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网络视角下精准扶贫中的关系空间转化——来自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的观察
Transformation of relational space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or network: A case study of Hebian Village, Mengla County, Yunnan Province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22-11-1 修回日期: 2023-01-5
基金资助: |
|
Received: 2022-11-1 Revised: 2023-01-5
Fund supported: |
|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范振杰(1999— ),男,河南三门峡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城乡规划管理、农村发展与管理。E-mail:
精准扶贫中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积极响应,共同助力贫困户脱贫,引致乡村关系空间在脱贫前后发生转化。论文使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从行动者网络视角重新审视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的精准扶贫,将关系空间转化划分为阶段内关系空间转化和阶段间关系空间转化,拓展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关系空间转化的解释,发现了河边村关系空间的阶段特征与转化路径:① 精准扶贫中河边村的关系空间存在阶段性特征,包括脱贫攻坚阶段的前关系空间(标准空间较大)和巩固脱贫成果阶段的后关系空间(协商空间较大)。② 阶段内关系空间转化是标准空间向协商空间转化的过程。以脱贫攻坚阶段为例,“两不愁、三保障”这一明确政策目标下的标准行为构建了较大的标准空间,有利于确立强制通行点,促进阶段内关系空间转化。③ 阶段间关系空间转化是前一阶段的协商空间转化为后一阶段的标准空间的过程,脱贫攻坚阶段的前协商空间就转化成了巩固脱贫成果阶段的后标准空间。这一关系空间转化的过程可结合新标准行为的应用和空间稳定性测度进行验证。④ 关系空间转化促成了村小组和村民转变为后关系空间中的关键行动者,他们在参与改善建成环境的过程中被动员起来,通过成立合作社的形式和其他行动者结成紧密网络联盟,未来会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论文所构建的关系空间转化框架对分析和促进乡村地区的发展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othe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participate actively to help poor rural households get rid of poverty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in China, which lead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relational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case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t Hebian Village, Mengla County, Yunnan Province after 2015. Using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s, we collected first-hand material about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in the village. Then we constructed a framework about spaces of prescription and spaces of negotiation to analyze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 that all actors were involved, which helped put forward the explan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lational space in ANT by finding that: 1) There were periodic featur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lational space at Hebian Village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2015, including the previous relational spac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bigger space of prescription) and the following relational space for consolidating the work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bigger space of negotiation). 2)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lational space within a certain stage means the process from the space of prescription to the space of negotiation, affected by the applied prescriptive actions. For example, it was easy to target the 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OPP) and promote the process in the previous relational space, because of the bigger space of prescription constructed by explicit policy goals such as "safe housing". 3)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lational space between stages means the process from the previous space of negotiation to the following space of prescription. Considering the high satisfaction of farmers and the new prescriptive actions, it was proved that there was a stable new space of prescrip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lational space after the village got out of poverty at the end of 2018. 4)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lational space had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who had been mobiliz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the previous relational space. As key actors in the following relational space, they were expected to play a bigger role to consolidate the work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vitalize the village. The transformation framework of relational space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has both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meaning for analyzing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Keywords:
本文引用格式
范振杰, 何丹, 李小云.
FAN Zhenjie, HE Dan, LI Xiaoyun.
当前学界有关精准扶贫的研究,主要涉及3个领域。其一,在经济学领域,一般关注产业扶贫[6-7]、扶贫绩效[8]和财政扶贫[9]等,或将精准扶贫置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中研究。其二,在政治学、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领域,集中研究政策实施过程[5,10⇓-12]、国家制度优势[13-14]等,尤其关注不同主体在政策过程中的表现,指出政府主导特点[13⇓⇓-16]、目标群体瞄准偏差与响应不充分[10,12,16]、“精英俘获”[17-18]和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特殊性[19]等,亦对如何有效发挥农民积极性[11-12,16]进行了讨论。但是,不同主体间的联系往往被模糊化或简单归纳为“协同”[12,20⇓-22],缺乏深层探讨。其三,在地理学领域,多从空间视角展开对贫困的研究,与地域分布和多维贫困等相关[23⇓⇓-26],以宏观尺度的研究居多。部分学者延展了对空间功能和空间治理的研究[27-28],但多停留在物质空间层面上,滞后于西方学界对关系空间的探讨。
