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乡村治理的基本目标，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使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基本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提出，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没有乡村文化的高度自信，没有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就难以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使命。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可见，文化是当代中国及乡村发展中的重要“软”抓手。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依靠文化治理乡村。
在国家政策的驱动下，全国各地乡村也掀起了乡村文化治理改革创新的浪潮。其中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变革创新作为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表现，涌现出一批成功典范，如浙江的“农村文化礼堂”模式[3]、湖南攸县“农村文化大舞台”搭建[4]等。借助微观的文化礼堂或祠堂等文化空间的再生产，能实现有效的乡村文化治理。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的现实问题，如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即使经过了再生产，仍存在“公共性消解”“悬浮化”“虚无化”“同构化”“空心化”等诸多问题[5-6]。近年来，这些实践探索得到了学术的关注和思考，尽管也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更多聚焦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本身[7]，或探讨宏观的乡村文化治理[8]，包括理论内涵、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等，相对缺乏对二者的关联性探索。脱离当下的具体情境讨论当代乡村文化公共空间重构，易导致理想主义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鸿沟。鉴于此，本文尝试以祠堂这一典型而传统公共文化空间为代表，选取当代祠堂再生产相对成功的典范作为案例地，探讨基于乡村文化治理的场域下当代祠堂空间的再生产，并探索构建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新模式的有效路径，以期为中国乡村文化治理与乡村文化振兴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参考价值。
1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与乡村文化治理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既包括宗祠、集市、戏台、场院等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质形式空间，也包括祭祀、节庆等意识形态空间[9]，是乡村文化治理和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10]。祠堂作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中最为传统和典型的空间，能深刻彰显地方的历史文化、审美艺术、价值观念[11-12]。此外，祠堂等乡村文化空间作为一种治理形式，在中国本土情境下经历了宗族自发自治、政府主导治理、权力下放村民自治、空置不治和共治共建共享的历时性变迁。自人类聚居起，祠堂由村民自发生成并为宗族所用，最早作为举办宗族仪式和议事空间，乡绅、宗族主要依托祠堂等文化空间实现地方自治；集体化时期，政治性充斥乡村社会，祠堂由政府权力主导治理，改变了祠堂的原始形态和功能，如祠堂大多被荒废、破损严重，有些甚至演变为学校功能空间；改革开放初期，政治性力量逐渐退场，祠堂的治理权力下放到村民手上，祠堂由传统功能延伸为由乡民以发展经济、增加收入为目的的聚集空间，祠堂成为推进文化和经济治理的重要空间。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城镇化发展，乡村人口流出，祠堂出现空置率高、能效度低、空间利用率不高、公共性消解等问题[5]，祠堂空置不治进而也导致乡村治理的缺失；到世纪之交，国家强调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为载体促进乡村文化治理，推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优化和整合，服务于多元主体，实现共治共建共享[6]。自2005年，祠堂更是在多元主体的力量下开始实现空间的再生产，如祠堂景观改造、功能重构、共享性转型等[13]。
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再生产成为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路径。如陈波等[14]强调以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为载体的治理路径，指出需要在空间的文化表达、文化氛围等方面完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以提高公共文化参与率。方菲等[15]则强调传统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再生产对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意义，关注到传统与现代公共文化空间的差异性，提出差异化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再生产体系，即既要健全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又要重构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此外，学者还聚焦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再生产的文化治理功能和策略。一方面，强调以党建引领的政治治理功能和策略。如唐亚林等[2]指出，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政治逻辑是党建引领，要完善党建精神注入机制、组织嵌入机制、阵地拓展机制、平台协商机制、政策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强调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建策略。如耿达等[16]指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要以农村村民的文化需求为导向，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和共享的文化运行模式。
