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便利化是“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关键环节,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论文从贸易便利化入手,基于已有文献回顾,构建包含29个指标的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分析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态势和空间格局,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① 2013—2017年,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蒙俄、中亚、中东欧、西亚增长较明显;② 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东西高、中间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空间差异呈缩小态势;③ 二级指标与贸易便利化总指标的发展态势相对一致,电子商务、市场准入、海关环境、口岸设施等增长态势较明显;④ 综合发展高水平型、综合发展低水平型是沿线国家主要模式,通关成本与国际合作滞后型、内部贸易环境领先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先型分别成为东南亚、中东欧和中亚部分国家的重要发展模式。
国航、东航和南航三大国有航空公司在中国航空运输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市场竞争格局一直是经济学、管理学以及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议题。论文基于航班时刻表数据,采用市场占有率和市场重叠率等方法,对比分析了2005年和2015年三大航空公司在国内和国际的市场竞争格局及演化特征。研究发现：2005—2015年三大航空公司的市场规模快速扩大,在国内的新增通航机场主要选择中部和西部地区,尤其黑龙江、内蒙古和贵州等是三者新增的主要市场竞争地;三大航空公司在国内市场竞争具有明显的省际差异,分别在各自运营基地具有较大优势,在国内航空运输集中的航段主要表现为两两竞争的格局;国际市场竞争主要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尤其在日本和韩国市场的竞争激烈。
京津冀地区人水关系矛盾突出,分形可以有效描述城镇体系和水系时空演化特征,从而揭示两者演化关系,为城市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理论和经验依据。论文采用分形理论中的网格维数和多分维谱,首先分别刻画了两者的时空演化特征,其次探讨了城镇体系和水系结构之间的时空关系,最后探究了水系结构退化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有：① 1990—2010年,京津冀地区建设用地的网格维数升高、自相似性增强、从集聚向分散转变,意味着建设用地朝着空间填充程度增强、有序、分散的方向发展,而水系反之,证明两者具有不同的时空演化方向;② 21世纪10年代,京津冀的人水关系十分紧张,南水北调虽然缓和了京津冀用水问题,改善了大尺度上的水系结构,但在小尺度上改善有限;③ 越靠近城市中心,建设用地分形形态发育越成熟,结构越有序,越靠近外围越混乱无序;④ 京津冀地区水系退化,由自然和人为两方面因素造成,21世纪以后人为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针对京津冀地区水系退化,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一方面科学规划城市水系,重视低等级水系的保护;另一方面节约集约利用水资源,完善水资源管理机制。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城市发展和水系的非线性关系,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与产业转移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论文基于2010—2015年北京企业对河北亿元以上项目的投资数据,分析历年投资规模、行业特征和区位特征及变化,进一步利用条件Logit回归模型,分别探究北京全行业、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对河北投资区位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2010—2015年,北京企业对河北的投资规模大幅提升,制造业投资占比有所下降,服务业投资占比显著提高,且投资行业类型多样化,呈现升级趋势,对一般性产业的疏解已初步取得成效。② 北京企业对河北各地级市投资额分布的层级分化明显,且在各地级市的市区、县域均有分布,呈现广域散布的特征。③ 2010—2015年,北京企业对河北各地级市的投资区位较为集中,但略趋分散,投资份额有从唐山、承德、廊坊向保定、邯郸转移的趋势,基本形成以唐山、石家庄、保定、张家口为核心承载地的投资格局。④ 产业基础、时间距离、政策环境、创新能力是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征。制造业受时间距离、劳动力成本、政策环境的影响,容易形成企业投资的“区位锁定”和“行业锁定”;服务业较高的企业经济效益克服了劳动力成本的影响,高素质人才更能吸引服务业企业投资。
论文以四川省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人口流出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特征与机制。研究发现,不同于沿海地区,四川省县域城镇化以生活为主导,农民进城的目标以生活与教育为主,而非进城务工。进城人群的主体是劳动力大量流失后剩下的留守人群,进城生活的经济来源相当程度上依赖外出劳动力打工收入的返还。在产业支撑城镇化能力较弱的同时,形成了异地工业化带动本地城镇化的特殊模式。在特殊的人口进城机制影响下,人口流出地区往往呈现特殊的城镇化表现,如人口流出越多,城镇化速度越快,县城可以脱离制造业而繁荣发展,县域城镇人口增速远超过地级市等。基于新的认识,研究对城镇化机制相关认识进行了探讨,并就此类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长期趋势、潜在问题进行了展望。
