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城市郊区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演变的比较研究
A comparison of living space formation and lifestyle evolution of suburb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22-11-28 修回日期: 2023-07-13
基金资助: |
|
Received: 2022-11-28 Revised: 2023-07-13
Fund supported: |
|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塔娜(1986— ),女,蒙古族,内蒙古包头人,博士,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E-mail:
郊区化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生产与生活要素向郊区的加速集聚,郊区生活方式快速发展。作为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中美两国展现了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郊区生活方式演进的典型特征,深入研究两国郊区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演进特征,有利于中西方郊区理论的对话和为中国城市规划提供参考。论文从郊区居民日常生活的视角出发,梳理了中美郊区生活空间组织的演变,通过比较中美郊区居民的居住、出行与活动特征变化及其与郊区空间的关系,分析中国和美国郊区生活方式的演进,总结中美郊区生活方式差异性特征及其机理。研究发现,中美郊区生活方式均体现出三阶段发展的特征,从单中心城市生活方式向郊区生活方式转变。中国郊区生活方式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快、转变多,并逐渐展现出人口组成多样化、居住社区混合、向心通勤、公交出行、中心依赖的特征;而美国郊区生活方式发展较早,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多元郊区生活方式,并逐渐展现出人口组成多样化、居住社区区隔、侧向通勤、机动化出行、生活郊区的特征。比较发现,中美郊区生活方式的共性在于居住多样化和出行机动化,而差异性在于居住融合程度、机动化程度和日常生活郊区化程度,这一差异的形成受到城市化发展阶段、都市区空间组织、交通发展和空间品质差异的影响,是居民行为主观决策与外部客观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The widespread trend of suburbanization has resulted in the merging of residential and production elements in suburban areas, causing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suburban lifestyles globally. The unique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settings of major economies lik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xemplify the distinct features of suburban lifestyle development.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suburban living spaces and lifestyles in the two countries benefits th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suburban theories. A comparative study can offer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changes in how suburban living spaces are organized and how people live in them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took a perspective of the daily lives of suburban residents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se development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is study compared the residential, travel, and activity patterns of suburban resident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examined how they relate to suburban space. It analyzed how residents' lifestyles have changed in suburban development in both countrie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suburban area.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suburban living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the mechanisms behind them.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 suburban lifestyles follow a three-stage development pattern, starting from monocentric urban lifestyles and eventually transitioning to suburban lifestyles. The suburban lifestyle in China started later, but it has experienced remarkable growth and evolution. The suburban lifestyle is now marked by a diversity of people, mixed residential areas, commuting towards the center, us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relying on urban center for daily activities. Living in the suburbs has become a well-established and diverse way of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involves a mix of different populations,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commuting inside suburban areas, using motorized mode of transportation for travel, and conducting daily activities in suburban areas. Residential diversification and motorized travel are common aspects of suburban lifestyle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are. However,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motorization, and suburbanization in daily activi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ifferences in suburban lifestyl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an be attributed to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disparities in spatial quality. These differences arise from a combination of choices made by individual residents and external limitations.
Keywords:
本文引用格式
塔娜, 柴彦威, 申悦.
TA Na, CHAI Yanwei, SHEN Yue.
伴随着城市化的深度发展,生产与生活要素向郊区的加速集聚逐渐成为世界各国较为普遍的现象。“郊区生活方式(suburbanism)”描述了郊区空间发展背景下郊区居民在居住、活动、出行等生活模式方面的特征[1]。随着郊区生活空间组织的演进与后郊区化时代的到来[2-3],郊区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各国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各国郊区化发展的历史起点、郊区发展阶段、影响郊区生活方式的因素强弱各不相同,国家间会呈现出差异化的郊区生活方式特征和演变进程。作为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中美两国展现了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郊区生活方式演进的典型模式,深入研究两国郊区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演进的相对差别,可以从日常生活视角厘清郊区发展的中国模式,为新时代中国城市规划提供现实依据与研究视角。
美国郊区发展起源于1920年代[4-5],而中国郊区发展1980年代才出现[6⇓-8],其生活方式表现具有差异性。美国具备典型的郊区空间发展过程并处于全球郊区发展的前沿,展现出依赖小汽车交通的空间扩展、后郊区化时代的远郊发展与功能混合的新郊区空间建设特征与趋势,带来了郊区居民居住、出行与活动方式的转变[1],成熟的郊区生活方式已经形成,但也伴随着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9-10]。与美国相比,中国郊区化发展起步较晚,但郊区化进程快。在时空压缩的背景之下[11],中国郊区展现出依赖公共交通的空间扩展、近郊空间蔓延与远郊新城建设并重特征,郊区生活方式逐渐形成[12-13],郊区化带来的空间错位、交通拥堵、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也引发了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14-15]。
比较城市研究是城市地理领域的重要方向,开展郊区生活方式的比较研究,有利于深入理解郊区发展过程中的特征、规律与局限,构建更具普适价值的城市理论[11,16]。在此背景下,国内学术界对美国郊区化的关注逐渐增加,并通过横向比较讨论中美郊区发展差异。已有研究重点关注了中美郊区化进程、郊区经济发展、郊区的空间结构等问题[2,17-18]。一方面,美国与中国郊区存在共性特征,包括演进阶段、空间蔓延、功能扩展等;另一方面,中美郊区发展又具有本土的独特性问题,如与中心城区的关系、社会组成、空间利用取向等。伴随着后郊区化时代的出现,郊区在承载综合城市功能、组织居民日常生活方面的重要性日益提升,郊区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影响逐渐加深[12,19]。虽然已有研究已经注意到郊区发展过程中社会生活的转变,但鲜有研究探讨不同郊区空间组织下居民日常生活的特点,缺少从日常生活视角对中美郊区开展对比研究。
综上,本文从郊区居民日常生活的视角出发,通过文献研究与评述,在论述中美郊区生活空间组织演进的基础上,将郊区生活方式分为居住方式、出行方式和活动方式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和美国郊区发展中居民生活方式变化及其与郊区空间的关系,总结中美郊区生活方式差异性特征及其机理。希望能够实现以下两点贡献:第一,从郊区居民日常生活视角出发,审视中美郊区生活方式演变特征,达到中西方郊区理论对话的目的;第二,通过比较中美郊区生活方式的共性与差异,准确把握中国郊区发展趋势,为中国城市规划提供参考。
1 中美城市郊区生活空间组织形式及其特征
1.1 中国城市郊区生活空间组织形式及其特征
2001—2010年是郊区空间的异质化发展阶段,生产空间进一步强化而生活空间相对滞后。随着中国城市郊区化的不断推进以及土地和住房改革的深化,各类要素不断在郊区集聚,功能分区规划带来了郊区空间要素的分离。生产空间方面,环境治理幅度的加大以及城市中心土地功能置换继续推进产业的郊区化,郊区承接了大量外迁的制造业和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办公园区为载体的办公活动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郊区日益增加[22]。生活空间方面,城市郊区大规模商品房的新建、中心区旧城改造的持续推进、政府在郊区配套的安居工程、经济适用房等大型住宅开发项目、居民对住房条件改善的需求和居住观念的改变共同促进了居住郊区化的快速发展[20,23],郊区人口数量和多样化程度不断增加,但总体上以中低收入阶层和外来人口为主。这一时期中国城市的郊区生活空间组织以多样化和异质化的居住空间为特点。
2011年以来,郊区空间进入以人为本的成熟化发展阶段,生活空间建设被放到了重要的位置。“十二五”规划开启了中国城市以社会建设为核心的“二次转型”,中共十八大报告开启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进一步强调以人为核心,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观受到关注[7]。郊区人口不断增加,并逐渐向远郊地区蔓延[2,24]。同时,具有一定价格优势、并对用地空间有较大需求的大型购物中心和超市在郊区逐渐发展壮大[12],商业与娱乐休闲设施不断完善[25]。这一时期,人口、工业、商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加速,功能复合的郊区新城成为重点发展区域,逐渐向城市“次中心”乃至区域的“综合性节点城市”转变,郊区生活空间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构成了都市区生活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美国城市郊区生活空间组织形式及其特征
