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进展、问题与战略思考
Progress,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22-04-27 修回日期: 2022-08-16
基金资助: |
|
Received: 2022-04-27 Revised: 2022-08-16
Fund supported: |
|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刘毅(1957— ),男,北京人,研究员,博导,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E-mail: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的战略方向,也是中国应对未来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值《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3周年之际,论文通过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主要进展、问题,对新形势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进行战略再思考。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进入“创新经济”发展阶段,平台建设、人才集聚与政策配套持续强化,多样化的跨区域创新协同模式不断涌现,但是在成果质量、资源配置、人才结构等方面存在现实挑战。在继续巩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已有的基础上,未来应从“创新资源的获取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资源的协同与再分配”等方面持续进行战略优化与调整。
关键词: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innovation center is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spatial carrier for China to cope with future global competition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third anniversary of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ment Plan Outline", by reviewing the main progress and problems of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strategic re-thinking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GBA has initially entered the stage of "innovative economy" development. Platform construction, talent agglomeration, and policy support have continued to be strengthened. Diversified cross-regional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models have emerged, but real challenges also exist in the areas of R&D output quality,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tructure of talents. On the basis of continuing to consolidate the progress m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in the region,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acquisition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the coordin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in the future, with continuous strategic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Keywords:
本文引用格式
刘毅, 任亚文, 马丽, 王云.
LIU Yi, REN Yawen, MA Li, WANG Yun.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新时代赋予粤港澳大湾区的一项重大区域发展命题。当今世界进入国际秩序变革、大国科技竞争、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关键时期,国家创新实力和战略科技力量成为国际间战略利益博弈的重要砝码。粤港澳大湾区正处于这一时代变革的漩涡中心,承担着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代表国家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制高点的历史使命。大国博弈、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挑战持续加剧的情况下,粤港澳大湾区更应加强创新体系理论与应用研究,构建灵活、完善的政策体系,发挥“制造基底+创新能力+人才红利”的组合优势,充分释放创新活力,交出一份满意的创新与发展的时代答卷。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研究,是一项内涵丰富、话题众多、与时俱进的科学议题。在地理学界,学者将关注的视角聚焦于创新要素集聚和流动的空间过程与组织机制、创新系统的分析与构建、创新网络的刻画与模拟、创新活动的经济社会效应及其在空间上的体现等[1⇓⇓⇓⇓⇓-7]。创新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与流动研究是认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体系组织与构建的必要环节。在基础研究方面,已有学者基于1990—2016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所收录的科研论文合著数据,借助基尼系数测度属性和功能多中心性的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知识多中心性及其知识网络的演化进行了研究[8-9]。在产业创新能力方面,专利申请与合作也是创新网络的建构途径之一,学者们通过提取大湾区主要行业的发明专利,识别创新空间,并分析其分布特征与差异性,结果表明广州和深圳为2个集聚核心,东西岸发展不平衡,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绿色石化等不同技术类型在空间上分布呈现差异性[10]。在创新的经济效应方面,实证研究表明技术创新能显著提高大湾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并通过发展绩效、产业协调、开放程度和人民生活4个维度提高总体发展质量,技术创新对绿色生态维度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并且,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应尽快推动各地市技术创新早日越过“门槛”[11]。Wu等[12]构建了创新资本化的相关概念框架,利用广州1600余个社区的房价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发现创新对房价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验证了创新具有资本化效应。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科技强国战略的重要实践载体和跨制度区域创新系统的探索者与实践者,是区域创新发展研究的极佳样本。不同于其他一体化地区,制度和边界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活动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13-14],跨制度背景下区域创新系统的组织与协同是粤港澳大湾区值得深入研究的议题。创新系统的跨尺度特征是地理学关注的热点与难点,多维空间尺度下创新活动的组织特征及其与产业、环境产生的相互作用关系是重要的研究趋势。刘毅等[15]在把握新时代人地关系的全球性转变基础上,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模式,提出创新、产业、环境三者的发展态势与协调构成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发展的核心,应积极探索“创新—产业—环境”关键系统全球模式的重构路径。张虹鸥等[16]通过梳理西方创新地理的主要理论研究成果,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现实特征,认为需要结合区域一体化、“全球—地方”、空间相互作用等理论视角,重点考量制度和边界在区域创新发展中的特殊作用。王云等[17]在总结国内外经典创新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全球视野下的以“科技”和“人才”为核心,以“科技—产业—全球生产网络”和“人才—环境—世界城市网络”为链条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理论模式,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应发展成为全球创新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和世界城市网络三重网络结构的核心节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实现三重网络的协同效应。
