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的知识动力及其多区位机制
The knowledge dynamic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multi-locational mechanism
收稿日期: 2022-10-12 修回日期: 2022-12-16
基金资助: |
|
Received: 2022-10-12 Revised: 2022-12-16
Fund supported: |
|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王腾飞(1990— ),男,山东巨野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区域创新、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E-mail:
在信息、劳动力、资本和商品等要素超具流动性的时代背景下,知识越发表现出一种邻近和远距离流动并存的多区位互动特征,并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为此,论文首先围绕当前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并结合传统区域创新研究范式的内在缺陷,引介以知识组合为核心的区域知识动力学理论。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区域经济发展的多区位知识动力解析框架:通过引入信任机制和学习机制深度阐释正式/非正式制度和认知水平等地方情景因素对知识组合的影响机理;分别围绕外部知识关联和知识网络外部性探究多区位知识网络对区域产业比较优势演化和内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最后,从区域管治、区域战略导向、政策工具和知识影响4个维度归纳知识经济时代的区域治理逻辑。多区位知识动力框架推进了区域创新学派关于经济发展中知识动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区域协同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的科学制定。
关键词:
In the era when information, labor, capital, and commodities are extremely mobile, knowledge increasingly shows multi-locational interaction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neighboring areas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distant places,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a series of changes in the current human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s, combined with the inherent inadequacies of the traditional regional innovation research paradigm,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territorial knowledge dynamics theory with knowledge combination as the core.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territorial knowledge dynamics, knowledge combination is the key driving forc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characterized by multi-scale networks. Th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knowledge is realized through interaction between neighboring areas or interaction between distant places in space. According to the spatial pattern of knowledge combination, territorial knowledge dynamic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multi-locational knowledge dynamics and networks of distant knowledge dynamics. This study buil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ulti-locational knowledge dynamics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introducing trust and learning mechanisms, this framework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influence of local contexts, such as formal/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cognitive level, on knowledge interaction and combination. Based on the external knowledge linkages and knowledge network externality, this framework explores the path and mechanism of influence of multi-locational knowledge networks on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industri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Finally, the logic of regional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was summarized from four dimensions: regional governance, regional strategic guidance, policy tools, and knowledge impact. The study of multi-locational knowledge dynamics promotes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chool's research on knowledge dynamics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also helpful for scientifically formulating policies for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本文引用格式
王腾飞.
WANG Tengfei.
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源动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备受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的关注。其中,传统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均强调空间要素在本地知识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受地理距离影响,知识溢出呈现距离衰减效应,进而为集聚经济提供了知识动力维度的解释。事实上,对于知识流动和学习而言,地理邻近并非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和高铁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地理距离的壁垒效应明显弱化,时空压缩效应越发显著;相应地,信息、劳动力、资本和商品等要素的流动性得到空前强化,从而使得知识的跨区域流动现象愈加普遍,并呈现近距离和远距离流动并存的多区位流动特征[1⇓-3]。
本文通过反思知识经济时代的区域发展动力,并在批判性吸收传统区域创新理论中知识累积动力的基础上,结合知识组合的多区位情景论点,尝试构建区域经济发展的多区位知识动力解析逻辑,以推进区域创新学派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中知识动力问题的研究,并在其中深度阐释地方社会文化、制度、认知以及知识网络等要素的作用机制。多区位知识动力框架强调从更本质的知识关联(而非地理邻近)视角认识知识经济时代的区域关系,通过以知识多区位溢出为核心的内生增长路径助推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
1 提出多区位知识动力概念的原因
1.1 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产业发展是技术、制度、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种要素协同演化的系统变迁过程。如果以通用技术的突破为产业演进阶段的判定依据,人类工业社会则是在18世纪60年代伴随蒸汽机和铁路设备制造业的兴起而逐渐步入“蒸汽时代”,并于19世纪中后期进入以电力、合成燃料和化工技术为主导的“电气时代”[10]。同时,随着工业技术的进步,工业生产系统开始由依赖于个人技能的单件少批量制造转向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并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福特式大规模生产模式。即企业主要采用集中式纵向一体化生产方式向消费市场提供标准化产品。在福特式生产模式下,专业化生产机械、可替换零部件和一体化的生产管理工序成为关键;另外,企业较为独立,技术知识的学习和应用相对单一,同时,由于企业多是内部开展创新活动,企业自身需要承担较高的技术研发成本。
20世纪70年代,工业社会发生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主导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时也标志人类社会开启知识经济时代[11]。进入21世纪,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铁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以及新兴业态的兴起,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发生诸多变化,并对创新动力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产生重要影响[1]。围绕区域创新的多区位知识动力论点,本文主要从3个方面归纳当前社会经济的重要变化及其对知识流动的影响。其一,Web 2.0交互式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知识呈现出复杂化、在线化、多元化和共享化等新特性,并成为影响知识流动和区域创新动力的内在因素。例如从门户论坛、微信公众号到资讯APP和短视频APP等,虚拟网络空间的更新升级为各类知识的数字化及其储存提供载体,同时也使得知识供给的多样化和传播的大众化程度不断提升。另外,知识的上述新特性使得产业生产活动及其技术体系变得更具可分解性,这促使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积极搜寻外部知识进行重组。其二,创新所需的知识不再仅仅局限于生产系统,相应地,消费者群体也越来越成为企业搜寻知识的重要源头,这使得位于不同地方的各类消费者群体为本地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了有价值的多元化信息,从而促进知识的多区位流动和组合。具体而言,当前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逐渐将地方社会文化和个体审美差异作为产品或服务创新和增值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将地方社会文化作为创新的本底要素,同时结合不同消费群体的审美特质和体验需求进行个性化设计和创作[12-13]。这说明,当前社会经济背景下,特定地方或消费群体所特有的社会文化知识也成为创新的重要来源,使得生产系统和消费群体之间的关联网络更加重要。其三,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知识的多区位流动(尤其是远距离流动)提供物理渠道。即上述基础设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压缩了时空距离,扩大了产业的空间组织范围,使得商品、服务和资本,尤其是信息、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性得到空前强化,显著促进了知识的远距离流动和跨区域组合,同时也使得创新活动的多尺度网络特征愈加明显[14⇓⇓⇓-18]。综上,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产业技术创新条件和动力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也放大了传统区域创新研究范式的内在缺陷。
1.2 以知识累积为核心的传统区域创新范式存在缺陷
20世纪80年代末,针对福特式大规模生产模式的诸多弊端,部分西方经济地理学者尝试基于结构主义和组织视角探究一些传统工业区域的衰落和个别地区的成功转型机制[19]。其中,加州学派综合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的技术轨迹观点,认为新产业空间之所以出现在于当地具有一种区别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模式的弹性生产体系;芝加哥学派又将社会规制因素考虑进来,认为产业区的兴衰机制在于本地产业是否形成一种弹性专业化(图1)。20世纪90年代初期,部分学者通过引介社会经济学理论探究地方制度厚度和创新环境对区域和产业演化的影响机制(图1)。该类学派认为减少不确定性是实现集体学习和投资过程的关键条件。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知识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视为区域和产业创新的重要动力(图1)。部分学者尝试引入认知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和基础理论解释区域发展过程,注重探究不同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浏览、理解和应用各类信息的方式,并从编码知识和缄默知识间的相互转化层面对经济活动中的知识流动给予更深层次的解释。其中,经济地理学者Storper等[20]在集体学习概念的基础上,认为地理邻近和非贸易相互依赖关系缩短了经济主体间的认知距离,从而促进各主体通过面对面交流形成“本地蜂鸣”促进本地知识学习,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全球区域理论;关系经济地理学者[21]在知识社区的基础上,认为本地蜂鸣是由同行业和同一地点内的经济主体通过面对面交流和共区位所形成的信息交流模式,并且还通过网络通道获取外部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以促进本地创新和经济发展,从而提出“本地蜂鸣—全球通道”理论;演化经济地理学者[22]基于路径依赖等理论反思地理邻近之于区域创新的实际作用,并提出了以认知邻近为核心的多维邻近性解释框架,细化了产业间相关多样性和非相关多样性的技术创新效应。
