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地区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多重权力空间影响下的特殊脆弱地带。科学总结边境研究发展历程有助于厘清边境研究脉络,为实现边境长治久安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论文以中国知网(CNKI)和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中人文地理学相关视域下的中国边境研究学术论文为依据,借助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分析了1990年以来中国边境研究历程、趋势及热点等基本特征。研究发现：中国边境研究经历了“开放探索—社会建构—战略引领”的发展历程,研究热点区域逐渐由东北地区转向西南地区,“边境贸易”“边境旅游”“边境口岸”“一带一路”是4个核心关键词聚类。边境研究主要内容包括边境贸易与开发开放、边境旅游资源开发、社会建构与和谐发展、边境口岸与城市功能,以及地缘环境与边境安全。当前,中国边境研究在规律探索、定量总结等方面仍然不足,论文在构建多要素—多主体—多尺度集成的边境地理研究框架基础上,提出未来应加强边境风险与安全、跨境合作机制、边境效应理论、边境可持续发展等研究,为后续边境研究提供参考,支撑中国边境安全与现代化治理。

地图是地理学的基本语言,也是空间分析必不可少的工具。但长期以来,地图一直被视为一种客观中立的科学成果。受批判地理学的启发,批判制图学/GIS应运而生,其目标是阐明制图实践中所嵌入的话语、权力关系,挑战地图表征中未经检验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假设。经历40余年的争论与磨合,这一研究领域初现轮廓,批判制图学/GIS大致形成2个研究方向：解构路径主要从制图主体身份和地图知识生产过程2个方面出发,分别剖析制图术与国家治理密不可分的联系及其内在的权力作用机制;建构路径主要借助协作制图和反制图手段以实现地图数据的再生产。国内批判制图学/GIS研究刚刚起步,需要继续吸收批判地理学成果,开展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地图的解构研究,也需要加强建构路径与解构路径的深度弥合,并面向公众开展更加开放、公正的地图应用研究,将研究成果积极应用于社会实践。

通过优化城市建成环境来营造和发展城市活力是建设充满活力的城市空间的重要举措。论文以双休日武汉市主城区为例，使用人口热力数据量化城市活力的时空分布特征;选用基于梯度提升决策树的SHAP可解释性模型(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s，GBDT-SHAP)测算城市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非线性影响，并提取关键变量的最佳阈值。结果表明：① 双休日武汉市主城区城市活力的分布具有明显的时间、空间和功能异质性。城市活力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中心高、外围低”的特征;在时间上，从7:00开始逐渐提升，下午和晚间达到顶峰。② 武汉市主城区建成环境显著影响了城市活力强度，且其非线性影响和阈值效应明显：大型商圈的影响阈值大致在3000~4000 m，地铁对城市活力的影响主要在城市内部且地铁站服务范围在1500 m以内，POI混合度超过0.4后会抑制城市活力。SHAP模型弥补了传统多元线性模型在可解释性上的不足。③ 到CBD的距离、离地铁站距离、天空开敞度以及商业类型存在时间驱动效应，随时间变化对城市活力的影响重要性会发生相应变化。研究结果可为武汉市主城区城市规划设计提供依据：贯彻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理念，做好地铁交通与大型商圈的衔接，是增强城市活力的有效措施;设置户外开放空间，有利于促进居民晨练和社会活动;增加小型餐饮和娱乐场所也是增强夜间活力的措施。

人口在地形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规律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随着数据精度和质量的提升，基于公里网格统计单元宏观分析该问题已具可行性。论文以公里网格为统计单元，结合WorldPop数据集和SRTMGL1数据集，分析了2000—2020年间中国人口数量在地形因子(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特征，比较了不同人口空间化数据集、DEM数据源以及网格大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人口数量分布呈现强烈且持续小幅增强的低地形指向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分布半数平衡点在2000年分别为95.6 m、50.7 m和3.01°，到2020年下降至77.0 m、46.8 m和2.88°。② 相对土地面积分布，人口数量分布呈现范围稳定且强度持续小幅增大的低地形优势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主体优势分布上界分别较稳定地位于520 m、137 m和6.84°附近，人口主体优势率分别上升了0.011、0.026和0.038。③ 除DEM数据源差异对人口数量的起伏度分布和坡度分布有显著影响外，其他各项数据差异并未产生明显影响。研究可为宏观理解中国人口分布与地形的关系提供新的基础参考。

