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5): 914-926 doi: 10.18306/dlkxjz.2023.05.007

研究论文

城市更新背景下绿色绅士化的效应与机制研究——以城市农业公园的绿化实践为例

林家惠,, 曾国军,*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州 510275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green gentrif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newal: Taking the greening practices of urban agricultural parks as an example

LIN Jiahui,, ZENG Guojun,*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通讯作者: *曾国军(1977— ),男,湖南华容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酒店管理与饮食地理。E-mail: zenggj@mail.sysu.edu.cn

收稿日期: 2022-12-8   修回日期: 2023-03-2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0116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9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17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01242)

Received: 2022-12-8   Revised: 2023-03-2  

Fund supported: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01164)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71190)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071174)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201242)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林家惠(1997— ),女,广东汕尾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饮食地理。E-mail: linjh76@mail2.sysu.edu.cn

摘要

伴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绿色转向”逐渐成为全球城市更新的基本原则。然而,城市更新的绿色倡议与实践通常只关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忽视了在社会层面可能引发的绿色绅士化现象。论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城市农业公园的绿化实践为例,探究城市更新背景下绿色绅士化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①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绿化实践隐含着绅士化的行动逻辑,其所营建的后现代审美与体验型景观成为绿色绅士化的地方表征;② 以服务城市精英为导向的绿化实践引发了景观隔离与阶层分化的结果,但在中国土地制度的保障下,原住民不仅没有流离失所,反而获得了土地再资本化的红利;③ 政府、村集体和村民以及开发商分别出于城市治理、土地租金与经济利益的目的,组建了满足各自政治与经济诉求的绿色增长联盟,最终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绿色绅士化运作机制。论文将发源于西方社会的绿色绅士化置于中国的制度语境与社会情境中开展实证分析,拓展了绿色绅士化在多元地理背景下的概念内涵与解释效力,也为理解中国城市更新背景下的人地关系变迁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 城市更新; 绿色绅士化; 绿色增长联盟; 城市农业公园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post-industrial era, a "green turn"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basic principle of global urban renewal. However, green initiatives and practices in urban renewal often focus o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neglecting the green gentrification that can be triggered at the social level.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newal in China, urban greening practices have emerged with many representations similar to the phenomenon of green gentrification, but this has not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in China. This study adopted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green gentrif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newal, taking the greening practices of urban agricultural parks as an example. The study found that: 1)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newal, urban greening practices imply a logic of gentrification in action, and the postmodern aesthetic and experiential landscape it creates becomes a place representation of green gentrification. 2) Greening practices oriented to serve the urban elite have triggered landscape segreg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but under the guarantee of the Chinese land tenure and management system, the indigenous people are not displaced but receive dividends from the recapitalization of the land. 3) The government, village collectives and residents, and developers have formed green growth alliances to meet thei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mands for the purposes of urban governance, land rents, and economic interests, respectively, eventually forming a government-led green gentrification operation mechanism. This study empirically analyzed green gentrification, which originated in western societ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contexts of China, expanding the connotation and explanatory validity of green gentrif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ultiple geographies, and providing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newal in China.

Keywords: urban renewal; green gentrification; green growth alliances; urban agricultural parks

PDF (8366KB) 元数据 多维度评价 相关文章 导出 EndNote| Ris| Bibtex  收藏本文

本文引用格式

林家惠, 曾国军. 城市更新背景下绿色绅士化的效应与机制研究——以城市农业公园的绿化实践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5): 914-926 doi:10.18306/dlkxjz.2023.05.007

LIN Jiahui, ZENG Guojun.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green gentrif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newal: Taking the greening practices of urban agricultural parks as an example[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42(5): 914-926 doi:10.18306/dlkxjz.2023.05.007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在发展中出现了建筑老化、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城市更新成为解决城市问题的关键。其中,城市绿化被认为是实现城市更新的重要举措。“十四五”期间,全国绿化委员会颁布的《全国国土绿化规划纲要(2022—2030年)》中明确提出打造“绿色中国”的目标,将增加城市绿化面积作为一项重要的绿色发展措施。这种以绿色为导向的城市更新计划包括治理受污染的土地、建设或翻新公园、增设绿道、扩大绿色植物的覆盖面积等[1-2]。不仅是中国,城市绿化在全球城市规划议程中也占据重要地位,“迈向绿色”(going green)已成为全球城市的发展趋势,营建自然或半自然的绿色空间为缓解工业时代日渐紧张的人地关系提供了解决方案[3]

在中国,建设城市绿地是提升城市空间品质与人居环境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城市更新背景下,许多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旧城区正在积极开展新一轮的绿地建设[4]。然而,尽管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城市绿化实践带来环境改善的结果,但由于新建的绿地吸引了更多“新”人群的进入,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原来的社会结构,围绕绿地的分配与使用更是引发了环境正义的一系列问题[5-6]。这在大城市的更新改造中尤为明显,绿地建设吸引了具有较高经济资本的人群在周围置办房产,绿地建成后所产生的环境效益也更多地向他们倾斜。相比之下,因绿地建成而上涨的房价可能会导致原住民的搬迁,这与西方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绿色绅士化现象具有相似之处[7]

Gould等[8]22提出绿色绅士化(green gentrification)的概念以形容城市绿化实践在社会层面产生的影响,即富裕阶层涌入实施了绿化措施的社区,取代原来的低收入阶层而成为社区的新主人。他们将绿化实践的环境效应引入社会层面上展开分析,认为城市绿色空间的营建与消费隐含着环境正义与社会公平的线索,景观变迁与阶层置换的背后存在复杂的解释机制。绿色绅士化自提出以来,就被学者广泛应用于解释西方城市的绿化实践及其引发的社会影响,但这些研究更多地将城市绿地与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忽视了多元地理背景下绿色绅士化的异质表征与多元效应。那么,在超越西方的社会情境下,绿色绅士化是否会出现不同的效应,又该如何解释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这些问题值得展开深入的研究。

鉴于此,在中国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绿色绅士化的效应如何,背后体现了何种机制?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援引绿色绅士化概念,以城市农业公园的绿化实践为例,深入剖析城市更新背景下的绿色绅士化现象,以期丰富并拓展绿色绅士化的相关研究,为理解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关借鉴。

1 绿色绅士化的源起与内涵

绿色绅士化从英国社会学家Glass[9]于1964年提出的绅士化(gentrification)概念衍生而来,绅士化指的是西方社会出现的中产阶级向城市迁移,从而引发阶层置换与景观变迁的现象,而绿色绅士化指的是富裕的新居民涌入实施了绿化措施的低收入社区的现象[8]22。Gould等[8]56认为,绿化是引发绅士化的机制之一,他们通过美国纽约州布鲁克林社区的案例分析发现,城市公园的建立导致周围社区的工人阶级与有色人种被中高层阶级所替代,进而引申出关于环境正义与社会公平的讨论。绿色绅士化的核心思想在于揭示城市绿化实践背后由于利益分配不公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换言之,原本以改善城市环境为目标的绿化措施由于绿化效益的不均匀分配而导致阶级分化、空间隔离与社会排斥等后果,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的环境改善威胁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10]

首先,环境效应是理解绿色绅士化的起点。在后工业时代,在城市建设多种类型的绿色空间,如公园、绿道、森林或农业用地等被认为是恢复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11]。这种城市绿化实践无形中驱动着城市的物质景观发生变迁。然而,并非所有的城市绿化实践都会引发绅士化的结果,还与绿色空间的类型、功能及地理位置等因素相关[12]。Rigolon等[13]认为,城市公园的功能与位置是预测绅士化的有利因素,具有绿道设施的公园和靠近市中心的公园更容易引发绅士化的结果。此外,已有研究表明,自然的中等规模的绿色空间具有更加强烈的绿色绅士化效应[14]。也就是说,由于绿地的类型与特征不同,绅士化的效果也有差异。然而,尽管学者分析了不同绿地类型的绅士化效应,但关于绿色空间如何引发绿色绅士化现象的过程仍有待探索。

其次,社会效应反映了绿色绅士化的结果。一方面,绿色绅士化强化了阶级与权力不平等,导致制度性种族主义。在西方社会情境下,以公园为代表的绿地隐含着“白人”群体与种族化群体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前者对于绿地的使用是建立在对于后者的剥削性劳动之上[15-16]。换言之,绿色绅士化剥夺了非白人与低收入人群享受城市绿色设施与环境福利的机会,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17]。另一方面,绿色绅士化提升了房地产价格,导致原住民流离失所(displacement)。在城市地区,绿地的初衷是造福更多的居民,但是由于绿地的建设带动周围房价上涨,导致原住民被拥有更高资本的新居民所替代,进而引发了“绿色空间悖论”(green space paradox)[12]。Wu等[18]发现,以公园为代表的绿色空间通过影响周围房价的方式引发了绅士化的结果,逐渐拉大的“租金差”将无法负担生活成本上涨的边缘群体排除在外,导致他们迫于经济压力而选择搬家。目前关于绿色绅士化的社会效应分析多置于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背景下进行讨论,忽视了多元情境下可能产生的异质效应。

最后,主体联盟是解释绿色绅士化的机制。绿色绅士化是由政府、开发商以及城市精英组建的绿色增长联盟(green growth coalition)推动形成的社会现象。绿色增长联盟指的是在城市绿化实践中,为了提升房地产价值与税收收入,由政府与开发商组成绿色增长机器,通过改造与建设未恢复活力的环境资源,将它们重新包装并销售给城市精英的过程[19]。具体而言,政府通过改善环境质量与土地价值以吸引中上层阶级回到城市核心区域,既促进了城市更新与可持续发展,也增加了财政的税收收入,有助于取得可观的“政绩”[20]。开发商则利用绿化环境资源的经济潜力,从另一个阶级手中取得环境资源的使用权,以一种创业逻辑推动城市的绿化实践[21-22]。政企联盟关系在城市精英的绿色景观消费中得到进一步强化。由此,在西方社会情境下,政企联盟构成了城市的发展动力,加速了不同阶层的流动与变迁。然而,已有研究更多地关注政府与企业的联盟过程,相对忽视了其他利益主体,更鲜有涉及主体权力关系的分析,未能完全明晰绿色绅士化的运作机制。

综上,过去的绿色绅士化研究关注城市绿化对环境及社会产生的影响,以城市绿化为切入点分析在城市中出现的阶级分化与社会不公的现象。由于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殊性,绿色绅士化现象与西方情境大相径庭,这不仅与城市的绿化实践相关联,更反映了不同社会情境下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23]。已有研究大多将绿色绅士化置于美国城市中进行探讨,相对忽略了其他地理背景的异质性[7],并且当前出现超出初始的北美研究情境,逐步向欧洲与亚洲国家拓展的研究趋势[24-26]。更有学者指出,基于中国城市的实证研究有助于发掘绿色绅士化在不同情境下的多元效应与复杂机制[25]。因此,本文在中国城市更新背景下,以城市农业公园的绿化实践为例,深入分析绿色绅士化的效应及机制,力图呈现人地关系变迁的动态过程。

2 研究对象、案例地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选择城市农业公园作为研究对象。城市农业公园指的是地处城市内部,为城市居民提供农业体验活动的休闲空间[27]。目前围绕城市农业公园的研究形成了3条主线:一是将城市农业公园视为都市农业的空间载体,分析客观的空间格局、景观设计与地理分布等特点[28-29];二是探究城市农业公园的生态效应,重点关注其对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效果[30];三是探究城市农业公园的社会服务功能,将其融入休闲旅游的领域中,探究空间中的教育、审美与体验等复合功能[31]。这些研究更加关注城市农业公园建成后对环境产生的正向影响,忽视了其建成后的社会层面的变化及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32]。本文将城市农业公园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改变了其在以往研究中仅被视为研究背景或空间载体的边缘地位,更是从绿色绅士化的理论视角重新解读这一城市休闲空间,有效补充了城市农业公园的相关研究。

