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研究——以湘西地区为例
Impact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livelihood and welfare: A case study of Western Hunan
收稿日期: 2022-10-27 修回日期: 2023-01-2
基金资助: |
|
Received: 2022-10-27 Revised: 2023-01-2
Fund supported: |
|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麻学锋(1970— ),男,湖南凤凰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旅游地理。E-mail:
在亟待增进民生福祉的背景下,揭示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对于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厘清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作用机理,利用区位商测度旅游产业集聚,构建民生福利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湘西地区24个区县2006—2020年的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对旅游产业集聚的民生福利效应进行深入探究。结果表明:① 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略微下降,呈现波动发展趋势;民生福利水平大致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仅在2020年受疫情影响较大出现下降。② 旅游产业集聚与民生福利的空间错位特征显著,前者较为突出的是永定区、武陵源区和凤凰县,而后者较高的是鹤城区、吉首市、永定区、慈利县、沅陵县和溆浦县。③ 民生福利各维度的障碍度排序整体为:社会有序>文化繁荣>经济宽裕>政府有为>生态文明;而各区县存在一定差异,尤以鹤城区政府有为对民生福利的作用显著。④ 总体上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具有负向作用,但其存在区域与时间异质性。区域上,怀化市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提升具有正向效应;时间上,2016—2020年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转为正向。湘西地区应推动旅游产业规模、质量、效益同步增长,持续激发旅游产业集聚的积极效应,从而有效增进民生福利。
关键词:
In the context of improving livelihood and welfare, it is important to reveal the impact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safeguard livelihood and welfare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mechanism of impact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livelihood and welfare by measuring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using location quotient, 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livelihood and welfare, and conducting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ffect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livelihood welfare based on the data of 24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Western Hunan from 2006 to 2020 using panel regression mod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egree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slightly declined in the study period, showing a fluctuating development trend; the level of livelihood and welfare roughly presented a steady increasing trend, and only declined in 2020 due to the strong impact of the pandemic. 2) The spatial mismatch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livelihood and welfare was significant, with the former more prominent in Yongding District, Wulingyuan District, and Fenghuang County, while the latter was higher in Hecheng District, Jishou City, Yongding District, Cili County, Yuanling County, and Xupu County. 3) The overall ranking of the obstacles in the various dimensions of livelihood and welfare was: social stability > cultural prosperity > economic affluence > government initiative >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ile there were some differences among districts and counties. Particularly, the role of governmental action on livelihood and welfare was significant in Hecheng District. 4) In general,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had a negative effect on livelihood and welfare, but there were regional and temporal heterogeneities. Regionally,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Huaihua City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livelihood and welfare enhancement. Temporally, the effect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livelihood and welfare turned positive during 2016-2020. The Western Hunan region should promote the simultaneous growth of the scal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continue to stimulat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so as to effectively enhance livelihood and welfare.
Keywords:
本文引用格式
麻学锋, 赵洁.
MA Xuefeng, ZHAO Jie.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是社会和谐之本[1]。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解决民生福利问题正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民生可以理解为人民群众生存发展所需的各种条件,体现不同层次的需求[2]。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分配制度、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扎实增进民生福祉。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旅游发展的若干意见》率先提出“人民群众更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目标,阐述旅游和民生之间的紧密联系。旅游业是城市反哺乡村的重要产业,发展乡村旅游能够提供农民就业机会、优化农村人居环境、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而乡村振兴的落脚点在于增进民生福利[3]。旅游产业非常适合集群化发展,且旅游产业集聚具有产业关联度高且融合性强、不存在明确投入产出关系等特征[4],可以提高要素效率、增强竞争力,但应合理控制聚集程度,避免区域经济的过度依赖而导致脆弱性[5]。随着旅游地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深化,加之人们美好生活需求不断拓展,探析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对于实现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和民生福利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研究中并没有专门的“民生”一词,多是用“福利”来体现,并逐渐整合个人层面与社会层面的福利[6]。Sen[7]认为福利是众多功能和能力的集合,衍生的“可行能力理论”被普遍应用。对改善民生福利问题的理论探讨与现实求解,是当代西方前沿经济理论共同聚焦的中心议题[8]。国内关于民生福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水平测度[9]、地区差距[10]及影响因素[11]分析。有学者结合客观指标探讨了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并指出要加强生态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及优化公共服务,以实现高质量发展[12]。旅游业已发展成为一个全方位、多维度的综合性现代产业,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13]。朱麟奇等[14]创新性地将旅游业融入民生效应的综合研究,认为国内旅游集约化发展和提高旅游业专业化程度等是实现旅游业同地区发展与民生改善耦合协调的有效路径。旅游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改善民生,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改善及利益相关者受益等皆是增进民生福利的重要体现[15]。而作为旅游发展中最具活力的空间组织形态,旅游产业集聚对实现区域旅游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16];其次,旅游产业集聚对城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7],且二者存在“U”型关系[18];最后,随着规模效应、成本效应和竞争优势的发挥,旅游产业集聚推动区域旅游环境承载水平显著提升[19]。综上,学者们对民生福利及其与旅游发展的关联做了大量探讨,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基于旅游产业,特别是其集聚发展视角,探析如何改善民生福利的研究尚未得到足够重视,致使二者的关系仍不明晰。因此,将旅游产业集聚和民生福利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厘清二者关联的内在逻辑,并探究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有助于科学分析其综合效应,以采取针对性措施有效提高民生福利水平。
湘西地区是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与区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产业集聚趋势明显。2013年《推进大湘西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合作宣言》联合发布后,湘西地区旅游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十四五”大湘西地区文化生态旅游精品线路品牌提质升级工程实施方案》指出,按照保护优先、因地制宜、创新驱动、融合发展等基本原则,打造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示范区,建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可见,湘西地区是在旅游集聚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典型区域。
基于此,本文选取湘西地区为案例地,剖析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作用机理,刻画旅游产业集聚与民生福利的时空特征,厘清民生福利各维度的作用程度,并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定量探究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以期在理论上明晰旅游产业集聚影响民生福利的深层逻辑,丰富民生福利的相关地理研究,并为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福利全面改善提供实践案例与科学参考。