1971—2000年,美国郊区发展逐渐成熟,郊区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开始超过城市中心[27],郊区生活空间进一步强化且生产功能逐渐提升。生产空间方面,制造业不断向郊区环带扩散,众多高新技术园区、科学园开始建设[28],越来越多的大公司总部与分支机构向郊区迁移,管理功能向郊区的迁移进一步提升了郊区的重要性[29]。零售业的外迁加速,郊区超级购物中心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甚至开始取代城市中心闹市区的地位,“巨型购物中心”(megamalls)现象开始出现[30]。就业与生活便利性的提升使得郊区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郊区成为美国人口比例最高和人口增长最为快速的地区[31]。郊区生活空间组织呈现出居住、就业与消费空间多样化发展的态势。
2 中国城市郊区生活方式的演进特征
2.1 居住方式:大型居住组团建设与居住模式转变
图1
图1
中美城市郊区生活方式的演进
Fig.1
Evolution of suburban lifestyle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01—2010年,由商品房和政策性住房形成的大型居住组团成为郊区居住空间发展的主要形式[11,20],居民的居住模式与迁居机制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居民的迁居行为呈现出主动与被动并存、迁出地与迁居原因多样化的特征,包括城市迁出、就地非农化、远郊迁入、外地迁入等多种郊迁模式,以及随就业郊迁、保障性住房安置、拆迁安置、为改善住房主动郊迁、拥有两套住宅的季节性郊迁等不同郊迁原因[13]。多样化的住房与迁居模式形成了郊区社会群体的多元化,以普通白领、中低收入阶层、外来人口为主的郊区人口结构逐渐形成[34-35],中国城市郊区的居住空间呈现出微观上隔离和宏观上混杂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富裕阶层居住在郊区别墅区和高档商品房居住区,中产和白领阶层居住在新建的商品房社区,中低收入人口只能选择郊区保障性住房,外来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则在城市边缘的城中村集聚[36],不同居住空间相互邻近而又彼此隔离。
2.2 出行方式:向心通勤与公交出行格局
2.3 活动方式:日常生活安排的中心依赖
2011年以来,随着郊区功能的复合发展,居民日常生活安排逐渐向郊区拓展。这集中体现在郊区新城和郊区社区生活圈承载休闲、社交等活动方面的能力,本地化的生活空间逐渐萌芽[14,48]。但是,总体而言,郊区居民在城市中心开展家外活动的情况仍然较为常见,居民的生活空间对于城市中心仍有比较强的依赖性。职住不匹配和设施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使得郊区居民的日常出行形成明显的向心流动模式,特别是购物休闲行为对中心城区的依赖度更高[49-50]。郊区居民呈现出“空间排斥”“本地化”“郊区性”“两极化”和“城市依赖”等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特征,其中一半以上的居民体现出与中心城区较强的交互特性。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出现补充了郊区生活设施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替代了居民的实体消费与休闲活动[51]。
3 美国城市郊区生活方式的演进特征
3.1 居住方式:低密度发展与居住模式转变
1920—1970年代,美国“典型”的郊区居住方式展现出强烈的同质性,不仅体现在人口社会经济属性的同质性上,更体现在功能分区制下的纯居住社区上。中产阶层通过空间距离以及其他居住标志建立起专属的同质性空间,纯居住、低密度、具有开放空间的居住区格局形成了典型的郊区建成环境意象。在人口组成上,大部分郊区居住区以年轻的中产核心家庭为主,具有种族和收入上的同质性[26]。
3.2 出行方式:侧向通勤与汽车出行格局
2000年后,就业空间的蔓延使得郊区—郊区的就业依旧是主流,但也有一些新的变化。从通勤流向来看,郊区居民向中心城市通勤的比例下降,郊区—郊区的通勤流依旧占主要地位[62]。而由于就业在大都市区中的蔓延,郊区的平均通勤距离往往比中心城市更短[56]。同时,随着就业的灵活化与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的发展,远程办公在大都市区普遍出现,郊区居民居家办公的比例提升[63],同时减少了汽车依赖。与此同时,学者希望通过建设高密度、功能混合、充满活力的郊区社区来重塑郊区居民的出行模式,减少长距离出行和汽车依赖[56,64],一些边缘城市的公司企业也在通过交通设施建设的方式来提升居民的公共交通使用率[31]。但是,郊区汽车出行为主的出行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3.3 活动方式:日常生活安排的郊区化趋势
相对而言,美国郊区生活空间的郊区化趋势更加明显,居民的活动模式逐渐从中心依赖向郊区内部转变。1970年代之后,伴随着郊区边缘城市的出现和大型商业综合体的蓬勃发展,居民在购物、休闲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对城市中心的依赖逐步降低[66]。而大型商业综合体在承载社交和休闲功能上的作用加强,开车十几分钟到这些地方进行日常活动成为郊区生活的主流[27]。同时,郊区的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良好的教育医疗设施成为吸引居民到郊区居住的重要因素。城市功能的发展推动了郊区居民复杂出行模式的上升,在郊区的生活图景中,居民经常在通勤过程中购买咖啡、送孩子上学、去健身房、购买日用品等等,这些出行链既节省了时间,也增加了日常生活的丰富度[60,67]。城市和郊区在活动参与、出行时间和生活满意度上的差异日益缩小[68]。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郊区居民的居家办公、网络购物、网络社交等逐渐成熟,郊区居民对城市中心的依赖进一步降低[69]。总体而言,由于郊区便利性的提升与双职工家庭比例的上升,郊区居住已经成为居民日常生活平衡选择的结果。这一时期的美国郊区生活方式逐渐成熟,“生活郊区”越来越成为现实。
4 中美城市郊区生活方式差异化机理分析
4.1 中美城市郊区生活方式的比较
综合审视,可以发现,中美两国城市的郊区生活方式之间存在发展历程与整体格局等方面的显著差异(表1)。
表1 中美城市郊区生活方式比较
Tab.1
国家 | 时段 | 生活方式 | 居住方式 | 出行方式 | 活动方式 |
---|---|---|---|---|---|
美国 | 1920—1970年 | 单中心城市生活方式 | 中产阶层为主、低密度独栋住房 | 郊区向城市中心通勤、电车与汽车出行 | 郊区居住城市中心生活 |
1971—2000年 | 郊区生活方式形成 | 低收入与少数族裔比例提升、高密度公寓出现 | 郊区向郊区通勤、汽车出行 | 生活空间郊区化 | |
2001年至现在 | 多元郊区生活方式 | 人口组成多样化;多种住房形式并存,但存在区隔 | 郊区向郊区通勤、郊区内部通勤;汽车出行为主,多种出行方式出现 | 生活空间都市区化、边缘城市生活空间 | |
中国 | 1980—2000年 | 单中心城市生活方式 | 工薪阶层为主、被动迁居为主 | 职住接近、内向通勤为主;非机动化出行为主 | 依赖于城市中心 |
2001—2010年 | 单中心城市生活方式 | 人口组成多样化、多种居住模式共存而相对隔离 | 职住空间错位、通勤模式多样;公交出行为主 | 郊区居住、城市中心生活 | |
2011年至现在 | 郊区生活方式显现 | 人口组成多样化、多种居住模式混合发展 | 职住空间两极化、通勤模式多样;小汽车出行和公交出行并重 | 本地化生活出现但中心依赖依旧存在 |
通过前文比较可以发现,中美郊区生活方式都经历了3个阶段的转变过程,逐渐从单中心城市生活方式向郊区生活方式转变。美国郊区生活方式经过了近百年的演化,逐渐从具有同质性的单中心城市生活方式向多样性与独立性的多元郊区生活方式转变,展现出中产为主的人口多样化、居住社区区隔、侧向通勤、机动化出行、生活郊区的特征,郊区逐渐成为大都市区重要的生活空间。居住方式逐渐从同质性向多样性转变,早期以中产阶层的低密度独栋住房为主,中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群体比例逐渐提升、高密度公寓开始出现,2000年后形成了人口组成多样、多种住房形式并存的区隔居住形态。出行方式以汽车为主体、通勤方式从中心城通勤向郊区通勤转变,早期郊区居民往往依靠电车和汽车向城市中心通勤,但近年来郊区内和郊区间通勤成为主体,并在汽车为主体的基础上为应对高碳排放、交通拥堵等问题试图推进轨道交通等多交通方式发展。活动方式展现出居民日常生活向郊区的回归,工作和日常生活都集中到了郊区,大部分郊区居民的生活与城市中心没有太大的关联,形成了“生活空间的郊区化”的趋势。
中国郊区生活方式起步较晚但呈现快速发展特征,与中心城区关系密切,展现出中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人口多样化、居住社区混合、向心通勤、公交出行、中心依赖的特征。居住方式逐渐从同质性向多样性转变,但与美国不同的是,早期中国郊区居住方式以工薪阶层和保障性住房为主体,中等收入阶层和外来人口逐渐增加、多种居住方式区隔出现,2010年后多样化的混合居住形态逐渐凸显。出行方式以公共交通为主体、通勤方式两极化,早期郊区居民出行主要依靠非机动方式向城市中心通勤、职住接近特征明显,近年来职住分离加剧了郊区居民向心长距离通勤的增长,2010年后伴随着郊区新城的发展、通勤空间的本地化与中心指向并存,带动了公共交通与汽车出行比例的上升。活动方式也展现出郊区化的萌芽,整体上看,郊区居民的生活空间对于城市中心仍有比较强的依赖性,中国的城市郊区依旧展现出郊区居住、城市中心生活的特征,但伴随着新城建设和社区生活圈培育,本地化的生活也逐渐显现。
两国郊区发展都是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大背景下,逐渐从城市生活中剥离开来,形成郊区空间组织背景下独特的居住、活动与出行方式。比较中美两国城市郊区生活方式的特征,可以发现,二者具有共性和差异性的特点。共性主要体现在居住多样化和出行机动化方面。一方面,两国郊区都走向了多样化人口聚集和多居住形态并存的方向,郊区在承载人口和居住功能的作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两国都展现出了出行机动化的特征,美国城市从郊区化的开端就高度依赖于小汽车交通,而中国城市随着空间范围的扩展和远郊公共交通建设的滞后也开始出现了小汽车出行的快速增长。从共同点上来看,作为都市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郊区在未来会承担更多的社会空间功能,但郊区面临的社会空间复杂、高碳排放等问题也需要引起重视。
但中美在郊区生活方式演进上也存在着显著差异。首先,美国郊区居住方式以纯居住空间为主体,并且不同居住方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隔,这也带来了后郊区时代的近郊衰退和空间隔离问题;而中国城市郊区更加强调居住空间混合的特征,通过配建、居住组团建设等方式将不同群体的居住社区混合布局。其次,美国郊区发展一直以来展现出汽车依赖和高碳化的特征,而中国郊区的小汽车交通发展时间较短,公共交通有比较好的基础,但机动化的提升及其带来的城市问题也需要引起重视。再次,两国郊区生活与中心城区的关系存在差异,美国郊区生活的独立程度更高,并展现出生活空间都市区化的特征,这一方面塑造了郊区化的生活模式,但另一方面也客观造成了中心城区与郊区的脱离;而中国城市郊区一直展现出与中心城区密切的关系,但在2010年后郊区居民生活对中心城社区的依赖也在逐步减弱,需要注重郊区与中心城区的协同发展。
4.2 中美城市郊区生活方式形成机理比较
从宏观发展看,中美两国郊区生活方式的差异与两国的城市化发展阶段密不可分。美国城市化已经经历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都市区化等4个阶段,郊区已经成为大都市区空间组织和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郊区发展受到快速城市化的影响,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中心的同时,中产阶层向环境更好的郊区集聚,奠定了美国郊区居住空间的基调。而近年来随着中心城区的绅士化、国际移民的涌入和郊区的衰老,中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族裔逐渐进入郊区,人口结构的多样化逐渐增加。而中国郊区发展受到经济繁荣和快速城市化的共同驱动,郊区成为疏散中心城区人口和缓解住房压力的前沿。由于中心城区依旧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较高的空间品质,富裕与中产阶层依旧居住在城市中心,而中低收入群体是郊区人口的主体。同时,城乡经济差异推动了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其住房选择也往往偏向于相对便宜的郊区地域,使得郊区承载了更多的外来人口。
从微观机理看,中美两国郊区生活方式的样貌是居民行为决策与外部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受到了都市区空间组织、交通发展和空间品质差异的多重影响。早期的美国郊区发展受到外来人口涌入、中心城衰落和联邦住房政策倾斜的驱动,大量中产阶层因郊区生活品质的吸引而选择搬入城市郊区居住,建立起以独栋住房为特征的郊区中产社区。但当时的城市空间组织依旧属于单中心城市模式,大量就业和公共设施依旧集中在城市中心;二战后私人小汽车的广泛使用和高速公路网络建设使得长距离通勤成为可能,郊区居住、中心城区工作成为郊区生活的常态。但随着美国城市化进入后期,城市开始逐渐走向多中心格局:郊区不仅作为居住空间、而且作为经济空间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越来越多的郊区工业园区、商业副中心、边缘城市开始形成,郊区就业与生活便利性不断提升,郊区居民的就业和生活空间选择增加,对于中心城区的依赖逐渐降低,郊区的独立性日益加强,生活郊区逐渐形成。而在这一过程中,居民的通勤与活动空间逐渐从中心城区转向郊区内部和不同郊区地域之间,而汽车则为降低长距离出行带来的外部制约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在大都市区发展的背景下,郊区逐渐成为大都市区空间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空间开始向都市区化发展。