在精准扶贫中,行政机构发挥主导作用,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等行动者积极响应,共同助力贫困户实现脱贫目标,同时引致关系空间发生转化——这契合行动者网络的研究范式。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是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涉及时间和空间的复杂联系[29⇓-31],包括行动者(actor)、异质性网络(heterogeneous network)和转译(translation)3个核心概念。西方学者对空间概念的解释十分丰富,如“网络中的建构”[32]、“优先序的安排”[33]、“网络元素及其连接方式的问题”[34]和“非单一模式”[31]等。在行动者网络理论框架下,Murdoch[35]发展了空间的概念,否认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而代之以关系空间(relational space),将关系空间进一步划分为标准空间(spaces of prescription)和协商空间(spaces of negotiation),并认为二者存在相互转化(shape into)。
那么,如何从行动者网络视角下解释精准扶贫中异质行动者参与的关系空间转化?本文以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为例,根据“标准空间—协商空间”转化的理论,在关注精准扶贫促进乡村建成环境极大改善的基础上,聚焦其关系空间的转化,试图对4个研究问题做出回答:① 以2018年脱贫“摘帽”为时间节点,村庄的关系空间在脱贫前后是否存在阶段性特征;② 脱贫前和脱贫后关系空间的具体转化过程是怎样的;③ 脱贫前后的关系空间存在着何种关联,标准空间与协商空间在“摘帽”时是否转化;④ 随着关系空间转化,行动者发生了什么变化?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从行动者网络视角出发,运用标准空间、协商空间、关键行动者、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OPP)等理论概念,首先构建了关系空间转化的具体分析框架,然后梳理河边村脱贫攻坚与巩固脱贫成果阶段应用标准行为、排除异议等的过程,展开对关系空间的阶段特征、关系空间转化的具体路径、行动者的转变等的研究。研究发现可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1 案例地与分析框架
1.1 案例地
河边村位于云南省勐腊县,靠近中老边境,系蓝靛瑶族聚居村——因穿蓝靛染色的衣服而得名。由于历史上的迁徙[45]和跨国婚姻,河边村与老挝等邻国的蓝靛瑶族有联系。1984年,34户村民搬迁到现址,如今已发展到50余户。村庄社会关系稳定,内部通婚较多,少有外出打工或定居。河边村地处热带雨林中,受雨林和动物保护政策的影响,经济发展缓慢,对外联络不便,人畜混居常见,于2011年被列为国家级贫困村。2015年前,村民收入以农业为主,户间收入差距不大。虽然户均收入高于全国贫困线,但由于户均支出长期高于户均收入,2015年人均负债达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0%,全体村民长期处于深度贫困中。经2013年和2016年2批贫困认定,19户农户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致贫原因多为“自身发展能力不足”。
作为一个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村寨,河边村是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重点地区。在精准扶贫中,河边村出现了多元参与主体——县政府和镇政府实行精准扶贫政策、村民是政策帮扶对象、县政法委成为本村的“挂包帮”单位、来自某大学的教授团队于2015年成立公益组织驻村帮扶,脱贫后的2021年又引入了商业公司参与巩固扶贫成果。其精准扶贫模式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曾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等国家级奖项,并吸引了国内一些社会组织、东盟国家村官、非洲留华学生等到此参观学习。在河边村政府主导、大学及公益组织参与、农民为主体的扶贫模式中,脱贫前后参与精准扶贫的行动者异质性突出,为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关系空间转化提供了案例场景。
1.2 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行动者网络是不同行动目的在空间上的集合[30]——行动是伴随空间进行的,本质是一个“动态网络(worknet)”[46]。行动者包括人类行动者(humans)和非人类行动者(non-humans),既是个体(individuals),又是集体(collectives)[47]。所有行动者的问题都汇集到强制通行点,再通过转译使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结构化为异质性网络[41]。转译在行动者、实体(entities)和地点(places)之间建立关系[48],是分配资源权力和开展社会活动的过程。转译首先需要经过“问题呈现”环节[49]使不同行动者关注对象问题化,再通过利益赋予(interest)、征召(enrolment)和动员(mobilization)来排除异议(dissidence),进而确认强制通行点。
图1
图1
关系空间转化分析框架
Fig.1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lational space
行动者网络不仅关注异议这一结构化的产物,更关注行动者为了发挥作用而必须与其他行动者建立的关系。有学者曾将行动者网络的“动员”解释为某些行动者成为网络的发言人(speak for all)[37,43],但实际上每一个“中心行动者(centered actor)”是处于“去中心化网络(decentered network)”中的[31]。在关于行动者网络的研究中,一般只将行动者划分为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并在此基础上关注行动者间的联系。而对关系空间转化的研究,更注重行动者在构建标准空间与协商空间、确立强制通行点、形成网络联盟等过程中的作用,更关注行动者随关系空间转化可能发生的角色转变。因此,本文参照其他研究[41⇓-43]增加了关键行动者的分析维度,不仅重视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的异质行动,更重视行动者在关系空间转化中是否扮演关键行动者的角色以及是否发生转变(图1)。
为了探究精准扶贫中河边村关系空间转化的问题,本文使用半结构访谈、无结构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探究异质性网络的形成与行动者转译的内容,于2019年7月集中向河边村村干部、村民、公益组织、合作社管理团队收集一手资料(表1)。为从空间稳定性的角度识别关系空间在脱贫“摘帽”前后的变化,以村民为对象开展关于脱贫攻坚政策满意度的问卷调查。问卷设置的满意度量表以“两不愁、三保障”(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为核心,包括经济收入、基础设施、基层民主、精神状态4个方面的问题。2019年后,又持续通过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等方法调查了行动者网络的变化。
表1 2019年7月集中访谈信息汇总
Tab.1
访谈对象 | 访谈内容 |
---|---|
村干部 | 村庄基本情况、个人工作经历、精准扶贫前的主要工作、精准扶贫以来村庄发生的变化、政府部门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等 |
村民 | 房屋建设过程、参与村庄事务的情况、在会议服务中从事的工作、对于村庄发展现状的关注、接受培训情况等 |
公益组织 | 在河边村开展了什么工作、为什么选择到河边村开展脱贫实践、河边村的脱贫经验、河边村的近况、组织培训情况等 |
合作社管理团队 | 工作经历、合作社的具体成立过程、合作社从其他主体具体获得了什么帮助、合作社的日常事务、客房分配方式、接受培训情况等 |
2 河边村的关系空间转化
以脱贫“摘帽”为标志,河边村的精准扶贫分为脱贫攻坚和巩固脱贫成果2个阶段。其关系空间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分别对应脱贫攻坚阶段的前关系空间和巩固脱贫成果阶段的后关系空间。
2.1 脱贫攻坚阶段的前关系空间
2.1.1 前标准空间
在脱贫攻坚阶段,前关系空间中以“两不愁、三保障”为目标的标准行为明确,构成了较大的前标准空间。其中,非人类行动者为农户住房、村庄环境和自然环境(农户住房与村庄环境统称为“建成环境”),人类行动者为县政府和镇政府、县政法委、大学和公益组织、村小组和村民。在问题呈现上,人类行动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脱贫路径的选择和信任关系的建立,脱贫则是共同的目标。对于非人类行动者而言,建成环境所面临的问题是硬件设施较差,目标在于改善居住条件和基础设施,而针对自然环境的生态保护政策则影响着村庄的发展。在利益赋予和征召、动员环节,县政府和镇政府本身是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行动者,已无须动员。县政法委、大学和公益组织则受政策征召,参与精准扶贫。公益组织本身还受慈善理念征召,长期驻村为村庄发展提供支持。
图2
图2
河边村脱贫攻坚中的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
Fig.2
Actors and OPP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t Hebian Village
2.1.2 前协商空间——阶段内关系空间转化
前关系空间中较大的标准空间挤压了协商空间,而不同行动者的异议仅限于对脱贫路径的选择——如何将行政机构提供的扶贫资源转化为可显示村庄特色的、维系村庄长期发展的资源,这就形成了较小的前协商空间。
人类行动者中,公益组织是关键行动者。该公益组织于2015年成立,成员主要是来自某大学的老师和学生,长期驻村利用专业知识为村庄发展提供帮助,与村民构建了牢固的信任关系。公益组织积极协调行政机构与村民、村小组的关系,使在脱贫的同时保持民族特色成为不同行动者的共识。以房屋改造为例,村民原先的住房条件极差,人畜混居且缺少修缮。对农户住房与公共建筑的改造既和“两不愁、三保障”中“住房安全”的标准行为对应,又因可能帮助农户脱贫而成为关注的焦点。按照原计划,河边村将建设砖房。但这不仅不适合当地湿热气候,也与瑶族传统建筑风貌不协调。于是,在公益组织引导下,村小组多次召开村民大会,商议建设干栏式全木制房屋。在此基础上,经不同行动者的协商,最终确定以建成环境改善为强制通行点——包括但不限于将整村农户住房改造为蓝靛瑶族特色住房、在农户住房中建设民宿客房、改造提升村庄基础设施等。公益组织积极募资发展会议服务产业,支持每户村民在住房中打造嵌入式瑶族特色客房,出资修建集体猪舍,利用闲置房屋和土地修建会议室、专家公寓等公共建筑(产权和收益均归村小组所有)。对房屋的改造既满足前标准空间对“住房安全”的要求,又突出了村庄瑶族特色、回应了村庄长期发展需求,是前协商空间的具体表现。