1 理论分析框架
传统衡量经济、社会文化或环境的指标常被用以表征生活质量,进而评估旅游产业发展绩效[22]。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指引新时代在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发展民生上不懈努力[23]。民生福利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构成的复杂系统[7],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经济维度: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是保障民生的基础,且通过增加税收助力政府治理,夯实物质基础促进文化创新和社会进步,并遵循绿色发展理念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进一步提升民生福利。政治维度:政府在宏观调控和战略引导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加之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持续促进民生高质量发展。文化维度: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共同重塑发展新动能,而文化处于三者的核心,且人们愈趋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有效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并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社会维度:完善就业、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是切实提高民生福利水平的关键。生态维度: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均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而必须全面落实环境资源保护与利用,有效治理环境污染,以推进生产、生活和生态协调发展,实现民生福利的大幅改善与提升。
民生问题在旅游领域具体表现为人民群众对公平享有旅游活动权益、共享旅游发展成果及在旅游发展中实现谋生、社会融入、个人发展等诉求[24]。正如旅游发展会给旅游目的地带来复杂影响,旅游产业集聚也会产生双重效应作用于民生福利(图1)。积极效应方面:① 为适配大众休闲及规模化的旅游需求,大量有形旅游产品和无形旅游服务涌现,此时旅游产业集聚可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以节约交易成本、提高旅游就业吸纳能力[25],进而对经济社会福利产生积极影响。② 旅游产业集聚促进核心产业和辅助产业协同发展,带动相关企业之间资源共享、信息互通[26],有利于在提高旅游多样性的基础上增加旅游收入、扩大资金投入,同时互利合作形成的复杂社会网络有效激发文化活力[27]。③ 由于空间邻近性、本地根植性及市场竞争态势,旅游产业集聚易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因而企业通过人才交流、学习创新提升旅游经济效率[28],并依托多元产品与服务促使居民生活高质量发展;旅游从业人员借此提升知识技能与人力资本,以适应工作环境、拓展增收渠道。消极效应方面:① 旅游产业集聚可能造成严重的同质化现象,模仿趋同引致旅游目的地吸引力单一,逐底竞争致使旅游要素效率大幅降低[29],最终导致旅游惠民效益锐减。由于技术、资金和经营管理能力欠缺,旅游地居民在与政府、企业等利益相关主体的博弈中本就处于劣势[30],旅游的无益集聚使民生改善进一步陷入被动局面。② 旅游产业过度集聚而产生的拥挤效应会引发要素配置比例失调、区域承载力超负荷等问题[4],尤其是对当地居民公共生活的冲击和生态环境的不可逆影响,严重损害民生福利。旅游业被称为“无烟工业”,但并非“无污染行业”,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融入旅游产品供给[31]。③ 旅游产业集聚会使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加速流向原本就具有发展优势的区域,虽区别于马太效应强调的两极分化,但其虹吸效应加剧发展不平衡[32],使民生福利水平表现出明显区域差异,从而难以实现协同提升。
图1
图1
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作用机理
Fig.1
Mechanism of impact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livelihood and welfare
2 研究区域、方法和数据
2.1 研究区域概况
湘西地区是国家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先行先试示范区,亦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首倡地。该地区指包括张家界市、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简称湘西州)、怀化市以及邵阳市西部诸县在内的整个“湖南西部地区”,地域偏僻且发展滞后。鉴于行政区域的完整性要求,本文以张家界市、湘西州和怀化市的24个区县作为研究范围[33]。境内拥有奇峰、秀水、险洞、温泉等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以及民族文化、红色文化等多元文化旅游资源,是旅游产业集聚的有力支撑。截至2020年底,湘西地区拥有旅游等级区(点)109处,2020年接待国内外游客15312.1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1404.69亿元。借助旅游发展这一契机,居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最直观的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6年的3734元增加到2020年的19402元。近年来,湘西地区加快构建文旅融合机制,推动休闲度假、民俗体验、生态康养等新业态蓬勃壮大,促进居民共享旅游发展效益,以期不断增强其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2.2 研究方法
2.2.1 区位商
衡量产业集聚水平的常用指标包括区位商、E-G指数和基尼系数等,其中区位商指标能够较好地消除区域规模差异的影响,更客观地反映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状况。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34],利用区位商计算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i和t分别为地区和时间,agg表示区位商指数,tour与gdp分别为旅游总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
2.2.2 多指标综合评价
张文彬等[35]将Sen[7]的可行能力理论与“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实践相结合,基于“能力”和“功能”的阐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5个层面,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福利测度指标体系。通过对多维福祉进行测度,王圣云等[36]认为提高能力福祉向功能福祉的转换效率是促进中国综合福祉提升及其协调发展的关键。此外,钟业喜等[37]从经济发展、公共服务、民生改善、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等方面探讨民生发展;陈明华等[9]借鉴国家统计局关于省际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的指标设定方案,基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生态建设和科技创新5个维度考察城市群民生发展水平。中国民生事业进入加快实现美好生活的新阶段,人们一方面寻求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注重追求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广泛的政治参与、安稳的社会生活以及优良的生态环境,民生着力点迅速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多个领域[38]。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以人民利益与幸福为基本立场,明确民众需求多样化、多层次的特点。换言之,应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以切实提高发展质量,继而推动民生福利的全面改善与人的全面发展[39]。因此,本文利用已有文献研究作为支撑,并结合湘西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经济宽裕、政府有为、文化繁荣、社会有序和生态文明5个维度的18个功能性指标,构建湘西地区民生福利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指标权重则由熵值法确定。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既可以克服主观赋权法的随机性、臆断性,还能有效解决多指标变量间信息的重叠问题[40]。
表1 民生福利的评价指标体系与权重
Tab.1
维度指标 | 层级指标 | 具体指标 | 单位 | 权重 |
---|---|---|---|---|
经济宽裕 | 经济增长 | 人均GDP(+) | 元 | 0.0611 |
消费支出 | 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 0.0548 | |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万元 | 0.0919 | ||
政府有为 | 政府供给 |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 元 | 0.0835 |
政府支持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 万元 | 0.0603 | |
文化繁荣 | 休闲娱乐 | 文体与娱乐行业从业者(+) | 人 | 0.1057 |
文化教育 | 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 人 | 0.0485 | |
中等学校教师数(+) | 人 | 0.0414 | ||
社会有序 | 社会保障 |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 人 | 0.0348 |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 人 | 0.0361 | ||
职工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 人 | 0.0344 | ||
医疗卫生 | 卫生机构数(+) | 个 | 0.0681 | |
医院床位数(+) | 张 | 0.0585 | ||
卫生技术人员数(+) | 人 | 0.0578 | ||
就业水平 |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 元 | 0.0463 | |
交通运输 | 公路通车里程(+) | km | 0.0616 | |
生态文明 | 污染治理 | 城市污水处理率(+) | % | 0.0195 |
生态质量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hm2 | 0.0357 |
注:括号内的“+”表示正向影响。
2.2.3 障碍度模型
通过测算障碍度大小,确定经济宽裕、政府有为、文化繁荣、社会有序、生态文明对民生福利的影响程度。障碍度越大,障碍因子的作用影响越强。障碍度计算主要基于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和障碍度3个指标[41]。其中,因子贡献度由权重
式中:i表示地区,j表示评价指标,Cij为第i个地区第j个评价指标的偏离度。
2.2.4 民生福利的多变量解释模型
综合考虑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对比性,借鉴麻学锋等[42]和Urtasun等[43]的研究成果,选取民生福利为被解释变量,旅游产业集聚为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则选取:① 经济发展水平[44]。经济发展是民生改善的基础,一方面有效提升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促进文教娱乐、公共服务等发展以保障精神生活质量,用地区生产总值表示[37]。② 产业结构[45]。第三产业成为就业最大的“容纳器”,是夯实民生之本的关键,且服务业占比的持续提高,有利于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改善城市福利水平,因而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征产业结构[46]。③ 城乡收入差距[47]。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对于增进民生福祉有深刻影响,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指代城乡收入差距。④ 城镇化水平[48]。城镇化是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路径,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与水平是民生福利提升的重要保障,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表征。⑤ 信息化水平[49]。数字信息化发展使社会保障管理与服务趋于联动、高效,居民参与、监督与反馈渠道增多,民生福利的保障加强,而邮电业务总量包含互联网、电话通信、邮政报刊等营业数额,基本涵盖信息技术消费的各方面,加之其在观察期内统计口径一致且不存在数据缺失,因而适合量化反映信息化水平[20](表2)。