伴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绿色转向”逐渐成为全球城市更新的基本原则。然而，城市更新的绿色倡议与实践通常只关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忽视了在社会层面可能引发的绿色绅士化现象。论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城市农业公园的绿化实践为例，探究城市更新背景下绿色绅士化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①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绿化实践隐含着绅士化的行动逻辑，其所营建的后现代审美与体验型景观成为绿色绅士化的地方表征；② 以服务城市精英为导向的绿化实践引发了景观隔离与阶层分化的结果，但在中国土地制度的保障下，原住民不仅没有流离失所，反而获得了土地再资本化的红利；③ 政府、村集体和村民以及开发商分别出于城市治理、土地租金与经济利益的目的，组建了满足各自政治与经济诉求的绿色增长联盟，最终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绿色绅士化运作机制。论文将发源于西方社会的绿色绅士化置于中国的制度语境与社会情境中开展实证分析，拓展了绿色绅士化在多元地理背景下的概念内涵与解释效力，也为理解中国城市更新背景下的人地关系变迁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与实践启示。

当前,学界对生态屏障概念尚未达成共识,对其科学内涵、基本属性以及识别体系的研究不够深入;由于缺乏理论指导,生态屏障建设的科学性有待提升、生态屏障建设的机制有待完善。为此,论文对生态屏障的内涵、识别体系和建设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厘清了生态屏障的科学内涵,总结了生态屏障建设的经验与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研究指出,生态屏障具有地域和功能的双重内涵,表现为特定的空间区位、生态系统结构、生态过程和防护对象,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具备公共产品属性。在生态屏障建设中,首先需要基于生态屏障的地理区位、主导功能、生态胁迫及不同尺度科学识别生态屏障及其范围;其次,应当尊重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和自然规律、推进生态屏障建设跨区域协作;最后,推进生态屏障建设系统治理,统筹生态屏障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城市郊区成为人口集聚的重要载体之一，有必要在此新形势下系统梳理中国城市郊区化脉络和研究展望。论文通过CiteSpace 5.8软件，以中国知网(CNKI)中北大核心与CSSCI来源期刊以及硕博士学位论文中郊区化主题文献为对象，对郊区化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和突现词探测进行分析，在探究郊区化研究总体特征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1983年至今郊区化研究热点与前沿及其演变。结果表明，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在1996年之前处于起步阶段，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1997—2015年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进入关注活跃阶段，但是2016年以来相关研究逐步淡化。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热点主要包括郊区化与城市化、郊区化的人口分布与流动、郊区化的动力机制以及案例区的具体研究等，基本符合“借鉴学习—摸清现象—探究本质—实际应用”的研究脉络。面向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新阶段，有必要重新审视城市郊区化的内涵，同时关注不同群体、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郊区化过程，重视郊区化与城市空间重构的关系探究，并突出城市郊区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及软层面保障措施的综合研究。

