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升级、协同发展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战略对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提出更高要求。论文基于2000—2013年京津冀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法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京津冀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全部制造业总体格局相对稳定,高值区集聚于京津唐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区域联动发展势头明显;技术密集型产业则日趋集中于少数区县,且与周边区县空间自相关程度整体弱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区县邻近扩张与疏散转移发展交替出现。区域联动发展促进各地制造业均衡增长,缩小了区域制造业发展差距。② 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呈现出明显专业化地域分工趋势。劳动密集型产业日益向中心城市城区外围及中南部县区集中扩散;资本密集型产业集聚于环渤海西岸产业带,京津冀外围地区产业产值大幅度增加;技术密集型产业扎堆于京津高科技产业带。③ 3类制造业的关键驱动因素有所差异。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受投资和交通可达性影响;资本密集型产业对本地市场规模和投资依赖性强,受交通可达性影响弱;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受制于交通可达性与工资水平。3类制造业均明显受到地方财政支出作用影响。研究可为城市群先进制造业产业空间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房地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行业,从微观视角解析房地产企业空间格局与区位选择因素对指导中国城市房地产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论文基于杭州市房地产业工商企业登记数据,采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K函数、最近邻层次聚类等空间点模式方法以及地理探测器模型,系统分析了杭州市房地产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杭州市房地产业及其子行业企业分布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不同类型房地产行业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呈现出“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其他房地产业”的规律特征;② 杭州市房地产业及其子行业企业的空间集聚强度均呈现出“先增后减”的空间尺度分异特征,但不同类型房地产业企业的空间集聚强度和集聚尺度却存在差异;③ 杭州市房地产企业分布的热点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沿西湖或钱塘江南部周围区域,但不同类型房地产业企业的热点集聚区分布等级和规模数量却有所差异;④ 地理探测器分析表明,集聚因素、区位因素和交通因素是影响杭州市房地产企业区位选择的有效因素。
为深入探究高铁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散间的关系,论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基于2002—2017年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高铁运营数据和城市经济数据,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静态视角和动态双重差分模型的动态视角考察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的空间集聚效应。结果表明：① 高铁效应与城市高铁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受时空压缩和客运组织的综合影响。对生产性服务业而言,静态层面上,高铁显著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沿线城市集聚;动态层面上,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效应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和滞后性,且作用强度随高铁网络化逐年增强。② 高铁影响下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空间组织趋于差异化,其中研发设计业为“高显著促进型”产业,信息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中显著促进型”产业,运输服务业、节能与环保服务业、生产性租赁服务与商务服务业为“高显著抑制型”产业,高铁对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业影响不显著。③ 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动态效应具有显著行业异质性和阶段性,这一阶段性特征与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的动态效应保持相对一致;具有相同静态特征的产业在高铁影响下表现出相同的动态空间特征。
基于多元视角下的居民城际出行网络空间结构测度可以较为全面地刻画出城市间的复杂联系特征。论文利用春运期间腾讯迁徙平台中的人口流动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以及转变中心性和转变控制力等指标,对比分析了航空、铁路和公路3种交通方式下的中国居民城际出行网络结构特征。结果表明：3种出行方式下,航空联系的线路最少,平均出行距离最长;铁路出行人数最多,其次是公路,航空最少。最大优势流中,北京和上海在国内航空出行联系中起着最重要的控制作用,其次是成都和重庆;铁路出行中,北京和成都占据绝对优势;公路多表现为省级行政中心与周边城市的关联。根据转变中心性和转变控制力划分城市类型,在航空和铁路出行网络中,高中心性—高控制力城市较多;公路出行网络中以高中心性—低控制力城市为主。不同出行方式下的城市聚类得到的网络集群“社区”数量有一定差异,航空、铁路和公路出行依次聚类为7、8和10个“社区”。不同类型出行方式透视的城市网络特征存在较明显的差异：航空出行的城际人口流体现出以全国性枢纽城市为核心分布的核心—边缘结构;铁路表现出以国家铁路大动脉沿线城市为核心,向腹地城市逐渐递减的核心—边缘结构;公路出行的城际人口流则表现为与人口规模匹配的局域强聚集的空间格局。