行政机构在短时间内增加政策扶持、资金支持、干部包村包户等制度性资源供给,用于建成环境改善,也是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房屋改造的主要资金来自政府支持,分别是中央财政贴息贷款(后转化为专项财政补助)、中央财政住房补助(建档立卡贫困户比非贫困户获得更多补助)、住建部门危房改造补助。在空间转化中,行政机构认可和支持了其他行动者将扶贫资金统筹用于房屋、道路、路灯、挡土墙等的改造提升,并没有减少扶贫资源投入。
至于村小组和村民,仅仅是配合关键行动者的非关键行动者。村民为住房改造提供劳动力,参与房屋建造。虽然公益组织有意识地培育村庄内生发展动力,支持青年人才参与村庄基础设施改造如修建步道等,但并没有改变村民非关键行动者的角色。随着房屋建成,村民逐步成为经营客房的主体,但仍在被动地接受其他行动者组织的有关餐饮和会议服务的培训活动,未产生对网络具有较大影响的异议,也未实质影响空间转化。
在非人类行动者中,包括农户住房、村庄环境在内的建成环境直接影响强制通行点的确定,在前标准空间转化为前协商空间的过程中得到极大改善,还将成为村庄发展会议服务产业的物质依托,是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自然环境较精准扶贫前未发生任何变化,仅在房屋改造的过程中提供了替代性强的木材(均为合法采伐),是非关键行动者。
图3
图3
河边村脱贫攻坚中的行动者网络
Fig.3
Actor network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t Hebian Village
2.2 巩固脱贫成果阶段的关系空间
2.2.1 后标准空间的形成——阶段间关系空间转化
2018年底,河边村脱贫“摘帽”。这不仅仅是政策宣示的时间节点,还是河边村前后关系空间转化的时间节点。脱贫后,河边村应用了巩固脱贫成果目标下“防止脱贫人口集体返贫”的新的标准行为。为进一步验证转化节点的存在,考虑到精准扶贫以人民群众满意度为重要衡量尺度[53],在识别标准行为之外,研究从关系空间稳定性的角度调查了农户对脱贫攻坚的满意度。
精准扶贫前河边村村民收入差距不大,整体处于深度贫困之中,有1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扶贫工作中,“精英俘获”现象一般意味着扶贫资源在精英村民与其他村民间出现分配差异,会影响到关系空间的稳定性。在河边村,贫困户接受了包括更多住房改造资金在内的更丰富的帮扶资源,也可能致使非贫困户产生心理偏差,影响关系空间稳定。因此,本文根据农户是否为贫困户将村民划分为2组。如果受访农户对脱贫攻坚的满意度较高且两组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则表明河边村形成了稳定的关系空间;反之,如果满意度处于较低水平且组间存在显著差异,则说明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关系空间变得不稳定。
考虑到人口和户数,共发放5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9份,受访者所在家庭中建档立卡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比例基本接近。将数据录入SPSS分析软件中,发现受访者对于脱贫攻坚的满意度得分接近总分的80%。在SPSS中,将“是否为贫困户”作为因子、“满意度得分”作为因变量开展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其中P=0.614>0.05,表明问卷调查的样本适用于估计总体。在单因素分析结果中,P=0.089>0.05,表明组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即是否为贫困户对脱贫攻坚的满意度没有影响(表2)。结果显示,经过脱贫攻坚,河边村原本收入差距不大的农户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满意度差异,验证了稳定的后标准空间的存在,佐证了前后关系空间的转化是伴随脱贫“摘帽”发生的。
表2 建档立卡贫困户与非贫困户身份对脱贫攻坚满意度的影响
Tab.2
类别 | n | F | P | |
---|---|---|---|---|
非贫困户 | 20 | 58.3000 | 3.060 | 0.089 |
建档立卡贫困户 | 19 | 62.0526 |
注:n为样本数;
2.2.2 后协商空间
与“两不愁、三保障”相比,防止集体返贫的标准行为相对模糊,建构的标准空间小,导致形成的后协商空间较大。作为关键行动者的建成环境得到改善后,成为村庄会议服务业的主要物质载体,面临的问题转变为运营管理问题。2018年底,在政府机构政策协调、公益组织人员支持、大学资金扶持下,村庄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社成立,统一分配和管理全村客房——村小组和村民转变为网络中关键的行动者。行政机构不再通过供给资金而通过供给政策的方式参与行动者网络,仍是关键行动者:县公安局颁发特种行业许可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食品经营许可和营业执照,镇畜牧兽医站负责生猪养殖的防疫。公益组织继续驻村,不仅介绍某教育机构与合作社开展自然教育活动,还为合作社的制度建设和管理团队的能力培育提供专业指导。大学为合作社提供无偿农业示范资金支持,选址河边村举办会议等活动为村庄增收。合作社的成立,为不同行动者继续参与河边村贫困治理和村庄发展提供了组织平台,促成了后协商空间的形成(图4)。
图4
后协商空间中增多的异议影响了关系空间的转化。河边村集体经济收入在2019年超过100万元,翌年受疫情影响出现下降。在后协商空间中,村民积极应对疫情,巩固脱贫成果,但也产生了新的异议。对于合作社组织的除会议服务外的花椒种植等活动,村民的积极性有限。另外,对合作社分配客房收入的比例、管理团队的报酬等也有部分异议。在2021年初,已发展到要求重组合作社的程度——进一步验证了村民已经转变为关键行动者。对此,公益组织继续发挥关键作用,排除异议,从经济层面进一步动员村民,协助重组合作社管理团队,凝聚网络联盟。2021年4月底,经公益组织介绍,河边村引入某高端民宿运营公司。公司着手对民宿提升改善,并利用自身技术、人才和品牌优势提供商业化专业运营支持,拓展了会议服务、自然教育外的客源,成为网络中新的关键行动者,将在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推动村庄后续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3 结论与讨论
3.1 研究结论
中国精准扶贫这场波澜壮阔的乡村实践中,行动者的积极行动有效推进了乡村发展,不仅改善了乡村的建成环境,更促成其关系空间的转化。在案例地河边村,异质行动者结成网络联盟,为运用行动者网络研究脱贫前后“标准空间——协商空间”的转化提供了观察场景。对关系空间阶段特征与转化路径的分析(图5),回答了“关系空间的阶段性特征、阶段内关系空间转化、阶段间关系空间转化、行动者的角色转变”4个问题。研究发现:
图5
第一,精准扶贫中河边村的关系空间存在阶段性特征。本文以标准行为建构的标准空间为基础,基于脱贫前后分别应用的不同标准行为,做出了关系空间存在阶段性特征的判断。随后,通过空间的稳定性测度实证了前协商空间转化为后标准空间,佐证了关系空间的阶段划分。前后关系空间中,标准空间与协商空间还存在大小之分。脱贫攻坚阶段的前关系空间中,标准空间较大;巩固脱贫成果阶段的后关系空间中,协商空间较大。
第二,阶段内关系空间转化是标准空间转化为协商空间的过程。在脱贫攻坚阶段,“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目标下明确的标准行为建构了较大的标准空间,挤压了协商空间,使得行动者更容易确定强制通行点,从而推动阶段内关系空间转化。在巩固脱贫成果阶段,行动者网络面临着异议增多、强制通行点难以确定、阶段内关系空间转化难以实现的问题。这与新标准行为的模糊有着潜在关联。
第三,阶段间关系空间转化是前协商空间转化为后标准空间的过程。脱贫后,在应用防止返贫的新标准行为之外,利用问卷调查对关系空间进行稳定性测度,验证了稳定的后标准空间的存在,佐证了前后关系空间的转化。2018年底,不仅仅是脱贫“摘帽”这一政治宣示的时间节点,也是学术意义上关系空间转化的时间节点——河边村由此从脱贫攻坚阶段发展到巩固脱贫成果阶段。
第四,精准扶贫中河边村关系空间的转化促成了村民和村小组的转变。在前关系空间的阶段内空间转化中,行动者网络确定以建成环境改善为强制通行点,增加了村民和村小组周围的脱贫“助推力”,实现了对他们的充分动员。而后又经过前后阶段间关系空间的转化,他们成立合作社,与其他行动者结成了紧密的网络联盟,从前关系空间中起配合作用的非关键行动者转变为后关系空间中的关键行动者。
3.2 讨论
本文构建的基于“标准空间—协商空间”关系空间转化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河边村精准扶贫的案例研究,实现了拓展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关系空间转化解释的学术尝试。本文在相关研究对标准空间与协商空间进行概括描述[35,41]的基础上,依托标准行为与异议[31,35,50]、关键行动者[31,41⇓-43]等理论概念探究关系空间的阶段特征与转化路径,囊括了关系空间的阶段特征、阶段内关系空间转化、阶段间关系空间转化、行动者的角色转变等4个方面。具体来讲,该分析框架的学术贡献在于认识到关系空间的阶段性特征,关系空间转化不仅存在于阶段内,也存在阶段间。阶段内关系空间的转化,意味着标准空间向协商空间转化。标准空间与协商空间会因标准行为的明确或模糊而产生大小之分,进而影响强制通行点确立和阶段内关系空间的转化过程;阶段间关系空间的转化,是前一阶段的协商空间转化为后一阶段的标准空间的过程,这一时间节点可以从新标准行为应用与空间稳定性测度2个维度来识别。关系空间转化可能会促成行动者的(非)关键行动者角色的转变。
作为具有典型特色的边疆瑶寨,河边村借助改善居住条件、建设民宿客房、完善基础设施等手段,通过使村民参与建成环境的改善调动了村民参与村庄发展的积极性,在实现脱贫目标的同时有效保护并突出了村庄特色。河边村调动村民积极性、排除异议和开展本土协商的实践,对于同类特色保护类村庄的发展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在后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继续保持政府、公益组织、公司等不同的社会部门参与村庄发展[12,15,19,54],不仅要促使村民参与建成环境改造改善,以调动村民积极性使其成为村庄发展中的关键行动者并推动关系空间转化;更应针对不同乡村场景提出符合实际的、具体的、明确的发展目标和标准行为,如“两不愁、三保障”等,实现对标准空间的扩大,以期通过促进关系空间的转化推动村庄发展。