同时，当前学界对乡村文化治理的研究也渐成热潮，主要有以下2种路径：第一，把乡村文化治理作为一个内容叠加的概念，即“乡村文化”与“乡村治理”的概念叠加。这一路径或是把“乡村文化”作为治理工具，将“乡村文化”引入乡村治理的体系中，突出乡村文化功能的工具性，强调通过对乡村文化的治理，实现乡村治理，为乡村治理提供文化维度上的新思路。又或是将“治理”引入文化研究，即把“乡村文化”作为治理对象，并通过符号技术、权力技术以及自我技术的合谋实现文化的治理。在这个路径中，乡村文化治理包含文化管理、文化改革发展规划、文化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内容[17]。它认为乡村文化治理的核心是通过对乡村文化的管制、引导和重塑，有望实现从传统乡村文明向现代乡村文明转型及乡村文明关系的现代秩序重建[18]。从这个层面看，乡村文化治理能引导祠堂再生产的治理方向和治理技术。反之，祠堂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作为凝聚和体现乡村文化功能的重要地方，通过祠堂再生产，也有望实现乡村的文明变革。
第二，把“乡村文化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性和综合性概念来研究，即乡村文化治理作为一种兼具内容属性与工具属性的治理形式或治理目标[17]。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乡村文化治理的内涵和维度探索，如张波等[19]认为乡村文化治理是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包含了实现公共利益、依托公共空间、嵌入公共权力、培育公共精神等多方面内容。乡村文化治理的历程，如谢延龙[20]认为中国的乡村文化主要经历了传统社会伦理治理、国家意识形态治理、市场经济治理和国家社会市场共同治理的4个治理阶段；张海荣[21]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乡村文化治理历史经历了从“有限治理”到“系统治理”再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逻辑演进。乡村文化治理的现存问题，包括场域空间萎缩、主体缺失、公共性缺失、治理内卷等[22]。其解决困境的出路包括优化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模式和路径等[23]，如叶鹏飞[24]研究得出，乡村文化治理需要基于对概念的综合性理解，通过主体建设、载体建设、意识培育和动力发掘等路径，重建乡村秩序，激发社会活力。乡村文化治理模式的变迁实质是外源性发展向内源式发展的转变，如张琦等[25]通过多民族地区的乡村文化治理实践探索，提出重塑乡村文化的价值、塑造多元性治理主体、丰富文化治理内容、保障文化治理的可持续性等能够实现民族地区的有效文化治理。此外，还有学者关注多元主体发挥的治理效能，包括社会、国家、市场和乡贤等角色力量对乡村文化产生的治理意义[26-27]。从这个层面看，乡村文化治理能为祠堂再生产提供治理模式、治理主体和治理效能的价值参考。反之，通过祠堂再生产，也有望推进乡村文化治理。
然而，不管是哪种研究路径，由于文化的“虚”，它的治理时常难以跳出乡村文化受制于政治、经济治理的怪圈[20]。这是由于，对于乡村文化治理更多地围绕宏观上的“文化”开展研究，缺乏“以实化虚”。祠堂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作为一个饱含文化的“实空间”，通过祠堂再生产，有望实现文化治理上的“以实化虚”。
此外，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再生产也是置于乡村文化治理的场域中完成的。因此，要理解当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再生产，理应立足于具体的乡村时空情境，构建起祠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共时性互动”分析框架[28]。然而，目前学界对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与乡村文化治理的研究，更多或是聚焦在微观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研究[29]，但忽略再生产背后的社会和文化治理价值，实际上仍停留在空间管理问题上，如宗祠庙宇、“三馆一站”公共文化设施、公园广场、小卖铺等公共文化设施的改造和建设问题等；或是聚焦在宏大的乡村文化治理研究[30-31]，此类研究大多没有落脚到具体的治理空间载体上，这容易导致治理虚无、单项治理，如探讨乡村文化的治理路径、治理机制等。因此，为实现乡村文化空间从管理到治理[32]、从虚到实的全面转型，需建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与乡村文化治理的联系。为此，本文把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再生产嵌入乡村文化治理情境中，以祠堂这一种传统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为载体，揭示祠堂空间在乡村文化治理视域下的再生产特征，同时以祠堂的微观文化空间映射当代乡村文化治理水平。
2 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探索当代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文化治理视域下的再生产。以珠三角地区的乡村为案例地，源于该地区乡村丰富的文化性、发展性和治理性。同时以“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文化治理目标为指导依据[33]，经过判别与筛选，选择了当代祠堂再生产相对成功的典范作为案例地，具体为广州增城石屋新村威武祠堂和佛山白坭陈氏大宗祠(图1)，但二者的发展模式不同。其中，广州增城石屋新村是乡村旅游民宿的网红地，威武祠堂改造成乡村民宿的公共区域，祠堂的再生产为外源性发展模式[34]，由旅游企业主导，对本地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和管理；佛山白坭陈氏大宗祠是广东省“祠堂+文化”公共文化创新项目的示范点，祠堂的再生产为内源式发展模式[35]，高度依赖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和本土文化，培养和创新本地文化。选择2个不同发展模式的祠堂作为案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2点：第一，内源式的自治模式和外源式的资本治理模式是当前中国乡村祠堂再生产的2种主要模式；第二，从不同的发展和治理模式中探究内在相通的和可推广的再生产方式。