此外,本文选择城市农业公园作为研究对象还出于3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后工业时代,兴建城市农业公园逐渐成为城市更新改造的热潮,对于现实热点的关注能够为城市建设提供新的启发。城市农业公园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初欧洲的市民农园,并在90年代成为世界各国大都市推进城市更新与农业发展的城建项目[32]。然而,尽管城市农业公园将农业重新引入“去地化”的城市地区,实现了城市环境的绿色转型,却面临着许多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仍未得到充分关注。二是绿色绅士化鲜少有专门针对城市农业公园的研究。尽管城市绿化实践明确指向城市将闲置、废弃或者不受欢迎的土地进行修复与再开发,将其打造成为绿色空间的过程[33],但进一步细分还包括绿道、公园、生态走廊等绿色基础设施[34]。目前绿色绅士化的研究多集中在绿道、社区绿化等,对于近年兴起的城市农业公园关注不足。三是城市农业公园对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绅士阶层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更容易引发绅士化现象[35]。以城市农业公园为代表的绿色空间较好地表明了如何利用较小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绿色倡议来改变城市绿化景观[36-37]。这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存在差异,并不以为人们提供解决温饱的农产品为核心目的,而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可持续发展资本”,为远离自然农业生产的城市精英服务[35,38]。因此,综合以上3个方面考虑,本文选择城市农业公园作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合理性,也具有较好的现实关切。

2.2 研究案例地

本文选择广州市某城市农业公园作为案例地(图1)。该城市农业公园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中大国际创新生态谷,城市中心区的中轴线,远眺广州塔,紧邻上涌果树公园、海珠湖、海珠湿地公园等著名景点,是广州市首批“城市农业公园”示范项目。该城市农业公园总面积约170亩,于2021年9月19日正式开业,是集农业生产、科普、研发、休闲于一体的都市农业项目。从景区的地理位置来看,该城市农业公园位于广州市区的核心地段,交通便捷,地理位置相对优越。从景区的内部功能分区来看,共设精品种植区、家庭菜园区、研学科普区、田园休闲区几大板块。其中家庭菜园是景区主打的功能区,包括20、30、60 m2三种规格,以自种或托管的方式租售给亲子家庭。此外,园内提供几十项休闲项目,如插秧体验、打瓜子体验、田园下午茶、美食工坊DIY等。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开发模式,该案例地在省市级的都市农园建设中形成了示范效应。因此,本文选择该案例地开展研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与典型性。

图1

图1   案例地位置及内部功能分区

Fig.1   Case study site location and functional zones


2.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方法。研究团队自2021年9月首次介入案例地,此后连续一年时间持续追踪案例地的发展情况;于2022年10月开展第二次实地调研,并于2023年1月开展补充调研。从2021年至今,研究团队见证了案例地如何从一片破败的城中田转型为美观的城市农业公园,对绿化实践的过程、效应及机制逐渐形成清晰的认识。实地调研包括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首先,参与式观察主要关注农业公园的运作方式、绿化成果以及不同功能区的旅游活动,着重观察不同主体围绕农业实践展开的互动过程。期间研究者对园内的主要功能区与旅游活动现场进行了拍摄与记录,同时详细记录自己身处其中的体验感受,并在后期整理成调研日志以供后续分析。为了获取更加深入的信息,对公园内的3名管理者(M1~M3)和1名设计师(D1)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内容包括他们如何通过绿化实践驱动地方景观发生变迁,这种绿化实践产生了何种影响,以及他们如何与政府合作开展绿化实践等,访谈时间均在2 h及以上。在实地调研期间,研究者在园区及其所在的城中村进行了若干非正式访谈,对象包括10名园区员工(E1~E10)、30名消费者(C1~C30)、22名本地村民(V1~V22)等,在信息达到饱和后停止访谈。非正式访谈主要为了获取有关城中村向农业公园转型的景观变迁、人口流动和旅游发展等方面的看法,以及不同主体对这种绿化实践的感知与体验。

此外,我们还从网络上获取关于案例地及其所在的城中村的资料,以更好地补充实地调研的信息。首先,从各类新闻报道深入了解城中村的历史,重点关注其自2021年初启动的旧村更新改造事件,基于时间线详细收集了大量文本信息并持续追踪最新进展。其次,对城市农业公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长期关注,对与公园相关的新闻报道、行业资讯以及近期动态进行信息的收集与整合。最后,从消费点评网站如美团、大众点评等网站收集消费者的游玩体验与消费感受,作为现场调研的信息补充。基于对政府、开发商以及消费者等多视角的信息收集与分析,试图全面了解城市农业公园绿色绅士化的过程与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3 绿色绅士化的效应分析

本节将从环境维度与社会维度分别论述绿色绅士化的效应。首先,从环境维度来看,城市绿化实践隐含着绅士化的行动逻辑,更加注重后现代审美与体验型景观的营造,这构成了引发原住民外迁与城市精英涌入的地方表征。其次,从社会维度来看,以服务城市精英为导向的绿化实践引发了景观隔离与阶层分化的结果,但在中国土地制度的保障下,原住民不仅没有流离失所,反而从土地资本化中获利,成为绿色绅士化的受益者之一。

3.1 绿色绅士化的环境效应

本文选择的城市农业公园的前身是海珠区某村的棚户区,是典型的“脏乱差”的城中田。在改造以前,部分村民在这里保留了居住地与自家农田。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原住民多为务农出身,对传统农业保持着极大的热情,即使是在快速城市化进程背景下仍然希望拥有一片农地,构建自己理想的农业生态系统。以其中一户农户为例,他沿袭了珠三角地区传统的农业模式,在有限的农田中构建了生态平衡的桑基鱼塘。然而,受城市水土的影响,这种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效益不佳,收成的农作物仅供家庭内部食用(V6)。有些农户也将自家土地承包给外来农户,用于种植西洋菜、通心菜等,但囿于小范围的土地面积与人力耕种的限制,农作物的产量也难以满足农户的生存需求(V1~V4)。因此,在改造之前,这片土地的农业生产多沿袭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十分有限。

与此同时,伴随着现代城市转型的推进,许多村民也不再以耕种为生,农田逐渐丢荒,但他们仍然坚守在这里通过搭建窝棚的方式以维系低成本的城市生活。由于常年缺乏市政维护与规范管理,加之内部地势低洼,该区域常年污水横流,随处可见各种建筑废物,整体环境堪忧。政府也希望对这一区域进行重建以营建美观的城市形象,但由于这一片区域在用地性质上属于农业用地,在土地开发与利用中仅可供农业发展,且不得用于居住或商业等其他用途,重建的难度较大,导致改造迟迟没有提上日程。“这里曾有77座窝棚,还堆砌了约3大卡车的共享废旧单车。因为地价贵、碎片化,许多专业种植户看不上,恢复这里的活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M1)。因此,囿于农业用地的土地性质与在地农户的顽强抵抗,改造计划一直悬而未决。这一片区域犹如野草一般,在政府拆迁与农户重建之间来回博弈,不仅阻碍了城市更新的步伐,还吸引着更多的低收入群体在此扎根,导致最终只能被围栏整片围起来封闭管理,成为与周围现代景观格格不入的城中田。

政府和农户之间的博弈与僵持在外来资本的介入之下发生了新的转机。作为城市精英身份的开发商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城市居民对于回归乡村的渴望,以此为契机寻求合适的地理位置开展绿化实践以构建城市精英理想中的农业休闲空间。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该村棚户区恰好满足了他们的选址需求,“这个位置是有它的独特性,有它的不可复制性”(M2)。加之开发商所打造的城市农业公园符合该区域的农业用地性质与发展需求,更是解决了在政府与农户之间周旋已久的难题。为了改变城中田的面貌,开发商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对这片区域开展了资本投入与市场运作的绿化实践,以营造出符合城市精英想象的兼具审美与体验的农业休闲景观。在资本投入方面,开发商主要通过土壤与生态改良实现农田的复耕,从根源上改变贫瘠的土地,利用土地的肥力增强农业生产与体验活动的承载力。“我们在农业方面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原则,针对低洼的地形地貌,注重挖掘多条生态沟,联通整个水系,旁边的土挖起来以抬升地面,更加顺畅地将水排出去”(M2)。与原来农户碎片化的农业实践不同的是,开发商在土壤的肥力与排水方面进行了统一规划,在绿化实践中融入了有机、绿色等可持续农业的发展理念。

开发商的绿化实践通常是由利润而非可持续发展驱动的[25]。这表明,开发商的绿化实践并非营造生产型农业景观,而是更多地追求农业景观的后现代审美与体验价值。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由于生产服务对象的改变,他们更加关注如何在农田复耕后创造更多的生产附加值。“准确地说,我们这个叫农文旅的休闲目的地,‘农’是第一位的,核心是园区的会员菜地租赁,主要通过给消费者提供生态种植为主,‘文’和‘旅’就是自然教育,开发一系列具有教育意义的研学体验课程,为研学机构或者亲子家庭提供农耕教育与休闲的活动”(M1)。因此,通过这种运营方式,开发商改变了以往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将城市精英对乡村农业的想象融入绿化实践中,更加注重利用农田的复耕来满足他们对农业景观与体验的追求,这构成了引发原住民外迁与城市精英涌入的地方表征(图2)。

图2

图2   城市农业公园改造前后的景观对比

Fig.2   Landscape of urban agricultural parks before and after transformation


3.2 绿色绅士化的社会效应

旅游或农业景观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不一致是引发权力不平等的根本原因[39]。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开发商的绿化实践并非直接侵占原住民的农业劳动成果,而是朝着可持续生态农业的方向进行重建与规划。尽管如此,开发商的绿化实践仍然制造了新的空间隔离景观,并间接导致阶层分化的结果[40-41]。以休闲娱乐为主的农业公园地处以纺织行业为主导产业的某村,农业公园吸引了城市精英的到来,营造了人地和谐的休闲农业景观,而该村则充斥了以工厂加工与半成品销售为生的本地村民与外来流动人口,呈现出繁忙拥挤的城中村景观。农业公园与城中村“一墙之隔”的社会景观边界也凸显了绿色绅士化的身份与阶层壁垒。据悉,该城市农业公园的主要客源来自于本地城市居民,大多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与经济基础、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亲子家庭。“我们的目标市场首先还是以有小孩的家庭为主,这在广州这种一线城市中非常普遍,且广州聚集了大量的高校、三甲医院、政府机关等,再加上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而这种高知识分子、高知家庭的健康意识会更加鲜明,也会更加愿意来到我们这里”(M2)。

进一步地,该城市农业公园遵循市场运作模式,通过收取门票、活动付费等方式建立起绿色景观消费的商业门槛。以园区的核心产品“家庭小菜园”为例,园区推出不同面积的菜地以供租赁,自出售以来,就得到亲子家庭的广泛青睐。尽管这种菜园相较于传统农业种植的投入产出比较低,但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亲自农作过程中的亲子互动与后代教育价值。不过,这种精细化、高成本的农业生产模式完全颠覆了原本以小农思想为主导的农业模式,也不符合周围以低端制造业为生的村民身份,进而导致在绿地的使用中本地村民逐渐被边缘化的结果[42]。因此,开发商的绿化实践无形中加剧了城市精英与本地村民的阶级差距。

