰市土地利用调整对空间冲突的抑制产生了积极影响。研究可为区域土地合理利用、空间冲突治理及空间结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科学认知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格局、过程与机制，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晋陕蒙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论文在构建区域新旧动能转换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以推进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从动力、制度、结构和方式4个维度，研究2005—2019年晋陕蒙地区市域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与时空分异机制。结果表明： ① 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水平呈现先波动下降后快速上升的演化趋势，市域间新旧动能转换差距逐渐扩大；② 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水平整体较低，在地理空间上呈现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核心—外围”结构，新旧动能转换优势区和领先区以省会城市为核心呈“点状分布”，滞后区和中等区在非省会城市“广泛分布”；③ 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的空间负相关性明显，表现出“冷点集聚、热点离散”的空间分异特征，市域间新旧动能转换的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④ 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地域分异是多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力资本、城市规模和信息化水平是区域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驱动因子。研究认为培育创新人才、增强创新资源集聚与转化能力和加强信息化建设是促进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应急疏散引导在城市开放性公共场所安全建设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为解决应急疏散初期引导人的空间布局问题，论文考虑障碍物对通视性的影响、引导人的空间覆盖范围及距离衰减效应、可引导人员数量阈值等条件，基于粒子群算法和渐进覆盖模型，构建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公共场所疏散引导人布局优化方法；并以上海市徐汇区滨江绿地空间为例，进行疏散引导人的布局优化，并基于疏散智能体模型，开展应急疏散引导模拟，比较优化前后的疏散效率，来验证该方法的可行性；同时，考虑到不同时间段人群分布的差异性，开展该区域内疏散引导人责任区的动态规划。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时刻研究区的疏散引导人需求量不同，与疏散人员数量成正比；疏散引导人布局优化后的疏散时间成本要远低于人为布设情景下的疏散时间成本；疏散引导人责任区的划分有助于在引导人数量有限的情况下，明确每个引导人负责的区域以及采取的日常安全防范方式。研究可为开放性公共场所疏散引导人空间布设提供决策依据，降低公共场所的潜在安全风险，促进城市公共安全建设。
人才是乡村地域空间发展的基础，鼓励在外务工人员回流就业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保证。论文采用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乡村旅游地居民回流就业意愿为结果变量，构建地方参与、地方情感、感知获益、风险承受能力、政府信任、支持度为前因变量的研究模型，探索居民回流就业的驱动机制与多元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 所有单项因素均不构成乡村旅游地居民回流就业的必要条件；② 满足条件的组合路径共7条，总体一致性为0.876，总体覆盖率为0.862；③ 在所有路径组合中，支持度和政府信任出现的频率最高，包含地方情感的路径覆盖率较高；④ 7条路径构成了情感主导路径、信任主导路径、支持主导路径，以及知—情—意—行综合路径4大类路径模式；⑤ 当同时包含情感、信任、支持和参与因素时，路径具有最高解释力；⑥ 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地在回流就业影响路径上显示出差异。研究结论可为鼓励和吸引乡村旅游地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参与旅游发展提供参考，也可为更广泛的乡村地区鼓励人才回流提供理论依据。
为了分析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对入室盗窃犯罪热点带来的影响，论文收集了北京市2020年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和2019年同一时期的入室盗窃案件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PAI(predictive accuracy index)指数等方法比较了疫情防控前后犯罪热点的变化，从路网密度、POI多样性等环境特征以及发案地点、重复作案等角度对发生明显变化的犯罪热点的环境特征和案件特征进行了分析，讨论了疫情防控措施对犯罪热点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疫情发生后，北京市主城区内的入室盗窃类案件数量大幅下降，2020年一级响应期间的日均发案量较2019年同一时期降幅达66.8%；② 2019年出现的8个主要犯罪热点在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呈现出明显衰减现象，其中5个热点基本消失，3个热点有所减弱；③ 出现衰减的热点普遍具有交通便利性好、要素多样性高、发案地点集中、犯罪人重复作案明显等特点；④ 疫情防控期间实施的居家隔离和社交限制等措施对犯罪人的作案机会形成压缩、公共场所的实名查验对犯罪人的匿名性形成削弱是疫情期间犯罪数量下降和热点效应衰减的主要原因。研究结果对疫情防控期间的犯罪预防和警力资源优化具有一定的意义。
