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圈建设是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的关键内容之一,生活圈内服务设施配置是做好生活圈规划的首要基础,居民生活圈与服务设施的空间匹配关系也是地理学“人地关系”在城市社区尺度的重要体现。学术界对生活圈与服务设施的匹配关系已有研究,但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数据,该类数据存在样本量少、地域覆盖范围小等不足。论文将采用手机信令数据和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等大数据,以北京为例,测定居民生活圈范围和服务设施可达性,并分析两者间的空间匹配关系及其地域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 居民生活圈呈现多中心结构,其半径由市中心和新城中心至非中心地区递增;服务设施可达性则呈现圈层结构,其水平则由市中心至郊区递减。② 设施可达性水平与生活圈半径的匹配关系整体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即综合设施可达性水平越高则居民生活圈半径越小。③ 空间匹配模式呈现明显地理分异特征,在中心城区、新城中心,服务设施可达性水平与生活圈半径以“高—低”空间匹配关系为主,但中心城区和新城的边缘地区则以“低—低”“低—高”空间匹配关系为主。④ 不同类型设施之间也存在差异,文体和休闲设施的可达性水平与生活圈范围的空间匹配度显著偏低。研究结论可为完善生活圈理论研究提供新实证案例,并可为生活圈空间规划提供决策参考。
有关单位制度与生活圈的讨论多数集中在具有较长计划经济历史与较强国有经济色彩的城市,但是实际上一些新兴城市也存在单位制度实践或类似制度实践。以深圳为例,论文在分析了深圳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单位制度力量后,选取7个具有单位社区特征的社区,对比商品房社区与城中村社区,从空间行为和社会关系等维度描绘了这些社区居民生活圈的特征差异。结果表明：单位制度在这些社区中的空间与社会实践过程存在显著差异,形成了传统单位与类单位社区的生活圈结构与模式。相比于单位社区,类单位社区生活圈具有职住接近、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社区共同体意识强等传统单位社区特征的同时,也因居民对单位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居民能够充分利用城市各项设施,满足多样化城市生活需求。研究认为应该鼓励发展多种类型的类单位社区,支持各类企业单位或社区开发商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完善社区生活圈的建构机制。
随着上海市社会阶层分化与居住空间分异日益明显,不同住宅区的复杂背景和多元属性塑造了多样化的生活空间,折射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论文选取253个典型住宅区作为研究样本,利用以手机信令数据为主、问卷调查数据为辅的研究方法,探究上海市典型住宅区的生活空间的结构模式。分析得出典型住宅区生活性活动的范围和边界、主要集聚区和通道。范围和边界主要通过活动的核心区域和稳定区域加以描述,主要集聚区主要为城市的主中心、住宅区最近的副中心及住宅区近距离圈层;通道则为轨道交通线路。根据其特征进行分类和总结,共划分出4个大类、15个小类的住宅区生活空间结构模式。探究典型住宅区的生活空间的结构,对生活圈建设、城市中心体系规划、交通设施建设等规划政策的制定具有现实意义。
新时期人本导向的社区生活圈规划转型关注居民的日常活动对社区空间的利用情况,从而反映出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需求。但目前研究较少关注不同类型居民的差异化时空行为特征,不能有效应对社区居民的差异化需求。论文结合行为地理学的理论,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基于居民出行活动的频率和密度测度其核心活动空间和弹性活动空间,分析不同类型人群日常活动特征。以南京市沙洲和南苑街道为例,划定不同社区中,青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群体的日常活动空间,并从日常活动范围和活力的视角分析居民对社区空间利用的基本特征及群体间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的日常活动空间表现出层次性、共享性和方向性,且不同年龄群体的日常活动空间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利用相关性检验分析不同群体社区活力的影响因素,提出考虑不同群体活动空间和设施需求的公共服务设施差异化供给策略。研究有助于完善基于居民时空间行为测度社区日常活动空间的方法,丰富对社区居民差异化行为需求的认知。