表2 民生福利影响效应的相关变量测算说明
Tab.2
变量类型 | 变量 | 计算方法 | 变量代码 |
---|---|---|---|
被解释变量 | 民生福利 | 综合指标体系 | LW |
解释变量 | 旅游产业集聚 | 旅游产业区位商 | TIA |
控制变量 | 经济发展水平 | 地区生产总值 | GDP |
产业结构 |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 ST | |
城乡收入差距 |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 | UIG | |
城镇化水平 |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 URB | |
信息化水平 | 邮电业务总量 | INF |
为探究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效应,依据相关变量构建如下面板回归模型:
式中:
2.3 数据来源
以2006年作为研究开始期有如下考量:一是处于“十一五”规划的伊始,湘西地区创新调整战略目标,启动新一轮的发展建设;二是在2006年创建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工作中,武陵源风景名胜全面对照标准,完成旅游服务规范、生态保护严格、综合管理高效等目标,受到验收组的高度评价,并于次年被成功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为张家界乃至整个湘西地区的旅游发展做出示范。所用数据来源于2007—2021年的《张家界统计年鉴》《湘西统计年鉴》《怀化统计年鉴》《湖南统计年鉴》,以及张家界市、湘西州和怀化市及各自所辖区县2006—2020年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部分缺失数据则依据平均值法和线性插值法补齐。
3 结果分析
3.1 旅游产业集聚与民生福利的时间演变
采用区位商指数、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分别测度湘西地区2006—2020年的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和民生福利水平,并展示其变化趋势(图2)。
图2
图2
2006—2020年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与民生福利演变
Fig.2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livelihood and welfare in Western Hunan during 2006-2020
3.1.1 旅游产业集聚
整体而言,2006—2020年湘西地区的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稍有下降,究其原因,可能一方面是旅游产业从粗放式到集约式的发展转型,另一方面是旅游产业加速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促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纾解旅游地“荷兰病”效应导致的脆弱性问题;但其均大于1,说明旅游产业具备竞争优势。具体来说,2006—2010年,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呈现波动发展趋势,其中2008年下降明显,主要由于金融危机和地震、冰冻灾害的冲击,而2009年出现回升,达到最高值1.4394,原因在于积极保障旅游安全、巩固拓展客源市场、推进区域旅游合作等针对性举措;2011—2015年,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呈现为持续下降态势,究其原因可能是旅游产品特色不足、文化内涵欠缺、综合性不强,难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旅游需求,旅游产业进入探索创新的发展停滞期;2016—2020年,旅游产业集聚程度表现出稳定上升态势,且除2020年外,增幅显著提升,原因在于文旅融合与信息传媒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以及积极响应全域旅游发展热潮,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导致旅游业迎来寒冬。
3.1.2 民生福利
2006—2020年湘西地区的民生福利水平整体偏低,但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具体由0.0861增长到0.3350,其根本原因是以人为本的制度优势聚焦民生关切,以及现代服务业朝着多样化、高品质升级显著增进民生福祉。此外,湘西地区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基层社会共建共治共享,且政府、社会及当地居民勠力同心促进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机衔接,使民生福利水平不断提高。具体而言,2012年的民生福利水平上升到0.2116,出现研究期内最大的同比增量(0.0380),其重要原因是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战略部署湘西地区改革发展,促进区域内部交流协作与优势互补,激发广大群众参与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湘西地区的民生发展在规划初期就卓有成效。2006—2011年与2013—2018年的民生福利水平呈现近乎线性增长的变化特征;2019年较2018年虽增加了0.0113,但增长率明显下降,而2020年又直接下滑,与突发疫情引致的经济衰退、社会矛盾频发、身心健康受损等问题休戚相关。
3.2 旅游产业集聚与民生福利的空间分异
图3
图3
2006、2013和2020年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Western Hunan in 2006, 2013 and 2020
图4
图4
2006、2013和2020年湘西地区民生福利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ivelihood and welfare in Western Hunan in 2006, 2013 and 2020
3.2.1 旅游产业集聚
2006年,永定区、武陵源区和凤凰县的旅游产业集聚程度较为突出,表明这三地的旅游产业在湘西地区占据优势,同实际发展情况和大众基本认知一致。2013年,除武陵源区、永定区和凤凰县旅游产业集聚程度较高外,桑植县、永顺县、吉首市和芷江县跃升为中等集聚程度,旅游资源禀赋和交通区位优势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且政策利好与市场优势促进旅游产业集聚。2020年,武陵源区、永定区和凤凰县的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依旧位于前列,说明其集聚优势逐渐锁定,并通过强强联合加以巩固;仅怀化市的麻阳县、辰溪县、溆浦县、中方县、新晃县和洪江市属于低集聚程度,整个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发展趋势向好。总体来看,2006—2020年湘西地区低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的区域数量逐渐减少,中等及以上的趋于增多,但更多分布在张家界市和湘西州,尤以永定区、武陵源区和凤凰县的旅游产业集聚特征明显,且区域之间的差异有所缩小。
3.2.2 民生福利
2006年,慈利县、永定区、沅陵县、溆浦县、龙山县、吉首市和鹤城区在地方政府领导下加快绘就“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蓝图,实现高水平民生福利;而低水平民生福利区域为古丈县和中方县,前者由于交通闭塞和产业结构层次低,后者是因为粗放型发展及财政收支失衡。2013年和2020年民生福利水平空间分布相似,表明其空间格局逐渐稳定,但部分区县民生福利水平的变化也说明存在上升空间。整体而言,2006—2020年湘西地区民生福利水平逐渐呈“橄榄型”结构,鹤城区和古丈县分别处于民生福利水平高低两极,这和橄榄型社会结构相联系、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结构驱使民生福利水平持续提升。此外,虽然各级民生福利水平均明显提高,但相邻级别的差距增大,意味着民生福利不平衡发展特征愈加显著,原因是各区县发展条件与特色优势存在差异,基于城乡一体化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进程参差不一,推动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的发展需要攻克各种难题。
3.3 民生福利的障碍因子识别
厘清制约民生福利水平增长的关键障碍因子,对于针对性地改善民生以及明晰旅游产业集聚的影响路径具有重要意义。运用障碍度模型,识别湘西地区民生福利的障碍因子(表3)。其中,社会有序的平均障碍度(37.18%)最大,文化繁荣(22.25%)次之,再次为经济宽裕(21.64%)和政府有为(14.44%),生态文明的障碍度(4.48%)最小,说明提高民生福利水平的关键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维护社会运行秩序、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教育、科技、人才等是发展的基础性与战略性支撑,而文化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且文旅融合极大地激发消费潜力、释放发展动能,因此,文化繁荣对于增进民生福利不可或缺,契合了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精神文明建设。此外,5个障碍因子在各区县表现迥异,多数区县呈现为社会有序>文化繁荣>经济宽裕>政府有为>生态文明,与整体一致,包括永定区、武陵源区、洪江市、吉首市等;不少区县与前稍微不同,即经济宽裕的障碍度大于文化繁荣,表明居民的物质丰裕需求高于精神富足,包括慈利县、沅陵县、溆浦县、永顺县等;而鹤城区政府有为的障碍度位居第二,高于其他区县均略胜一筹的文化繁荣与经济宽裕,原因是怀化市政府驻于鹤城区,与基层政府一同严格管控区域发展,全方位夯实民生事业,并进一步示范辐射全市。
表3 民生福利维度层障碍度
Tab.3
地区 | 经济宽裕 | 政府有为 | 文化繁荣 | 社会有序 | 生态文明 |
---|---|---|---|---|---|
永定区 | 20.20 | 14.54 | 22.92 | 37.29 | 5.05 |
武陵源区 | 14.11 | 13.30 | 21.38 | 46.92 | 4.28 |
慈利县 | 24.57 | 15.13 | 21.54 | 33.45 | 5.31 |
桑植县 | 23.04 | 14.40 | 23.53 | 34.26 | 4.77 |
鹤城区 | 16.34 | 19.38 | 18.71 | 39.38 | 6.19 |
中方县 | 20.52 | 11.22 | 23.33 | 41.29 | 3.65 |
沅陵县 | 24.15 | 14.49 | 22.85 | 33.26 | 5.26 |
辰溪县 | 23.19 | 14.27 | 23.60 | 34.59 | 4.35 |
溆浦县 | 25.73 | 14.83 | 24.40 | 29.97 | 5.06 |
会同县 | 22.45 | 14.58 | 21.30 | 37.80 | 3.87 |
麻阳县 | 22.12 | 14.26 | 22.03 | 37.42 | 4.16 |
新晃县 | 21.75 | 14.00 | 22.43 | 37.68 | 4.14 |
芷江县 | 21.52 | 14.42 | 22.50 | 36.72 | 4.83 |
靖州县 | 20.21 | 14.36 | 22.38 | 38.79 | 4.25 |
通道县 | 21.65 | 13.98 | 21.45 | 39.20 | 3.72 |
洪江市 | 22.95 | 13.70 | 23.94 | 35.38 | 4.03 |
吉首市 | 18.51 | 14.93 | 21.75 | 39.85 | 4.96 |
泸溪县 | 21.50 | 14.26 | 21.53 | 38.28 | 4.43 |
凤凰县 | 21.62 | 13.92 | 21.39 | 38.85 | 4.22 |
花垣县 | 21.93 | 14.64 | 22.27 | 36.97 | 4.19 |
保靖县 | 22.14 | 14.85 | 22.15 | 36.81 | 4.05 |
古丈县 | 21.00 | 13.92 | 21.43 | 39.93 | 3.71 |
永顺县 | 23.79 | 14.59 | 22.68 | 34.51 | 4.42 |
龙山县 | 24.48 | 14.65 | 22.44 | 33.81 | 4.62 |
均值 | 21.64 | 14.44 | 22.25 | 37.18 | 4.48 |
3.4 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分析
首先,对面板回归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判定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以加强结果的可靠性;其次,基于估计结果依次对湘西地区、张家界市、怀化市以及湘西州旅游产业集聚的民生福利效应进行分析(表4)。由于地市级区域政府管理和产业政策的差异,以及分别对县域进行统一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加之微观层面的分析拟作为后续研究的重点内容,故影响分析仅细化到中观的市域尺度。
表4 2006—2020年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影响民生福利的回归估计结果
Tab.4
