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城市地理学视角下生活方式移民“家”的营造与协商
Making and negotiating “home” of lifestyle migr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me-city geographies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22-08-17 修回日期: 2022-10-20
基金资助: |
|
Received: 2022-08-17 Revised: 2022-10-20
Fund supported: |
|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卢俊(1993— ),男,江西萍乡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绅士化与城乡社会空间转型、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E-mail:
在中国流动性、现代性和城镇化日益加速的背景下,地方与空间的意义和体验在移民的日常生活中被持续地建构与重构,“家”成为洞察移民和地方互动形成的复杂社会空间现象的重要棱镜。论文以世界文化遗产地丽江束河古镇为案例,援引家—城市地理学的理论视角,探究生活方式移民“家”的营造与协商的实践过程及其形成的动态人地关系,研究发现:① 生活方式移民通过“家”的物质性与想象性串联多地方的情感和记忆,利用物质文化、空间形式和身体体验的相互作用建构“家”的熟悉感,进而将其内化为身份认同。地方意义与个人表达的互动是家庭物质实践的内在动力。② 生活方式移民以城市为“家”的实践使“家”与地方的体验互构,基于亲缘、地缘和趣缘的社会互动促进了公共空间的“家庭化”,形塑了移民从内部到外部的地方认同。③ 同时,“家”与城市的领域重叠在日常生活中存在张力,多元行动者围绕“家”的经济利益、物质空间和象征边界的管制与抵抗,展演了生活方式移民与地方协商过程中的复杂权力关系。论文刻画了生活方式移民的家庭与城市生活体验多尺度相交的日常图景,从微观角度为“移民—地方”的互动机制以及移民对地方社会空间的影响提供了深入理解,能够为中国城乡社会空间的流动性治理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increasing mobility, modernity, and urbanization, the meaning and experiences of place and space are continuously reconstructed in migrants' everyday lives. The perspective of "home" helps to unravel the complex socio-spatial interactions between migrants and place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in Shuhe Old Town, a part of Old Town of Lijiang, a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 this study developed a home-city geographie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processes of lifestyle migrants' home making and place negoti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materiality and imagination of "home" help lifestyle migrants refresh their memories and emotions in different places. They utilize the material culture, spatial form, and embodied experience to construct their familiarity with "home" and then internalize it as an identit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lace meanings and personal expressions is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domestic material practices. 2) The lifestyle migrants come to take the city as "home" and develop the interwoven experiences of home and city. Their social interactions based on kinship, homeland, and interest promote the domestication of public space and (re)shape the place identities. 3) There are tensions in the overlapping territory of home and city. Multiple actors' continuous conflicts around the economic interests, material spaces, and symbolic boundaries of home demonstrate the unequal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lifestyle migrants and city places. This article depicts the everyday lives of lifestyle migrants to address the intersections between their urban dwellings and constant mobility on multiple scales. We provide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migrant-place interaction mechanism, research the impact of migrants on local society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and contribute to the mobility governance of urban and rural China.
Keywords:
本文引用格式
卢俊, 蔡浩辉, 陶伟.
LU Jun, CAI Haohui, TAO Wei.
中国城镇化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时空压缩使得区域间产品、信息、技术、资本、人才等多元流动日趋频繁,移民与流动成为中国城乡发展过程中的“新常态”[1]。高速的流动性裹挟着现代性所构筑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理性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2],成为重塑中国城乡社会和空间最重要的动力。现代性过度强调效益和增长,压制了个体的精神和情感需求,导致人们日常生活体验中的不稳定、风险性和疏离感[3]。现代性的发展观同时也导致了自我的反身性,越来越多的人寻求摆脱大城市中固定的工作时空和被现代性异化的日常生活,选择迁移到三亚、拉萨、桂林和丽江等生活环境良好的地方,建立精神和文化层面的“理想家园”[4]。学界将之划定为生活方式移民(lifestyle migration),具体包括旅游移民、退休移民、第二居所移民、企业主移民等多种类型,他们将更好的生活质量作为主要理想追求,迁移到生活花费较低、自然环境良好或生活环境舒适的地方,建立个人体验与地方意义的稳定关联[5⇓⇓-8]。
以往的移民或流动人口研究对象集中于劳工移民、生态移民、经济移民等主体,主要从宏观层面的制度与结构性视角出发探讨流动人口的迁移格局、动力机制及其与之对应的管治策略[9⇓-11]。随着新流动性范式的提出,移民研究转向“移民—地方”这一核心人地关系[11-12],相关研究更加强调移民主体的差异性与能动性,关注微观层面的个体流动中的具体生活体验及其催生的社会空间关系。生活方式移民恰好体现了当下中国社会人口迁移和要素流动的结构动力日趋多样性和差异化的新趋势。生活方式移民所追求的理想生活方式兼具功能性和本体论意义,涉及“乌托邦”“个人主义”和“逃离城市”的地方意义与日常实践,显示出较强的流动主体性和自由[5-6,13]。然而,生活方式移民的行为决策仍需要考虑日常生计与地方政治经济等要素的影响,他们渴望的理想生活、生存的经济要素与地方的外部影响进行着持续的互动协商。因此,生活方式移民不仅仅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要素推拉的地理结果,其更重要是移民主体嵌入特定情境下的地方协商过程[12⇓⇓-15],即移民对迁入地的地方文化、社会环境、政治经济与制度本底的响应、适应甚至抵抗。
“家”(home)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单元,是维系个体情感关联、社会认同与社会关系的重要空间[16-17]。在移民研究向“移民—地方”的人地互动视角转变的过程中,“家”成为理解流动性背景下社会空间和人地关系的关键场所[12]。在流动性语境下,一方面,移民家庭生活体验受到地方管制政策的渗透;另一方面,移民营造“家”的实践行为也对地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对此,Blunt等[18]提出家—城市地理学(home-city geographies),将“家”作为移民与城市连接或断开的实践、体验与想象场所,概念化城市家庭生活经历(domestic experiences)和城市空间家庭化(domestication)被移民及其他流动性所塑造的方式,为剖析中国语境下移民营造“家”的主体实践及其与地方协商的互动机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
本文以世界文化遗产地丽江束河古镇为案例,立足于家—城市地理学的理论视角,从生活方式移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与体验层面探讨移民主体与地方社会机制之间的持续协商过程,尝试以“家”为棱镜深入剖析生活方式移民现象所牵引的身份认同、社会互动、情感归属和权力博弈等理论问题,以期为中国城乡空间的流动性治理等方面提供决策依据。