实证研究的结论对基于居民差异化空间和设施需求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家庭企划是个体日常生活的重要情境,其实现依赖于家庭成员的分工和组合,同时受到时空制约与时空资源的影响。以往日常活动与交通出行研究多以家庭属性作为个体行为背景,基于个体的时间利用与活动参与进行性别差异研究,对家庭成员联合行为与分工的研究相对不足。论文借助时间地理学中企划情境的概念,从家庭企划的视角对北京上地—清河地区3个典型案例家庭中所有成员一周时空路径进行解读,深入分析在不同制约与资源下,家庭成员的日常活动和出行的分工与组合,从企划的视角深化对个体时空行为模式的理解。研究发现,家长就业状况及职住空间关系、孩子年龄、是否与父母同住、私家车拥有和使用情况等对家庭企划的实现过程有重要影响,呈现出不同的分工与组合模式。在家庭企划实现过程中,制约与资源的动态转化体现了家庭地方秩序的构建与重构,有助于理解家庭成员日常活动的惯常性与偶然性。总之,家庭企划视角的引入有助于精准了解居民行为需求和制约机制、提供精细化的规划与管理服务。
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社会服务最基本的承载体,公共服务设施分配的公平与否,事关城市健康发展和社会公正运行。目前由于城市微观尺度人口数据的缺失,鲜有研究将供给侧(公共服务设施)与需求侧(人口)统一起来。鉴于此,论文以互联网地图API为支撑,建立了5 min、10 min、15 min三个层级的社区生活圈,并模拟了高分辨率、高精度的人口分布图,对案例城市兰州市的公共服务设施与人口的匹配关系进行了详细评估。研究发现： ① 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与人口的匹配关系差异较大,但均表现为区级中心匹配状况较好,城市边缘区域漏配较多;② 兰州市大部分公共服务设施与人口匹配关系两极分化性较强,即高配型与漏配型生活圈数量较多,适配型与低配型生活圈数量相对较少;③ 从中、高匹配度的生活圈的比例来看,各级出行类、就餐类、娱乐类、医疗类设施(10 min生活圈对应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除外)的覆盖范围最广,各级养老类设施和基层文化设施的配置严重不足,其他设施介于两者之间。对于暴露出的问题需要查漏补缺,研究认为,当前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的重点在于解决养老类设施普及性低和城市边缘区各类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不足的问题。
论文基于技术关联性与技术复杂性划分出4类区域产业演化路径,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集成不同类型新产业识别方法,在分析中国出口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不同地区产业演化路径存在的差异及变化趋势。研究发现：① 中国出口产业经历了空间分散化过程。2000—2016年中国出口产业首先由粤闽地区向长三角核心城市和山东省等地转移,再向长三角外围城市、中西部省会城市和江西省等地转移。② 中国区域产业演化以路径依赖型为主,但发达地区有更强路径突破性。2000—2016年路径依赖型新产业占新产业总数的70%左右,路径突破型新产业占30%左右。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和中西部省会城市产业演化更具路径突破性,中西部普通地级市更具路径依赖性。③ 不论是路径依赖型产业分化还是路径突破型产业创生,新产业不必然具有更高技术复杂度。在路径依赖型新产业中,约一半的技术复杂度高于其在位母产业。在路径突破型新产业中,约2/3的技术复杂度高于城市平均水平。④ 不同地区产业演化路径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发达地区发展出更多路径突破型新产业,并且新产业技术复杂度高于城市平均水平;中西部普通地级市多充分利用现有知识与技术发展技术复杂度更低的新产业。从变化趋势来看,东部沿海地区路径突破且技术复杂度提高型新产业逐步增多,中西部普通地级市路径依赖且技术复杂度降低型新产业一直占有较高比重。因此,中国政府亟需制定政策推动中西部普通地级市产业发展的路径突破。
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制造业尤其是“世界加工厂”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链生态空间产生了较大影响,高质量的市场需求、弹性生产模式等冲击了珠三角传统生产模式。大规模生产企业的倒闭,影响了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之间的联系。