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海洋经济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在内外部扰动下增强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韧性成为了发展海洋经济的必然途径与重要保障。论文从海洋经济网络结构视角开展韧性研究,运用涉海A股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信息构建海洋经济网络,分别从层级性、匹配性和传输性3个维度对2010、2015、2020年海洋经济网络结构韧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 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网络层级性提升,区域绝对极化与相对均衡化并存;② 匹配性由同配性转变为异配性,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的联系增强;③ 传输性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但具有提升之势;④ 层级性、异配性与传输性的增强提升了海洋经济网络的凝聚性、创新性与开放性,使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网络结构韧性得到增强。研究旨在丰富经济地理学韧性研究以及为海洋经济安全发展提供一定的研究基础和参考依据,以期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风险扰动对城市的经济韧性发展有着较大的冲击影响,深入研究城市经济韧性对于城市经济良性发展和提升经济抵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选取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两次典型的经济风险扰动,以长三角城市为研究对象,以产业相对多样化、产业相对专业化、区域经济联系强度和地区经济敏感度的多维综合评价法对长三角城市经济韧性进行了测度,并对其时空格局的演化、特征及成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内大部分城市的产业相对多样化指数呈不断下滑趋势,相对专业化整体态势稳定上升,有利于区域产业分工和一体化发展,应对风险扰动的经济韧性能力强,而安徽省内部分城市专业化指数过高且存在产业同构化现象;② 城市产业相对专业化指数区域差距不断增加,与其主导产业结构有显著关系;③ 核心城市与各城市间的联系总量占比逐年降低,核心城市上海的集聚能力仍较高,致使城市间差距增加,不利于城市经济韧性的整体协同;④ 城市抵抗力和恢复力与其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经济风险扰动对不同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由沿海城市向内部城市的地域先后性影响。论文有助于弥补已有研究在城市群地区尺度经济韧性研究方面的不足,以期为中国城市经济可持续和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方法指导。
层级结构识别是推进国家公园群建设的基础工作。然而,已有研究较少关注国家公园群层级结构定量识别。论文结合理论分析与多准则分析方法,提出国家公园群建设层级结构识别的UBAN框架(uniqueness, biodiversity, aesthetic value, naturalness),并以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内部单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长江源的相对重要性最高,海西盐湖最低。层级划分方案对比分析显示,采用“四分法”有助于推进分层管理。据此方案,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一级单体包括长江源等5个,二级单体包括帕米尔等6个,三级单体包括普达措等4个,四级单体包括贡嘎山等6个,不同层级在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中的优先顺序、建设重点和策略不同。研究强调了国家公园群层级识别的必要性,提出并验证了UBAN框架在国家公园群层级结构识别中的可行性,有助于推动国家公园群建设管理策略制定和目标实现。
受限于个体流动数据的获取制约,以往人口流动研究多采用交通网络强度来模拟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强度,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偏离。论文以铁路、公路车次构建交通网络,以腾讯位置大数据的铁路出行、公路出行数据构建人口流动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QAP模型,对比分析两者之间的偏离和关联。研究发现：① 东北地区铁路人口流动和其交通网络格局均呈现出以“哈大”走廊为轴的南密北疏、东众西寡的特征。铁路人口流动网络结构较为分散,铁路交通网络的极化效应明显。② 公路人口流动和其交通网络的偏离较大。公路和铁路之间存在竞争和互补关系,在铁路交通不太发达的地区,公路人口流动强度和其交通网络强度较高。③ 人口流动与交通网络存在一定关联,但人口流动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综合联系网络模型则能更准确地模拟城市间人口流动。其他影响因素中,经济联系、人口规模等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不够明显,而城市间的邻接关系对人口流动有显著影响。④ 铁路人口流动与其交通网络的关联程度较公路人口与其交通网络的关联程度高。论文定量说明了人口流动与其交通网络的相关程度,为交通网络模拟人口流动提供了理论和实际操作层面的参考。