图1
上述区域创新研究立足于知识累积动力理论基点,为本地知识学习机制贡献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概念和理论,包括集群、创新环境、三螺旋、地方蜂鸣—全球通道和多维邻近等[23-24]。其中,知识累积动力的特点是,新知识的产生直接依赖于或主要建立在先前已生成的知识基础上,并且这些知识基础是知识主体和地方制度环境在共同演化过程中构建的。知识累积理论认为,从个体到国家多个层面,累积性均决定了新知识的生产能力;路径依赖和长期演化对于知识累积的外部轮廓和内部结构至关重要。这主要是由于本地制度环境的稳定性及其与之共同演变的累积知识基础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也说明知识累积动力视角下的区域创新机制需要建立在较高的制度环境相似性之上。
然而,上述以知识累积动力为核心的传统区域创新理论在解释当前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创新活动时表现出部分缺陷。第一,随着各要素的流动性空前提升,本地企业越发倾向在区域外部网络中锚定新知识以满足自身发展;然而,传统区域创新理论过于侧重本地知识学习机制探究,对多尺度网络学习机制关注不足。第二,知识分工细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新旧业态融合发展的刚性需求使得知识组合动力越发成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但是,以知识累积动力为主的传统区域创新文献仅注重已有知识基础对新知识创造的作用,忽视了不同类型和不同区域知识的组合对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第三,当前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系列变化使得以往以知识分工明确、不确定性较小为特征的单一功能学习方法不再适应当前的创新环境,需要转向以知识复杂、不确定性较大为特征的多功能分散学习方法(例如,区域内的经济活动主体通过在区域外部设置研发中心等分支机构以实现在多尺度的知识网络中获取更专业和更前沿的知识技术等资源);然而,传统知识累积动力中的路径依赖机制适合单功能知识学习场景,无法应用于多功能分散学习模式。
1.3 一种以知识组合为核心的区域知识动力范式形成
相较于知识累积动力,知识组合动力是通过整合最初分散于不同技术、产业、组织或区域的知识基础而形成的[29]。需要指出的是,在知识生产和共享过程中,区域内部和外部各类创新主体通过互动交流实现知识组合;反过来,不同区域和不同主体间的多重边界和情景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限制了知识的有效组合。因此,知识组合动力中的交互组合意味着需要通过克服多重壁垒以消融不同文化、制度和认知等情景差异所产生的阻力。具体而言,知识组合动力的有效运行需要依赖长期累积的专业知识基础为知识组合提供潜在的范围。技术演化理论认为,不同类型知识的组合不是任意进行的,而是需要事先积累成熟的专业化知识[30]。另外,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为创新主体访问分布在不同区域的高度专业化但互补的知识基础提供了便利条件。
伴随知识的SAS分类方法的提出,知识组合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Arthur[30]认为知识组合是新思想和新知识创造的重要机制。虽然已有知识缺乏新意,但通过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将不同类型的已有知识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也可以形成创新。部分学者将知识组合分为典型知识组合和非典型知识组合,认为典型知识组合是对已有知识组合方式的重组和改进;非典型知识组合指探索和开发一种全新的知识组合方式,这种知识组合经常出现在不相关知识的组合过程中[31-32],并且非典型知识组合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一种超线性关系,具有显著的尺度性特征[33]。伴随着知识密集型服务活动的外包和创新的组织变革,全球价值链重组成为知识组合的重要驱动力,并且受到制度差异和认知距离的影响[34]。
需要指出的是,在诸多知识组合相关研究中,Crevoisier等[1]通过对比和反思传统区域创新研究范式,基于知识组合理论首次引入区域知识动力(territorial knowledge dynamics)①(① territorial意为“领土的”,具有政治意义的行政边界,一般指国家尺度的区域。)概念,旨在揭示当前社会经济变化对企业和企业所在区域(以及其他区域)的知识互动关系和创新动力产生的影响。相对于传统区域创新研究范式的“创新和邻近机制”,区域知识动力范式的核心观点是:知识组合是区域创新的源动力,具有多尺度网络特性;不同类型的知识组合在空间上具有邻近和远距离2种组合方式。例如,生物技术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等产业领域的知识具有较高的编码性,可进行远距离的知识互动和组合;而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业和旅游业领域的知识具有较高的缄默性,主要通过邻近互动实现知识组合。依据知识组合的空间模式,区域知识动力可分为多区位知识动力和远距离知识网络动力。其中,多区位知识动力模式指当前社会经济变化使得知识同时具有较强的邻近互动和远距离互动特征,进而使得知识组合依赖于多区位情景(multi-location milieus);而远距离知识网络动力模式指知识具有较强的远距离互动和较弱的邻近互动。
虽然区域知识动力目前没有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但该理论对多区位知识组合动力的重视更有利于揭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流动的真实轨迹和区域创新动力机制,这也正是部分学者继续拓展和深化区域知识动力学理论的原因所在。其中,Halkier等[35]在期刊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组织了以“知识动力、区域和公共政策”为主题的专刊,旨在探究不同区域和不同产业的知识组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尝试探索一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区域政策;Jeannerat等[36]在期刊Regional Studies又组织了以“从区域创新模型到区域知识动力学”为主题的专刊,旨在将区域知识动力纳入经济地理既有理论框架来揭示区域和产业演化过程中的多区位知识组合机制。
2 区域经济发展的多区位知识动力逻辑框架建构
区域经济发展的多区位知识动力框架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在时空压缩效应越发显著的背景下,引入信任机制和学习机制,突出地方情景因素对知识互动和组合的影响机制;二是,基于外部知识关联和网络外部性,依次探究多区位知识网络对产业比较优势演化和经济内生增长的作用路径和机制(图2)。
图2
图2
区域经济发展的多区位知识动力逻辑框架
Fig.2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ulti-locational knowledge dynamics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2.1 地方情景与多区位知识组合机制
传统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地理邻近由于可以为创新主体间的面对面交流提供便利条件,从而成为知识(尤其是缄默知识)学习的先决条件。然而,地理邻近的行动主体之间往往也共享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情景,从而产生一定程度的社会文化、制度和认知接近;正是这些社会文化、制度和认知等非地理要素邻近对主体之间的有效沟通和相互理解发挥了重要作用[37-38]。这说明,知识流动过程除了受到地理要素的影响以外,还受到其他非地理要素的影响[39⇓-41]。为揭示当前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区域创新动力,区域知识动力学派在空间因素的基础上,突出了地方情景因素(即地方社会文化、制度和技术基础等表征地方性的因素)对知识组合的影响[1,42]。地方情景影响知识组合的内在逻辑在于:一方面,知识组合依赖于专业化的知识基础,而知识基础累积过程具有路径依赖性和情景嵌入性特征;另一方面,知识组合的本质是知识从其被创造时所嵌入的情景转移到另一个新的情景中,并涉及“去情景化”和“再情景化”过程。换言之,地方情景通过影响知识的“脱嵌”(即通过编码等方式将知识在初始创造时所嵌入的地方社会文化、制度和知识基础等情景性因素进行选择性摒弃或文本化)和“再嵌”(即已剥离初始情景的知识与新情景区域的知识进行互动和组合)过程影响知识组合。因此,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推论:知识趋于流向情景相似的区域;而较大的地方情景差异会阻碍本地对外部新知识的理解和吸收(即脱嵌和再嵌过程),从而形成一种非均衡性知识关联网络。即与知识创造地有相似地方情景的区域可以较为容易地锚定新知识,从而两地产生较强的知识关联;而与之具有较大情景差异的区域由于存在较高的知识学习成本和不确定性,很难产生知识流动,从而两地具有较弱的知识关联。
2.1.1 地方正式/非正式制度环境与信任机制
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如法律和政策等)和非正式制度(如习俗、文化传统和行为守则等)。其中,非正式制度层面,部分学者认为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可以使得行为主体通过非贸易相互依赖关系进行互动,从而减少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并在本地知识流动过程中发挥“润滑剂”作用[4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应用社会资本理论探究地方制度环境对知识流动和区域创新的影响[44]。社会资本可以看作社会组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特征,而具有这些特征的个体或组织可以凭借低成本获得深度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某种稀缺资源。其中,信任是嵌入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无形的社会资源,是在频繁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建构的,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45];规范可以理解为在产权、法治、竞争监督和合同协议等地方制度长期约束下形成的互惠行为趋向,有利于降低创新合作过程中的风险成本;网络是组织内成员在信任和规范基础上所形成的具有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社会关系。可见,高水平的社会资本使网络内部资源的调动变得更加容易。而对于知识这样一种具有较大隐性和敏感性的资源,在其传播过程中尤其需要行为主体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中[46]。
个别学者将上述社会资本概念拓展到区域层面,认为区域社会资本是一个区域共同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即某区域为更有效地获取区域外部资源以提高竞争优势,所构建的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47]。其中,区域的社会信任主要体现在整个区域共同体长期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习俗、历史文脉和社会信誉等,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区域形象。区域的互惠规范可以理解为地方政府所制定的一系列具有明确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市场竞争规则,包括产权保护、优惠政策和契约等。一个施政良好的地方政府可以创造一个规范的制度环境,从而提高区域自身的可信赖性,有利于人才、企业和资本等创新要素集聚[48]。区域社会网络是在区域信任和互惠规范基础上形成具有高度区域认同性和归属感的区域共同体关系网络。
另外,地方正式制度环境也显著影响知识流动。具体而言,创新合作本质上属于一种“契约安排”,需要法律、规则等正式制度来保障创新合作行为的顺利推进[49]。规范的地方正式制度环境既能增加信息的透明化,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产生的交易成本,又能通过法律等强制手段对违约者进行制裁,避免创新合作关系中途破裂[50]。因此,无论是地方非正式制度,还是正式制度,相似的制度环境均通过强化行为主体之间的信任,降低交易和互动成本,促进知识流动。可以得到以下推论:地方制度环境差异较大的区域之间由于缺乏相互信任的基础,从而难以建立一种稳固的社会关系,增加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机会主义风险和交易成本,最终影响知识的跨区域流动和组合。
2.1.2 地方认知水平与学习机制
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者在吸收认知科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围绕区域和产业创新议题从路径依赖视角构建了以认知邻近为核心的多维邻近性解释框架。内在的微观逻辑在于:个体完整的学习过程包括具体体验、反思观察、抽象概括和主动实验4个阶段(图3)。其中,第一阶段直接具体的经验构成第二阶段观察和思考的基础;而这些观察又在第三阶段通过抽象和概念化形成理论,并用于指导第四阶段的实践行动;最后,通过自身不断的调整来适应新环境并开始一个新的学习周期[51]。需要指出的是,个体学习过程的这种周期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个体的认知学习能力具有累积性。换言之,个人已有知识与外部知识的关联性会影响个体的学习效率。Cohen等[52]将个体认知学习的累积性特征应用在组织学习层面,并提出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概念。个体和组织间的差异性会产生认知距离,而消除认知距离的有效方式就是需要双方进行沟通和交流,使其在吸收能力和认知范畴层面存在合适的重叠域,从而促进互动学习[53]。例如,一些关于企业间学习的研究表明,吸收能力较高的企业往往获益更多的外部知识[54]。
图3
虽然大多数关于吸收能力的经验研究均是以企业为研究对象,但也有部分研究将吸收能力理论应用于区域创新层面[55]。由于创新是一个渐进和累积的过程,只有具备理解、吸收和应用外部知识能力的地区才能有效地获得知识溢出效应[56]。即那些拥有大量知识存量的区域更容易与外部知识进行组合。这也说明,地方吸收能力对于理解外部新知识并将其转化为区域自身创新能力至关重要。综上,地方认知水平对知识累积和知识组合均产生较大影响。即两地较高的地方认知水平为共享更多的知识基础提供广阔空间,可以更有效地进行知识互动组合;相反,较低的认知水平减少了区域之间的知识重叠域和共享范围,增加了知识学习和理解的成本,不利于知识的有效组合。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知识学习轨迹是一种涉及多类型多区域的知识组合网络[57],区域认知水平不仅仅是特定区域所有个体和组织认知水平的总和,还包括主体间的相互关系[58]。这使得区域认知过度邻近及其锁定效应在多区位知识动力中是一个极小概率事件。
