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发展水平精准评估及类型划分是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问题,可为分类分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融合行政村普查、电子地图POI等多源数据,从村域尺度构建多维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开展乡村发展水平的多维评估和类型识别。结果表明：① 栾川县乡村多维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中等及以上发展的村庄数占比为45.89%,并且任意2个维度间相互作用对解释多维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异有非线性增强作用。② 乡村多维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发展水平高的村庄集中分布在县城附近及重点乡镇所在地,发展水平低和较低的村庄则主要分布在县域边界以及中部乡镇交接区域。③ 单维发展水平呈现较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但不同维度间空间集聚格局有所差异。其中,地理区位和自然本底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资源禀赋好、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地理区位、人口发展、经济基础和社会福利4个维度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和旅游景区附近。④ 根据多维发展评估结果和优势因素,将村庄划分为优先振兴型、预备振兴型、保留维持型、衰退搬迁型和优先搬迁型5种类型。研究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特征,提出振兴路径和发展策略。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是实施乡村产业振兴的空间集合体,系统各要素间的作用关系与强度直接关乎系统运行,稳定有序的系统是实现产业振兴的基础保障。论文在充分解析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各要素作用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文献梳理寻求共性指标、政策文本分析寻求个性指标,共性和个性2个维度相结合构建指标体系,分析系统各要素的空间表征,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系统要素间的作用关系和强度,同时以重庆市为研究区域予以检验并因地施策提出其产业振兴路径。结果表明：从共性和个性2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实践性;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要素间的作用关系与强度各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要素的空间表征呈“圈层”分异;从夯实产业基础设施、构建产业振兴人才培育体系、产业升级增效3个层面提出了推动重庆市产业振兴的路径。
宅基地再利用类型的选择受村庄特征和宅基地利用特征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论文以天津市静海区为例,构建基于“村—地”耦合视角的宅基地再利用类型选择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村庄特征、宅基地利用特征等测度模型,选取静海区56个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村,从村庄特征和宅基地利用特征2个方面分类判定村庄宅基地再利用类型,为乡村空间治理提供思路。研究发现：① 村庄特征识别为产业主导型、资源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3类;② 宅基地利用特征以村庄为单位识别为单功能主导型和多功能主导型宅基地2类;③ 基于“村—地”特征构建关系函数将宅基地再利用类型识别为多元主体类、要素流动类和特色资源类3类。研究认为,利用多源数据基于“村—地”特征对宅基地再利用类型进行识别和选择是有效途径,可为宅基地再利用提供指导。
韧性理论是可持续性科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微观尺度视域下乡村地域系统与韧性理论的结合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回应与思考。论文构建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风险—韧性(R-PAT)模型,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大别山区罗田县68个样本村的系统韧性进行测度并分析其空间格局,识别村域单元R-PAT类型后,剖析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水平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罗田县村域单元抵御能力、适应能力、转型能力及综合韧性指数差异显著,样本村综合韧性指数普遍不高但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② 依据韧性指数与风险指数的变化,山区乡村地域系统分为高风险—低韧性、高风险—高韧性、低风险—高韧性和低风险—低韧性4种类型,罗田县以高风险—低韧性型与低风险—低韧性型为主;③ 罗田县乡村地域系统韧性受多个因子影响,乡村内生动力是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水平空间分异的关键性因素,乡村自然与社会本底是其基础性因素,乡村发展潜力是系统潜能持续提升、能力逐渐强化的推动性力量。研究旨在将韧性理论聚焦山区乡村微观单元,为山区乡村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山区振兴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与案例支撑。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发生机制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论文通过关注个体资本禀赋和城市环境2个层面因素,对比跨省、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3类不同范围的流动群体,剖析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总体机会型创业率较低,但跨省流动人口的创业率高于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人口;② 不同资本禀赋对3类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产生了差异化影响。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存在互补关系,随着流动范围的扩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不断增强,经济资本的影响则逐渐减弱;③ 城市环境解释了10%~20%的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决策变异,流动范围越大,流动人口对外在环境的变化越敏感,尤其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显著影响了跨省流动人口的创业决策。