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尺度上的地下水位波动是干旱区地下水依赖型植物蒸散消耗地下水的直接证据与指示。White通过分析日尺度地下水位波动与植被蒸散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利用地下水位观测数据来计算植被蒸散速率的方法,简称White法。该方法由于计算简单,所需数据少,在干旱区河岸林蒸散定量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通过系统回顾White法的提出、“四大假设条件”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不足,梳理了近年来对White法不断修订的总体思路,总结了各种形式White法的特点、使用条件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White法进一步改进的方向。当前,结合地表蒸散发的多尺度观测与模拟,White法不仅可以用来估算区域尺度地下水蒸散,而且能够为定量解析干旱区植物的水分利用来源提供验证与参考。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相关研究已成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前沿领域。基于1999-2016年WOS和CNKI数据库中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相关研究主题的文献样本数据,利用Excel、SPSS和CiteSpace软件,通过学科共现分析、文献共被引分析、突现词探测、关键词共现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等,系统梳理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领域的前沿、知识基础、现状热点与发展动态,结果显示：①研究前沿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单一要素逐渐走向多要素综合研究,由单向作用逐步转向系统间和系统外部的相互作用研究;②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土地利用变化、生态系统服务、气候变化、景观格局和生态环境效应等方面已成为近期研究热点;③国内相关研究缺乏在多尺度视角下利用新技术集成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最后,提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基本格局—过程—机理、跨区域的多尺度研究、城市化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生态环境问题形成与优化调控、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展望。
借助 CiteSpace软件,选取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对1992-2016年间中国乡村旅游研究文献分析发现：虽然乡村旅游研究文献众多,但尚未形成紧密的学术团队,学者相互认可度较低;研究机构学术合作网络较为松散。在时间序列上,25年来中国乡村旅游研究可划分为萌芽阶段(1992-1998年)、初步多元化阶段(1999-2005年)、快速多元化阶段(2006-2012年)和深入研究阶段(2013年-)。在研究内容上,政策导向性明显,研究主题紧跟国家政策变化呈现多样性;经济视角是主线,发展对策、模式类研究成果较多;生态理念贯穿始终,学界对乡村生态旅游一直较为重视。整体来说,学科研究呈现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农学等多学科参与的特征;研究价值诉求从以消费者为主逐步转向社区居民,全面人文关怀凸显;最近几年,学者结合现实问题对乡村旅游发展及研究反思增多。今后,从问题出发开展多学科、多技术和多机构合作,对乡村旅游存在的哲学基础和基本理论,产业转型升级及土地利用等现实问题,新型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地社会空间问题以及多样化发展的对策探索等方面的研究将成为重点。
作为替代性旅游和可持续旅游的实现形式,生态旅游从提出就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本文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辑收录的国外生态旅游期刊文章为基础,对筛选出的546篇文献进行综述分析,梳理和归纳相应的研究热点和研究方法,并从生态旅游内涵、利益相关者、客源市场、目的地、影响和评估6方面阐明国外生态旅游的研究进展和主要内容。结果表明：国外生态旅游研究以应用为导向,具有研究区域资源特征明显、研究对象不断扩展、研究内容逐渐深入的特点,并呈现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态势。结合国外的研究经验,本文提出未来中国应就完善生态旅游理论体系、妥善处理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总结生态旅游者行为规律、拓展目的地的研究尺度和管理模式、重视生态旅游的影响研究和优化效果评估方法6方面加强研究,以促使研究体系完善和优化。
交通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是城市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研究重点领域。在中国步入高铁网络时代之际,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1999-2017年期间相关研究文献为基础,首先从文献量年际变化、载文期刊分布、核心作者群、作者单位机构地域分布等方面归纳分析高铁影响下城市空间效应研究进展的总体特征;其次从城市可达性的高铁效应、城市经济发展的高铁效应、区域城市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等4个方面深入系统梳理高铁影响下城市空间效应的研究进展;最后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学科等3个角度展望高铁网络化时代城市地理学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
中国城市群从区域向空间网络的转变,成为城乡统筹发展功能的主体地域单元。基于“交通—产业”的耦合视角,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区域,选取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作为城市群发育的辐射中心,结合空间网络分析、引力模型、多层次空间结构MSS-Tree算法,测度识别京津冀城市群空间结构及现状发育范围。结果发现：①京津冀城市群还不成熟,辐射中心周边的辐射发育区“岛、洞”现象明显,表现为连片分布的大城市阴影区;其中北京市周边缺乏成熟副中心,天津市受到北京极化作用影响,辐射区大幅萎缩;石家庄、唐山辐射区发育不足,需首先加强自身经济建设;②交通、产业辐射发育范围重合度较低,交通的先导作用加速了中小城镇生产要素流失,形成环京津贫困带。据此提出了自下而上整合、由内向外扩展的地区发展策略建议。
小城镇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是城乡规划学和城市地理学的重要理论研究议题,也是科学制定促进小城镇发展政策、实施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关键。学术界普遍认为基础设施缺乏是制约中国小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但支撑这一论断的一手调查研究仍属空白。本文采用全国121个镇的调查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小城镇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度模型,定量分析了中国小城镇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度整体水平及其地域性差异和规模类型差异性,以及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状态。