随着近年地理媒介逐渐兴起,城市公共空间和私人生活空间中的生产与消费过程、技术物品与符号表征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地理学中早先存在的“虚拟/实体”二元论亟需理论革新。作为媒介研究的“空间转向”与地理学研究的“传播转向”的产物,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发展蕴含突破二元论的张力。论文梳理了西方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主要议题和研究框架,以期促进国内地理学与媒介传播学者的学术对话,扩展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西方媒介与传播地理学建立在后现代和后人类思潮影响下的动态关系性媒介与空间观之上,以纹理(texture)、移动性、物质性和具身性为核心概念。既有议题主要聚焦于数字媒介与后人类媒介空间性,数字媒介表征和算法逻辑支配下的混合空间政治,以及移动媒介带来的混合空间体验。论文借用“第三空间”概念,将其作为媒介与传播地理学超越原有二元论的潜在方向,并认为物质性和具身性构成了媒介与空间的本体论联结之处,促进国内跨学科的“媒介—空间”理论建构,为媒介城市发展与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加速阶段,老年人口的规模不仅快速扩大,而且异地迁移也逐渐增多。老年人口迁移不仅直接影响个体家庭福祉,而且对迁入迁出地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目前聚焦于这一现象的学术与政策研究尚有不足。论文从老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决策机制和影响效应3个方面梳理既有国内外文献,发现：① 空间格局上,老年人口迁移存在长距离中小城市迁移、长距离大城市迁移、短距离郊区迁移和短距离中心城区迁移4种模式,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特点;② 决策机制上,老年人口迁移意愿受到经济、健康、舒适和归属等需求因素的驱动,而迁移能力则受到生理、经济与社会基础等因素影响;③ 影响效应上,老年人口迁移对个体身心健康、社会融入以及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均会产生显著影响。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夯实研究的数据和方法基础,并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从而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老年友好城乡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空间生产将马克思主义与空间理论范畴系统地整合为兼具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的唯物论体系，开拓了解读和分析空间实践过程的新视域。21世纪以来中国出现了空间生产研究的热潮，城镇化是理论应用的主要场域。论文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方法，结合典型文献的深入阅读，梳理国内城镇化研究领域空间生产理论应用的进展，总结研究概况，挖掘研究重点及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结合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趋势和需求提出理论应用的展望，即从生产性空间分析到生活化空间关注、从空间问题分析到中国理论体系建构以及从空间理论的解读到空间实践的指引。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中国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民营企业投资视角的相关研究罕见。论文运用统计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通过分析2013—2021年兰西城市群民营企业投资网络的演化过程，研究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尝试进行机制探讨。结果表明：① 兰西城市群已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但民营企业投资网络仍表现出明显的省际“双核分离”结构，青海省部分一体化水平相对较高，城市群内不同产业的企业投资网络存在较大差异；② 民营企业投资网络“双核分离”结构的形成主要受到当前区域所处发展阶段的影响，省会城市仍以极化作用为主，导致企业跨省投资联系极弱；③ 行政区经济与制度厚度分别通过外部环境与内部决策对民营企业跨省投资施加阻滞作用。根据上述结论，从兰西城市群较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出发，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推动形成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省际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

新型城镇化作为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对破解城乡及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四川省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空间计量模型、门限面板模型，分析2009—2019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演化情况，揭示二者的关联关系，检验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其他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2009—2019年，四川省新型城镇化水平逐年上升，城乡收入差距逐年缩小，各年度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其低值区域主要集聚在成渝经济走廊上，其高值区域主要集聚在川西及东北部秦巴山区。② 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非线性影响，呈倒“U”型关系，主要原因是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不协调、不同步，当农业现代化水平跨越门槛值后，新型城镇化才会由扩大转为抑制城乡收入差距。③ 地区经济不平衡程度、科技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也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显著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可为积极稳妥推动新型城镇化、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理论依据。

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全民健康意识提升背景下，可穿戴技术得到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并深度嵌入城市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的实践中。论文首先借助CiteSpace软件探究该领域的总体研究趋势和研究方向，并从数字化决策、新时空特征、多元化体验3个方面对可穿戴技术影响下的城市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变化进行梳理，得到以下研究启示：未来需要深化对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决策机制的理解、强化休闲性体力活动复杂时空规律的分析、注重多情境下休闲性体力活动体验满意度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可穿戴技术影响下的城市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研究框架，提出要重视多学科理论的交叉和融合，从研究主体、技术、活动、空间、时间5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分析的构成要素，同时创新研究方法、拓展研究内容，并强化以健康为导向的规划实践应用。结论可为数字健康时代背景下的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研究以及城市空间规划实践提供新思路。

开展传统古村落研学旅行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构建以人为本的乡村研学旅行产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皖南地区典型的古村落西递、宏村为例,从游客体验视角,构建了研学旅行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了模型的因素恒等性检验。结果表明：影响西递、宏村研学旅行游客满意度的旅游体验因素有文化认知、情感体验、审美体验和学习认知4种类型;从路径系数来看,案例地研学旅行者的文化认知(0.510)对游客满意度影响程度最大,情感体验(0.340)和审美体验(0.224)次之,学习认知(0.212)位居最后;论文构建的传统古村落研学旅行游客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跨样本稳定性特征。研究结果可为西递、宏村研学旅行课程开发和传统古村落研学旅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由海平面上升带来的长期慢性水患——一种发生于高潮位附近的小型海岸洪水变得愈加频繁，对沿海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造成一定影响，是当前国际上的研究热点之一。论文梳理了高潮位洪水的定义，并从高潮位洪水驱动因素、影响与风险评估以及高潮位洪水预报3个方面，系统总结了相关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的主要进展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未来建议加强沿海地区高潮位洪水的驱动因素、风险评估以及预报的研究工作，包括对高潮位洪水的广泛监测，从驱动因素的变化和驱动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角度研究高潮位洪水的形成，对沿海关键地区和重要基础设施开展全面的高潮位洪水风险评估研究，开展更加准确可靠的高潮位洪水发生频次、持续时间的预报工作，最终服务于沿海城市高潮位洪水的防灾减灾。