在实践层面上,政府和民众迫切需要学界围绕创新资源的布局、创新体系的协同、创新成果的转化、创新环境的营造开展针对性的研究,为地方政策制定与调整提供咨询建议以及深厚的科学研究基础。诸多研究机构和学者对创新中心的发展现状和潜力进行了评价,从宏观层面上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进展与不足进行了综合研究,并相应提出了战略思考和政策建议。评价和思考的方向主要借鉴国家创新系统[18]、区域创新系统[19]、创新生态系统[20]等经典理论,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实际,围绕科技成果的产出、科研基础设施、创新经济、创新生态等方面进行研判。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 GII)”[21]以创新投入和产出作为主要衡量指标,投入指标包括机构与政策、人力资源与科研投入、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度5个二级指标,产出指标包括知识和技术产出、创造性产出等。
《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订5周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称《纲要》)出台3年以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已经进入关键期,有必要在此关键时间节点,对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进展与问题进行再审视,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路径进行再思考。基于上文的讨论,综合已有的理论模型和实践基础,本文尝试从开放型区域创新系统的视角[17]出发,关注与创新活动直接相关的科技投入和产出,结合平台建设、人才集聚与政策配套等支撑要素,同时注重主体间、系统间的协同能力,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取得的进展、面临的问题进行梳理与总结,并相应提出新一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方向性建议。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进展
在粤港澳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实际过程中,粤港澳三地通过创新基础支撑强化(平台建设、人才集聚和政策体系)与多元主体间协同体系建设两大方面推动粤港澳三地科技投入和产出持续增长,在加强区域创新生态体系的基础上,提升参与全球创新网络的能力。
1.1 科技投入产出步入世界前列,中心城市占据主导
改革开放40余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创新增长极,创新活力充沛,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的R&D投入规模与英国、意大利等经济体投入水平相当(图1)。随着对R&D投入强度不断增长,到2030年,预计粤港澳大湾区的R&D投入可达千亿美元级,比肩旧金山湾区,成为世界科技研发投入领先的科创湾区。2020年深圳R&D投入规模和强度分别达到1510.8亿元和5.46%,远超湾区内其他城市,并且领先主要发达国家。从长期来看,广州、珠海和东莞R&D投入强度均在3%左右,为城市创新能力发展提供了较强的动力和后劲。
图1
图1
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全国省级行政区及大湾区各城市R&D投入水平(2018年)
注:图a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粤港澳大湾区数据来自于广东省统计年鉴、香港统计年鉴和澳门统计年鉴,其余省市数据来源于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Fig.1
R&D invest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world's major economies, and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of China in 2018
《纲要》出台3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能力迅速提升,产生了一大批质量高、带动能力强的创新成果。从科研论文发表和技术专利申请的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成果数量提升迅速,比肩世界一流创新集群,广州、深圳等地发展趋势良好(图2)。深圳即将超越香港成为湾区论文发表量第二的城市,同时深圳在专利产出方面优势明显,PCT发明专利至今已累计超过14万项,位居全国首位。从区域整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论文产出呈加速上涨态势,近5年年均增长率达18.59%,近3年PCT专利申请量维持在27000项/a左右。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共发表论文77279篇,约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论文发表量的1.5倍,旧金山湾区的2.5倍,然而,粤港澳大湾区在高质量创新产出上具有明显差距,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发表在国际期刊Science和Nature上的论文为100篇,约为纽约湾区的34%、旧金山湾区的39%和东京湾区的69%;同时,发明专利数量也超过其他3大湾区,东京湾区专利数约为粤港澳大湾区的80%,纽约和旧金山湾区专利数量均不足其40%,但粤港澳大湾区的专利质量低于世界3大湾区,其中,旧金山湾区专利的平均施引数是粤港澳大湾区的4倍多。总体上,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产出规模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产出质量仍需进一步提升(图3)。
图2
图2
粤港澳大湾区各市论文发表及专利申请量
数据来源:WoS核心合集SCI/SSCI数据库、WIPO专利数据。
Fig.2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 publications by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图3
图3
2020年世界主要创新湾区SCI/SSCI论文与PCT专利产出情况
数据来源:WoS核心合集SCI/SSCI数据库、WIPO专利数据。
Fig.3
Output of SCI/SSCI articles and PCT patents in the world's major bay areas in 2020
1.2 科技基础设施持续增强、政策体系不断优化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软”“硬”件能力不断增强。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创新平台是区域创新体系发育的基础,人才是该体系运转的核心要素,而政策体系所搭建的制度环境则对创新氛围的形成和稳定具有重要的保护和促进作用。首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配置枢纽、创新活动策源地以及新兴产业孵化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大科学装置在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已建成的散列中子源、国家基因库、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分中心、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等都是具有全球领先意义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建项目和谋划项目也都针对物理、生物、脑科学、能源等基础研究的国际前沿方向进行深度布局。其次,粤港澳大湾区围绕科技生产力布局建设创新平台的步伐不断加快。广东省高新企业数量已累积接近5万家,居国内之首。上千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广泛服务于以中小型科技企业为主的创新主体,有力促进了科技成果的本地转化。基本形成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创新能力。