此外,个体资本禀赋与城市环境的相互作用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同时存在着负向和正向2种效应。针对不同流动范围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机制及其差异性的探讨,可为完善城市创业支持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流动人口的住房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论文探究了流动人口的流出地空间资本对其流入地住房选择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性。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选择以租住房为主,产权房和免费房为辅,流出地的空间资本是造成流动人口流入地住房选择分化的重要因素。流出地城市规模与住房选择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流出地聚落等级和流出地人文发展水平对流入地住房产权获得有促进作用,但当流出地为乡镇和县城时,流动人口倾向于通过市场途径获取住房。采用删除各流入地地级市中数量较少样本的方法做了稳健性检验,表明上述结论是稳健可信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流出地空间资本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住房选择的影响在不同代际、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论文着眼于流动人口流出地空间资本的影响效应,拓展了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分化研究的视角,研究结果对进一步优化面向流动人口的住房政策和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沿海地区极易受到极端降雨和高潮位引发的复合洪涝灾害影响。研究风暴增水和累积降雨同时发生的概率,设计雨潮联合分布函数,对提升沿海城市防洪除涝应对措施的有效性、减少城市复合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1979—2014年中国沿海逐日最大风暴增水和邻近雨量站日累积降雨数据作为统计样本,采用Copula函数构建雨潮联合概率模型,并利用Kolmogorov-Smirnov检验、赤池信息准则、贝叶斯信息准则评价雨潮联合分布拟合优度,优选中国沿海雨潮联合概率分布函数模型。基于此模型,定量化设计中国沿海雨潮复合灾害情景。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中国沿海雨潮复合灾害频次呈现明显的“两头多中间少”格局,其中,广东西部沿海、福建北部、浙江南部、山东及辽宁沿海频次相对较高;在50年一遇联合重现期下,北部湾、海南岛北部、浙江沿海、渤海湾部分沿海表现为极端降雨和较高的风暴增水,雨潮遭遇的复合灾害事件十分值得关注。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沿海地区雨潮复合灾害的时空变化规律,并为复合灾害情景预测提供了定量化评估方案。
城市内涝是最常见的自然灾害之一,深入剖析其影响因素并进行风险评估对内涝防治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研究表明,城市内涝是由自然因素(如地形)和人为因素(如土地利用)共同引起的。在土地利用方面,相关学者主要关注二维空间因素对内涝的影响,较少顾及土地利用的三维建筑格局。此外,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尽管已有学者利用随机森林、神经网络等模型对内涝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然而传统方法在负样本(不发生内涝的地点)的选取上存在不确定性。为解决这2点不足,论文引入最大熵(MAXENT)模型,以深圳市为研究案例,通过MAXENT剖析各潜在影响因子与内涝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影响内涝风险的主导环境因子为不透水面比例、绿地比例、人口密度、暴雨峰值雨量、地表起伏度。而对内涝发生有重要影响的三维因子为容积率、建筑形状系数、平均高度。通过MAXENT评估的内涝风险结果可知,深圳潜在高风险区的面积约为491 km²,占市域面积的24.58%,主要位于龙华区、南山区、龙岗区北部、光明区、福田区。进一步对潜在高风险区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过往并不存在内涝点的南山区北部、福田区西部、罗湖区中部等部分区域风险概率出现高—高集聚现象,表明上述地区的内涝风险会受到周围地区的正向影响,因此在内涝的监测与防治中应当重点关注高风险地区以实现更精准的防控。由于内涝风险评估是城市灾害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论文提出的相关建议不仅可作为防灾减灾的重要参考依据,还能为国土空间规划的优化提供新思路。
科学判断一个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是制定外交政策的基础。目前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遭到了西方国家的质疑,国内学者从国别比较等视角出发论证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但缺乏从全球尺度分类视角的回应。论文基于多面体法、洛伦兹曲线分类法等方法,从经济、社会、环境、治理等方面构建经济体的多维发展水平分类指标体系和测度模型,将全球190个经济体划分成发达经济体Ⅰ~Ⅲ型、发展中经济体Ⅰ~Ⅴ型和过渡型经济体共9种类型,并探讨了不同类型经济体的发展水平特征、中国在全球经济体分类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研究发现：① 不同类型经济体在经济、社会、环境、治理等分维度发展水平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性。② 发达经济体各维度发展水平排名普遍较高,总体呈现“并驾齐驱”特征;过渡型经济体在很多维度的发展指标与发达经济体Ⅲ型接近,多数经济体处于逐渐向发达经济体过渡的发展阶段;发展中经济体在分维度发展水平方面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③ 中国属于发展中经济体Ⅰ型类别,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在第64位,在139个发展中经济体中排在第13位。④ 中国在全球经济体多维发展水平排序、各维度发展水平差异等方面具备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特征。该研究洛伦兹曲线分类法等方法的应用可丰富区域发展分类理论,相关结论可为回击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质疑提供借鉴。
陆海统筹是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针对陆海统筹核心区域——海岸带地区开展协调发展水平评价对推动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从陆域和海域2个维度构建海岸带复合系统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利用耦合协调度、信息熵和有序度模型对温州市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并探析海岸带开发对温州市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陆域和海域子系统的发展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陆域子系统的高值区集中于温州主城区,低值区集中于温州中南部;陆域和海域子系统内部协调发展程度逐步上升,达到良好协调状态;海岸带复合系统耦合度接近甚至达到1,趋于良性共振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也不断提升,达到良好协调状态。② 2010—2018年间海岸带复合系统信息熵逐步下降,有序度不断上升,协调发展趋势良好。③ 海岸带开发对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为提高陆海能源资源运输与利用能力、改变陆海生态环境、促进陆海产业集聚和加强子系统关联、推动陆海社会文化发展4个方面。