城乡经济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构成部分，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工程。论文从供需关系、产业链接、要素流动和循环载体4个维度解析城乡经济循环内涵、构建测度指标体系，并以2010—2020年为研究期、江汉平原为案例区，综合运用熵权法和障碍度模型，揭示江汉平原城乡经济循环时空格局演变特征，探寻其畅通优化路径。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江汉平原城乡经济循环水平较低但持续非均衡增长，城乡经济循环综合指数及供需关系、产业链接、要素流动和循环载体4个分维度指数分别从0.2164、0.0616、0.0534、0.0641和0.0373增长到0.4095、0.1308、0.0850、0.0990和0.0947，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92%、11.24%、5.93%、5.45%和15.35%。② 同期江汉平原城乡经济循环总体呈低水平聚集、区域差异小幅增大，空间变异系数由0.2055增长为0.2126。城乡经济循环供需关系和循环载体分维指数高值区逐渐向主要交通干线及沿线城市地区聚集、空间变异系数分别由0.3166、0.5665减小到0.2636、0.4705，但产业链接和要素流动空间分布特征不甚显著。③ 江汉平原城乡经济循环障碍度呈逐年下降态势，分维度障碍度排序为产业链接(28.20%)>循环载体(27.89%)>要素流动(23.98%)>供需关系(19.93%)，分指标障碍度排序前四为夜间灯光指数(11.23%)>建成区面积比例(10.79%)>单位GDP农业服务业产值(10.65%)>单位GDP金融机构贷款余额(9.82%)。④ 江汉平原城乡经济循环畅通优化可分为单一障碍型、双重障碍型和三重障碍型等3种类型6个分区，根据各区不同障碍类型分别提出针对性城乡经济循环畅通优化发展策略。研究结果可为新时期城乡经济循环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启示。

行政区划是国家进行地方行政管理的基础单元，行政区划调整则关系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空间治理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抓手，对经济发展和区域治理产生长期影响。论文对近30年来(1992—2022年)中国行政区划研究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从历史考证、模式类型、成效评估、影响因素和国内外对比等方面总结了中国行政区划研究的发展脉络与相关进展。研究发现，行政区划设置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主要方向，相关研究与国家政策联系密切，相关政策的颁布实施会激发和拓展行政区划的研究，反过来研究成果又会推动区划政策的完善发展；行政区划研究经久不衰，具有较强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兼跨多个学科；发达国家行政区划实践经验和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但无法照搬到国内，中国行政区划研究要结合国情，辩证吸收，走出具有本土特色的调整道路。在推进国家行政区划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应加强行政区划调整方案的评估论证，增强科学性与合理性；注重发挥多学科优势，丰富和完善行政区划调整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充分利用好行政区划手段，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以全面提升国家空间治理效能。

城市滨水空间转型发展是促进城市空间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方式,已成为当前国际城市更新与再开发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也大量涌现,有必要进行归纳和总结。论文以Web of Science和Science Direct数据库1988—2020年间相关文章为分析对象,从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的过程、模式、动因与机制、效应等方面对其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进行了归纳分析。结果表明,国外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研究多采用定性方法对案例地开展描述性分析,研究主题从关注实践需求转向探讨深层次学术问题并逐渐多元化,研究视角越发强调人本主义和公平理念。最后,结合国外研究经验和中国实际指出：未来中国应转变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重视不同区域多案例的对比研究,再现城市滨水空间转型的过程,模拟城市滨水空间转型的机制,全面评估城市滨水空间转型的效应,以优化和完善中国城市滨水空间的研究体系。

水文模型是认识水文科学规律、分析水文过程及研究水文循环机理的重要科学工具。水文模型模拟结果的不确定分析是提高模型可靠性、进行有效水情预报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参数不确定性是影响水文模型模拟结果不确定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开展模型参数不确定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对水文预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目前的参数不确定性分析方法大致可分为3类：参数敏感性分析、参数优化以及考虑无资料流域参数值估计的参数区域化方法。论文归纳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外水文模型参数不确定性分析工作的主要研究进展,分析了不同方法的优点与不足,提出了未来水文模型不确定性分析方法研究的潜在发展方向。借助多学科理论和技术方法,加强水文模型不确定性分析系统性方法的研究,是水文学科当前的迫切需求及发展趋势。