关系空间转化的分析框架不仅适用于乡村发展的微观尺度,对于分析及促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也有一定借鉴意义。在后发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仅会出现异质性突出的行动者,如本国知识精英、农民、外国投资、新兴工商业者等,更会涉及现代化理想与传统价值观间的冲突[55]——与本文所运用的标准行为、异议等概念内涵相近。因此,行动者网络视角下基于“标准空间—协商空间”关系空间转化的分析框架,可能成为人文地理学界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讲好中国扶贫故事的切入点之一。
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囿于研究条件,本文对精准扶贫中村庄关系空间转化的研究,是基于河边村的单一案例进行的,未能开展河边村与其他乡村的定性比较。后续村庄发展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关系空间转化,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其次,本文使用村民对脱贫攻坚政策的满意度来测度关系空间稳定性,主要是基于河边村精准扶贫这一典型实践,在其他研究中可探索使用其他指标来表征空间稳定性。另外,本文在论述关系空间转化对案例村和行动者的影响时,集中关注行动者是否扮演了关键行动者的角色以及是否发生转变,对关系空间转化的具体作用机制并未展开过多讨论。这可以作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中国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1978—2004)
[J].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1978-2004)
Economic growth, the nature of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rural China
[J].DOI:10.1080/17538960701770547 URL [本文引用: 1]
在发展中战胜贫困: 对中国30年大规模减贫经验的总结与评价
[J].
Overcoming poverty in development: Summary and evaluation of China's 30-year experience in reducing poverty on a large scale
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N].
China and the world in new era
论中国的精准扶贫
[J].
On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研究
[J].
The mechanism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 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
[J].
Operating difficulties and explanations of industry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under the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perspective: With greenhouse vegetable project in Licun Village in North China as an example
精准扶贫时期财政扶贫与金融扶贫的绩效比较: 基于扶贫对象贫困程度差异和多维贫困的视角
[J].
Performance comparison between fiscal poverty and financial poverty in the period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e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精准扶贫机制实施的政策和实践困境
[J].
Policy and practice dilemma of implementing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sm
精准扶贫主体行为逻辑与作用机制研究
[J].
A study to the subject's behavior logic and the action mechanism in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精准扶贫: 理论基础、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 基于云南两大贫困县的调研
[J].进入到“开发式扶贫”与“保护式扶贫”共同发挥作用的扶贫阶段之后,对于扶贫瞄准 的要求越来越高,“精准扶贫”政策也随之提出。社会精细化理论、参与式发展理论以及社会互 构论正是精准扶贫政策的理论基础。通过云南两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调研可以发现,在精准扶贫 政策具体执行过程中,容易出现精细化与碎片化、条块化的矛盾,制度性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矛 盾,以及社会扶贫与经济开发之间的矛盾。因此,亟待在制度层面、思维模式以及具体工作方法 等方面进行改革与调整,使精准扶贫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实施与落实。
Accurate poverty-alleviation: Theoretical basi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choice of its paths: An investigation of two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in Yunnan
精准脱贫: 中国治国理政的新实践
[J].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A Practice of the new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China
精准扶贫: 中国扶贫开发模式的内生变革与治理突破
[J].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Endogenous change and governance breakthrough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l in China
政府主导下市场化扶贫机制的构建与创新模式研究: 基于精准扶贫视角
[J].
Research on marketized 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sm in a context dominated by government: Perspective of precise proverty alleviation
实施精准扶贫政策需要“上下互动”: 与许汉泽、李小云商榷
[J].精准扶贫已经实施多年,当下攻坚冲刺阶段所遇到的问题既不是源于政府投入不足,也同扶贫政策靶向不精准无关,而是目标群体的响应不充分造成的。从治理主体的角度判断,精准扶贫多为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推动与实施,由于缺少自下而上的配合,难免遭遇到政策成本高、变相抵制与低度社会认同等窘境。“上下互动”能够克服当下科层制治理线性逻辑带来的负效应,从而有助于提升精准扶贫的有效性。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quires "mutu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ttom and the top": Discussions with Xu Hanze and Li Xiaoyun
我国建档立卡面临精英俘获的挑战吗?
[J].
Is China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elite capture when establishing a file and establishing a card?
国家治理转变中的精准扶贫: 中国农村扶贫资源分配的解释框架
[J].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transi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alysis of the alloc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sources in rural China
本土民间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的行动特点及发展方向: 以贵州省某民间组织为例
[J].
A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loc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Taking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农民合作社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机制构建: 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J].
Construction of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and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协同治理视角下农村精准扶贫路径探析
[J].
Analysis on the path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从参与式扶贫到协同式扶贫: 中国扶贫的演进逻辑: 兼论协同式精准扶贫的实现机制
[J].
From participatory poverty alleviation to collaborative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Also on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v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地理识别及类型划分
[J].