人才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最为重要的驱动要素。首先,从人口存量规模来看,大湾区常住人口规模达到8600万人(“七普”数据),占全国总人口的5.97%;近10年内人口增长了2240万,累计增长率高达35.14%,超过沪苏浙人口增长之和;广东省已经连续14年成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粤港澳大湾区也由此成为全国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湾区内,港深两地具有显著的人口吸引力,10年内人口累计增长率分别达到68.47%和65.14%;而珠海、广州和中山在近10年内人口累计增长率均超过40%。其次,从人才规模分布来看,制造业仍是人才就业的主导方向,占湾区人才总量近半,远超其他行业;同时,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智能制造、大数据等新兴行业人才数量的年均增长率在近3年内已达5%以上,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粤港澳大湾区对于科技创新投入的持续增加持续提升了对于科技人才的“磁吸效应”。在国内流动中,广深两地与京、沪、港等头部城市间保持高度的人才互动;而在全球范围内,粤港澳大湾区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积极作为,使得全球科学家正在加速向粤港澳大湾区集聚。在大湾区内部,广佛、港深、珠澳城市间人才流动一体化程度高,而湾区内区其他城市是广深港澳四地最为关键的人才腹地。此外,湾区内各城市人才流动模式也存在显著尺度性,港澳国际人才流动活跃,广深人才流动则以国内流动为主,珠海、东莞、佛山、惠州等城市人才流动则更加本地化,人才集聚的多中心化趋势愈加显著。
基于历史的成功经验,制度创新往往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前提。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先行先试区域”,承担着全国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的重要使命。粤港澳三地已初步构建起以《纲要》为核心、以科技政策为配套的政策支撑体系[22]。在国家层面(表1),《纲要》标志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概念走向现实,重点在于明确了构建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载体和平台以及优化区域创新环境的建设方向。首先,以金融为支撑的科创投融资制度体系逐步形成,尤其是明确了支持创投基金的跨境资本流动。其次,在财政政策上,政府以财政补助将资本导入新型研发机构,构建金融资本对众创空间的制度化支持机制,对于解决科技创新活动投融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粤港澳三地税务减免政策也进一步推动人才环境更加友好。地方政府引导建立各类孵化器、产业园区、创新平台、科技园、众创空间等,支持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也进一步强化了创新环境。
表1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主要政策
Tab.1
发布时间 | 发布机构 | 政策文件名 | 关键内容 |
---|---|---|---|
2019年2月 | 中共中央、国务院 |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构建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载体和平台,优化区域创新环境 |
2019年8月 | 中共中央、国务院 | 《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 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重点创新载体建设、基础研究与关键技术攻关,支持产权证券化及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建设,支持在境外设立科研机构,境外人才引进和出入境便利化制度改革等 |
2020年5月 |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 | 《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 | 构建多元化、国际化、跨区域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建设科技创新金融支持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创投基金的跨境资本流动,便利科技创新行业收入的跨境汇兑。大力发展金融科技 |
2021年3月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 支持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便利创新要素跨境流动。扩大内地与港澳专业资格互认范围,深入推进重点领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便利港澳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就学、就业、创业 |
2021年9月 | 中共中央、国务院 |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 发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新产业,建设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家园,构建与澳门一体化高水平开放的新体系,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 |
2021年9月 | 中共中央、国务院 |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 | 进一步扩展前海合作区发展空间,推进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加快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创新合作区治理模式,深化与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升法律事务对外开放水平,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 |
2022年6月 | 国务院 | 《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 | 将南沙打造成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
1.3 跨区域、多元化创新主体协同模式不断涌现
区域创新协同能力的塑造和强化是参与全球创新价值链的关键基础,而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创新协同能力集中体现在创新主体合作、政策制度衔接、要素流动畅通3个主要方面[6,15]。在粤港澳三地探索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体制机制改革实践中,城市间创新一体化是其重要的建设目标。通过设施互联、平台共建、机制衔接、业务试点、项目合作等路径渐进式解决创新要素跨境流动障碍的问题(表2)。粤港澳三地通过设立联合实验室、知识产权服务联盟、合作发展基金、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方式促进创新资源流动和要素整合,而“前海方案”“横琴方案”“南沙方案”等重大战略性平台建设进一步为三地深度协同提供长期保障。在科技创新协同能力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主要城市逐步拓展外部创新资源渠道,以弥补本地企业研发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进一步促进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转化。利用产业园区通过引进内地、香港以及全球高校、研究机构、企业等创新主体参与,孵化出一批极具发展潜力的上下游技术企业;同时吸引国际国内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在珠三角9市建立研究院,共建“虚拟大学园区”等技术创新平台,在较短时间内构建起更加开放包容的全球化区域创新体系。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市场的产学研高度一体化体系已经通过“以产定研、以产促研、双向对接”的方式逐渐建立起来。总体而言,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呈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和多样化趋势,主要模式包括联合研发、委托研发、合作办企、产业联盟、成果交易、内外部孵化、科技服务等。其中,产业联盟和内部孵化具有较强的大湾区特色。这些模式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智力优势与大湾区的市场环境优势相结合,重视高层次产业和研究人才的本地化培养,促进科研成果在本地进行转化和产业化以及中小型科技企业孵化,能够面向未来形成具有长期活力的创新生态体系。
表2 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一体化主要模式
Tab.2
模式名称 | 基本合作方式 | 典型案例 |
---|---|---|
联合研发 | 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共建研发中心和研发项目团队,或直接利用高校、科研院所的研发平台,面向企业需求解决技术难题 | 深圳建业工程集团与深圳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合作,校企共建建筑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