对于城市精英而言,城市农业公园为他们在市中心寻求乡野体验提供了空间。他们会按照自己的审美将菜园打造成整洁美观的小花园,还会携带酒水在菜园中的小亭子里欣赏自己的“作品”。他们不仅希望通过农业种植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健康农产品的需求,同时希望经过耕作来塑造理想中的乌托邦式的乡村景观。在家庭菜园的功能区中,消费群体具有较强的共性,他们不仅是将这里作为休闲空间,更注重后代的教育价值。家庭耕种的模式通常表现为家长结合自己的乡村生活经历,向小孩传递土壤、作物与果实的知识,在农业体验中既满足了家长的“乡愁”,也向后代传递了他们对于作物种植与粮食生产的理念(C22~C30)。“我小时候跟着父母下田,但是现在我的小孩都在城里生活,没有太多的机会接触自然,很多东西都不懂,虽然这些东西可以通过课本或者图片学习到,但缺乏了亲身体验的过程”(C9)。因此,在这种绿色消费的驱动下,城市精英希望能在城市中就近体验乡村农作,也不惜花费更高的价格交换理想中的乡村体验与健康的农产品。这种绿色消费需求对开发商营建绅士化景观提供了正反馈,从而强化了绿色绅士化的负面效应。

尽管如此,开发商的绿化实践并不意味着原住民完全处于弱势地位。在政府的介入下,原住民的土地与经济权益得到了保障,土地成为原住民协商与维护环境正义的关键。城市农业公园建成之后,因其具有的生态效益被不同的社会机构赋予了“游海珠六大打卡地之一”“宝藏农田”等诸多美誉,并直接成为周围房地产对外宣传的卖点之一。以周围某房地产为例,其在宣传中明确打出了“坐拥海珠区唯一都市农园”的楼宇广告。在实际走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城市农业公园周围的房产价格平均在40000~50000元/m2之间,但在该项目建成后,在直线距离上最靠近该项目的房产价格已经突破了50000元/m2。城市农业公园的建成对于新房产的价格具有提升作用,吸引了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购置房产。更重要的是,该农业公园所在的城中村正在经历城中村的旧改转型,许多房地产商的介入使得这一片区域成为改造的热土。因此,城市农业公园的建成提升了城中村新建房产的潜在价值,使得本地村民能够从房地产增值中获利。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城中田改造也是土地再资本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政府以城市更新为目的引入社会资本,同时保障了村民是土地权属人的利益,三方共同经由土地再资本化的运作以获取土地红利[43]。城市农业公园的土地属于城中村的经济联合社所有,在开发商的绿化实践下,原住民搬离了原来的棚户区,出现了西方绿色绅士化现象中“流离失所”的表征。但由于村民的土地权益得到保障,绿色绅士化并没有导致原住民真正地被绅士所置换,而仅导致他们临时性外迁的结果。更重要地,在土地再资本化的过程中,原住民获得了比原来更高的土地租金收入,“比如一个股份,我们(原住民)有4口人,那么我们在村社集体就占4股,可能4股一年分到的土地租金只有1000元,但是承包给我们(开发商)之后就变成了5000元,是一个人5000元,还不是4个人5000元,村民整个的收入相较以前是高了”(M2),同时也获得了房地产增值的潜在经济收益。由此,在中国土地制度的保障下,原住民成为绿色绅士化的受益者之一。

4 绿色绅士化的运作机制

本节将从不同主体的联盟与权力关系分析绿色绅士化的运作机制。我们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村集体和村民、开发商分别出于城市治理、土地租金与经济利益等目的,围绕绿地的建设与利益分配组建了绿色增长联盟,最终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绿色绅士化运作机制(图3)。

图3

图3   绿色增长联盟的主体关系

Fig.3   Actor relationships of green growth alliance


地方政府是绿色增长联盟的核心,在绿化实践中处于支配地位。如前所述,城市农业公园的前身是落后于现代化城市发展的棚户区,该区域不仅与周围的城市景观形成鲜明的反差,还存在较大的环境隐患,长期以来一直是城市治理的难点[44]。为了对这一区域进行环境治理与改善,海珠区政府根据广州市利用“城中田”建设城市农业公园的部署,制定了城市农业公园工作方案。项目领导小组在严守耕地及基本农田政策保护底线的基础上,经由土地流转以及引入外来资本的方式发展都市休闲农业。地方政府的这一举措旨在治理“脏乱差”的城中田,根据市政府的政策指引,以都市农园的方式延续了原本的农业用地。“以前这里全部都封闭起来的,前面的全部都挡起来的,政府没办法管里面的话,遮起来也没办法治理,只有用‘遮羞布’把它遮起来,不要让市民看到”(M2)。因此,在广州市政府的政策指导之下,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征收取得村集体的土地产权,经过土地市场的交易,将一定年限的使用权转让给开发商,由开发商进行土地再开发,从中获取比原来的土地更高的“租金”。

村集体和村民是土地产权的拥有者,是绿色增长联盟能否成功组建的关键。城市农业公园的开发所占用的土地隶属于其所在的城中村的经济联合社,其开发、建设和运营受到村民集体决策的影响。然而,村集体和村民在增长联盟中的角色似乎是矛盾的,他们既是积极的参与者,也是利益诉求者,但常常由于利益分配问题与开发商陷入权力博弈与敌对的局势之中[45]。正因为如此,在城中田改造过程中,许多城建与旅游开发项目先后与村集体和村民进行交涉,试图通过发展不同的城建项目以实现土地的增值。然而,这些项目最终都无疾而终,主要面临3个困境:一是农业用地的土地性质局限了项目的类型与开发的程度;二是城中田中的本地村民和外来农户不同意搬迁;三是开发商所征用的土地面积仅部分覆盖城中田,而城中田其他位置的环境堪忧,可能会对项目的建成和运营产生负面影响。城市农业公园的开发则巧妙地化解了这3大难题,开发商在严格遵循土地政策的情况下,以农用地的基础开展绿化实践;他们通过项目的定位获得政府的支持,顺势借助政府的力量协调村集体和村民之间的租地程序与搬迁工作;更重要的是,开发商承包了一整片城中田的区域,主动改善城中田脏乱差的环境,避免了后续发展的诸多隐患。在访谈过程中,村民一方面认为开发商所承诺的土地租金相较于他们个体租售土地的收益更高,能够获得比之前更高的“地租差”;另一方面认为开发商的加盟能够改善脏乱差的环境,不仅解决了这块土地被“嫌弃”的尴尬处境,在土地合同结束后也能吸引更好的城建项目,更有助于可持续发展(V5、V13、V15)。因此,综合多方考虑,村集体和村民同意将土地以15年的年限转让给开发商,并据此获得可观的土地租金。

开发商在充足的资本支持下成为绿色增长联盟的投资与实施者。在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背景下,开发商从村集体和村民处取得土地的使用权,通过筹措资本与组建技术团队迅速营建绿色景观。“农园170亩土地范围现如今投入资金已超过2000万元,在资金来源方面100%靠企业筹措,对企业实力有较高要求,另外,做都市农园需要各类人才,没有一个高素质的综合团队,是无法运转的”(M1)。权力与资本之间的联盟进一步助推了绿色绅士化在更加合法与可行的轨道上发展。一方面,政府为开发商的绿化实践与村集体进行协商,同时提供了诸如供电供水、排水排污、道路建设等配套设施,加速了城中田向绅士化景观的转型;另一方面,开发商的绿化实践又受到政府的监督引导,在基本农田与耕地的底线规范下开展绿化实践,以避免过度绅士化的结果。“一是尽量选择不需要硬件建设和改变土地属性的项目,例如采摘、劳动教育、家庭小菜园、农产品初加工等;二是利用一些非耕地的其他地类‘边角料’,以活动、可移动、架空等方式设置劳动教育和城市休闲必需的配套设施,既满足了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耕地保护要求,还兼顾和满足了其他业态的发展,实现空间价值的大幅度提升”(M1)。因此,开发商在地方政府引导下,通过营建面向后现代消费的景观以实现土地的溢价,体现了绿色绅士化过程中资本的逐利性质。

在绿色增长联盟的运作过程中,政府推进的城市更新进程吸引了开发商的加盟,开发商则借助政府的力量与村集体和村民进行协商,最终组建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绿色增长机器。在行动过程中,地方政府具备更大的话语权,处于主导地位。政府希望改变城中田对城市形象造成的负面影响,但囿于村集体和村民与大多数开发商的项目谈判失败而导致计划被连年搁置。而村集体和与村民的诉求始终未能在诸多城建和旅游开发项目中得到满足,导致地处城市内部的村集体土地未能发挥应有的生态与经济价值,反而沦为脏乱差的城中田。在这一背景之下,开发商以促进土地增值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农业公园项目破解了这一僵局。换而言之,开发商提出的城市农业公园的建设方案不仅迎合了政府打造城市形象的目的,也迎合了村集体和村民追求土地增值的目的。为了顺利征用土地,开发商借助政府的力量与村集体进行沟通,并引导在城中田中生活的本地村民和外来农户有序外迁。“政府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无论是跟村集体的沟通还是农民的搬迁工作,可以说,没有政府的引导,我们的项目是很难落地的,起码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协商好土地的事情”(M3)。同时,村集体和村民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也积极推动了项目的顺利进行。一位参与项目决策的村民向我们表示,“如果当时政府没有积极向我们讲解这个项目的话,可能这个项目跟之前的项目一样,都会被放在一边,根本不可能实施的。大家觉得这个项目会给村里带来更好的土地收益,而且环境也改善了,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V12)。由此,在政府的主导之下,开发商与村集体和村民之间建立了以土地租金为纽带的联盟关系。政府一方面帮助开发商与村集体和村民进行沟通,协助租地与外迁工作的实施,另一方面也通过监督开发商的绿化实践来保障村集体和村民的利益,在绿色增长联盟的运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相较于西方绿色绅士化中的“政企结盟”,中国的绿色绅士化呈现出“政府主导”的运作机制。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伴随着城市更新的“绿色转向”,以追求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绿化实践在社会层面引发了环境不正义的后果,而绿色绅士化为理解自然环境与城市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46]。本文以城市农业公园的绿化实践为例,探讨了在城市更新背景下绿色绅士化的效应及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城市更新背景下的绿化实践隐含着绅士化的行动逻辑,更加注重后现代审美与体验型景观的营造,进而导致原住民的外迁与城市精英的涌入。以往的研究将绿化实践视为引发绿色绅士化的前因,但并未深入探究何种绿化实践会引发绅士化的后果,导致难以辨析绿化实践与绅士化之间的关系[47-48]。本文研究认为,城市绿化实践的行动逻辑可以作为预测是否会出现绿色绅士化的依据。在本文案例中,由于绿化实践的行动逻辑是以迎合城市精英对后现代乡村农业的地理想象为出发点,因而其所塑造的绅士化景观进一步引发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与置换。

其次,以服务城市精英为导向的绿化实践制造了新的空间隔离景观,并导致阶层分化的结果,但在中国土地制度的保障下,原住民不仅没有流离失所,反而获得土地再资本化的红利。以往的研究大多将绿色绅士化的社会效应抽象为阶级之间的对立与二元权力的博弈,由此引发环境非正义与社会不公平的后果[49]。本文研究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使绿色绅士化的社会效应朝着积极正面的方向发展,尽管原住民被排除在绅士化的景观之外,但由于其土地权益得到保障,他们不仅没有被永久置换,反而成为土地再资本化的受益者之一。

最后,政府、村集体和村民以及开发商分别出于城市治理、土地租金与经济利益的目的,组建了满足各自政治与经济诉求的绿色增长联盟,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绿色绅士化运作机制。以往的研究分析了不同联盟主体的角色及其转变,忽视了不同主体差异化的权力关系[50-51]。本文研究发现,政府决定了城市更新中的土地性质及开发方向,并主动协调村集体和村民的土地租赁与外迁工作,而开发商在既定的政策规定中开展绿化实践,三者之间的联盟共同塑造了绅士化的绿色景观。其中,不同主体的权力是不均等的,政府在土地的使用与流转中更具话语权,在联盟主体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这一结论响应了城市地理学研究中关于中国城市绿化实践受到土地政治影响的观点,即政府在城市绿化实践中协调城市化进程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在促进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推广中发挥着主导作用[52-53]。作为对已有研究的延续,本文重点关注政府在绿色增长联盟中的主导地位,分析了其在促进主体联盟中发挥的协调、监督、保障等方面的作用,不仅揭示了绿色绅士化的“中国特色”,也有助于深化城市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对政府主导角色的认识。