1 从“家”的地理学到“家—城市”地理学
在全球化和流动性的背景下,“家”的地理学成为西方人文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话题[19]。人文主义地理学家认为“家”是一个物质和情感空间,由日常实践、生活经历、社会关系、记忆和情感塑造[19]。段义孚先生在他关于“家”的文章中写道,“家是一个提供安全、熟悉和养育的地方”[19]。类似的话语形成了“家”孤立、静态和封闭的意象,导致了城市生活和家庭生活之间长期的话语分离[21-22]。家庭生活与私人生活几乎是同义词,并进一步通过性别空间划分将家庭内部等同于女性气质,而城市的街道、广场等公共空间相比之下被描述为男性空间[21]。在城市研究中,特定主体对城市空间的家庭化更被认为是绅士化的负面影响[23]。但女性主义地理学者批判了将“家”视为个人情感和身份认同嵌入固定地点或单一场所的传统理解[24],挑战了对“家”的浪漫化和本质化的想象。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家”是由多个社会行动者冲突与协商构成的争议性领域,阐明了“家”的动态性与开放性[25]。进而,Blunt等[26-27]在其开创性著作Home中提出了“家”的批判地理学,重新界定了“家”的意涵:“家”既是物质的,又是想象的,“家”、权力和身份相互联系,且“家”具有多尺度性。
“家”在城市中的营造超越家庭内部与广泛的地方语境紧密联系。移民家庭层面的感官、物质和文化体验是特定城市语境中“家的感觉”(sense of home)的重要部分,Sheringham等[28]强调移民的“家”嵌入特定地方语境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住宅或建筑形式展示了移民对外部环境的创造性地参与、协商和抵抗,以及对家庭生活的平行解读[29];而移民在家庭环境中相遇的食物、纪念物和景观等能够触发移民多感官的“家”的记忆与认同[30]。“家”空间中的物质实践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协商中作为身份和经验的表达,例如南亚女性移民“家”空间内部中反复出现的“英式景观”折射出后殖民时期移民“家”的想象和实践对身份的复杂定位[31]。因此,“家”的营造不仅是将移民情感依恋寄居于地方的日常实践,而且还使流动的移民个体能够与外部世界互动[32]。
城市空间家庭化反映了“家”和城市边界的多孔性(porosity)和互构性。Blunt等[18]将家庭化视为移民参与创造城市空间的“栖居”,透过移民的情感、体验与记忆实践挑战了城市开发主体对城市空间的“物质化”和“非人化”叙事。事实上,“家”的亲密感和私人感越来越多地渗透到街道、社区、广场、咖啡馆等公共和半公共空间,即所谓的“以城市为家”[18,33]。城市空间对移民建构归属和家园具有重要作用,如居住在高层酒店公寓的孟加拉移民将国族、宗教联结的“家常关系”(homely relations)嵌入公共空间实践,促进了他们与城市连接的归属感[34]。同时,城市中替代形式的“家”(alternative home)的出现阐明了城市空间中日益增长的多样性,例如澳大利亚男同性恋者通过与同性恋“场景”相关的活动的展演,将社区和城市公共空间渲染为“如家般”(homelike)的酷儿、情感认同场所[35]。家庭体验与城市体验在日常生活中重叠,“家”成为移民之间及其与城市产生连接的重要场域。
家庭和城市领域重叠存在冲突与张力。家庭体验和城市体验在移民日常生活中的重叠有力阐明了流动性和移民对“家”的塑造,但也隐喻了城市结构性力量对移民的“毁家”(domecial)影响[36-37]。Sheringham等[28]和Blunt等[38]说明了宏观地方社会结构使不同种族、文化和移民历史的移民群体在城市环境中体验“在或不在家的感觉”(feel at home or not at home)时所反映的权力关系不平等。在跨国流动、种族隔离和社会边缘化为特征的背景下,英国政府推行的“卧房税”(bedroom taxes)威胁到移民的家庭资本和定居能力,使得被强制驱逐的移民感到强烈的“无家感”(unhomely)[36]。同时,种族、房屋产权、法律地位(移民/非移民)等的不同形成的主体权力差异则可能成为“毁家”的重要因素[39]。
目前,国内“家”的地理学对流动儿童[40]、流动家庭[41]、失地农民[42]、跨国婚姻移民[43]、跨国精英移民[44]、青少年[45]等主体的空间建构和情感实践进行了关注,但对于生活方式移民在地方社会语境中营造“家”的具体实践及其地方协商的互动机制仍需给予进一步的解读[11,19]。本文援引家—城市地理学的理论视角,尝试将生活方式移民与地方的复杂协商置于“家”这一充满日常生活和情感体验的单元进行剖析,探讨生活方式移民“家—城市”体验互动中的多尺度实践,阐释多元主体围绕“家—城市”重叠领域的管制与抵抗中潜藏的权力关系,借此探察移民与地方之间的动态关系。“家”的营造涉及移民在特定地方语境下的真实生境协商,对其进行分析能够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和流动性语境下“移民—地方”的互动协商机制提供鲜活例证,进而推进中国语境下“家”的地理学和移民地理研究的理论发展。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与研究对象
束河古镇隶属丽江市古城区束河街道,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和纳西族聚居之地,也是丽江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丽江古城因其偏远的地理位置、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纳西文化,被视为是“被遗忘的王国”,其稳定的历史积淀形成了本地居民“平和”和“安逸”的生活特质[15,46]。2003年,古城区政府藉由旅游发展引入丽江鼎业束河古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业公司),启动束河茶马古镇保护与发展项目,由鼎业公司负责束河古镇全面的保护与开发(主要集中在核心区和缓冲区)(图1)。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推动了束河古镇的快速发展,“慢生活”被政府、资本、媒体、移民和旅游组织等表征和想象为束河的精神本底,束河也因此成为逃离城市生活压力和实践个人主义的“理想家园”[32,46]。但需要指出的是,束河的地方意义并非纯粹是一种社会建构,而是镶嵌在多元主体与地方的持续互动过程中。其中,生活方式移民就是束河的地方意义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主体。
图1
图1
束河古镇区位及其保护规划范围
注:图a根据云南省丽江市自然资源局提供的规划资料改绘,图b和c基于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分别为云S(2017)045号、云S(2019)057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均无修改。
Fig.1
Location of Shuhe Ancient Town and its protection planning scope
2019年,束河古镇外来常住人口8500人左右,外来经营户1829户,生活方式移民占据外来移民的较大比例并持续增加。随着本地居民逐渐退出古镇,移民主导了束河古镇的文化景观和社会空间变迁,束河古镇因此成为旅游与休闲的“移民飞地”。束河的生活方式移民群体具有较大的异质性,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为了摆脱城市中现代性生活对个体严格的时空规训而定居束河,寻求“慢节奏”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但“慢生活”并不意味着不工作,而是回归自我的真实与自由,维持一种工作与休闲平衡的灵活的生活方式[46]。民宿、手作店、茶室和咖啡馆等时间自由的旅游业态既是生活方式移民实践和体验理想生活方式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持他们生活方式的重要经济来源。
2.2 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文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辅以家庭漫游(home tours)与步行访谈(walk-along interviews)的流动研究方法[18,38]。受访者在研究环境中的移动能够激发他们的感官体验与知觉记忆,为研究提供更为丰富、鲜活的材料。2019年11月3—26日,以及2021年12月14日—2022年1月5日,笔者进行了为期44 d的田野调查。期间,笔者住在生活方式移民经营的客栈或去受访者的茶室、咖啡馆消费,参与他们组织的娱乐活动,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实践;并由他们带领参观他们的家庭空间,对空间内部的物质陈设、空间格局等进行拍摄记录,并询问这些细节对于建构他们“家”的归属与情感方面的重要意义,而移民也会主动讲述他们的家庭故事。
在普通的深度访谈基础上,我们邀请观察者在束河古镇内进行步行访谈,鼓励受访者阐述他们定居束河的生活体验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冲突和矛盾,让受访者通过在移动过程中将处于碎片状态的个人经历和实践活动与古镇空间环境建立联系,使其“家”的叙事具有嵌入地方语境的连贯意义。此外,为了解遗产保护、旅游经营、流动人口管理、政府政策和开发活动等内容,笔者还对当地的政府管理者、鼎业公司和本地居民进行访谈。共采访了19名生活方式移民(12名男性和7名女性),2名政府管理者和2名鼎业公司的负责人,2名当地人(表1)。访谈采用普通话进行,时间从45~90 min不等,在征得受访人同意后录音。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Tab.1
编号 | 代码 | 性别 | 年龄/岁 (访谈时) | 到达束河古镇年份 | 身份 | 籍贯 |
---|---|---|---|---|---|---|
01 | SU | 男 | 46 | 2017 | 客栈老板 | 内蒙古赤峰 |
02 | XP | 男 | 35 | 2012 | 青旅老板 | 北京 |
03 | LS | 女 | 29 | 2015 | 咖啡馆老板 | 广东惠州 |
04 | YG | 女 | 28 | 2017 | 咖啡馆老板 | 广东湛江 |
05 | LA | 男 | 25 | 2015 | 客栈老板 | 云南大理 |
06 | LY | 女 | 32 | 2013 | 客栈管家 | 陕西榆林 |
07 | XH | 男 | 38 | 2018 | 客栈老板 | 陕西渭南 |