论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下的复杂网络视角,利用2008年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与2013年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库,在镇街空间尺度上科学构建了广东省制造业行业空间网络,对珠三角5大主导行业组团的内外联系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珠三角地区镇街尺度上产业空间演化模式,最后以佛山市北滘镇为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珠三角在行业空间网络上体现为主导行业组团内部产业关联度增加、主导行业组团之间的产业关联度降低,反映出为增强地区韧性、适应全球市场的新需求,地区开始跳出本地配套支撑,融入外部生产市场,从相对初级、多元化的分散化发展演化为高端、专业化的集中式发展的产业空间生态模式。未来,珠三角亟需转型,为更快速响应全球市场,建议地区不止于为发达国家提供加工制造,应做强本地特色化的生产品牌,构建本地的完整产业链条,以谋求可持续化的产业发展。
快速发展的高铁网络对区域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而高铁发展对具有不同属性的城市对间联系的影响机制仍亟需探讨。论文选取南京市2000—2019年全行业的企业对外横向投资联系数据,测度以南京市为核心的城市间经济联系变化,在揭示城市对间联系格局的基础上,定量识别和分析了高铁因素对不同属性城市对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① 南京市与全国不同城市间的联系强度呈现出明显的层级性、区域性分布和门户性特征;② 城市对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和交通联系强度是城市对间联系强度的关键影响因素,高铁的发展加强了城市对间的联系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间联系地理格局的极化现象;③ 高铁因素对不同类型的城市对产生的影响程度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时间距离短、政策指导合作度高、较大GDP差异、较小创新能力差异的城市对类型更容易受益于高铁的发展。根据研究结论,可以对具体城市参与城市网络建构、点对点发展城市间联系进行一定的干预和导向,在高铁的影响下进一步有指向性地带动城市间要素流动。
健康社区建设是后疫情时代的重要趋势,在促进居民健康状况方面,只有针对各类生活方式进行组合干预才能将个体患病风险降到最低并保证居民身心的全面健康。论文选取了北京22个典型社区,利用2019年北京城市体检问卷调查数据构建了社区居民健康生活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社区生活圈内的建成环境空间数据,借助多层线性模型考察了社区建成环境对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居民生活方式健康度差异的6.93%可以被社区之间的差异解释;在社区边界500 m搜索口径内,城市功能混合度较低、公共交通系统较发达、公园邻近度较高的建成环境更有利于居民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从社区类型上看,政策性住房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健康度显著低于其他类型社区。研究从促进社区居民形成健康生活方式的角度,为健康社区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地可达性
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出行,尤其是小汽车通勤出行的影响是交通需求预测的基础性命题,长期受到关注。已有研究大多以单次出行作为研究对象,较少关注出行链影响下的出行协同决策问题。论文基于2017年广州市居民活动日志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检验了出行链视角下城市建成环境对工作日选择小汽车通勤出行的影响。研究发现,出行链中的非通勤出行与职住地建成环境存在交互作用关系,共同影响居民小汽车通勤出行方式选择。一方面,非通勤出行的时间顺序(到达就业地前的前项出行还是离开就业地后的后项出行)会影响职住地建成环境对小汽车通勤出行方式选择的作用关系;另一方面,非通勤出行目的地的建成环境要素会调节职住地建成环境与小汽车出行方式选择的关系。研究结论可为个体交通行为预测和基于个体模型的交通需求预测提供新的思路。