增长与收缩是区域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世界性议题,然而其判别标准与驱动机制研究还比较薄弱。因而,论文构建人口、经济增长与收缩的判别标准和理论(驱动力—结果—响应)分析框架,利用统计数据与NPP/VIIRS系列遥感数据,借助ArcGIS可视化分析工具和广义加性模型探究黄河流域5268个乡镇增长与收缩的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黄河流域乡镇人口、经济增长与收缩并存,人口收缩乡镇主要集中在“几字湾”地区,经济收缩乡镇主要集中在上、中游地区,关中、中原以及山东半岛城市群是人口—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乡镇增长与收缩可分为持续增长型(6.4%)、转型增长型(5.8%)、缓慢增长型(42.4%)与持续收缩型(45.4%)4种,增长型乡镇主要分布在下游地区,收缩型乡镇主要分布在上、中游地区,其中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城市的乡镇增长态势明显,资源型城市收缩型乡镇所占比重较大。自然条件的多个阈值表明平原地区、高海拔地区的乡镇均存在增长优势,规模经济与交通区位整体对乡镇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涓滴效应与外部性会造成乡镇的收缩。不同增长与收缩类型的乡镇应当探索因地制宜的增长与转型路径。
旅游型乡村宅院功能转变是乡村功能转型的显性表达,探究宅院功能转变的过程、特征和影响因素,对实现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论文以北京市怀柔区莲花池村为例,采取半结构式访谈、参与式观察、GIS空间分析和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梳理了莲花池村2000—2020年149处宅院功能演化的具体过程,剖析了工商资本下乡背景下,此类乡村宅院功能转变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宅院功能演化在居住功能与旅游生产功能之间具有往复性,旅游业态类型从多元走向极化;② 宅院功能的空间分异,是资本实力和经营方式差异的空间投影,区位优劣对于不同经营业态而言具有相对性;③ 宅院功能变迁伴随着使用主体置换,外来者对于推动宅院功能升级作用显著;④ 政府政策和内、外资本对宅院功能转变的作用,表现出阶段性的主次、强弱、显隐差异。莲花池村宅院功能转变历经村外资本和政府双轮驱动、政府调控主导、政府管控和村内与村外资本竞争并行的3个阶段,农户从响应到顺应,最后退出经营。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健康中国”战略强调切实治理影响人口健康的环境问题,建设健康人居环境。论文基于2000年和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以及2005年和2015年各省级行政单元1%人口抽样调查等数据资料,论文使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中国城市人口死亡率的时空变化特征,并采用空间回归方法,揭示城市PM2.5的平均浓度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对PM2.5—人口死亡率关联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人口死亡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呈现明显的异质性,高死亡率地区早期集聚分布于西南地区,2005年后在西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和华中地区呈现逐渐集聚分布态势。低死亡率地区长期集中分布于西北地区、东北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京津两市。② 人口死亡率的分布存在空间关联性,高—高类型地区早期集中分布于西南地区,后期向东扩展;低—低类型地区主要分布于北疆、内蒙古西部和广东省及其周边地区。③ 城市PM2.5浓度对人口死亡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对邻近地区的人口死亡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④ 中国城市PM2.5浓度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存在学历差异和城乡差异,地区高学历人群集聚可降低PM2.5的健康风险,城镇化发展进程缓慢则会加重PM2.5的健康风险。研究旨在为防范空气污染暴露导致的健康风险、建设健康人居环境提供科学依据。
为揭示街道眼与防卫空间理论的分歧源头和适用条件,论文以北京中心城区为研究范围,整合法律文书、定位服务、街景图像、兴趣点等多源大数据,将犯罪机会与社会生态理论置于同一分析框架,探讨了可渗透性环境对盗窃犯罪分布的影响以及社会解组因素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土地利用密度、功能混合度、路网密度、沿街通透性等可渗透性特征与盗窃密度整体呈现正向关联。建成环境对犯罪行为的影响因社会生态分异而变化,随着居住不稳定性、途经人员流动性、就业人员流动性、人口异质性、社会经济弱势地位等社会解组程度的加深,可渗透性环境的犯罪引致作用将不断放大,防卫空间理论更具适用性。而在社会结构稳定的社区中,街道眼能够发挥自然监控作用,街道眼理论的解释力更强,现实生活中该类社区仍属少数,盲目采用新城市主义设计方法恐会加剧安全风险。
就业分布是城市空间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当前,就业多中心化正在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并主导着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范式转变,然而中国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探讨。论文在梳理中西方相关文献基础上,试图呈现城市就业多中心化的研究进展,以期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参考。首先,系统总结国内外城市就业集散与多中心化的地理格局与过程,重点回顾当前研究的共识与争论以及就业中心的生长动态与趋势。其次,从不同理论视角追踪城市就业集散与多中心模式演化的动力机制,关注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就业多中心结构的形成机理,特别是空间规划与管治等制度因素和市场力量的相互作用。最后,从就业多中心化对城市空间结构、城市通勤的影响2个方面总结就业多中心化的空间效应。城市就业多中心模式演化为我们认知城市的空间增长逻辑提供了独特观察窗口,可以为中国城市转型与空间重构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智能技术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城市的不同方面,空间要素的流动更快更复杂,城市功能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居民活动的变化,城市空间的智能化发展与运营管理也成为新的挑战。论文从城市空间要素组织、居民活动与空间功能、空间运营管理3个方面梳理当前智能技术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并展望未来5~10 a的城市空间应具有瞬时异地、空间智能化、复杂流动性以及韧性能力更强的特点,最后从城市空间组织、功能形态、运营管理与规划方法4个方面探讨了未来的城市空间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以期为智能技术影响下的城市空间研究与规划设计提供参考。