5.2 讨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将围绕中西方绿色绅士化与绿色增长联盟展开讨论。首先,绿色绅士化在中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了异质的社会影响。一方面,在西方社会情境下,城市精英往往是绿色空间的受益者,他们对绿地的使用与占有是引发阶层置换与环境非正义的直接原因。开发商为他们所营建的“环境特权飞地”更是加剧了空间隔离与社会排斥的后果,导致城市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究其根源,西方社会中的绿色绅士化现象是一种资本主导的城市空间再生产过程,具有鲜明的资本逐利色彩[54-56],加之土地市场化的运作模式,绿色空间的利益分配自然而然地流向具有更高社会与经济资本的城市精英,这也是绿色绅士化加剧社会不平等的底层逻辑。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情境下,城市更新也表现出与西方相似的绿色绅士化表征,即伴随景观变迁而发生的阶层流动与置换现象。尽管城市精英也是绿色空间的最大受益者,并引发隔离景观与阶层分化的结果,但在政府的主导作用下,城市发展并没有趋向不可持续。政府拥有完整的土地产权,通过土地征收与流转的方式进行土地再开发,主导并相对平衡了绿色资源的分配,避免了资本的无序扩张及引发的社会不公[57-58]。因此,绿色绅士化在西方语境下更多地是对城市开发的批判性反思,而当其被纳入中国的制度语境与社会情境时,与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与治理逻辑相融合,转型成为一种正向与积极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思路。

其次,相较于居住、商业开发等其他类型的增长联盟,绿色增长联盟因绿化实践所产生的生态效应更容易在多主体之间实现结盟。以本文为例,开发商的绿化实践项目在地方政府取得“通行证”,促使政府主动与村集体和村民交涉土地租金与原住民搬迁等事宜,而村集体和村民出于短期土地收益与长期环境效益的考虑而更愿意与开发商联盟。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绿化实践对人地矛盾的缓和、人居环境的改善等多方面的促进作用可能会加速主体之间的联盟[8]。尽管绿色增长联盟的使命在于寻求城市经济的增长,但相对于房地产的主体联盟,这种联盟方式将环保、民生等指标纳入经济增长的考量之中,有效地规避了普通土地增长联盟由于追求政绩和经济利益而导致城市趋向不可持续的发展风险[59]。特别是在中国情境下,公有土地产权制度、土地财政制度以及政绩考核机制等不断激励着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结成增长联盟[60],而绿色增长联盟为政企合作及城市建设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发展方案。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化,“以人为本”的城市绿地建设已经成为城市更新与再开发的重要途径与发展趋势。然而,城市绿化实践所引发的社会空间的变化仍未引起足够重视[61]。本文响应了以往研究的观点,即城市绿地对环境改善与居住福利产生的影响更多地局限于受过高等教育或收入较高的人群,基于社会特权的环境设施的不公平暴露可能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隐患[62]。在中国城市更新背景下,如何实施更加公平的规划方案以惠及更广泛人群仍是城市现代化转型的关键[63]。本文将绿色绅士化引入中国城市更新的背景下进行探讨,旨在基于中国案例补充与推进西方绿色绅士化的发展。但是本文仅聚焦于单一案例地,未涉及其他绿地类型的探讨,也未对案例地进行更长时间跨度的历时性分析,同时也忽视了外来农户、周围社区居民等更多元主体利益的分析,未能更全面地揭示绿色绅士化的全貌。因此,未来的绿色绅士化研究可以开展更多跨案例、历时长、多主体的研究,运用中国城市多元的绿化实践案例创新绿色绅士化理论。

参考文献

Connolly J J T.

From Jacobs to the Just City: A foundation for challenging the green planning orthodoxy

[J]. Cities, 2019, 91: 64-70.

DOI:10.1016/j.cities.2018.05.011      [本文引用: 1]

Now that Jane Jacobs' ideas are seen as urban planning orthodoxy, it is unclear how her institutional goal of progressive change for the field will carry forward. In the 1960s, Jacobs created the conditions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 by offering a thorough critique of the "Radiant Garden City Beautiful" orthodoxy of urban planning and presenting a solution for the problems that she saw with this approach. She argued that the top-down, design oriented planning of her time hurt the lives of individual residents and diminished society as a whole. Her solution was a new way of seeing the city: as a functional and efficient social system. Since the 1990s, a global planning orthodoxy - of which Jacobs' ideas are part - developed around the "Smart Sustainable Resilient City." This orthodoxy has been subject to critique, but Susan Fainstein's Just City theory offers tools for comprehensively challenging the approach and a solution for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e need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 within the Smart Sustainable Resilient City orthodoxy, I use the Just Cit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interpret the results of an analysis of green gentrification in New York City between 1990 and 2014. I argue that the over-valuation of Jacobsian diversity within the current urban planning orthodoxy generates unjust outcomes. The just green city, then, requires de-emphasizing Jacobs' intellectual project in favor of her far more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project.

Lubitow A, Zinschlag B, Rochester N.

Plans for pavement or for people? The politics of bike lanes on the 'Paseo Boricua' in Chicago, Illinois

[J]. Urban Studies, 2016, 53(12): 2637-2653.

DOI:10.1177/0042098015592823      URL     [本文引用: 1]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ast two decades, bicycli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the USA. Although the rate of bike trips made in the USA has more than tripled since 1977, it is relatively low compared with many European cities (Pucher et al., 2011a). In urban areas throughout the USA, bicycling is increasingly being touted as a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way to enhance transit choice as public transportation budgets are slashed and automobile infrastructures remain congested. Discourse around the proliferation of bicycl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American cities often obscures complex aspects of community-level choice regarding transit, including the plac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bike lanes.

Taylor L, Hochuli D F.

Defining greenspace: Multiple uses across multiple disciplines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7, 158: 25-38.

DOI:10.1016/j.landurbplan.2016.09.024      URL     [本文引用: 1]

付迎春, 郭碧云, 王敏, .

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视角下绿地空间恢复力的演化: 广州旧城区更新案例

[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8): 2118-2136.

DOI:10.31497/zrzyxb.20220813      [本文引用: 1]

旧城区绿地作为关键的社会—生态系统载体,是城市高质量发展与转型治理亟需关注的问题。构建广州旧城区绿地服务基本单元,引入适应性循环理论的潜力—连通度—恢复力三维框架,构建表征生态、社会与经济服务的绿地景观指标体系,综合评估2000—2018年广州旧城区绿地的空间恢复力水平及适应性转化特征。研究结果显示:旧城区绿地的恢复力演化具有明显的核心区与外围区的时空分异,在拆除重建阶段呈现快速开发—快速释放—重组的转化,在微更新阶段主要呈现开发—保护的提升,并具有提升型、稳定型和更替型的社会—生态系统服务适应性。由此说明,城市更新具有调节社会—生态系统服务治理的效果。其中,绿地形状指数、5 min可达绿地率以及土地利用混合度对核心区绿地恢复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外围区治理提供参考。同时,进一步探讨了更新政策与城市绿地空间恢复力演化的关系,为促进旧城区绿地空间更新治理提供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的理论与实证案例研究。

[Fu Yingchun, Guo Biyun, Wang Min, et al.

Spatial resilience evolution of green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adaptive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for urban renewal in Guangzhou, China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8): 2118-2136.]

DOI:10.31497/zrzyxb.20220813      [本文引用: 1]

As a key carrier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the green space in the old urban communities is a critical issue for urba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governance demands. 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basic units of green space service in old urban areas of Guangzhou. We introduce the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potential-connectedness-resilience of adaptive cycle theory to construct a green space landscape index system representing ecolog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services. This index system evaluates the spatial resilience level and adaptability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 space in old urban areas of Guangzhou from 2000 to 2018.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atial resilience evolution of the old urban green space has apparent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core and peripheral areas. In demolition reconstruction phase we witness the fast development-quick release-restructuring; in micro renewal stage mainly emerges the development-protection, which consists of three types of improvement, stability, and alternation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services adaptabilit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urban renewal can regulate the governance of social-ecological services. Among them, green space shape index, green space rate within a 5-minute range, and land use mix degree have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resilience of core green space, which provides successful examples for the governance in the peripheral areas. Meanwhi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newal policy and the spatial resilience evolution of green space,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adaptability for promoting green space renewal governance in old urban areas.

黄玖菊, 林伊婷, 陶卓霖, .

社会公平视角下深圳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

[J]. 地理科学, 2022, 42(5): 896-906.

DOI:10.13249/j.cnki.sgs.2022.05.015      [本文引用: 1]

公园绿地是城市中重要的绿色基础设施。针对传统可达性分析微观尺度研究不足和交通成本估计失真等问题,以深圳为例,采用公园绿地矢量数据和基于手机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t,软件开发工具包)定位的人口数据作为供需数据源,基于住房分类数据以城中村、保障房、商品房居民划分社会群体,利用改进的高斯两步移动搜寻法计算得到居住小区尺度的公园绿地可达性社会公平情况。研究发现:① 深圳公园绿地可达性存在社会分异:商品房和城中村可达性较好;公租房和安居房社区公园可达性差;人才住房仅对社区公园可达性高;② 驾车可达性最均衡,公共交通方式下不同住房群体间的可达性差异较大。研究补充了中国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社会公平研究的不足,改进了小尺度可达性研究的数据与方法,为公园绿地规划体系提供反思,并可为深圳城市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Huang Jiuju, Lin Yiting, Tao Zhuolin, et al.

Evaluation of park green space accessibility in Shenz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quit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5): 896-906.]

DOI:10.13249/j.cnki.sgs.2022.05.015      [本文引用: 1]

Park green space, which is important green infrastructure in the city, can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physical exercise, social communication, nature exposure and emergency hedge. Spatially fine-grained evaluation of accessibility to park green space has been limited by data availability. This study fills the research gap by using mobile SDK positioning data in Shenzhen. It uses this data to obtai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t uses the improved Gaussian 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 to calculate park green space accessibility of neighborhood scale; it uses open source map API to calculate the travel time of different transportation modes. The accessibility indicators are analyzed by different housing groups: Urban villages, affordable housing and commodity housing. The results show first a social disparity in the accessibility of park green space in Shenzhen. The accessibility of urban villages is good and balanced. Public rental housing and economic and comfortable housing have poor accessibility to neighborhood parks, while the former has high accessibility to urban parks and the latter to natural parks. In addition, the accessibility of talent worker housing is the lowest. Talent housing has high accessibility to neighborhood parks, but poor accessibility to urban parks and natural parks, resulting in low overall accessibility. Third, Transportation mode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accessibility to green space. Accessibility by driving among housing groups is nominal, but transit accessibility among them shows significant variatio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our study mak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including 1) improving the presence of neighborhood parks around public rental housing and economic and comfortable housing. 2) prioritizing transit service improvement for low-income residential areas, and 3) changing the planning requirement for green space supply in land development. Our study enriches existing literature by helping readers to understand park green space accessi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quity in Chinese cities and by establishing a better connection to planning practice with spatially fine-grained data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s.

Sandberg L A.

Environmental gentrification in a post-industrial landscape: The case of the Limhamn quarry, Malmö, Sweden

[J]. Local Environment, 2014, 19(10): 1068-1085.

DOI:10.1080/13549839.2013.843510      URL     [本文引用: 1]

Yazar M, Hestad D, Mangalagiu D, et al.

From urban sustainability transformations to green gentrification: Urban renewal in Gaziosmanpaşa, Istanbul

[J]. Climatic Change, 2020, 160(4): 637-653.

DOI:10.1007/s10584-019-02509-3      [本文引用: 2]

Gould K A, Lewis T L. Green gentrification: Urban sustainability and the struggle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M]. London, UK: Routledge, 2016.