城市森林在减弱噪声、净化空气、调节城市气温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城市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对国内外大城市的城市森林现状及其时空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可为中国城市森林的建设提供理论借鉴。跨区域城市森林对比研究的主要困难在于城市区域定义的差异导致不同城市之间可比性差。论文利用强度梯度法,基于夜间灯光影像及GlobeLand30地表覆盖产品,提取12个国内外大城市2000年和2010年的城市森林数据,探究其时空变化。结果表明,从现有城市森林量看,城市森林覆盖率及人均城市森林面积在发达国家城市中普遍偏高,而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城市中非常低,例如纽约的人均城市森林面积高达316.5 m 2,而上海、新德里和雅加达则低于2 m 2。从时间变化看,2000—2010年城市森林面积增长率在发达国家城市中均小于70%,而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城市超过了100%。城市森林增加的最主要来源是城市面积扩张,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转为硬化地面和城市草地。按照基于缓冲区分析得到的城市森林空间分布格局,这些城市可以分为3类：中心城区高、周边城区低(北京、首尔),中心城区低、周边城区高(广州、东京、圣保罗等),整个城区均低(上海、新德里、雅加达)。最后,基于对比结果为中国城市森林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建议。
洪涝灾害对产业系统造成的经济影响既有直接经济损失也有间接经济损失,而间接经济损失远远高于直接经济损失,研究间接经济损失对灾害风险控制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利用2016年湖北省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数据,从产业关联视角计算不同洪涝淹没水深下的产业部门间接经济损失。研究结果表明：① 随着淹没水深增加,不同产业部门受洪涝灾害冲击引起的直接经济损失与间接经济损失相应增加。② 大部分产业部门由于产业关联关系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高于直接经济损失;当淹没水深较小时,一些资产较密集的产业部门受洪涝灾害冲击较大,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于间接经济损失。③ 全社会总直接经济损失与间接经济损失呈非线性关系,且间接经济损失随着直接经济损失增加而增加;当淹没水深大于2.093 m时,间接经济损失约是直接经济损失的1.15倍。
论文基于CLM 4.5模拟1980—2009年月尺度中亚陆表蒸散发和土壤水分,并和GLDAS、GLEAM数据产品进行对比,结果表明CLM 4.5模拟的蒸散和土壤水分区域平均值和其他产品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从CLM 4.5模拟的陆表蒸散结果分析可知：全年蒸散大部分集中于春夏2季,在5月达到一年的最大值,夏季中亚的蒸散高值区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和东北部、东南部的山地区,对应主要的农田区和林地区,植被蒸腾占主导因素;春季东南部天山山脉和帕米尔高原是蒸散高值区,主要因为该地区春季降水量较大,且积雪开始融化,水量充足,地表蒸散发充分;蒸散低值区主要在西南的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地表覆盖以荒漠为主,植被覆盖较少,降水也较少,导致地面蒸散量较低。模拟的表层土壤水分结果表明：冬季陆面蒸散低,降水大多储存在表层土壤内或者以积雪的形式覆盖在地面上,春季气温升高,积雪融化下渗到土壤中,土壤水分持续增加,4月份达到峰值;夏季蒸散增加,降水减少,土壤水分持续下降,9月份达到最低值;进入秋冬季后蒸散降低,土壤水分呈上升趋势。中亚土壤水分高值区集中在北部和东北部的林地、农田区,以及天山山脉和下游的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区,西南部的荒漠区依然是低值区。一年中,夏季降水较少,由于地面蒸发的作用,土壤水分持续较少,蒸散也随之降低。三者之间相关性很高;冬季降水和土壤之间的相关性较高,尤其是裸地区;在植被覆盖较大的情况下,春季降水和蒸散相关性较高,土壤水分和降水、蒸散之间相关性较低,会出现负相关情况。CLM 4.5模拟的结果为进一步中亚地区的水问题研究奠定基础。
玉米作为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探究其生产潜力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时空变化特征对中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论文结合全球农业生态区模型、极点对称模态分解方法和集对分析方法,探讨了中国玉米生产潜力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及长期变化趋势,进而分析了其空间格局演变过程。结果表明：1960—2010年间,中国玉米生产潜力呈增加趋势,由1960年代的9.10亿t增至2000年代的9.45亿t左右。在年际尺度上,中国玉米生产潜力主要以准3 a和准5 a的周期进行波动;在年代际尺度上,存在准10 a和准20 a的波动周期。其中,准3 a的周期波动是中国玉米生产潜力长时间变化的最主要特征,这主要是受年降水量变化的影响。从空间格局来看,中国玉米生长适宜区主要集中在加格达奇—锡林浩特—临河—西宁—天水—中甸沿线以东;1960—2000年间,玉米生产潜力界线在中国东北部和临河—西宁沿线发生了较为明显的移动。华北平原、辽河平原、四川盆地等地区的玉米单产潜力变化趋势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关中盆地、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地区的玉米单产潜力变化过程与上述地区恰好相反。在这2类地区,玉米单产潜力的变化均较显著,但变化方向在年代际尺度上具有交替性。
水生态空间分类体系是研究水生态空间变化的重要前提。目前,水生态空间分类体系一般都基于特定的研究或者管理目的,没有相对统一的划定标准。因此,这些水生态空间分类体系间的可比性及可操作性就存在一定的局限。鉴于此,论文结合遥感观测技术,基于系统论提出了适用于遥感影像的水生态空间多功能分类体系。该分类体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兼具遥感技术的可操作性和可比性,能为研究水生态空间的面积动态变化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保障。此外,研究还结合生产管理经验和专家咨询等方法,建立了适用于Landsat卫星遥感数据的各类水生态空间的解译标志。最后,以中国为例,运用2015年的Landsat卫星遥感数据,划定了中国各类水生态空间的分布,并得到了不同水生态空间类型所占的面积比,这为进一步研究中国水生态空间的演化规律奠定了坚实基础。