DOI:10.11821/dlxb201506012
[本文引用: 1]
发展多维贫困度量方法和提高贫困识别精准度是近年国际贫困研究中的热点领域,也是中国未来提高农村扶贫实践质量和效率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借鉴国际上关于脆弱性—可持续生计框架模型在贫困研究中的学术思想,通过建立农村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和地理识别方法,对中国农村开展了县域尺度的贫困地理识别,并与单维度收入贫困以及国家最新认定的扶贫开发重点县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对识别的多维贫困县按扶贫措施相似性进行了类型划分。研究结果表明:655个县级单元被识别为多维度贫困县,涉及农村人口1.41亿人;空间分布集中连片特征显著,青藏高原及其周边的南疆三地州、黄土高原西部、滇西—川西高山峡谷区为最大的连片贫困区;有71.79%的国家重点贫困县与识别结果重叠,与国家重点贫困县对比,识别的多维贫困县在各单维度和综合维度都处于更劣势水平;多维贫困县被划分为金融资本缺乏型、人力资本缺乏型、基础建设缺乏型、金融基建兼缺型、人力基建兼缺型、生计途径缺乏型、生存条件缺乏型和发展条件缺乏型8种类型。
Geographical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rural China
DOI:10.11821/dlxb201506012
[本文引用: 1]
Developing methods for measuring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nd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poverty identification have been the hot topics in international poverty research for decades. In light of the academic thoughts of the vulnerability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index system and a method for geographical identific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nd carries out a county-level identification in rural China. Furthermore, this study make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identification result, income poverty and the latest designated poor region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 last, the identified multi-dimensional poor counties are classified by the similarity of poverty reduction measu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aking the vulnerability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alysis framework proposed by DFID as theoretical basis, we build an index system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dentification to reflect the farmers' livelihoods that multiple factors work on. It is feasible to develop a composite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Index (MDI) for the integrated method of geographical identific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rural China. (2) A total of 655 counties are identified as multi-dimensional poor counties. They are concentrated and jointly distributed in space, in which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its neighboring areas of three prefectures in southern Xinjiang, western Loess Plateau, mountainous and gully areas in western Yunnan and Sichuan, are suffering greatly from poverty. Besides, poor counties are mainly in Wumeng-Daliang mountainous areas, Yunnan-Guizhou-Guangxi rocky desertification areas, border mountainous areas in Yunnan, Wuling mountainous areas, Qinling-Daba mountainous areas, Shanxi-Shaanxi gully areas and Yanshan-Taihang mountainous areas. (3) In comparison to the latest designated poor counties, this paper targets at poor counties with more disadvantages at both single and multiple dimensions. Some 71.79% of designated poor counties overlap with identified poor counties. By contrast, the majority of the designated poor counties located in mountainous areas of central or eastern China do not belong to identified poor counties because of much less disadvantage/deprivation dimensions. However, the identified poor counties, which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marginal areas of plateau or mountainous areas in western China, and suffering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of disadvantages and deprivations,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designated poor counties. (4) According to the disadvantage/deprivation situation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multi-dimensional poor counties are classified into eight types, i.e., lack of financial capital, lack of human capital, lack of infrastructure, lack of both financial capital and infrastructure, lack of both human capital and infrastructure, lack of means/strategies of livelihoods, lack of living condition, and lack of development condition.
中国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特征及其精准扶贫策略
[J].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poverty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in China
中国贫困村致贫因素分析及贫困类型划分
[J].
DOI:10.11821/dlxb201710008
[本文引用: 1]
精确度量行政村贫困特征是当前贫困精准识别及全面脱贫的国家战略需要。基于“十二五”期间全国“整村推进”贫困村数据,构建空间贫困视角下的多维贫困度量模型综合测算全国范围内贫困村的贫困程度,基于指标贡献度分解与线性回归方法挖掘贫困村的致贫因素,利用最小方差模型(LSE)区分贫困村的贫困类型,并结合空间计量分析技术揭示贫困村的空间分布分异特征,为面向2020年全面脱贫的国家战略提供辅助决策支撑。结果表明:① 中国贫困村近一半处于中度贫困,且贫困程度与贫困规模存在显著的地域性。② 通路情况较差、自然灾害频发、收入水平低下、劳动力状况不佳是中国贫困村的主要致贫因素,显著性指标包括通路率、地貌类型、遭受自然灾害频次、人均纯收入、劳动力比例、劳动力文化素质等。③ 中国贫困村整体呈多因素致贫,三因素支配型、四因素协同型、五因素联合型贫困分布相对较高。④ “整村推进”扶贫工作初见成效,对促进贫困村可持续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推进作用,但贫困村具有各自贫困特征,需进一步地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开展针对性帮扶工作。
Contributing factors and classification of poor villages in China
DOI:10.11821/dlxb201710008
[本文引用: 1]
It is a China's strategic demand to systematically and accurately measure the poverty characteristics of poverty-stricken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llage-level poverty.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evaluation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overty, and combines the decomposition of indicator contribution degree and linear regression method to explore poverty contributing factors. Then it adopts LSE (Least Square Error) model and geostatistics analysis model to classify the villages' poverty type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difference, so as to grasp the whole poverty characteristics, poverty contributing factors and poverty types of poor villages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to provide auxiliary decision-making support services for eradicate poverty in 2020. Taking 51461 villages in China as a case, we can draw some conclusions as follows: (1) The distribution of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has an obviou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verty level and poverty size, and most poor villages are concentrated in contiguous destitute areas, showing a pattern of high in the west and low in the east. In view of poverty level, there exists an obvious olive-shaped structure of big in the middle and small on two sides, and nearly half of the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are moderately poor. (2) China's poor villages have four main poverty contributing factor dimensions, i.e., harsh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low income and poor labor force qualities, of which, the significant poverty contributing factors are road access ratio, terrain type, suffered frequency of natural disaster, per capita net income, labor force ratio, ratio of illiterate labor forces, etc. (3) China's poor villages are driven by multiple poverty types, among which, those villages with three-factor dominated, four-factor collaborative and five-factor combined types have a relatively high proportion. (4) "Entire-village Advancement"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has achieved an initial performance, improved the villag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raised the income of poor population. However, each village has its own poverty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anti-poverty measures should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its respective local conditions.
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户致贫原因诊断及其帮扶需求分析
[J].
Study on the poverty causes and aid demands of poor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concentrated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China
The allo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ritical resources in rural China under restructuring: Problems and prospects
[J].DOI:10.1016/j.jrurstud.2016.03.011 URL [本文引用: 1]
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过程与机制: 以十八洞村为例
[J].
DOI:10.11821/dlxb202110016
[本文引用: 1]
精准扶贫方略作为“一揽子工程”,为贫困乡村带来了强烈的外部冲击,驱动贫困乡村的经济、社会和空间加速重构。在对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内涵、特征及过程与机制进行理论解析的同时,以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的实践加以实证,发现:① 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是一个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的多维、全面、快速重构过程;② 在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过程中,行政势能、精英下沉、市场链接驱动,要素整合、动力激发、规划引导、能力培育、制度保障机制协同,推动贫困乡村由“低水平贫困均衡”走向“良性发展均衡”;③ 精准扶贫以来,十八洞村经历了经济系统从“二元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变;社会形态由纯粹的熟人社会向熟人逻辑与契约精神混合的半熟人社会转变;空间形态从生产、生活空间高度重合,但与生态空间隔离的两大传统农业区组团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机融合的多元有序组团转变。十八洞村的实践为理解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过程与机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也是其“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最本质的体现。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drives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Shibadong Village
DOI:10.11821/dlxb202110016
[本文引用: 1]
As a "package of projects",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has accelerated economic, social and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areas. This paper aims to conduct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at drives poor rural reconstruction and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of Shibadong Village, which is the first initiative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t is found tha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 process of multidimensional, comprehensive, and rapid reconstruction that is led by the government with multi-party participation in combination of "top-down" and "bottom-up" approaches. The proces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changes the poor rural areas from 'low-level poverty equilibrium' to 'healthy development equilibrium'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sending elites to the village level, improving market accessibility, and coordination of factor integration, motivation, planning, training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mechanism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hibadong Village has transformed from a dualistic economy to a pluralist economy, from a pure acquaintance society to a semi-acquaintance society with a mixture of acquaintance logic and contract spirit, and from a spatial form highly overlapped from the production and living spaces, yet separated from the ecological space to a diverse and orderly cluster of organic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ical space. The practice of Shibadong Village provides a fresh sampl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he restructuring of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and it is also an essential embodiment of its "reproducible and extendable" experience.