委托研发 | 企业委托高校、研究机构对特定技术难题开展研发 |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主要课题和项目经费来源于企业,受托为企业提供技术工业和流程改造的相关服务 |
合作办企 | 高校、研发机构以技术要素(专利、专有技术等)入股,企业以资本要素入股创办新企业 |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5项专利入股,与乐普医疗联合成立中科乐普公司,先进院占有该公司25%的股权 |
产业联盟 |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联合组建产学研资一体化合作平台,形成研发联盟、专利联盟、标准化联盟、投资联盟和市场联盟 | 深圳在移动互联网、机器人、生命科技、云计算等领域已成立45个产学研资联盟,联盟参与者涉及该领域的多个主体 |
科技成果 交易转化 | 借助技术交易平台,研发方通过专利许可或技术转让等方式将科技成果转让给企业,企业对技术进行产业化开发 | 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国家技术转移南方中心等技术交易平台提供科技成果交易服务 |
外部孵化 | 高校、研发院所作为孵化器对入驻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和其他服务,帮助创业企业快速突破技术瓶颈,将创意应用到生产中 |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现已累计孵化高新技术企业超过3000家,培育了27家上市公司 |
内部孵化 | 高校、科研院所鼓励内部研发人员创立企业,将科技成果直接进行市场开发 |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华大基因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快速发展,一家单位打通产学研链条 |
科技服务 | 高校、科研院所为企业提供技术测试、技术咨询、人才培训、项目申报、实验室使用等相关科技服务 |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为企业提供除研发合作外的多项科技服务,服务企业超过500家 |
2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问题与挑战
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平台、要素支撑、协同合作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整体上已经初步进入“创新经济”阶段。然而,在当前实践以及未来规划中,仍存在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具体包括: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本地化效应尚未显现,与地方技术创新主导的体系的融合存在障碍,基础科研能力与世界其他3大湾区仍存在显著差距;此外,在“一国两制”的治理体系下,如何实现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在粤港澳三地间更加畅通是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亟待应对的现实挑战。
2.1 基础科研仍需强化,技术创新质量不高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链条的源头,前三次科技革命均是建立在力学、热学、电学、信息技术研究出现重大突破的基础上。总体上,粤港澳大湾区基础研究呈现出“多而不强”的基本特征,尤其是学科布局有待进一步优化。当前,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严重不足,在绝大多数研究领域仍处于跟随者的角色,原始创新缺乏全球影响力。尤其是除香港以外,湾区内其他城市的基础研究能力仍不能支撑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对于原始创新的巨大需求。在学科布局上,粤港澳大湾区整体能进入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前1‰的研究领域为材料科学、工程科学、临床医学、计算机科学、化学、社会科学、药理学与毒物学、农业科学等,对于开创性、颠覆性理论与技术的研究能力仍十分有限,顶尖科研团队相对短缺,在全球科研网络中仍处于边缘地位。此外,大湾区优质高校和科研机构资源高度集中于香港和广州两地,其中香港有5所高校为QS(Quacquarelli Symonds)全球Top50高校,珠三角地区高校排名依次为中山大学(263名,2021年)、南方科技大学(323名)和华南理工大学(462名),其他高校均在500名以后,且珠三角地区5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均位于广州市;深圳市为了弥补高等院校资源先天不足的缺陷,在近年着力吸引国内知名高校前来建立分校,并建设了一批瞄准世界先进技术,满足本地产业需求的高等教育院校和科研机构,如南方科大、深圳大学、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但是除广深外,东莞、佛山、中山等其他城市缺乏相应的知名院校,与其较为发达的经济地位不相匹配,本地人才培养和基础科研能力存在较大缺陷。
产业技术创新一直以来是珠三角地区创新的主体内容,但长期以来缺乏全球影响力。尽管粤港澳大湾区的专利申请量领先于全球主要创新集群,但专利施引率低、专利的质量和技术含量低等问题相对突出。根据发明专利施引比率(发明专利施引次数/发明专利数)结果,粤港澳大湾区仅为0.9,而东京湾、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该比例均超过1,其中旧金山湾区甚至高达4.35。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的低施引比率证明了其发明专利“多而不强”,科技创新仍处于“大却不优”状态,实际的创新引领能力仍有待提升。
2.2 创新协同水平较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粤港澳大湾区尚未形成有效的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尽管通过共建研究机构,积极开展交流合作等方式,其科技创新合作水平有所提升,但自发、分散式的科技合作仍占据主流。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共同体仍在起步阶段,覆盖行业有限、联合创新的深度不够,合作模式存在“形式主义”问题,优质创新主体间的深度融合体系仍需长期建设。首先,在科技企业与科研院所的联合中,科研机构对科技企业的市场需求对接不足,人才、资金、设备等科研要素配置效率较低,大多数仍停留在“技术转让”层面;其次,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互利共生的创新生态仍未形成,龙头科技企业构建产业融通形态能力不足,基础性数字技术能力和创新研发资源的共享水平较低,中小企业难以融入行业的创新生态之中;此外,行业间交流和协同水平较低,硬件制造、数字服务、内容服务等产业链条仍较为割裂,有待延伸、拓展和融合各产业形态,推动制造生态和数字生态协同。粤港澳大湾区差异化的体制机制对人员、设备、资金、信息等的流动均有一定限制和相关要求,使得科研资金、科研资讯、科研数据等跨境流动受限,制约了科技创新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制度摩擦”大量存在,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协同体系构建构成系统性障碍。
2.3 平台建设仍为短板,人才结构性短缺
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高层次创新平台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基石,粤港澳大湾区的大科学平台发展仍在起步阶段,部分关键设备尚在建设期,数量较少、实力较弱的总体态势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各级平台间的合作与衔接不足,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对于地方各层级创新平台的带动效应仍未明显显现,平台间甚至存在创新资源争夺和浪费的现象。在持续引进和部署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如何做优做实平台体系建设、实现关键技术突破是大湾区未来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而与创新平台息息相关的人才集聚,大湾区也同样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行业间、城市间的结构性人才短缺问题。由于珠三角地区高等教育存在短板,本地大学科技人才培养不足,同时珠三角地区早期经济发展吸引来的主要是农民工等一般劳动人群,中高端人才吸引力度不够,珠三角地区在逐渐向高技术产业形态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较大的专业性高技术人才缺口。湾区的制造业人才丰富,建筑、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金融等行业人才占比较低,高校毕业生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人才仅占全体毕业生的5.49%,创新创业氛围有待提高。大湾区的教育和人才国际化程度仍然较低。根据《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报告》(2018年)数据,广州和深圳外籍人才比重仅占0.2%和0.36%,低于北京(1%)和上海(0.73%),更低于东京(3.98%)。在港外籍人士比重相对较高,达到8.6%,但是远低于纽约(36%)、旧金山硅谷(50%)等。《2020 GTCI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显示,纽约、旧金山和东京的全球排名分别为第1、第4和第8。在粤港澳大湾区中,仅香港排名位列第6,而深圳和广州分别位列第78和第97,北京、上海、杭州和南京的排名均高于深圳和广州。不难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部分的教育和人才的国际化程度偏低,核心城市的全球人才竞争力也远远滞后于全球其他湾区。
