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生产网络已经成为协调和组织全球生产活动最主要的组织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标志着包容性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也将更快速、深入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内部是否形成了较强的生产网络联系,中国在其中的参与程度又如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议题。论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增加值分解以及网络分析等方法,开展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一带一路”区域内部生产网络联系强度不断提升;② 中国在“一带一路”生产网络价值流动中处于核心和首位地位,且首位优势不断增强;③ 中国获取增加值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东高西低、东南集聚的空间特征,东南亚是中国获取增加值的最主要来源地;④ 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终品中获取增加值效率较低,面临着“低端锁定”的困境,价值捕获能力亟待进一步提升。因此,中国应加大空间整合力度,最大化与“一带一路”区域的生产合作,同时进行由增量到提质的发展方式转型,提升增加值获取效率,为中国经济发展找到新的增长点。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将设施联通作为合作战略重点之一,航空网络作为设施联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提升到新的高度。为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中国国际航空网络的影响,论文选取了2013年和2018年数据,从国际航线、国际航班以及通航城市3个方面分析“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国际航空网络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整体上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国际航空网络的空间格局,仍以东亚、东南亚、美国以及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为主,5 a来其变化主要集中在进一步加深与已有城市的联系;② 从沿线国家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增加了与中国直接通航的沿线国家数量,并提升了沿线国家在中国国际航空网络中的地位;③ 越来越多的境内城市参与到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且航线和航班在北京、上海、广州的聚集程度下降,而其他城市的航线和航班占比逐渐增加。
伴随着2000年“走出去”写入国家战略和2013年“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中国正在不断加快海外港口投资的步伐。论文构建了中国企业海外港口投资案例的数据库,分析了1978年至今中国海外港口投资格局在全球范围的空间演化过程,并从地域结构、参与主体、股权变化等多个方面阐明了中国企业进入海外港口的特征与路径,总结了企业进入海外港口的主要模式,进一步探索了进入模式之间的内在关系,最后基于为什么“走出去”、为什么在这里布局、为什么选择这种模式3个递进的过程探讨了中国海外港口投资的发展机理。研究表明：中国海外港口投资的空间格局经历了零星分布、就近布局、全球扩散、局部集聚和总体稳定5个发展阶段,总体上集中布局于西北欧和地中海航区,投资主体包括大型航运企业、码头运营商和基建企业,海外港口投资的目标从参股转为控股。海外港口进入模式包括基础设施项目承建、港口经营权转让、港口股权收购和码头管理输出4种,进入模式具有交错演化的特点。中国企业进入海外港口的内在动因可以总结为国家经济发展环境、重大对外开放战略、全球航运格局和地理替代性和企业自身发展需求。
以俄罗斯远东联邦区的布拉戈维申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布符)沿边铁路为研究对象,在高速铁路情景下,利用可达性指标测度高铁运行前(普铁)后(高铁)沿线节点的可达性动态变化,探讨该线路升级提速后对沿线各个节点的贡献作用与空间效应。研究表明：未来布符高铁的建设运营使其沿线可达性得到大幅提升,时空收敛获益多,8 h交流圈覆盖全线,可达性最优要素由末端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向线路中间城市(哈巴罗夫斯克)自南向北、继而向首端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自东向西扩散,呈布符铁路首末可达性改善幅度大、部分中间线路可达性改善稍弱的空间特征。可达性的变化加速远东的西南沿边地区空间格局的演变与重塑,布符沿边高铁集散场的空间延拓、袭夺态势加剧;铁路轴带的空间极化加深,呈现新的“核心—边缘”格局;跨城流动性突显,加速空间对接与同城空间发展模式。
