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基于沿海地区的准自然实验
Effect of mar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pilot policies on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Based on quasi-natural experiments from coastal area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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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2-07-13 修回日期: 2022-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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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 2022-07-13 Revised: 2022-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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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邢澜(1996— ),女,山东临沂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与区域发展。E-mail:
为了推动陆海统筹,转变和优化临海产业布局,制定和完善海洋开发政策与体制建设,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强国战略,提高沿海区域经济发展韧性水平,中国自2011年以来先后启动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旅游业是中国沿海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以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沿海地区各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总结和评估该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韧性及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推动区域经济韧性及旅游经济韧性的提升;而新冠疫情事件作为调节变量,削弱了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在区域异质性上,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对中南沿海地区经济韧性的政策效应最明显,而对华东沿海地区旅游经济韧性的政策效应则更为显著。鉴于此,合理扩大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因地制宜规划沿海区域经济体系,对防范系统性风险、提高区域经济韧性及旅游经济韧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China began to implement mar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pilot policies from 2011 in order to promote land and marine development in a coordinated way, transform and optimize marine industrial layout, formulate and improve the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ocean development, promote marine economic power strategy,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in coastal area. Tourism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egional economy of coastal areas. Taking the mar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pilot policie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ities in coastal areas of China from 2007 to 2020,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odel was used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these pilot policies on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tourism economic resili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r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pilot policie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tourism economic resilience. COVID-19,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has significantly weakened the effect of mar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pilot policies on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In terms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pilots has a more significant policy effect on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coastal areas, while the policy effect on tourism economic resilience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In view of these finding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ities to prevent systemic risks and improve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by means of reasonably expanding mar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pilots and planning coastal regional economic system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Keywords:
本文引用格式
邢澜, 张广海.
XING Lan, ZHANG Guanghai.
韧性一词最早起源于物理学中的力学研究领域,意指物体或系统受到外部冲击时表现出的反应力,而后基于均衡论视角,拓展至生态学研究领域[4];以演化论视角分析社会—生态韧性,学者认为其为系统自身的固有属性,更强调系统的适应能力[5];新经济地理学者将经济韧性引入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并定义为区域面对外部冲击时从原来的均衡稳定状态发展调节至新的空间均衡稳定模式的能力[6⇓-8]。沿海地区作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带,旅游经济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沿海地区旅游经济与区域经济密切相关。旅游经济韧性可理解为区域旅游发展在面临自然灾害、疫情、国际地缘政治条件等环境变化时,及时恢复或灵活调整至相对稳定状态,从而防范旅游经济系统出现大起大落的能力。可见,旅游经济韧性是区域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具体分析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沿海区域经济及旅游经济的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和认识中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作用。
国内外关于经济韧性的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学者运用不同方法测评区域经济韧性水平并剖析特征及空间差异,主要测度方法包括多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法[9⇓-11]、Martin平均增长率及改进法[12⇓⇓-15]、运用各部门投入产出数据构建CGE模型测算法[16]、GDP增长率或就业率及失业率的变化测算法[13,15]。其次,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较为多元。Martin等[17-18]基于构成要素、共同要素和环境要素3种要素类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影响因素框架分析;而国内学者多对某一特定要素与区域经济韧性间的关系开展实证研究,包括科技创新[10-11]、经济聚集[14]和产业结构多样性[19-20]等;此外,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学者客观分析了疫情冲击对国民经济韧性体系的影响[21-22]。自《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首次提出旅游业向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目标迈进,对旅游业化解外界风险和实现稳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因而旅游系统韧性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一方面,旅游经济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经济系统韧性的内涵阐释及评价[23]、基于韧性视角的旅游流网络韧性评估[24]等是研究经济韧性的重要延伸;另一方面,学者对旅游发展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的耦合关系[25]及空间溢出效应[26]等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索。囿于脆弱性、敏感性及季节性等固有属性,旅游业受突发事件及外界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冲击更为明显,提升韧性逐渐被纳入推动可持续旅游的新型思维框架[27-28]。
鉴于此,本文拟采用2007—2020年中国沿海地区(不含港澳台)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科学量化并测评区域经济韧性及旅游经济韧性,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对区域经济韧性及旅游经济韧性的政策效应,进一步探讨新冠疫情的调节作用,以期为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的政策实施与深化提供实证支持。本文的创新性体现在:在研究选题上,首次论证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提升区域经济和旅游经济系统抵御外部风险能力的影响,丰富了区域经济韧性和旅游经济韧性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将测评区域经济韧性的代表性单变量指标法改进并拓展至旅游经济韧性的量化中,避免多指标选取导致的估计偏误;在实践意义上,具体分析创建试点对区域经济韧性和旅游经济韧性的政策效应,有助于多方位深层次地理解和认识中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作用,并基于疫情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为疫情常态化下沿海地区试点政策推进及深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撑与依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海洋在经济发展格局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在经济新常态下,促进海洋经济稳定向好发展和实现海洋经济跨越式进步,成为现阶段筑牢海洋强国之基并把握全球海洋经济发展机遇的核心密钥。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是在推进陆海统筹、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和探索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等现实需求中发展起来的。该试点政策作为中国渐进式改革中的一种推进方式,遵循“典型试验—合法性认可—组织化扩散”这一基本线性逻辑路径,具备“先试先行”和“由点及面”的衔接特点[29]。由此,基于试点区域不同的发展特点,因地制宜利用好区域海洋资源优势及海洋旅游资源发展特色,从长期发展视角,提高区域经济系统和旅游经济系统抵抗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以期提升区域经济韧性和旅游经济韧性。