[本文引用: 4]

Glass R. London: Aspects of change[M]. London, UK: MacGibbon and Kee, 1964.

[本文引用: 1]

Quinton J, Nesbitt L, Sax D.

How well do we know green gentrific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methods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22, 46(4): 960-987.

DOI:10.1177/03091325221104478      PMID:35971517      [本文引用: 1]

This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identifies and critiques methodological trends in green gentrification research (focusing on studies of vegetative greening)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advancing this field. Findings reveal (1) research has largely focused on U.S. case studies; (2) early work employed qualitative methods but quantitative analyses have become more common; (3)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influence of greening characteristics/functions and non-greening factors on gentrification; (4)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greening leads to gentrification are not well understood, particularly on the demand side; and (5) despite being the main concern of green gentrification, displacement has not been well-documented.© The Author(s) 2022.

王甫园, 王开泳.

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的科学内涵

[J]. 地理研究, 2018, 37(10): 1899-1914.

DOI:10.11821/dlyj201810002      [本文引用: 1]

生态空间是维护城市化地区生态安全、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保障。现有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的研究侧重生态保护,存在不足和认知局限,难以满足当前社会和实践需求。如何实现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增加其社会与文化服务功能,成为社会经济转型时期人文与经济地理领域的紧迫课题。为推动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的综合分析与系统研究,在界定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的基础上,阐述了其可持续利用的涵义,并建构了包括研究目标与指导理念、研究趋向与重点内容、研究尺度等在内的研究框架,指出:① 研究总体目标是注重可持续多元化利用,改善人居环境,增进人类福祉;② 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模式、评价与调控机理、规划与治理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强;③ 需要加强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的区域分析、空间分析和综合集成分析;④ 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化地区的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模式具有差异性,也具有不同的研究需求,需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通过对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研究范式和重点的审视与思辨,为今后相关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提供参考。

[Wang Fuyuan, Wang Kaiyong.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ecological space in urbanized area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0): 1899-1914.]

DOI:10.11821/dlyj201810002      [本文引用: 1]

Ecological spa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good living environment in urbanized areas. Sustainable ecological space utilization (SESU) in urbanized areas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subject during the period of urban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human-economic geography domain in China. In order to make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study on SESU, the concept of SESU is introduced into the human-economic geography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ecological space in urbanized areas. Then, a research framework including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contents, analytical orientation and scales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inadequacies in the field. The framework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1) Research goal on SESU in urbanized areas is to enhance human well-beings; (2)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mechanism, evaluation and regulation mechanism, as well as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of SESU in urbanized areas; (3) Regional analysis, spatial analysis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SESU in urbanized area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4) Research requirements for different urban scales are different and targeted researches of the scale should be conducted. The paper provides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references for future studies on SESU in urbanized areas.

Pearsall H, Eller J K.

Locating the green space paradox: A study of gentrification and public green space accessibility in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0, 195: 103708.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19.103708.

URL     [本文引用: 2]

Rigolon A, Németh J.

Green gentrification or 'just green enough': Do park location, size and function affect whether a place gentrifies or not?

[J]. Urban Studies, 2020, 57(2): 402-420.

DOI:10.1177/0042098019849380      URL     [本文引用: 1]

Recent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parks in historically disinvested neighbourhoods can result in housing price increases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low-income people of colour. Some suggest that a ‘just green enough’ approach, in particular its call for the creation of small parks and nearby affordable housing, can reduce the chances of this phenomenon some call ‘green gentrification’. Yet, no study has tested these claims empirically across a sample of diverse cities. Focusing on 10 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run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s to uncover whether the location (distance from downtown), size and function (active transportation) of new parks built in the 2000–2008 and 2008–2015 periods predict whether the census tracts around them gentrified. We find that park function and location are strong predictors of gentrification, whereas park size is not. In particular, new greenway parks with an active transportation component built in the 2008–2015 period triggered gentrification more than other park types, and new parks located closer to downtown tend to foster gentrification more than parks on a city’s outskirts. These findings call into question the ‘just green enough’ claim that small parks foster green gentrification less than larger parks do.

Kim S K, Wu L F.

D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green space contribute to gentrification?

[J]. Urban Studies, 2022, 59(2): 360-380.

DOI:10.1177/0042098021989951      URL     [本文引用: 1]

A number of recent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socioeconomic functions and sid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amenity in urban development. In this study, an urban green space is viewed as both a positive and negative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y because it could be a potential contributor to gentrification. Employing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at the public use microdata areas and census-tract level,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new green space characteristics on multiple gentrification indicators in New York City. Unlike previous studies, we examine the causal inference of multiple green spac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n gentrification indicators jointly, estimating a relatively short- and mid-term gentrification effect in a homogeneous institutional and geographical setting.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newly added green spaces potentially foster gentrification, influencing the replacement of the poor with wealthier inhabitants; more importantly, the gentrification effects differ depending on the typ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 spaces. A strong green gentrification effect has been observed in passive, natural and medium-sized green spaces. Taking these short-term and local-level gentrification effects of green space characteristics into consideration allows for more inclusive development and equitable outcomes.

Byrne J, Wolch J.

Nature, race, and parks: Past research a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geographic research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9, 33(6): 743-765.

DOI:10.1177/0309132509103156      URL     [本文引用: 1]

Geographic research on parks has been wide-ranging but has seldom examined how and why people use parks, leaving these questions to leisure science, which privileges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over urban socio-spatial explanations (eg, historical, political-economic, and location factors). This article examines recent ge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park use, drawing up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cultural landscape, and political ecology paradigms to redirect our attention from park users to a more critical appreciation of the historical, socio-ecological, and political-economic processes that operate through, and in turn shape, park spaces and park-going behaviors. We challenge partial, user-orientated approaches and suggest new directions for geographic research on parks.

Finney C. Black faces, white spaces: Reimagining the relationship of african americans to the great outdoors[M]. Chapel Hill, US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4.

[本文引用: 1]

Ernstson H.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 framework for study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ecological complexity in urbanized landscapes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3, 109(1): 7-17.

DOI:10.1016/j.landurbplan.2012.10.005      URL     [本文引用: 1]

Wu L F, G Rowe P.

Green space progress or paradox: Identifying green space associated gentrification in Beijing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2, 219: 104321.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21.104321.

URL     [本文引用: 1]

Gould K A, Lewis T L.

From green gentrification to resilience gentrification: An example from Brooklyn

[J]. City & Community, 2018, 17(1): 12-15.

[本文引用: 1]

Hyra D.

The back-to-the-city movement: Neighbourhood redevelopment and processes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isplacement

[J]. Urban Studies, 2015, 52(10): 1753-1773.

DOI:10.1177/0042098014539403      URL     [本文引用: 1]

While certain US cities are still depopulating, others have experienced a reversal of aggregate out-migration patterns. Some scholars, politicians and real estate boosters celebrate this urban population influx, as it will likely increase property values and municipal tax bases; however, we know little about the social costs associated with the back-to-the-city movemen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back-to-the-city movement through a four-year (2009–2012) ethnographic case study of the revitalisation of Washington, DC’s Shaw/U Street neighbourhood. The redevelopment of this African-American neighbourhood is associated with the city’s 5.2 percent population increase, which occurred between 2000 and 2010. While affordable housing efforts help to keep a portion of long-term, low-income residents in plac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isplacement is occurring as upper-income newcomers flock into this neighbourhood.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the urban literature by highlighting that population influx, and associated neighbourhood revitalisation, can have important social implications.

Angotti T. New York for sale: Community planning confronts global real estate[M]. Cambridge, USA: The MIT Press, 2008: 108.

[本文引用: 1]

Alexandrescu F M, Pizzol L, Critto A.

Green gentrification as strategic action: Exploring the emerging discursive and social support for the Green Tree Strategy in Porto Marghera, Italy

[J]. Cities, 2021, 118: 103352. doi: 10.1016/j.cities.2021.103352.

URL     [本文引用: 1]

刘彬.

西方绿色绅士化研究进展与启示: 《绿色绅士化: 城市可持续发展与为环境正义而战》述评

[J/OL]. 国际城市规划, 202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5583.TU.20210815.1238.002.html.

URL     [本文引用: 1]

[Liu Bin.

Research progress of green gentrification in west: Review on Green gentrification: Urban sustainability and the struggle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2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5583.TU.20210815.1238.002.html.]

URL     [本文引用: 1]

Ali L, Haase A, Heiland S.

Gentrification through green regeneration? Analyz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ner-city green space development and neighborhood change in the context of regrowth: The case of Lene-Voigt-Park in Leipzig, eastern Germany

[J]. Land, 2020, 9(1): 24-29.

DOI:10.3390/land9010024      URL     [本文引用: 1]

Green regeneration has become a common strategy for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in disadvantaged neighborhoods in shrinking cities.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new green spaces may change, however, when cities experience new growth. Set against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analyzes a case study, the Lene-Voigt-Park in Leipzig, which was established on a former brownfield site. Using a combination of methods which include an analysis of housing advertisements and interview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ark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generation after the city’s turn from shrinkage towards new growth. It discusses whether the concept of green gentrification may help to explain this role. As a result of our analysis, we argue that Lene-Voigt-Park has indeed operated as a trigger for structural, social, and symbolic upgrades in the growing city of Leipzig, but only in combination with real estate market developments, which are the main drivers of change. The concept of green gentrification does help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ole of different factors—first and foremost that of green space. We also discovered some specifics of our case that may enrich the green gentrification debate. Leipzig serves as an example for a number of regrowing cities across Europe where green gentrification might represent a challenge.

Chen Y, Xu Z K, Byrne J, et al.

Can smaller parks limit green gentrification? Insights from Hangzhou, China

[J].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2021, 59: 127009. doi: 10.1016/j.ufug.2021.127009.

[本文引用: 3]

Kwon Y, Joo S, Han S, et al.

Mapping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gentrification near urban parks in the case of Gyeongui Line Forest Park, Seoul, Korea

[J]. Sustainability, 2017, 9(2): 231. doi: 10.3390/su9020231.

URL     [本文引用: 1]

Xie M M, Li M Y, Li Z Y, et al.

Whom do urban agriculture parks provide landscape services to and how?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China

[J]. Sustainability, 2020, 12(12): 4967. doi: 10.3390/su12124967.

URL     [本文引用: 1]

An urban agriculture park (UAP) is a mixture of various kinds of urban agriculture and has a group of administrators to plan and manage its landscapes. Thu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users and the ability of the UAPs to provide services are crucial.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user profiles of three kinds of UAPs in Beijing, China. Investigation of 345 interviewees suggested that most of the users have an upper-middle level income and are well educated. Social connections vary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f UAPs. An assessment matrix of landscape services was introduced for a pioneer of UAP, Little Donkey Farm, based on questionnaires, a field survey, and indicators of landscape patterns. Pearson correlations between service demands and users’ characters showed age, companions, and education level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to the needs of scenery and education services. The landscape with the highest supply value was the vegetable plots planted by members. The scenery service was not adequately supplied, and 31.5% of the areas did not meet the demand. Based on the budgets of supply and demand, six types of landscape should be optimized. This study provides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 the path of landscape service provision in UAP and supports basic knowledge on how to better involve urban agriculture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黄姣, 马冰滢, 李双成.

农业多功能性与都市区土地利用管理: 框架和案例分析

[J]. 地理研究, 2019, 38(7): 1791-1806.

DOI:10.11821/dlyj020180074      [本文引用: 1]

采用理论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农业多功能性对都市区土地利用管理的意义和实现途径。论文从农业多功能性的多尺度嵌套层级结构出发,构建了基于农业多功能性评价的都市区土地利用管理框架,然后基于高清卫星遥感影像解译、文献资料整理等分析了北京市海淀区1968—2014年间土地利用、农业多功能性和土地利用管理措施的变化及相互作用。研究指出:都市区土地利用管理者应该在区域尺度和农户/农园尺度农业多功能性评价的基础上,围绕农户/农园与区域、国家等各级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互作用,从改进土地用途管制分区和发展多功能农业两个方面进行区域的农业用地管理。最后,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希望优化都市区土地利用管理,推动都市型现代农业建设,并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Huang Jiao, Ma Bingying, Li Shuangcheng.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 and land use management in metropolitan areas: A framework and a case stud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7): 1791-1806.]