变量 | 未控制变量:湘西地区 | 控制变量 | ||||
---|---|---|---|---|---|---|
湘西地区 | 张家界市 | 怀化市 | 湘西州 | |||
TIA | -0.0130** | -0.0099*** | -0.0102*** | 0.0090 | -0.0073** | |
(-2.43) | (-10.15) | (-67.82) | (0.74) | (-2.57) | ||
GDP | 0.0017** | 0.0016*** | 0.0019*** | 0.0028*** | ||
(7.47) | (12.14) | (7.06) | (11.57) | |||
ST | 0.0014*** | 0.0020** | 0.0013** | 0.0012*** | ||
(3.50) | (3.54) | (2.31) | (4.18) | |||
UIG | -0.0256*** | -0.0120 | -0.0194** | -0.0190 | ||
(-3.75) | (-2.41) | (-2.49) | (-1.70) | |||
URB | 0.0023*** | 0.0025* | 0.0015*** | 0.0029*** | ||
(4.04) | (2.72) | (4.58) | (5.19) | |||
INF | -0.0001** | -0.0001 | -0.0004*** | -0.0001*** | ||
(-2.13) | (-1.93) | (-3.32) | (-5.54) | |||
常数项 | 0.2403*** | 0.0270 | -0.0713 | 0.0073 | -0.0238 | |
(33.50) | (0.82) | (-1.64) | (0.20) | (-0.42) | ||
N | 360 | 360 | 60 | 120 | 180 | |
R2 | 0.0021 | 0.7977 | 0.8494 | 0.8447 | 0.8928 | |
个体固定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
时间固定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注:*、**、***分别表示通过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括号内为t值;yes表示控制相关效应。下同。
整体而言,未加入控制变量时,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系数为-0.0130,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拟合程度较差;而控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水平以及信息化水平的干扰后,影响系数依然为负,但具体数值变为-0.0099,在1%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旅游产业集聚程度每提升1个百分点,民生福利水平就会降低0.0099个百分点,即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消极效应抵消了其积极效应,且净效应为负。湘西地区因独特资源优势发展旅游,经济总量显著增加,但其旅游业在三产中占比高达66%,是推动产业结构“虚高级化”发展的重要原因[50]。而旅游产业集聚加剧产业结构失衡态势,导致旅游资源要素效率骤降,旅游集聚发展的惠民效益不断缩减。同时,旅游产业过度集聚使原本薄弱的现代化工业和特色农业发展困难,制约湘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从而不利于增进民生福祉。此外,人们由追求物质生活向美好生活转变,驱使民生福利逐渐由单一的经济领域拓展到经济宽裕、政府有为、文化繁荣、社会有序和生态文明综合协调,且大量游客的到来会侵扰当地居民的生活空间,这更加考验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因此,湘西地区并不完善的旅游产业集聚与民生福利提升呈现负相关,类似服务业集聚负向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结论,应尽量避免滑入专业化的负向效应陷阱[51]。与此同时,湘西地区旅游景区存在同质化现象,有待挖掘特色,旅游食宿应避免低品质重复建设而挤占公共资源,以及旅游经营管理亟需注入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加以优化,否则旅游产业的无序集聚不仅不能有效促进生产效率与生态保护,反而会持续抑制民生福利水平的提升。
从局部尺度来看,旅游产业集聚的民生效应存在异质性。张家界市和湘西州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而怀化市的影响系数为正,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相较于怀化市,张家界市与湘西州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对民生福利的作用更加明显,与三地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状况一致。怀化市旅游发展起步较晚,旅游资源与品牌建设不占优势,但纵横便捷的交通网络,同步发展的新型工业化、旅游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以及资源要素流动加强县域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怀化市旅游产业集聚高质量发展,并最大化作用于增进民生福利。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和凤凰古城知名度最高,在创新营销策略的同时加快旅游产品提质升级,使旅游经济效益集聚增长。然而,旅游市场规模急剧扩大以及旅游管理体制不完善,导致主客利益冲突频发,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严重,景区各自为政甚至相互掣肘,降低了旅游产业集聚效益,故张家界和湘西州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具有负向影响;且核心增长极的存在,并非一定带动整体发展,也可能“抱团”导致边缘区域落入发展“阴影”。因此,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必须以高质量为导向,以效益共享为原则,重视空间正义问题,在合理规划和引导的基础上提升民生福利,进而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对于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对民生福利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在湘西地区、张家界市、怀化市和湘西州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必须筑牢经济基础,并坚持共建共享以推动民生福利跃升;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显著正向影响民生福利,说明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结构、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将有利于提升民生福利水平,共同创建美好生活;城乡收入差距对民生福利具有负向作用,表明应深刻把握共同富裕的根本逻辑与现实价值,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窠臼,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信息化水平对民生福利的影响系数同样为负,究其原因可能是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老年人,需要灵活适应并融入信息社会,以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提高生活品质。
此外,依据旅游产业集聚与民生福利的变化趋势,对2006—2010、2011—2015、2016—2020年3个时段进行回归分析(表5)。虽整体上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提升具有抑制效应,但在不同时段呈现明显差异。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旅游产业集聚均显著负向影响民生福利。前期湘西地区旅游普遍存在粗放式发展问题,大肆无序进行旅游开发与建设,以便迅速占据旅游市场。诚然,旅游产业集聚的知识外溢效应是创新发展的重要原因,且资源共享、规模报酬递增均有利于旅游产业效率提升,但盲目发展旅游导致产业过度集聚,拥挤效应会在短期内迅速反映到旅游效益中,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而之后的2016—2020年,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系数为正,说明旅游产业集聚能显著提升民生福利,其重要原因是《大湘西文化生态旅游圈旅游发展规划(2011—2020)》进入提升完善阶段,跨区域旅游合作模式在实现就业增收、文化传承、社会服务、城乡融合等方面有重大突破,旅游产业规模、质量与效益同步增长,驱动旅游产业集聚着重发挥外部经济、知识溢出等积极效应以有效增进民生福利。类似旅游地生命周期更迭,旅游产业集聚是一个渐进演变过程,其集聚效应具有动态性特征,因而在形成到发展的过程中会对民生福利产生不同影响,与孙浦阳等[52]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结论大致相似。湘西地区是旅游助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示范地,其旅游产业只有在政策导向和市场驱动下加快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并在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上适度集聚,才能充分提升居民福利。
表5 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影响民生福利的分时段回归估计结果
Tab.5
变量 | 民生福利LW | ||
---|---|---|---|
2006—2010年 | 2011—2015年 | 2016—2020年 | |
TIA | -0.0018*** | -0.0130*** | 0.0064 |
(-3.34) | (-9.10) | (1.01) | |
GDP | 0.0021*** | 0.0013*** | 0.0013*** |
(10.42) | (4.65) | (4.53) | |
ST | 0.0006 | 0.0017* | 0.0014*** |
(1.62) | (2.05) | (3.79) | |
UIG | 0.0021 | -0.0140 | 0.0017 |
(1.16) | (-1.66) | (0.15) | |
URB | 0.0004 | 0.0055*** | 0.0004** |
(0.92) | (2.94) | (2.31) | |
INF | 0.0001 | 0.0001 | -0.0001 |
(0.59) | (0.42) | (-0.43) | |
常数项 | -0.0080 | -0.1144 | 0.0719 |
(-0.35) | (-1.57) | (1.50) | |
N | 120 | 120 | 120 |
R2 | 0.7972 | 0.6871 | 0.8184 |
个体固定 | yes | yes | yes |
时间固定 | yes | yes | yes |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厘清了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作用机理,基于湘西地区24个区县2006—2020年的数据,运用区位商指数测度旅游产业集聚水平,从经济宽裕、政府有为、文化繁荣、社会有序和生态文明5个维度构建民生福利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刻画旅游产业集聚与民生福利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障碍度模型明晰民生福利各维度的作用程度,并实证探究了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 时序变化层面,2006—2020年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略微下降,呈现波动变化趋势,其中2008年在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的综合影响下,旅游产业集聚程度显著降低,但2016—2020年由于文旅融合、信息发展、政策利好等机遇逐渐回升;而民生福利水平整体偏低,但大致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其中2012年得益于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实施大幅提高,而2020年在疫情影响下明显下降。
(2) 空间特征层面,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和民生福利的空间分布均不平衡,且二者存在空间错位。旅游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为永定区、武陵源区、凤凰县以及部分易辐射带动的区域,并且通过优势互补逐渐趋于稳定;而民生福利水平逐渐呈现“橄榄型”结构,较为突出的是鹤城区、吉首市、永定区、慈利县、沅陵县和溆浦县,古丈县相对处于低等水平,且区县之间民生福利的差异有扩大趋势,不利于湘西地区整体协调增进。
(3) 障碍因子层面,湘西地区民生福利各维度的障碍度排序为:社会有序(37.18%)>文化繁荣(22.25%)>经济宽裕(21.64%)>政府有为(14.44%)>生态文明(4.48%),因而需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维护社会运行秩序、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继而大幅提升区域民生福利。其中,多数区县与整体保持一致,不少区县经济宽裕的障碍度大于文化繁荣,而鹤城区政府有为对民生福利的作用尤为显著,各级政府必须联合治理来全方位加强民生建设。