08 | SM | 女 | 35 | 2017 | 客栈管家 | 黑龙江牡丹江市 |
09 | LG | 男 | 41 | 2009 | 客栈老板 | 黑龙江哈尔滨 |
10 | YZ | 女 | 35 | 2014 | 受访者09配偶 | 黑龙江哈尔滨 |
11 | JJ | 男 | 27 | 2011 | 酒吧老板 | 辽宁丹东 |
12 | XX | 女 | 31 | 2009 | 客栈老板 | 湖南长沙 |
13 | LI | 男 | 28 | 2014 | 受访者12配偶 | 湖北十堰 |
14 | LL | 男 | 35 | 2010 | 客栈老板 | 四川达州 |
15 | XZ | 女 | 28 | 2017 | 客栈管家 | 四川成都 |
16 | YAG | 女 | 38 | 2018 | 自由职业 | 中国台湾 |
17 | MT | 男 | 32 | 2013 | 客栈老板 | 黑龙江哈尔滨 |
18 | ZJ | 女 | 21 | 2018 | 青旅义工 | 山东青岛 |
19 | XQ | 男 | 18 | 2018 | 青旅义工 | 上海 |
20 | NDY | 男 | 78 | — | 本地居民 | 云南丽江 |
21 | WDY | 男 | 66 | — | 本地居民 | 云南丽江 |
22 | ZXY | 男 | 46 | — | 鼎业公司旅游信息中心主任 | 云南丽江 |
23 | LYJ | 男 | 54 | — | 鼎业公司旅游开发部经理 | 云南丽江 |
24 | HSJ | 男 | 51 | — | 束河街道龙泉社区居委会 主任 | 云南丽江 |
25 | LJ | 男 | 43 | — | 龙泉社区中和村书记 | 云南丽江 |
2次田野调查的流程一致,并且对重要对象进行了回访。观察和访谈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4个方面:经济活动、日常饮食、娱乐休闲和社会交往,研究数据以田野笔记、照片和录像的方式进行记录。本文采用观察、访谈和文件三角交叉验证质性资料的效度。由于营造“家”的实践是受访者正在进行的生活旅程,本文采用了更灵活的资料分析方式,通过受访者真实、生动的个人生活经历,对事实进行“深描”,用细节呈现现实本质和文化回声,从而建构生活方式移民的家—城市地理学的叙事。
3 束河古镇生活方式移民“家”的营造与协商
3.1 在束河的“家”:生活方式移民“家”的物质实践
生活方式移民“家”的空间形式和业态选择铭刻着强烈的个人主义,是个人精神和个体价值发展嵌入地方文化的创造性实践。例如,XP是国内知名的作家和背包客,他尝试在束河建造一个“乌托邦”。他的青旅以公共空间为核心关联生活空间,室内公共空间如咖啡馆、茶室、院落和前台是“家”空间的活力中心;从青旅的观景平台向外看,束河的田园风光、纳西民居风貌等外部景观环境渗透到家空间内部(图2)。XP说,“增加一些客房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但那不是我的目的。我想要的是创造一个远方的‘家’,为我、也为来到这里的人提供一个休息和停泊的地方(受访时间,2019年11月)”。“家”的空间实体与空间秩序相互作用,“家”的自由与熟悉的体验通过其中的旅游者与空间主人之间轻松、休闲的身体互动得以感知[22]。不同移民对于其承载其生活方式的“家”空间的创造性实践,是生活方式移民对“自由”“纯粹”的个人价值的表达,体现了生活方式移民对于大城市生活中理性和效率主导的生活伦理的反思。
图2
图2
生活方式移民以合院公共空间为中心的“家”空间秩序
注:根据背包十年青年旅舍调研资料绘制。
Fig.2
Space order of "home" centered on the public space in the courtyard
同时,流动自由和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丰富了移民家空间内部的物质文化,营建出他们所追求、认为适合自身和束河的浪漫化地方意义。大城市的高强度工作压力以及深深的无根感让LS选择离开,最终定居束河开了一家咖啡馆。束河慢节奏的生活让她能够“有时间做有意义的事”,她倾力打造自己的“小天地”,各地的旅游照片墙在大厅的醒目位置,纳西铜器和蜡染、旅游“背回来”的纪念品被她精心安置在家空间各处,后院种满了玫瑰,中间立着大大的秋千。她说,“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放进来,这里就慢慢变成家。我可以在秋千上躺一天,看书或者晒太阳(受访时间,2019年11月)”。在参观她“家”时,LS告诉笔者家里最珍贵的“家当”是她的第一台咖啡机,即便咖啡机更迭速度很快,它仍然不可被取代。她说,“刚来这里开店的时候,钱和精神压力是最大的困难。妈妈主动借了我五万块,刚刚够买一台咖啡机,我当时就哭了。有时候看着它,我觉得遇到再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受访时间,2019年11月)”。物品中凝结的关于“此地”和“彼地”的情感与记忆,缓解了移民多地方归属的生活经历所导致的情感张力。家庭内部景观和装饰隐喻的文化符号营造了移民“在家”的身体体验,但也消解了文化和地域的界限,使家空间成为混杂着个人流动经历和地方文化根植的时空景观。
此外,“家”的物质实践建构了生活方式移民的身份认同。生活方式移民的家空间既是个人价值与情感的表达方式,也是商业经营的空间场所。在面对游客时,个人价值、生命意义与地方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移民实践的日常生活符号融入生活与商业空间,个人化的物质实践往往使游客感知到束河慢节奏和浪漫化的地方意义。家庭空间和内部景观在展示给游客的过程中强化了生活方式移民个人身份认同的外显,也突出了他们与只追逐利益的经济移民之间的区别。2008年,XH曾经来过束河旅行,束河的自然环境和纯粹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年后,他辞职到束河开了一家客栈,他说,“游客最直接体验束河文化的地方就是这里(客栈),慢生活和纳西文化就是我认为的束河特色,这也是我想向游客所传达的。古镇现在出现了赚快钱的客栈主,他们做的那些钢结构、大玻璃是不符合本地文化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浪潮之后不过是一地鸡毛……(受访时间,2021年12月)”。生活方式移民将地方文化内化为“家”空间的重要组成要素,以此形成了体现个人价值和作为束河“东道主”的多重身份认同,持续生产着束河的地方意义。
3.2 以束河为“家”:生活方式移民“家”的社会互动
生活方式移民“家”的营造伴随着在地化的社会互动过程,移民对公共空间的家庭化是移民在迁入地安家以及参与城市空间生产的重要方式[33]。生活方式移民以束河为“家”的实践将家庭生活体验拓展至城市公共空间,模糊了私人—公共的认同感,体现了“家”与城市边界的多孔性和互构性。
熟悉的亲缘、地缘关系互动既是移民旅游经营的资源支持,也是其在空间置换和流动中“栖居”束河的重要手段。生活方式移民也存在路径依赖,即先行的移民带动后行移民。随着“家里人”“老家人”“老乡”群体的扩大,这些移民由于共同的出生地、语言和饮食习惯形成强大的移民网络关系。移民网络是“乡土社会”关系的异地重构,为初来的移民提供资金支持、市场信息和经营知识等多方面的“资源”。在跨地方的迁居过程中,移民“家”的感觉融入对束河生活环境的适应,LG说:“束河到处都是亲戚朋友,这里的人和口音让我感觉熟悉。束河的自然环境、空气质量和气候都要比老家好,在束河久了,他乡就变成故乡了。现在回家反而不习惯,去年冬天回哈尔滨给我冻的呀。我已经适应不了老家的天气了!(受访时间,2019年11月)”。同时,移民的日常家庭生活从家庭空间内部拓展到束河古镇的街巷和广场中,经常可以看到生活方式移民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晒太阳、喝茶和闲聊。“家里人”和“老乡”的日常相聚将束河公共空间变成温情和记忆的家庭空间,“轻松”的生活氛围让生活方式移民体验“在家”的感觉。对移民的小孩来说,他们在古镇街巷里穿梭打闹,父母及其亲友所在的街道或区域即是他们托管和游戏的家庭空间(图3)。因此,生活方式移民通过紧密的社区和情感联系建构了束河与“家”相连的熟悉感,使自身更好地“扎根”束河。
图3
图3
生活方式移民“家—城市”互动协商下的“移民—地方”关系
Fig.3
Migrant-place relationship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home and city
“圈子”互动促进了跨文化主体的联结和公共空间的再生产。束河聚集了来自各地的不同的职业、教育背景和个人喜好的移民群体,他们通过灵活地调整工作与休闲的时间,实践其理想的生活方式。不同于城市生活中社会交往的“功利性”和“目的性”,束河的生活方式移民更强调人际交往中的“真实性”和“情感性”,“三观合”“投缘”和“兴趣相同”的移民常常形成基于“趣缘”关系的“交往圈子”[8]。YG说:“在这里你不需要伪装,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因为你总能找到你的同类。跟气场合的朋友在一起真的很舒服,虽然你们可能认识不久,但相处之下已经像家人一样亲密了(受访时间,2019年11月)”。生活方式移民在束河的“圈子”互动,促进“个人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替代形式的家”的形成,吸引更多的生活方式移民的聚集。移民在束河古镇的“家庭化”实践,激发出手作店、移动咖啡馆、公路越野俱乐部、创意市集等特色鲜明的旅游业态,形成了束河古镇“多样性”的空间景观。生活方式移民的家庭体验与城市体验交织渗透,构筑了束河古镇开放与包容、浪漫与纯粹的地方意义。
同时,生活方式移民以束河为“家”的日常实践形成了新的社区联系。“家”是稳固身份认同的意义空间,但与“家”相关联的情感具有明显的主体性和排他性[47],边界之内是“我”的“家”,“我家”不允许被“外人”随意地侵犯与污蔑[26]。在争议面前,束河乃至丽江古城就是生活方式移民需要捍卫的“家”,不允许被随意丑化。当提及“2017年本地居民殴打女游客”事件以及其他关于束河的负面新闻时,他们以一种“内部”视角矫正“外人”对束河的负面认知,维护“家”的外部形象。在此过程中,生活方式移民基于内部的经验、知识与归属在束河形成一种新的社区感。但是“老乡”群体依来源地域划分,生活方式移民的“圈子”亦在移民的停驻与流动中不断变化,这使得生活方式移民的社区联系具有异质、松散和流动的特征。因此,以束河为“家”的体验并非固定的“存在”,而是生活方式移民嵌入地方社会互动中被持续建构的“过程”。生活方式移民“家”的想象与情感突破了私人边界而进入城市整体层面,从家庭或特定族群的内部认同延伸至跨文化群体的社区和地方认同。
3.3 家与束河重叠:生活方式移民“家”的地方协商