在理论层面上剖析该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升效果:一方面,基于竞争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当区域拥有特殊资源、先进的运作模式及产品和服务等可持续性优势时,这些优势相互作用形成优于对手的核心竞争力,可推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30],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水平。在分批拟定和实施试点政策时,可针对不同区域进行差异化战略定位,制定指向性实施方案,打造核心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指导中国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理论基础,可持续发展战略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传导与响应,落实过程中应长期优化资源配置,同时兼顾短期、局部发展需求的波动性[31]。在经济环境波动性较强的大背景下,为确保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的持续性,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的主要任务不断细化并精准分配,使得区域内海洋经济复杂程度和海洋产业相关多样化水平不断提升。从长远角度看,多元化发展能有效化解系统性风险,提升区域经济系统应对危机的能力。例如,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在区域整体上深度挖掘贯通东北老工业基地与长三角经济区的枢纽潜力,灵活运用中日韩自由贸易市场天然资源优势;在区域内不同试点的发展着力点不同,如威海着重发展远洋渔业和海洋牧场,而日照则推动国际物流与航运服务创新发展。据此,提出假设1: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能显著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水平。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该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其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不断发展,海洋旅游业为沿海地区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十三五”规划将其定位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但旅游业的脆弱性和敏感性较强,极易受外界环境影响,故其单一发展模式亟待改变[32-33]。而该试点政策的实施为海洋旅游提供创新型发展新动力,拓宽海洋旅游可持续发展新空间与新思路,通过提升海洋旅游产业多样化程度,强化区域旅游发展优势,推动海洋旅游特色多样性迈上新台阶,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人文旅游活动的多元化有机结合,加速沿海地区旅游经济韧性的提升。其二,该试点政策带动沿海地区旅游业发展模式转型,摒弃以往的粗放型旅游资源开发模式,打造绿色发展新模式,与可持续发展一脉相承,符合历史潮流的演进规律[3,34]。试点区域开展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海洋开发技术创新,降低海洋资源能源消耗,提高海洋旅游资源配置效率,助力区域旅游经济韧性稳步提升,推进沿海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例如,在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中,宁波市打破旅游业传统单一发展模式,创新海洋旅游业,充分利用产学研结合优势,鼓励海洋产业多样化、海洋科技创新与新型旅游产品研发融合的发展模式,使得旅游产品在旅游市场中脱颖而出;舟山群岛新区积极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践行绿色发展道路,着力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海上花园城市,确保旅游经济韧性水平长期进步。据此,提出假设2: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能显著提升旅游经济韧性水平。
上述关于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效应的理论分析和逻辑梳理结果表明,该试点政策作为当前国家海洋强国发展战略的一种宏观调控方式,能够提高区域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升试点区域经济韧性及旅游经济韧性水平。然而,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对社会公众健康、社会经济系统及旅游经济发展均造成重大损害和前所未有的重创[21-22,27,35],这深刻揭示了世界经济与社会在安全方面的脆弱性,更加坚定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应作为新冠后经济复苏的主要指导方向。由于疫情造成的冲击具有多维性,涵盖了经济、环境和社会等各方面,因而,相较于疫情前的稳健常态发展,区域经济韧性水平受该试点政策效应的影响方式和程度都可能产生变化;而在疫情影响下,旅游业囿于其脆弱性和敏感性等特殊属性,该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相较于对区域经济系统整体可能存在差异。由此,在该试点政策效应释放的过程中,新冠疫情事件应具有一定的调节效应。基于此,提出假设3:新冠疫情事件能直接降低试点区域经济韧性水平及旅游经济韧性水平;在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影响区域经济韧性和旅游经济韧性的过程中,新冠疫情事件具有调节作用。
2 模型构建、变量说明与数据描述
2.1 模型构建
2011年以来,国务院、财政部及国家海洋局和自然资源部相继批复多个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方案(表1)。截至2020年底,在沿海地区各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共42个城市中包含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或示范区创建单位,将其作为处理组,其余城市则构成控制组。本文将海洋经济发展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韧性及旅游经济韧性的净效应,并考察新冠疫情事件对两者的直接作用以及在政策效应释放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为检验上述3个研究假设,建立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式中:i表示城市,t表示时间;ERit与TERit均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表示i城市在t年的区域经济韧性和旅游经济韧性水平;posttreatit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i城市在t年的政策实施状态;调节变量新冠疫情事件以虚拟变量Covidit表示,其含义为i城市在t年是否受该突发事件影响;posttreatit×Covidit为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与新冠疫情事件的交乘项;controlsit为各模型的控制变量,根据被解释变量的不同有所差异;α1、α2为常数项;β1、β2、β3和β4均为待估系数;μi和δt分别为城市及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表1 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梳理
Tab.1
试点批复时间 | 试点工作方案 | 试点城市 |
---|---|---|
2011年1月 |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 | 青岛、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滨州 |
2011年2月 |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 | 杭州、宁波、温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 |
2011年7月 | 《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 | 广州、深圳、珠海、汕头、江门、湛江、茂名、惠州、汕尾、阳江、东莞、中山、潮州、揭阳 |
2012年11月 | 《福建海洋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 | 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宁德 |
2013年9月 | 《天津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示范区规划》 | 天津 |
2014年4月 | 《关于在天津、江苏实施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的通知》 | 天津、南通、连云港、盐城 |
2016年10月 | “十三五”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工作方案(首批) | 天津、南通、舟山、福州、厦门、青岛、烟台、湛江 |
2017年6月 | “十三五”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工作方案(第二批) | 秦皇岛、上海、宁波、威海、深圳、北海、海口 |
注:资料来自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及国家海洋局和自然资源部等。
2.2 变量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模型(1)和(2)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区域经济韧性(economic resilience,ER)和旅游经济韧性(tourism economic resilience,TER)。梳理现有研究发现:区域经济韧性水平的评估方法总体上包含综合指标法[9⇓-11]和代表性单变量指标法[12⇓⇓⇓-16]2大类别,其中,构建指标体系法测算经济韧性水平的准确性尚存在争议[36];而学者对旅游经济韧性水平的量化,目前仅使用“一篮子”指标体系法[23]。由于综合指标的选取具有主观性强的天然缺陷,故借鉴Martin等[12]使用GDP增长率作为代表性单变量指标测度区域经济韧性,并创新性地延伸至测评旅游经济韧性的范畴。按照如下公式计算区域经济韧性水平:
式中:ΔYi为i城市从t-k(设定k=1)年到t年Yi的变化率,由于城市GDP增长率能有效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波动,故选定为ΔYi的观测值;ΔE表示研究对象所在研究区域从t-k年到t年Yr(r表示整个研究区域)的变化率,即沿海地区GDP增长率。为方便运算,将式(3)~(5)合并简化为:
运用代表性单变量指标法测算旅游经济韧性水平时,由于疫情期间旅游收入相关统计数据可获得性极低,而旅游人数直接影响游客消费水平及当地旅游收入,可直观反映区域旅游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因此,通过旅游人数增长率测算旅游经济韧性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ΔTYi为i城市从t-k(设定k=1)年到t年TYi的变化率,考虑到国内旅游市场占中国旅游业市场的主要份额,且国际游客数量统计数据可得性及准确性较低,故选择各城市国内旅游人数变化率作为ΔTYi的观测值;ΔTE表示研究对象所在研究区域从t-k年到t年TYr(r表示整个研究区域)的变化率,即沿海地区国内旅游人数变化率。为方便运算,将式(7)~(9)合并简化为:
式中:当ERit和TERit的值为正时,表示该城市的区域经济韧性和旅游经济韧性大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当其值为负时,表示该城市的区域经济韧性及旅游经济韧性低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模型(1)和(2)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posttreat)。鉴于国家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及示范区的逐批公示中存在不同层级,如地级市、县级市及园区级等,并且不同批次的试点名单存在交叉覆盖的情况,例如某城市的2个区分2批作为试点。为提高该政策净效应实证检验准确度,本文以各市第一次涵盖被列为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区域的时间节点为准设置城市政策状态虚拟变量,最终确定42个城市为处理组并取值为1,其余城市作为控制组并取值为0。城市政策状态虚拟变量的赋值原则为,6月及之前发布的城市在当年赋值为1,7月及以后发布的城市当年赋值为0,从第二年开始记为1。
2.2.3 调节变量
为探讨新冠疫情对区域经济韧性及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情况,本文借助虚拟变量表征各市新冠疫情事件状态(2020年赋值为1,其余年份赋值为0),一方面实证检验疫情突发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试点政策实施状态与疫情突发的交乘项(posttreatit×Covidit)考察疫情突发在政策发挥作用过程中的调节效果。
2.2.4 控制变量
为提高模型拟合优度,缓解因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须对各模型选取控制变量。借鉴Martin等[17-18]对区域经济韧性影响因素的系统性分析,基于构成要素、共同要素和环境要素等要素类型,对模型(1)选取如下控制变量:区域经济发展基础(ln GDP)代表城市实际经济运行情况,以取对数的城市GDP总量表示;产业结构(industrial structure,IS)反映区域经济基本结构,以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表示;对外开放水平(ln open)反映吸收外资、引进技术和发展生产等开放环境的优良程度,以取对数的当年使用外资金额表示;科技创新支持力度(ln innovation)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以取对数的科学技术支出表示。参照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并结合旅游经济韧性的概念内涵,对其控制变量的选取进行如下调整:旅游经济基础(ln TD)代表城市旅游经济发展实力,表征为取对数的国内旅游人数;产业结构(IS)和对外开放水平(ln open)对旅游经济结构和国际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表征方法同上。
2.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采用2007—2020年中国沿海地区(不含港澳台)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分析国家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的政策效应,并检验新冠疫情事件的调节效应。根据《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年鉴》区划标准,中国沿海地区(除港澳台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共11个省级行政单位,其中,海南省可获取有效数据的城市仅有海口和三亚2市,因而,最终共收集1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旅游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官方发布的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等,少数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充。对模型中的变量做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2
变量类型 | 变量名称 | 观测数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被解释变量 | 经济韧性(ER) | 1582 | -0.0088 | 1.3952 | -10.1089 | 36.7184 |
旅游经济韧性(TER) | 1582 | 0.1745 | 1.1604 | -5.2493 | 10.3252 | |
解释变量 | 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posttreat) | 1582 | 0.2263 | 0.4186 | 0 | 1 |
调节变量 | 新冠疫情事件(Covid) | 1582 | 0.0714 | 0.2576 | 0 | 1 |
交互项 | 试点政策与新冠疫情交互(posttreat×Covid) | 1582 | 0.0265 | 0.1608 | 0 | 1 |
控制变量 | 城市经济基础(ln GDP) | 1582 | 10.7439 | 0.6501 | 8.9919 | 13.0557 |
旅游经济基础(ln TD) | 1582 | 7.6864 | 0.9525 | 4.9345 | 10.4952 | |
产业结构(IS) | 1582 | 0.9851 | 0.4985 | 0.2392 | 5.3482 | |
对外开放水平(ln open) | 1582 | 10.4458 | 1.7266 | 2.7725 | 14.9413 | |
科技投入(ln innovation) | 1582 | 10.5753 | 1.5166 | 6.1506 | 15.5293 |
3 结果与分析
3.1 区域经济韧性与旅游经济韧性的时空分异特征
采用代表性单变量指标法对2007—2020年区域经济韧性和旅游经济韧性水平进行量化,选取研究时段中的初始年份2007年、中间年份2014年、末尾年份2019年和特殊年份2020年为代表,借助ArcGIS 10.6软件对结果进行可视化分析,采用自然断点法,将区域经济韧性和旅游经济韧性水平分别划定为5个等级,各自命名为低值韧性区、较低韧性区、中等韧性区、较高韧性区和高值韧性区。由图1可见,区域经济韧性水平的时空演变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2007—2019年,区域经济韧性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处于较高韧性区和高值韧性区的城市数量明显增加,这说明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经济系统稳定性不断增强。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沿海地区经济韧性水平的分布愈加不均衡,较高和高值韧性区主要分布在华东沿海地区和中南沿海地区,而华北及东北沿海地区的经济韧性水平相对较低,这是由于华东沿海地区和中南沿海地区发展活力较强,而华北及东北沿海地区经济结构单一且活力不足,在经济发展上创新性和应变能力较为落后。第三,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沿海地区经济韧性整体水平下降,其中,东北沿海地区经济韧性水平较低,说明新冠疫情明显冲击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在东北部最为明显,符合其工业技术装备老化、高科技产业发展滞后和人才流失等现实情况。
图1
图1
区域经济韧性水平空间分布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2)4306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如图2所示,沿海地区旅游经济韧性的时空分布显示出如下特征:第一,2007年,沿海地区旅游经济韧性水平分布较为均匀,且低值韧性区的数量较少,说明平稳年份的旅游经济发展较为均衡且稳健。第二,2007—2019年,沿海地区旅游经济韧性水平高值韧性区和较高韧性区逐渐南移,其余绝大多数地区都在中等水平及以上,说明沿海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稳定趋好,且南部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抵御外界冲击能力不断提升。第三,2020年,受新冠疫情事件影响,沿海地区旅游经济韧性水平整体下降,其中,华东沿海地区的浙江省和福建省抵御外界风险能力较强,这说明天然的脆弱性使得沿海地区旅游业遭受疫情重创,而华东沿海地区依托其坚实的旅游经济基础和规模庞大的旅游市场,建立起相比其他地区较为坚固的安全屏障。
图2
3.2 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依据模型(1)实证检验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对区域经济韧性的政策效应,通过Hausman检验选定固定效应模型,并控制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再逐步引入调节变量与控制变量,整理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由表3可知,列A1中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系数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列A2、A3引入调节变量新冠疫情时仍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列A4~A7逐步引入控制变量的过程中该系数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且系数值较为稳健。这表明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的创建能显著提升相应试点城市的区域经济韧性水平。基于此,前文所提出的假设1得到了有效验证。将基准回归引入新冠疫情事件的虚拟变量,列A2中Covid系数为-0.2186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突发的新冠疫情对区域经济韧性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打击;为进一步观测该试点政策效应的释放是否受突发疫情的影响,引入试点政策实施状态与疫情事件的交互项,在逐步引入控制变量的过程中,posttreat×Covid的回归系数大小稳定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新冠疫情事件作为调节变量,在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效应释放过程中,弱化了该政策对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这验证了假设3的部分正确性,即突发疫情能够显著降低区域经济韧性水平,且对政策效果与经济韧性间的影响关系具有显著的削弱作用。
表3 区域经济韧性的基准回归结果
Tab.3
变量 | A1 | A2 | A3 | A4 | A5 | A6 | A7 |
---|---|---|---|---|---|---|---|
posttreat | 0.4008*** (0.0940) | 0.4008*** (0.0940) | 0.4553*** (0.0989) | 0.2882** (0.1290) | 0.2862** (0.1282) | 0.2842** (0.1266) | 0.2999** (0.1252) |
Covid | -0.2186** (0.0835) | -0.0577* (0.0871) | -3.1829*** (0.6257) | -3.0731*** (0.6883) | -3.0047*** (0.7233) | -3.0118*** (0.7090) | |
posttreat×Covid | -0.4874*** (0.1602) | -0.8445*** (0.1921) | -0.8518*** (0.1916) | -0.8513*** (0.1903) | -0.8397*** (0.1923) | ||