Times, spaces, places: A chrono-geographic perspective
[M].
The history of measurement and the engineers of space
[J].
DOI:10.1017/S0007087400031460
URL
[本文引用: 2]
For the social theorists of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measurement, quantification and calculation were of particular social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Karl Marx, inCapital, based his critique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on an analysis of the quantification of labour as a commodity. Max Weber, inEconomy and Societ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rational calculation in the conduct of modern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 And in his major work,The Philosophy of Money, Georg Simmel highlighted what he called ‘the calculating character of modern times'.
Museum topology and the will to connect
[J].
DOI:10.1177/135918359700200203
URL
[本文引用: 7]
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 culture and spatiality. Through the example of the ceramics collection in the C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in Stoke-on-Trent, England, an analysis is made of the topological character of space that is folded around certain objects on display. Ozzy the Owl, a 17th-century slipware owl jug, who was discovered on BBC TV's Antiques Roadshow in 1990 and subsequently bought by the museum, is seen as an agent that is constituted by the folding together of preface and afterword in the museum display, unsettling its (Euclidian) geometry, (Kantian) aesthetic and discourse of improvement (organized around Wedgwood). Ozzy brings complexity and connection; his contingent location within the museum's heterogeneous material network reveals the functional blankness of objects and the effect this can have in performing new topological arrangements in a space, revealing the friability and partial connectedness of its narrativity.
Aramis or the love of technology
[M].
The politics of formal representations:Wizards, gurus
Regions, networks and fluids: Anaemia and social topology
[J].This is a paper about the topological presuppositions that frame the performance of social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It argues that 'the social' does not exist as a single spatial type, but rather performs itself in a recursive and topologically heterogeneous manner. Using material drawn from a study of the way in which tropical doctors handle anaemia, it explores three different social topologies. First, there are 'regions' in which objects are clustered together, and boundaries are drawn round each cluster. Second, there are 'networks' in which distance is a func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elements, and difference a matter of relational variety. These two forms of spatiality are often mobilized in social theory. However, we argue that there are other kinds of social space, and here consider the possible character of a third, that of 'fluid spatiality'. In this, places are neither delineated by boundaries, nor linked through stable relations: instead, entities may be similar and dissimilar at different locations within fuid space. In addition, they may transform themselves without creating difference.
The spaces of actor-network theory
[J].DOI:10.1016/S0016-7185(98)00011-6 URL [本文引用: 6]
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转向评述
[J].
A review on relational turn in economic geography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与旅游研究范式创新
[J].
Actor-network-theory (ANT) and paradigm innovation for tourism research
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人文地理领域应用研究述评
[J].
DOI:10.11820/dlkxjz.2013.07.016
[本文引用: 1]
行动者网络理论以一种结构化的方式来构建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 并将要素流动和网络化互动形态纳入分析范畴, 为各学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在人文地理领域的应用也日渐增多。本文在总结行动者网络理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 分类归纳评述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不同分支研究领域的应用主题和方式, 并就研究的深度、广度、影响力进行国内外对比。研究表明, 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人与非人行动者的一致看待及其通过转译过程解析网络关系的研究模式, 除强化了经济地理等领域的理论建构之外, 也为乡村地理、城市地理、经济地理、旅游地理等领域的地方发展、政策实践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引入该理论的人文地理研究引用频次高, 有较大的学术影响。目前国内研究多停留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框架的直接套用, 极少涉及分析框架改进和理论思考, 在广度和深度上与国际研究仍有差距。
A review on the application of actor network theory to human geography
DOI:10.11820/dlkxjz.2013.07.016
[本文引用: 1]
Recently,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was widely applied to the field of human geography. ANT approa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by allowing researcher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low of factors and network interaction. After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A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gress of ANT applications to human geography by summing up the application topics and methods in different branches, and compares the gap betwee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researches.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ANT promotes the progress of human geography in both theory and application. Most theoretic explorations happened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geography: the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based on ANT provides new angl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stmodernism" economic geography theory system. In applicatio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ANT applied to the field of human geography emphasizes actors,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he result,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patial changes as verification of the effect of actor network. ANT uses a structural way to construct the main actor behaviors, resulting in an effectiv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loc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in every branch of human geography. High citation rates of ANT applied research papers indicate ANT approach is now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human geography. However, compared to international researches, domestic researches are relatively lagged and limited. Currently, domestic researches still remain in the stage of applying ANT analysis framework directly with little thinking about theory improvement, whil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s starting to rethink the limitations of ANT approach. Based on recent rethinking of ANT use,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at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ANT should be highlighted and the use of ANT should carefully control the size of the network and the list of actors, due to the uncertain research paradigm.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的资源型城市动态转型研究: 以德国多特蒙德市为例
[J].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21.05.2020181
[本文引用: 1]
资源型城市在我国城市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转型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现有研究已分析了转型的原因、症结并给出相应对策建议,但对转型战略的实施机制、相关新旧作用者的识别及其动态博弈过程的研究较为欠缺。因此选取成功转型的典例城市多特蒙德,从行动者网络视角分析了其转型背后的人类、非人类行动者之间复杂交互过程,链接其与动态城市转型的关系,并通过访谈获取后转型时期公众对于城市社会文化转型的认识,从而为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借鉴。研究表明多特蒙德城市转型是多阶段多主体在多种利益驱使下的复杂博弈过程,且前期作用者行为在后期会产生重大影响。多特蒙德新兴产业的成功依托于动态博弈后的新旧企业角色的不断转化、管理机构政策的不断调节以及工会、协会、咨询公司等第三方主体的进入。
Research on mechanism of dynamic transition of resource: Based cities from perspective of actor-network-theory: Take Dortmund City as an example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21.05.2020181
[本文引用: 1]
As resource-dependent cities have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a's urban system,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cities has become a critical issue that China must face at present. Although various scholars have greatly analyzed the reasons and difficultie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cities, and provided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accordingly,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s are still unavailable on the implementing of these strategies, identifying stake holders in these strategies, and the dynamics of these game processes. Therefore, we chose Dortmund, a typical city undertaken the successful transition, to analyze its complex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non-human actors behind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 We try to get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ition of Dortmund not only include economic transition itself but also the social-cultural effect. We find that the transition of Dortmund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stages and in different stage the game is played by different stake holders for their own interest. The actors' behavior in the early stage would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in the later stage. The success of Dortmund's emerging industries depends on the changing roles of old and new enterprises after dynamic game, the constant adjustment of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the entry of trade unions, associations, consulting companies and others.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批发市场新电商模式
[J].