厘清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行为类型以及农户属性、气候变化感知对适应行为的影响机制,对于制定合适的适应政策至关重要。论文将适应行为分为技术性行为、经济性行为和迁移性行为3类,并构建了以气候变化感知为中介变量的“属性-感知-适应”多变量路径分析模型,在对农户属性对适应行为的影响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变量间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① 农户适应气候变化会优先选择技术性行为,其次是经济性行为,选择迁移性行为的农户最少;② 农户属性对适应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③ 根据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将多变量路径分析模型分解为3类：完全中介模型、部分中介模型和无中介模型。通过分析以上3种模型可以发现,农户属性对适应行为既有通过中介变量产生的间接影响,也有不通过中介变量产生的直接影响,说明适应行为的选择并不仅仅依赖于气候变化感知,农户属性对于适应行为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的直接影响因素。最后针对提高农户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传统的产业研究多基于数量结构的分析范式,忽视产业集聚形态层面呈现的规律性。论文尝试基于高德地图POI数据,从微观到宏观尺度分析地理嵌套层级关系,构建企业(firm, F)-集群(cluster, C)-系统(system, S)多尺度结合的FCS产业生态分析框架,基于产业分类标准将城市文化产业POI点分为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体育健身和娱乐休闲5大类,选取济南市城区为案例区,利用500 m蜂巢格网,综合POI点核密度分析、景观产业生态学模型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文化产业点集聚、产业集群景观与产业系统网络关联的特点。研究结论如下：① 通过建立基于POI点数据的文化产业分类体系,利用区位商模型建立从产业点到产业景观的研究手段,拓展文化产业空间研究的新视角;② 济南市文化产业具有连片集中与分散聚集的特点,景观镶嵌体空间形态特征存在区域异质性,不同产业类型彼此交织构成生态网络,系统层面存在耦合关联,其中娱乐休闲业表现出群体数量优势,而广播影视业却扮演着关键物种的角色。相应的发现可为不同层面的产业调控与政策优化提供依据,深化了产业区位分析的理论与方法,拓展了地理微观大数据的应用实践。
城市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地域系统组织形式和研究范式被广泛关注。目前绝大多数城市网络研究都基于正面视角,对城市网络的负面效应、安全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却鲜有提及。论文通过梳理城市网络与区域韧性的相关研究进展,探索性地提出一种基于演化韧性的城市网络韧性概念来探讨城市网络的“负面问题”。城市网络韧性可理解为城市网络系统借助于城市间社会、经济、工程与组织等各领域的协作和互补关系,能够预防、抵御、响应和适应外部急性冲击和慢性压力的影响并从中恢复或转换的能力。基于此概念,结合演化韧性与适应性循环理论,将城市网络视为一个动态演化的复杂适应系统,基于基础设施、组织、经济与社会等4个维度,兼顾适应性与适应能力,尝试性地提出基于韧性特征和韧性过程视角的城市网络韧性综合分析框架,并对城市网络韧性的分析方法、优化方法予以展望,对涉及的若干核心问题展开讨论。研究可为以安全发展为目标的区域规划、区域政策制定和区域组织建立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为各城市节点找准自身角色、有效参与区域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生产-生活-生态”(简称“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是在识别现状空间结构、格局及问题的基础上,对未来空间进行优化布局,实现空间的均衡、可持续性发展,是一种更具综合性的国土空间分区方式,已成为当前学术前沿和国土空间规划亟需解决的实践问题。论文通过文献调研法、对比法和归纳法,系统梳理了“三生”空间概念内涵、识别与优化研究现状。目前,“三生”空间识别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三生”空间形成的内在机理与概念探讨不足,“三生”空间的定量识别方法与技术体系研究有待完善,“三生”空间动态演化及驱动机制、空间冲突诊断和问题分析较为薄弱,“三生”空间优化理论和技术体系尚处于初级阶段。未来,应形成“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质”“量”观,借鉴国际空间规划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三生’空间形成机理与概念界定、定量识别、演化机制挖掘、冲突诊断与问题分析、优化调控与模拟”为主线,系统构建“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的理论与技术体系;同时,重视具有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特征的山区“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
山洪是中国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严重威胁山区人民生命财产与工程建设安全。针对山洪已发展了多种多样的研究手段,但多集中于过去几十年的时间段内。树轮地貌学方法作为研究历史山洪事件的有效手段之一,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利用树轮中的生长干扰信息,可以对山洪事件进行精确定年,重建无记录或少记录地区内山洪发生的频率、大小和空间分布特征等,根据伤疤的高度或应用水力模型则可以定量重建山洪的流量大小。随着树轮地貌学方法和技术的逐渐成熟,研究趋向于探讨山洪的驱动机制、更大空间尺度山洪的规律性等,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是基于树轮的山洪研究工作在国内还未见报道。论文对树轮地貌学应用于山洪研究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回顾,对研究进展进行了简要概述,最后讨论该研究领域的潜力及局限性,以期为在国内进一步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参考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