需要说明的是,地方情景对知识累积动力和知识组合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差异化的影响。这种差异主要是由特定行业之间的产业属性差异导致的[29]。例如,对于汽车制造等传统产业而言,地方情景差异对该类产业的知识累积动力影响较大,对其知识组合动力影响较小;而对于网络游戏等新媒体产业而言,地方情景差异对该类产业的知识组合动力影响较大,对其知识累积动力影响较小。原因在于,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的生产惯例和标准在全球范围具有一定的统一性,使得该类知识相对容易在远距离条件下进行互动和组合;另外,由于该类产业的链条相对较长,本地相关产业集群对技术累积产生重要促进作用。电子游戏等新媒体产业的创新很大程度上需要考虑不同区域消费群体的喜好差异,导致该类行业知识的组合比较容易受到地方社会文化差异的影响。
2.2 多区位知识组合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内生增长效应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知识动力的已有文献主要围绕产业升级和经济内生增长2个方面展开。其中,演化经济地理学学者从路径依赖视角强调了技术关联对本地产业演化的重要作用,忽视本地—非本地知识组合的作用;区域经济学者主要在知识溢出距离衰减假设前提下,运用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量化分析知识空间溢出效应对相邻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较少关注知识的远距离网络溢出效应。为此,本节依次围绕地方产业比较优势演化和区域经济内生增长2个方面阐述多区位知识组合的产业经济效应和作用机制。
2.2.1 外部知识关联与地方产业比较优势演化
比较优势意味着某区域能够以比其他区域/国家更低的机会成本生产某种商品或服务。传统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技术水平、规模报酬和要素结构不变的假设前提下,认为比较优势演化是一个某种产业在连续且均质的产业空间中实现自动演化的过程。然而,随着国家和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断细化、贸易和合作的日益频繁,区域技术水平和要素结构也发生一定变化;传统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演化的相关理论无法合理地解释不断演变的区际贸易格局,并且遭到其他理论流派的质疑。其中,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产业空间是异质且离散的,若新行业超出了企业家的认知范围,产业升级就很难实现[59]。这意味着产业比较优势的演化并非随机,而是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即产业比较优势的演化过程是从低端简单产业向高端复杂产业的升级过程。从时间维度来讲,产业升级过程受到本地已有知识基础的制约;从空间维度来讲,本地产业比较优势演化过程还受到其他区域优势产业知识的影响[60⇓-62]。基于知识溢出的距离衰减效应假设,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上述观点,并认为某区域更有可能在相邻区域的专业化领域中发展新的比较优势[63]。
然而,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和高铁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地理距离的阻碍效应明显弱化,从而使得信息、劳动力、资本和商品等各种要素流动性得到空前强化;同时,区域和产业创新越发依赖于不同区位知识的组合动力。在这种背景下,地方产业比较优势演化越来越依赖于跨区域锚定外部知识的能力,而不再仅仅取决于本地区既定的生产系统和初始资源分配[57]。重要的是,知识流动的多区位情景机制使得邻近区域间和远距离区域间均有可能产生较强的知识关联,从而使得这些区域更容易访问并学习对方优势产业的新知识和新技术[2,64]。综上,根据多区位知识动力理论,知识关联(尤其是区域外部知识关联)越发成为本地产业比较优势演化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2.2.2 知识网络外部性与区域经济内生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的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文献阐释了知识空间溢出与区域经济内生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以集聚外部性为核心的解释框架。总的来说,这些文献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知识溢出受地理距离影响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距离衰减效应。基于该假设,集聚外部性理论认为空间集聚经济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邻近创新中心区域的行为主体可以更有效地进行互动学习,从而获得更多的来自知识创造者溢出的新知识,即集聚外部性的“共享、学习和匹配”微观机制中的学习效应。
不同于集聚经济外部性理论,网络外部性理论主张:个体基于自身特质(网络节点性)构建关系邻近优势并积极嵌入网络,利用互补关系和协同效应提升生产效率[67-68]。这也使得网络外部性具有与集聚外部性的空间距离衰减效应不同的特征,即“网络距离”衰减特征,而这里的网络距离可以依据网络节点间的互补性、可访问性或者连通性进行测度[69]。就知识流动而言,知识网络外部性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在于:(1) 知识网络所强调的平等共享式功能互动关系使得知识可以实现远距离的流动,有利于知识的精准匹配和组合,同时降低知识匹配和交易成本,从而提升区域创新效率;(2) 通过签订研发合作协议等市场行为所形成的区域网络邻近优势可以弱化地理空间分割和隐形壁垒阻隔的影响,使得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流动和传播更便捷,实现跳跃式的网络溢出,从而扩大知识溢出的空间范围[3];(3) 网络外部性所强调的节点性允许不同区域可以基于自身的节点地位、协同角色和外部联系与其他区域形成异地网络化知识分工协作模式,推动细分领域产业链条的有序衔接,从而推动本地价值链的攀升和增值[65];(4) 网络连通性较强的中小城市可以利用“规模借用”机制与知识网络邻近的中心城市进行互动学习,从而享受到大城市中新知识集聚产生的正外部性,提升自身的生产率[70-71]。最新的研究发现,知识合作行为对关系邻近的依赖性要优先于地理邻近,从而导致网络溢出效应大于空间溢出效应[72]。基于上述文献分析可得到:区域间的知识关联越强越有利于新知识的学习和吸收,从而产生越强的知识溢出效应;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和高铁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地理距离对知识流动的阻碍效应明显弱化,从而使得区域间的知识溢出效应更加取决于知识网络邻近性。一言以蔽之,知识经济时代,区域间的知识互动越发频繁,使得知识网络溢出效应对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越发重要。
3 多区位知识动力视角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治理逻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深化,欧洲部分发达国家开始出现诸多“问题区域”。为解决这些“问题区域”的发展困境,针对特定地区的区域性政策和发展倡议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爆炸性增长,涉及范围从基础设施改善到科学园区、企业间网络和创意集群等领域[73]。相应地,作为一个工业化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区域政策框架在近几年也发生了重要革新。2012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开始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响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诉求,中央和地方政府纷纷制定一系列区域政策试图破除人才、资本、信息和技术等要素跨区域流动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障碍[74]。事实上,无论是欧洲地区的区域政策和发展倡议,还是中国政府近年来制定的各种区域战略,从本质上来看,两者均是对社会经济变迁所带来的挑战的一种政策响应。换言之,在工业经济时代转向知识经济时代过程中,除了知识技术和生产方式发生较大变化以外,区域政策也逐渐突破已有治理结构的路径依赖性,形成一种新的区域治理逻辑(表1)。
表1 工业经济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区域治理范式对比
Tab.1
主维度 | 次维度 | 工业经济时代区域治理 | 知识经济时代区域治理 |
---|---|---|---|
区域管治 | 治理结构 | 集中和等级式 | 分散和多层级网络式 |
扶持方式 | 自上而下集中扶持特定地区 |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多元化扶持 | |
区域战略 导向 | 经济关系 | 市场关系 | 市场关系和网络关系 |
组织机构 | 企业 | 企业、中介、大学和科研机构 | |
地方能力 | 投资基建改善硬环境,招商引资 | 强化行动者之间的知识互动关系,改善软环境 | |
发展目的 | 扩大/复制现有经济活动以促进产量和区域经济增长 | 已有产业现代化和创造新兴产业,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 |
政策工具 | 政策类型 | 金融和财政等工具性政策 | 工具性和“身份提供”性政策 |
核心资源 | 资金 | 资金、信息和组织 | |
知识影响 | 知识类型 | 合成型 | 合成型、解析型和符号型 |
创新阶段 | 应用阶段 | 探索、检验和应用阶段 |
注:根据文献[
区域管治维度,工业经济时代区域治理的权力基本全部集中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层级,形成一种垂直等级式区域治理结构:中央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支持特定地区的发展。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信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多种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性得到空前提升,区域间的经济和科技交流与合作也变得更加频繁,这导致区域治理变得更加复杂。具体而言,知识经济时代区域治理结构形成一种更加分散和多层级网络式结构。即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使得地方政府的治理权限得到增加,并且地方政府之间通过在交叉领域签订一些合作协议实现区域共治;另外,除了自上而下式的中央政府扶持落后或衰败地区的发展以外,一些发达地区通过产业转移和技术扶持等途径扶持落后地区,形成一种自下而上式的区域帮扶模式。其实,近年来中国的京津冀协同发展[75-76]、长三角一体化[77-78]和粤港澳大湾区[79]等区域发展战略正是这种多层级网络式区域治理模式的实践案例。
区域战略在经济层面主要涉及经济关系、组织机构、地方能力和发展目的4个核心内容。其中,工业经济时代的区域发展战略主要围绕生产者一方优化经济主体之间的供应商关系,强调企业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组织形式,并通过大规模地投资来改善地方基础设施,以良好的地方“硬环境”吸引企业和资本进入,进而扩大和复制本地已有的经济活动以促进本地企业产量的提升。相对于工业经济时代区域战略对经济体量的过度重视,知识经济时代的区域战略则转向重视经济质量,并倾向引导地方发展遵循熊彼特主义的创新发展路径。具体而言,知识经济时代的区域发展战略将经济关系由生产者构成的市场关系拓展到生产者和消费者市场关系,以及不同区域和行为主体之间构成的网络关系。除了企业之外,中介组织、大学和科研机构也被视为确保区域创新系统正常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元素。知识经济时代,地方的社会制度环境(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与行为主体之间知识互动关系成为提升地方能力的重要维度。区域发展战略的上述转变核心目的是为了促进地方已有产业的现代化和培育位于价值链顶端的新兴技术产业,从而提升区域和企业竞争力。
区域发展战略作为一种对特定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所制定的一种全局性、长远性和关键性问题的宏观决策,需要具体的和与之相匹配的政策工具才能顺利实施。在工业经济时代,区域发展政策主要以金融和财政等工具性政策为主。毋庸置疑,资金成为该时期推行区域经济政策的主要手段。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除金融和财政等工具性政策以外,“身份提供”性政策越发受到区域政策制定者的重视。“身份提供”性政策主要借助特定符号或仪式表征区域间相似的地域文化和紧密的社会关系,以此强调特定的身份和价值,调动行为主体的情感性因素,增强成员间的区域归属感和认同感,降低区域和行动者之间的信任成本[80]。这种政策也使得信息资源和作为技术载体的实体组织更便于在区域间自由流动。需要指出的是,工具性政策和“身份提供”性政策往往是交互在一起,并以一种综合性的区域发展政策呈现。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欧洲地区所实施的区域凝聚力政策就涵盖了“身份提供”性维度。另外,中国近年来所制定的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战略也将“身份提供”性政策包含在内。
最后,区域政策对知识动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知识类型和知识创新阶段2个方面。其中,工业经济时代的区域政策主要针对的是融合在某个工程开展或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综合型知识,注重知识的应用及其经济价值的挖掘。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区域治理是以创新发展为核心导向,因此,知识经济时代的区域政策对综合型、分析型和符号型知识均有较大影响,并且更加注重新知识的创造和科学性检验,以此占领创新链和价值链的前端领域。
4 结论与讨论
在各要素超具流动性的知识经济时代,创新主体越来越难以在本地获得创新所需的所有知识,从而需要跨越区域边界与其他主体进行互动学习,以获得外部新知识促进创新。本文在反思知识经济时代区域发展动力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多区位知识动力解析框架:首先,基于区域知识动力学派的多区位情景观点,并通过引入信任机制和学习机制依次阐述了正式/非正式制度和认知水平等地方情景因素对知识流动和组合的影响机理;然后,分别围绕外部知识关联和知识网络外部性探究了多区位知识网络对区域产业比较优势演化和内生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和机制。
通过对比和归纳方法凝练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区域经济治理逻辑:首先,知识经济时代的区域管治转向一种分散和多层级网络式区域治理结构,以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多元化区域扶持模式;其次,区域战略导向中的经济关系涵盖市场关系和社会网络关系,官、产、学、研均成为重要的创新组织机构,地方能力培育逐渐转向创新主体间知识关系强化和“软”环境的改善,发展目的开始以已有产业现代化和新兴产业培育为主;然后,政策工具类型涉及工具性和“身份提供”性政策,政策资源包括资金、信息和组织等;最后,区域政策对合成型、解析型和符号型知识均产生重要影响,并注重知识的创造、检验和应用等过程。