DOI:10.18306/dlkxjz.2018.07.011
[本文引用: 1]
在电商兴起和旧城更新的背景下,传统批发市场出现衰退趋势,亟需转型升级。本文在梳理广州市一德路海味干货市场转型历史的基础上,得出市场近年经历了由衰退到出现电商再到综合升级的初步判断,并构建了一德市场电商化的行动者网络模型探讨转型机制和效应。通过深入的现场调查,详尽分析人类行动者如商、客、政府和非人类行动者如海味干货商品、网络在电商化过程中的作用,得出具体的转型新模式。研究表明:①传统批发市场经过电商化转型,不会走向单一电商化或地理空间无用化的极端,而是出现综合多样的业态形式,如电商和实体、批发和零售4种类型的交叉组合;②在引发传统批发市场转型的多元行动者力量中,非人类主体如商品和网络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商品的客观特性阻碍着地理空间的消除,而网络引发人们对空间重要性的重新权衡和促进对实物商品的升级改造。
New models of E-commerce in wholesale mark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or-network theory
DOI:10.18306/dlkxjz.2018.07.011
[本文引用: 1]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and old city renewal, traditional wholesale markets are declining,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re needed. In order to guide the upgrading of wholesale markets and old city space, this study took the Guangzhou Yide Seafood Market as an example to examine the mechanism and effects of its transformation. The author conducted an in-depth field research from November 2016 to March 2017 by methods of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structured interview, snowball sampling,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the Yide Market from the M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draws an preliminary conclusion that the market in recent years experienced a recessionary stage, followed by the emergence of E-commerce and comprehensive upgrading. The article then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and its effects by constructing an actor-network model of E-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Yide Market. It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human and non-human 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by in-dept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shows that the Yide Market contains five kinds of actors—customers, the government, businesses, commodities, and network platform. In the stage of "problematization," the non-human actors, networks, and seafood dry cargo commodity showed strong guiding power and control. Then the government mobilized other actors to participate in E-commerce in the stage of "enrolment and mobilization," and businesses made different choices in the "interestement" stage. Next, role differentiations of businesses and customers became apparent, caused mainly by the actor network. Finally, the measures of self-guiding and self-management by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maintained the feasibility of E-commerce along with supervision by the government. Thus the alliance of interests of the actor network was finally built.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after the E-commerce transformation, traditional wholesale market would not develop to the extremity of single E-commercialization or geospatial invalidation, but form comprehensive and multiple commercial activity forms such as combinations of online and offline wholesale and retail, and that diverse powers of actors would lea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wholesale markets. Non-human subjects such as products and the Internet are contributing great effects, for example, the obj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goods to be inspected hinders the elimination of geographical space, while the Internet causes people to reconsider the importance of space and upgrade the physical goods.
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大世凹村的社会空间重构
[J].
DOI:10.11821/dlyj201508003
[本文引用: 7]
大都市近郊美丽乡村的建设为城市居民假日消费提供了新的场所,成为一种新型都市居民消费空间。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南京市江宁区“世凹桃源”大世凹美丽乡村的重构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指出美丽乡村建设的背后是一个以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的异质行动者网络,主要实现了乡村物质生活空间的改变。随着政府目标意图的转变,鼓励政策退出及市场机制进入,行动者网络重新调整,消费者和外来经营者成为关键行动者,相应地呈现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转变,即进一步实现社会空间的重构。由于行动者网络是一个充满利益争夺和协商的动态连接,社会空间的重构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研究表明,美丽乡村不仅是提供村民生活和游客抒情怀旧的场所,而且是一个存在权力关系且动态变化的行动者网络空间。政府、组织、村民、消费者、资本、景观、文化等异质性行动者自身的定义与再定义,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构成美丽乡村形成与转变机制。揭示了在乡村建设与转型发展过程中,政府及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有效时域,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及其所带来的利益争端与社会不公问题。
From beautiful village to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space: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the social space reconstruction of Dashi'ao Village
DOI:10.11821/dlyj201508003
[本文引用: 7]
Recently emerging beautiful villages in suburbs provide citizens very places for recreation, and can be considered as a new kind of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or-network theory, this study analyses the social-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Dashiao village. Through the tracing of translation, including four stages of problematization, interessement, enrollment and mobilization,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Dashiao beautiful village and the later consumption space was explored. It was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1)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n usual village to a beautiful village, there was a heterogeneous actor-network, in which Jiangning District government played a focal role mainly by improving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the village. 2) Heterogeneous actors changed their roles through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activities. Along with the quit of incentives launched by government to rural residents, market mechanisms involved, district government and market forces of foreign business and consumers allied to become alternative focal actors, while villagers withdrew to the periphery of the actor network,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re-establishment of actor network and the beautiful village's transformation to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space. In order to meet consumers' demand, everyday lives of villagers' was represented partially to show the imaged rural life, but the real lives of villages was marginalized or hidden. Non-native culture and life style was transplanted or symbolically adopted, while the original village was fading away. 3)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mechanism of social-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Dashiao village through the two sequential actor networks and how it transformed from the first to seco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nded target, which should be decided by focal actor of the actor network, the local government, from improving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to promo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etermined the direction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space, as well as outside investment managers, and consumers attended and became key actors. Changes of structure and channel of interests in the actor network lead to the exit, redefinition and entering of actors.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space is an ongoing process since the actor network is a dynamic connection, fulfilling of interests conflicts and negotiation. 4) From the actor-network perspective, beautiful village was not only a place for villagers' living and the tourists' poetic nostalgia, but also a networked space which is weaved of complex and dynamic relations of power.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effectiveness and the time limitation of government and policy mechanisms, and the flexibility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which brings about interest conflicts and social injustice. In the case of Dashiao, local residents withdrew from the masters of the village to marginalized role of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space, and they have never played key actors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bove two actor-networks.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农村空间商品化: 以北京市麻峪房村乡村旅游为例
[J].
DOI:10.11821/dlxb201708006
[本文引用: 3]
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增加农民收入、阻止农村衰退、振兴农村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本文以北京市昌平区麻峪房村的乡村旅游为例,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与演变,并讨论农户在此过程中的参与。麻峪房村在从农民生活空间转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区旅游局、乡旅游公司为关键行动者,并吸纳了多个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在网络形成的过程中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逐渐提高,由此推动了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麻峪房村演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后,由于行动者网络发生变化使农村空间商品化发生变化,导致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程度降低。同时新的行动者网络中的各行动者的不对等性明显,各行动者之间存在很多异议,使该网络趋于僵化、丧失活力,不足以支撑麻峪房村乡村旅游继续发展。在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过程中,农户的院落区位、年龄与原有工作等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农村地区行动者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与行动者利益共通且紧密联系时,其空间商品化就得到强化,反之亦然。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commodification in rural space: A case study of Mayufang Village in Beijing
DOI:10.11821/dlxb201708006
[本文引用: 3]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acility agriculture, horticultural agriculture and leisure agriculture, nowadays, the func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rural areas have been weakened but the functions of consumption have been increased in Beijing. This shows that th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 in Beijing has been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Rural tourism,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forms of th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preventing rural decline and revitalizing rural economy. Therefore, this paper selects rural tourism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modification to examine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spatial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 in Mayufang village as well as to explore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this process based on the actor network theory.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the rural areas being the farmers' producing and living spaces have changed to the urban residents' leisure and consumption spaces in Mayufang village and formed a heterogeneous actor-network, in which Tourism Bureau of Changping District and Changling Travel Company and other human actors and non-human actors have played a focal role. Major actors used the policy and the financial support to enroll farmers and other actors by the top-down executive network. Along with development of promotion, training, supervision and infrastructure, some local farmers started to create the physical and non-physical environments for the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activities. Thus more and more farmers have been engaged in rural tourism,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s in Mayufang village has been developed. As Mayufang village became the consumption space to the urban residents, th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 in Mayufang village started its transformation of actor network. However, with the quit of non-human actors, which is Duijiuyu Natural Beauty and reduction of incentives launched by the original major actors, the representative of market has become the focal actor in the new actor network. More and more farmers, who were against the common purpose of the actor network were excluded, quitted the former actor network, thus commodification in rural space in Mayufang village declin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 in Mayufang village, the farmers who had the advantages of location, age and profession have much stronger desire to be involved in rural tourism, unemployed farmers prefer to be involved in rural tourism than farmers who make a living on agriculture. The farmers who worked in township enterprises are mo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tourism than self-employed business persons; villagers employed in the government units have less possibility to take part in rural tourism. Whil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 in Mayufang village has declined, farmers began to transfer the labor force to other professions from rural tourism. When interests of major actors are commonly and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actors in actor network in rural areas, its commodification in rural space is strengthened, and vice versa.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逢简村传统村落空间转型机制解析
[J].