在束河的“家”和以束河为“家”反映了“家”和城市成为移民日常生活中相互构成和相互重叠的领域,但同时也暗示了移民的“家”不可避免地嵌套在城市权力关系网络中。正如Benson等[13]所说,生活方式移民可以被认为是生活渴望和经济要素持续协商的过程,旅游快速发展进程中,生活方式移民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想要逃离的都市现代性的影响。政府及企业主导的文化遗产旅游发展,架构了生活方式移民营造“家”的城市结构背景。在此语境中,政府和企业建立了对生活方式移民的空间和社会管制机制,主要体现在移民“家”的物质性和象征性(经济和情感)2个维度。但生活方式移民也并非被动的“受体”,而是通过其日常生活实践积极与城市结构语境协商“理想家园”的体验与意义。
首先,城市政府和本地居民对房屋空间的资产化将生活方式移民的“家”置于不稳定性中。在政府和企业制定的遗产保护与开发框架下,土地和房屋产权牢牢掌控在政府、企业和本地居民手中,生活方式移民从事旅游经营只能通过租赁的方式。城市政府的发展目标是经济增长主导的,其遗产保护和房屋管理审批制度为的是保护房屋的市场价值,而非本地社区的文化和情感功能[48]。一方面,束河古镇管理所加强了卫生环境、房屋风貌协调和消防安全等方面的管制措施,违反制度的生活方式移民被“关店整顿”处罚。另一方面,当市场赋予了房屋更高的价值,生活方式移民的“家”往往遭遇来自房东“毁约”“涨租”或是“市场竞争”的压力,面临着“毁家”的风险性。面对冲突或争端,生活方式移民缺乏与本地居民或政府协商的社会资本,更多采用“避免冲突”和“尽力忍让”的策略。正如XP提到的,“跟他们起冲突并不明智,这里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只是‘外人’。服从政府管理,本本分分做生意才是真的(受访时间,2019年11月)”。在城市政府与本地居民以增长主导的经济环境下,“家”空间日益被资产化,促使束河的物质空间越来越被经济导向的移民所占据。大量同质化的旅游业态涌现,生活方式移民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经营活动,背离个人价值与生活追求的“初心”。对此,XH说,“我对这里(客栈)有感情,但是谁管你呢?还是市场说了算的,谁出的价高,谁就可以接手。情怀竞争不过资本(受访时间,2021年1月)”!“熟悉”的文化景观和社区邻里被流动的资本所侵蚀,移民“家”的营造和身份认同在旅游市场竞争环境中开始变得不稳定。
其次,“家”的认同与情感赋予了生活方式移民与城市增长联盟协商的权力。城市政府与企业资本联合的增长联盟逐步加强对束河古镇的管控,并不断从束河的旅游市场中攫取经济利益[48]。2020年1月开始,鼎业公司在束河古镇11个主要入口设置闸口收取门票,旨在增加改善束河古镇的旅游设施和营商环境的资金来源。移民认为束河古镇作为文化遗产并不属于某个企业集团,鼎业公司收门票的行为侵犯了他们在束河的日常生活空间和经济利益,正如LG提到的,“原本鼎业只在南门针对团队游客收门票,那是他们开发的区域,这我们管不着。其他区域是我们生活和经营的地方,他们和我们一样是民营企业,有什么资格对束河收门票?他们的手伸太长,越界了(受访时间,2021年1月)”。生活方式移民在“老乡群”“圈子”中组织讨论,并通过静坐抗议、政府平台留言、媒体曝光等方式对“收门票”予以激烈抵抗。最终,由古城区政府出面协调对鼎业公司进行资金补偿,停止查验古镇门票。相同的排斥过程和利益集合创造了一种共同的生活体验,强化了生活方式移民以束河为“家”的情感与认同,从而促进了移民群体积极维护“我们的家”的象征性边界完整的跨文化动员。这一过程体现了“家”对主体的赋权作用。
因而,束河生活方式移民“家”的营造始终处于与城市动态关联的、相互作用的权力关系中。本地居民、地方政府和鼎业公司在产权、社会资本、管理权力、经济资本等方面具有远胜于生活方式移民的优势。虽然生活方式移民在日常生活中采用“避免冲突”“尽力忍让”甚至“激烈抵抗”策略,他们仍然不可避免的受到城市管理和旅游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同时,不同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资本形成了生活方式移民差异化的权力与感知。部分移民具备强大的亲缘网络和经济资本,他们具有更强的应对市场环境变化和与地方权力协商的能力。而对那些社会资本和归属感相对较低,或者经济资本不充裕的生活方式移民来说,遭遇“涨租”或是经营不善会使他们无法负担维护、租金等开销,使得他们的住所变成“临时的家”。正如YG所感受的“迷茫”,“疫情开始之后,旅游市场情况不好,很多朋友都走了。新的店开了又关,以前束河很有情怀的老店都在关门停业,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受访时间,2021年12月)”。当在束河的“家”和以束河为“家”的物质和情感意义变得疏离,生活方式移民产生深深的“无家感”或者所谓的情感失所(affective displacement)[49]。他们可能选择离开束河回到迁出地或继续迁移到下一个“理想家园”。总之,生活方式移民“家”的体验与城市增长导向的政治经济环境、不稳定的旅游市场动态关联,移民与地方的协商过程反映出生活方式移民“家”的营造背后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在流动性、现代性和城镇化的背景下,城市转型和特定城市空间中日益增长的多样性可以被认为是移民与地方之间的复杂互动所导致的。正如Ahmed等[25]所说,移民“家”的营造是一个无休止的“连根拔起”和“重新扎根”的过程。城乡流动迁移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理想的家庭模式,流动性语境下移民“家”与地方的动态协商成为理解当下城乡社会空间复杂性和多样性的重要棱镜。“家”是个体生活方式与地方意义产生的互动领域,也是社会融合与排斥的关键场所。本文以丽江世界文化遗产地束河古镇为案例,援引家—城市地理学的相关理论,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探究了生活方式移民的“家”与地方连接、协商与断开的过程,具体的研究结论如下:
(1) 生活方式移民通过“家”的物质性与想象性串联跨地方的情感和记忆。“家”的想象性和象征性赋予了“家”的跨界重构能力[47],“家”空间的物质形式、物质文化和身体体验相互作用形塑了生活方式移民“家”的熟悉感。同时,物质实践将地方文化内化“家”空间的日常生活,建构了生活方式移民与城市环境协商的身份认同。“家”的物质实践体现了超出家庭内部的“家”的多尺度,地方意义与个人表达的互动是家庭物质实践的内在动力。生活方式移民的“家—城市”地理揭示了“家”和地方语境的广泛连接,个体的家庭生活与现代性和城乡流动的社会背景紧密联系。
(2) 以束河为“家”的实践是生活方式移民在地化的社会互动过程。熟悉的社会关系在地化的生产既是生活方式移民营造“家”的积极实践的结果,同时又是其在束河“栖居”的手段。生活方式移民通过亲缘、血缘关系和“圈子”互动促进了公共空间的“家庭化”,持续地建构从内部到外部的“家”的群体认同与情感边界。生活方式移民以束河为“家”的社会互动和意义生产,模糊了私密与公共、家与城市的边界,拓展了流动性背景下“家”的丰富意涵,对于理解移民如何在迁入地实现地方融入具有重要意义。
(3) 多元主体围绕“家”的经济利益、物质空间和情感边界的管制与抵抗,展演了“家”与城市领域之间的动态权力关系。生活方式移民“家”的流动性和开放性,隐喻了城市外部环境对其可能造成的“毁家”风险。地方政府、本地居民和企业资本等地方权力主体通过行政管理、产权制度和市场竞争等方式进行的管制,对生活方式移民“家”所维系的边界与认同造成冲击。多元主体间不同的情感想象和发展诉求在“家”和城市的重叠领域中的冲突与矛盾,是使移民经历“归属”与“疏离”交织的重要原因。在流动性和移民成为中国城乡社会的生活常态时,剖析移民“家”的营造与地方之间的激烈冲突及其策略施展成为透视城乡社会空间现象的重要路径。
4.2 讨论
家—城市地理学能够为中国语境下的“移民—地方”互动及其可能存在的不平等关系提供新的视角。生活方式移民慢节奏、自由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嵌入“家”的实践与协商过程,解构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安土重迁”和“家”的地方根植性[50],赋予了“家”的流动性内涵。亲缘、血缘关系的再生产以及跨文化群体的社会互动,指向了“家”的情感、意义与认同变化及其对空间的创造性生产。在以往的研究中,巴马、三亚等地的生活方式移民说明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更好的生活质量对移民的推拉影响,而藏漂这一群体则更加强调理想化的地方性与个人主义生活方式的互动[2,51⇓-53]。本文发现束河生活方式移民的“家”处于个人生活方式追求与外部环境影响的张力之中,对其进行分析避免了对生活方式移民过度“自我中心”和“理想化”的认识,丰富了国内生活方式移民群体的研究。同时,在中国城镇化与现代性的宏观叙事下,对生活方式移民的家—城市地理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移民主体能动性与宏观社会结构互动在多尺度层面展开的过程机制,亦有助于进一步探讨从发达地区流向欠发达地区的生活方式移民群体在乡村振兴、区域经济平衡和社会公平发展中的效应影响。
如何实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是当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城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54],这要求研究目光要更多投向特定移民群体日常实践中的情感、意义和认同的深入研究,引导移民治理和人才引进等宏观政策在微观层面的“软着陆”。首先,移民的家庭体验与城市体验的关联与重叠要求城市的更新与开发策略要面向多元和包容的空间营造,保障多元主体的文化、情感和经济权利,避免空间的过度资源化和资本化。其次,城市社会治理要强化移民群体的社会自组织能力,优化形成移民群体地方认同和情感归属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保障其情感诉求、经济利益和生活空间,提供其对于社会治理政策的公众参与渠道。最后,将移民转为城市空间创造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动力需要探索实现移民群体地方融合和保障其社会公平的可能路径。
本文将家—城市地理学作为切入视角透视城乡社会空间的动态形成过程,从日常生活层面为把握基于特定地方移民的人地互动模式提供了一定理解。在流动性加强和社会分工细化的背景下,本文对于移民类型、迁移动机和文化背景等个体差异的讨论仍然存在不足,希冀后续有更多相关研究从家—城市地理学的角度关注其他移民类型,在“移民—地方”互动协商的研究中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为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城乡高质量发展贡献智力。
参考文献
现代性语境下地方性与身份认同的建构: 以拉萨“藏漂”群体为例
[J].