而中国的郊区发展依旧受到中心城区的显著影响,中心城区在就业供给、空间品质和交通服务等方面始终处于优势,显示出较强的吸引力。从主观愿望来看,居住在城市中心依旧是居民的更优决策。在中心城区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的背景下,首先从城市中心迁出的是被动迁居的中低收入群体而非富裕阶层;而后期郊区大型居住区建设和产业园区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郊区人口数量和多样化程度的上升。但由于中心城区依旧展现出较强的空间吸引力,居住在郊区的居民依旧显著依赖于中心城区生活,形成了长距离内向通勤、日常活动中心依赖的特征。但与此同时,城市中心与郊区之间的交通建设又相对滞后,居住在郊区的居民受到了较强的时间制约。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聚焦郊区生活方式,比较了中美郊区居民在居住、出行、活动等方面的特征变化,开展了郊区生活方式的跨国比较研究,试图为城市郊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研究发现,中国和美国郊区都经历了从单中心城市生活方式向郊区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居住、出行和活动方式的郊区化特征凸显。中国郊区生活方式正处于形成阶段,展现出中低收入群体为主的多样化、居住社区混合、向心通勤、公交出行、中心依赖的特征;而美国郊区生活方式已经转向多样性与独立性的多元郊区生活方式,展现出中产为主的多样化、居住社区区隔、侧向通勤、机动化出行、生活郊区的特征。这一差异的形成受到城市化发展阶段、都市区空间组织、交通发展和空间品质差异等的影响,是居民行为主观决策与外部客观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文比较了中美郊区生活方式发展的异同。美国郊区生活方式经过漫长的发展阶段已经逐渐成熟,其多元化的郊区生活态势已经形成,而中国郊区发展仅有40余年时间,尚处在郊区生活方式塑造阶段,美国郊区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未来中国郊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虽然两国郊区生活方式展现出了居住方式多样化和出行方式机动化的共同特征,但相比起美国郊区的居住区隔、小汽车依赖和日常生活安排的郊区化特征,中国郊区居住空间更加混合、公共交通配置更好、但对中心城区的依赖也更强。近年来,中国城市郊区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探索,包括多元郊区、生活郊区和低碳郊区的新郊区建设试点受到学者的关注。通过中美郊区生活方式的比较,本文提出在这些探索中需要借鉴美国发展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发展实际,构建以人为本的新郊区。
5.1 塑造社会融合的多元郊区
多元意味着在空间组织、人口组成和功能需求上的多样性。比较中美郊区生活方式演进可以发现,人口与居住方式的多样化是一个共同的趋势,但美国郊区发展中出现的居住区隔和近郊衰退问题突出,带来了郊区社会空间问题。对于中国未来的多元郊区建设,需要注重群体混合和居住融合,特别是需要考虑不同年龄群体、不同收入群体、不同文化群体的居住融合,为不同类型人群、不同生活方式群体提供宜居宜业的居住与生活空间,塑造多元化的生活方式。
5.2 构建功能混合的生活郊区
生活郊区意味着要重视中心城区和郊区关系的功能协调与合作分工,增加郊区对居民日常生活的支撑,推进生活空间的郊区化。中国城市郊区的未来发展需要充分考虑郊区新城的功能混合和密度提升,避免低密度的单一功能发展,向更有活力的复合功能“新单位”模式转变,特别是参考中国单位社区建设模式推进小尺度的郊区组团建设。郊区功能配置需要充分考虑居民的生活需求,满足郊区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品质提升需要。美国郊区生活方式发展历程表明,单一功能的“卧室郊区”“产业郊区”既不利于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也可能导致未来发展中的地区衰退。功能复合的郊区新城有着强大的集聚效应和活力效应,可带动周边经济效率的提升和居民生活空间的郊区化。
5.3 促进公交发展的低碳郊区
低碳郊区强调郊区发展应注重出行碳排放的降低。从美国郊区发展历史来看,长距离通勤和汽车依赖是高碳郊区的核心问题。因此,中国在新型城镇化时期,通过郊区新城的就业引入、职住平衡政策和综合发展,引导郊区居民就近就业、就近生活。同时,相较于中心城区完善的公交网络建设,郊区展现出地铁通达率不足、公共汽车密度低和快速路网依赖的特性。中国城市郊区发展也应充分推进公共交通主导的郊区空间建设,提升公共交通网络密度和运营效率,避免汽车依赖。
本文采取比较的视角分析了中美城市郊区生活空间组织与郊区生活方式的演变,为理解郊区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微观视角,以促进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城市理论的对话。未来,以下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一,本文主要关注生活空间组织发展下的郊区生活方式演变,而近年来互联网、自动驾驶等新兴技术对郊区生活方式的影响愈加明显,未来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究。第二,本文的研究结果与框架需要更多的城市实证分析加以支持和完善,未来开展多城市、长时序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Sub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J].DOI:10.2307/2089337 URL [本文引用: 2]
上海市后郊区化空间发育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J].
DOI:10.13249/j.cnki.sgs.2023.02.004
[本文引用: 3]
伴随着城市经济向都市区经济的转变,城市空间加速向郊区扩张,远郊区域由此得到快速发展,郊区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后郊区化。研究将上海郊区置于后郊区化图景,用后郊区化的理论审视上海郊区空间增长。研究发现:① 后郊区化是郊区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多元要素离心分散发展后呈现的新的空间聚落形态。与传统郊区化相比,后郊区化在空间分布、空间利用、空间关系、空间治理模式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表现。② 上海郊区已经进入后郊区化时代,远郊功能空间更加复杂多元,郊区空间更加独立,类城市体形态凸显。③ 后郊区化空间的形成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1949年后服务工业生产的工业卫星城镇;改革开放后先行先试的开发区;2000年后综合功能空间营造的新城。不同空间载体重塑着郊区景观格局,推动着新空间聚落形态的形成。④ 开发导向下的后郊区化空间建设,是地方政府新一轮郊区大规模开发建设保持自身增长的资本积累策略,其形成是地方政府主导下增长联盟共同推动的结果。政府企业化行为;资本的空间修补;居民的空间生产参与,均对中国后郊区化空间的形成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
Spatial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post-suburbanization in Shanghai
DOI:10.13249/j.cnki.sgs.2023.02.004
[本文引用: 3]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economy to metropolitan economy, urban space is accelerating to expand to suburbs, and the fringe area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The development of suburbs presents a new stage characteristic—post-suburbanization. This article puts Shanghai’s suburbs in the post-suburbanization landscape, and uses the post-suburbanization theory to examine the spatial growth of Shanghai's suburbs. Results found: 1) Post-suburb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suburbanization, which is a new spatial settlement form after the centrifugal and decentralized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element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suburbanization, post-suburbanization space is obviously different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spatial utilization, spatial relationship, spatial governance mode, etc. 2) The suburbs of Shanghai have entered a new era of post-suburbanization, with more complex and diversified functional spaces in the outer suburbs, more independent suburban spaces, and present urban-like forms. 3) The development of post-suburbanization spac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industrial satellite towns serving industrial produc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velopment zones for reforming experimental fields after the opening up; and new towns created by comprehensive functional spaces after 2000. Different spatial carriers reshape the elements of suburban landscape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new spatial settlement form. 4) The development-oriented post-sub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is a new round of large-scale suburba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to maintain their own growth accumulation strategy, and its forma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growth allian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local government.Government'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space repair of capital; The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 in space production has obviously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post-suburbanization in China.
'It's not going to be suburban, it's going to be all urban': Assembling post-suburbia in the Toronto and Chicago regions
[J].DOI:10.1111/1468-2427.12303 URL [本文引用: 2]
1950—2050年美国城市变化的因素分析及借鉴(上)
[J].
Factor analysis on American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1950-2050 and lessons to Chinese cities (i)
The suburbs as sites of 'within-planning' power relations
[J].
DOI:10.1177/1473095214567027
URL
[本文引用: 2]
Despite a longstanding and varied body of literature on suburban difference, a simplified narrative of the suburbs persists that is represented by a city–suburb binary. This is damaging as it undermin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dynamics of the places in which,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live. This article looks at the reasons for the persistence of a city–suburb binary. It engages with suburban housing as a Bourdieuian field in order to show how simplified characterisations of the suburban serve the interest of particular groups, including within planning. Bourdieu’s field theory offers a powerful means to understand how judgements of the suburbs are naturalised and so become common-sense truths. As field theory indicates ‘within-planning’ power relations that support particular truths, it offers the possibility of challenging these by exposing the taken-for-granted norms of the city-suburb binary.
北京的郊区化及引发的思考
[J].