(4) 影响层面,总体上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具有负向作用,其消极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旅游产业集聚每增加1%,民生福利水平会相应减少0.0099%,旅游产业依旧有较大发展空间。但这种负向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与时间异质性:区域上,不同于张家界市和湘西州,怀化市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为正;时间上,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旅游产业集聚均负向影响民生福利,但其在2016—2020年转为正向作用。湘西地区应通过促进旅游产业规模、质量、效益同步增长,推动区域旅游产业融合升级,持续激发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积极效应,从而有效增进民生福利。
4.2 讨论
在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和社会基本矛盾深刻转变的背景下,探讨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对于驱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和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幸福是人的最根本追求,而民生福利作为幸福的重要部分理应得到高度重视。民生福利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亦是旅游地乡村振兴成效的衡量标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至上,强调将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而从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着手,剖析民生福利提升路径,正是积极响应时代需求,为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旅游业贡献。厘清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作用机理,并辅以湘西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佐证,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民生福利的理论研究,也可为湘西地区因地制宜增进民生福祉提供科学参考。有学者指出产业集聚可以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但福利最大化下产业集聚存在一个适度区间[53]。本文认为,一方面,旅游产业转型发展促使集聚发挥规模经济与知识溢出效应,实现节约成本、共享资源、提升竞争力,进而着力提升民生福利,因此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民生发展的巩固与提高不可忽视;另一方面,旅游产业集聚产生的虹吸效应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并且过度集聚会致使资源配置失衡、旅游效益锐减,加之湘西地区资源优势各异、产业发展条件有限、多民族交往互动,这均使得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
但本文仍存在一定不足:① 囿于区县尺度数据的可得性,遴选的民生福利评价指标有待补充完善;② 旅游产业综合性强,其集聚模式及作用于民生福利的内在逻辑都较为复杂,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③ 因旅游发展的异质性,未来应深化县域尺度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分析,加强不同区域尺度的差异化研究,提炼典型旅游产业集聚模式来增进民生福祉;④ 旅游地居民是旅游发展的相关利益主体之一,民生福利提升会极大地影响其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且能吸引资金、人才等资源要素流入以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因而民生福利对旅游产业集聚的影响分析是亟待探讨的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民生实践历程与经验启示
[J].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efforts in one hundred years for wellbeing of ethnic minorities: Stages, experience and implications
少数民族旅游发展的民生保障机制与策略研究
[J].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strategy of ensuring the livelihood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旅游业发展赋能共同富裕: 作用机理与发展策略
[J].
The mechanism and policy desig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enabling common prosperity
旅游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差异性影响: 287个地级市例证
[J].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tourism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287 cities
基于区位熵的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实证研究: 以云南为例
[J].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A reformul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welfare economics
[J].DOI:10.2307/1881737 URL [本文引用: 1]
改善民生的理论逻辑、财富结构与制度基础
[J].
The research of the theory logic, the wealth system and institutional base of improving the people's livelihood
中国城市群民生发展水平测度及趋势演进: 基于城市DLI的经验考察
[J].
The measurement and trend evolution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in China's urban agglomar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urban DLI
中国人类福祉地区差距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分析
[J].
DOI:10.18306/dlkxjz.2018.08.014
[本文引用: 1]
应用空间基尼系数、泰尔系数分解及面板模型等方法,对1995-2013年中国人类福祉地区差距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①1995-2013年中国人类福祉省际差距整体趋于缩小。其中,“九五”时期不断缩小,“十五”时期波动变化,“十一五”时期快速缩小,“十二五”时期趋同发展;②四大区域之间的人类福祉差距是最主要的差距,但其贡献率总体呈递减趋势,而区域内人类福祉省际差距的贡献率呈递增趋势。西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省际差距最大但降幅明显,东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省际差距先扩大后降低,中部、东北地区人类福祉省际差距相对较小且不断缩小;③中国人类福祉地区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同向扩大。加快经济发展、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均可提高中国各省的人类福祉水平,但也可能扩大地区差距。提高卫生经费占比的增长率可降低中国人类福祉水平,但却能有效缩小中国地区之间的福祉差距。提高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和人均转移支付,既能提高中国各省区的人类福祉水平,又可起到促进地区之间福祉均衡作用。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determinants of human well-being in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DOI:10.18306/dlkxjz.2018.08.014
[本文引用: 1]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unbalanced development emerges while human well-being is improving. Using the Gini coefficient, Theil index,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in change and determinants of human well-being in China from 1995 to 2013. It revealed that: (1) The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 of human well-being shows a converging trend and is getting smaller in China from 1995 to 2013. In the 9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it kept narrowing and in the 10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it showed some fluctuations. In the 11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it decreased rapidly and in the 12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it had a development trend of convergence; (2) From 1995 to 2013,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our regions is the main difference of human well-being in China, but its contribution rate shows a decreasing trend as a whole.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 of human well-being is increasing in the four regions. The west region had the biggest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 of human well-being but h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 of human well-being enlarged at first and then narrowed in the east region. The central and the Northeast region showed smaller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s of human well-being and had a narrowing trend; (3) Increas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can improve the provincial human well-being but also will expand the difference of human well-being. The growth of the ratio of health care expenditure in finance will decrease the human well-being, but can narrow the difference of human well-being.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and transfers per capita are effective ways to improve provincial human well-being, but also narrow the difference of human well-being.
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区域差距及影响因素
[J].
The regional dispar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level of basic livelihood in China
高质量发展目标下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时空格局及障碍因子
[J].