ln GDP | 2.8506*** (0.5668) | 2.8162*** (0.5831) | 2.7563*** (0.6158) | 2.9467*** (0.7136) | |||
IS | -0.0955 (0.1357) | -1.0000 (0.1341) | -0.1090 (0.1340) | ||||
ln open | 0.0427 (0.0454) | 0.0524 (0.0435) | |||||
ln innovation | 0.1281* (0.0945) | ||||||
常数项 | 0.0470 (0.0413) | 0.0470 (0.0413) | 0.0470 (0.0413) | -19.4369*** (3.8971) | -19.1308*** (4.0435) | -19.1514*** (4.0860) | -19.3375*** (4.1058) |
城市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年份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N | 1582 | 1582 | 1582 | 1582 | 1582 | 1582 | 1582 |
R2 | 0.0322 | 0.0322 | 0.0303 | 0.1056 | 0.1058 | 0.1063 | 0.1075 |
注:***、**、*分别表示通过1%、5%、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此外,基于列A7的回归结果具体分析各控制变量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城市经济基础 (ln GDP)的系数为2.9467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城市良好的经济基础对经济韧性水平具有积极影响,这是由于夯实的经济实力有助于城市防范化解突发危机,且有助于城市抵御外界恶劣环境对自身经济系统稳定性的冲击;产业结构(IS)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第三产业具有脆弱性及敏感性特征,受外界环境影响更为明显,故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提高对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抑制性,然而不是决定经济系统稳定程度的关键因素;城市对外开放程度(ln open)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虽然通过吸收外资、引进技术和拓宽市场等手段可拓展城市经济建设,对提高试点区域经济韧性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但并非主要因素;科技创新支持力度(ln innovation)的系数为0.1281且显著,表明政府对科技发展的支持和创新水平的提升对试点提升区域经济韧性具有积极作用,究其原因,政府通过增大科学技术研发投资、设立专项基金课题等手段,能够整合各部门发展资源,协调城市全方位发展,筑牢城市经济安全防线,防御系统性风险。
表4展示了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韧性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控制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逐步引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的回归系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且政策效应系数值十分稳健,这表明该试点的创建能显著提升旅游经济韧性水平。由此,前文所提出的假设2得到了有效验证。在列B1中,新冠疫情事件对旅游经济韧性水平的直接作用系数为 -0.4314,且在逐步引入控制变量的过程中恒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疫情的爆发直接降低了旅游经济韧性水平,对旅游业的稳定性发展造成严重打击;然而,列B2~B6中交乘项posttreat×Covid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新冠疫情事件在该政策对旅游经济韧性释放效应的过程中不具备调节作用。这验证了假设3的部分准确性,即突发疫情事件能够显著降低旅游经济韧性水平,但在政策效果对旅游经济韧性间的影响关系中不具备调节效应。
表4 旅游经济韧性的基准回归结果
Tab.4
变量 | B1 | B2 | B3 | B4 | B5 | B6 |
---|---|---|---|---|---|---|
posttreat | 0.2695** (0.1047) | 0.2695** (0.1047) | 0.2554** (0.1082) | 0.2831** (0.1159) | 0.2924** (0.1163) | 0.2870** (0.1168) |
Covid | -0.4314*** (0.1149) | -0.4731*** (0.1190) | -2.4705*** (0.2431) | -2.5078*** (0.2474) | -2.4040*** (0.2586) | |
posttreat×Covid | 0.1263 (0.1495) | 0.0082 (0.1539) | 0.0167 (0.1555) | 0.0014 (0.1566) | ||
ln TD | 1.5602*** (0.1459) | 1.5900*** (0.1488) | 1.5860*** (0.1487) | |||
ln open | -0.0708 (0.0492) | -0.0720 (0.0497) | ||||
IS | -0.1307 (0.1257) | |||||
常数项 | 0.2290*** (0.0862) | 0.2290*** (0.0862) | 0.2290*** (0.0862) | -10.2302*** (0.9914) | -9.7115*** (1.0900) | -9.5752*** (1.1038) |
城市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年份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N | 1582 | 1582 | 1582 | 1582 | 1582 | 1582 |
R2 | 0.0149 | 0.0149 | 0.0151 | 0.1645 | 0.1372 | 0.1318 |
根据列B6的回归结果具体分析各控制变量对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城市旅游经济基础(ln TD)的估计系数为1.5860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随着城市旅游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规模的扩大,旅游业抵御外界风险的能力不断提升,稳健性逐步增强;城市对外开放程度(ln open)的系数为负值但不显著,这可能由于虽然对外开放程度增加了中国旅游业受国际型突发事件负面影响的可能性,但中国旅游经济创收来源主要集中于国内游客市场,国际旅游市场占比极小,因而不能作为主要影响因素;产业结构(IS)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盲目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导致产业结构与城市旅游经济规模不相匹配,旅游资源配置效率损失较大,抑制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但非主要影响因素。
3.3 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检验
以上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进行政策效应评估的重要假设前提是平行趋势假定,即在没有创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区域经济韧性与旅游经济韧性的发展趋势应一致,且不随时间产生系统性差异。虽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2个韧性水平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仍必须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即采用事件研究法将实施该政策的事件分别向前推动或向后延期t年进行回归,以估计系数的显著性水平来判定平行趋势鉴定是否成立。对模型(1)、(2)的平行趋势检验如图3所示。结果表明,在创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获批之前,处理组和控制组各期被解释变量无显著的系统性差异,平行趋势假定成立;但创建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后,系数值的显著性水平具有明显提升状态,这表明政策实施时间节点后引起区域经济韧性和旅游经济韧性水平变化的主要动因是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的建设。
图3
图3
区域经济韧性和旅游经济韧性平行趋势检验
注:d0代表政策实施节点;d1代表政策实施后第1年,d2~d9依此类推;d_2代表政策实施前第2年,d_3和d_4依此类推。
Fig.3
Parallel trend test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tourism economic resilience
3.4 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3.4.1 改变基准回归检验的时间窗
当研究取样跨越时间较长时,实证结果可能因其他不可控干扰而受到影响,为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采取缩短取样时间的方式(以该试点政策提出前后3年)进行验证。稳健性检验汇总结果如表5所示: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韧性及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显著,突发疫情对2个韧性水平的直接打击效果显著,新冠疫情事件在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韧性释放效应过程中的抑制作用显著,且上述影响系数大小较之基础回归结果仅有细微变化而无实质性改变。这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信度。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5
变量 | 改变时间窗 | 1%缩尾处理 | 5%缩尾处理 | |||||||
---|---|---|---|---|---|---|---|---|---|---|
ER | TER | ER | TER | ER | TER | |||||
posttreat | 0.2560* (0.1333) | 0.2314* (0.1243) | 0.2918*** (0.0677) | 0.2678*** (0.0927) | 0.2505*** (0.0643) | 0.1262* (0.0700) | ||||
Covid | -2.6564*** (0.6949) | -2.1598*** (0.2654) | -1.3042*** (0.1946) | -1.8602*** (0.2182) | -1.1012*** (0.1964) | -0.8973*** (0.1234) | ||||
posttreat×Covid | -0.8598*** (0.1959) | 0.0004 (0.1593) | -0.5621*** (01439) | 0.0879 (0.1299) | -0.5030* (0.1384) | 0.1991 (0.1026) | ||||
常数项 | -20.9095*** (4.7220) | -10.3293*** (1.1914) | -8.1111*** (1.0757) | -7.0533*** (0.8885) | -6.6020*** (1.0405) | -3.2396*** (0.5428) | ||||
controls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城市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年份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N | 1469 | 1469 | 1552 | 1552 | 1424 | 1424 | ||||
R2 | 0.1086 | 0.1291 | 0.1572 | 0.1502 | 0.1608 | 0.2233 |
3.4.2 基准回归检验中的样本数据筛选