On the suburbanization of Beijing
DOI:10.13249/j.cnki.sgs.1996.03.198
[本文引用: 2]
Suburbanization is a stage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It means that population, jobs and service trades decentralize from the inner city to suburban area. It has greatly changed the economic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Peter Hall’s model of urban change offered a framework which can easily identify whether a city is in the process of suburbanization. How about it in China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When did it start? And what is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process? Beijing reg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the inner city(<i>cheng qu</i>),the inner suburban districts(<i>jin jiao qu</i>) and the outer suburban districts and counties(<i>yuan jiao qu xian</i>).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situation of Beijing from the data of three population censuses(1964,1982 and 1990) and considers that the suburbanization in Beijing has been in process since 1982. During 1982-1990, population of all districts of the inner city lost 82,000 people and in fact the permanent residents holding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lost 144,000, about 6.12% of permenant residents in the inner city. Like the West, suburbanization in China also happened against the macro backgrounds of improvements of transporta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growth of urban population moving from rural areas. But in the cast of the forces that make decentralization possible, China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 China, the levels of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are rather low; the real middle class is not rich; only very few Chinese families own private cars; and the inner cities still have great attraction for Chinese people. Investigating the causes of decentralization, the author considers three points:(1) reform of urban land use system brings about migration from the core area.(2) Construc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city roads reinforces this process.(3) Reform of housing system and renovation of delapidated houses encourage outward movement. In a word, the large scale renovation of the old city has led to suburbanization in Beijing under the open door policy and the socialist market system. It wasn’t spontaneity of any individual bu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government and “Dan Wei” (work-units). Finally,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thought provoking and distinctive phenomena and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seriously treated.
新型城镇化: 从概念到行动
[J].
New urbanization: From concept to action
中国城市的郊区开发和治理
[J].
Suburban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Sub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slight return
[J].
DOI:10.1177/0042098012462610
URL
[本文引用: 1]
Much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increasing dominance of the post-war suburbs, and the concomitant rise of ‘suburbanism’ in ways of life in the ‘post-metropolis’. However, the meaning of suburbanism is rarely specified and there have been insufficient attempts to theorise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urban. Drawing on the dialectical analyses of Henri Lefebvre,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theory of suburbanism as a subset of urbanism, with which it is in constant productive tension. Six distinct dimensions of the urbanism–suburbanism dialectic are identified, derived from extrapolating Lefebvre’s urban theory into second- and third-order analyses. These aspects of suburbanism are conceptualised not as static characteristics but as qualities that dynamically flow through, rather than define, particular places. Suburbanism is thus conceptualised separately from those places often termed suburbs, opening up the potential for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dimensions and the lived realities of everyday urban life and politics.
Measuring the structure of US metropolitan areas, 1970-2000: Spatial statistical metrics and an application to commuting behavior
[J].DOI:10.1080/01944363.2012.677382 URL [本文引用: 2]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变: 从芝加哥、 洛杉矶到上海
[J].
DOI:10.13249/j.cnki.sgs.2023.02.001
[本文引用: 3]
源自西方的现代城市理论显然无法解释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城市的全部特征。为了使城市理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以城市社会空间分析为例,聚焦高、中、低3类社会/收入阶层的空间格局与演化这一主题,对中国上海、美国芝加哥和洛杉矶3座典型城市进行对比研究,尝试在捕捉地方性特征的同时提炼有关社会空间的普适性规律,为理论体系补充新的认知。研究表明,与美国“外高内低”的社会空间模式截然相反,中国城市呈现出“内高外低”的典型特征;在演化趋势上,美国城市体现为以低社会阶层邻里扩张为主的“社会空间下沉”,同时在历史悠久的大城市出现了高社会阶层群体向中心城内核的回流,而中国城市则呈现以中等收入邻里扩张为主的“社会空间上升”,同时伴随着中心城区内核少许高收入居民的外流。中美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差异源自两国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别,但都遵循一些共同规律:各国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是与城市化阶段相对应的;其差异和演变都可以采用城郊的人口吸引力和交通可达性这样的统一分析框架来理解;背后深层次的动力机制是相同的,本质上都反映了社会地位不均衡在空间上的映射,是优势群体主导区位竞争的空间体现。
The urban socio-spatial structure and its dynamics: From Chicago, Los Angeles to Shanghai
DOI:10.13249/j.cnki.sgs.2023.02.001
[本文引用: 3]
The modern urban theory originating from the West cannot explain al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lobal South Cities'' represented by China. To make the urban theory more inclusiv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high, middle, and low class/income groups, and attempts to capture not only the localism and differences but also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cities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rban social space in three typical citie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amely Shanghai, Chicago, and Los Ange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inese cities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low-income in suburbs and the high-income in the city'', which is opposite to the classical pattern of ''the upper class in the suburbs and the lower class in the city'' in American cities. The neighborhood dynam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characterized by more ''downward social space'' in suburbia as well as a growing upward social space in the city. But the Chinese city is characterized by more ''upward social space'' due to the expansion of middle-income neighborhoods in the suburb, and a slight tendency of inner-city gentrification. The differences in urban socio-spatial structur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produced by the distinctions of various socio-economic factors. However,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re also be found. The urban socio-spatial structure of each country is corresponding to the urbanization stage,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social space can be understood by a unifie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attractiveness of urban residents and the accessibility of intra-urban transportation. Moreo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the urban socio-spatial dynamics is also similar, which reflects the extension of uneven development of social status in urban space and the spatial manifestation of the success of the dominant group in the locational competition in nature.
西方社会空间视角下的郊区化研究及其启示
[J].
Recent progress of the research of suburbaniza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based on the viewpoint of social space and its enlightment
基于生活空间与活动空间视角的郊区空间研究框架
[J].
Research framework of suburban space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living space and activity space
北京郊区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与空间—行为互动
[J].
DOI:10.11821/dlxb201508007
[本文引用: 2]
郊区化及其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成为近年来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时空行为研究认为推动日常生活方式的郊区化是解决郊区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与空间问题的根本措施。从日常生活方式的角度出发,需要利用多维度时空行为指标刻画群体的生活方式类型以分析郊区居民的空间—行为互动机制。本文采用活动空间和出行频率指标构建个体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方法,并基于2012年在北京上地—清河地区进行的GPS调查数据将郊区居民划分为“空间排斥”、“本地化”、“郊区性”、“两极化”、“城市依赖”五种日常生活方式类型。研究发现不同日常生活方式群体在活动分布、活动频率和交通方式上存在差异;并通过多项logistic模型分析郊区化对于个体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发现工作日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受到性别、收入、年龄和工作时长等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同时郊区设施配置直接影响着居民对郊区空间的利用程度,土地混合利用、商业设施密度提高更有可能实现日常生活的郊区化。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方法有助于分析郊区居民日常行为的复杂性,为理解郊区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为构建城市研究的空间—行为互动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Suburbanization, daily lifestyle and space-behavior interaction in Beijing
DOI:10.11821/dlxb201508007
[本文引用: 2]
Rapid suburbanization in China is dramatically reshaping the daily life of suburban residents. Characterized by fragmentation, increasing car ownership and job-housing separation, suburbanization is changing the way residents use urban space. In China, long-distance commuting, traffic congestion, spatial mismatch and the low quality of life emerging in the progress of residential suburbanization have caused widespread concerns. Suburbanization of residents' daily life is believed to be a solution to the socio-spatial issues in suburbs. Therefore, scholars have argued tha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introduce behavioral perspectives to the study of suburbanization. This approach will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and the mechanism of suburb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individual’s daily life. The important step in this study is to portray the nature of the daily lifestyle in the suburbs. Along with the trend toward behavioral perspectives in human geography, space-time behavio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urban space. Activity space and travel behavior often serve as important indicators of individual behavior in urban and geographic studi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daily activity-travel behavio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lifestyle, and brings forward a concept of daily lifestyle based on a combined measure of activity space and trip frequency. The daily lifestyle of suburban resident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ive categories: localization, spatial exclusion, suburbanism, polarization, and city dependence,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the activity space and the trip frequency. Based on a GPS-facilitated activity-travel survey dataset collected in the Shangdi-Qinghe area in Beijing in 2012,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in activity-travel behavior among five daily lifestyle group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re are intergroup differences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ctivities, activity participation and modal split among these five lifestyle group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suburbanization on daily lifestyle by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ly lifestyle and built environment while controlling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using a multinomial logistic model. Women and older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be in the categories of localization and spatial exclusion. Low-income people have the higher possibility to be spatially excluded. These outcomes indicate that traditionally disadvantaged groups could be trapped in suburban areas, raising definite concerns for their daily life in suburban areas.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built environment primarily impact the localization lifestyle. Mixed land use in danwei and higher retail density contribute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activity space in suburbs, as well as more active travel. The concept of daily lifestyle provides an effective and reasonable way to understand complicated activity-travel behavior of suburban residents. The paper offers a special perspective on understanding suburbaniz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space and individual behavior.
北京都市区就业空间分异与职住空间错位行业识别
[J].
Employment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dustries affecting on jobs-housing spatial mismatch in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Current debates in urban theory: A critical assessment
[J].
DOI:10.1177/0042098016634002
URL
[本文引用: 1]
Urban studies today is marked by many active debates. In an earlier paper, we addressed some of these debates by proposing a foundational concept of urbanisation and urban form as a way of identifying a common language for urban research. In the present paper we provide a brief recapitulation of that framework. We then use this preliminary material as background to a critique of three currently influential versions of urban analysis, namely, postcolonial urban theory, assemblage theoretic approaches and planetary urbanism. We evaluate each of these versions in turn and find them seriously wanting as statements about urban realities. We criticise (a) postcolonial urban theory for its particularism and its insistence on the provincialisation of knowledge, (b) assemblage theoretic approaches for their indeterminacy and eclecticism and (c) planetary urbanism for its radical devaluation of the forces of agglomeration and nodality in urban-economic geography.
全球郊区主义: 理论重构与经验研究
[J].
Global suburbanism: Re-theorization and empirical studies
发达国家城市“郊区化”的社会原因分析
[J].
On social causes of "suburbanization" in citi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生活活动空间的郊区化研究
[J].