论文利用2001—2015年国家(地区)间的知识产权贸易额,通过构建全球和“一带一路”技术贸易网络,从技术供给和技术销售层面刻画了“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及其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① 在“一带一路”内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内部技术进口格局由独联体、中东欧地区主导向东亚地区主导转变,内部技术出口格局由西亚地区“一极主导”向东盟-西亚-东亚“三极主导”格局转变,“一带一路”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非常低下,大量的技术需要从外部进口,但“一带一路”作为技术销售市场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销售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② 在“一带一路”外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外部技术进口格局由东盟向东亚更替,而外部技术出口格局始终由以新加坡为核心的东盟地区主导,“一带一路”在国际技术销售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但其在国际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十分低下;③ 从技术贸易类型上看,内流型国家(地区)占主导,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依赖内部技术贸易来实现技术互补,而高技术贸易额国家(地区)大多都为“两头在外”型,“一带一路”区域技术贸易网络尚未形成。
“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际政策,及时掌握沿线国家的社会发展态势,对确保该倡议的稳步推进与顺利实施至关重要。为此,论文将GDELT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获取了“一带一路”沿线25个国家近5 a的英文新闻全文数据,引入主题模型,结合无监督方法(LDA)与监督方法(Labeled LDA)挖掘新闻数据中蕴含的主题,构建社会稳定度模型,分析各国社会发展态势。研究发现：① 沿线国家社会发展态势不均衡,可划分为4类,即稳定型,如阿曼、越南等;较稳定型,如乌兹别克斯坦、伊朗等;较高风险型,如科威特、约旦、巴基斯坦、缅甸;高风险型,如叙利亚、阿富汗等。② 通过新闻主题时空挖掘,可有效发现热点区域,例如论文发现安集延对中亚地区社会发展与稳定具有重要影响。③ 利用监督主题模型,能够发现乌兹别克斯坦经济产业结构,识别出重大社会事件,发现其社会安全风险及变化趋势。采用论文方法可有效挖掘新闻事件时空变化规律,发现各国潜在风险,支撑对沿线国家社会发展态势的实时动态监控,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辅助决策支持,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建设美丽中国是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抓手。目前,国家已经明确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全面了解当前美丽中国的研究进展对于指导未来的研究方向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有关美丽中国的研究处于探索性阶段,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美丽中国提出的背景与内涵、指标体系探讨和建设路径等方面。其中,美丽中国的内涵及理论基础是目前研究的主体与重点,但依然未形成体系;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和标准;建设路径的研究内容比较空泛,实践操作性不强。在未来的研究中,亟需研究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明确公认的美丽中国定义与内涵,构建理论体系,解决“是什么”的问题;构建可获得、可考核、可落地的差异性、发展型指标体系,解决“建什么”的问题;以及总结地方经验,构建美丽中国建设路径体系,解决“怎么建”的问题。
食物关系国计民生,中国食物系统面临诸多挑战,耕地资源趋减、环境压力临界、农业劳动力流失、消费需求快速转型等对食物系统功能提出更高要求,地理学的综合性和系统性思维为应对这些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视角。尽管食物系统得到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其他国际各方的高度关注,但目前国内对食物系统的研究却严重不足。论文对食物系统的认知进展进行了深入分析,归纳了食物系统的概念认知历程、类型、特征,梳理出食物系统的研究脉络,包括从“概念”存在到“方法”存在、从线性认知到系统认知、从经济活动到食物景观、从现象描述到时空嵌入等,以此凝练出食物系统的核心内涵与认知进展;在科学哲学范式、人地关系范式、空间范式和系统科学范式指导下,论文遵从“格局—结构—过程—机理”由表及里的研究脉络,进一步探讨了食物系统的时空格局、要素结构、演化过程和发展机理,尝试构建了食物系统的地理学研究范式,研究结论旨在为推动食物系统视角基础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植物物候对气候变化的响应非常敏感,是指示全球变化对生态系统影响的重要证据。其中植物花期变化影响植物繁殖与进化,具有重要意义。大量研究表明,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半球植物始花期普遍提前。而关于气候变暖对植物始花期影响的内在机理并没有明确解释。植物激素是植物体内对植物开花等生理活动有显著调控作用的有机物,可对环境刺激作出响应并直接参与调控植物始花期,导致始花期的提前或延后。对植物激素在植物中表达与变化的精确测定有助于了解植物始花期对气候变化响应的内在机理。论文综述了植物激素对植物开花时间的调控作用以及目前植物激素最先进的检测方法,探讨了植物激素及相关代谢产物在植物体内的含量变化对植物始花期的影响;提出通过植物激素研究植物始花期对气候变化响应的激素调控机理,为探索植物物候对气候变化响应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与手段。