图1
图1
威武祠堂和陈氏大宗祠的地理区位
注：本图基于广东省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粤S(2021)114号的标准地图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1
Location of the Weiwu ancestral hall and the Chen's grand ancestral hall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质性方法进行资料获取与分析。于2020年4月至2022年2月间4次(工作日、周末、节庆举办日、过年)到达2个案例地进行全面调研，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并聚焦祠堂发展、祠堂景观、祠堂功能、祠堂治理4个方面，选取的调研对象为镇政府工作人员5名、村干部9名、村民37名、外来人员7名、旅游开发经营商5名，访谈时间在40~120 min之间。访谈材料用Nvivo软件进行管理和分析。同时，以游客的身份参与式观察祠堂的开放状态、重构内容、参与主体等概况，对祠堂空间进行拍摄，获得照片80余张，完成观察笔记12篇。
3 乡村文化治理视域下祠堂空间的再生产
3.1 治理载体
从内容和属性来看，乡村文化治理归属于文化层面，容易陷入无对象、无边界、内卷化的治理。也就是说，乡村文化治理需要依托实实在在的治理载体，脱离具体载体谈文化治理容易陷入形而上学的错误。宗祠作为地方性产物，宗祠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的组成部分[36]，是物质空间与意识形态空间的统一体，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空间载体。因此，祠堂成为乡村文化治理的基层善治阵地，依托祠堂空间推动乡村文化治理成为众多乡村的一种治理策略。此外，当前乡村标准化公共文化空间体系已基本建立，如乡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文化下乡、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为体现乡村文化治理的差异化，提出了对乡村“差异空间”[37]的文化治理要求。依托祠堂空间推进传统文化空间再生产，有助于以实现“传统文化”的回归及其创造性转化。
当代祠堂的再生产，也离不开乡村文化治理的情境。回顾祠堂的演变发展史可知，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祠堂都处于被荒废、被空置甚至被损坏的局面。因此，祠堂的发展离不开具体的情境。在当前的乡村文化治理情境下，乡村祠堂得到了高度的重视，试图通过重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进而重塑乡村文化生态。如研究案例地广州增城石屋新村以前是一个边缘化的空心村，威武祠堂也被荒置，利用率较低。2017年旅游投资商开始进驻，他们依托祠堂空间，把祠堂及周边一带开发成乡村民宿。虽然祠堂的再生产为外源性发展模式，祠堂的日常管理、文化事务由旅游外资主导和控制，但对石屋新村的文化复活产生了不可或缺的意义。这是由于他们在旅游开发中强调依托祠堂公共空间，挖掘和创新本地乡土文化，并把祠堂重构置于更广的乡村文化治理和乡村振兴框架之下。如开发与经营商K-5所言，“我们打造的石屋田园度假综合体项目是充分按照乡村振兴和文化治理政策指引的，也是具有乡土情怀的改造，那是有力量的。”如果石屋新村的祠堂只按照经济逻辑来重构，是难以得到党政和村民长久支持的，更不会有如今的“祠堂+网红民宿”产生。
由此可知，传统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如祠堂，其再生产的过程中不能脱离本身的地方性、空间性和文化性，更不能脱离当时的治理情境。治理情境是原动力，空间载体是物质基础，祠堂空间的再生产也将伴随着治理情境的变化而动态演变。
3.2 治理主体
从治理主体来看，过去祠堂属于族人所有，归属族人治理。当代祠堂的重构涉及多主体、多层次的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和表达。多主体包括基层党组织、宗祠理事会、当地村民、乡贤、基层组织、当地政府、外资商等，多元主体之间并非“命令—服从”的科层等级关系，而是基于人格平等之上的权威认可关系。多层次则涵盖国家及地方的党组织和政府法治层、地方基层及宗祠理事会自治层、乡贤理事会等德治层，自治、法治、德治共存，层次关系超越了“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治理，它是一种跨尺度的并轨治理关系。这是由于单一“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预会弱化祠堂演化的延续性，而“自下而上”的村民内生发展需求在当代的多元主体治理体系中也难以为继。如案例地佛山白坭镇陈氏大宗祠以祠堂文化打造基层治理新平台，采用“134”的治理体系，即一核(党建统领)、三治(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四会(家村务监督委员会、乡建设委员会、村民议事会、乡贤慈善会)联动。其中，党组织发挥统领和治理的主导作用，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在融入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引领和协作功能，促进祠堂再生产的协调发展、有序运转[38]。宗祠理事会主要承担修缮保护、组织活动、协调资源等职责。村民议事会主要由村两委干部、党员、小组长和村民代表等治理主体组成，负责宣传祠堂文化、规范约束祠堂举办的节事活动等。祠堂是吸纳和凝聚乡贤的重要空间，以祠堂为载体构建乡贤理事会或乡贤慈善会，为乡村文化治理工作建言献策、捐资出力。当前，多元主体参与已经上升为国家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多元化治理是多个主体协同互动的结果[39]，它要求治理的“和而不同”。然而，多元治理主体往往有着不同的行为目标和利益选择，实现“和而不同”存在较大挑战。尤其对于由投资商主导重构的祠堂，村民往往容易产生治理不信任、不公平[40-41]，实际上相对较难实现理想的多元化治理。如案例地石屋新村村民C-11表达了祠堂治理过程中的主体参与不公：“现在祠堂更多是归他们管了，他们话事(决策)为主，如果我们要祭祀，我们也要提前跟酒店报备，还有如果带朋友进去我们自己的祠堂参观，也需提前征得同意……”而对于由宗祠理事会主导治理的祠堂，即使打着“共建共治共享”的口号，也容易产生“理事会主要人员积极参与，其他村民不积极参与”的现状。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外姓人(游客和乡村移民)反而更有兴致和主动参与佛山白坭镇陈氏大宗祠举办的文化活动。虽然多元主体治理祠堂仍存在一定的现实问题，但主张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方式，表明了当代乡村文化治理的进步。