论文利用1961—2017年北疆地区37个观测站的逐日气温资料以及高程数据,选取了3类(冷指数、暖指数和极值指数)15项极端气温指数,采用相关分析和灰色关联度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了地理因子在北疆极端气温趋势变化中的作用。结果表明：① 北疆地区气候变暖显著,极端气温冷指数呈非常显著的下降趋势,暖指数及极值指数呈显著或非常显著的上升趋势;气候变暖主要体现为极端冷事件频次降低、夜间温度以及极端低温升高,具有白天和夜间变化的不对称性以及低温和高温变化的不平衡性等特征。② 极端气温指数在北疆中部盆地地区上升(下降)趋势最强,在北疆北部及南部山区地带,上升(下降)趋势相对较小。地形分布对气候趋势的影响程度暖指数大于冷指数,海拔高度对极端气温事件的出现频次有较大影响。③ 极端气温指数趋势的经向分布是其空间分布的主导模态。北疆地区极端气温指数趋势性变化北部大于南部、西部大于东部,南北趋势性变化差异最大处位于北疆中部地区。极端气温指数趋势性变化的南北差异与海拔高度呈负相关,在山地地区,纬度对于极端气温指数的气候趋势影响较小,而在盆地地区,纬度为影响极端气温指数气候趋势的重要因子。经向上,除炎热夜数增加趋势与海拔高度的相关性较低外,北疆东部极端气温指数的趋势性变化与海拔高度相关性高于北疆西部。④ 地理因子对极端气温指数的趋势变化具有显著的影响(灰色关联度均大于0.6,为高度关联),影响程度暖指数大于冷指数。地理因子对冷指数的影响在山地、丘陵地区较强,而对暖指数的影响主要为地势较为平缓的丘陵和盆地地区。
为研究城市化对城市河道的影响,论文选择处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典型高度城市化流域布吉河流域为研究区,基于1988—2015年10期Landsat系列遥感影像、2003—2017年9期Google Earth高分辨率遥感影像、2019年深圳市水系图以及1980年以来的河道整治相关文献,应用RS和GIS技术,构建城市河道演变特征参数,探讨了城市化进程中河道时空格局演变规律。结果表明：① 1988—2015年布吉河流域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发生剧烈变化,流域城市化率由24.55%增至61.78%,城市化总体上表现出“先快后慢”“下游向上游”“河道两岸向周边”的时空发展特征。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布吉河整治经历了“整治前―防洪措施―防洪与生态措施―清淤措施”4个阶段。② 河道时空格局特征受城市化影响,人口和GDP的发展对河道时空格局的演变具有驱动作用。不同地点不同城市化进程对城市河道影响不同,城市化对布吉河干支流河道影响程度存在差异。③ 整体上,2003—2017年布吉河地表河道比例、地表河道弯曲系数、河面率分别减少了19.06%、9.63%、1.79%,各参数与城市化均呈负相关;河床硬化率增长了6.47%,与城市化呈正相关。该研究可为中国城市化地区河道保护及防洪减灾提供参考与理论支撑。
自然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针对近年来庐山自然保护区森林生物多样性进行调查,了解保护区内植被的分布及其变化,对于保护庐山境内的林业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利用2015—2018年Proba-V卫星100 m分辨率5 d植被指数产品,使用最大值合成法、Hants时间序列谐波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平滑降噪处理,并采用随机森林算法进行分类,同时对庐山林地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15—2018年庐山林地随机森林分类的总体精度分别为85.00%、84.25%、84.75%、85.25%,Kappa系数分别为0.80、0.79、0.81、0.80。分类结果与LC-CCI、Globcover、Globeland30、MODIS等植被覆盖分类产品的对比分析表明,基于时序NDVI产品的随机森林分类器在空间分辨率和制图精度上都取得了较好的分类效果和较高的分类精度。② 庐山自然保护区内针叶林、阔叶林分布较为集中,混交林与竹林零散分布,其中,针叶林的分布面积最大,占比39.36%;竹林的分布面积最小,占比为14.63%。③ 2015—2018年间,庐山林地类型分布变化不大,阔叶林、针叶林、混交林变化率均低于10%,阔叶林变化最小,竹林由于受到人类活动影响,4 a间变化幅度波动较大。
城市网络研究已成为国际上城市研究的前沿学术领域并渐成热点,外部性作为城市网络的本质属性,对城市网络的演化及城市与区域的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从集聚外部性与网络外部性比较的视角切入,重点对城市网络外部性形成机理、效用和测度方法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评述。其中,协同效应、整合效应和规模借用被认为是城市网络外部性形成的重要原因。而城市网络外部性的效用研究较多集中在2个方面：一是关注要素流动对知识扩散和创新的促进作用,二是关注城市网络对竞争力提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已有文献来看,城市网络外部性测度研究主要涉及识别和估算2种类型,包括3种常用方法：关联分析、回归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未来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包括城市网络的外部性理论认识、外部性量度方法以及经验研究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