城市旅游的发展带动了相关研究的热潮,论文以2008—2017年间中美城市旅游相关的377篇博士论文为对象,分析在城市旅游研究领域中,中美两国的研究结构和研究内容。建立相关的“空间-主题”的城市旅游研究矩阵,借鉴产业结构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近10 a年来,中美城市旅游博士论文的发文量差异不大,而美国论文的学科构成、来源学校高于中国相关研究;在研究结构上,中美两国较为相似,在不同空间尺度上中国研究集中度较高也相对均衡;对于城市旅游6大主题的内容分析,中美两国学者研究成果各有所偏重,但也具有一定相似性。最后,通过中美对比,在研究结构、研究空间、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进行总结和展望。
利用1979—2017年冬半年(从11月至次年3月)站点的日平均风速和ERA-Interim再分析资料,分析了京津冀冬半年区域大风的变化及其环流背景。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共计有556次区域性大风日,风向以偏北风为主(约占90%)。近40 a资料显示：区域性大风日频次在显著减少,线性趋势达-1.77 d·(10 a)-1 (P<0.1);同时大风平均风速也在减弱[-0.07 m·s-1·(10 a)-1,P<0.05]。同期北半球大气环流的异常显示,东亚西风急流强度偏强时大风日频次易偏多;同时,大风日频次的变化与北半球对流层中低层大尺度的环流异常存在明显相关,北大西洋和欧亚大陆存在多个显著异常中心,其中北大西洋地区南北向的偶极子型异常与大风日频次及风速的相关系数均接近0.30(P<0.1)。表明京津冀区域性大风的变化,不仅与东亚地区大气环流有关,还可能受上游地区环流及北半球大尺度环流的影响。这对理解风速逐渐减小的原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海洋经济质量转型之期,基于“认知—评价—建构—优化”理念,界定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内涵,通过中心-引力模型评价分析2000—2014年辽宁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特征,构建了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模型,识别影响其空间特征的相关要素,并根据要素作用程度提出优化建议。研究发现：① 辽宁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呈“核心—圈层”结构,形成以大连为“领头雁”的雁阵式相互继起模式;“钻石型”引力流结构促成辽宁沿海地区集中化连片发展格局;② 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特征主要受空间集聚效应影响,海洋资本、海洋基建和海洋产业结构成为推动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循环引力流的顺流机制,其中海洋产业结构成为影响辽宁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圈层空间集聚效应的关键流;海洋人才成为制约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循环引力流的逆流机制;③ 通过路径作用程度的象限划分,提出强化大连中心地职能,针对腹地城市定位及资源禀赋条件提出调控措施,推进沿海区域协调与一体化进程。
轴-辐伺服网络是一种高效的网络类型,有利于降低要素流动成本,提高效率,并发挥规模效应。选取武汉城市圈内37个城镇作为网络节点,利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计算其1995—2015年空间联系并进行分析,之后根据联系强度分布构建空间联系网络,并运用Python第三方开源软件包Networkx对其轴-辐网络结构及演化进行评价,得到如下结论：① 城市间联系强度逐渐增强,由单极放射状向网状一体化渐次演化,总体联系呈现以武汉主城区为中心的核心—边缘格局。空间联系网络与联系强度同步发育,结构更加致密,同时关键节点的枢纽地位愈发凸显。② 关键轴心城镇与联系通道围绕武汉主城区逐步发育,最终形成覆盖武汉主城区东、北、南三向的多重连接环,构成辐点城镇与轴心城镇进行联系的主要路径。③ 整体网络形成以武汉主城区为一级轴心,部分地级城市主城区为二级轴心,其他城镇为辐点的轴—辐网络结构,形态则呈现点对式网络—初级轴-辐网络—层级轴-辐网络的演化过程,且仍处于继续发育中。
心理健康作为当代城市居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已有研究证实居住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然而,此类研究主要聚焦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对于噪音污染因素考虑不足,未能同时研究居住区环境和噪音污染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论文基于2017年北京市26个居住区居民的健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层Logistic模型,探讨居住区环境(包括建成环境及社会环境)与居民感知的多种来源的噪音污染(包括道路交通噪音、轨道交通噪音、商店餐饮噪音和住房装修噪音)等多种因素与居民心理健康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居住区环境和噪音污染水平均与居民心理健康显著相关。与西方发达国家居住区环境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类似,论文发现居住区医疗设施和休闲娱乐设施可达性、居民邻里关系、居住区满意度等因素与心理健康显著相关;不同的是,论文发现公园可达性、居住区交通噪音等因素与心理健康相关性不显著。此外,本文发现住房装修噪音是影响北京居民心理健康的主要噪音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