多灾种风险评估是制定综合风险防范战略的基础工作之一，而目前尚缺乏一套通用的多灾种风险评估方法。论文选取全球减少灾害风险评估报告、全球气候风险指数报告、世界风险管理指数报告、世界风险指数和世界自然灾害风险地图集等5份国际权威风险评估报告，从评估目的、评估内容、模型方法、评估结果等方面对比分析可知：① 5份报告评估目的各有侧重，其中4份评估报告构建了动态风险评估机制，能够实现评估报告的定期更新发布；② 以风险要素的综合为表征的多灾种风险评估方法易于推广应用，但需要进一步提升指标可用性，并且采取更直观、易于理解的风险表征方式；③ 5份报告评估结果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风险水平略高于全球水平，是全球灾害风险防范的重点；④ 综合来看，5份报告各有自身的优缺点，未来可以结合“多灾种叠加损失”“灾害链损失”等概念丰富多灾种风险评估的模型方法、指标体系与结果表征。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地域人地关系日益复杂，乡村面临整合有限资源实现产业转型发展的现实难题。论文从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功能”转变的视角出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概念内涵与驱动力进行阐释，并以广西为例，根据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典型模式进行划分，基于此构建乡村产业重构的保障机制。结论如下：① 乡村产业重构可理解为基于当地发展条件与外部市场环境，整合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基本生产要素，通过产业培育、调整、升级与转型，优化空间布局，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体系，以实现乡村产业内部良性均衡发展与对外产生输出价值的过程，具有主体多元化与业态多样化的特征。② 在产业重构的具体实践中，乡村地域系统的外源驱动力与内生发展力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产业发展相关的各要素耦合协调。③ 乡村产业重构包括农业种养专业化模式、传统文化产业化模式、乡村旅游驱动型模式、工业制造业集聚型模式与商贸物流服务型模式等5种典型模式。④ 政策方面应重点破除体制机制壁垒，引导关键生产要素向乡村地区集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布局，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不动摇。通过综合施策，以期为乡村产业重构实践提供机制保障，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领土/领域是政治地理学的核心概念,领土陷阱是政治地理学的经典理论之一。论文系统整理了关于领土陷阱的成果文献,在此基础上梳理了领土陷阱理论的源起、发展及其研究议题进展,并对其借鉴意义进行了评述。John Agnew提出的领土陷阱理论基于3个地理假设：领土—国家—主权的“三位一体”、国内—国外的“二分法”、国家是社会的容器。领土陷阱驳斥了既有的国家中心主义领土观,强调重视领土主权之外的多种实效主权形式,如域外治权、分级主权、社会主权等。领土陷阱如今被广泛应用于全球治理、非传统安全、跨境移民、跨境资源保护、跨境水政治等多方面的议题,并随着时代发展展示出其强大的解释力。论文认为,领土陷阱相关研究的主张,如领土是主权的工具、要从领土主权和实效主权的复杂互动中理解领土问题、从中心和边缘的双向视角理解领土问题、从理性和历史情感中审视领土问题等,对于中国当下有效解决领土问题、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生态禀赋优越型城郊村往往可以凭借景观资源和大城市外溢效应实现乡村发展，却由于快速城镇化及“虹吸效应”造成劳动力流失、产业凋敝等空心村问题。论文以嵩山风景区传统村落杨家门村为研究案例，基于行动者网络，运用半结构式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对乡村转型过程和机制进行分析，并探讨内生动力如何推动乡村振兴的路径。结果表明：案例村转型过程经历了乡村资源向乡贤集中、产业多样化发展反哺村民、政府主导—企业引领—村民参与多元化发展3个阶段，动力机制从内生动力主导向内生动力与外援动力相结合转变，历经乡贤主导—政府主导—社会网络多元化治理的演化路径，最终促进乡村人口—土地—产业—社会的转型发展，实现人才、产业、组织、文化、生态的振兴。研究可为生态资源禀赋优越的城郊型空心村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音乐地理是人文地理学新兴的研究方向，相比于国外成熟的音乐地理研究，国内音乐地理研究仍然非常滞后。论文试图通过文献分析系统梳理国外音乐地理研究进展、发展历程、核心主题、理论分支与方法，从而为完善中国音乐地理研究提供参考借鉴。首先，国外音乐地理研究经历了从单一文化地理学视角到多学科交叉融合、百花齐放的发展过程。其次，国外音乐地理研究的主题大致可分为音乐区域和文化扩散、音乐产业集群与网络研究、音乐表演的时空间现象和影响、基于音乐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政治、音乐作为城市特殊声景的地理学研究5个核心议题；在理论视角方面，国外音乐地理研究可分为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及城市地理4个主要分支，分别受到新文化地理学“非表征理论”、流行地缘政治和经济地理学“关系转向”等重要思潮的影响。最后，论文在借鉴国外音乐地理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音乐地理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具体建议。