多区位知识动力理论框架探究嵌入在不同地方情景中知识的组合机制及其经济效应中。其中,多样性知识基础是创造力和创新的重要先决条件和刺激因素,同时也是知识共享和转化过程中造成误解和低吸收率的主要原因。知识的情景嵌入性使得多样性知识在组合过程中难以进行知识的情景“脱嵌”和“再嵌”。因为,不同创新主体需要共处在一个可以相互理解的共识场景,消除制度和认知等地方情景差异阻力,以探索原本分散的不同知识的组合机制。为此,一方面,需要通过适当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地方认知水平和知识吸收能力,建立共享的知识基础库,以减小多区位知识动力中的学习机制所面临的阻力;另一方面,提升新知识所嵌入制度环境的可塑性和灵活性,增加知识组合的范围,例如将研发机构分散布局到不同的地方情景中并重新安排相应的组织惯例和规则。
参考文献
Territorial knowledge dynamics: From the proximity paradigm to multi-location milieus
[J].DOI:10.1080/09654310902978231 URL [本文引用: 6]
Proximity and distance in knowledge relationships: From micro to structural considerations based on territorial knowledge dynamics (TKDs)
[J].DOI:10.1080/00343404.2014.984671 URL [本文引用: 2]
“集聚—扩散”视角下中国区域创新极及其知识溢出区位
[J].
Regional innovation pole and its location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glomeration-diffusion"
长江三角洲城市创新梯度研究
[J].
Research on urban innovation gradient in Yangtze River Delta
中国城市间技术转移的空间特征与邻近性机理
[J].
DOI:10.18306/dlkxjz.2019.03.007
[本文引用: 1]
技术转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城市作为多种要素流动的中心,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状况,是城市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对技术转移的机理进行探讨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论文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2000—2015年的专利转移数据,借助Gephi、ArcGIS和Stata等工具,对中国技术转移网络的主体结构、分部类模式及其空间特征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① 就技术转移网络的主体而言,虽然民营企业和高校的地位不断攀升,但多数联系建立在高校、科研院所与其衍生企业之间,说明网络整体连通性较低,溢出效应微弱;② 从分部类专利转移数据来看,对创新能力要求较高的知识往往在相对较少的地方产生,且其转移的空间尺度主要集中于城市内,说明中国城市间技术转移存在一定的地域阻隔;③ 对多维邻近性及其影响的回归分析表明,多数城市在建立创新联系时,更倾向与同一行政区内或地理、技术规模邻近的城市进行专利转移,即地理邻近、技术邻近、社会邻近对中国产学研合作网络的构架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ximity mechanism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mong cities in China
DOI:10.18306/dlkxjz.2019.03.007
[本文引用: 1]
Technology transfer is the main route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ities are the center of the flow of various elements, and intera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urban geography research. Therefore,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the mechanism of technology transfer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Consequently, in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network capital and based on the patent transfer data from the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for 2000-2015,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main structure, the sub-category model, an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network using Gephi, ArcGIS and St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lthough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network in China, most of the connections are established between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heir derivative enterprises, indicating that the overall connectivity is low and the network spillover effect is weak. 2) According to the patent transfer data of sub-categories, the knowledge required for innovation ability is often generated in relatively few places, and its transfer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cities, suggesting that there are some regional barriers to technology transfer between cities in China. 3) In addition, the vast majority of cities are more likely to carry out patent transfer in the same administrative area or between cities with geographical proximity or similar knowledge scale when establishing innovative ties—geographical proximity, technological proximity, and social proximity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echnology transfer network that comprises of enterprise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s and diversification: Related versus unrelated diversification in a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framework
[J].DOI:10.1016/j.respol.2015.06.013 URL [本文引用: 1]
Breaking down the border: Physical,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obstacles
[J].DOI:10.1080/00130095.2018.1444988 URL [本文引用: 1]
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与产业创新: 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分析
[J].
DOI:10.18306/dlkxjz.2020.11.004
[本文引用: 1]
产业分工联系是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但已有产业技术关联的文献主要关注区域内部,缺乏对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的探究。由于中国省际产业联系数据难以获取,论文运用引力模型和交叉熵法,基于2002、2007、2012年30省的投入产出表拟合出省际产业贸易流量矩阵,并进一步计算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指数。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尤其是城市群内部各地区产业之间的联系。基于2002、2007、2012年中国30个省16个制造业部门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考察了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对产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有利于区域产业创新,但在本地产业技术联系较强的地区,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对产业创新的正效应会被削弱,本地产业技术关联和省际产业技术关联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知识产权的地方保护主义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因此,政策上应倡导扫清制度障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跨区域产业对本地的技术溢出,进一步推动区域产业创新。
Interregional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OI:10.18306/dlkxjz.2020.11.004
[本文引用: 1]
Geographic proximity arising from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can promote firm innovation and thereb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cholar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further propose that technology proxim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geographic proximity, which provides essential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explaining the role of interregional industrial linkages in loc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mainly focuses on the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within regions but lacks research for interregional relatedness, especially the effects of interregional technology relatedness on regional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input-output panel data of 2002, 2007, and 2012 from 30 provinces of the mainland of China, this study used the gravity model and cross-entropy method to fit the interprovincial trade flow matrix of the industries and further computed the index of intraregional and interregional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This study then used a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intraregional and interregional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on industrial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16 manufacturing sectors in 30 provinces in 2002, 2007, and 2012. Fir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interregional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of industries has been strengthened, especially the linkages within city agglomerations. Second, interregional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of industrie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ndustrial innovation, but local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of industries would weaken this positive effect.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mov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encourage the inter- or intraregional industrial linkages that promote regional industrial innovation.
数字经济的技术—经济范式
[J].
The techno-economic paradigm of digital economy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
[J].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adjustment of China's economic strategy
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与浙江实证
[J].