为解决高密度城市公园绿地供需不平衡的问题,论文提出了一套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模型,并以上海市黄浦区为例,对其现有公园绿地进行步行条件下的空间可达性分析。首先从网络爬取研究范围内居住小区POI信息,将其聚合在边长100 m的正六边形蜂窝网内,计算得到每个人口单元的人数及人口密度,并利用百度地图API路径规划接口爬取各供给点和需求点间基于实时路况的出行时间;其次,以黄浦区2019年底已建公园绿地为例,从居住区人口需求、可达性分级、冷热点和盲区分析4个方面对其供需配置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黄浦区公园绿地可达性水平整体北高南低,和人口密度分布呈负相关,存在供需错位问题,且仍有9.16%的显性盲区和16.5%的隐性盲区亟待消除。研究结果为进一步优化绿地空间布局和选址提供指导依据;最后从适度增量、盘活存量、社区共治3个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黄浦区绿化“十四五”规划提供理论支持。
梳理产业选择与培育的经验,分析产业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对于促进生态移民区的乡村产业振兴、农户生计恢复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中国最大单体移民迁入区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为研究区,针对4大乡村产业各选1个样本村,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半结构访谈法获取数据,在比较不同产业投入产出效益的基础上,探究不同产业发展对移民生计产出、生计资本及生计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红寺堡区的乡村产业已呈现出由传统粗放型向高效集约型转型的特征,但产业链短、抵御市场风险和灾害能力偏低的问题仍然突出;② 乡村产业发展对农户收入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但影响程度与产业类型、农户参与度密切相关,已完成产业转型的农户的生计资本总量远高于其他农户,生计资本结构存在明显差异;③ 不同产业村的农户优势生计模式差异明显,产业发展对农户生计的支撑力度仍有待提高。乡村振兴背景下,亟待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引导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产业有机衔接,推动农户深度融入乡村产业链并长效受益,全面释放乡村产业多元化的功能;同时,继续对存在产业转型困难的农户,通过资金扶持、技术培训、托管代养等不同形式开展针对帮扶,帮助其建立可持续生计体系。
研究新城市贫困空间居住满意度,对深入认识城市贫困群体生活状况,提升居住质量,完善居住区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西安市主城区典型老旧企业社区为例,基于1010份问卷数据,构建居住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居民居住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引入重要性—绩效理论(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甄别企业社区改造重点与次序,指出老旧小区提升建议。结果表明：① 企业社区居住满意度整体“一般”,在李克特五分制量表下均值为3.21;② 居住满意度受居住环境、住房条件及配套设施3个方面影响,与居民搬离意愿呈显著负相关;③ 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的居住满意度在年龄、文化程度、户籍、职业、个人收入、居住时长、住宅产权以及企业运营状况等变量作用下差异显著;④ 企业社区改造亟需优先关注社区休憩活动场所、卫生清洁、适老化医疗护理设施、物业服务、公共服务设施等要素,进而改善居住条件,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与凝聚力。文章提出从创新管理模式、改善居住环境、改造住房条件以及建设配套设施等4个方面实施未来老旧小区改造建议。
西藏作为大尺度景观区域,旅游资源分布、景观格局、交通线路等具有遍在性和分散化特征,加之地形、海拔、气候等自然条件差异性和多变性,使入藏旅游流特征与其他类型地区截然不同,团队游、自助游的细分差异尤为显著。论文采集热门旅游网站入藏团队游和自助游线路数据,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探讨入藏旅游流的网络结构特征与组织模式,为西藏区域旅游优化组织提供理论借鉴。研究发现：入藏旅游流总体集聚、层级分化,节点联系总体不紧密,核心—边缘结构明显,其中团队游对枢纽节点和交通的依赖性较强,自助游覆盖地域较大、分布相对均衡;团队游和自助游旅行模式分别呈现为“环游式”和“周游式”,网络紧凑板块的“跨行政区”现象突出,受控于交通干线的程度较深;入藏团队游和自助游旅游流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地形、海拔、交通、旅游资源分布以及消费能力等多方面的交叉影响,是不同旅游动机下个体和群体面向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空间决策结果,进而影响西藏旅游交通布局、旅游产品组合、区域旅游协作等。研究结果对于认知入藏团队游和自助游游客的流动模式和移动规律具有参考意义,可以为西藏旅游线路优化设计、旅游地协同规划提供指引。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美地缘关系进入大博弈时代。经济权力竞争成为中美博弈的战略重点,然而其地域空间变化规律鲜有论及。为此,论文基于非对称依赖和均势理论,构建投资权力和贸易权力的脆弱性—敏感性模型,动态揭示中美两国经济权力的空间变化规律及其趋势。研究发现：① 中美两国经济权力空间由美国雄踞全球逐渐演变为两国东西半球平分秋色的格局。② 中美经济权力的空间均势区范围不断缩小,两国经济权力竞争重点区域由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向欧洲、南美洲转移。③ 中美经济权力空间变化具有多样性,呈现稳定的空间粘性、动态的空间摇摆性耦合特征,形成恒稳区、介稳区、平衡区和跳动区等类型。④ 中美对外投资和贸易权力的国际依赖性程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同配性和一定的空间异配性,都以经济双低依赖型为主,同时形成投资导向型、贸易导向性依赖等多样类型。⑤ 中美经济权力均势区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形成边缘孤立型、能源禀赋型、经济发达型、战略通道型4种类型,其中战略通道型地区是两国政治权力博弈的焦点和重点。