在当前城乡空间高度重构的背景下，作为发展的行动者和终极目标的“人”的幸福感的新构建特征及其城乡异质性，对均衡有效地提升中国城乡发展的幸福红利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将资本作为研究工具引入人文地理学的福祉研究，从“经济+文化+社会”三个资本维度设计了多维资本对幸福感建构的分析框架，通过“水平+结构”双视角探讨高流动性背景下幸福感的建构特征及城乡分异。结果表明：① 中国居民的幸福感体验处于较高且城乡相对均衡的水平，“水平”视角下的城乡居民幸福感建构呈多元化特征，即经济资本的基础性效应，文化资本的转化性和社会资本的强敏感性均对城乡幸福感提升起促进作用；② 在考虑资本“结构”的整体性和生态位后，多维资本对幸福感建构的影响从单向提升效应演化为不确定性和结构化特征，尤其是局部生态位上的优势或匮乏所产生的强化或缺失等效应使资本维度对幸福感建构表现出更复杂的运行逻辑；③ 居民幸福感对各维资本的响应强度具有显著的城乡差异，其中社会资本是幸福感建构中敏感性最强且城乡分异最显著的资本维度，表明中国当前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应重点关注城乡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机制与效应。研究结果有利于揭示幸福感建构在中国的现代性和本土性特征，可为均衡有效提升中国城乡居民幸福感的政策制定提供研究基础。

受地理学“再物质化”思潮的影响，移民地理学开始将物的主体性纳入移民地理的研究框架，探索流动性与物质性相结合的移民地理研究新范式，以解释当前愈发复杂的移民局势，并形成了移民地理学的“物质转向”。移民地理学对物质性的关注较早，但其对物的讨论往往过于宽泛而缺乏焦点，使得该领域一直未能形成一套主流的理论体系。基于此，论文拟通过梳理国内外移民地理相关文献，对该领域当前的主要研究成果与研究前沿进行系统的综述，并围绕移民流动过程中“人—物—地”互动构建理论框架。首先，对西方物质研究的哲学脉络进行梳理，发现“物质转向”思潮最早根源于西方唯物主义、新物质主义与知觉现象学等理论，这些哲学思想与地理学理论相结合产生新的空间辩证思想。其次，通过对近10年的移民地理“物质转向”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其研究主要聚焦于4个研究热点：移民基础设施、移民身体与生命政治研究、移民物质文化与空间实践、超越人类的移民地理。最后，文章对西方移民地理“物质转向”的理论框架进行总结，阐述其对中国移民研究的借鉴意义，并进一步提出建立中国本土化移民理论的展望。

随着中国城镇的快速发展以及市民环境意识的提高，由邻避设施引发的矛盾日益增多。合理规划邻避设施，是促进环境正义、推动社会和谐的重要课题。论文从“规划云平台”获取广州主城区邻避设施的地理信息数据，通过Python语句编码收集广州主城区小区平均房价数据，运用克里金插值法分析邻避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邻避设施与周边住宅价格的关系。研究发现，广州主城区邻避设施的布局与低收入住宅区的分布在空间上具有一致性，邻避设施主要分布在房价较低的住宅区周边；邻避设施对周边小区房价的影响与邻避设施的类型和所在区位相关，城市边缘区的邻避设施对房价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城市中心良好的区位条件、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污名化类的邻避设施对房价的影响程度明显小于污染类、风险聚集类和心理不悦类邻避设施。本研究对有关城市邻避设施的科学规划布点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