DOI:10.13249/j.cnki.sgs.2021.08.001
[本文引用: 1]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具体体现。从居民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04―2018年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水平,利用核密度估计、ESDA、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进行居民生活质量时空格局分析及空间差异测度,并运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分析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障碍因子,得出如下结论:① 2004―2018年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高水平区域从下游城市逐渐转移到中上游城市;② 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高-高集聚区主要是内蒙古自治区及相邻区域的城市,低-低集聚区主要是河南省、山东省以及山西省的部分城市;③ 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空间差异从上中下游尺度看主要是区域间净值差异贡献,从左右岸尺度看主要是区域内部差异贡献;④ 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障碍因子主要是人均水资源量、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每万人公园绿地面积、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每万人拥有的道路面积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此在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中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合理利用水资源,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与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and obstacle factors of urban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OI:10.13249/j.cnki.sgs.2021.08.001
[本文引用: 1]
Improving urban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is an important goal and concrete embodiment of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 residents of quality of life from 4 aspects (residents’ life, infrastructure, public servic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measures the level of urban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2004-2018. The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ESDA and Dagum Gini coefficient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of residents’quality of life and measured the spatial difference. The obstacle factor diagnosis model is used to analyse the obstacle factors of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From 2004 to 2018, the areas with high quality of life of urban resident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gradually transferred from the lower reaches to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2) The H-H agglomeration areas of urban residents’quality of lif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re mainly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nd the L-L agglomeration areas are mainly in Henan Province, Shandong Province and Shanxi Province; 3)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f urban resident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mainl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t value difference between regions from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scales,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from the left and right bank scales; 4) The obstacles to urban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re mainly the amount of water resources per capita, the number of mobile phone user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area of parks and green space per 10 000 persons, the proportion of education expenditure in fiscal expenditure, the road area per 10 000 persons, and 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etc. Therefore,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specially the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mprovement of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 levels in the futur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新旅游资源观视角下旅游资源研究框架
[J].
DOI:10.31497/zrzyxb.20220301
[本文引用: 1]
旅游资源是旅游活动的基本要素,决定着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综合效益。旅游资源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关系日益密切,树立新旅游资源观是对区域发展实践的再认识和再实践,能够为旅游资源研究提出新的课题。梳理与总结传统旅游资源观视角下旅游资源研究成果的发展脉络,研究发现:(1)旅游资源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方向日益多元,在开展基础研究的同时,积极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理论指导实践”与“实践完善理论”的良性互动局面。(2)新旅游资源观是指在科学技术进步、价值观念变革、旅游需求提升、人均收入提高等背景下,人们对不同来源、不同结构、不同层次的旅游资源进行整合、配置、重组和优化的动态过程,表现为人们的思维认知对旅游资源性状改变的一种能动响应。新旅游资源观是对传统旅游资源观的根本突破,呈现出新旅游资源价值观、新旅游资源利用观、新旅游资源发展观、新旅游资源效益观和新旅游资源空间观等特征。(3)从旅游资源价值转化、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旅游资源融合发展、旅游资源区域效益、旅游资源空间重构等方面构建新旅游资源观视角下的“五维一体”的旅游资源研究内容体系,强化旅游资源的跨区域聚合、竞合与融合,揭示跨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相互作用机理。(4)面对新旅游资源观视角下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课题,多学科交叉融合与新方法引进是开展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综合性、动态性、区域性和系统性研究的必然趋势。
Research framework of tourism resource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f tourism resources
DOI:10.31497/zrzyxb.20220301
[本文引用: 1]
Tourism resources, the basic elements of tourism activities, determine the benefit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resources and major national strateg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lose. Establishing a new viewpoint of tourism resources is a re-understanding and re-practi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practices, which can put forward a new topic for tourism resources research. We sorted out and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tourism resources research under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tourism resourc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research contents of tourism resources are constantly enriched, and th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Basic research actively make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serve the national major strategies, as well as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ory guides practice" and "practice enriches theory" has been realized. (2) The new concept of tourism resources refers to the dynamic process of people integrating, configuring, reorganizing and optimizing tourism resource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levels, structures, and cont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hanges in value concepts, increased tourism demand, and per capita income. It is regarded as an active response of people's cognition to the changes of tourism resource characteristics. The new outlook on tourism resources is a fundamental breakthrough to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tourism resources, presenting new viewpoints on resource value, new resource utilization, new resource development, new resource benefits and new resource space. (3)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five-dimensional integration" tourism resources research system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f tourism resources, especially the value convers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the sustainable use of tourism resource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the regional benefits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th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It aims to strengthen the cross-regional aggregation, competi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to reveal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ross-regional tourism resources. (4) There are some new problems and topic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new perspective of tourism resources.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discipline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methods is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comprehensive, dynamic, regional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中国旅游业与地区发展及民生改善协调关系研究
[J].
DOI:10.13249/j.cnki.sgs.2020.08.012
[本文引用: 1]
以中国(未包括港澳台地区)31个省域为实证分析对象,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从时空角度对旅游业同地区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演变规律进行分析,探知旅游业同地区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协调关系和影响二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考察期内,旅游业、地区发展与民生改善的综合评价值持续上升,前者增长较慢,后者相对较快,旅游业发展滞后于地区发展与民生改善,二者耦合协调系数稳步增加,但整体水平不高;旅游业同地区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部、中部、西部梯级递减,南方优于北方的空间分异规律;旅游业系统对于地区经济与民生协调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其中入境旅游收入、入境旅游人次、旅游专业化程度和旅游院校学生数是影响地区发展与民生改善和二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with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China
DOI:10.13249/j.cnki.sgs.2020.08.012
[本文引用: 1]
This article establishes tourism syste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system, and applies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o doing a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bout the relation of tourism with area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Chinese 31 province in 2000-2013, and analyzes the evolution rule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from the view of space-ti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value of tourism and the valu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are both rising. The former grows slowly, and the latter grows relatively fast.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coefficient continues to increase, but the overall level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is not high, only 2 provinces achieving a high degree of coordination and having not yet appeared extremely coordinated area in 2013. The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degrees basically conforms to the rules that the eastern > the central > the west, the southeast > the northeast, and the southwest > the northwest. To further explor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role of indices of tourism system to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analysis method is applied, concluding that the indexes of inbound tourism income, inbound tourists, and tourism college students number ar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he tei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旅游产业增进社会福祉的逻辑诠释
[J].
A 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ourism industrial contribution to social welfare
中国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经济增长关系的空间计量分析
[J].
Spatial econometric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tourism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J].
Tourism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Tourism agglomeration and urbaniz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J].DOI:10.1080/10941665.2016.1277545 URL [本文引用: 1]
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格局与空间效应研究
[J].
Research on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spatial effect of tourism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of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区域旅游产业集聚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湘西地区为例
[J].
Study on the agglomeration proc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gional tourism industry: A case of the Western Hunan
基于交通发展的武陵山片区旅游产业集聚机理及响应路径
[J].
Agglomeration mechanism and response path of tourism industry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based o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Toward an assessment of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as measures of destination performance
[J].
DOI:10.1177/00472875211026755
URL
[本文引用: 1]
This study tests a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and traditional destination performance measures over time. A set of 16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covering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domains) and a set of five destination performance variables of tourist arrivals and spending proxies were used to perform a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This panel data represents observations from 105 countr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5–2018. The findings confirmed that a reciprocal link exists between the two sets. Specifical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conomic factors, along with education, and health indicators a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performance measures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implications for destination managers and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
习近平民生重要论述中的两个关键概念: 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
[J].
Two key concepts in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People's wellbeing: From "material and cultural needs" to "need for a better life"
民生视角下的民族地区旅游发展: 思路、模式与对策
[J].
Thinking modes, approaches and measur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based livelihoods
旅游地乡村聚落产业集聚的时空演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野三坡旅游地苟各庄村案例实证
[J].