DOI:10.11821/dlyj201802011
[本文引用: 1]
以浙江省为例,基于区位熵方法借助从业人员数据刻画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格局,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OLS模型,甄别驱动因素佐证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结果表明:① 市域尺度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规律不仅具有“资本空间”(杭州)集聚性,还具有“地方空间”(舟山、金华和台州)分异性;② 经济科教、政府支持、市场需求、环境、交通和地方性是重要区位因素,且不同重点行业、不同地理层级所受区位因素不尽相同;③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全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基础设施和管治双要素驱动型,8重点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软因子”驱动型;④ 研究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着力点与规划调控协同性。
Location model of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Zhejiang
DOI:10.11821/dlyj201802011
[本文引用: 1]
<p>Industrial location has been a heated debate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geography and urban geography. The selection of industrial location theory includes classical location theory, behavior location theory, strategic location theory,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location theory and new economic geography location theory. The location theory of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y is one of the crucial topics in the field of new industries, representing a new branch of the location study in terms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Existing research has been lacking of the classic empirical materials to analyse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y. This paper chooses Zhejiang as a case study to demonstrate location factors of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y and its impact on cities. Firstl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build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y location model including infrastructure, governance, market, and soft factor. Secondly, this paper uses the employment data of each city / district to describ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at city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hole industries and the key industries dimension by means of location entropy. The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OLS model were used to identify the contribution of driving factors to industrial location. The results can be concluded as follows:(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election of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y,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y tends to choose primate city in Zhejiang, and some of the key industries choose their locations in big cities such as Hangzhou, as well as in some historical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such as Zhoushan, Jinhua and Taizhou. So,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y in Zhejiang has presented a pattern of "capital space" agglom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local space". (2) Econom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ment support, market demand, environment, transportation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are important location factors of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y in this province. Different key industries and their geospatial scales show their impact on geographical location factors, which colloborate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location model of creative industry. That is to say, the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y location model has heterogeneity. (3) The spatial location of the whole industries in Zhejiang is mainly driven by factors of infrastructure provision and government policy. The spatial location of the key industries is mainly driven by the "soft factor", such as social tolerance. Jinhua became the "highland" in the field of art creation and trade and media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the industrial pattern of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y in Zhoushan and Taizhou, can respectively be characterized by the tourism and leisure industry and art creation and trading industry. (4) This research aims to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tegrating economic geograph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new industry location. In addition, the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y is actively rooted in local city, and leading industries of eleven cities in Zhejiang are not the same, so the location model can provide policy implication for the government in terms of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ies policy, and targeted policies support with consideration of features of the city and industry.</p>
宁波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育机制研究
[J].
DOI:10.18306/dlkxjz.2018.11.012
[本文引用: 1]
城市老工业区创意集群成长机理是产业集群研究新近热点领域。以宁波市为例,基于扎根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借助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数据,构建并验证城市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育机制理论模型。研究发现:①宁波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育机制包括地方空间、资本空间和关系空间3个主维度,以及经济区位、制度因素、社会关系网络、文化氛围和办公环境5个内核,最终形成“地方空间的感性认可→资本空间和关系空间的理性约束→地方空间、资本空间和关系空间协同→关系空间的反馈”闭合空间生产链;②研究所开发的城市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育机制量表包含5个维度13个问项,结构良好,且具有很好稳定性和鉴别度,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地方性量化指标在宁波3个案例中检验了理论模型的准确性;③国有资本控制的老厂房改造式创意园(创意1956产业园)和国有资本控制的高端写字楼群主导的创意园(和丰创意广场)的创意空间均发育良好,而纯民营资本控制的老厂房改造式创意园(启运86微电影产业园)的创意空间发育较差,有关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被模型甄别。
Cultivation mechanism of creative spaces in the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of Ningbo City
DOI:10.18306/dlkxjz.2018.11.012
[本文引用: 1]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across the world, industrial clusters ar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successful industrial clusters tha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growth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known as the high-road and innovation-based clusters; and the low-road and low-cost based-clusters. As a kind of innovative low-tech cluster, cultural creative cluster in the old urban industrial districts can be categorized as the first type and has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in urban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growth mechanism of cultural creative clusters in old urban industrial areas is a newly heated research topic in the field of industrial cluster research. This research chose Ningbo as the case study city and examine and validate the cultivation mechanism of creative spaces in its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and 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s well as questionnaire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data.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1) The cultivation mechanism of creative spaces in the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of Ningbo is comprised of three main dimensions—local, capital, and relational spaces; and five cores factors—locational, institutional, social relation network, cultural milieu, and office milieu factors, and ultimately forming a cycle of "recognition of local space→rational constraints of capital space and relational space→local space, capital space, and relational spatial coordination→relational space feedback." (2) A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and applied to explore the cultivation mechanism of creative spaces in the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the scale consists of 13 items, which belong to five dimensions, and is well-formed with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3) The LOFT-style creative park owned and managed by state-owned capital (1956 Creative Industrial Park) and the office building groups-led creative park owned and managed by state-owned capital (Hefeng Creative Plaza) are all well developed. However, the LOFT-style creative park owned and managed by pure private capital (Qiyun86 Microfilm Industrial Park) is poorly developed. The disparity in the cultivation of creative spaces is inevitable, which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capital attributes of the creative fix of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In addition, office milieu and location have become the key factors in the cultivation of creative space, particularly in the Hefeng Creative Plaza, and the theoretical model is proved as applicable by SEM and the local quantitative index. The renova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the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through creative fix is confronted with a divergent path of upgrading, recession, and disappearance. The strength and persistence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space, capital space, and relationship space have become the decisive factors in the direction of its evolution.
中国城市尺度科学知识网络与技术知识网络结构的时空复杂性
[J].
DOI:10.11821/dlyj201503011
[本文引用: 1]
知识在产业集聚、区域创新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城市知识储量及其在区域知识网络中的地位对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有重要影响。学术论文合作与专利合作是知识溢出的体现形式,是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度量区域创新能力的主要指标。以2000-2009年中国生物技术领域合著论文和共同申请专利的信息为原始数据,分别构建中国城市间科学知识网络(scientific knowledge network,SKN)与技术知识网络(technological knowledge network,TKN)。运用复杂网络与地学空间分析方法,从整体网络结构特征、择优链接性、中心城市及其自我网络的空间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探究知识溢出的时空复杂性。研究表明:①SKN和TKN具有无标度网络特征;SKN节点度数的异质性高于TKN。②两种网络均呈异配性,即城市选择合作对象存在明显择优链接性,知识溢出具有粘着性和空间依赖性。③SKN中心城市具有明显的等级结构,空间分布总体呈“大分散小集聚”特点;TKN中心城市层级结构不明显,尚未形成明显极化中心。④SKN中心城市自我网络的合作空间,由最初的沿海省会城市间的合作转向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间和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间的合作,区域间知识溢出明显;TKN中心城市自我网络仍多分布于沿海城市和少数中西部省会城市,区域间知识溢出不明显。⑤SKN中心城市及其自我网络的时空演变存在等级扩散和传染扩散的现象,符合时空梯度推移规律,且空间等级梯度逐渐向扁平化转变;TKN中心城市及其自我网络的时空演变以等级扩散为主,时空梯度推移现象不明显。研究结论为量化知识溢出及知识溢出网络结构的时空演化过程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对城市创新政策的制定有一定借鉴意义。
Spatial and temporal complexit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network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network on China's urban scale
DOI:10.11821/dlyj201503011
[本文引用: 1]
With the rise of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in the 1980s, knowledge (including code and tacit knowledge) as the backbone of innovation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affecting production process. Cities have gathered not only a large number of professional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but also a great many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which provides the premise for the innovation actions. City's knowledge storage and its position in the regional knowledge network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Published papers and patents are main outcomes of innovation, which are used to evaluate the urban innovation capability. Moreover, co-publications and co-patents are not only the form of knowledge spillover, but also the key indicators to measure regional innovation. Taking the co-publication and co-patent in the field of biotechnology in China during 2000-2009 as the original data, we built scientific knowledge network (SKN)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network (TKN) between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networks and geospatial analysis, we explore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omplexity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combining the indicators of whole network structure, ego network, power-law, hubs and so 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the nodes degree distribution of SKN and TK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ower-law distribution, which means that the both networks not only have a scale-free network structure, but also present a preferential attachment rule when the cities choose the cooperation partner. Secondly, central cities have an obvious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are featured by a "big scattered and small gathering" spatial pattern in SKN, while the TKN is not showing this feature. From the view of central city ego network, the cooperation develops between the coastal capital cities at first, and then turns to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such as Yangtze River Delta, Pearl River Delta, and inter-regional knowledge spillovers is obvious in SKN. The central cities and its partners are still in the coastal city instead of western provincial capitals, and inter-regional knowledge spillovers are not significant in TKN. Thirdly, the temporal evolution of central cities and its ego-network presents hierarchical diffusion and contagious diffusion, and conforms to law of grades process in SKN. The TKN is dominated by hierarchical diffusion. Finally, this study draws conclusions 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omplexity of innovation network, which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quantifying spatial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measuring its space-time evolution. Besides, the results clarify the status of each city in innovation networks,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cities to formulate innovative policies.
中国城际技术转移网络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J].