治理主体是祠堂再生产的支持性条件和重要保障。由以上2个相对成功的案例可知，当代传统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再生产已由村民自治演变为多主体并轨治理，多主体参与治理的同时要求实现多元利益的平衡兼顾，实现治理的“和而不同”。
3.3 治理技术
从乡村文化治理的本质来看，乡村文化治理既不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超验性“治理”，也不是一种超越意义上的“治理”本体论谋划，而是面向乡村实践问题的经验性治理[20]。实践技术是实现祠堂再生产的支持动力。本文发现，作为文化善治阵地的祠堂，主要通过以下治理技术的探索与实践，推进文化治理：
(1) 复活“族”观念，推进文化自信。当代大多祠堂不再局限于宗族使用，而是采用“开放与封闭相结合”的空间使用方式，即享堂空间不可侵，其他空间可开放给“外姓人”。如案例地佛山白坭镇陈氏大宗祠，不定期在祠堂里推出系列文化惠民活动，不仅仅是族人，其他村民甚至是游客也可进入祠堂内参加各种活动。这种打破传统的做法，对于分散为原子式小家庭的社会个体重新理解先祖、家族，甚至是生命之源具有重要的复活意义。对于本地人，以“打开门来”的方式彰显宗族发展的源远流长，可以增强村民的家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如村民C-7言之：“平时很多外来人员进来(祠堂)，我会觉得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对于外姓人，尤其是流动到他乡的人，在参观别人的宗祠，参拜别人的祖先时，容易勾起心中的乡土情怀，在外也不忘“家”，升华家庭、家族、家国的观念。
(2) 整合文化资源，推动文化融合。分析发现，当代祠堂的再生产以祠堂文化为核心，同时不断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政治文化与经济文化等各种文化资源，以推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不同的乡村在文化治理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现实诉求不同，故选择不同的文化融合发展策略。如案例地石屋新村主要走“祠堂文化资本化”的实践策略，在整合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把文化作为一种资源手段或工具加以运用，思考祠堂文化能够带来的经济价值。同时，这种文化资本化也重视链接他者，强调资本商与本地村民、游客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希望获得村民的支持、旅游者的关注以及当地政府的帮助。而案例地佛山白坭镇陈氏大宗祠则走“祠堂文化在地化”的策略，以“祠堂+文化”的方式将陈氏大宗祠打造成为开放性的文体活动中心、村民议事会中心、村务监督委员会善治基地。不管是哪种方式，在文化资源的整合过程中，都需在保留优秀文化的同时激发和创新乡土文化，发展繁荣人民所需要的文化。如村民C-24所言，“我们的祠堂既有现代化的使用功能，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也没有丢，我认为这很好。”
(3) 有机更新祠堂场景，重塑乡土文明。场景是文化空间与生活品位、审美情趣的交融，通过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重构祠堂场景，可增强农民的文化接受感、归属感和获得感。但祠堂场景的有机更新并不是对旧有空间的简单复原，而是要注重与乡村文化治理精神相结合，在原型调适中添加新的内容[42]。祠堂蕴含着深厚的乡土精神。祠堂空间重构过程中，整体保留了传统的建设风格、有故事的构筑物，文化观念在相应的物件赋型下更能彰显其价值意蕴。如广州石屋新村威武祠堂保留了祠堂的传统建筑风格和原有的祭祀台，在此基础上改造为民宿公共空间(图2)。此外，佛山白坭镇陈氏大宗祠内，悬挂着取自《白坭陈氏宗谱》的16条祖训：“后生务习纯朴，乃能保家。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不截移田地，不盘剥克扣，不追求不义之财”……同时，祠堂空间被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并增设了不同内容的场景，包括红色教育、乡贤文化、休闲活动、家规文化、民风文化等。在场景布局中嵌入了相应的“中国特色”乡土文明，包括家国情怀、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图3)。
图2
图3
3.4 治理目标
乡村文化治理的价值指引是祠堂再生产的方向、目标和归宿。反之，通过祠堂的有效营造也能实现乡村文明转型、推动乡土秩序重构，最终实现共同体的构建。但在追求治理目标实现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2点：
(1) 在祠堂的再生产中，需坚持繁荣乡土文化的价值指引，以推动乡村的文明转型。文化是维持共同体稳定的重要基础。祠堂作为乡村传统的文化产物，并在重构中融入时代文化，拥有普遍和特殊的精神和价值。通过祠堂公共空间的文化纽带能够增进人与人、人与空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强化主体对村庄的情感与认同意识，从而建构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归属感、精神寄托的精神共同体。因此，在祠堂的再生产过程中，不能只顾经济价值，而忽视其中的文化和精神价值。坚持不同的价值，会产生不同的治理效果，如学者林莉[43]所言，资本逻辑在带来经济利益时可能会僭越传统村落空间生产的最终目标，造成传统村落物质空间的建设性破坏、精神空间的内生性衰弱和社会空间的消费性解构。开发与经营商K-3表示在运行资本模式的同时坚持了文化逻辑：“我们虽然是旅游企业，但是卖的是文化，同时也是在践行乡村治理的责任，帮助地方传承文化，活化文化。”也就是说，不管是内生性的地方自治模式还是外生性的旅游资本化模式，只要树立较高的文化空间再生产的价值目标，均可实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意义再生产。尤其是对于空心村的乡村，通过公共文化空间的旅游化，引流入村、引民归村，进而实现文化空间共建共治共享的更大可能性。这也说明，乡村文化治理不仅仅是对乡村文化进行治理，也包含了对经济、政治衍生的文化内容的治理。
(2) 祠堂的再生产所衍生的文化治理效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急功近利，它可超越原有的价值，实现构建生活共同体、行动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的治理目标[44]。祠堂重构的不仅仅是物质性景观，还有更高层次的隐形精神价值。通过物质形式、内容形式的文化嵌入，让多元主体在参与中生成生活共同体的公共意识，进一步唤醒和培养村民对祠堂公共空间和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嵌入的行动者通过共意行为进而强化了村民对乡土文化的价值认同，形成精神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是人类“最高的共同体”[45]。如三水区村干部G-05言之：“一开始，我们的祠堂改造也没有想到会到这么大的辐射作用，但是我们的确很努力地一步步做，集资修缮、组织构建、制度完善、宣传文化等的每一步都紧紧围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现在已经成为三水区甚至是省的示范点。”