3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再思考
《纲要》颁布实施3年来,粤港澳大湾区依托各市的优势与产业基底,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和引才力度,以及构建全球领先的创新生态,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成果质量整体性不高、创新资源结构性短缺、城市间协同能力不足等问题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创新发展的掣肘,严重影响大湾区的创新活力、创新效率与可持续创新能力。粤港澳大湾区要立足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定位,面向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从“创新资源的获取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创新资源的协同与再分配”等方面进行谋篇布局。
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质量再提升,补齐短板、发挥长项。粤港澳大湾区定位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政策制定与执行层面需要更宏大的视野和更高的目标与追求。在基础研究层面,应推动思想和思想方法的革命,出现像牛顿、伽利略、爱因斯坦、钱学森的大科学家,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成为原始创新的策源地和全球人才向往的科学圣地。在技术创新方面,要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引领产业技术革命,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产生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辐射能力。产业层面,要培育世界顶端的高精尖产业,打通基础研究和产业技术的通道,构建面向未来的产业体系,实现区域经济的高增长和高潜力发展。用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打破既有的产业形态和技术瓶颈,聚焦前沿,聚焦颠覆式创新,释放新动能,形成更多更强的头部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发力:第一,持续提升研发投入水平,研发投入强度向世界一流科技创新区域看齐并实现赶超,重视基础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建原始技术创新的策源地,更要建设国家科学中心和基础研究的高地,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供动力和后劲。第二,构建全球最大规模的新兴产业集群,建立保护和培育机制,使龙头企业和中小科技企业成为大湾区科技创新的不竭动力。发挥科技巨头的引领作用,孵化更多产业融通的新业态,同时鼓励“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获取竞争优势。第三,进一步推进“开放创新”,打造链接全球创新前沿的国际湾区。用足用好港澳的国际化优势,支持大湾区的企业或团体通过设立海外研究机构等方式“走出去”,深度链接全球创新前沿,打破政策梗阻,实现与全球前沿研究领域的同频共振。着力提升全球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的汇聚能力,支持各科研主体发起、参与国际科学计划,集聚全球打造基础创新能力团队,善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与能力,以带动和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基础研究能力。第四,发挥大湾区的体制机制优势,在关乎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集中力量、联合攻关,加快补齐“卡脖子”的科技短板,打造一批支撑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科技力量。第五,建设教育和人才高地,营造优良创新生态。建设全球创新人才生活、从业、发展的沃土,赋予人才更大的自主权与决定权。为科研人员在科研机构和企业间的双向流动提供制度保障,借鉴美国的“双长制”,让专业人士更愿意成为创业者和企业创新的参与者并获得合法报酬,让创新生态长久、有效、可持续。实施国际高端人才计划,发布国际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常住型国际人才申请永久居留,健全常住型国际人才与本地居民的社保、住房等一体化机制,探索粤港澳三地人才资质互认机制和公共服务互享。
建设区域创新共同体,协同共进、共享创新。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注重创新资源和创新能力的增长,更要及时将目光着眼于创新资源的再协同,释放创新资源的效能,保证创新体系的高效、有序运行。瞄准世界一流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都市区等一体化区域,借鉴先进的协同发展经验,大胆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建设要素流动顺畅、布局分工合理、功能作用互补的高质量区域创新共同体。第一,强化城市间协同,以大湾区聚合之力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关键在于打破行政区划限制,进一步推动香港、澳门融入大湾区创新共同体;在强化广深港科技走廊的基础上,联动大湾区其他城市,推动形成高质量的创新协同体系。第二,强化层级间协同,推动国家级、省级、地市级、企业级科研力量联动发展,减少创新资源浪费的同时,使各类科研平台、产业孵化中心、人才中心等平台机构层级合理、精准对接,先强带后强,整合形成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创新生态。第三,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创新发展模式,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互为支撑、联动发展的创新—产业全链条利益共同体。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联合创新、共担利益和风险,使科研机构精准对接科技企业的市场需求。推动国家创新资源向社会有序开放,支持龙头科技企业组建国家实验室,鼓励企业科技人员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推动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等向社会开放共享。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3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取得了重大的战略成果和显著的成效。但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应“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清醒论断启示着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要逐渐转到“提质增效”上来,走更高质量的创新发展之路。科学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创新系统发展规律与前进方向,推动适应大湾区特点的创新范式变革,促进各类创新要素集聚与自由流动,激发人才创新活力,进一步增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大湾区的布局。推动区域创新协同制度健全,畅通区域科技创新资源要素循环,构建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创新的完整创新链,加快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区域创新共同体。积极探索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标准对接、规则对接、资格互认等制度创新,寻求更高水平的创新合作和更高效的科技资源配置,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必将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J].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粤港澳大湾区优化发展的关键要素特征及其功能升级
[J].