DOI:10.13249/j.cnki.sgs.2018.11.009
[本文引用: 5]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水乡”的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逢简村的空间转型过程分为旅游型美丽乡村的建设和运营2个阶段。② 美丽乡村建设阶段是以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自上而下征召的行动者网络,实现了乡村环境的综合整治,为运营阶段做准备。③ 运营阶段的行动者网络发生了转变,村集体、村民和其他下层行动者逐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强化村民自治经营能力,增加了村内的公共空间建设并推进功能性空间的转化,进入了社区营造和经营阶段。④ 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结构处于时时动态调整的状态,乡村空间转型与重组呈现出一个持续的过程。随着关键行动者目的转变、社区营造机制的引入(征召方式的改变),网络中的行动者角色发生变化,促成行动者网络转变,进而对乡村空间转型与重构产生作用。
Mechanism of rural space transformation in Fengjian Acient Village of Shunde District, Foshan based on the actor network
DOI:10.13249/j.cnki.sgs.2018.11.009
[本文引用: 5]
With China’s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the rural space is facing a significant re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Fengjian" in Xingtan Town, Shunde District, Foshan City by using the theory of actor network. The results shown that this village had experienced two stages: the construction phase of the tourism-type beautiful countryside and the operation phase of cultural tourism-type village.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acting as the key actor, the actor network of the construction is authority-based and realiz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y, living and production space. The operation phase of the network has changed, with the village committee, villagers and other lower-level actors gradually gaining more right to speak, which increased the public space and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functional space. The mechanism of the actor's network transformation is mainly due to the change of the key actor's purpose, the adoption of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changing the way of enrolment), and the change of the actor's role in the network. As the actor network is in a dynamic process, rur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is also a continuous proces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space caused the dissolution of rurality. But under protec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villagers with high awareness of the reserving rural nature, a good demonstration of balancing the villagers’ interest and rurality was present.
基于行动者网络和共享经济视角的乡村民宿发展及空间重构: 以深圳官湖村为例
[J].
DOI:10.18306/dlkxjz.2018.05.015
[本文引用: 1]
立足于乡村空间多元分化研究的学术背景,采用深度访谈法,结合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对深圳市官湖村民宿集群旅游空间发展的过程和空间重构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是官湖村民宿旅游发展的核心行动者,在其主导推动下实现了乡村物质景观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转型和重构。②官湖村的空间重构过程中,民宿旅游的行动者网络空间随着熟人网络的不断建构和转译而促成越来越多分散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集中并转化为官湖村发展的社会资源。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共同构成了官湖村发展的非结构性动力主体。③外来行动者构建的新型社会熟人网络,与官湖村传统社会熟人网络因无法完成转译过程和连通,造成官湖村民宿业主等群体和当地村民等群体的社会分化隔离与关系网络的权力斗争,进而引起动力机制从非结构性向二元动力机制转变,带来新的物质空间重构。④在共享经济演进过程中,官湖村形成一种基于社会熟人关系网络,线下为主并与线上相结合的商品共享和服务交易的新型共享经济模式,是一种比互联网中介更加低成本的共享方式。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ral homestay tourism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with the actor-network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ared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Guanhu Village in Shenzhen
DOI:10.18306/dlkxjz.2018.05.015
[本文引用: 1]
Based on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of multivariate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spac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effects of homestay area in Guanhu Village in Shenzhen using the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 and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Homestay place owners and acquaintance networks are the key 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Guanhu Village, which helped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the rural material space as well as the social space. (2) In the spatial restructuring process of Guanhu Village, the actor-network space of homestay tourism was formed with the continuous 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acquaintance network, and increasingly the previously dispersed human, economic, and social capitals became concentrated and transformed to social resources. Therefore, the homestay place owners and acquaintance networks forms the nonstructural driving for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Guanhu Village. (3) The new social acquaintance network constructed by external actors and the traditional social acquaintance network of Guanhu Village cannot complete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e, not only causing th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homestay place owners and the local residents and isolation, but also bringing about power struggle within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which result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dynamic mechanism from nonstructural to binary dynamic mechanism and further restructuring of material space. (4) Based on the social acquaintance network, Guanhu Village has formed a new model of shared economy, which is combined with the Internet platform for sharing goods and services as a cheaper alternative compared with the Internet intermediaries.
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 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 行动者网络理论》
[J].
Reorganize the society with actors: Reading latour's reorganizing the society: Actor network theory
After the individual in society: Lessons on collectivity from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J].DOI:10.2307/3341747 URL [本文引用: 1]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M].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J].
DOI:10.1111/j.1467-954X.1984.tb00113.x
URL
[本文引用: 1]
This paper outlines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wer, that of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Starting from three principles, those of agnosticism (impartiality between actors engaged in controversy), generalised symmetry (the commitment to explain conflicting viewpoints in the same terms) and free association (the abandonment of all a priori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natural and the social), the paper describes a scientific and economic controversy about the causes for the decline in the population of scallops in St. Brieuc Bay and the attempts by three marine biologists to develop a conservation strategy for that population. Four ‘moments’ of translation are discerned in the attempts by these researchers to impose themselves and their 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 on others: (a) problematisation: the researchers sought to become indispensable to other actors in the drama by denning the nature and the problems of the latter and then suggesting that these would be resolved if the actors negotiated the ‘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of the researchers' programme of investigation; (b) interessement: a series of processes by which the researchers sought to lock the other actors into the roles that had been proposed for them in that programme; (c) enrolment: a set of strategies in which the researchers sought to define and interrelate the various roles they had allocated to others; (d) mobilisation: a set of methods used by the researchers to ensure that supposed spokesmen for various relevant collectivities were properly able to represent those collectivities and not betrayed by the latter. In conclusion it is noted that translation is a process, never a completed accomplishment, and it may (as in the empirical case considered) fail.
The badlands of modernity: Heterotopia and social ordering
[M].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N].
Speech a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ummary and commendation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