样本异常值或极端值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对实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产生一定影响,为尽可能排除此类干扰并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定性,对区域经济韧性、旅游经济韧性及各控制变量做样本数据筛选,即逐次进行1%和5%的缩尾回归处理(表5)。结果表明:无论对其进行1%或是5%样本缩尾处理,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效应依旧显著;突发疫情对区域经济韧性和旅游经济韧性仍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该试点政策影响区域经济韧性过程中,新冠疫情事件仍表现为显著削弱的调节作用;以上各项回归系数值较之基础回归结果仅有小幅度变化但差距不明显。这进一步巩固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3.4.3 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效应的区域异质性检验
为探究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沿海地区不同地理区位影响的差异性,并进一步检验其稳健性,这里根据城市的聚集特征和对沿海地区不同区域的地理划分,按3大区域分组别进行分析:华北及东北沿海地区,包括天津、河北、辽宁的地级市;华东沿海地区,包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和福建的地级市;中南沿海地区,包括广东、广西和海南的地级市。
由表6可知:一方面,区域经济韧性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华东沿海地区和中南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效应系数分别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2523和0.2741,而在华北及东北沿海地区该系数不显著;华东沿海地区和中南沿海地区的疫情事件直接影响系数分别为-5.7395和-1.7974,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在华北及东北沿海地区该系数为-11.1103且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结合现实情况分析原因,华东沿海地区和中南沿海地区在3大区域中发展活力较强,经过多年发展,经济系统结构逐步成熟且相对稳健,区域经济韧性处于较高水平,在较为完善和稳定的经济基础上,受政策鼓励的效果较为明显,例如纵深推进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政策,为华东沿海地区和中南沿海地区带来指向性明显的发展优势;而华北及东北沿海地区经济结构单一且发展活力不足,尤其东北老工业区的创新性发展较为落后,相较于其他沿海区域近年来经济的突飞猛进较为滞后,更容易受到突发事件的重创,区域经济韧性水平较低,经济发展的升级空间小且升级难度大,故受试点政策的提升作用相对有限,并且该地区面对外界冲击时抵御防范能力更为薄弱。另一方面,当旅游经济韧性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华东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效应系数为0.2568且在3大区域中最为显著,表示该地区旅游业稳定向好发展受政策推动最明显;而新冠疫情事件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对所有地区旅游业稳定发展均造成重创。究其原因,华东沿海地区相较于其他2个沿海区域,其旅游市场规模更大、游客选择性更多、旅游吸引力更强,旅游业发展受政策倾向和鼓励更为显著;而旅游业囿于其本身具有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等固有属性,突发疫情事件对旅游经济系统的打击在任何区域均具有显著性。
表6 不同地理区位的异质性结果
Tab.6
变量 | ER | TER | |||||
---|---|---|---|---|---|---|---|
华北及东北沿海地区 | 华东沿海地区 | 中南沿海地区 | 华北及东北沿海地区 | 华东沿海地区 | 中南沿海地区 | ||
posttreat | 1.9003 (3.1264) | 0.2523* (0.1975) | 0.2741* (0.1475) | 0.2321 (0.2294) | 0.2568** (0.1132) | 0.0065 (0.2229) | |
Covid | -11.1103* (5.8143) | -5.7395*** (1.6302) | -1.7974*** (0.4554) | -3.4332*** (0.6317) | -2.3691*** (0.6705) | -1.7848*** (0.4554) | |
posttreat×Covid | -6.1835* (23.5454) | -0.3286 (0.2858) | -0.9203*** (0.2978) | -0.1009 (0.3112) | -0.1074 (0.2029) | 0.3048 (0.2739) | |
常数项 | -101.2826*** (35.6077) | -30.5388*** (8.8670) | -11.2737*** (2.9348) | -13.0665*** (2.7024) | -11.2229*** (3.9965) | -6.5457*** (1.7309) | |
controls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城市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年份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N | 364 | 700 | 518 | 364 | 700 | 518 | |
R2 | 0.1110 | 0.1295 | 0.1327 | 0.2411 | 0.1509 | 0.1130 |
4 结论与启示
4.1 主要结论
本文借助创建海洋经济发展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7—2020年中国沿海地区1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韧性与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并探究了新冠疫情对两者的直接影响以及在政策效应释放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主要结论如下:
(1) 在研究期内,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推动相应试点区域经济韧性及旅游经济韧性的提升,并通过了改变时间窗和筛选样本数据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2) 突发的新冠疫情事件对区域经济韧性及旅游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直接负面影响。
(3) 新冠疫情事件显著削弱了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韧性水平提升发挥政策效应的程度,但在该试点政策效果对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过程中,新冠疫情事件不具备调节效应。
(4) 在3大沿海地区中,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该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升效果在中南沿海地区最显著,而对旅游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则在华东沿海地区更为明显。
4.2 政策启示与展望
基于上述主要研究结论,本文归纳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将为提高沿海地区经济韧性及旅游经济韧性水平开辟新思路。政府应统筹国家战略规划部署,做好顶层建设,逐步扩大海洋经济发展试点范围,科学决策并有序推进由点及面渐进式高效深化改革。第二,新冠疫情对区域韧性水平具有负面影响,制约了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的政策效应,但随着中国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试点建设工作亟待加强,不能停滞而前功尽弃。政府应把握宏观发展大局,切实保障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后续建设并进行适度调整,尽可能降低疫情风险对试点政策效应的抑制作用,为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积蓄实力。第三,沿海各级地方政府应贯彻落实《“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因地制宜规划海洋经济发展体系并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结合区域自身发展优势推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升海洋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能力,提高区域经济韧性及旅游经济韧性水平,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其中,在试点政策还未发挥显著作用地区,如华北及东北沿海地区和华东沿海地区,要积极发挥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韧性的政策效应;华北及东北沿海地区和中南沿海地区,则积极发挥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韧性的政策效应。
本文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第一,实证检验海洋经发展试点政策时,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研究对象设置为沿海地区的各地级及以上城市,而批复的示范区的逐批公示中存在如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及园区级等不同层级,因此对县级及以下样本的政策效应还有待进一步检验。第二,虽然检验了该政策对区域韧性的影响,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但对其传导机制及路径有待进一步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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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韧性在中国已成为新兴研究热点,然而国内学者依然将韧性研究局限于均衡论的认识论范畴内。本文首先通过回顾国际最新研究动态从认识论层面辨析均衡论和演化论这两种韧性认知视角的本质区别,由此介绍西方经济韧性的演化论转向。然后从宏观和微观角度阐述演化论视角下区域韧性的形成机制,介绍相关定量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形成系统的西方最新有关研究经济韧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未来研究应该在演化论视角基础上强化演化经济地理、创新地理(区域知识网络)和区域韧性这三个研究分支的联系,还应该加强产业历史演化过程的案例研究,并利用专利数据等开放数据源构建产业空间基础数据库。