DOI:10.11821/dlyj020180074      [本文引用: 1]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land conserv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s in metropolitan area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value and ways of considering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 (MFA) to improve land use management in metropolitan areas of China.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nested multi-scale hierarchies of MFA and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FA and land use management. Then, it provides a framework integrating the assessment of MFA for land use management in metropolitan areas. After that, a case study is conducted in Haidian District of Beijing in order to test and further develop the framework. The case study includes an analysis of the land use changes in Haidian from 1968 to 2014 based up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gh 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and an analysi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FA and land use policies in Haidian in the same period. We find that the concept of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 should not be equated with land use or landscape multifunctionality. Agricultural functions are the benefits from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which directly influence on stakeholders’ decision-making; while land use functions refer to the outputs from the land, which can develop into different agricultural functions. The assessment of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 can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lands. The nested multi-scale hierarchies of MFA also provide ways to coordinate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keholders at different scales. The framework integrating MFA is built on the basis of the actual land use management system in China, in which, the managers at the regional level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land use pattern in metropolitan areas. The regional land use managers mainly rely on two types of instruments, namely, land use zoning and agricultural policies. The framework integrating MFA requires, firstly, the assessment of MFA at the farm and regional scale; secondly, to implement land use zoning based upon MFA and policies that focus on promoting multifunctional farming, such as taxes, compensation, training and others.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the creation of mechanisms that convert the interests at the regional and national scales to the motivation of farmers. The case study in Haidian suggests that the framework is feasible and valuabl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and use management in metropolitan areas. Finally, future research is need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namely the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and mapping of MFA,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or urbanization level o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agricultural functions in metropolitan areas, and land use optimization incorporating the multiple roles of agricultural lands. Land use management based upon MFA is meaningful in terms of the conservation of land resources,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riculture and the maintaining of regional sustainability in metropolitan areas.

杜姗姗, 蔡建明, 郭华, .

食品安全导向下的都市农业发展模式: 以北京蔬菜生产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6): 783-791.

[本文引用: 1]

[Du Shanshan, Cai Jianming, Guo Hua, et al.

Food security-oriented urba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typologies: A case study of vegetable production in peri-urban Beiji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2, 31(6): 783-791.]

DOI:10.11820/dlkxjz.2012.06.015      [本文引用: 1]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nd enhancement of public awareness, people's concerns and demands for a more healthy life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tronger. Hence, stimulated by frequent media reports on food safety problems and bad cases in recent years, nowadays food security issue has become the hottest topic in society, particularly about vegetable and milk products. Urban agriculture, with its great advantage of "shorter-distance supply and less intervention chains", should b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urban residents in their vegetable supply and play a key role in improving their vegetable safety. Taking Beijing as a case, this paper conducted an analysis and study on the typologies of vegetable production in peri-urban Beijing in its pursuit of food security driven by urba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d the supply sources of fresh vegetables in Beijing, and identified the various disadvantages of "longer-distance supply with more involving chains" in providing high quality vegetable products compared with those from urban agriculture. Then this paper summarized 5 typical urba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ls in vegetable production in peri-urban Beijing, including their background,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se studies, this paper lastly put forward some policy-oriented protection mechanism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riculture.

Hosseinpour N, Kazemi F, Mahdizadeh H.

A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applying urban agriculture in sustainable park design

[J]. Land Use Policy, 2022, 112: 105834. doi: 10.1016/j.landusepol.2021.105834.

URL     [本文引用: 1]

Sorace A.

Value to wildlife of urban-agricultural parks: A case study from Rome urban area

[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1, 28(4): 547-560.

PMID:11494072      [本文引用: 1]

Urban-agricultural parks could have some advantages to wildlife because of less intensive agricultural procedures, absence of hunting pressure, and reduced human disturbance. In this study, the breeding and wintering bird communities and the small mammal community in an urban-agricultural park of Rome were compared to those of a close urban park and a close agricultural area just outside the city. The aim was to assess the best destin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ildlife in natural areas at the urban-rural interface. Richness and diversity of bird communities were higher in the urban-agricultural park. Due to habitat features and probably human disturbances, but not to urbanization, predation, and competition factors, the urban park drastically reduces the abundance of decreasing open-land bird species. Abundance of these species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 urban-agricultural park and in the agricultural area. In the urban-agricultural and urban park, bird and mammal pest species were more abundant than they were in the agricultural area. Regarding decreasing abundance of small mammal specie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study areas was observed. Urban-agricultural park is a better choice than urban park for wildlife. Thus, a higher number of preserved urban natural areas should be devoted to urban-agricultural parks. However, to increase the abundance of open-land species and in general wildlife, a less intensive management of cultivated and pasture patches is necessary.

Taack D L, Murray H, Simmons S R.

Minto-Brown Island Park: A case study of farming the urban-agricultural interface

[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Life Sciences Education, 1994, 23(2): 98-103.

DOI:10.2134/jnrlse.1994.0098      URL     [本文引用: 2]

Maantay J A, Maroko A R.

Brownfields to greenfields: Environmental justice versus environmental gentrific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8, 15(10): 2233. doi: 10.3390/ijerph15102233.

URL     [本文引用: 1]

Gentrification is a growing concern in many urban areas, due to the potential for displacement of lower-income and other vulnerable populations. This process can be accelerated when neighborhood “greening” projects are undertaken via governmental or private investor efforts, resulting in a phenomenon termed environmental or “green” gentrification. Vacant land in lower-income areas is often improved by the existing community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community gardens, but this contributes to these greening efforts and paradoxically may spur gentrification and subsequent displacement of the gardens’ stewards and neighbors. “Is proximity to community gardens in less affluent neighborhood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likelihood of gentrification?” Using Brooklyn, New York as a case study, we examined this question u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two spatial methods: a census block group proximity analysis, and a hot spot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proximity to community gardens in lower-income areas.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es suggest that proximity to community gardens i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per capita income over the five years study period, which is indicative of areas undergoing gentrification. This has implic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because existing lower-income residents are likely to be displaced after their community is improved environmentally.

Gould K A, Lewis T L. The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of green gentrification: The case of Brooklyn Prospect Park[M]// Desena J, Shortell T. The world in Brooklyn:Gentrification, immigration, and ethnic politics in a global city. Lanham, USA: Lexington Books, 2012: 113-146.

[本文引用: 1]

McClintock N.

Cultivating (a) sustainability capital: Urban agriculture, ecogentrification, and the uneven valorization of social reproduction

[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2018, 108(2): 579-590.

DOI:10.1080/24694452.2017.1365582      URL     [本文引用: 2]

Alkon A H, Cadji Y J, Moore F.

Subverting the new narrative: Food, gentrification and resistance in Oakland, California

[J].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019, 36(4): 793-804.

DOI:10.1007/s10460-019-09954-x      [本文引用: 1]

Braswell T H.

Fresh food, new faces: Community gardening as ecological gentrification in St. Louis, Missouri

[J].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018, 35(4): 809-822.

DOI:10.1007/s10460-018-9875-3      [本文引用: 1]

Sbicca J.

Urban agriculture, revalorization, and green gentrification in Denver, Colorado

[J]. 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 2019, 26(6): 149-170.

[本文引用: 1]

张灿强, 林煜.

农业景观价值及其旅游开发的农户利益关切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9(3): 131-140.

[本文引用: 1]

[Zhang Canqiang, Lin Yu.

The value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and the interests of farmer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2, 39(3): 131-140.]

[本文引用: 1]

Sohn W M, Kim H W, Kim J H, et al.

The capitalized amenity of green infrastructure in single-family housing values: An application of the spatial hedonic pricing method

[J]. Urban Forestry and Urban Greening, 2020, 49(12): 126643. doi: 10.1016/j.ufug.2020.126643.

URL     [本文引用: 1]

黄幸, 刘玉亭.

消费端视角的中国大城市新建绅士化现象: 以北京宣武门ZS小区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4): 577-587.

DOI:10.18306/dlkxjz.2019.04.010      [本文引用: 1]

绅士化是一个基于社会阶层向上变化与演替的社会空间重构过程,以城市拆除建新为主要形式的新建绅士化是中国各大城市最主要的绅士化模式。当前对新建绅士化的研究大多从政府主导的生产端进行解析,而基于居民行为动机的消费端解析则相对较少。因此,论文以北京市宣武门新建绅士化为例,从消费端出发,分析居民的住房选择和社会空间效应,以期更好地理解中国绅士化及城市更新的多元动力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新建绅士化在中西方存在较大差异,这主要源于中国城市的发展背景、特殊的土地制度以及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在绅士化群体特征方面,中国新建绅士化在社会经济特征上虽然与西方基本趋同,但在年龄和家庭结构上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在住房选择上,中国绅士化群体的住房选择比较务实,都集中在追求生活便利、子女教育、改善居住环境等,这与西方追求文化要素的结果有很大不同。在社会空间效应方面,低收入阶层的原住居民在绅士化过程中被置换与动迁,虽然住房条件得到一定改善,但动迁使原住居民在日常生活和情感等方面都遭受了负面影响。文章最后呼吁,深入探讨和研究中国绅士化“本土”理论框架的建立是今后应该重点关注的主要课题。

[Huang Xing, Liu Yuting.

Exploring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in urban China from the demand side: A case of the ZS neighborhood in Xuanwumen, Beiji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4): 577-587.]

DOI:10.18306/dlkxjz.2019.04.010      [本文引用: 1]

As a process of social and spatial change, gentrification results from class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characterized by demolition and subsequent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involving direct or indirect residential displacement and landscape change, has become the main type of gentr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Academic literature on Chinese city cases has studied this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which stresses the leading role of state power, while the demand side has seldom been researched in China. Therefore,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process of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in urba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mand side. Empirical material was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sent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ZS neighborhood (a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area) in Xuanwumen, Beijing. In particular, the main questions in this study underline the housing choice of gentrifiers and the social and spatial effects on displaced local residents.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earch, the new-build gentrifier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factors relating to proximity and accessibility to services and convenience of life, irrespective of their household type. Nuclear family gentrifiers stress the factor of children's education as well. However, gentrification has the opposite effect on the displaced resident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displaced residents who previously lived in the location of the case study site and now are relocated in the planned resettlement housing located in urban periphery,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ir housing condition has been improved, gentrification brought serious negative effects to these local residents in terms of quality of life and emotional aspects.

Jelks N O, Jennings V, Rigolon A.

Green gentrification and health: A scoping review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1, 18(3): 907. doi: 10.3390/ijerph18030907.

URL     [本文引用: 1]

Urban greening initiatives are often linked to enhanced human health and wellbeing, but they can also be a driver of gentrification. To date, few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how green gentrification shapes health. In this scoping review, we analyzed existing peer-reviewed research on how greening initiatives in gentrifying neighborhoods impact health, well-being, and health pathways (e.g., physical activity, affordable housing). Using a multi-step approach to scoping the literature (including searches in PubMed, JSTOR, and Google Scholar), we identified 15 empirical studies that met our inclusion criteria. We found studies focusing on green space use, physical activity, sense of community, safety, and self-reported health. Overall, longtime, marginalized residents are negatively impacted by green gentrification as they experience a lower sense of community, feel that they do not belong in green space, and, in many studies, use green space less often than newcomers. Overall, the research in this area is limited, and more studies on mental health and cardiovascular health markers could advance this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limited available evidence, we suggest that public health, urban planning, and parks professionals could collaborate to enhance the use of green space for marginalized residents and their feelings of inclusion in gentrifying areas.