DOI:10.11820/dlkxjz.2013.12.001
[本文引用: 2]
中国城市的郊区化不仅重塑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还推动了居民生活方式与生活活动空间的转变。生活活动空间的郊区化成为继人口、工业、商业及办公业等郊区化浪潮之后,郊区化发展的新趋势。面对郊区化所伴随的能源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生活质量下降,以及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等新问题,亟待引入行为研究方法,从个体生活活动空间的视角重新解读中国城市郊区化的过程,并反思目前郊区化进程中城市空间组织及发展模式的弊端。本文以生活活动空间为切入点,将地理学与社会学相结合,提出了新的郊区化研究视角、研究框架、研究内容与方法,试图基于完整的个体生活经历,对以往单一要素的郊区化研究进行整合,并借助GIS 进行可视化的地理叙事方法,为开展生活活动空间的郊区化研究提供有效途径;这不仅对于郊区化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丰富了基于个体行为的城市空间研究框架。
Study on suburbanization of living and activity space
DOI:10.11820/dlkxjz.2013.12.001
[本文引用: 2]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suburbanization, cities in China have been experiencing drastic urban spatial restructuring as well as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residents' ways of life and living and activity space. In recent decades, suburbanization of residents' living and activity space became the fifth wave of suburbanization following the suburbanization waves of population, industry, commerce as well as office industry. In addition, there have been the problems such as excessive comsump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ergy, severe environment pollution, increasingly serious traffic congestion, the decline in quality of life, social polarization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etc.,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suburbanization in transitional urban China. Therefo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introduce behavioral perspectives to the traditional study of suburbanization, which will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and the machanism of suburb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individual's living and activity space, and also help reflect on the drawbacks of urban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suburbanization. Following this line of thinking, in this study we first tried to put forward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e suburbanization of living and activity space and research methods. We argued that understanding to what degree suburban residents fulfil most routine, non-work activities within certain area around their suburan community is one of most important ways to determin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suburanization. Besides, the concept of suburbanization of an individual's living and activity space can improve traditional suburanization studies by shifting from a single factor perspective, which maily focus on the decentralization or concentr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single factors such as population, industry, commerce or office, to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which integrate all of above factors of an individual's daily life space including residential space, work space, shopping space, recreation spac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space. Then, we argued that there are two temporal dimensions and different spatial dimensions in this study. And it is important to discover the functional links between suburban territory and center city, and among different suburban areas based on residents' space-time behaviors. Furthermore, we propose that geo-narrative method is an effective way to study the process and micro-level mechanism of the suburb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individual living and activity space, which combimes life history and life course theory from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with GIS-based visualization within the framwork of time-geography. Finally, we discussed policy implications.
1990年代北京郊区化的最新发展趋势及其对策
[J].
The development of suburbanization of Beijing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in the 1990s
郊区化及其研究
[J].
Suburbanization and suburbanization study
基于租金的北京城市办公活动经济空间结构解析
[J].
Spatial analysis on urban internal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based on rent of office buildings in Beijing City
DOI:10.13249/j.cnki.sgs.2010.06.833
[本文引用: 1]
Based on the site data and rent attribute data of 1037 office buildings in Beijing City surveyed in July,2009, this paper used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ordinary Kriging method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nt and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s. Specially, this study tries to investigate the trend of unknown office rent according to the known office rent. The results could be concluded as the following. Firs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office rent presents concentric ring, and coincident with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standard land price in Beijing. To some extends, these patterns reflex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jing's urban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and generally show a concentric ring to the center concentration and along trunk roads and radial roads outside the extension. Meanwhile, there are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city. Second, High-High pattern of office rent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mainly in the office gathering area and near the trunk road and the situation becomes apparent in the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which description Beijing office space to the current trend continues to gather mainly to the heart, location and traffic conditions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office rents. At the same time, office space for rent show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ias. High-High patterns spot areas chiefly cluster in the northern city of Beijing, and Low-Low patterns spot areas chiefly cluster in the southern city of Beijing, which reveal the internal economic structure of Beijing City is still a significant imbalance. Third, historical inertia, planning guide and events promotion are the principal reasons for leading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ffice activities of urban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in Beijing City. And transportation and location conditions also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ffice activities of urban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in Beijing City. Therefore, rent is both the main factor of location selection of the office activities and the important index about weighting land-valu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egree, and affects indirectly the structure of urban economic space with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Kriging method, drawing the unknown office buildings rent distribution trend from the existing office buildings rent, Datun area, Jiangtai area, Cuigezhuang and Dongba area maybe the new higher office buildings rent areas. Spatial analysis method brings the "location" into the rent study, a kind of economic phenomenon, which will help us to get deeper insight into the problem of urban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and find the better targeting possibilities for planning and policy-makers.
中国特色的 “边缘城市” 发展: 解析上海与北京城市区域向多中心结构的转型
[J].
Study on China's edge city
基于共享度的上海郊区社区居民活动空间隔离及其影响因素
[J].
DOI:10.11821/dlxb202004013
[本文引用: 2]
在流动性不断增强与居民活动模式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城市社会空间分异与隔离的内涵不断扩展,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空间隔离受到关注。以活动空间为基础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快速兴起,以期从更加动态的视角理解城市社会空间。基于上海市郊区问卷调查数据,构建活动空间共享度指标,建立个体尺度的活动空间分异指数和孤立指数,刻画社区内不同收入群体的活动空间隔离状况,并建立活动空间共享度的多层模型分析活动空间隔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居住在同一社区的不同收入居民之间存在活动空间隔离,居民更愿意与其社会经济属性相似的人共享活动空间。活动空间隔离程度受到个体社会经济属性、社区设施状况、社区周边环境、社区人口密度和社会混合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居住在人口密度高、社会混合度高、社区商业配置良好、公共空间充足的开放社区能提高居民的活动空间共享度,增加不同群体社会接触的可能性。
Activity space-based segregation among neighbor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 analysis based on shared activity spaces in suburban Shanghai
DOI:10.11821/dlxb202004013
[本文引用: 2]
Socio-spatial segregation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urban social geography. Most of the research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segreg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and proposes that geographical segregation exacerbates the social isolation between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other social classes. However, most existing research ignore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that people suffer from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discusses little about segregation in nonresidential spaces.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 mobility, even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same neighborhood face different degrees of segregation due to differences in the choice of venues, resulting in a lower likelihood of social interaction. Therefore, recent research suggest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segregation faced by residents in daily activity spaces and to understand social space from a more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However,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data and methods, only a few prior studies have quantitatively measured the activity space segregation of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same neighborhoods. In particular, there is currently no research focusing on whether policy and planning can effectively reduce activity space segregation. This study intend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ocio-spatial segregation in the daily lives of different residents in the same neighborhood through the measurement of activity space. Taking the suburbs of Shanghai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egree of overlap between residents and other social groups in activity spaces, calculates the "shared activity space" index among individuals, and calculates an individual-scale activity space differentiation index and isolation index on this basis to measure the isolation of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within the community. This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indeed segregation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and the degree of segregation is influenced by individual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the mix of residential groups,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facilities. Living in a neighborhood with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a high social mix, a good community business configuration, and sufficient public space can indeed increase the sharing of residents' activity spaces, while nearby shopping centers will cause isolated activity spaces.
商业综合体的消费者空间行为特征与评价
[J].
Spatial features and assessment of consumer behavior in commercial complex
US suburbanization in the 1980s
[J]."This paper measures and analyzes differences in rates of suburbanization during the 1980s among U.S. metropolitan areas which fit a monocentric urban model. Three findings are of interest: (1) the average rate of suburbanization for U.S. metropolitan areas was the same in the 1980s and the 1970s; (2) the monocentric urban model provides a good description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for a diminishing number of urban areas; and (3) variables that characterize the entire metropolitan area as well as those that measure disparities between the central city and its suburban ring are important in explaining differences in rates of decentralization."excerpt
Everyday life in suburbia: A review of changing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that shape daily rhythms within the outer city
[J].DOI:10.2307/2712778 URL [本文引用: 2]
Defining suburbs
[J].
DOI:10.1177/0885412212448101
URL
[本文引用: 1]
There is no consensus as to what exactly constitutes a suburb.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ange of suburban definitions in terms of their structure and the topical issues that they grapple with. Suburbs have been defined according to many different dimensions from lo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modes to culture and physical appearance. Given this confusion, one approach is to abandon the term; another is to use it with greater precision. This is more than just an issue of semantics. Rather how people talk and think about suburbs shapes how they can see such areas being developed and redeveloped in the future.
The suburban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izing American city
[J].
DOI:10.1177/0002716297551001004
URL
[本文引用: 1]
As the American metropolis has turned inside out since 1970, the emerging outer suburban city has captured critical masses of leading urban activities from the central city that spawned it. Globalization increasingly shapes U.S.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1990s, yet research to date has focused on the central city and mainly ignores the outer ring, where a growing majority of metropolitan residents live and work. Following a brief review of the unprecedented recent suburbanization of major economic activit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apidly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role of suburban business complexes in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particularly Greater New York. Among the perspectives discussed are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urban form, high-technology industrial location processes,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headquarters on global information-flow networks, and the foreign presence in suburban America. It is concluded that globalization forces intensify and accelerate the suburban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city. A new urban future is being shaped as fully developed suburbs become the engine driving metropolitan and world city growth.
From town center to shopping center: The reconfiguration of community marketplaces in postwar America
[J].DOI:10.2307/2169634 URL [本文引用: 1]
大连市居住郊区化的现状、机制及趋势
[J].