DOI:10.11821/dlxb201508008
[本文引用: 2]
现代性体验是后改革时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一个重要维度。现代性以工具理性与社会进步作为终极价值取向,强调以理性的方式规划和管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期实现持续的增长、稳定的发展以及财富积累。然而,现代化过程在赋予人类更大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束缚与压抑。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逃离现代性的束缚,在那些似乎存在于现代性过程之外的、“落后”的地方重新寻找原真性的生存体验。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本文以长期留居在西藏拉萨的汉族“藏漂”群体为对象,探讨在中国后改革时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会成员如何实现对现代性的“逃离”。“藏漂”群体的身份认同,其本质是对西藏的地方性的建构。这一过程包含两个维度,即对西藏的地方性的想象与表征,以及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对想象的地方性的践行与体验。一方面,“藏漂”通过一系列的表征与话语,将西藏想象为一个与内地在社会文化秩序上截然不同的地方。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与空间实践,体现了“藏漂”群体对想象的地方性的践行与展演,对文化身份同样起到重要的正反馈作用。研究认为:“藏漂”对现代性的体验,反映了现代社会内在的矛盾,而“藏漂”对地方性的建构与体验,对理解“他者”与“我者”之间复杂的社会与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ness and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emerging modernity: A case study of Han Chinese "drifters" in Lhasa
Liquid times: Living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M].
New theoretical dialogues on migration in China: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J].DOI:10.1080/1369183X.2020.1739372 URL [本文引用: 1]
Migration and the search for a better way of life: A critical exploration of lifestyle migration
[J].
DOI:10.1111/j.1467-954X.2009.01864.x
URL
[本文引用: 2]
For the past few years, the term ‘lifestyle migration’ has been used to refer to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who take the decision to migrate based on their belief that there is a more fulfilling way of life available to them elsewhere. Lifestyle migration is thus a growing, disparate phenomenon, with important but little understood implications for both societies and individuals. This article outlines and explores in detail a series of mobilities that have in common relative affluence and this search for a better lifestyle. We attempt to define the limits of the term lifestyle migr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festyle sought, and the place of this form of migr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this manner, we map the various migrations that can be considered under this broad rubric, recognis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ir migration trajectories. Further to this, drawing on the sociological literature on lifestyle, we provide an initial theoretical conceptualisation of this phenomenon, attempting to explain its recent escalation in various guises, and investigating the historical, sociological, and individualised conditions that inspire this migration. This article is thus the first step in defining a broader programme for the study of lifestyle migration. We contend that the study of this migration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the current era given the impact such moves have on places and people at both ends of the migratory chain.
Stories of lifestyle mobility: Representing self and place in the search for the 'good life'
[J].
生活方式型移民研究综述
[J].
DOI:10.18306/dlkxjz.2015.09.003
[本文引用: 1]
在经济比较发达以及后现代社会带来个人主体性增强的背景下,以寻找更好的生活方式的迁移——“生活方式型移民”成为一种重要的人口流动类型,并受到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在中国,生活方式型移民开始萌芽,然而研究较少,目前主要集中在对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研究;西方的研究则涉及退休移民、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等多种类型,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对于生活方式型移民概念界定及其类型划分较为杂乱。为此,本文从现有文献出发,试图对这类移民的研究内容进行介绍、探讨、厘清和评析,首先确定“生活方式型移民”的概念框架,根据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结合状态将生活方式型移民划分为三种类型,并从社会交往、生活状态、旅游行为和自我认知等方面综述其迁移后的行为表现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希望借此促进中国学者对生活方式型移民的关注。
Review of lifestyle migration
DOI:10.18306/dlkxjz.2015.09.003
[本文引用: 1]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hanced individual self-awarenes in post modern society, searching for a better way of life—lifestyle-related mig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m of mobility and has been highly concerned by international scholars. In China, lifestyle mobility is emerging; yet, it has not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he Chinese researchers except that a few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on lifestyle entrepreneurs. Although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on lifestyle migration cover a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such as tourism retirement migration and lifestyle tourism entrepreneurial migrants, there has not been an agreement on the definition and typology of lifestyle migrants. Based on a review of existing studie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clarifies, and analyzes the studies on lifestyle migration. It first identifie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lifestyle migration." A typology of lifestyle migration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ces o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arrangements of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is proposed. Behaviors of each type of migrants and their impacts on the destination are summarized. This articles aims to raise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scholars to pay attention to this emerging field of study.
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社会交往研究
[J].
Social interactions of lifestyle tourism entrepreneurial migrants
地理学视角下的出国旅居研究综述
[J].
DOI:10.11820/dlkxjz.2013.07.017
[本文引用: 1]
近年来,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不断深入, 出国旅居现象正逐步升温。本文通过梳理国外关于出国旅居问题的研究文献, 总结出其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海外留学、跨文化冲突与融合, 及旅居者启程前与归国后的适应。相关文献显示, 虽然以往的出国旅居研究没有地理学背景的学者介入, 但其中却存在或隐含了一条明确的地理学“人—地—时空”研究脉络, 旅居者随着空间改变对新地区文化的适应甚至认同, 就是旅居者产生“地方感”的过程。由此提出, 应将出国旅居明确纳入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畴, 从地理学视角来关注这一现象。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sojourn: A review from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DOI:10.11820/dlkxjz.2013.07.017
[本文引用: 1]
In recent years, 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journ has become a universal phenomenon. Based on literature study, we found the main topics in the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sojourn as follows: sojourn experienc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international sojourn, reentry experience, pre-departure experience. The literature showed that most of research works were published by sociologists without geographical background, yet following geographical research themes explicitly and implicitly, namely, human-environment-time and space. International sojourners would experience culture shock when they move to a new place with different culture. Gradually, sojourners adapt to and even identify with the culture of the new place. From the view of cultural geography, Sojourners' sense of new place takes shape in the process of adaptation. In this paper, we suggested international sojourn should be brought into the research field of cultural geography and pointed out ideas and topics of the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sojourn from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Future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sojourners' influences on the sojourn places and their hometowns, especially on the identities of different places.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ojourn can not only provid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guidance to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recruitment of employees f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cross-cultural edu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ut also benefit the research of cultural geography.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研究: 议题与展望
[J].
DOI:10.13249/j.cnki.sgs.2019.01.001
[本文引用: 1]
研究通过4个议题(户籍与人口流动,循环流动、定居意愿及家庭策略,社会网络和移民社区,迁移、流动性和移民的日常生活),回顾了近年来乡城人口迁移的研究。指出:户籍政策对移民在城市中的生计带来的影响将减弱,移民的住房及在城市的居住模式和居住空间、社会交往、生活方式、移民身份建构及生活空间的重构等将会成为新的关注点。新文化地理学中关于移民“微观化”“生活化”的研究应受到更多的重视。换言之,如何理解移民在个体层面的诉求和移民的日常生活,将会是未来流动性研究的重点。如何立足于国内移民地理研究的基础与发展机遇,批判性地与西方移民研究搭建对话空间和平台,结合当前中国崛起过程中所呈现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化与城镇化契机,为世界移民研究积累和贡献“中国知识”,将成为未来这一领域学者研究的方向。
A review of Chinese internal migration researc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Topics and prospects
DOI:10.13249/j.cnki.sgs.2019.01.001
[本文引用: 1]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rural-urban migration becomes one of the vital topics for academia and authorities. Meanwhile, migration, as an important spatial phenomenon,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challenge to Chinese cities and society. This means the studies on floating population will be the key part of understanding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a long tim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how migrants make decision, what motivates them to move, and why they stay and attempt to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cently migration research in China in 4 aspects: 1) Hukou and migration; 2) Circulation, settlement intention and family migration strategies; 3) Social network and migrant communities; 4) Migration, mobility and the everyday practice of migrant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ed: First, the influence of Hukou system becomes decreased while the accommodation, residential modes, residential space, social interactions, everyday life and practic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migrants will draw more attention in future. Second, we should put more emphasas on microcosmic and the everyday life of migr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cultural geography. In other word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migrants from individual-level research through the lens of mobility. Last but not least, Chinese migration scholars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to dig the basic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migration phenomenon, and critically engage with the migration research in western academia. It is important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draw the pictur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igrant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to contribute the “Chinese knowledge” to world migration research.
“文化转向”视角下移民地理学研究进展与趋势
[J].