DOI:10.11821/dlyj020200392
[本文引用: 1]
城市群优化发展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人口的转移及质量提升、创新能力的提升和深化。本文基于产业、人口、创新三大关键要素,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区域,以城市群发展关键要素功能升级的理论为依据,选取产业集群水平、人口流动情况、科创支撑力等代表性指标,采用定量测度、统计描述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关键要素的功能现状及存在问题:产业层面,服务型经济集聚特征显现,但产业集群高级化程度不够;人口层面,大湾区具有较强的人口吸引力,但人才集聚性、高端化及国际化程度偏低;创新层面,大湾区具备一定的科创基础与活力,但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针对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高端制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培育、人才集聚功能强化、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等关键要素功能升级路径,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优化发展,以及提升大湾区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The key el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ptimized development and its function upgrade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OI:10.11821/dlyj020200392
[本文引用: 1]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generally accompanied by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population transfer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and deepening of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as the new engine of China's economy and an important growth pole that promotes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ree key elements of industry, population, and innov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Greater Bay Area as the research area, relying on the theory of the function upgrade of the key element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selects representative index of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clusters,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pport, uses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functional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key elements in the study area. At the industrial level, the service-oriented economy has a characteristic of agglomeration, but the degree of advanced industrial clusters is not enough.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not yet formed a number of high-end industrial clusters with distinctiv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cluding high-end producer services, high-tech manufacturing, and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t the demographic level, the Greater Bay Area has strong attractiveness, but the degree of talent concentration, high-end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low and far below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t the innovation level, the Greater Bay Area has a certain foundation and vitalit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ut the origi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re insufficient. Especially, the relative lack of cutting-edge talents is also a constraint to the original highland creation in this region. In response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we propose a path to upgrade the functions of key elements such as the cultivation of high-end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 the enhancement of talent gathering functions, the improvement of talent flow guarantee mechanism, and the enhancement of origi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he suggestions in the paper should promote the further optimized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provide certain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enhancing the influ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bay areas in global economy.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网络结构与分工研究
[J].
DOI:10.13249/j.cnki.sgs.2020.06.002
[本文引用: 1]
在城市群创新网络视角下,采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相关数据,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地理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水平及城市创新分工。研究结果表明,从创新分工来看,创新研发集中于珠三角9市,创新转化集中于香港和澳门。进一步分析创新研发合作情况,深圳以企业应用型创新为主,广州以基础创新为主,二者处于湾区创新网络的中心位置,带动了交互创新的4个城市子群,并在空间上形成创新分工三大片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形成创新集群式发展格局,为湾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Structure and division of urban innovation network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OI:10.13249/j.cnki.sgs.2020.06.002
[本文引用: 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network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using the relevant data of innov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based on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geographical gravity model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novation level and division of urban innov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division of labor,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re concentrated in nine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 is concentrated in Hong Kong and Macao. Further analysis of innovation and R & D cooperation shows that Shenzhen focuses on enterprise application-oriented innovation, while Guangzhou focuses on basic innovation, and they are in the center of innovation network in the bay area, driving four urban subgroups of interactive innovation, and forming three areas of innovation division in space.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initially formed an innovative cluster development pattern, which provides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bay area and becomes an important space carrier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集聚的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
[J].
DOI:10.11821/dlyj020200575
[本文引用: 1]
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生产要素。本研究采用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广东省人口普查和1%抽样调查数据,以及香港和澳门对应口径的统计数据,以县市为基本单元,提出从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两个口径测度人才集聚水平,系统解析粤港大湾区高学历与高技能人才集聚的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高度发达地区,人才集聚优势高度集中在香港、澳门,内地珠三角城市群的人才集聚水平低于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② 2005—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高学历人才集聚持续均衡化,而高技能人才集聚优势仍然体现在香港、澳门,内地因为发展教育提升的高学历人力资本尚未完全有效转化为高技能人力资本。③ 香港人才集聚水平处于绝对领先,澳门、广州、珠海和深圳次之,而外围县市相对处于人才洼地,特别是制造业发达的佛山、东莞人才集聚水平相对偏低。④ 面板模型表明,服务业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拉动效应强于高学历人才,而制造业的拉动作用并不突出。高等教育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带动作用要弱于高学历人才。高薪资待遇有利于促进高学历人才集聚,但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促进作用有限。新时期,亟需推动粤港澳三地管理制度衔接、产业转型升级和优质高等教育建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创新中心。
Talents concentr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hina: Evolution pattern and driving factors
DOI:10.11821/dlyj020200575
[本文引用: 1]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talents concentration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world-class urban agglomera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HM).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census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10, the 1% population sampling survey in 2005 and 2015, and employment statistics in Hong Kong and Macao, this study measures the level of talents concentration from two perspectives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occupation on the county scale, and analyzes the evolution pattern and motivations of talents concentration in the GHM.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GHM is one of the highly developed economic areas in China, and there is the absolute advantage of talents concentration in Hong Kong and Macao, while the level of talents concentr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i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2) From 2005 to 2015,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ghly-educated talents in the GHM tends to be balanced, and there is also the advantage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highly-skilled talents in Hong Kong and Macao. The increasing human capital defined by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mainland, which is caused by the expansion of college enrollment in China, has not been fully and effectively transformed into the advantage of human capital defined by occupation. (3) The level of talents concentration in Hong Kong plays an absolute leading role, followed by Macao, Guangzhou, Zhuhai and Shenzhen, while the counties and cities on the periphery of GHM have a low level of talents concentration. In particular, although Foshan and Dongguan have some develope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eir talents concentration level is relatively low. (4) The panel model shows that the service industry has a greater promoting impact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highly-skilled workers than that of highly-educated labors,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oes not influence the talents concentration. Higher education plays a less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agglomeration of highly-skilled workers than that of highly-educated labors. High salary helps promote the concentration of highly-educated workers, while it does not boost the concentration of highly-skilled labors. In the new era, it is urgent to promote the cohesion of management systems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ultimately, building GHM into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center.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的测度及评估
[J].