因此，价值目标是传统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再生产中需要优先达到并长久维持的，它的精神价值将影响治理行为和治理效果。但现实中，有很多乡村祠堂在再生产过程中缺乏内在的价值目标追求，追求简单形式的修复，或由于行政力量的功能主义过强而忽视价值目标，导致祠堂再生产的“失魂”，文化治理的失效。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在乡村文化治理的情境下，迎来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改造创新的发展期，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置于乡村文化治理视域下进行其再生产的探讨，不仅可以脱离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研究的路径依赖，也有利于实现理论主义与现实世界的统一。本文探究了当代祠堂空间的再生产及其映射的乡村文化治理水平，并尝试构建可供落地的治理框架(图4)。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图4
图4
乡村文化治理视域下祠堂的再生产框架图
Fig.4
A framework for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ancestral hall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1) 当代祠堂再生产主要通过空间、主体、实践与价值四位一体的治理方式实现。首先，祠堂作为具有物质形式与意识形态的空间统一体，同时是凸显乡土特质的“差异空间”，依托祠堂空间载体，有利于乡村文明的重构。其次，当代的祠堂重构涉及了多主体、多层次、跨尺度的管理，涵盖了党组织、宗祠理事会、当地村民、乡贤、基层组织、当地政府甚至外资商等主体的共建共治，党建引领的多方协作有利于推动落实共享的治理效能。但也容易导致“和而不同”矛盾冲突的产生。这要求主体具有经验性的治理技术和价值性的治理目标支持。即通过实实在在的实践技术和价值目标才能有效推动乡村文化空间的意义再生产。治理载体、治理主体、治理技术与治理目标的提出有利于更加全面地揭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再生产过程及特征。
(2) 祠堂再生产的4个维度是彼此交织、相互支持、缺一不可的。从各维度的内部关系看，价值维度是其他维度的方向、目标和归宿，祠堂空间的再生产需要以价值目标为指引，并贯穿于其他维度的全过程中；空间维度是其他维度的物质基础；主体和实践维度是空间维度的支持动力，是实现价值目标的保障。从各维度的外部次序看，对于成功的祠堂再生产，价值目标是优先需要达到并一直维持的，其次是空间维度，再者是主体维度和实践维度。这是因为，只有坚持以“实现乡村文明转型、推动乡土秩序重构，最终实现共同体构建”的乡村文化治理价值目标指引，才能有效推动祠堂及其他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意义再生产。
(3) 当代祠堂四位一体的再生产，映射出当代中国乡村文化治理的独特方式。这是一种具有情境和内容的治理方式，有利于破解文化治理难题的“虚无化”，进而推进“以实化虚”。其中包括依托如祠堂等具体的乡村文化公共空间治理载体，引进多元主体并合理划分治理主体的职责，使用在地化、差异化和经验性的治理技术，强调乡村治理目标并指引治理全过程，以激发乡村文化治理内在活力与效力，实现传统村落的文化振兴，进而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当代乡村文化治理体现出协同治理、服务治理、创新治理的新特征和共治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
4.2 讨论
在实践层面上，对于已经重构、将要重构或重构中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思考如何有效发挥文化的“软治理”功能，如何串联和支持到其他治理单元中，如何持续保持文化秩序和活力，如何实现乡村的协调发展和全面振兴，还有很多可以继续深入讨论的内容。
在学理层面上，亟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公共文化治理框架，建立起空间与治理之间的理论联系，以学理反哺实践。但在进行理论探索时，应把握“情境”与“现实”的真实写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将城市反哺乡村的发展理念调整为城乡融合发展。乡土中国正在向城乡中国转型。同时，中国乡村社会作为人们生活的共同空间正逐步迈向“后乡土乡村”，家族式血缘共同体逐渐瓦解，熟人关系陌生化、半陌生化的趋势逐步加强。站在这样的一个情境节点，对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如祠堂来说，首先需要重新认识“重构为谁使用的文化空间”“重构何种特质的文化空间”。一方面，应打破传统族内人—族外人的主客对立，在主体关系的不断互构中扩大空间使用的主体范畴；另一方面，需以城乡一体化的视野看到乡村共同体的成长，打破狭隘的本土化取向，推进祠堂走向内外融合，扩大文化空间的内容范畴。以“情境—问题”的逻辑进行思考，才能有效推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
此外，作为一个多元化国家，中国乡村呈现千姿百态，乡村文化百花齐放。任何的一种治理体系或治理方式都难以容纳所有。中国乡村需要的是一套更为多元和全面的，而非单一的治理体系。因此，探究更多其他类型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与治理，是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未来需要研究的内容。
参考文献
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 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村“拉斯节”为例
[J].
Public cultural space in traditional village and the village governance in ethnic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Lasi Festival" in Benzilan Village, Deqin County, Diqin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
党建引领: 新时代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政治逻辑、实现机制与新型空间
[J].