The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s and tendency of suburbanization of residence in Dalian City
DOI:10.13249/j.cnki.sgs.2000.02.127
[本文引用: 1]
Suburbanization i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urbanization, that remarke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hinese cities has changed to sparse multi-core structure from single core.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Dalian citizens during July 1995, this thesis stu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s and tendency of suburbanization of residence in Dalian City. The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are made in four residential areas which are typical in period of construction, type of housing and mode of population growth respectively. Chunhai area which located in the old inner city is a typical worker residential area; Zhongcun area which was constructed in 1950’s is also a worker resident-tial one; The other two areas locate in the suburban area, but Linmao area is a cadre residential area and Paoya is a mixed resiential area with both workers and cadres (Fig. 2).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hrough "street offices" to 400 households mainly composed of working couples and 357 adequate responses were collected and used in the study. Based upon the analyze of mobility, spatial patterns and causes of migration, the authors draw out the status quo and the micro mechanism of the surburbanization of residence. All of the candidates migrate 2. 11 times in average, with almost half of candidates migrate only once, which proves that the residents in Dalian City show a lower mobility. This characteristic of migration is tightly correlative with the causes of moving, that is, most of the migration in the research areas results from the achievement of home from DANWEI (working unit). 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Dalian City get into the stage when the resients are voluntarily to migrate to suburban area, because only about ten percent of candidates migrate voluntarily by house-purchasing or by pooling money to build houses. But w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s that the ratio of voluntary migration is rising in newly constructed residential area, such as Paoya. In the view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migration, the type of moving from the core area to the suburban areas is dominate. The tendency of suburbanization of residence can be drawn out 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intention of residential migration towards the suburban areas and the analyze of its potential motives. About 86 percent of candidates prefer to the core and the adjacent areas if possible, and none of them want to move to the outer suburban towns or villages. Therefore, Dalian City will suffer a hard time to guide residents to live scattered. In the future, the most important potential motives for Dalian City’s residents to migrate towards suburban areas consist of the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housing itself and its environment. In shore, Dalian City has already had some signs of suburbanization of residence since 1980s’ the renewal of the old city.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suburbanization are most of the intra-urban migrations be forced or organized by DANWEI(working unit) and government but not voluntary for the residences themselves, and the destinations are the inner suburbs instead of the outer, then it can be said that now, Dalian City is in a transitional period of the urban internal residence structure. The process of moving from the older built-up area to inner suburb can be seen the first stage of suburbanization of residence. According to the master plan of the city, the process would be continuing till about 2010. When the constructions of newer residential areas in inner suburb be completed in future, the destinations of intra-urban migration should be the new city proper, and the distances of such moving will be prolonged and most migrations will be voluntary. The author considered that the new process would begin roughly at 2010 is the second stage of suburbanization of residence in Dalian City.
郊区新城的社会空间融合: 进展综述与研究框架
[J].
Socio-spatial integration in suburban new towns: Review and prospect
上海城市社会空间演化研究: 基于户籍与职业双维度
[J].
DOI:10.11821/dlyj201811009
[本文引用: 1]
基于上海市人口地理信息库与2000年、2010年两期人口普查分居村委统计数据,采用局部分异指数及空间分析方法,从职业和户籍两个维度刻画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上海城市社会空间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中观尺度上,上海市在职业和户籍两个维度的居住分异特征明显,“中心—边缘”的社会空间结构特征较为稳定,中心城绅士化、白领化发展,普通白领阶层、跨省移民居住空间边缘化发展。在中观尺度上职业维度的居住分异较之户籍维度的居住分异更为明显,微观社区尺度上存在超越职业身份的户籍维度居住分异现象,居住隔离程度快速攀升。弱势群体在边缘社会空间集聚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平问题,应重视空间维度上的城市治理。
On the social space evolution of Shanghai: In dual dimensions of the Hukou and the occupation
DOI:10.11821/dlyj201811009
[本文引用: 1]
In the study of urban socio-spatial evolution, the residents committee could be taken as the basic unit of analysis because it has a relatively similar socio-economic status. It might be more accurate to assess the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segregation degree and reduce the underestimation effect using the data of residential committees. Based on the Shanghai popul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database and census data obtained from 2000 and 2010 with statistical units of the residents committee, the present study used the local differentiation index and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to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social space evolution in Shanghai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in dual dimensions of the Hukou and the occupation.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in Shanghai, the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were apparent and the "core-periphery" socio-spatial structure formed before 1949 was largely unchanged. Consequently, inner city of Shanghai experienced rapid gentrification and white-collar gathering during the last two censuses. The residential space of the elite class was closer to the city center, and the residential space of ordinary white-collar social classes were further marginalized with urban expansion. This confirmed other scholars' opinions on the marginalization of white-collar workers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based on case studies. The inter-provincial immigrant residential areas shifted from the edge of the central urban area to the area outside the central city, and further to the outer suburbs. Transnational and native elites dominated the space production -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which brought about long-term stability of urban social space in Shanghai. At macro-scale, the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occupation dimension wa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of the Hukou dimension. At micro-scale, the urban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dex climbed quickly, while the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Hukou dimension truly existed, which was independent of the occupation difference. The disadvantaged group gathered in the marginal social space and social inequality might be more severe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social equality governance in the urban space and further analysis should be made on the social space characteristics, space power relations, and space logic of Chinese large cities.
转型期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特征与机制
[J].
DOI:10.13249/j.cnki.sgs.2020.01.006
[本文引用: 1]
采用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及心理健康调查”专题数据,基于流动人口对城市和家乡的身份认同情况,结合多项分类Logistic模型等计量分析,探讨了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模式、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分为融合型、同化型、分离型和边缘型,总体上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城市身份认同较低;②除了个人因素以外,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还受到城市和家乡的双重影响,例如城市住房、社区类型、城市歧视感知、城市行为观念适应、乡愁情感以及家乡土地等因素;③存在从分离型到融合型、再到同化型的衍化路径,但部分流动人口会从分离型转化为边缘型;④ 同化型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高于其他类型流动人口。基于实证结果提出,在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制度设计中,需从城乡两个方面同时着手,并积极推进其实现身份认同上的同化。
Identity,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migrants in large Chinese cities of transitional China
DOI:10.13249/j.cnki.sgs.2020.01.006
[本文引用: 1]
In the context of citizenization, the research of migrant ident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people-oriented urbanization. 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dual identification mode of migrants, that i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ity is not necessarily separated from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their hometown. This study, drawing data from the Survey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Mental Health of Migrants in 2014, analyses migrants’ identification patterns, characteristic and influence factors based on the migrants’ identification of hometown and city. First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migrants have four identification patterns including integration, assimilation, separ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and in general migrants have low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ity. Secondly, migrants’ identity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factors related to the city where they live and their hometown, such as urban housing, neighborhood type, urban discrimination experience, adaptation to urban life, nostalgia emotions and hometown lands. Thirdly, our study identified that a developmental path for different identification patterns, which is from separation to integration and then to assimilation, but some migrants’ identity also would change from separation to marginalization if without policy intervention. Last but not the least, assimilated migrants are healthier and happier than the other types. According to above findings, we suggest that policy makers should consider both city and hometown factors to promote social integration for migrants, and try the best to achieve assimilation in terms of migrant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ity.
基于个体时空邻近指数的户籍维度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以上海市郊区10个典型镇为例
[J].
DOI:10.11821/dlyj020210167
[本文引用: 1]
社会空间分异是城市研究的经典议题。在人类移动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传统的基于居住空间汇总的社会空间分异测度方法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居住空间外的日常活动空间隔离的探讨相对缺乏,对于不同活动和不同时段间分异格局差异的考虑有所不足。因此有必要从“基于人”的视角出发,探索社会空间分异测度的新方法,探讨不同时空间维度的社会分异格局。本研究基于上海市郊区10个典型镇的活动日志调查数据,构建“个体时空邻近指数”,聚焦户籍这一反映中国城市特征的重要维度,以不同户籍类型人群之间的分异程度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时空间特征,并对结果进行可视化。研究表明:上海市不同户籍人群在活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存在明显的社会空间分异。本研究创新了基于活动空间的社会空间分异测度方法,从活动与时空间结合的视角探讨了户籍维度的社会空间分异,为更好的理解在中国大城市日益凸显的社会空间分异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Socio-spatial segregation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based on a spatiotemporal index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 case study of 10 towns in Shanghai suburbs
DOI:10.11821/dlyj020210167
[本文引用: 1]
Socio-spatial segregation is a critical issue of urban studies. With the increase of human mobility, the traditional measurements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based on aggregated data show limitations.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segregation in residents' daily activity space outside their living spaces, or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segregation level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a day.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individual-based socio-spatial segregation in various geographic and temporal contexts. Using data from a household travel survey in 10 typical towns of the suburbs of Shanghai in 2017, this study researched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egregation in people's daily life based on a creative individual-based proximity index, which measures the proximity of various groups in different geographic contexts with various activity types and time periods. We divided a day into eight periods and used the i-STP index to measure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segregation of four kinds of household registered residents. By dividing Shanghai into hexagonal grids with an actual area of 5 km 2, the average value of i-STP within each grid was calculated. Then Arcscene 10.2 was used to visualize the results.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i-STP is higher in work activities during weekdays and is lower in recreation activities on weekends, indicating the distinctions of segregation levels in different activity contexts. Results also show that lower i-STP is detected during commuting time (6:00-9:00) and leisure time at night (18:00-21:00) on weekdays and the average i-STP reaches the minimum in the afternoon (15:00-18:00) on weekends. We also found that residents with differ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ypes have different spatiotemporal segregation patterns and that the working place and activity place of residents in day time shows higher segregation level than the living place at night. The study provides a new measure of segregation from an individual-based and dynamic perspective, which can fill the gap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segregation based on activity spac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a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segreg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gistered population in work and leisure activities in large cities of China to enhan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中国城市空间组织与规划转型的单位视角
[J].
Urban organization and planning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 danwei perspective
基于居住区比较的北京城市通勤研究
[J].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ting pattern in Beijing: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urban residential areas
DOI:10.11821/yj2009050019
[本文引用: 3]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the deepening reform of urban land and housing market, the process of rapid suburbanization and urban sprawl as well as the disintegration of danwei system,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on jobs-housing spatial origination of Beijing, which has already led to commuting problems and changes of urban commuting pattern. Based on the survey of 600 households in ten typical residential areas of Beijing, this paper describes basic features of commuting behavior of Beijing citizens, and focuses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disparity of commuting pattern by four types of residential areas, trying to reflect the micro process of jobs-housing relationship changes. Our study shows that, firstly, besides th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groups, they also lie in different types of residential areas. Secondly, significant differentiation has existed between different danwei communities. The vicinity of home and work has gradually been broken with the non-danwei employees moved into danwei community and the moving out of danwei production function, which has made the commuting pattern more complicated. Thirdly, the facts that about one fourth surveyed residents in hutong community in central city who are experiencing long distance outward commuting, as well as a higher proportion of residents in commercial housing community and subsidized commercial housing community in suburbs experiencing long distance inward commuting, may show that the separation of home and work has already come into being.