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小城镇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作用,但社会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作用较强,而基础设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相对较弱;②两者之间的关联度存在地域差异,东北地区的小城镇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比其他地区更加紧密;在远离大城市的小城镇,两者之间相互关联度要比距离大城市较近的镇更强;③不同人口规模和功能类型的镇二者相互作用强度也有所不同,人口规模较小和较大的镇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间的联系比人口规模中等的镇更加紧密;商贸主导型镇二者相互关联强度较高,而工业主导型镇较弱;④小城镇的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主要表现为中低发展水平的协调,即低发展水平的基础设施和低发展水平的社会经济状况并存;但高发展水平协调发展较少,且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到特大城市距离适中的镇;距离特大城市较近或者较远都会导致两者之间形成一种低发展水平的协调;⑤在导致低发展水平协调的机制中,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所产生的作用要强于社会经济发展不足所产生的作用,这在东部地区小城镇和大城市近郊小城镇表现得较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指导小城镇规划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从有向多值关系视角,以中原城市群为案例区,对比分析静态网络、百度信息网络、综合交通网络的空间结构,选择经济、文化、行政、时间距离方面的7个因素构建关系回归模型,剖析3个网络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3个网络之间的相关系数表现为：百度信息网络与综合交通网络>百度信息网络与静态网络>综合交通网络与静态网络且其值均高于0.582,表明整体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②在空间结构上,3个网络均表现出以郑州为中心,以京广线和陇海线为发展轴,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许昌构成了骨干网络,并形成辐射与集聚优势共存的中心片区;在中心片区之外,3个网络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特征。网络节点的辐射与集聚能力在百度信息与综合交通网络中均是正相关,而在静态网络中则是负相关;③关系回归模型的7个因素均对3个网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企业合作、行业结构相似、经济制度邻近是影响3个网络相似性较强的因素,而收入差距、文化相似、行政隶属、平均时间距离是影响它们之间差异性的因素。本研究为关系转向下的城市体系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住宅价格空间分异是中国城市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近年来关注的热点前沿课题。以南京4560个居住小区为研究总样本,采集2009-2017年间30个季度各小区平均住宅售价和租金,选取6个特征时段和小区分布相对集中的重点研究区,采用克里格插值法分析研究区内住宅售租价格的空间分异与演变特征,发现售价空间分异明显加剧,高值区渐显于河西新城、江心洲和鼓楼名校学区;租金空间则从城市中心向外围递减格局转变为整体更加均衡的新老城区多中心结构。在此基础上,重点围绕住宅“区位”属性,构建售租价格分异影响因素指标体系,通过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发现,中心位势变量对售租价格的解释度最高,而配套服务类区位因素对售租价格的解释力在降低。南京城市房价快速增长背景下,常规“区位”因素对房价分异的重要性持续减弱,学区、政策偏向等特殊“区位”因子对房价的决定性作用则逐步突显,而“售租比”全面快速增长则预示着城市房价风险程度的整体提高。
随着城市的扩张,人们的就业—居住空间跨度不断扩大。通勤方式的多样化和通勤效率的提高会对就业者的职住状况产生影响。以通勤时间作为通勤成本能从就业者的角度辨析个体的职住失衡状况。本文基于贝叶斯-tobit的统计分析方法,结合北京市7个街道和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慢行交通、机动车、轨道交通、地面公交等4种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的相互关系。同时,引入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对不同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之间原有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慢行交通的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存在负相关性;②机动车、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的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存在正相关性;③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会弱化慢行交通、轨道交通、地面公交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的原有关系,即在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条件下,慢行交通通勤者的职住失衡度更低,而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通勤者的职住失衡度更高;④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的差异对机动车通勤与职住失衡之间的关系没有影响。上述结果表明：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能够缓解慢行交通通勤者的职住失衡程度;但对于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的通勤者来说,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会加剧其职住失衡的程度。此外,机动车通勤者不易受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出行方式。
基于宏观统计数据的传统产业集聚研究方法多以行政区划为空间统计单位,难以体现产业的空间连续性。数据开放平台上企业数据集的出现,使得基于微观层面的产业集聚研究成为可能。本文收集了2008-2014年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工商登记数据,采用基于距离的指数体系及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2008年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2008-2014年基于增量的制造业聚集演变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为：①珠三角区域制造业沿西北—东南向集中分布于深圳、佛山、广州、东莞、中山5市,周边各市制造业密度相对较低;②集聚程度与行业属性密切相关,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程度最高,资本密集型行业分散程度最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微弱集聚水平,而资源密集型行业无明显集聚或呈分散特征;③2008-2014年新增企业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不同城市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其中深圳市新增制造业企业逐年减少,东莞、中山等市新增制造业企业上升趋势明显,其余各市维持平稳或缓慢增长。新增制造业企业重心存在从深圳逐渐向东莞、中山等市转移的现象。新增制造业企业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占比有所降低,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有所上升,集聚指数亦表现出相同趋势,表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在发生结构和空间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