DOI:10.18306/dlkxjz.2020.12.013
[本文引用: 3]
论文梳理了地理学视角下的移民研究以及在全球化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探讨在“文化转向”范式下移民地理学的研究进展和趋势。指出:① 地理学对移民的研究包括宏观上的迁移模式和动力机制的研究,中观尺度上移民的社会文化互动与地方协商问题,以及微观尺度上移民的日常生活、认同与情感;其中,“移民—地方”的核心人地关系,特别是移民的空间实践与地方协商成为了移民地理学关注的重点。② 受“文化转向”的影响,移民地理学研究正从宏观尺度的规律总结和普适性理论转移到研究移民日常生活、情感和认同背后的权力和社会关系,以揭示移民多样化的诉求。③ 移民地理学对中国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乡二元制度框架下对乡—城流动人口的关注,需要拓展全球化背景下多样化的移民群体的考察。研究试图拓展中国移民地理学的研究议题,思考基于发展中国家话语下的移民研究新知。
Research progress and trends of geographies of mi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urn"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moving home
[J].
From lifestyle migration to lifestyle in migration: Categories, concepts and ways of thinking
[J].DOI:10.1093/migration/mnv015 URL [本文引用: 3]
“做家”: 一个技术移民群体的家庭策略与跨国实践
[J].
"Family- making": Family strategy and transnational practice of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跨学科聚焦的新领域: 流动的时间、空间与社会
[J].
DOI:10.11821/dlyj201610001
[本文引用: 2]
在全球化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当下,流动获得了内涵和外延的立体化与多面性,各种类型的流动正表征并重塑地方、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如何认识流动、分析流动对理解当前世界多重空间尺度的各类社会文化现象、理解空间及附加其上的意义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流动性是流动实践空前增强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发生在全球与区域的尺度上,也发生在城市内部日常生活与通勤的尺度上。另一方面,流动性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中基本概念的阐释具有革命性的作用,例如地方,认同这些话题都需要从流动性的视角进行重新思考。以时间和空间作为刻画流动性的基础尺标,在新流动性范式下,从地方、城市、移民、旅游、身份认同、政策与管制等方面探讨流动性多层次的社会文化意义,期于在流动性这一场域进行跨学科的对话,并促使国内学界对流动现象的关注上升为对流动性理论本身的解读。
Mobility in geographical research: Time, space, and society
DOI:10.11821/dlyj201610001
[本文引用: 2]
With the profound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society,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mobility have become three-dimensional and multi-faceted today. Various types of mobilities are representing and reshaping our social structure and values. How to analyze and understand mobility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on our cognition of social culture, local structure and contextual significance, as well as all kinds of socio-cultural phenomena which are currently measured by multiple spatial scales. On the one hand, mobility is an unprecedented enhancement of movement. This process not only occurs in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scales, but also in the scale of daily life and commuting within the urban areas. On the other hand, mobility overturn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ion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a revolutionary way. For example we need to rethink these crucial issues like space and identity with a perspective of mobility. Under the new paradigm—taking time and space as a basic judgement of mobility, the multi-layered and three-dimensional sociocultural meaning of mobility is thus to be discussed in terms of regions, cities, immigration, tourism, identity, policy, regulation and so on. This practice offers a field for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which carries the expectation of providing references and prospects for lifting the discussion on movement to mobility.
Home‐city geographies: Urban dwelling and mobility
[J].
DOI:10.1177/0309132518786590
URL
[本文引用: 6]
Developing an agenda to conceptualis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domestic and the urban, this paper focuses on urban domesticities (homemaking in the city), domestic urbanism (the city as home) and the home-city geographies that connect them. Home-city geographies examine the interplay between lived experiences of urban homes and the contested domestication of urban space. Reflecting the ways in which urban homes and the ability to feel at home in the city are shaped by different migrations and mobilities,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not only home and the city, but also urban dwelling and mobility, are intertwined rather than separate.
国外“家”的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启示
[J].
DOI:10.18306/dlkxjz.2015.07.003
[本文引用: 4]
"家"是西方地理学近年研究一个丰富且重要的新话题。国外对"家"的地理学研究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现已成为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首先厘清了"家"的概念和内涵,发现人文地理学者对"家"的理解经历了由积极意义到批判的过程,本文据此阐述了国外"家"的地理学研究进展,主要从身份与"家"的内在关系展开,并梳理了当前研究的两大热点话题——跨国移民和无家可归者。"家"是理解社会和空间的关键场所,而当前国内仍缺乏相应的研究成果,本文以期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Progress in geographic studies on "hom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DOI:10.18306/dlkxjz.2015.07.003
[本文引用: 4]
Geography of home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in the western academic world. Both the quantity and the citation rate of the publications on this topic are growing significantly, in cultural geography study in particular.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iverse literature on the geography of home and calls for domestic study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great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itions. First,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home was interpreted by tracing back in the literature. Home was treated as "heaven" in early research of the 1970s inspired by the humanistic trend at the time, while was criticized for its ignorance of the negative feeling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subordinate groups. At present, this concept is understood increasingly as political and embedded with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The review found that the geography of home is closely related to identity, including gender, sexuality, class, and ethnicity. These identities shape and are shaped by home. Finally the article reviews studies on two key phenomena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m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homelessness. These studies focus on the impacts of the wider economic and social contexts as well as related policies. More importantly, growing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home making practice and the meanings of home experience of the migrants and the homeless people. Despite of the abundant research on the geography of home, such study in China is relatively rare although the idea of home occupies a key position in traditional cultures of China. Especially during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theory of home may be helpful to explain and interpret new topics that have emerged in China such as the growth of forced migration, flow of labor force, and empty nester family. The existing body of literature on the geography of home provides insightful ideas for related studies in China. However, empirical studies should be conducted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which may enrich or challenge the theory of home.
Interrogating the geographies of the familiar: Domesticating nature and constructing the autonomy of the modern home
[J].DOI:10.1111/ijur.2004.28.issue-2 URL [本文引用: 2]
Domestication by cappuccino or a revenge on urban space? Control and empowerment in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spaces
[J].
DOI:10.1080/0042098032000106627
URL
[本文引用: 1]
This paper explores some of the more extreme tendencies in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space to consider whether current policy directions, in this case in central Scotland, are driven by a desire to empower or control users of such spaces. The title of the paper is taken from the theoretical lenses provided by Neil Smith and Sharon Zukin in their differential views on trends in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public spaces. The paper focuses on two local case studies to examine the possibility that a `revanchist' element is emerging in policies towards public spaces in Britain.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programmes designed to deal with urban and public space are a reaction to both real and perceived problems. However, there has been a privileging of a policy discourse which celebrates the displacement of social problems rather than their resolution. It is argued that such a discourse cannot ultimately provide sustainable policies for the regulation of public spaces and threatens the inclusion of some users of public spaces who may not be considered to be legitimate patrons. While this does more to foster fearful than inclusive public spaces, a thorny question remains over whether some degree of exclusion is a necessary price for policies which seek to secure public space and maintain a wider quality of life.
Home is where I lay down my hat? The complexities and functions of home for internal migra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J].DOI:10.1016/j.geoforum.2016.02.021 URL [本文引用: 1]
Introduction: Uprootings/regroundings: Questions of home and migration
[M]// Ahmed S, Castaneda C, Fortier A M, et al. Uprootings/egroundings:Questions of home and migration.
"Mapping" and "doing" critical geographies of home
[J].
DOI:10.1177/0309132511418708
URL
[本文引用: 1]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iverse literatures on negative experiences of home at the domestic scale and sets out an agenda to further ‘critical geographies of home’. Tying into broader debates in critical geography on the delineations between the ‘mapping’ of exclusionary landscapes versus the ‘doing’ of something to transform them,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line between these two modes should not always be dichotomously drawn. Now is the time that the burgeoning interest in, and catalogue of research on, home is capitalized upon by pushing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that simultaneously illuminates and catalyses the addressing of domestic injustice.
Tales from other people's houses': Home and dis/connection in an East London neighbourhood
[J].
Building differences: Material geographies of home(s) among Polish builders in London
[J].DOI:10.1111/tran.2008.33.issue-4 URL [本文引用: 2]
Creating home: Intersections of memory and identity
[J].
Materializing post-colonial geographies: Examining the textural landscapes of migration in the South Asian home
[J].DOI:10.1016/j.geoforum.2004.02.006 URL [本文引用: 2]
Tourism, modernity and the consumption of home in China
[J].DOI:10.1111/tran.2013.39.issue-1 URL [本文引用: 2]
On the hard work of domesticating a public space
[J].
DOI:10.1177/0042098012447001
URL
[本文引用: 2]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cept of domestication as a way of attending to urban public spaces and the ways in which they come to be inhabited. It argues against the tendency in urban scholarship to use the term pejoratively and interchangeably with words like pacification or taming to express concerns relating to the corrosion of public life. Rather, the aim here is to develop domestication as a concept attentive to the processes by which people go about making a home in the city. Given the tremendous investment, enthusiasm and amount of policy directed towards urban development and regeneration over the past decade, it is argued that it is vital that urban scholarship continues to develop tools and concepts for offering fine-grained attention to the spaces that get produced by these interventions and to the social dynamics within them. These arguments are developed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Prince of Wales Junction in London.