Constructing grassroots public cultures in a new era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以浙江农村文化礼堂为例
[J].
Study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of grass-roots public culture services: A case study of Zhejiang rural cultural auditorium
湖南攸县: “门前三小”搭建农村文化大舞台
[J].
Youxian County, Hunan Province: "Three small doors in front of the door" to build a cultural stage in rural areas
空心村综合整治与低碳乡村发展战略探讨
[J].
Discussion on hollowed village consolidatio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Chinese rural area
公共文化空间弱化: 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
[J].
Weak public cultural space: The "weakness"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sation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 基于扎根理论的云南和顺图书馆的案例研究
[J].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A case study of Heshun Library in Yunnan Province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的理论范式、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
[J].
Theoretical paradigm, generative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关中地区乡村公共空间的演变特征及其机制研究
[J].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s of public spaces in villages of Guanzhong area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复兴与重构: 基于江西莲花县村落祠堂的调研
[J].
Revival and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under the vis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investigation of village ancestral halls in Lianhua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从“一姓一祠”到“六姓共祠”: 小白井村公共空间变迁的社会文化阐释
[J].
From "one shrine for one family name" to "one shrine for six family names": A social-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nges in Xiaobaijing Village's public space
地方感的塑造与乡村治理: 潮汕宗祠案例
[J].
DOI:10.13284/j.cnki.rddl.003257
[本文引用: 1]
采用网络资料收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情感互动和内生效用展开分析，探讨了潮汕宗祠对地方感的塑造作用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潮汕宗祠作为同姓宗亲地域联系和情感连结的物质空间载体，通过其蕴含的地方文化、宣传展演和节庆活动等构建乡村地域的情感依恋与价值认同，进而形成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此外，潮汕宗祠通过建筑的形式扎根于地方，并作为乡村地域的异质性空间重构着乡村的地方性，并赋予乡村空间更多的文化内涵，以塑造乡村主体的共同价值和情感认同。诚然，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是通过多主体的共同缔造来实现的，以历史文化、个体记忆和物质资本等塑造自身的地方、民族的地方和跨界的地方。研究基于地方感和乡村治理的视角，强调物质文化载体的社会建构作用，探索乡村文化空间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在实证层面回应了文化治理的积极意义。就现实意义而言，文章通过对潮汕宗祠地方性和根植性的讨论，旨在为乡村文化空间的营造、文化自信的建立和乡村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Construction of sense of place and rura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Chaoshan ancestral hall
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变迁与乡村文化传承: 以浙江三村为例
[J].
Change of traditional rural public space and inheritance of rural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three villa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公共文化空间与文化参与: 基于文化场景理论的实证研究
[J].
Public cultural space and cultural particip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ultural scene theory
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良性再生产: 以湖北恩施州咸丰县严家祠堂为例
[J].
Virtuous reproduction of rural tradition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A case study of Yanjia Ancestral Hall in Xianfeng of Hubei Province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 内涵与模式
[J].
Constructing a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Implications and models
乡村文化治理的行动逻辑与机制创新
[J].
The action logic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culture
乡村文化治理: 乡村振兴中的治理文明变革
[J].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Civilizational change in governanc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J].
The public dilemma of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its transcendence
“乡村文化”治理与乡村“文化治理”:当代演进与展望
[J].
"Rural culture" governance and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The evolution and prospects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文化治理的逻辑演进
[J].
The logical evolu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in the centu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乡村公共文化的实践逻辑及其治理
[J].
The practical logic of public culture in rural areas and its improvement
治理困境下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 以农家书屋为例
[J].
A study of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under governance dilemmas: The case of farmhouse books
秩序与活力: 乡村文化治理的问题与反思
[J].
Order and vitality: Problems and reflections on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 逻辑起点、理论机理与实践路径
[J].
Governance of rural culture in ethnic areas: Logic starting point,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path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文化治理
[J].
Cultural governance in the view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驻村青年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路径探析
[J].
Exploring the path of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by youth in villages
作为社会学视角的空间: 空间解释的面向与限度
[J].
Space as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orienta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spatial interpretation
公共文化空间视角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J].
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cultural space
文化治理在乡村: 基层政权与民间社会的互构: 浙江六村的庙宇与节庆
[J].
Cultural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Mutual construction of grass roots political power and civil society: Temples and festivals in six villages of Zhejiang Province
村庄公共性再造: 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 基于福建省晋江市S村移风易俗的实证分析
[J].
Reconstruction of village publicity: The practical logic of village cultur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S Village in Jinjiang City, Fujian Province
从治理到城乡治理: 国际前沿、发展态势与中国路径
[J].