气候变暖降低了霜冻发生的频率,但生长季延长使植被更容易暴露在霜冻中。同时,植被物候和光合初级生产力的变化导致植被变绿速率发生改变。大兴安岭是中国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和最早做出响应的地区之一,该区域霜冻对不同植被变绿速率的影响还未得到充分研究。论文使用NOAA气候数据记录归一化植被指数数据,分析了1982—2019年大兴安岭地区植被变绿速率的时空变化特征。以霜冻天数和霜冻强度为指标,探讨从春季开始到植被生长季旺季开始的时间段内霜冻对植被变绿速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霜冻天数与强度均呈下降趋势,平均下降速率分别为-0.24 ± 0.07 d/a和-0.036 ± 0.015 ℃/(d·a)。霜冻天数的减少和霜冻强度的减弱加速了森林生态系统的植被变绿速率,却也同时减缓了草原生态系统的植被变绿速率。不同生态分区的植被变绿速率对霜冻响应不同,大兴安岭北段山地落叶针叶林区和北段西侧森林草原区的植被变绿速率与霜冻天数的偏相关系数分别为-0.42(P<0.05)和-0.48(P<0.01),与霜冻强度的偏相关系数分别为-0.49(P<0.01)和-0.36(P<0.05),霜冻对植被变绿速率的影响显著。研究突出了霜冻对植被变绿速率的影响,结果可为理解区域植被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提供有用参考。
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城市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体城市本身的规模属性,而是越来越取决于城市参与分工协作的地位以及多尺度空间的功能联系,尤其表现在城市网络化、集群化的竞合态势,而城市群已经成为该背景下具有全球意义的空间组合模式。在系统梳理了中西方城市功能地域概念的内在关联基础上,论文认为,中国的城市群概念具有尺度伸缩性,与西方的巨型城市区域、巨型都市区和巨型区域概念是最为接近的。在空间内涵上看,城市群是2个以上城市体系组成的巨型城市地域,是兼具形态连续性和功能内聚力的城市系统,是全球化与本地化显著交互作用的大型经济单元,是当今时代城市与区域分工协作的一种尺度修复。基于此,城市群发育的基本条件主要包括良好的资源环境综合承载能力、大都市区与多个城市系统、地理空间上的邻近性与紧凑性、发达和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深入协调的功能分工与经济联系以及相对一致的社会网络和文化认同。未来,中国城市群研究应更加兼顾形态和功能维度的统一,尤其注重从关系地理与城市网络视角探索城市群的空间集聚效应及其演化规律。
针对中国城市转型的空间实践困境,迫切需要用空间权力的理论范式和空间正义的价值思维去反思、重构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及其空间治理。城市政治地理学是以政治地理学的空间权力思维为学科基础,论文借鉴城市政治学和城市社会学对“城市政治”和“城市权力”开展研究,拓展了城市空间的政治属性。然后,基于中国国情与城市实践,从现实层面阐释了中国城市政治地理学的“政治”意涵、“空间”表达与价值取向。最后,以“问题驱动”为导向,落脚于现实层面,提出应关注的5个重要优先议题：城市空间协调博弈原理、城市制度安排的空间公平研究、基于价值的城市生活空间研究、基于权力的城市生产空间研究及基于责任的城市生态空间研究。
沿海地区是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区域,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该地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灾害风险日益加大,已严重制约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论文立足气候变化背景,探讨沿海地区灾害风险变化的新特点,认为：当前极端天气气候灾害的发生仍具较大的不确实性,气候与灾害在时空尺度上呈现多样性变化特征,各气象灾害风险存在较大差异性,灾害系统构成要素也更加复杂。鉴于气候变化给沿海地区灾害风险研究带来新的挑战,文章提出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沿海地区灾害风险系统的构建应关注灾害的时空尺度变化、多灾种灾害的协同效应、城市化与气候变化,并构建了基于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灾害风险系统框架。最后,为提升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沿海地区灾害风险应对能力建设,提出以下建议：注重灾害防御系统的多样化、注重灾害防御系统的稳健性、实现多灾种灾害信息的共享、强化承灾主体的自恢复能力、加强灾害风险分担与转移能力建设、逐步适应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极端天气与自然灾害。
城乡关系历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关系及党和政府关注的重大问题。为探究城乡关系及其治理逻辑,论文借助CiteSpace软件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的研究热点,结合时代背景解读城乡关系的演变历程,进而揭示城乡关系的脉络特征与治理变革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的演变经历了4个阶段,形成了“城乡关系向好发展—城乡关系再度失衡—城乡关系调整完善—城乡关系一体化发展”的演变脉络;折射出“打破城乡分割”“偏向城市领域”“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治理逻辑;十九大以来,城乡关系向着城乡融合的方向发展,迈向城乡共治是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治理趋势。最后,文章从废除城乡二元体制、建立新的配套体制机制,打破学科界限、融合跨学科知识和实践交叉应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有机结合等方面对城乡融合发展与城乡共治进行了研究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