Understanding job-housing relationship and commuting pattern in Chinese citi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DOI:10.1016/j.trd.2016.11.011 URL [本文引用: 1]
北京大型居住区居民通勤行为对比研究: 以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为例
[J].
The analysis of commuting behavior in the huge residential districts: A case study of Wangjing and Tiantongyuan in Beijing
DOI:10.11821/yj2012110014
[本文引用: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jobs and residents changed rapid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burbanization.The balance between jobs-housing locations in China was disintegrated and reconstructed during the periods of reform and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ijing, the capital of China, was also faced with the urbanization and suburbanization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This study chose Wangjing and Tiantongyuan, which are two huge residential districts located in suburbs of Beijing, as the cases, and tried to find out the commuting behavior in Beijing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wo questionnaires answered apart in 2005 and 2010.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and spatial analysi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commuting behavior.The questionnaires include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sidents, employment and commuting.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s show that the residents at Wangjing and Tiantongyuan spent more than 40 minutes on the signal way to work places.So the long time commuting i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 of the residents in suburban districts.But for different functions for the residential districts, Wangjing is a more mixed district than Tiantongyuan.And the departure time in the morning, the choice of the traffic ways and the commuting flow are different between Wangjing and Tiantongyuan.The main factors that cause these differences include the location of the residential districts, the traffic system and the functional planning of the districts. Mixed land use in suburban areas, and the well planned road system will be helpful to reduce the separation distance between jobs and housing developed with the suburbanization
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北京市职住空间特征研究
[J].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jobs-housing relationship of Beijing City based on multi-source data integration
基于职住空间关系分析上海郊区新城发展状况
[J].
Analyzing suburban new town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obs-housing spatial relationship
大城市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的相互关系
[J].
DOI:10.18306/dlkxjz.2018.09.010
[本文引用: 1]
随着城市的扩张,人们的就业—居住空间跨度不断扩大。通勤方式的多样化和通勤效率的提高会对就业者的职住状况产生影响。以通勤时间作为通勤成本能从就业者的角度辨析个体的职住失衡状况。本文基于贝叶斯-tobit的统计分析方法,结合北京市7个街道和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慢行交通、机动车、轨道交通、地面公交等4种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的相互关系。同时,引入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对不同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之间原有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慢行交通的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存在负相关性;②机动车、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的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存在正相关性;③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会弱化慢行交通、轨道交通、地面公交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的原有关系,即在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条件下,慢行交通通勤者的职住失衡度更低,而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通勤者的职住失衡度更高;④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的差异对机动车通勤与职住失衡之间的关系没有影响。上述结果表明: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能够缓解慢行交通通勤者的职住失衡程度;但对于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的通勤者来说,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会加剧其职住失衡的程度。此外,机动车通勤者不易受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出行方式。
Interaction between commuting modes and job-housing imbalance in metropolis: An empirical study by Bayesian-Tobit analysis in Beijing
DOI:10.18306/dlkxjz.2018.09.010
[本文引用: 1]
The spatial span of residents' job-housing places is increasingly expanded with urban sprawl. The diversity of commuting modes and improvement of commuting efficiency will affect commuters' previous job-housing imbalance. Commuting time as cost of commuting will contribute to better analyzing job-housing condition from commuters'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method of Bayesian-tobit and individual survey data of 7 sub-districts in Beijing,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our kinds of commuting modes (slow traffic, automobile, urban rail transit, and bus) and job-housing imbalance. Meanwhile, this study set employment accessibility and land use mix as moderator variables and explored their impa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es commuting modes and job-housing imbalance. The study findings indicate that: (1) There i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ting mode of slow traffic and job-housing imbalance. (2) By contrast, there is a positive dependency among automobile, urban rail transit, and bus and job-housing imbalance. (3) Employment accessibility and land use mix would weaken the original relationship among slow traffic, urban rail transit, and bus and job-housing imbalance. Specifically, under relatively low employment accessibility and land use mix conditions, the job-housing imbalance degree of slow traffic commuters is lower, while the job-housing imbalance degree of urban rail transit and bus commuters is higher. (4) Neverthel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ting modes and job-housing imbalance will not be affected by employment accessibility and land use mix.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1) worse condition of employment accessibility and land use mixt can alleviate jobs-housing imbalance of commuters who use slow traffic. (2) However, lower value of employment accessibility and land use mix degree will aggravate job-housing imbalance of commuters. (3) In addition, the commuting behavior of automobile users will not be easily influenced by external factors.
TOD 对北京市居民通勤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J].
The impact of TOD on residents' commuting activities: A case of Beijing
基于居民购物消费行为的上海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
[J].
A study on commercial structure of Shanghai based on residents' shopping behavior
北京市居民购物行为空间结构演变
[J].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shopping behaviors of Beijing's residents
DOI:10.11821/xb200710008
[本文引用: 1]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analyze urban commercial spatial structure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nsumers' behavior. During the latest ten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uburbanizati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commerce in Beijing has greatly changed. Under this background, Beijing residents' shopping behavior has greatly changed. Based on more than five hundred questionnaires, the authors try to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shopping behaviors of Beijing's residents in the latest 10 years and their mechanisms. The average distance of residents' shopping trip was shortened in Beijing in the latest 10 years. The change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shopping behavior of each kind of goods differs from each other. So does that of the shopping sites of each kind of goods in Beijing. The change of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shopping behaviors of Beijing's residents is also very interesting, for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inner suburban residents descended while that of the core residents had little change. In a word, the features of the changes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ll reflect the tendency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ycentric urbaniz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Beijing's commerce.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Beijing's residents tend to buy goods of low hierarchy near where they live, such as vegetables and the daily use articles, while they tend to buy goods of high hierarchy in shopping malls, large supermarkets and shopping centers for electric equipments, for these places are more attractive. The change of macroscopic environment, that of shopping suppliers and that of consumers are all significant factors propell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Beijing residents' shopping behaviors. Based on these factors,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a theoretical frame of the mechanisms of the evolution of urban commercial spatial structure.
基于大数据的生活圈范围与服务设施空间匹配研究: 以北京为例
[J].
DOI:10.18306/dlkxjz.2021.04.001
[本文引用: 1]
生活圈建设是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的关键内容之一,生活圈内服务设施配置是做好生活圈规划的首要基础,居民生活圈与服务设施的空间匹配关系也是地理学“人地关系”在城市社区尺度的重要体现。学术界对生活圈与服务设施的匹配关系已有研究,但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数据,该类数据存在样本量少、地域覆盖范围小等不足。论文将采用手机信令数据和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等大数据,以北京为例,测定居民生活圈范围和服务设施可达性,并分析两者间的空间匹配关系及其地域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 居民生活圈呈现多中心结构,其半径由市中心和新城中心至非中心地区递增;服务设施可达性则呈现圈层结构,其水平则由市中心至郊区递减。② 设施可达性水平与生活圈半径的匹配关系整体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即综合设施可达性水平越高则居民生活圈半径越小。③ 空间匹配模式呈现明显地理分异特征,在中心城区、新城中心,服务设施可达性水平与生活圈半径以“高—低”空间匹配关系为主,但中心城区和新城的边缘地区则以“低—低”“低—高”空间匹配关系为主。④ 不同类型设施之间也存在差异,文体和休闲设施的可达性水平与生活圈范围的空间匹配度显著偏低。研究结论可为完善生活圈理论研究提供新实证案例,并可为生活圈空间规划提供决策参考。
Spatial match between residents' daily life circle and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using big data analytics: A case of Beijing
DOI:10.18306/dlkxjz.2021.04.001
[本文引用: 1]
Residents' daily life circle is one of the key issues in relation to the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in the "new era".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s the primary condition for plan-making of this type of circle. Spatial match between residents' daily life circle and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reveals the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at the community level. There exist many studies on spatial match between residents' daily life circle and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However, the existing findings are mainly based on survey data, which have disadvanta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samples, small geography coverage, and so 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spatial match between residents' daily life circle and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large cities by taking Beijing as an example. Using mobile phone data and point-of-interest (POI) data collected in 2018, this study measured the spatial range of residents' daily life circle and accessibility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nd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atial range of residents' daily life circle and accessibility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by the bivariat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ethod. It also analyzed the geographical variations in the relationship. The results of analysis show that residents' daily life circle has a multi-centric structure at the city level. The length of radius of the circle increases from the central areas to the periphery. Accessibility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s featured with a zonal structure but its level decreases with the distance away from the centers. The level of accessibility is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radius of the circle, which means that the higher level of accessibility, the smaller radius of the circle. There are geographical variations in the relationship. The relationship is "high-low" in the city center and new town centers, but dominated by "low-low" and "low-high" pattern in the fringe of the city center and new town centers. There are also variation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For the cultural and leisure facilities, the degree of spatial match between residents' daily life circle and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s obvious lower than other facilitie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research provides new evidence for residents' daily life circle study, and ha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residents' daily life circle planning.
基于 GPS 数据的北京市郊区巨型社区居民日常活动空间
[J].
Daily activity space of suburban mega-community residents in Beijing based on GPS data
DOI:10.11821/xb201304006
[本文引用: 1]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suburbanization, large-scale affordable housing and new towns have been built in Beijing's suburban areas, which formed a unique suburban living and daily activity space. However, it leads to some urban problem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job opportunities around this kind of suburban mega-communities. For example, the long distance of commuting, transportation congestion and jobs-housing spatial mismatch, which also lower the residents' life quality. With the behavioral turn in human geography, space-time behavior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perspectives on studies on urban space. Activity space, which is an important measurement in the study of urban social space,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In China, research on activity space has focused its attention on aggregated aspects, using density interpolation based on questionnaire data to measure activity space, which ignore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residents.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are from activity and travel survey based on GPS, which was done in 2010, with two suburban mega-communities of Tiantongyuan and Yizhuang as cases. Methods of case studies, spatial analysis based on GIS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re used. The study uses standard confidence ellipse to measure individual activity space from a disaggregated perspective. Spatial overlay analysis is used to study residents' activity space of weekdays and weekends, and their use of urban space and community space. The study also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use of urban space to examine problems emerging in suburbanization of China's large cities.