DOI:10.18306/dlkxjz.2021.01.002
[本文引用: 1]
治理已经成为多学科关注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在快速城镇化和城乡差距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城乡治理对中国而言尤为重要。论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治理理论,概括治理的要点为开放系统、自组织、权力与权利的交织3个方面。国际研究强调社会生态系统的治理,城市治理增势显著,乡村治理研究开始兴起。中国在顶层设计上经历了从管理到治理的全面转型,城乡治理逐渐成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关键议题。未来中国城乡治理的主要路径在于：从权力导向转向权利导向;从只注重社会维度、一元化的、城市偏向的治理模式转向生态环境与社会治理并重,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城乡共治体系;积极开展城乡弱势群体的扶持救助工作。城乡共治将会成为新的理论增长点,需要进行多学科、多主体、多部门的协同工作。
From governance to rural-urban co-governance: Research frontiers, trends, and the Chinese paths
DOI:10.18306/dlkxjz.2021.01.002
[本文引用: 1]
Governa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 of multi-disciplinary concern.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wide rural-urban disparity, rural-urban governanc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China. Based on the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theories, the key aspects of governance include: an open system, self-organization, and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rights. Internationally the research frontier focuses on the governance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while urban governance has grown significantly, and rural governance has also risen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trend and policy evolution of governance in China indicate that China has undergone a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from management to governance by top-level design, and rural-urban governance is becoming a key issue. The main path of China's rural-urban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lies in three aspects. First, it is necessary to shift from power-oriented to rights-oriented governance. Second, equal attention needs to be paid to both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stead of focusing only on social, single-dimensional, and urban governance systems, and form a rural-urban co-governance system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Third, it should be launched to assist rural and urban vulnerable groups actively. Rural-urban co-governance will become a new growth point for theories, and multi-disciplinary, multi-subject, and multi-department collaboration is much needed.
乡村振兴的共建共治共享路径研究
[J].
The research 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ath based on collabo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ommon interests
Public participation methods: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on
[J].
乡村振兴的内源式建设路径研究: 基于村社理性的视角
[J].
Research on the endogenous construction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llage community rationality
宗祠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和社会治理逻辑
[J].
The ancestral culture: Its social educational func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logic
Differential spaces of critical geography
[J].DOI:10.1016/j.geoforum.2004.01.008 URL [本文引用: 1]
统合治理: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及其对网络治理的再定义
[J].
Integrated governance: Social governance led by party building and its redefinition of network governance
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村落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 以黄山市西溪南村为例
[J].
DOI:10.13249/j.cnki.sgs.2022.05.013
[本文引用: 1]
以黄山市传统村落西溪南村为例，通过对多元利益主体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方法从微观视角探索乡村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西溪南村发展规划明晰，乡村旅游业形态丰富，乡村多元功能价值体系日益凸显。西溪南村乡村功能演变是地方政府、外来旅游企业、外来民宿投资者、本地居民与游客等多方利益主体协作共生的必然结果。政府政策引导是促进由内而外要素流动、乡村多功能转型的基础保障，外来旅游企业是推动西溪南村旅游开发经营的主导力量，外来民宿投资者是建构乡村民宿与生态空间、引领乡风文明实践的关键先驱，本地居民是填补细分市场、实现居业协同的重要践行者，各利益主体间的协作共生推动西溪南村乡村功能发展演变。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function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Xixinan Village, Huangshan City
DOI:10.13249/j.cnki.sgs.2022.05.013
[本文引用: 1]
Tourism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guid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functions and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Xixinan Village, a traditional village in Huangshan City, as an example, the study appli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government employees, exterior tourism companies, exterior homestay investors, local residents, and tourists to explore the process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of rural functions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It was found that the rural function evolution of Xixinan Villag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1) The budding stage of tourism (2003-2008). The theme development project of ‘Jinpingmei Cultural Park’ was implemented in Xixinan Village, but the benefits and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were not obvious. There was no substantial evolution of rural functions. 2) In the tourism exploration stage (2009-2014), exterior investors purchased and repaired the ancient houses in Xixinan Village. Then they were opened to the tourists. It gave full play to the diversified functions of living,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ancient dwellings, and showed the cultural and aesthetic values of Hui-style architecture. Furthermore,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Xiesheng Tourism Development Company in Xixinan Ancient Village has failed. 3) I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stage (2015-), the team of Professor Yu Kongjian from Peking University fully undertook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the ancient village of Xixinan Village. The rural business has been continuously enriched. Xixinan Village has gradually realized the simpl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 living functions to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leisure and tourism,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nd other multi-functional shifts. In general, Xixinan Village has a clear development plan, a rich rural tourism industry, and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ural multi-functional value system. The functional evolution of Xixinan Village is the certain result of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stakeholders such as local government, exterior tourism companies, exterior homestay investors, local residents and tourists. Government policy guidance is the basic guarantee to promo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 flow and rural multi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Exterior tourism companies are the leading forc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of Xixinan Village tourism and carrying out various form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activities. Exterior homestay investors are the key forerunners in constructing rural homestay space, constructing ecological space and leading the practice of local culture civilization. Local residents are vital practitioners who use their own resources to fill market segments and realize home-employment coordination. The cooperation and symbiosis among various stakeholder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rural functions of Xixinan Vill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function evolution, this study reveals the logic behind the return of villagers, capital and citizens to the countryside to build villages in Xixinan Village, and provides a realistic template and case refere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s.
Towards a framework of public space governance
[J].DOI:10.1016/j.cities.2018.02.010 URL [本文引用: 1]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空间正义的主体博弈与协商: 广州石屋新村案例
[J].