DOI:10.11821/dlxb201808006
[本文引用: 1]
基于2015年专利交易数据,融合数据挖掘、社会网络、空间分析等方法,从节点、关联、模块及影响因素4个方面揭示中国城际技术转移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① 技术转移整体强度偏低,空间极化严重,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成为技术转移的活跃地带。② 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是全国技术转移网络的“集线器”,发挥城际技术流的集散枢纽和中转桥梁作用,中西部大部分城市处于网络边缘,整个网络发育典型的核心—边缘式和枢纽—网络式结构。③ 技术关联的空间层级和马太效应凸显,形成以北京、上海、广深为顶点的“三角形”技术关联骨架结构,技术流集聚在东部地带经济发达的城市之间和具有高技术能级的城市之间,中西部技术结网不足,呈现碎片化。④ 技术转移网络形成明显的四类板块(子群),具明显自反性和溢出效应,其空间聚类既有“近水楼台先得月”式块状集聚,也有“舍近求远”式点状“飞地”镶嵌。⑤ 城际技术流呈现等级扩散、接触扩散、跳跃扩散等多种空间扩散模式,其流向表现出经济指向性和行政等级指向性特征。⑥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策支持等主体属性和地理、技术、社会、产业邻近性的城市主体关系均会影响其技术转移强度。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tial mechanism of interurban technology transfer network in China
DOI:10.11821/dlxb201808006
[本文引用: 1]
On the basis of patent transaction data in 2015, spatial pattern of interurban technology transfer network in China was portrayed by integrating big data mining, social network, and GI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odal strength and centrality, linkage intensity, and modular divisions. Then, its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identified as well using the Negative Binominal Regression Analysis. Some findings were ontained as follows. First of all, the intensity of interurban technology transfers in China is not well distributed with obvious polarization. Those cities with higher-level technology transfer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three urban clusters, namely,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Secondly, a typical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with hub-and-spoke organization is evidently observed, which consists of several hubs and the majority of cities with far lower technology transfers. Beijing, Shenzhen, Shanghai and Guangzhou are acting as the pivot of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network and playing a critical role in aggregating and dispersing technology flows. Thirdly, technology linkage intensities of urban pairs appear to be significantly uneven with hierarchies, centralizing in the three edges from Beijing to Shanghai, from Shanghai to Guangzhou and Shenzhen, and from Beijing to Guangzhou and Shenzhen, which shapes a triangle pattern. Fourthly,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network is divided into four communities or plates, with prominent reflexivity and spillover effects, which is resulted from geographical proximity and technological complementary. Last but not least, spatial flows of technology are co-organized by a variety of spatial diffusion modes such as hierarchical diffusion, contact diffusion and leapfrog diffusion, owing to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s. They a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urban economic scale, foreign linkage, policy making, as well as multiple proximity factors related to geographical, technological, social and industrial proximities.
中国城市创新技术转移格局与影响因素
[J].
DOI:10.11821/dlxb201804011
[本文引用: 1]
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及分析平台中历年专利转让记录为数据源,采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地理信息编码技术、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从集聚和扩散两个方面构建城市创新技术转移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模型,对2001-2015年中国城市技术转移的时空格局、集聚模式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① 2001-2015年,随着城市创新技术转移能力的不断上升,且在参与创新技术转移的城市数量不断增加情境下,中国城市创新技术转移能力的两极分化及强集聚特征持续发育;② 中国城市创新技术转移格局经历着空间不断极化的历程,由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主导的三极格局逐渐凸显;③ 中国城市创新技术集散体系不断完善,从全球至地方的中国创新技术集散体系已初步形成;④ 中国城市创新技术转移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4种类型基本呈“抱团”分布,城市创新技术转移的地理邻近性显著;⑤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城市创新技术的需求能力和供给能力决定其转移能力,第三产业产值规模和专利申请量对城市创新技术转移能力影响较大。另外,研发人员数量也是影响城市技术转移能力的重要因素,但是相关性较低,而城市第一产值规模对城市创新技术转移能力具有显著的阻抗作用。(注:①考虑到专利技术从申请至授权以及转移的期限较长,因此本文城市吸收、转出的专利速度主要基于1年转移量、2年转移量和5年转移量来综合评定。)
Technology transfer in China's city system: Process,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DOI:10.11821/dlxb201804011
[本文引用: 1]
<p>Based on the records of patent transfer from the patent retrieval and analysis platform in the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China, this research built an assessment index and model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in China's city system in terms of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using big data mining technology, geo-coding technology,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odel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hen we studied the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agglomeration mode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in China's city system from 2001 to 2015, and obtain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Firstly, with the increasing capability of city's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he growing number of cities involved in transferring technology, the polarization and strong agglomeration of technology transfer in China's city system have been intensified. Secondly, technology transfer in China's city system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constant spatial polarization, the three-pole pattern led by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has been gradually prominent. Thirdly, technology transfer system from global to local scale in China's city system has initially taken shape. Beijing, Shanghai and Shenzhen have become the three global centers of China in technology transfer. Fourthly, technology transfer in China's city system has produced an obvious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agglomeration effect. The four types are mainly in the cluster, and the geographical proximity of technology transfer in China's city system is significant. Last but not leas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in China's city system were also verified b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e found that the demand and supply capacity respectively represented by the scale of tertiary industry and the number of patent applications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growth of technology transfer capability. In addition, the number of R & D employee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but its correlation is low. The findings further confirm that the scale of primary industry has a significant impedance effect on city's technology transfer capability.</p>
知识流动空间的城市关系建构与创新网络模拟
[J].
DOI:10.11821/dlxb202004004
[本文引用: 1]
知识经济时代城市间的创新关系是新时代城市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新内涵,研究者尝试采用各种方法探索城市间创新关系及其网络特征。然而,如何从理论上建构知识流动空间的城市间创新关系?如何设计更加合理的城市间创新网络模拟方法?这些问题却少有专门探讨。基于相关研究,本文提出了城市间创新关系构建的理论框架,认为城市间创新网络本质上是区别于“硬网络”的“软网络”,是一种主观的关系建构过程,需要经过异城创新主体间的点—点关系向城—城之间关系的尺度转换,这一转换过程容易发生夸大或偏离城市间客观存在的创新关系,对结果的精确度产生很大影响,应对关系建构给予充分理论论证;本文论述了4种城市间创新关系建构和网络模拟方法,包括科技成果异城合作的城市间无向网络构建方法、科技成果转让转移的城市间有向网络构建方法、高端人才跨城移动的城市间创新网络建构方法和创新企业机构多城分布的城市间创新网络建构方法,并运用相关数据进行了模拟试验与结果展示,来反映城市间创新关系的不同方面。本研究有助于推动从城市地理学视角和城市关系的维度探讨全球/区域的创新空间格局,为城市间创新网络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network simulation of intercity innovative relationships in knowledge flow space
DOI:10.11821/dlxb202004004
[本文引用: 1]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ties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era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Researchers have applied a range of methods to explore intercity innovative relationships and associated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It nevertheless remains unclear just how intercity innovative relationships can be theoretically constructed based on knowledge flow space and how further scientific simulation methods can be designed. Research questions in this area have rarely been explored in detail, an issue which has inevitably placed obstacles on further exploration. A framework for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intercity innovative relationships is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the basis for this research is that an intercity innovation network is essentially a 'soft network', distinct from a 'hard network'. These interconnections are founded on a subjective relationship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therefore necessitate scale transformation from 'point-point' connections between innovative subjects in different cities with respect to 'city-city' interac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i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s prone to exaggerations and deviations from objective intercity innovative relationships and therefore exerts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the accuracy of results such that constructions must be entirely theoretical. Four construction methods for intercity innovative relationships and network simulation are summariz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an intercity undirected network based on cross-city co-operations betwe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 intercity directed network based on the cross-city transfer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 intercity innovation network based on the cross-city flow of high-end talents, and an intercity innovation network based on the multi-city distribution of innovative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Simulation tests were then undertaken using relevant data to reflect aspects of these relationships. The results of this analysis are conducive to further exploration of global and regional innovative spatial patter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geography and intercity relationships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intercity innovation networks.
“求人”还是“求己”: 多尺度知识溢出与企业出口产品演化
[J].
DOI:10.18306/dlkxjz.2021.03.004
[本文引用: 1]
进口能为区域带来新知识,而这些知识在本地的溢出具有多尺度的特征。论文认为,进口知识首先能够在企业内部溢出,继而跨越企业边界在区域内部溢出。企业通过在企业内部和区域内部对进口知识进行搜寻,能够促进自身的出口产品演化。基于此,论文建立知识溢出的多尺度研究框架,并利用2002—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库数据,证实了上述现象的存在。同时,研究发现,一方面,对于出口产品演化来说,企业内部和区域内部知识溢出的效用是相互替代的;另一方面,知识溢出效应呈现距离衰减的特征。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区域内部的知识溢出对促进企业出口产品演化更有效,企业为实现产品出口更倾向于“求人”;而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企业出口产品演化则更依赖于企业内部的知识溢出,倾向于“求己”。论文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学界关于不同地理尺度下的知识溢出及其相互关系的讨论,同时完善了学界对于企业出口产品演化机制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Learning from yourself" or "learning from others": Multi-scalar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the evolution of firms' export products
DOI:10.18306/dlkxjz.2021.03.004
[本文引用: 1]
Imports can bring new knowledge to a region, and the spillovers of this kind of knowledge show multi-scalar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held the view that imported knowledge can first show a spillover effect within the firms, and then cross firms' borders to have a spillover effect within the regions through inter-firm linkages. Firms can achieve the evolution of export products by searching for imported knowledge within firms as well as within the regions. Based on this theory, this article established a multi-scalar research framework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used the data of China Customs Trade Statistics from 2002 to 2016 to confirm the existence of the above phenomen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 the one hand, for the evolution of export products, the effects of intra-firm and intra-region spillovers are mutually substitut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knowledge spillovers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tance attenuation. The results of sub-sample regression show that in regions with higher marketization levels, intra-region knowledge spillovers are more effective for the evolution of firms' export products, and firms prefer to "learning from other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xporting more products, while in regions with lower marketization levels, firms rely more on intra-firm spillovers, which can be called "learning from yourself". To some extent, this article enriches the discussion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at different scale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and improves the cognition of the mechanisms of firms' export products evolution, which is of certain academic and practical contributions.
Learning from conceptual flow in regional studies: Framing present debates, unbracketing past debates
[J].DOI:10.1080/00343400600725202 URL [本文引用: 3]
Buzz: Face-to-face contact and the urban economy
[J].DOI:10.1093/jnlecg/lbh027 URL [本文引用: 1]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innovation networks: A proximity perspective
[M]//
Buzz and pipeline dynamics: Towards a knowledge‐based multiplier model of clusters
[J].DOI:10.1111/geco.2007.1.issue-6 URL [本文引用: 1]
从地方集群到集群网络: 产业集群研究的国际前沿进展
[J].
From local cluster to cluster network: International frontier progress of industrial cluster research
创新地理学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J].