An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review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based on the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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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resilience has become a trendy research branch. However, traditional Chinese research of resilience had been limited within the equilibrium-based epistemology. This article, based on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clarifies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economic resilience: engineering resilience, ecological resilience, and evolutionary resilience. The article rejects equilibrium-based epistemology of resilience and argues instead the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Then, it introduc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economic resilience from macro and micro aspects; and introduces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network analysis.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resilience should be extended to the economic field and evolutionary-based perspective. Chinese researchers should notice connections between three research branches — namely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innovation geography, and regional resilienc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case studies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es. They should also explore the existing open patent data source to establish the quantitative database of industry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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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silience of British cities to major economic shocks. Using a novel data set for 85 cities, it analyses their resistance to and recovery from the last four major recessions, over the period 1971 to 2015. It reveals a distinct shift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resistance and recovery between these shocks, as well as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ities. Some possible factors shaping these patterns are explored, and tentative estimates of the likely impact of the Brexit shock (Britain's withdrawal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re also provided. A key implication is that differences in resilience to major shocks can contribute to the long-run growth paths of cities.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韧性的特征与空间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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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区域经济韧性的测度研究的测度维度较为单一地聚焦在GDP之上,缺乏揭示韧性在其它经济指标上的表现;同时过于注重区域内因素,忽略了外向联系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选择5个经济指标对大湾区的经济韧性进行多维度测算,并借助关系经济地理学理论视角,对区域内部差异的形成原因给予解释。主要得到三个结论:第一,区域的经济韧性难以从单一维度来判定,多维度指标所揭示的经济韧性存在显著差异,其中GDP所表现出来的区域经济韧性较为保守,而就业指标所表现出来的经济韧性变动较大。第二,大湾区内部各城市的经济韧性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与区位和GDP规模无显著关系,而与其产业经济结构和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方式有显著关系。第三,湾区城市在经济韧性表现的差异可以用战略耦合来进行初步解释,深圳因自主耦合而经济韧性表现最佳,佛山和广州次之,香港和澳门因以依附耦合的方式嵌入全球金融和酒店网络,因而经济韧性相对较差。本文为经济韧性研究提供了大湾区案例和新的分析视角,推动了关系经济地理学在经济韧性研究中的应用。本文建议未来要重视基于定性方法的经济韧性研究。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spatial divergence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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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3]
The contemporary research of measuring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tends to focus on GDP index, while lacks of considering the other dimensions. Meanwhile, it overlooks the impacts from extra-regional linkage. Therefore, this study take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as an example to measure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based on five selected economic indicators, namely, GDP, gross export value, industrial added value, tot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and number of the unemployed. Drawing upon the Resis index proposed by Martin and Gardiner in 2019, this paper calculated the relative resilience of cities in GBA. The result showed that Shenzhen has the best resilience, Guangzhou and Foshan ranked second, followed by Dongguan and Zhuhai. In contrast, Hong Kong and Macao have the worst resilience. This paper then explains the causes of regional divergence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It is argued that strategic coupl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intra-regional divergence of resilience in the GBA.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single dimension shows limitations in depicting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while multi-dimensional indicators reveals a distinctive divergence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Second, intra-regional divergence of economic resilience in the GBA has been developed, which is not relevant to location and the GDP scale, but is more related to industri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modes of embeddedness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ird, strategic coupling can explain the intra-regional divergence. Shenzhen has been benefited from absorptive coupling with the best resilience, while Guangzhou and Foshan cities are in the medium, and Hong Kong and Macao have the worst resilience due to captive coupling with global financial and hotel network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he literature with a fresh empirical case of regional resilience in the GBA and also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involves extra-regional linkages into analysis. This paper calls for more attention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in future, in terms of the variety of resilience from economic to social dimensions and causal mechanism of how resilience is fostered and exerts power in resistance of the shock,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extra-regional linkage in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economy.
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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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维持性和恢复性2个方面定量化分析中国31省(市)(未包含港澳台数据)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韧性特征,并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①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维持性较高,中部地区的经济维持性普遍较低;经济恢复性较高的省市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而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恢复性较低,经济维持性和经济恢复性呈现一定的负相关。② 各省(市)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维持性普遍较高,经济维持性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在东部沿海区域和沿长江经济带地区,而经济维持性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③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第二产业表现出了较强的经济韧性,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第三产业经济韧性较好。④ 影响2次经济危机中韧性能力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区位条件、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均GDP的解释力较强,但在2次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方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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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249/j.cnki.sgs.2020.02.002