上海市人口分布与空间活动的动态特征研究: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探索
[J].
DOI:10.11821/dlyj201705013
[本文引用: 1]
对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动态把握是了解人口活动规律、认识城市空间结构、配置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及制订城市公共安全应急保障方案的重要依据。由于目前国内缺少系统的人口动态变化统计数据,城市内部层面的人口空间分布和活动的动态特征方面的相关研究难以开展,研究成果较为有限。移动电话是目前普及率最高的通讯终端设备,其用户的动态分布信息可以准确地反应整个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与活动的动态特征。利用手机信令数据,以上海市为例,构建“人口—时间—行为”关系的人口空间动态分析框架,分析上海市人口分布和活动的动态特征。结果表明:上海整体人口密度呈单中心的圈层空间分布结构,昼夜空间分布经历“白天向中心集聚、夜晚向郊区分散”的流动过程;人的各类活动(如通勤、消费休闲)会产生人口空间分布的动态变化,职住关系的不匹配和活动对中心的高度依赖使得人口的空间分布不均,形成向心流动模式。消费休闲行为对中心城区的依赖度明显高于就业活动,且集中体现在紧邻中心城区的外围近郊呈圈层分布。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Shanghai'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using cell phone signaling data
DOI:10.11821/dlyj201705013
[本文引用: 1]
Analysis of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Shanghai'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recognizing people's behaviors, allocating urban infrastructures, and making safety emergency plans. Be short of statistical data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dynamic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research on this topic is limited in China. Due to cell phone is the most popular communication terminal equipment, the distribution of cell phone users is able to reflect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ccurately. Using datasets of cell phone signaling records from Shanghai, this study builds a framework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opulation, time, and behavior to analyz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Shanghai'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is a single center where the density of population at daytime and nighttime is the highest; (2) people gather in the center at daytime and flow to the suburbs at nighttime; (3)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s behavior result in dynamic changes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4) spatial mismatch between employment and place of residence, and the dependence on city center cause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flow to city center; (5) the degree of dependence of leisure consumption behavior on city center i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employment, especially in the ring areas adjacent to city center.
南京市居民网络消费的影响因素及空间特征
[J].
DOI:10.11821/dlyj201402008
[本文引用: 1]
在互联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影响下,网上购物、团购等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网络消费方式得到极大发展,网络消费逐渐成为城市居民消费选择的重要方式,网络消费市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同时,由于居民社会阶层的差别及相应居住空间的分异,导致网络消费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并且对实体空间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对南京居民网络消费情况的问卷调查,分析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住房状况、交通方式以及移动网络使用等体现居民社会阶层状况的要素对居民网络消费选择的影响,进而分析居民网络消费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城市不同空间的网络消费构成和网络消费商品类型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空间网络消费对交通出行和实体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程度。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s' online consumption in Nanjing
DOI:10.11821/dlyj201402008
[本文引用: 1]
Online consumption has been developed rapidly under the driving of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which is increasingly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for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f residents' social classes and residential space differentiation, the online consumption has different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multiple effects on physical space. The researchers have focused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nline consump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s' online consumption behavior. When it comes to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y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oice of online consumption and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advertising media, e-commerce as well as residents' social economic attrubutes. Meanwhile, some empirical studies have been focused on the role of online consumption on corresponding physical consumption. The authors w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some new factors which affect online consumption, such as living, transportation, logistics and the usage of mobile internet. The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sidents' online consumption is analyzed.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by face-to-face questionnaire during August of 2011, and the respond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in different urban districts and different residential areas. A total of 1003 questionnaires were delivered and 997 copies were retrieved.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questionnaires,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tatus on the choices of residents' online consumption, and then reveale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s' online consumption through calculating the proportion of online consumption residents in different habitats and the type of online consumption goods. Finally, the effects of online consumption on urban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travel behavior were discussed.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such as gender, age, income and education,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online comsumption behavior. Because of the lower goods price, people with lower income and poor housing condition prefer the online shopping. The transportation mode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holesale (Tuangou) consumption, and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re the basic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action consumption integrating online and physical ways. The limitation of the fix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on the online consumption tends to be weaker, while the mobile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gradually affect online consumption. Meanwhile, the proportions of online consumption residents show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different urban spaces, such as downtown areas, outskirts and suburbs. So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influences of online consumption on the physical space and travel behavior vary in different urban spaces.
Race, class, and space: Outcomes of suburban access for Asians and Hispanics
[J].DOI:10.2747/0272-3638.27.6.489 URL [本文引用: 1]
Suburban ways of living and the geography of income: How homeownership, single-family dwellings and automobile use define the metropolitan social space
[J].
DOI:10.1177/0042098014538679
URL
[本文引用: 2]
Current research depicts suburbs as becoming more heterogeneous in term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Providing a novel analysis, this paper engages with that research by operationalising suburban ways of living (homeownership, single-family dwelling occupancy and automobile use) and relating them to the geography of income across 26 Canadian metropolitan areas. We find that suburban ways of living exist in new areas and remain associated with higher incomes even as older suburbs, as places, have become more diverse. In the largest cit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uburban ways of living is weaker due to the growth of condominiums in downtowns that allow higher income earners to live urban lifestyles. Homeownership is overwhelmingly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 variables in explaining the geography of income across 26 metropolitan areas.
Suburbanization and segre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0-2010
[J].
DOI:10.1080/01419870.2017.1312010
PMID:30245537
[本文引用: 1]
Analysis of trends in the suburbanization of whites, blacks, Asians, and Hispanics reveal that all groups are becoming more suburbanized, though the gap between whites and minorities remains large. Although central cities have made the transition to a majority-minority configuration, suburbs are still overwhelmingly white. Levels of minority-white segregation are nonetheless lower in suburbs than cities. Blacks remain the most segregated group at both locations. Black segregation and isolation levels are declining in cities and suburbs, however, while Hispanic and Asian segregation levels have remained stable and spatial isolation levels have risen. Multivariate analyses suggest that Hispanics achieve desegregation indirectly by using socioeconomic achievements to gain access to less-segregated suburban communities and directly by translating r status attainments into residence in white neighborhoods. Blacks do not achieve desegregation indirectly through suburbanization and they are much less able than Hispanics to use their socioeconomic attainments directly to enter white neighborhoods.
A typology of inner-ring suburbs: Class, race, and ethnicity in US suburbia
[J].
Low-income workers, residential location, and the changing commute in the United States
[J].
DOI:10.2148/benv.45.4.563
URL
[本文引用: 3]
Numerous reports suggest that rising rents in some U.S. metropolitan areas are pushing workers to live further from their workplaces over time and contributing to lengthening commutes. Drawing on data from the last three vintages of the U.S. National Household Travel Survey (2001, 2009,\n and 2017), we test whe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ial location and commute distance varies significantly between low-income and higher-income workers and has changed over time. The data show that commute distances have increased for both low- and higher-income workers with much of\n the increase occurring in lower density areas. Statistical models show a strong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ing in a low-density neighbourhood and commute distance for all workers. This relationship appears stronger for low-income than higher-income workers but the strength of the relationship\n has not increased over time.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growth in commute distance among low-income workers is largely due to a shift in their residential location towards low-density neighbourhoods.
By community or design? Age-restricted neighbourhoods, physical design and baby boomers' local travel behaviour in suburban Boston, US
[J].
DOI:10.1177/0042098011429485
URL
[本文引用: 1]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travel behaviour, residential choices and related preferences of 55+ baby boomers in suburban Boston, USA, looking specifically at age-restricted neighbourhoods. For this highly auto-dependent group, do neighbourhood-related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local-level recreational walk/bike and social activity trip-making? The analysis aims to discern community (for example, social network) versus physical (for example, street network) influenc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incorporating attitudes and residential choice, are used to control for self-selection and to account for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among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variables. The analysis reveals modest neighbourhood effects. Living in age-restricted, as opposed to unrestricted, suburban neighbourhoods modestly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residents being active (i.e. making at least one local recreational walk/bike trip) and the number of local social trips. Overall, the age-restricted community status has greater influence on recreational and social activity trip-making than the neighbourhoo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although some community–neighbourhood interaction exists.
1950—2050年美国城市变化的因素分析及借鉴(下)
[J].
Factor analysis on American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1950-2050 and lessons to Chinese cities (ii)
Suburbanization of jobs and the journey to work: A submarket analysis of commuting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J].DOI:10.1002/atr.v26:3 URL [本文引用: 2]
ICT, millennials' lifestyles and travel choices
[J].
The effect of neighbourhood characteristics, accessibility, home-work location, and demographics on commuting distances
[J].DOI:10.1007/s11116-010-9275-z URL [本文引用: 1]
Hope for new communities as an alternative to sprawl? Insights from developer perceptions of amenities in future new communities in the US and UK
[J].DOI:10.1016/j.landusepol.2016.10.036 URL
Land use mixing and suburban mobility
[J].
Gender differences in metropolitan travel behaviour
[J].DOI:10.1080/00343408912331345672 URL [本文引用: 1]
Do cities or suburbs offer higher quality of life? Intrametropolitan location, activity patterns, acc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
DOI:10.1016/j.cities.2019.02.012
[本文引用: 1]
Critics deride American suburbs as dull, aesthetically displeasing, socially isolating, unhealthy, environmentally unsound, and lacking in accessibility. However, the dramatic shift of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to the suburbs in the post-WWII period suggests suburban living may have advantages. Using data from the American Time Use Survey,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residence in a principal city versus the suburbs offers a more emotionally satisfying lifestyle. First, the findings show that demographically similar city residents and suburbanites engage in a very similar amount and composition of out-of-home activities. Second, the ratio of travel time to activity time for specific travel/activity couplets is lower for city residents for a few activities, and lower for suburbanites for others, but on the whole the differences in accessibility implied by these travel time prices are minor. Third, the activities in which city residents and suburbanites engage are associated with very similar degre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including both life satisfaction and affect. The most noteworth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eographies is that suburbanites have modestly but measurably higher SWB than demographically similar urbanites in terms of feelings of happiness (hedonic affect), a sense of meaning (eudaimonic affect),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re may be advantages to suburban living.
Post-pandemic travel patterns of remote tech workers
[J].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