Towards a progressive home-making: The ambivalence of migrants' experience in a multicultural condominium
[J].DOI:10.1007/s10901-015-9489-7 URL [本文引用: 1]
Homeboys: Uses of home by gay Australian men
[J].
A Britain that everyone is proud to call home? The bedroom tax, political rhetoric and home unmaking in UK housing policy
[J].
For home unmaking
[J].DOI:10.2752/175174214X13891916944553 URL [本文引用: 1]
The "living of time": Entangled temporalities of home and the city
[J].DOI:10.1111/tran.v46.1 URL [本文引用: 2]
Spilling over from the street: Contextualising domestic space in an inner-city neighbourhood
[J].DOI:10.2752/175174214X13891916944599 URL [本文引用: 1]
城镇化背景下广州流动儿童对“家”空间的建构
[J].
DOI:10.11821/dlxb201812012
[本文引用: 1]
随迁流动儿童是当下中国流动人口重要且长期被学术界忽视的部分。城乡的空间跨越和生境差异对儿童关于“家”的理解产生深远影响。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以广州流动儿童作为研究对象,从“儿童视角”出发,通过绘图、写作、焦点小组讨论等适合儿童特点的方法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探讨城市流动儿童在家的建构过程中的参与和主观感知。主要结论为:① 随迁流动儿童经历着复杂的家庭分离和重组,这种动力机制在空间上体现出“家”空间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流动性已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家空间最重要的特性;② 随迁流动儿童的“家”是城市的“家”和乡村的“家”叠加起来的意象。城市流动儿童摇摆在“城”与“乡”之间,其生长的经历中混杂着城市与乡村两种人地关系和生活经历。“城—乡”二元的混杂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理解“家”空间的重要路径;③ 流动儿童拥有构建“家”空间的能动性和策略。在“家”的构建过程中,流动儿童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动性,通过分担家庭责任等方式成为迁移的积极参与者,即使经历着与家庭成员的频繁分离,他们依然有自己的策略去维系“家”的存在,实现整个家庭在城乡迁移过程中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研究结论丰富了国内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移民研究及儿童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并为认识和缓解当前流动儿童问题提供可借鉴的实践经验和政策建议。
Floating children in Guangzhou: The construction of "home"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DOI:10.11821/dlxb201812012
[本文引用: 1]
"Floating children" are an essential part of Chinese migrants but have long been ignored in research. In this paper, focusing on the floating children in Guangzhou, we attempt to examine the roles of the floating childre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ome by conducting interview, drawing, writing and etc. The findings are: (1) "Floating children" are experiencing complex family separ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uncertainty and instability of the space of home. Meanwhile, mobility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o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urbanization; (2) the perception of home for floating children who moved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is a mosaic constructed by the overlapped experiences of growth process of their variables. The rural-urban dualis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understand the space of ho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3) floating children have the ability and means to help create their homes. They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is process in a variety of ways such as sharing their parents' responsibilities. They have their own means to help hold their homes together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rural-to-urban migration even though their family members are always on the go. This study aims to enrich the research on migration and children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geography, and to provide the public with practical empirical experiences and possibl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floating children issues.
流动性视角下流动家庭的空间实践和情感重构
[J].
DOI:10.11821/dlxb201906013
[本文引用: 1]
流动性的增强使迁移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强度,“家”的流动日渐成为重要的流动形式,“家”的流动亦成为流动性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家庭式迁移的发展浪潮,流动家庭的空间实践和情感重构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在流动过程中,移民的流动性实践往往赋予了“家”不断转换和流动的意义和内涵。基于流动性理论视角,延循“家”的地理学脉络,选取两个典型的流动家庭案例,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分析对比其在流动过程中的空间实践及其对“家”的情感建构与重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时间性、空间性和地方性是研究“家的流动性”的重要变量和维度。作为刻画流动性的基础尺标,流动轨迹的多位移空间性和流动过程的多阶段时间性使得“家”的地方性处于一个动态关联的状态。“家”的情感归属、“家”的观念和意义通过“家”的流动和营造实践在解构中被延续与重建。
The emo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spatial practices of mobilizing family: A perspective from mobility
DOI:10.11821/dlxb201906013
[本文引用: 1]
Along with the unprecedented breadth and intensity of migrating activities motivated by the increasing mobility, family (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nearly the smallest geographical unit) migration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pattern of migration in China, and in so doing the migration studies related to family has also been identified as an unreplaceable topic in mobility studies. Accompanied with this wave of family migration, in particular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cholarships have intensively focused on the topics themed on migrated family's spatial practices and their emotional belongings. In the process of migrated family's mobilities, the meaning of the space "home" has been being continuously contested by the practices of mobilized families. By using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mobility,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line of the geography of home,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s of qualitative and comparative case study (based on two typical cases of migrated families) to discuss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the mobilizing families' spatial practices and emotional reconstruction. The main finding indicates that the temporality, spatiality and placeness are several very important variables and dimensions of the study of mobility. As a fundamental ruler for characterizing the mobility, the multi-displacement spatiality of the flowing trajectory and the multi-stage temporality of the flowing process make the locality of the home being in a status of dynamic correlation. In this regard, the emotional belonging of home and the concept and the meaning of home are prolonged and reconstructed in the process of family migrations and related family-making practices. This empirical article provides a vivid description of local practices for the geography of "home" in China, and hopefully it can be contributed to promoting the theoretical progress of geography of home.
城市失地农民“家”的重构与协商: 以鄂尔多斯为例
[J].
DOI:10.13249/j.cnki.sgs.2019.12.002
[本文引用: 1]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离乡进城的失地农民期盼在城市中营建“新家”并渴望扎根于城市。援引批判“家”的地理学理论,以典型资源型城市鄂尔多斯市的移民社区为例,分析失地农民重构后“新家”的状态与面临的问题。研究表明:在民间借贷危机与被动城市化压力下,失地农民的“新家”处于一种复杂的“不确定性”之中。在这种不确定性的束缚下失地农民通过日常生活积极主动地争取物质的富足与生活的意义。“家”的营建给了失地农民积极面对全新城市生活的理由与动力,但营建“家”的努力仍然无法让他们逃脱在城市中最真实的社会体验,并面临着在城市“新家”中多重且边缘的身份境遇。
Reconstructing and negotiating 'Home' of land-lost farmers in city: A case study of Ordos
DOI:10.13249/j.cnki.sgs.2019.12.002
[本文引用: 1]
Amidst China's urbanization, land-lost peasants who migrated from the countryside aspire for establishing ‘new homes’ and settling down in the city. Drawing on the theories of the critical geographies of hom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ural-to-urban migrant communities in a recourse-based city, Ordos, exploring the ways and problems that land-lost peasants reconstruct their new home.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under the double pressures of private lending crisis and forced urbanization, the ‘new homes’ of land-lost peasants were caught into a state of hyper-uncertainty. Yet, the land-lost peasants were able to actively reconstruct the material and emotional meanings of home through everyday practices in response to such uncertainties. Although home-making provided emotional impetus for land-lost peasants to continue their new life in the cities, they were not able escape from the actually-existing precariousness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which placed their “new homes” into multiple marginalization.
女性跨国婚姻移民家空间的性别、资源与权力: 粤西乡村案例
[J].
DOI:10.18306/dlkxjz.2020.11.011
[本文引用: 1]
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空间不仅具有物质属性,也是社会关系的容器。家庭常被置于社会学的论述范畴,同时,家庭也以空间形式出现,并表征着家庭成员间复杂、细微的权力结构。论文以广东罗定市华石镇中越跨国家庭的家空间为分析样本,以家庭资源中的经济资源、情感资源和社会资源为分析框架,并结合家空间的实用性、装饰性和防御性等特点,考察越籍妻子在家空间中的占用、功能划分与使用、美学装饰,以及日常空间实践中自我赋权的方式与机制。研究发现:① 为家庭提供主要经济收入的越籍妻子在夫妻权力结构中占有优势,在家空间的设置和安排中持有更多的话语权;② 越籍妻子将家空间视为自我情感与认同的表达渠道,通过装饰家居环境以建立起对家空间的控制;③ 由于社会资源的缺乏,越籍妻子在公共空间中受到排斥,家空间成为越籍妻子回避邻里交往的防御性堡垒。研究认为女性跨国婚姻移民在家空间中获得了施展个人权力的契机,但其权力仅限于家空间内,现阶段难以拓展至家以外的更大区域。研究结果既是对家的地理学中性别话题的补充,亦是对它的拓展与深化。
Gender, resources, and power of female cross-border marriage immigrants' home space: A case of villages in Western Guangdong Province
DOI:10.18306/dlkxjz.2020.11.011
[本文引用: 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cultural geography, space not only carries material attributes but also represents a container of social relations. Family is usually discussed in terms of ethics and regarded as an ethical organism. However, family always takes the form of spatial entity that reflects a complex and subtle power structure among its members. Using the framework of the economic, emotional, and social components of family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decorative, and defensive characteristics of home space, this study examined how Vietnamese wives of the transnational families in Huashi Town, Luoding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practice self-empowerment in everyday life by occupying, dividing, decorating, and utilizing their home space.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Vietnamese wives who contribute most to their household incomes have more power than their husbands in making decisions about the set-up and arrangement of the home space. 2) The Vietnamese wives view their home space as a channel of expressing self-emotion and identity and establish control of the space by decorating the home. 3) Being excluded from the public space due to the lack of social resources, the Vietnamese wives use their home space as a defensive fortress to avoid socializing with neighbors. It is suggested that while women in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are able to exert power in their home space, such power is confined within the home and difficult to expand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study contributes to existing literature of cultural geography by deepening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gender in home space.