随着近年地理媒介逐渐兴起,城市公共空间和私人生活空间中的生产与消费过程、技术物品与符号表征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地理学中早先存在的“虚拟/实体”二元论亟需理论革新。作为媒介研究的“空间转向”与地理学研究的“传播转向”的产物,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发展蕴含突破二元论的张力。论文梳理了西方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主要议题和研究框架,以期促进国内地理学与媒介传播学者的学术对话,扩展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西方媒介与传播地理学建立在后现代和后人类思潮影响下的动态关系性媒介与空间观之上,以纹理(texture)、移动性、物质性和具身性为核心概念。既有议题主要聚焦于数字媒介与后人类媒介空间性,数字媒介表征和算法逻辑支配下的混合空间政治,以及移动媒介带来的混合空间体验。论文借用“第三空间”概念,将其作为媒介与传播地理学超越原有二元论的潜在方向,并认为物质性和具身性构成了媒介与空间的本体论联结之处,促进国内跨学科的“媒介—空间”理论建构,为媒介城市发展与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地图是地理学的基本语言,也是空间分析必不可少的工具。但长期以来,地图一直被视为一种客观中立的科学成果。受批判地理学的启发,批判制图学/GIS应运而生,其目标是阐明制图实践中所嵌入的话语、权力关系,挑战地图表征中未经检验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假设。经历40余年的争论与磨合,这一研究领域初现轮廓,批判制图学/GIS大致形成2个研究方向：解构路径主要从制图主体身份和地图知识生产过程2个方面出发,分别剖析制图术与国家治理密不可分的联系及其内在的权力作用机制;建构路径主要借助协作制图和反制图手段以实现地图数据的再生产。国内批判制图学/GIS研究刚刚起步,需要继续吸收批判地理学成果,开展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地图的解构研究,也需要加强建构路径与解构路径的深度弥合,并面向公众开展更加开放、公正的地图应用研究,将研究成果积极应用于社会实践。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博弈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将是地缘破碎带的多发区域,面临巨大的地缘风险。论文通过追溯地缘破碎带概念的起源,梳理地缘破碎带的相关研究进展,提出未来中国地缘破碎带的研究方向。20世纪初,地缘破碎带的概念被学者从地质学引入地缘政治研究领域,用以分析和解释地理环境对冲突的影响;地缘破碎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阐释其基本特征,分析地缘破碎带的分布与演化,探索地缘破碎带的整合路径等内容,研究方法多以定性分析和描述为主,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剧变时期和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未来中国地缘破碎带研究需要重点关注：① 以构建地缘破碎带理论分析框架为基础,结合地理大数据等分析方法,加强地缘破碎带的可视化、量化和模拟研究;② 加强中国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地缘破碎带的演变过程及驱动机制研究,识别和评估地缘破碎带面临的地缘风险;③ 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探索地缘破碎带的整合路径。
城市滨水空间转型发展是促进城市空间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方式,已成为当前国际城市更新与再开发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也大量涌现,有必要进行归纳和总结。论文以Web of Science和Science Direct数据库1988—2020年间相关文章为分析对象,从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的过程、模式、动因与机制、效应等方面对其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进行了归纳分析。结果表明,国外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研究多采用定性方法对案例地开展描述性分析,研究主题从关注实践需求转向探讨深层次学术问题并逐渐多元化,研究视角越发强调人本主义和公平理念。最后,结合国外研究经验和中国实际指出：未来中国应转变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重视不同区域多案例的对比研究,再现城市滨水空间转型的过程,模拟城市滨水空间转型的机制,全面评估城市滨水空间转型的效应,以优化和完善中国城市滨水空间的研究体系。
自2011年中欧班列开行以来,随着其国内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可以发现,中欧班列相关文献数量年均增长约70%,但发表在影响力较高期刊的文献占比还相对较低。从地理视角看,中国学者对中欧班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一是测算班列具有竞争优势的区域范围,二是分析班列开行地区间的竞争博弈,三是优化班列运输网络的空间布局,四是分析班列的区域影响及其差异性。目前存在的短板主要包括：理论研究尚未紧跟实践,对整体改革的研究仍较缺乏,研究地域有待拓展等。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快推进理论构建,多出系统性、针对性对策建议,在更大空间尺度内深耕细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