[本文引用: 4]
This article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31 provinces of China in terms of resistance and recoverability during two economic crises: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Moreover, it analyzes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ed regional resilience. There are three main findings. Firstly, in the first economic cycle, the economic resistance in western region was relatively high, and the central region was low; the provinces with high economic recoverability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central region, while those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were lower, with economic resistance and recoverability showing a certain negative correlation. All regions in second economic cycle demonstrated well resistance; those with low economic resistance we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and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irdly, the secondary industry was stronger than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 terms of economic resilience during the first economic cycle, while the situation was different in the second economic cycle. Finally,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affecting economic resilience varied across the two economic cycles; location advantage, per capita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per capita GDP had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 on economic resilience, but the direction of action in the two economic cycles was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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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韧性的强弱决定着城市在面对冲击时可以快速度过危机还是陷入长期经济发展停滞。本文将城市经济韧性区分为长期经济韧性和短期经济韧性,分析中国东部沿海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韧性和产业结构的时空分异特征,探讨产业结构在不同时期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部沿海地区城市不同时期的短期经济韧性及长期经济韧性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长期经济韧性和短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不同,表征产业整体技术含量的经济复杂度和表征产业关联程度的相关多样化指数能显著提升城市长期经济韧性,短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则因时期不同而存在差别。延长产业价值链、构建地方产业集群、提升产业层次水平,有助于城市提高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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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yj020200486
[本文引用: 2]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has been attract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across the world. When facing economic shocks, some regions suffer less and could manage to get through crisis in a short period, while some might be mired in economic stagnation, which mainly depends on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the country. Existing research usually classifies economic resilience into resistance and recovery resilien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 specific economic shock. It is simple and operable in empirical works though, which aims to unravel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in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and neglects the impacts of longstanding “slow burn” in the urban economy. Thus, this paper divided urban economic resilience into long-term and short-term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further analyzed the features of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including economic complexity and industrial variety) and urban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explored the impact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on urban economic resilience in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with eastern coastal China as a study case.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economic complexity in the study area is higher in the south and lower in the north,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are the most prominent areas. The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al variety is more balanced, while the related variety of center cities is generally higher than that of surrounding cities.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short-term economic resilience in different periods show great differences, and the long-term economic resilienc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s higher than that in other areas. (2) The elevation of economic complexity and related industrial variety could improve urban long-term economic resilience significantly, while the unrelated variety has no evident impacts, which verifies the importance of knowledge spillover and technology links in the promotion of urban long-term economic resilience. (3) Factors influencing short-term economic resilience vary in different periods. Cities with enormous financial industries were vulnerable to economic shocks in 2008. Comparatively, cities predominated by heavy industries had the lowest economic resilience in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period after 2011. (4)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sistance and recovery resilience on the same shock are different. A higher level of related variety could help cities resist the crisis in 2008, but have no distinct impacts on their recovery, while an elevated level of unrelated variety might harm the recovery from the crisis of 2008. Thus, extending the industrial value chain, establishing local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upgrading the industrial level are possible ways to raise urban economic resilience.
新冠疫情冲击、经济韧性与中国高质量发展
[J].
Shocks of 2019-nCoV,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China'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区域经济韧性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分析
[J/OL].