DOI:10.13249/j.cnki.sgs.2022.05.014
[本文引用: 1]
以广州石屋新村为案例地，通过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以及收集文本材料等方式获取素材，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探讨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空间正义主体博弈与协商的维度与过程。研究发现：① 乡村空间正义主体博弈与协商的内容主要包括分配正义、居住正义、边界正义和信仰正义4个维度，贯穿4个维度的核心和焦点是权力正义。② 4个维度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前2个维度呼应了马克思空间正义思想的部分观点，后2个维度是中国语境下的理论创新。③ 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杂糅了政府、企业、村民各自的诉求，导致不同主体展演了多元复杂动态的空间正义博弈与协商过程。
The bargain and negotiation of rural space just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case study of Shiwu Newly Village, Guangzhou, Guangdong
DOI:10.13249/j.cnki.sgs.2022.05.014
[本文引用: 1]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utopian’ rural villages are gradually being engulfed by power and capital. How to ensure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of different subjects in all aspect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article takes Shiwu Newly Village in Guangzhou as a case site, acquires material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s and collection of text materials, uses grounded theory to conduct coding analysis, and explores the dimensions and processes of the game and negotiation of the main body of rural space justice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1) The content of the main game and negotiation of rural space justice mainly includes the four dimensions of distribution justice, housing justice, border justice and faith justice. The core and focus of the four dimensions is power justice. 2) The four dimensions are intertwined and influence each other. The first two dimensions echo some of Marx’s ideas on space justice, and the latter two dimensions are the oretical innovation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3)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various demands of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villagers have been mixed, which has led to the performance of diverse, complex and dynamic spatial justice games and negotiation processes by different subjects. This research is conducive to constructing a theory of spatial justice that conforms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explaining Chinese phenomena; In practice,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governance paradigm for the settlement of tourism-driven rural spatial justice.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
[J].
DOI:10.11821/dlyj020210368
[本文引用: 1]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面临着严重的人地关系危机,对其进行有机更新显得尤为重要。立足于有机更新的科学内涵及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变特征,辨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的理论认知,进而构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的路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问题困境归类为物质空间、文化空间与社会空间,提出以三生空间为空间载体、景观基因为文化核心、社会场域为基础脉络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理论认知。② 以更新优化物质空间、文化空间与社会空间为着力点,构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物质-文化-社会”三维路径机制,包括物质空间更新：主导功能优化与三生空间重塑;文化空间更新：隐性基因修复与显性基因修补;社会空间更新：关系网络织补与社会秩序重构。以实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多维度优化-多目标统筹”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理论与路径,以期为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提供科学参考与实践借鉴。
The organic renewal of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oretical cognition and practical path
DOI:10.11821/dlyj020210368
[本文引用: 1]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is facing a rigorous crisis of the hu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the organic renewal of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organic renewal and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theoretical cognition of the organic renewal of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constructed the path mechanism of the organic renewal of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on this ba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By summarizing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 dilemma is classified as material space, cultural space and social spa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gnition of the organic renewal is proposed with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as the spatial carrier, the landscape gene as the cultural core, and the social field as the basic context. (2) Focusing on the renewal and optimization of material space, cultural space and social space, the three-dimensional path mechanism of "material-culture-society" for the organic renewal of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is constructed, including the renewal of the material space: the optimization of dominant functions and the reshaping of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the renewal of the cultural space: the repair of recessive genes and the repair of dominant genes; the renewal of the social space: the darning of relationship network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der.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 theoretical cogni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the organic renewal are discussed in depth, and have been established as a "multi-dimensional optimization, and multi-objective overall planning" mechanism, to provide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organic renewal of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振兴传统村落的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及其治理导向
[J].
Capital logic, cultural logic and the governance on revitaliz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中国乡村振兴与乡村功能优化转型
[J].
DOI:10.13249/j.cnki.sgs.2021.12.009
[本文引用: 1]
基于乡村功能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建立基于“三生”空间系统的乡村功能与乡村振兴之间的逻辑关系，探讨乡村功能优化转型的方向，并提出乡村功能优化转型的策略。乡村功能的优化转型，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动力和活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可以为乡村功能优化转型提供方向引导和政策支持。研究表明：① 生产功能优化转型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生活功能、文化传承功能优化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生态功能强化可推动乡村生态振兴；组织功能复兴可推动乡村组织振兴；乡村整体功能优化需要乡村人才振兴。② 乡村振兴必须优化乡村“三生”空间布局，按照不同类型乡村发展特点，分类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功能优化转型的终极价值是实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③ 以乡村产业新业态带动乡村功能优化转型过程中，要有效发挥乡村振兴政策和制度的支撑作用。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functional optim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DOI:10.13249/j.cnki.sgs.2021.12.009
[本文引用: 1]
Based on the two-way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func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article establishes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hich based on the spatial system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It also discusses the direction of the optim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func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for it. The optim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functions can provide power and vitality fo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can provide direction and policy support for the optim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func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The optim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function can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y.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living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can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The reinforcement of ecological function can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ecology. The revival of organizational function can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organizations. Whil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overall rural function needs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talents. 2) Rural revitalization must optimize the spatial layout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We should boast rural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ing featur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untryside. The ultimate significance of the optim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function is to achieve the “community of human and natural life” and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3) In the process of optimizing and transforming rural function driven by new forms of rural industries, we should effectively excert the important supporting rol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ie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ystems to rural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