DOI:10.18402/resci.2017.08.10
[本文引用: 1]
旅游产业集聚是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 空间分析以及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从土地利用视角,研究了苟各庄村旅游产业集聚的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乡村聚落旅游产业集聚本质上是各种旅游业态类型不断丰富和集聚的过程,以住宿接待为主的核心业态的规模扩展和档次提升为主导,伴随着与之相配套的延伸业态和外围业态等相关旅游产业链条的不断植入和集聚;②各类旅游业态集中分布在靠近景区与村庄入口的前半部分,并对交通区位和景观区位具有明显的选择偏好,其中核心业态和延伸业态主要偏向于交通区位和景观区位选择,外围业态则重点对于交通区位选择比较敏感;③旅游产业集聚是自然地理条件、利益相关者、规模经济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旅游消费是一种空间消费,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业态集聚演化为旅游乡村聚落产业集聚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地理学视角。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mechanisms for rural settlements of Gouge Village in Yesanpo, Hebei Province
DOI:10.18402/resci.2017.08.10
[本文引用: 1]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status is seen as an important dynamic factor for tourism urbanization,and is a significant way to influenc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t large and medium scales,and data is lacking for tourism industry status and its measurement at rural scales. Based on participatory rural assessment,GIS spatial analyses and remote sensing,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and use we analyzed the evolution and mechanisms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t Gouge village within the Yesanpo tourism area of Hebei,China. We found that tourism industry evolution is a process in itself whereby industry status continues to increase and cluster. Based on scale expansion and grade promotion of the core lodging industry status,this process is along with extended industry status and peripheral industry status implants and gathers continuously. All kinds of industry status agglomeration prefer location choices strictly,core industry status and extended industry status have strong inclinations to landscape and transportation location choice and gather along the Juma River and main road close to the village entrance. Peripheral industry status is more sensitive to transportation location and it gathers along main roads close to the village rear.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s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natural geography and stakeholders (tourists,tourism farmers,foreign investors and government)and scale economic effects. Because tourism consumption is space consumption,changes in tourism land use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cross different kinds of rural settlements should be the focus of future work.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J].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patial spillover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The case of the UK
[J].
中国旅游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 基于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视角
[J].
DOI:10.13249/j.cnki.sgs.2020.07.013
[本文引用: 1]
利用2001—2018年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旅游经济相关数据,综合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方法,研究中国31个省(区、市)旅游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中国旅游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多样化集聚程度则表现为东高西低;② 专业化集聚指数热点区集中于西部省份,冷点区以华东和华中省份为主;多样化集聚指数热点区位于中国沿海各省份,冷点区则主要包括新疆、西藏;③ 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能够促进旅游经济的提高,专业化集聚产生抑制效应,不同区域影响效应具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以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带动旅游经济,中部地区多样化集聚的正向效应尚未显现,而西部地区专业化集聚对旅游经济发挥促进作用。
Evolution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spatial pattern and its impact on tourism economy based on speci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agglomeration perspective
DOI:10.13249/j.cnki.sgs.2020.07.013
[本文引用: 1]
Based on the data of 31 provincial districts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18, comprehensively using the methods of spatial analysis and mathematic model, i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diversification agglomeration and proves it whether will promote tourism economic. The research stated the following: 1) the degree of tourism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gglomeration has a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with western areas higher than the east, and the agglomeration index is decreased year by year;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gree of diversification agglomeration were opposite, which is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 and the agglomeration index were increased as year go on; 2) Based of the Getis-Ord G* indexes distribution graph, the model demonstrates that the specialization agglomeration indexes hot-spot area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western provinces, which cold-spot area are spread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The hot-spot areas of diversification agglomeration indexes are located in coastal provinces of China, and the cold-spot areas majority distributed in western Xinjiang and Tibet; 3) SDM model estimation result shows that: China’s diversification agglomera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n tourism economy, but specialization agglomeration has a restraining effect; for the dimension of three regions,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regions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diversification agglomeration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on tourism economic in the eastern region, ye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diversification agglomeration in the central region were not as significant. Specialization agglomeration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while the western region carries out a significant promotion effect. 4) The growth of tourism economy in China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ation of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roved traffic conditions, institu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ll the factors have obvious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Due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spatial location, this study not only reveals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of the specialization, diversification agglomeration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but also effectively reveals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the provincial tourism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adjus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ccording to regional conditions, promote the stab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economy, and further study the structural propor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provide a significant reference.
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as a major factor for sustainable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实现从经济功能向综合功能转变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J].
Shift from the economic function to comprehensive function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t industry
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系统对城市旅游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分析
[J].
Impact effect of rapid transport system on urban tourism productiv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大湘西高级别景区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
[J].
DOI:10.31497/zrzyxb.20190908
[本文引用: 1]
旅游景区既是旅游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核心载体,也是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旅游供给。基于大湘西高级别旅游景区数据,引入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核密度估计、全局空间自相关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对2007年、2012年和2016年大湘西高级别旅游景区时空分布特征进行测度,并运用全局回归(OLS)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大湘西高级别景区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总体走向为东北—西南方向,且整体呈现小幅度逆时针旋转;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由“三核心两区县”向“一极多点”再到双核带动的“遍地开花型”空间格局的演化;高级别景区数量的空间正相关性不断减弱,且其在空间上的分布呈现一定的集聚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扶持力度、交通条件、旅游资源因素对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影响显著,且不同影响因素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全域旅游背景下深化旅游景区体制机制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价值。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Western Hunan
DOI:10.31497/zrzyxb.20190908
[本文引用: 1]
Tourist attractions are not only the prerequisites and core carrier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and fundamental tourism supply. Based on the data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Western Huna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ndex of development difference of high-level scenic spots, and uses spatial statistical methods such as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nuclear density estimation and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o measure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2007, 2012 and 2016. And then, it uses traditional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model and geographic weighted regression (GWR) model to analyze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of Western Hunan. Results show that: Generall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Western Hunan has a NE-SW trending, and the overall trend is a small counter-clockwise rotati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shows the evolution from "three cores and two districts" to "single pole and many points" and then to "blossom all over" driven by dual-core. The spatial positive correlation of the number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s decreasing, and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shows a certain dependenc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traffic conditions and tourism resource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Western Hunan, and different influencing factors show a certain spatial difference.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provides scientific basis and reference value fo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mechanism of tourist attractions in the context of all-for-one tourism.
产业集聚对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中国旅游业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J].
The effects of agglomeration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可行能力视角下中国福利水平区域差异、动态演进与结构分解
[J].
dynamic evolution and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of China's welf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asible capability
基于“功能—能力”框架的中国多维福祉测评及区域均衡分析
[J].
DOI:10.13249/j.cnki.sgs.2018.12.011
[本文引用: 1]
基于“功能-能力”框架构建中国多维福祉测评指标体系,对1995~2014年中国省级区域多维福祉水平、空间差异以及功能与能力福祉的区域均衡类型进行研究发现:① 中国功能福祉与能力福祉水平均有明显提升。四大区域功能福祉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能力福祉水平东部最高、中部最低,西部与东北较为接近。② 整体来看,中国功能福祉的省际差异缩小,能力福祉的省际差异有所扩大。③ 中国各省份功能福祉与能力福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功能福祉主导→能力福祉主导→较高水平协调”的不断优化演进过程,提高能力福祉向功能福祉的转换效率是促进中国综合福祉提升及其协调发展的关键。
Evalu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well-being and analysis of regional equilibrium about China based on framework of "function-capability"
DOI:10.13249/j.cnki.sgs.2018.12.011
[本文引用: 1]
Constructing the index system for evaluating on China’s multidimensional well-being based on framework of “function-capability”, studying its level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ce during 1995-2014 and the evolution of equilibrium types of development about function and capability, it was found that: 1) From 1995 to 2014, China's function well-being and capability well-being were all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efore 2000, the level of function well-being was low and conversion efficiency from capability to function was poor. After 2000, the level of function well-being in China has been above the level of capability well-being, and has continued to improve. However, there was no obvious increase in capability well-being until 2006. 2) In China, the levels of function well-being in the four regions from high to low in turn for eastern, northeast,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highest level of capabilityis eastern, the lowest is central, and western is close to northeast. As for inter-provincial comparison, the functional well-being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other provinces. Obviously China’s function well-being showed eastern superiority. With higher levels of capability well-being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Qinghai Provinces, China’s capability well-being didn’t show a gradual diminishing spatial pattern from east to west. 3) As a whole, provincial spatial difference of our country about function well-being is reduce, while the provincial spatial difference of capability well-being is first increase to reduce. Before 2005, the level of function well-being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has risen sharply, thus,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 in function well-being have been widened. After 2005, as the functional well-being of other provinces developed rapidly, spatial difference tended to shrink. As for capability well-being, the provincial difference had been narrowed before 1997, and had been gradually expanded in 1997-2011, since 2011, the provincial differencehas been slowly narrowing. 4) The development of function and capability have experienced a certain period about “function dominance-capability dominance-higher level coordination”. The timing of the types about coordination varies from province to province,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nction well-being and capability well-being is constantly being optimized. Improving the transfer efficiency from capability well-being to function well-being is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well-being and it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中国城市民生发展水平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J].