新冠疫情的爆发会对区域内犯罪数量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常态化疫情防控是否显著改变了犯罪空间分布格局，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论文选择始终采取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浙江海宁市中心城区，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方法，对2018年2月—2021年7月城市盗窃犯罪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其机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新冠疫情爆发后，研究区内盗窃犯罪月均数量较疫情前降幅达53%，并持续在100~200起之间波动，而其日内分布模式却没有明显变化；② 2020年2月—2021年7月，研究区内盗窃犯罪热点较疫情前有明显减弱、减少，且其犯罪空间分布格局较为稳定；③ 针对疫情前的12个典型犯罪热点区域，其月均犯罪数量在疫情后的降幅在52%~78%之间，其分季度的时间演变模式存在明显差异；④ 根据日常活动理论和犯罪三角理论，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有7类具体措施可对各区域的犯罪产生较大影响。研究结果对于理解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犯罪空间演变规律和制定科学的犯罪防控策略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河流对岸坡的侵蚀作用是滑坡失稳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在中国黄土地区。因此，探讨河流水位的季节性变化对黄土边坡稳定性的影响规律，对早期黄土滑坡灾害预警具有重要作用。论文以甘肃省天水市清泉村滑坡为例，分析5年内沿岸边坡形变速率与季节性水位变化之间的关系。基于SBAS-InSAR技术获取滑坡时序形变信息，借助MNDWI与DEM获取边坡底部时序水位信息，并结合GPM降雨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发现随着降雨增多、河流水位的上涨，清泉村滑坡的形变速率明显增大，在夏季时滑坡形变量增长较快，并且边坡形变相较于水位季节变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经相关性分析，得出水位与滑坡形变的相关性系数为0.46，降雨与滑坡形变的相关性系数为0.39，表明清泉村滑坡的形变速率与水位变化更相关。因此，河流的季节性变化对滑坡形变速率具有一定影响，进而造成河流对沿岸滑坡的侵蚀作用呈现出季节性变化。研究揭示的黄土滑坡与河流水位的季节性变化关系，对揭示河岸边坡的演化过程、滑坡识别与灾害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横山地区位于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地的过渡交界地带，对环境变化敏感，形成了独特的古风成沙—黄土古土壤序列。论文选取陕西榆林市横山区柳树峁剖面的L3、S3黄土—古土壤地层，对土壤样品中的元素含量与相关地球化学参数进行系统分析。结果显示：柳树峁剖面常量元素氧化物以SiO2、Al2O3和CaO为主，黄土层(L3-1、L3-2)、古土壤层(S3-1、S3-2)和风沙层(L3F、S3F)中常量化学元素含量存在差异。Al2O3和Fe2O3在古土壤层中的含量最高，在黄土层中含量较低，在风沙层中最低；黄土层中CaO含量最高；风沙层中Na2O含量最高。剖面样品的化学蚀变指数CIA、Na/K值和淋溶系数反映黄土层和古土壤层处于初等化学风化阶段，风沙层则未受化学风化。柳树峁剖面CIA、Rb/Sr和磁化率的高值指示风化成壤作用加强，反映该时段气候相对温暖湿润，夏季风增强，毛乌素沙地固定收缩，而硅铝率Sa值和>63 μm颗粒含量的高值则指示冬季风增强，干冷的气候使得毛乌素沙地活化扩张。柳树峁剖面元素地球化学指标记录了在L3黄土堆积时期存在1个极冷期、2个冷期和1个较暖期，S3古土壤发育时期存在2个暖期和1个冷期，这与中国华北地区其他气候变化记录有着良好的对应。该研究结果为探索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地过渡区的气候变化与环境变迁提供了更多证据。
全球—地方互动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议题，然而关于数字化和全球—地方互动还缺乏系统的探讨。论文通过梳理数字化发展以来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转向，探讨地理学者关于数字化的认识论，建构数字化与全球—地方研究的理论关联，厘清相关研究中空间观与理论范式的转变。研究发现，关于数字化的认识逐渐超越了孤立、静态和被动的技术论局限，转向更加强调关系、动态和开放的理解。数字化已经深刻参与到全球经济景观塑造、生产关系重组和区域发展中。已有研究从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和数字生态系统等理论框架来理解数字化的深刻影响，并关注其在企业关系、空间效应和互动机制等方面的重塑进程。最后，基于中国城市与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实践，提出中国情境下数字化与全球—地方互动研究的可能理论创新与未来研究展望。
城市更新是适应城市发展态势、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城市滨水区作为城市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再开发日益成为助推城市更新、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为综合认知城市滨水区再开发状况，论文从滨水区概念、滨水区再开发概念、空间过程、演进路径、组织模式、驱动机理等方面梳理了国内外城市滨水区再开发相关进展，并进行评述和展望。研究发现：① 滨水区再开发的空间演变趋势是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由较为单一的用地类型向多元用地类型转变；② 从空间过程演变中凝练出滨水区主要朝着物质空间改善、经济高质量发展、休闲娱乐共享愿景、历史文化保护4种不同的时空演进路径进行再开发；③ 滨水区再开发组织模式主要分为政府主体、私营主体、公私合作3种，利益相关者参与形成的滨水区再开发组织模式，与由港口、环境、经济、政策、文化等构成的社会环境系统交织一起共同作用于滨水区再开发；④ 未来，城市滨水区再开发研究应该重视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创新，重视滨水区再开发动态演化路径研究，深入剖析滨水区再开发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机理，加强对滨水区再开发多重效应的系统分析，建立助推城市更新的滨水区再开发管控方法体系。
普惠金融对降低贫困和促进发展成果分享具有重要意义，是国际金融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议题。论文基于2005—2021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3421篇核心期刊论文，利用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分析了中国普惠金融研究的基本特征和热点演化，结果表明：① 学术成果经历缓慢增长、快速增长、加速增长3个阶段，研究热点经由金融排斥、普惠金融到数字普惠金融的演化，其中农村、区域差异、空间格局及发展效应是各阶段的共同关注；② 国内普惠金融研究具有学科交叉性、包容性、开放性，多学科的参与推动着普惠金融研究的蓬勃发展，在学科交叉融合过程中，不同学科又有各自的关注点；③ 基于金融地理学视角，提出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过程、地方普惠金融发展的文化经济因素与关系网络、普惠金融的发展效应、金融科技的空间性及其潜在影响等未来研究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