DOI:10.13284/j.cnki.rddl.003434
[本文引用: 1]
在充分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从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服务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4个维度构建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流”空间、大数据、网络分析和联锁网络模型等理论与方法,对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流动性、连通性和边界效应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城市之间的资本流动集中在广深之间,城市之间的知识流动集中在香港、广州和深圳之间;澳门、珠海、中山和江门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更高,深莞惠和广佛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稍差;广佛、广深、深莞等城市之间交通、通信、物流和银行等基础设施的服务协同共享水平更高;香港和澳门在跨境区域协同方面具有制度优势。2)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表现最优的是广州与深圳、广州与佛山、深圳与东莞、香港与深圳;同时,广州与东莞、深圳与佛山呈现联动趋势。虽然去边界化趋势明显,城市间流动性增强,但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总体不高。3)广州和深圳两座中心城市的协同能力最强,香港和澳门两座国际化城市的协同能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OI:10.13284/j.cnki.rddl.003434
[本文引用: 1]
On the basis of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constructed from four dimensions: industrial coordinative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coordinative governance, service coordinative sharing and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ve arrangement.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space of flows, big data, network analysis and 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 are comprehensively used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interurban relationship, liquidity, connectivity and boundary effec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Interurban capital flow is concentrated between Guangzhou and Shenzhen, and interurban knowledge flow is concentrated among Hong Kong, Guangzhou and Shenzhen. Macao, Zhuhai, Zhongshan and Jiangmen have higher level of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hile Shenzhen-Dongguan-Huizhou and Guangzhou-Foshan have lower level of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interurban service coordination sharing level of infrastructure such as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ions, logistics and banking is higher among cities of Guangzhou-Shenzhen, Guangzhou-Foshan and Shenzhen-Dongguan. And Hong Kong and Macao hav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 cross-border regional coordination. 2) Guangzhou and Shenzhen, Guangzhou and Foshan, Shenzhen and Dongguan, and Hong Kong and Shenzhen have the best lev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t the same time, Guangzhou and Dongguan, Shenzhen and Foshan show a linkage trend. Although the de-boundary trend is obvious and the interurban liquidity is enhance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generally not high. 3) The collaborative capacity of Guangzhou and Shenzhen is the strongest, and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collaborative capacity of the two international cities, Hong Kong and Macao.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value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otential trend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first-class bay area and world-class urban agglomeration.
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内涵与机制变化
[J].
DOI:10.13284/j.cnki.rddl.003442
[本文引用: 2]
区域协同发展是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提升国际竞争力、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也是一项复杂、系统、与时俱进的科学议题。特别是当前伴随全球化格局、区域治理体系以及技术革新的快速演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将面临机制性的变化。文章通过对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内涵与机制的系统性分析,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经历了生产要素一体化、制度整合一体化和全方位融合一体化3个阶段的演变,新时期协同发展涵盖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资源协同配置、服务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5个维度,并且在全球化、市场要素、政府治理和技术变革影响下产生了诸多机制性变化。
The connotation and mechanism change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the new period
DOI:10.13284/j.cnki.rddl.003442
[本文引用: 2]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a complex,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issue advancing with the time which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aims to develop into a world-class bay area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GBA depends on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o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t present,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has experienced multiple turning points, the regional governance system has been continuously optimized, and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evolved rapidly.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BA is facing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erefore, through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s and mechanism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BA,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three stages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ince 1978, including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production factors represented by the ‘front shop, back factory’ mode (1978-1996), the regional system integration led by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1997-2014), and the regional all-round integration guided by national strategy (2015- ). In the meantim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ive dimension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BA in the new period, including industri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resource collaborative allocation, service collaborative sharing and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ve arrangement. These five dimensions ar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key areas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BA in the coming decade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BA is undergoing mechanism changes at four levels, which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iz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market, the rescaling of governance, and the energization of regional in-depth development facilitated by the new infrastructure. These institutional changes have the potential to generate a new model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BA. This paper takes into account the retrospective review and forward-looking prospect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BA, aiming to provide an entry perspective and analysis framework for related issues.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发展战略探究
[J].
DOI:10.18306/dlkxjz.2018.12.002
[本文引用: 1]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由珠三角经济圈的强化合作而产生的新地理概念。作为新兴的全球化港湾,粤港澳大湾区如何突破新自由主义框架理论,探索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路径,是当前决策者和规划者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简要梳理了现有的城市群、区域增长极理论,新经济地理集群理论,全球产业链网络理论并结合大湾区现状优势,对湾区发展战略定位与发展路径进行探究,认为可通过粤港澳三方通力合作,创造一个内生型的经济与产业本土增长模式为主要方向。具体表现为:首先,要以先进制造业为立足点、实现自我创新的产业升级,形成完善的制造业产业链,并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与区域性枢纽;其次,大湾区还应利用自身的科研与教育、金融与创新资源优势,推进“一国两制三关税区”、尤其是与香港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全方位参与联动,完善产权制度,加强合规和规则经济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将大湾区打造为中国的科创中心及全球性金融中心。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OI:10.18306/dlkxjz.2018.12.002
[本文引用: 1]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a new geographical concept arising from the enhanced cooperation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Zone under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a new global bay area, how to make a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in neoliberalism framework and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athway in line with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policymakers and planners need to think about.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xisting theories in urban agglomeration, regional growth pole theory, the cluster theory in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theory, this article seeks for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grounding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issu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In line with the existing advantages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development pathway for the area, and argues that creating a new development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with indigenous innovation is the first development priority for the Greater Bay Area. That is, through deepen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ree tariff zone," the Greater Bay Area could first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secure a strategic position as an important regional hub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Second, the Greater Bay Area should also use its own strengths in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to develop China's innovation hub and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with strong property rights, compliance, and rule-based economic system.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知识多中心的演化过程与机理
[J].