DOI:10.13249/j.cnki.sgs.2016.05.002
[本文引用: 1]
创新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创新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地域系统,是一门独立的人文地理分支学科,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其研究的“人类创新活动”是人类活动的最为重要的方面,对智慧的人地关系系统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创新地理学与其他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具有密切的联系,也与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政策学、城市规划等学科有关,创新地理学面临的主要任务是:① 创新地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② 创新要素(人才、资本、技术等)在空间的地域分布与组合规律的研究;③ 创新环境、创新生态及评价研究;④ 创新地理测度、创新空间格局与效应的研究;⑤ 创新联系、创新网络及创新集群的研究;⑥ 多尺度的创新体系的研究;⑦ 创新、城市发展与规划的研究。
Several theoretical issues on innovation geography
DOI:10.13249/j.cnki.sgs.2016.05.002
[本文引用: 1]
In the 1920s, Schumpeter proposed the theory of Innovation, but this theory did not arouse the attention by mainstream economists until 1950s-1960s. Though the space research of innovation had also aroused the concern of the geographers during that period, it failed to be the main areas of geography study. Since the 1980s, with "spatial turn" of human geography and emerging of knowledge economy, innovation geography has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area of geography,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the basic theory of innovation geography is still very limited, and that whether innovation geography as an independent subject is still under debating, therefore, those important issues concerned the discipline of innovation geography, such as the research object, discipline nature and tasks need to be examined further.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nnovation Geography is an independent subject study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innovation activities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innovation activities of human beings as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human activities have great significances to establishing the intelligent human-earth relationship system. As a branch subject of human geography, innovation geography has cross-discipline nature, because it ha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branch subject of human geography and other subjects such as political science, management science, economics, policy science, urban planning and so on. We conclude the main tasks of innovation geography as follows: 1) The basic theory of innovation geography; 2)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combination of innovation elements such as talents, capital, technology, etc.; 3) the examination and evaluation of Innovation Milieu and innovation ecology and evaluation; 4) the survey of innovation geography and the study of the space pattern and regional effect of innovation; 5) the study of innovation links, innovation networks and innovation cluster; 6) the study of multi-scale innovation system; 7) the relationship of innovation, urban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Constructing knowledge-based regional advantage: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innovation policy
[J].DOI:10.1504/IJEIM.2007.012879 URL [本文引用: 1]
Constructing regional advantage: Platform policies based on related variety and differentiated knowledge bases
[J].DOI:10.1080/00343404.2010.543126 URL [本文引用: 1]
我国区域产业知识基础的测算及动态变化
[J].
The measurement and dynamic change of China's regional industrial knowledge base
解析型与合成型产业创新网络特征比较: 以中国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产业为例
[J].
Comparison of innovation networks of analytical and synthetic industri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China biomedicin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Cumulative and combinatorial micro-dynamics of knowledge: The role of space and place in knowledge integration
[J].DOI:10.1080/09654313.2012.723424 URL [本文引用: 2]
Technological novelty profile and invention's future impact
[J].
Measuring technological novelty with patent-based indicators
[J].DOI:10.1016/j.respol.2015.11.010 URL [本文引用: 1]
Scaling of atypical knowledge combinations in American metropolitan areas from 1836 to 2010
[J].DOI:10.1080/00130095.2019.1567261 URL [本文引用: 1]
Combinatorial knowledge dynamics: 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differentiated knowledge bases model
[J].DOI:10.1080/09654313.2012.723423 URL [本文引用: 1]
Knowledge dynamics, regions and public policy
[J].DOI:10.1080/09654313.2012.723419 URL [本文引用: 1]
From 'territorial innovation models' to 'territorial knowledge dynamics': On the learning value of a new concept in regional studies
[J].DOI:10.1080/00343404.2015.1105653 URL [本文引用: 1]
The complementary effects of proximity dimensions on knowledge spillovers
[J].DOI:10.1080/17421772.2013.856518 URL [本文引用: 1]
Space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 in European region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forms of proximity on spatial knowledge diffusion
[J].DOI:10.1093/jeg/lbv042 URL [本文引用: 1]
知识溢出研究的“空间性”转向及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议题
[J].
The "spatiality" turn in knowledge spillovers research and the themes of huma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制度环境、技术复杂度与空间溢出的产业间非均衡性
[J].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echnical sophistication and asymmetric spatial spillovers across industries
空间品质, 创新活力与中国城市生产率
[J].
Qualities of space,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cities
Territorial knowledge dynamics: Making a difference to territorial innovation models and public policy?
[J].DOI:10.1080/09654313.2012.723421 URL [本文引用: 1]
Proximity and innovation: From statics to dynamics
[J].DOI:10.1080/00343404.2014.883598 URL [本文引用: 1]
社会资本与区域创新: 理论发展、因果机制与政策意蕴
[J].
Social capital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causal mechanism, and policy implication
Proximity and the trust formation process
[J].
DOI:10.1080/09654313.2019.1575338
[本文引用: 1]
Trust is a key mechanism for explaining the ease and frequency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within regions. While the importance of trust is virtually uncontested, there have been few attempts to rigorously disentangle the way in which trust formation is related to space and proximity.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adv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rust formation in terms of its main antecedents within the context of regional studies. This is done by reviewing the rich literature on trust formation from psychology, sociology, and organization studies and connecting it conceptually to different types of proximity. In doing so, the paper maps out a number of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rust and geography.
Limits of social capital as a driver of innov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 the context of European regions
[J].DOI:10.1080/00343404.2011.603720 URL [本文引用: 1]
区域社会资本: 一种重要的区域创新动力
[J].
Regional social capital: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regional innovation
Regional governance matters: Quality of government within European union member states
[J].DOI:10.1080/00343404.2013.770141 URL [本文引用: 1]
多维邻近与跨区域研发合作模式
[J].本文以中国31个区域为样本,基于区域间合作申请发明专利数据,以核心政策节点分三个时段考察了1985-2015年中国跨区域研发合作模式的演变,研究发现中国跨区域研发合作模式演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与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演进息息相关。本文进一步从邻近性视角分时段考察了影响中国跨区域研发合作模式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地理邻近的作用效果存在模式差异与阶段差异,且整体作用效果在减弱;技术邻近的作用效果具有阶段差异,其中跨区域企业与学研合作的最优技术邻近水平最高;基于既有合作关系紧密度表征的关系邻近作用效果均正向显著,其对跨区域企业与学研合作影响程度最高,而基于之前曾有过合作表征的关系邻近作用效果存在模式差异与阶段差异;制度邻近的作用效果均正向显著,且对跨区域企业间合作影响程度最高。
Multi-dimensional proximities and inter-regional R&D collaboration pattern
Quality of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as drivers of regional diversification in Europe
[J].DOI:10.1093/jeg/lbx001 URL [本文引用: 1]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J].DOI:10.2307/2393553 URL [本文引用: 1]
On the role and interrelationship of spatial, social and cognitive proximity: Personal knowledge relationships of R&D workers in the Cambridg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luster
[J].DOI:10.1080/00343404.2011.569539 URL [本文引用: 1]
The allian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R&D alliances: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perspective
[J].DOI:10.1016/j.technovation.2012.01.004 URL [本文引用: 1]
本地知识基础对新兴产业知识流动的影响: 以中国燃料电池产业为例
[J].
DOI:10.11821/dlxb202104015
[本文引用: 1]
经济地理学者对于新兴产业的产生区位长期存在争论,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探究其区位规律既是重要的学科问题,又对国家培育新兴产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通过梳理“区域产业分叉”和“区位机会窗口”的观点,辨析出知识流动是影响新兴产业区位的关键点;以燃料电池产业为例,结合“相关多样化”假说的观点,采用面板空间自回归模型对知识基础的具体影响进行测度,结论如下:① 北京、上海、大连是燃料电池技术创新的三大知识流动中心,各地区“增长极”城市间的强联系是当前知识流动的空间格局的基础,而地理邻近的作用并不显著;② 相关技术知识基础对知识吸收能力具有稳定且显著的积极作用,且除用工成本外的多数控制变量显著为正;而非相关技术知识基础在早期呈现显著负相关。正是由于早期不同知识基础与控制变量的不同作用,导致了既集中于发达城市、又具有一定自由度的空间格局。研究结果表明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基础对创新的锚定效应明显,区域产业分叉出现的概率加大,区位机会窗口较难打开。③ 非相关多样化的作用会随着新兴产业技术的持续发展而产生变化,由早期的消极影响逐渐转变为积极影响,应从演化视角重新审视非相关多样化的作用。
The impact of local knowledge base on knowledge flow of emerging industry: A case of China's fuel cell industry
DOI:10.11821/dlxb202104015
[本文引用: 1]
Economic geographers have long argued about the location of emerging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ino-US trade war, exploring the location laws of emerging industries is not only a critical theoretical issue, but also has an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country to cultivate emerging industry. Starting from the debate between "Regional Branching" and "Windows of Locational Opportunity",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at knowledge flow is the key to affecting the location of emerging industry. According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et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related variety hypothesis, we use patent citation data to define related and unrelated variety. Then we use panel 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 to measure the specific impact of each factor in this paper. Finally, we can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Beijing, Shanghai and Dalian are the three major knowledge flow centers of China's fuel cell industry. The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these "growth pole" cities is the basis of the current spatial pattern of knowledge flow, while the role of geographical proximity is not significant. (2) The related technology knowledge base has a stable an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knowledge absorption capacity, and most of the control variable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xcept labor cost. The unrelated technology knowledge bas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in the early stage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in the first stage was -0.038).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roles of different knowledge bases and control variables in the early stage (more positive effects and less negative effects), the overall spatial pattern is not only concentrated in the developed cities, but also has some freedom.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anchoring effect of knowledge base on innovation is obvious, so "Regional Branching" is more likely to appear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3) The impact of unrelated variety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negative in the early stage (-0.038) to positive in the final stage (0.079), which shows that the role of unrelated variety may change with th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y. We should re-examine the role of unrelated variety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Knowledge flows and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of regions
[J].DOI:10.1016/j.respol.2015.01.016 URL [本文引用: 1]
Territorial knowledge dynamics and knowledge anchoring through localized networks: The automotive sector in Västra Götaland
[J].DOI:10.1080/00343404.2015.1007934 URL [本文引用: 2]
Absorptive capacity in a regional context
[M]
中国产业发展与布局的关联法则
[J].