随着出国留学人数和留学回国人数的不断增加,海归就业难的情况引发了一系列公共讨论,也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论文借助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及场域、共知、惯习、资本等作为概念工具,基于33位硕士归国人员与73位雇主的访谈资料,从地理学角度分析了留学归国人员的求职困境。结果表明,留学归国人员和雇主分别处于国际教育场域和本土就业场域。国际教育场域以西方机构发布的全球院校排名为主要表征,根植于西方为主导的全球高等教育等级体系。因而留学人员往往认为留学获取的资本在本土就业场域具有可转换性,有利于个人及家庭的向上社会流动(upward social mobility)。而雇主的招聘实践受到本土就业场域内一系列本地化规制的影响,近年来对海外资本的需求和认可度逐渐降低,更加重视本地化文化资本和植根于本地场域的具身体验。论文的分析兼顾本土地方实际、全球教育结构以及个人能动性,为留学归国人员和雇主之间关于海外资本价值的非对称认知与相关实践提供了理论解释,揭示了资本在社会流动性、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地方动态转换过程,并强调移民语境下的资本、共知、惯习等具有明显的地方根植性特征。
传统村落作为中国乡村转型发展研究的重要载体之一,其人居环境是村落自然环境选址、空间功能表达、社会文化建构的综合体现,也是传统农耕文明的活态表现。论文通过界定传统村落概念、梳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内涵与系统构成、明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特征与表现,从系统角度构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研究范式。结果表明：①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研究可从转型内涵界定、转型系统构成与表现、转型阶段划分与空间分异、转型发展路径与模式等方面展开。②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包含主体、空间、功能3个维度,自然生态、社会文化、产业经济、地域空间、多元主体5大子系统,其各子系统转型互为依存又各有侧重,需分类施策。③ 自然生态、地域空间系统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传统研究范式,属于对“原生物质空间”的研究;社会文化、多元主体、产业经济系统为新近研究范式,属于对“建构性物质空间”的研究;基于问题、目标、需求导向,从系统角度综合研究转型发展则是未来人居环境研究的新趋势。
边境地区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多重权力空间影响下的特殊脆弱地带。科学总结边境研究发展历程有助于厘清边境研究脉络,为实现边境长治久安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论文以中国知网(CNKI)和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中人文地理学相关视域下的中国边境研究学术论文为依据,借助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分析了1990年以来中国边境研究历程、趋势及热点等基本特征。研究发现：中国边境研究经历了“开放探索—社会建构—战略引领”的发展历程,研究热点区域逐渐由东北地区转向西南地区,“边境贸易”“边境旅游”“边境口岸”“一带一路”是4个核心关键词聚类。边境研究主要内容包括边境贸易与开发开放、边境旅游资源开发、社会建构与和谐发展、边境口岸与城市功能,以及地缘环境与边境安全。当前,中国边境研究在规律探索、定量总结等方面仍然不足,论文在构建多要素—多主体—多尺度集成的边境地理研究框架基础上,提出未来应加强边境风险与安全、跨境合作机制、边境效应理论、边境可持续发展等研究,为后续边境研究提供参考,支撑中国边境安全与现代化治理。
机动交通快速发展背景下城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日益严峻,道路网络作为影响区域交通流与居民交通出行行为的关键因素,对区域交通事故的数量、类型和空间分布具有重要影响。论文从道路布局形式与几何拓扑特征2个方面归纳总结城市道路网络特征对交通事故的作用机理,并通过梳理道路网络与交通出行行为的关系分析其对交通事故的潜在影响。研究指出,格网型、平行曲线型、回路尽端型等道路网络布局形式以及中心性、连通性等道路网络拓扑指标,对交通事故的类型、频率和严重程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和空间尺度效应;合理的交叉口密度、路网密度、街区密度等道路网络几何特征对于提升交通安全水平具有重要作用。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运用复杂网络理论刻画道路网络的结构、功能等特征,在控制居住自选择效应的基础上,从交通出行行为视角深入分析复杂道路网络对交通事故的作用机制与非线性影响,同时考虑道路网络特征与建成环境的潜在交互作用。
当前,学界对生态屏障概念尚未达成共识,对其科学内涵、基本属性以及识别体系的研究不够深入;由于缺乏理论指导,生态屏障建设的科学性有待提升、生态屏障建设的机制有待完善。为此,论文对生态屏障的内涵、识别体系和建设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厘清了生态屏障的科学内涵,总结了生态屏障建设的经验与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研究指出,生态屏障具有地域和功能的双重内涵,表现为特定的空间区位、生态系统结构、生态过程和防护对象,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具备公共产品属性。在生态屏障建设中,首先需要基于生态屏障的地理区位、主导功能、生态胁迫及不同尺度科学识别生态屏障及其范围;其次,应当尊重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和自然规律、推进生态屏障建设跨区域协作;最后,推进生态屏障建设系统治理,统筹生态屏障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流派,也深刻影响了其他学科领域。大卫·哈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奠基之作。由于该书理论性强,涉及很多大而复杂的问题,因而也很难解读。哈维试图从整体视角理解和剖析城市(化)问题,创新了“社会进程—空间形式”的理论。通过比较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研究方法论,得出理论的本质在于方法和哲学的综合,空间的本质在于人的实践,正义的本质取决于社会进程的运行,城市化的本质是资本生产的需要和产物的结论。该书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知识地基,开辟了城市研究的批判路径,开拓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密切关注不平衡的城市化,提出新发展阶段的“城市总问题”,坚持和强化思想研究,通过对不同经典理论的症候阅读,围绕时代问题大胆进行理论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