跨国精英移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与根植性家的营造
[J].
The everyday life practice and home-making of transnational elite migrant
青年类家消费空间的生产: 家的批判地理学视角与YOU+青年社区案例
[J].
The construction of youth home-like consumption space: Critical geographies of home and a case study of YOU+ in Guangzhou
丽江古城慢活地方性的呈现与形成
[J].
DOI:10.11821/dlxb201706012
[本文引用: 3]
慢活的空间体验与追寻是人们对当代社会“束缚与压抑”的抵抗和逃避,其为特定区域的地方性理论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实证案例。本文以丽江古城为研究案例地,基于对原住民、外来经营者、旅游者和政府管理人员的访谈资料,同时以网络日志为分析文本,在构建地方性呈现与形成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从外部认同的角度对丽江慢活地方性特质呈现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丽江古城慢活地方性的具体维度可由区位、场所、地方感加以呈现,其中,区位包括比较区位与现实区位,场所包括外部环境、内部空间与社交活动,地方感则包括情感与延续行为。丽江古城慢活的地方性形成来源于多元主体的共同建构,其中,原住民经由历史及文化积淀而形成的慢活理念是丽江古城慢活的精神本底,这种地方性特质被外来经营者加以营造和推广,使慢活特质得以强化并成为地方性表征,这同时满足了旅游者的需求,在旅游者的认同助推下更为显化,三个主体的共同作用使慢活特质成为丽江古城不可或缺的地方性构成。此外,本文还对旅游场域下地方性的特殊性与不同范式下的地方性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
Study on the identity with placeness of slow living in Lijiang
DOI:10.11821/dlxb201706012
[本文引用: 3]
Recently, people start to seek and experience space of slow living to resist and escape from the "constraint and pressure" caused by modern society. This becomes evident in some particular areas and provides empirical cases to extend the placeness theory. By selecting the Old Town of Lijiang as a case study, this research aims primarily to explore the manifesta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placeness feature of Lijiang from multiple identities. The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collected through interviews of natives, non-native operators, tourist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content analyses of web-blogs. The results show that, location, locale and sense of place, jointly build up the dimensions of identity with placeness of slow living in the Old Town of Lijiang. To be more specific, location includes relative location and absolute location; locale comprises external environment, internal space and social activity; and sense of place consists of two dimensions of affection and continued behavior. This study has indicated that identity with placeness of slow living in Lijiang is established by multiple subjects. Natives' slow living philosophy, which ha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lifestyle in the Old Town of Lijiang; non-native operators popularize the placeness feature and reinforce it to be a place character; at the same time such place character can satisfy tourists' needs and it is further promoted due to tourists' identity with the Old Town. Therefore, the combined effect of these three subjects has made slow living an indispensable feature of placeness in Lijiang. In addition, the paper has demonstrated the unique features in the touristic place, as well a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identity with placeness under different paradigms.
Home and migration: Mobilities, belongings and identities
[J].DOI:10.1111/j.1749-8198.2011.00434.x URL [本文引用: 2]
Moving to peripheral China: Home, play and the politics of built heritage
[J].DOI:10.1086/671336 URL [本文引用: 2]
Spatial dislocation and affective displacement: Youth perspectives on gentrification in London
[J].DOI:10.1111/1468-2427.12432 URL [本文引用: 1]
流动性: 一个理解家庭的新框架
[J].转型期的中国家庭一方面日益显示出脆弱和困顿,另一方面又始终保持着自身的活力和韧性。这种矛盾的状态只有放在家庭流动性的概念框架中才可以理解。"流动性"作为理解家庭的新框架,其中包含不同层面的含义:家庭在时空上的迁徙和变动,结构和形态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家庭关系和模式上的流动性和多元化。这些表现既有其社会结构和制度成因,也反映了与家庭相关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与家庭流动性相关联的家庭概念和界定,更加强调家庭的关系视角、多元视角和建构视角,它突破了家庭在经典的现代化理论中被动的、固化的角色,而被赋予了某种实践性和主体性,因而既在家庭和社会研究中具有方法论价值,也在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缺失家庭流动性视角的社会政策,是一种有缺陷的社会治理思路。
Liquidity: A new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family
第二居所旅居者与当地居民社会互动过程及机制: 以三亚市为例
[J].
DOI:10.11821/dlyj020190989
[本文引用: 1]
第二居所旅居在流动谱系中介于短时性旅游与永久性旅游移民之间,是一种新的人口流动现象。地理学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从宏大的结构叙事向后现代的多元与微观化转向。在此背景下,本文借鉴符号互动理论,探析第二居所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之间差异的建构及其对社会互动的作用过程与机制。结果发现:旅居者与当地居民所处人文地理环境产生的内在差异,使得三亚市存在着明显的“三亚人”与“东北人”之间“我者”与“他者”的对视;这些内在差异经过“人”的定义与解释被赋予特殊意义,并基于“外地人”与“本地人”身份符号意义建构出新的内涵,影响两者的互动实践;其具体作用过程包括:不了解对方、污名化对方、不愿与对方交往3个阶段。本文从微观层面研究社会互动的内在运作机制,有利于宏观政策制定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促进旅居地的可持续发展。
The social interaction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between second home sojourners and local residents: A case study of Sanya City, China
DOI:10.11821/dlyj020190989
[本文引用: 1]
The second home sojourn has emerged in the grey zone between short-term tourism and permanent tourism immigration, which is a new phenomenon of population flow described as “lifestyle migration”, “seasonal lifestyle tourism” or “residential tourism”. The second home sojourn, which has become popular across the Western world and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is a response to the desire of people for leisure, health and a more comfortable lifestyle. With the rise and the shift of study on “everyday life” in geography academia, the daily lif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in tourism geography studies. Geography has shifted its interest on daily life from grand structural narration to diversification and microcosm. Relevant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 home sojourn and the social interaction is reviewed, and striking differences are found to exist between second home sojourners and local residents, which are reckoned to be the primary factors affecting the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each other. However, no current research has deepened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such differences are constructed. There is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se cultural and social differences shape the way they act in relation to each other. Therefore, a case study of Sanya city is carried out, targeting at exploring the roots of non-inter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econd home residents and the local residents, and the micro-processes of these differences on social interaction, starting from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human” within the 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framework.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re exists a notable opposition between “Sanya people” and “Northeastern people”,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identity symbols, and cultural and geographic environment between travelers (“outsiders”) and residents (“locals”). However, these differences are endowed with new connotations through the defin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human”, thus affecting the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The detailed processes include three phases: the knowledge of others, the evaluation of others and the willingness to interact with others. It is concluded that both second home sojourners and local residents tend to know little of others, form negative judgments on others, and have little willingness to interact with others.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rnal operation mechanisms of social interaction at the micro level is supposed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and pertinence of macro policy-making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econd home sojourn destinations.
舒适移民驱动的乡村绅士化发展特征与机理分析: 以巴马盘阳河流域长寿乡村为例
[J].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driven by amenity migration: A case study of longevity villages in Panyang River Basin of Bama County
拉萨藏漂的自我表达与地方意义解读
[J].
DOI:10.11821/dlxb202108016
[本文引用: 1]
藏漂是利用特殊地方对抗现代性负面影响的典型群体,其漂泊藏地的生命历程为研究自我与地方的互构机制提供了鲜活案例。基于半结构化访谈和实地观察收集的研究资料,本研究从历时性的微观角度入手,分析了不同时空条件下,藏漂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之间的关系演变。结果显示:该关系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具体表现为:错配期——以寻求“诗意地方”为核心的自我表达强化;适配期——以追求“放任自我”为目标的地方意义生产;择配期——以多元价值为诉求的自我与地方调适。在此基础上,研究认为藏漂自我表达与地方意义的时空互动,本质上也是在不同阶段对真实意义的持续追求。在整个旅藏过程中,这种真实意义先后表现为自我真实、体验真实和价值真实的补充与替代,且呈现出由自我向朋友、家人和地方扩散的外推趋势。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同时从自我和地方两个基本点出发,明确了在藏漂寻求自我恢复和地方支持过程中人地关系核心意义的阶段呈现和发展规律,希望能为探究旅居者价值追求演变规律、人地关系联动机制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有益补充。
The interpretation of place meaning and the expression of self-concept: A case study of Tibet drifters in Lhasa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与住房选择分异研究: 基于全国25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J].
Family migration and housing tenure choice: Empirical evidences from 25 Chinese Cities
DOI:10.2307/142593 URL [本文引用: 1]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