DOI:10.11821/dlxb202012010
[本文引用: 1]
产业地理学研究产业空间分布及其动态演化规律。基于地理邻近性的集聚理论揭示了产业地理不平衡分布的内在机制。演化经济地理学借鉴演化经济学的历史视角,从历史角度考察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渐进演化机制,认为地理邻近性不是产业地理格局演化的充分必要条件,以认知邻近性为核心的多维邻近性能够提供更好的解释。本文从认知邻近视角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区域产业发展与布局动态演化规律,总结出中国产业发展与布局的“关联法则”,即一个企业或区域进入(或退出)某项经济活动的概率是该企业或地区拥有的基于相关知识基础的经济活动的函数。本文全面地回顾了关联法则涉及的关键概念,梳理企业和区域尺度的实证研究成果,讨论关联法则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补充和拓展。本文指出:① 在认知邻近视角下,基于资源转换和组织学习等理论基础,关联法则研究了企业或区域发展新产业与现有产业之间的关系。② 关联法则不仅适用于中国企业和区域尺度,还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创新和韧性等。③ 外部联系、冲击以及内部制度环境等可能会降低区域产业动态对本地产业基础的依赖性。关联法则指出中国区域需培育内生发展模式,围绕现有区域能力、技术和知识积累发展区域产业和实现区际产业优化布局与分工,逐步建立相关多样化的产业体系,增强区域韧性,支撑国内经济循环。
The principle of relatedness in China's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OI:10.11821/dlxb202012010
[本文引用: 1]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industries have been a long lasting concern of economic geographers. Some studies have stressed geographical proximity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s the key driving force of 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es. Recently,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based o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has adopted a dynamic and historic perspective to study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industrial dynamics. It argues that geographical proximity is neither sufficient nor necessary for efficient knowledge spillovers; instead, it calls for more attention to the idea of cognitive proximity as well as its importance in regional industrial dynamics. The idea is that for knowledge spillovers to take place effectively, some kind of cognitive proximity in terms of shared competencies must be in place. Inspired by this, we examine China's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lens of cognitive proximity, and propose the "principle of relatedness", that is, the probability of a region to enter/exit one specific economic activity is heavily dependent on regional pre-existing economic profile and local knowledge base.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some key, relevant concepts, and then reviews empirical studies that are underpinned by the "principle of relatedness". Furthermore, it discusses the applicability of "principle of relatednes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Our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ories on resource base view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 both support the existence of the "principle of relatedness"; (2) the "principle of relatedness" enables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and resilience; however, (3)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inciple of relatedness" may be compromised by external shocks and internal institutions. One policy implication from the "principle of relatedness" as well as our empirical research is that Chinese regions should seek to diversify related industries and enhance related variety of their regional profiles. In doing so, they are able to become more economically resilient and achieve mor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 to jump further and catch up? Path-breaking in an uneven industry space
[J].
Exogenous source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change: Attraction and absorption of non-local knowledge for new path development
[J].
DOI:10.1177/0309132517700982
URL
[本文引用: 1]
The role of exogenous sources of new path development has been underplayed in the literature on regional industrial change so far.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in a conceptual way under which conditions and in what ways non-local knowledge can lead to new path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RISs). We distinguish between organizationally thick and diversified RISs, thick and specialized RISs and thin RISs and argue that these types vary substantially in their needs for exogenous sources as well as in their capacities to attract and absorb knowledge generated elsewhere.
地区比较优势演化的空间关联: 知识扩散的作用与证据
[J].
Spatial correlation in evolution of reg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s: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knowledge diffusion
Neighbour regions as the source of new industries
[J].DOI:10.1111/pirs.12215 URL [本文引用: 1]
External knowledge linkage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 examination of territorial knowledge dynamics in China
[J].In the era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with the superfluidity of information, labor, and goods, the ability to establish external knowledge linkages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asse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knowledge spillovers decay with distance, several existing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role of neighboring regions in local industrial upgrading. Meanwhile, a small but growing literature has explored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location territorial knowledge dynamics (TKDs), exploring multi-locational knowledge interactions (including proximity interactions and distance interactions) and their regional economic effects in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flows. Inspired by the literature on multi-location TKDs, this paper examines two hypotheses: (1) In addition to local capabilities, external knowledge linkages also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local industrial upgrading; (2) the stronger the knowledge linkages, the more similar the reg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rough an analysis of data on authorized patent citation and the two-digi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Chinese cities in 2011 and 2016, we find that the knowledge flow networks among Chinese cities are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external knowledge linkages to both adjacent and distant regions.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a particular Chinese city has a higher probability of develop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f it maintains strong knowledge linkages with a city specialized in the same industry. In addition,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regions with strong knowledge linkages are more similar than regions with weak knowledge linkages.
城市网络外部性的崛起: 区域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机制
[J].
The rise of urban network externalities: A new mechanism for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经济学中的网络分析与网络的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框架与网络分析方法的视界融合及其评述
[J].
The network analysis i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 research of the network: A review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framework and the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从集聚外部性走向跨越地理边界的网络外部性: 集聚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
[J].
From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 to network externalities of crossing borders: Frontier progres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cs
城市网络外部性研究述评
[J].
DOI:10.18306/dlkxjz.2021.04.015
[本文引用: 1]
城市网络研究已成为国际上城市研究的前沿学术领域并渐成热点,外部性作为城市网络的本质属性,对城市网络的演化及城市与区域的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从集聚外部性与网络外部性比较的视角切入,重点对城市网络外部性形成机理、效用和测度方法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评述。其中,协同效应、整合效应和规模借用被认为是城市网络外部性形成的重要原因。而城市网络外部性的效用研究较多集中在2个方面:一是关注要素流动对知识扩散和创新的促进作用,二是关注城市网络对竞争力提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已有文献来看,城市网络外部性测度研究主要涉及识别和估算2种类型,包括3种常用方法:关联分析、回归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未来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包括城市网络的外部性理论认识、外部性量度方法以及经验研究问题。
Review on the urban network externalities
DOI:10.18306/dlkxjz.2021.04.015
[本文引用: 1]
Urban network research has become the frontier academic field of international urban research and has gradually become a hot spot. At present, the related literature on "urban network" mostly focuses on conceptual discussion, dimension analysis, and network structure analysis.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weak. Externality, as an essential attribute of urban network,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evolution of urban networ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regions.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a comparison of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 with urban network externalities, focusing on the review and evaluation of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utility,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of urban network externalities. The synergy effect, integration effect, and borrowing size are considered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urban network externalities. The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urban network externalities focuses on two aspects. The first is the role of factor flow in promoting knowledge diffusion and innovation, and the second is the impact of urban network on competitive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research on the measurement of urban network externalities mainly involves ident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including three common methods: correlation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The existing empirical research on externalities is still mostly based on static analysis and lacks dynamic consideration. To a large extent, the existing research has insufficient theoretical framing and insufficient explanatory power, often resulting in the discovery of conditional associations, but not causal relationships. The Western research on urban network externalities is relatively early and mainly focuses on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dimensions, while Chinese scholars focus on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dimensions. In terms of empirical methods and objects, Chinese scholars have also made some innovations based on the study of world city network. The issues that need further attention in the future includ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urban network externalities, externality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Agglomerations and the rise of urban network externalities
[J].DOI:10.1111/pirs.v95.1 URL [本文引用: 1]
Stretching the concept of 'borrowed size'
[J].
DOI:10.1177/0042098015597642
URL
[本文引用: 1]
‘Borrowed size’ is an emerging policy concept in several European countries, presenting theoretical potential to explain contemporary urban dynamics unaddressed through conventional urban growth theories that emphasise the rol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its original conceptualisation by Alonso, the concept describes and explains the situation that especially smaller cities that are located in a larger ‘megapolitan complex’ do perform better because they have access to agglomeration benefits of larger neighbouring cities. This paper scrutinises the concept of borrowed size, thereby focusing on its conceptualisation and reviewing its empirical justification thus far. Our empirical analyses show that the concept must be stretched in terms of scale and scope to enhance its policy value. Borrowed size occurs when a city possesses urban functions and/or performance levels normally associated with larger cities. This is enabled through interactions in networks of cities across multiple spatial scales. These networks serve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benefits of agglomeration. Theoretically, the borrowed size concept demands a recasting of the geographical foundations of agglomeration theory.
大国内部经济空间布局: 区位、禀赋与一体化
[J].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of big country: Location, endowments and integration
创新网络、知识溢出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来自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证据
[J].
Innovation network, knowledge spillover and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Knowledge dynamics and policie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Towards a new governance paradigm
[J].DOI:10.1080/09654313.2012.723420 URL [本文引用: 2]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70年回顾及未来展望
[J].
70 years review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prospect
动态演化视角下区域环境治理的府际合作网络研究: 以京津冀大气治理为例
[J].
Network analysis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under inter-government cooperation: An example of the regional air governance in Beijing-Tianjin-Hebei area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国家空间治理的战略性思考
[J].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or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 strategic trade-off in state spatial governance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演进
[J].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国家—区域尺度重组视角下的长三角区域治理新框架探析
[J].
A research on the new regional governance model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region rescaling
粤港澳大湾区的构建与制度创新
[J].
Construction and system innova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