Spatio-temporal pattern evolution and impact factors of people's livelihood developing undertakings level in China
新时代的民生内涵与建设路径
[J].
The connotation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livelihood in the new era
新时代中国民生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特色
[J].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features of China's livelihood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J].
DOI:10.18306/dlkxjz.2022.02.003
[本文引用: 1]
城市为旅游发展提供支撑,其韧性水平对区域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论文利用长三角城市群各地区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在定量测算城市韧性的基础上,借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揭示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长三角各地区城市韧性水平空间差异显著,但总体上韧性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城市韧性与旅游经济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ρ=0.444,P<0.01)。其中,城市经济韧性和城市生态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城市社会韧性和城市工程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负向溢出效应。未来城市旅游发展需要关注城市韧性水平,注重城市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避免虹吸效应,同时还需要加强长三角城市群区域间交流合作,促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urban resilience on tourism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DOI:10.18306/dlkxjz.2022.02.003
[本文引用: 1]
Cities provide support for tourism and their resilience level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various region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04 to 2018 and the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urban resilience,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urban resilience on tourism economy was revealed by using the spatial panel Durbi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urban resilience level is significant, but the overall resilience level is on the rise. There is a strong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resilience and tourism economy, and urban resilience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tourism economy (ρ=0.444, P<0.01). Among the resilience dimensions, urban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urban ecological resilience have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on tourism economy, while urban social resilience and urban engineering resilience have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s on tourism economy. In the futur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tourism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level of urban resilience and it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and avoid the siphon effect.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reg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社区恢复力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为例
[J].
DOI:10.18306/dlkxjz.2021.02.006
[本文引用: 1]
乡村人口与土地利用方式变革压力下,构建恢复力已成为保障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以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为研究区,从社会、经济、制度、生态4个维度,运用熵权TOPSIS法对黄土丘陵沟壑区20个乡村的社区恢复力进行测度,探讨了2015—2019年社区恢复力的时空演变;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子作用机制,并通过比较当前关键影响因子所处维度,将社区划分为不同类型,实现社区的分类治理。结果表明:①(① “四会”指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 研究期间社区恢复力由0.171提升到0.318,其中经济恢复力上升较为明显,制度、生态恢复力呈小幅提高,而社会恢复力则表现为下降;社区恢复力空间分异更加显著,呈现为“中部高、边缘低”的分布格局。② 研究期末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中,经济维度有养殖业发展水平、种植业发展水平、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户数、农民人均收入;制度维度为基层领导平均受教育年限、公平性管制、村民参与决策机会;社会维度为乡村公共空间比例、流动人口比例;生态维度为“三田”面积占比。③ 通过当前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子各维度障碍度大小排序,依次识别经济、制度、社会、生态恢复力低值区,最终将高渠乡20个乡村社区划分为3类,结合不同类型乡村社区的特点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为精准化、差异化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Spatiotemporal change of rural community resilience in loess hilly-gully reg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of Gaoqu Township in Mizhi County, Shannxi Province
DOI:10.18306/dlkxjz.2021.02.006
[本文引用: 1]
Under the pressure of rural population and land-use change, the building of resilience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Taking Gaoqu Township in Mizhi County of Shaanx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area and using entropy weight TOPSIS method, this research measured the community resilience of 20 villages in the loess hilly-gully region from four dimensions of society, economy, institution, and ecology. The spatiotemporal change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from 2015 to 2019 was discussed;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was analyzed by using the obstacle degree model,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current key factors were compared to divide the case study communities into different types for differentiated govern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community resilience increased from 0.171 to 0.318 during the research period. Economic resilienc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stitutional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increased only slightly, while social resilience decreased. 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became more significant and shows a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high in the middle and low in the peripheries". Second,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at the end of the research period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cropping, the number of farming households participated i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per capita income of farmers in the economic dimension; the average years of education of local leaders, fairness in governance, and farmers' opportunity of participating in decision making in the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the proportion of rural public space and the proportion of migrant population in the social dimension;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area of irrigated land, terrace, and dammed land in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Third, according to the obstacle degree ranking of the dimensions of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low-value communities of economic, institution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are identified successively. Finally, the 20 rural communities in Gaoqu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communities,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cision making of precision and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20年来张家界旅游发展的民生福利考察
[J].
The livelihood and welfare study on Zhangjiajie tourism development for 20 years
Tourism agglome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social welfare: An empirical approach to the Spanish case
[J].DOI:10.1016/j.tourman.2005.05.004 URL [本文引用: 1]
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民生指数的分析
[J].
People's livelihood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ople's livelihood index
DOI:10.1016/j.ssresearch.2010.06.016 URL [本文引用: 1]
重庆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
Temporal and spatial pattern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esidents in Chongqing
长三角城市“福利门槛”效应及形成机理
[J].
The effect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well-being threshold" in cities of Yangtze River Delta
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对当地群众民生感的影响: 基于旅游公平的视角
[J].
Effe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livelihood percep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t equity
张家界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识别及测度
[J].
DOI:10.31497/zrzyxb.20200710
[本文引用: 1]
以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为研究目标,构建二者的响应模型,识别和测度了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强度。结果表明:(1)通过对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与城镇居民幸福水平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旅游城镇化集聚是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旅游城镇化集聚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由于受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的影响,幸福水平在不同时期也受不同幸福外在因素的影响,关联度从精神文化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等非经济因素向社会安全环境、生活质量环境等经济因素转变。(3)旅游城镇化集聚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作用路径区别于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后,再满足非物质需求的传统幸福水平提升路径,而是先被动地改善“非物质”需求后继而带动“物质”需求改善以提升幸福水平。研究成果可为同类欠发达地区通过发展旅游城镇化提升居民幸福水平提供理论支撑及借鉴。
Ident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he response of urban residents' happiness to tourism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in Zhangjiajie
DOI:10.31497/zrzyxb.20200710
[本文引用: 1]
This paper takes the response of the happiness level of urban residents in less-developed areas to tourism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ive. It constructs a model to identify and measure the response intensity of the happiness level of urban residents to tourism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agglomeration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s a one-way Granger causality of the happiness level of urban residents. (2)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level, the happiness level is affected by different external factors of happines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 grey correlation changes from spiritual cultural environment,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other non-economic factors to social security environment, life quality environment and other economic factors. (3) The effec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on the happiness level of urban residents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path of improving the happiness level which meeting people's material needs first and then meeting their non-material needs. Instead, it passively improves the "non-material" needs and then drives the "material" needs to improve the happiness level.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reference for similar underdeveloped regions to improve the happiness level of resident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成就与经验
[J].
The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caus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大湘西地区主导产业评价与选择研究
[J].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of leading industries in Western Hunan
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J].
Empirical study on servic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动态影响
[J].
The dynamic impa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labor productivity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