Analysis on the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in China under the COVID-19 pandemic
中国旅游经济系统韧性的时空变化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J].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lience of tourism economic system in China
中国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旅游流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韧性评估: 基于演化韧性的视角
[J].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silience evaluation of tourism flow networks in fiv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oastal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resilience
湖南省旅游发展与经济韧性的耦合协调性研究
[J].
Research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in Hunan Province
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J].
DOI:10.18306/dlkxjz.2022.02.003
[本文引用: 1]
城市为旅游发展提供支撑,其韧性水平对区域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论文利用长三角城市群各地区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在定量测算城市韧性的基础上,借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揭示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长三角各地区城市韧性水平空间差异显著,但总体上韧性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城市韧性与旅游经济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ρ=0.444,P<0.01)。其中,城市经济韧性和城市生态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城市社会韧性和城市工程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负向溢出效应。未来城市旅游发展需要关注城市韧性水平,注重城市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避免虹吸效应,同时还需要加强长三角城市群区域间交流合作,促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urban resilience on tourism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DOI:10.18306/dlkxjz.2022.02.003
[本文引用: 1]
Cities provide support for tourism and their resilience level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various region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04 to 2018 and the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urban resilience,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urban resilience on tourism economy was revealed by using the spatial panel Durbi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urban resilience level is significant, but the overall resilience level is on the rise. There is a strong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resilience and tourism economy, and urban resilience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tourism economy (ρ=0.444, P<0.01). Among the resilience dimensions, urban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urban ecological resilience have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on tourism economy, while urban social resilience and urban engineering resilience have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s on tourism economy. In the futur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tourism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level of urban resilience and it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and avoid the siphon effect.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reg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后疫情时代下的旅游区域韧性研究展望
[J].
Perspectives on tourism regional resilience research in the post-Covid -19 era
从韧性看可持续旅游发展
[J].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ce
渐进式改革中的政策试点机理
[J].
The pilot mechanism of policy in the gradually advancing reform
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区域一体化
[J].
Comparative advantage,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十四五”时期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地方分解与响应
[J].
Local decomposition and response of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during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多元参与主体视角下生态脆弱区旅游开发的利益联结机理与价值共创机制研究
[J].
A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interest connection and value Co-crea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ecologically fragile areas: A multiple participants perspective
节能减排约束下中国省域旅游生态效率评估及空间格局研究
[J].
DOI:10.18306/dlkxjz.2021.08.003
[本文引用: 1]
旅游生态效率评估及空间格局研究是揭示中国省域旅游业发展质量与态势的重要基础。论文以“自下而上”法核算中国省域旅游能源消耗与碳排放为基础,综合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Malmquist指数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探究节能减排约束下2000—2017年中国省域旅游生态效率及其空间分异、收敛和关联格局。结果表明:① 旅游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总体呈先增长、后下降的倒“U”形演化趋势,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② 旅游生态效率总体呈波动增长趋势,并有较大增长潜力,纯技术效率驱动生态效率优化发展;③ 旅游生态效率在省域、地区尺度上均呈现空间分异格局,但趋向收敛平衡发展;④ 旅游生态效率呈现由强到弱的正向空间关联格局,其发展模式以低—低集聚为主,低—高集聚次之,空间集聚模式待优化。各省区应以生态效率水平较高的地区为基准,通过要素流动、规模效应、技术进步及环境规制等手段,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协调发展。
Tourism eco-efficiency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DOI:10.18306/dlkxjz.2021.08.003
[本文引用: 1]
The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and spatial pattern of tourism eco-efficiency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revealing the quality and stat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Based on a bottom-up approach to calculate tourism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this study used the Super-SBM (slacks-based measure) model, Malmquist index, and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onvergence, and correlation patterns of tourism eco-efficiency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ourism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generally show an inverted U-shaped trend that first increases and then decreases, which supports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hypothesis. 2) The overall tourism eco-efficiency shows a fluctuating growth trend, and has great growth potential.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drives the optimized development of eco-efficiency. 3) At the provincial and regional scales, tourism eco-efficiency presents a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but tends to convergence and reach balanced development. 4) Tourism eco-efficiency presents a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pattern from strong to weak, and its development model is dominated by low-low agglomeration, followed by low-high agglomeration, and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model needs to be optimized. All provinces and regions should take the areas with higher eco-efficiency as the benchmark, and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with high quality by means of factor flow, scale effec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国外生态旅游研究进展及启示
[J].
DOI:10.18306/dlkxjz.2018.09.004
[本文引用: 1]
作为替代性旅游和可持续旅游的实现形式,生态旅游从提出就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本文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辑收录的国外生态旅游期刊文章为基础,对筛选出的546篇文献进行综述分析,梳理和归纳相应的研究热点和研究方法,并从生态旅游内涵、利益相关者、客源市场、目的地、影响和评估6方面阐明国外生态旅游的研究进展和主要内容。结果表明:国外生态旅游研究以应用为导向,具有研究区域资源特征明显、研究对象不断扩展、研究内容逐渐深入的特点,并呈现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态势。结合国外的研究经验,本文提出未来中国应就完善生态旅游理论体系、妥善处理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总结生态旅游者行为规律、拓展目的地的研究尺度和管理模式、重视生态旅游的影响研究和优化效果评估方法6方面加强研究,以促使研究体系完善和优化。
Review of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ecotourism and implications
DOI:10.18306/dlkxjz.2018.09.004
[本文引用: 1]
As a form of sustainable tourism, ecotourism has attract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Based on the academic publications collected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this study reviewed 546 selected documents, and analyzed corresponding key research areas and methodologies. This study also examined the multiple aspects of ecotourism in terms of connotations, stakeholders, tourist source markets, tourist destinations, impacts, and assess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ecotourism are application oriented, with distinctive resource features of research area and broad thematic coverage, interdisciplinary, and diverse perspectives. Six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China have been proposed to improve and optimize ecotourism research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which include improv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esearch,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stakeholders properly, summarizing patterns of ecotourists' behaviors, extending research scales and management modes of destinations, emphasizing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ecotourism, and optimizing evaluation methods.
疫情下旅游经济韧性与高质量发展
[J].
Resilienc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in the context of pandemic
The role of embeddedness on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Evidence from the UK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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