何冬华, 高慧智, 刘玉亭, .

土地再资本化视角下城市更新的治理过程与干预: 对广州旧村改造实施的观察

[J]. 城市发展研究, 2022, 29(1): 95-103.

[本文引用: 1]

[He Donghua, Gao Huizhi, Liu Yuting, et al.

Research on governance process of urban renew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recapitalization: A case of implementation of Guangzhou old village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on governance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2, 29(1): 95-103.]

[本文引用: 1]

宋伟轩, 袁亚琦, 谷跃, .

南京棚户区改造的城市社会空间重构效应

[J]. 地理研究, 2021, 40(4): 1008-1024.

DOI:10.11821/dlyj020200243      [本文引用: 1]

中国2008年开始推进的城市棚户区改造运动,是一项针对城市住房困难群体的重要民生工程,也是有利于拉动投资与消费需求,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工程,深刻影响着城市社会空间的转型升级与分异重构。根据2008—2020年南京主城区434个棚户区改造前后的社会空间属性差异,在整体掌握南京棚户区改造时空特征的基础上,重点探讨棚户区改造产生的城市社会空间重构效应。研究发现:在多主体、多驱力共同作用下,南京城市棚户区改造发挥着改善棚户居民住房条件、挖潜土地价值、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等积极作用,但在棚户区空间绅士化重构和城市原低收入群体边缘化、集中化安置过程中,可能产生新的城市社会空间发展不均衡和拆迁安置群体保障不充分问题。

[Song Weixuan, Yuan Yaqi, Gu Yue, et al.

Socio-spatial effects of urban shantytown renovation in Nanjing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1, 40(4): 1008-1024.]

DOI:10.11821/dlyj020200243      [本文引用: 1]

Shantytown, as a type of urban living space with a history of centuries, is a negative space where the function is gradually declining and most of residents are in poverty. It is the collective embodiment of the im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urban social space. Therefore, it restricts the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shantytown renovation is a livelihood project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aiming to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low-income groups having difficulties in housing, and to arouse the motive force and vitality of urban development. It is also a space redevelopment process which is intended to pursue the balanced and 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urban social space, and it deeply affects the living of shantytown resident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urban social space. With Nanjing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spatial analysis of 434 land plots of shantytown renovation from 2008 to 2020,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typical cases of Xijie and Nanhe as well as the questionnaire data of demolition and resettlement residents, and based on the overall grasping of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hantytown renovation in Nanjing,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driving mechanism and social space reconstruction effect of shantytown renovation. The shantytown renovation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residents' housing conditions, sufficiently excavating the potential land value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urban functions, etc. Howev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spatial gentrification in shantytowns and the centralized resettlement of the poverty-stricken groups on urban fringes have led to the imbalanced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 space and the insufficient social security for the demolition and resettlement groups. Finally, aiming at the social space problems which will possibly be brought about by the agglomeration of poor groups in suburbs, this paper proposes suggestions on the policy formulation and planning adjustment for shantytown renova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sufficient win-win results of many stakeholders in shantytown renovation, and promote mor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social space.

蔡晓梅, 邹小丹, 刘美新, .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空间正义的主体博弈与协商: 广州石屋新村案例

[J]. 地理科学, 2022, 42(5): 885-895.

DOI:10.13249/j.cnki.sgs.2022.05.014      [本文引用: 1]

以广州石屋新村为案例地,通过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以及收集文本材料等方式获取素材,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探讨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空间正义主体博弈与协商的维度与过程。研究发现:① 乡村空间正义主体博弈与协商的内容主要包括分配正义、居住正义、边界正义和信仰正义4个维度,贯穿4个维度的核心和焦点是权力正义。② 4个维度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前2个维度呼应了马克思空间正义思想的部分观点,后2个维度是中国语境下的理论创新。③ 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杂糅了政府、企业、村民各自的诉求,导致不同主体展演了多元复杂动态的空间正义博弈与协商过程。

[Cai Xiaomei, Zou Xiaodan, Liu Meixin, et al.

The bargain and negotiation of rural space just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case study of Shiwu Newly Village, Guangzhou, Guangdong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5): 885-895.]

DOI:10.13249/j.cnki.sgs.2022.05.014      [本文引用: 1]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utopian’ rural villages are gradually being engulfed by power and capital. How to ensure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of different subjects in all aspect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article takes Shiwu Newly Village in Guangzhou as a case site, acquires material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s and collection of text materials, uses grounded theory to conduct coding analysis, and explores the dimensions and processes of the game and negotiation of the main body of rural space justice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1) The content of the main game and negotiation of rural space justice mainly includes the four dimensions of distribution justice, housing justice, border justice and faith justice. The core and focus of the four dimensions is power justice. 2) The four dimensions are intertwined and influence each other. The first two dimensions echo some of Marx’s ideas on space justice, and the latter two dimensions are the oretical innovation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3)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various demands of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villagers have been mixed, which has led to the performance of diverse, complex and dynamic spatial justice games and negotiation processes by different subjects. This research is conducive to constructing a theory of spatial justice that conforms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explaining Chinese phenomena; In practice,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governance paradigm for the settlement of tourism-driven rural spatial justice.

Checker M.

Wiped out by the "greenwave": Environmental gentrification and the paradoxical politics of urban sustainability

[J]. City and Society, 2011, 23(2): 210-229.

DOI:10.1111/ciso.2011.23.issue-2      URL     [本文引用: 1]

Anguelovski I, Connolly J J T, Cole H, et al.

Green gentrification in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cities

[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2, 13(1): 3816. doi: 10.1038/s41467-022-31572-1.

PMID:35780176      [本文引用: 1]

Although urban greening is universally recognized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sustainable and climate-responsive cities, a growing literature on green gentrification argues that new green infrastructure, and greenspace in particular, can contribute to gentrification, thus creating social and racial inequalities in access to the benefits of greenspace and further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 injustice. In response to limited quantitative evidence documenting the tempo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greenspaces and gentrification across entire cities, let alone across various international contexts, we employ a spatially weighted Bayesian model to test the green gentrification hypothesis across 28 cities in 9 countries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Here we show a strong positive and relevant relationship for at least one decade between greening in the 1990s-2000s and gentrification that occurred between 2000-2016 in 17 of the 28 cities. Our results also determine whether greening plays a "lead", "integrated", or "subsidiary" role in explaining gentrification.© 2022. The Author(s).

Sharifi F, Nygaard A, Stone W M, et al.

Green gentrification or gentrified greening: Metropolitan Melbourne

[J]. Land Use Policy, 2021, 108: 105577. doi: 10.1016/j.landusepol.2021.105577.

URL     [本文引用: 1]

Miller J T.

Is urban greening for everyone? Social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along the Gowanus Canal

[J]. Urban Forestry and Urban Greening, 2016, 19(1): 285-294.

DOI:10.1016/j.ufug.2016.03.004      URL     [本文引用: 1]

黄幸, 谷浩, 石美施.

场域理论视角下商业绅士化对周边老旧住区的影响: 以成都大慈寺社区为例

[J]. 地理研究, 2022, 41(10): 2726-2741.

DOI:10.11821/dlyj020211164      [本文引用: 1]

以成都市大慈寺社区商业绅士化为例,基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从不同行为主体的视角出发,分别分析了地方政府、开发商、绅士化群体、原住居民、周边商户及周边小区各自的利益诉求与资本获取,探寻商业绅士化空间对周边老旧住区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绅士化空间及其周边住区共同构成了一个绅士化场域,不同的行为主体在场域中获取和积累各自资本从而确立其社会实践地位。特别地,绅士化核心场域由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绅士化群体共同构成的利益联合体推动形成,体现一种至上而下的全球化资本逻辑运作;边缘场域由原住居民、周边商户和周边租户在周边小区构建而成,其受到了核心场域的支配和影响,与核心场域内的三类主体形成了动态互哺关系,从而逐渐产生新一轮绅士化进程,呈现一种至下而上的本土化资本发展逻辑。大慈寺社区商业绅士化中的核心场域与边缘场域之间存在着既相互分异又相互融合的复杂特征,构建了两者之间的循环发展路径,带动了中心城区的整体更新发展。研究填补了中国商业绅士化对于周边住区影响的理论空白,同时也对城市中心商业空间更新的良性改造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Huang Xing, Gu Hao, Shi Meishi.

The influence of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on surrounding old neighborhoods based on field theory: A case study of Daci Temple Community of Chengdu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41(10): 2726-2741.]

DOI:10.11821/dlyj020211164      [本文引用: 1]

This paper uses the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space of Daci Temple Community in Chengdu as the case. Based on Pierre Bourdieu's ‘field’ theory, it analyses the interest demand and capital acquisitions from the different actors of local government, developers, gentrifiers, residents, surrounding merchants and tenants. Then, it explor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between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and surrounding old neighborhoods. Using two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of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he empirical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and surrounding old residential areas constitute a gentrification field, where different actors acquire and accumulate their own capital to establish social practice status. The gentrification core field composed of high-end consumption space where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private developers unite. Specifically, the former pursuits the symbolic capital brought by beautification image driven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city and national central city, while the latter accumulates maximum economic capital. Gentrifier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a lifestyle consistent with their own social attributes. However, the residents are in a weak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gentrification, which becomes the subject of capital outflow. In the marginal field, the surrounding merchants begin to reconstruct businesses to cater to gentrifiers. Besides, with the new consumption space in the core field, the surrounding tenants have acquired economic and social capital in the whole gentrification field. Therefore, this paper reveals two important capital logics in the field. The core field of gentrification is promoted by the interest alliance form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developers and gentrifiers, which reflects a top-down global capital logic. The marginal field is constructed by residents, surrounding merchants and tenants, which is presenting a bottom-up local capital logic. This is because the marginal field is influenced by the core field, forming a dynamic mutu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re field. Finally, this research fills the theoretical gap for the impact of China's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on surrounding residential areas, and in light of the practice value for the renovation of commercial space in urban centers.

谭华云, 周国华.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绅士化演化过程与机制解析: 以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为例

[J]. 地理学报, 2022, 77(4): 869-887.

DOI:10.11821/dlxb202204007      [本文引用: 1]

乡村绅士化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背景下乡村转型与振兴的新型路径。基于对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绅士化现象的历时性田野调查,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析乡村绅士化演化的过程、类型与机制。研究表明:在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草根”行动者与机构行动者共同缔结的行动者网络的转换过程中,伴随关键行动者从“候鸟人”先锋、屯社精英向地方政府、投资开发商的更替,乡村绅士化路径从“草根”绅士化向机构绅士化演替,乡村产业从接待“候鸟人”、发展旅游转向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乡村绅士化类型从单一的舒适移民绅士化向舒适移民、旅游和地产共构的“一地多类”绅士化演化。关键行动者更替及其功能角色转换、绅士化路径变迁和主导产业更替与融合发展、宏观乡村发展制度与地域自然人文环境共同作用于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与类型共生。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方法利于呈现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脉络与共生演化特征,并揭示乡村绅士演化的一般机制与地域机制。

[Tan Huayun, Zhou Guohua.

Evolu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based on actor-network theory: A case study of Panyang River Basin of Bama County, Guangxi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77(4): 869-887.]

DOI:10.11821/dlxb202204007      [本文引用: 1]

Rural gentrification is a new path for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wo-way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type and mechanism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based on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based on a diachronic field survey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in the Panyang River Basin of Bama County,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obtained. (1) The evolution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is a dynamic actor-network jointly established by human and non-human actors, "grass-roots" 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actors. The evolution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has experienced a transition from initial to development stage, which has brought a series of changes. The key actors are replaced from the "amenity immigrants" pioneer and local elites to local governments and investment developers, while the OPP (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has changed from "developing 'migratory bird' tourism and building a longevity village" to "developing comprehensive health industry and building a global longevity town". The path succession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changes from "grass-roots" gentrification to institutional gentrification with the replacement of key actors from "amenity immigrants" pioneers, and the rural gentrified industry has changed from receiving amenity migrants and developing tourism to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health industry. The gentrification type has evolved from "amenity immigration oriented" to "tourism oriented" and "real estate oriented", and finally formed a mixed rural gentrification pattern of "multiple types in one place". (2) Factors such as the replacement of key actors along with their roles and functions, the path succession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the replacement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leading industry, China's macro rural development system, as well as the regional natur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which jointly affect the stage succession and type symbiosis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The replacement of key actors along with their roles and functions transformation dominates the stage succession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while the path succession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as well as the replacement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leading industry, which jointly promotes the evolution type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is the general mechanism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evolution. At present, China's rural macro development strategy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bas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rural land collective ownership, homestead syste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dominat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regional natur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unique healthy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migratory immigrants" healthy geographical dependence, combined with the actors' power balance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action comprised by "Bama complex", the Zhuang clan power and the rural nostalgia) shapes the symbiotic characteristics of evolution type, which is the regional mechanism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evolution. (3)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is a conducive method to show the stage succession context and symbiotic characteristics of evolution type, and reveal the general mechanism and regional mechanism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evolution.

Chung C K L, Zhang F Z, Wu F L.

Negotiating green space with landed interests: The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of greenwa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J]. Antipode, 2018, 50(4): 891-909.

DOI:10.1111/anti.2018.50.issue-4      URL     [本文引用: 1]

Zhang F Z, Chung C K L, Yin Z H.

Green infrastructure for China' s new urbanisation: A case study of greenway development in Maanshan

[J]. Urban Studies, 2020, 57(3): 508-524.

DOI:10.1177/0042098018822965      URL     [本文引用: 1]

China’s recent environmental turn in urban development has been marked by a rush of urban green projects. Many city governments have lately focused on green infrastructure of a specific kind – the greenwa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contributions of greenways to a new, environmentally benign form of urbanisation advoca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city of Maanshan, it reveals that Chinese greenways are not just a sustainability fix for the economy’s sake, as many urban green projects in China tend to be conceived. Although the greenways are far from being effective in stimulating tourism, they can promote urban liveability beyond the symbolic and lend material support to active travel. These findings endorse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hat gives equal emphasis to both the physical and political nature of emerging green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s to more fully appreciate the logics and functions in their ongoing popularity.

Smith N.

Toward a theory of gentrification a back to the city movement by capital, not people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1979, 45(4): 538-548.

DOI:10.1080/01944367908977002      URL     [本文引用: 1]

García-Lamarca M.

Green gentrification: Urban sustainability and the struggle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J]. Local Environment, 2017, 22(12): 1563-1565.

DOI:10.1080/13549839.2017.1360266      URL     [本文引用: 1]

宋伟轩.

欧美国家绅士化问题的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展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6): 825-834.

[本文引用: 1]

[Song Weixuan.

A review on gentrification in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countrie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2, 31(6): 825-834.]

DOI:10.11820/dlkxjz.2012.06.020      [本文引用: 1]

The gentrification research of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represents the mainstream and direction of the world's gentrification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adition and derivational concepts of gentrific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e main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schools developed since the formation of concept of gentrification, especially on the two leading camps: explanation from production or supply and the explanation from consumption or demand.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ree development tides of gentrification of Europe and America, and divided all gentrification research conducted since half a century ago into four development stages. They are stage of phenomenon description on gentrification, stage of fireworks between two camps, stage of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stage of political reply discussion on gentrification. After a simple evaluation of gentrification serving as a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global cities and of main social-spatial effects of gentrification, this article mad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rospect of the worldwide gentrification research,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re was still enormous space for the gentrification research even though much gentrification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This is because, firstly, in the aspect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gentrifi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urban research, city planning and urban geography, and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and academic frontier in other related social sciences. Secondly, in the aspect of empirical research, gentrification was found in almost all the big cities in the world, the process, causes, features and effects of gentrifica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r area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s a result of various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s among countries. Therefore, there is plenty of work to do in empirical research in each country or area. Thirdly, in the aspect of expended gentrification research, the research scope and the definition of gentrification has changed remarkably since 1964, and even the concept of gentrifi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ncept in the 1990s. The construction of“geography of gentrification”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temporaniess and variability of gentrification.

唐亚男, 李琳, 韩磊, .

国外城市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研究综述与启示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6): 1123-1135.

DOI:10.18306/dlkxjz.2022.06.014      [本文引用: 1]

城市滨水空间转型发展是促进城市空间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方式,已成为当前国际城市更新与再开发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也大量涌现,有必要进行归纳和总结。论文以Web of Science和Science Direct数据库1988—2020年间相关文章为分析对象,从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的过程、模式、动因与机制、效应等方面对其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进行了归纳分析。结果表明,国外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研究多采用定性方法对案例地开展描述性分析,研究主题从关注实践需求转向探讨深层次学术问题并逐渐多元化,研究视角越发强调人本主义和公平理念。最后,结合国外研究经验和中国实际指出:未来中国应转变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重视不同区域多案例的对比研究,再现城市滨水空间转型的过程,模拟城市滨水空间转型的机制,全面评估城市滨水空间转型的效应,以优化和完善中国城市滨水空间的研究体系。

[Tang Yanan, Li Lin, Han Lei, et a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waterfront spa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6): 1123-1135.]

DOI:10.18306/dlkxjz.2022.06.014      [本文引用: 1]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waterfront space is the key way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urban space and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ch has become the main part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urban renewal and redevelopment efforts, and a large number of relevant studies have emerg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ummarize the existing studies. Taking the relevant publications in the Web of Science and Science Direct databases from 1988 to 2020 as the analysis object,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waterfront space abroad,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he research contents and main conclus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mode, motivation and mechanism, and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ational studi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aterfront space mostly used qualitative methods to carry out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cases, the research themes have shifted from paying attention to practical needs to exploring underlying academic issues and gradually diversified, and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increasingly emphasizes humanism and the concept of equality. Finally, considering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domestic reality, this study proposed that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change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 object,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multiple cases in different regions, reveal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urban waterfront space, simulate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urban waterfront space, and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transformation effect of urban waterfront space, so as to optimize and improve the research system of urban waterfront space in China.

Kan K.

Creating land market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Land transfer, property rights and gentrification in China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1, 81: 68-77.

DOI:10.1016/j.jrurstud.2020.08.006      URL     [本文引用: 1]

Molotch H.

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6, 82(2): 309-332.

DOI:10.1086/226311      URL     [本文引用: 1]

张振华.

增长联盟: 分析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与经济利益集团关系的一种理论视角

[J]. 天津社会科学, 2011, 7(1): 72-77.

[本文引用: 1]

[Zhang Zhenhua.

Growth alliance: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and economic interest groups in China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2011, 7(1): 72-77.]

[本文引用: 1]

史春云, 陶玉国.

城市绿地空间环境公平研究进展

[J]. 世界地理研究, 2020, 29(3): 621-630.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20.03.2019082      [本文引用: 1]

始于1980年代的环境公平研究近年来重点转向环境资源,尤其是公园绿地在不同族群和不同收入人群中的空间分布。经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从绿地空间环境公平研究主题、绿地公平性影响因素及其测度指标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综述。分析发现:1)国内外关于绿地空间环境公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十年,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总体上从环境公平视角来关注城市绿地空间的研究仍不多,案例绝大多数来自发达国家的城市,更多集中在美国;2)研究主题集中在可进入性与环境公平、绿地空间改造与环境绅士化、绿地使用中的文化公平与环境公平问题以及绿地环境公平感知与地方依恋四个方面;3)城市绿地公平性的测度最常用的是可达性、服务面积等绿地供给性指标,近年越来越多研究开始使用绿地供给与使用者需求的综合测度指标。最后,基于中国快速城市化和快速工业化带来日益紧张的土地利用冲突与经济发展压力,再加上中国特殊的人口、环境特征与文化背景,中国城市普遍面临着对绿地空间需求的日益增长,未来应特别重视城市绿地空间的环境公平问题。

[Shi Chunyun, Tao Yuguo.

Literature review 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of urban green space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20, 29(3): 621-630.]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20.03.2019082      [本文引用: 1]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literature, which started in the 1980s to document ethnic minority people’s disproportionate exposure to environmental hazards, has more recently focused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nvironmental amenities across different income and ethnic groups, particularly on parks.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from topics, influential factors, measure index and method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1) Literature 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of urban green space is increasing in recent ten years and most of the study cases came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while few scholars have concerned about urban green space from environmental justice perspective.2) The heated topics focus on accessibility, environmental gentrification, cultural justice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perception and place attachment.3) Supply indexes of green space, such as accessibility, service area, are mostly used to measure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However, more and more studies turn to combine green space supply and users’ needs in the recent years. Finally, China has been facing with the pressure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nd use conflict due to quick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Given the specific population,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China needs to give priority to the study on green space justice.

Cole H V S, Triguero-Mas M, Connolly J J T, et al.

Determining the health benefits of green space: Does gentrification matter?

[J]. Health & Place, 2019, 57: 1-11.

[本文引用: 1]

张清源, 叶超.

星球绅士化理论前沿及其对中国城乡治理的启示

[J]. 地理研究, 2022, 41(6): 1778-1795.

DOI:10.11821/dlyj020210847      [本文引用: 1]

绅士化已经成为全球城乡发展研究的前沿问题。探究绅士化的理论及其对中国城乡治理的启示,对贯彻落实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理论分析和案例比较可见,星球绅士化突破了传统绅士化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的差异凸显了中国绅士化研究的价值。结合中国独特的城乡关系、央地关系及其多尺度交互作用,可进行星球绅士化的理论创新。未来中国城乡治理应重视治理模式转型、区域战略转型和城乡关系转型,全球经验、区域差异、城乡融合是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点。对绅士化现象须采取批判性的价值论立场,关注城乡中低收入者权利,为维护空间正义和实现共同富裕做出积极贡献。中国绅士化研究需要加强与国际的对话与对接,并提供本土化经验。

[Zhang Qingyuan, Ye Chao.

The forefront of planetary gentrification theor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ese rural-urban governa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41(6): 1778-1795.]

DOI:10.11821/dlyj020210847      [本文引用: 1]

Gentrification has become the frontier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urban social space worldwide. Loretta Lees pointed out that gentrification has become the experienced/experiencing process of global urban (re)development and named it as “planetary gentrification”. It breaks the dualism and Anglo-American lens of traditional gentrification studies, and re-discusses the polycentr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core and periphery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urbanism.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flow of social wealth and the division of social classes provide vertical impetus for gentrification, while the evolution of rural-urban relations provides horizontal tension. China's socialist system and land ownership system will expand the richness of international gentrification research. Thu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gentrification phenomenon and its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review and case comparison, the planetary gentrification has made a great breakthrough in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traditional gentrification research.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lobal North and the global South have increased the scope of gentrification research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planetary gentrification theory compares and summarizes the general trend of gentrification research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particularity of gentrification processes in the Global South. On the other hand, it combines the epistemological turn of urban studies to place gentrification research in the larger narrative of global urban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Meanwhile, there are still some limitations in the planetary gentrification theory. It is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the complexity of gentrification processes in China and other Global South countries. Planetary gentrification has good theoretical applicabilit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rise of the new urban middle class in China, the large-scale gentrification process and the multi-scalar intera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pace consistent with the planetary gentrification. In the future, we can carry out localized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unique rural-urban relations, central-local relations and the multi-scalar interactions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planetary gentrification,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mode, regional strategy and rural-urban relations on China's rural-urban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Global experienc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rural-urban integration are the key point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Researchers should take a critical axiological stance on gentrification itself, and make contributions to maintaining spatial justice and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lanetary gentrification theory will help research of gentrification in China better connec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provide non-Western exper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