DOI:10.11821/dlxb201812003
[本文引用: 1]
基于1990-2016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所收录的科研论文合著数据,借助基尼系数测度属性和功能多中心性的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知识多中心性及其知识网络的演化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① 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知识生产总量的持续增长,其多中心性程度呈现出阶段性、阶梯式提升的特征,分别经历了波动、增长和分化的发展阶段,港澳回归后的2000-2010年间是多中心性快速增长的重要阶段。②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区域、国家和全球尺度上的功能多中心性程度随着尺度增加逐级递减,进一步证实了功能多中心性的尺度规律性;而且发现了多中心在演化中的尺度敏感性,全球尺度上的多中心性会存在不确定的峰值,而区域尺度上的多中心性可能会持续增加。③ 城市群多中心的演化是受制度接近、地理接近和等级接近影响,在研究人员移动、科研单位联动和政府政策推动及其行动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多中心程度的增加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构建科研协同创新共同体。
The evolution and mechanisms of megalopolitan knowledge polycentricity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OI:10.11821/dlxb201812003
[本文引用: 1]
The concept of megalopolis, since its original inception six decades ago, has inspired many new terms that mainly describe large-scale urbanized forms such as megaregions and polycentric urban regions. However, recent studies have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the two key functions that megalopolises act as an incubator of new ideas and trends and as a hub that articulates knowledge exchange at the megalopolitan, national, and global scales. While the recent studies have mainly analyzed the functional aspects of megalopolis based on China's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volving process and mechanisms of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within and beyond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and vibrant megalopolises in China. In addition, the GBA megalopolis is unique because it contains Hong Kong and Macao, which have a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 from China's mainland. Drawing upon a dataset of publications that were indexed in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during the 1990-2016 period, this paper uses the Gini coefficient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knowledge polycentricity of the GBA megalopolis. Here, knowledge polycentricity is further classified into attribute polycentricit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of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within and beyond the GBA megalopolis. Whereas the attribute polycentricity refers to the distribution inequality of the total publications of GBA cities, the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represents the distribution inequality of GBA cities'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at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cales. Our empirical results show: (1)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the GBA megalopolis as a whole has experienced a robust and continuous growth. The degrees of both attribute polycentricity and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have also been on the increase in general,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fluctuations in early years and some deviations in recent years. During the ten years after Hong Kong and Macao returned to China (the 2000-2010 period), the degree of knowledge polycentricity of the GBA megalopolis especially enjoyed the fastest rise; (2) The degree of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decreased with the expansion in the geographical scales at which it is measured, confirming the findings of previous studies that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is scale-dependent. Moreover, we find that the degree of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becomes more fluctuated at the global scale while it tends to increase continuously at the megalopolitan scale; (3) The evolving process of knowledge polycentricity of the GBA megalopolis is influenced by institutional proximity, geographical proximity and status proximity between cities. Specifically, the mobility of researchers, the collabor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are three major forces promoting the evolution of knowledge polycentricity of the GBA megalopolis. Overall, the increasing knowledge polycentricity would be of significance for the GBA megalopolis to form a knowledge-driven region of collective collaboration.
Proximity and the evolving knowledge polycentricity of megalopolitan scie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1990-2016
[J].DOI:10.1177/0042098020942665 URL [本文引用: 1]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产业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及其多样性特征
[J].
DOI:10.13284/j.cnki.rddl.003438
[本文引用: 1]
以粤港澳大湾区点尺度的发明专利空间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战略性产业与专利IPC分类号之间的联系,提取了大湾区6类主要行业的发明专利,利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尾值检验、熵值法和平均最邻近距离分析等方法,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多类型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差异。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性,区域尺度形成了广州与深圳2个集聚核心,珠江东西两岸在创新能力上存在较大差距,技术多样性的区位主要分布在大湾区核心城市的核心区;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绿色石化3类产业的创新占大湾区整体的51.67%,不同技术类型的创新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分异,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的核心区,其中,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的空间集聚度最高。
The geographical pattern and diversity of strategic indust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OI:10.13284/j.cnki.rddl.003438
[本文引用: 1]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in geographical spa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trajectory.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points out the path dependenc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emphasizes that the direc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rooted in the original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the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its d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are of significan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industry,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geographical pattern and d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strategic industry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Based on the point scale spatial data of invention patents in the GBA and by means of connecting strategic industry with national economy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code and patent IPC classification code, the invention patents of six major industries in the GBA are extracted, which are the new generation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automobile industry, green petrochemical industry, new energy industry, advanced material industry and intelligent robot industry. And the nuclear density analysis, standard deviation tail value test, entropy method and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distance analysis are used to identif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multiple typ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GB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eographic patter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GBA presents a significant spatial imbalance. At the regional scale, Guangzhou and Shenzhen are the two agglomeration cores. There is a large gap in the innovation ability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sides of the Pearl River. The accumul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he east bank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n the west bank. The innovation profile line on the east bank has formed two obvious peaks in Guangzhou and Shenzhen. The high value of the innovation profile line on the west bank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Guangzhou and Zhuhai, and the peak value is far lower than that on the east bank. The location of technological diversity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core areas of the GBA, mainly including Yuexiu District and Tianhe District in Guangzhou, Nanshan District and Futian District in Shenzhen, Binhai District in Dongguan and Xiangzhou District in Zhuhai. An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ata of different industrial types are different. The innov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advanced materials industry and green petrochemical industry accounts for 51.67% of the total innovation in the GBA. The innovation of different technological types shows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The innovation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the new generatio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is the highest, with the R value of 0.0576. And its observed value of the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distance between invention patents is 32.03 m, which belongs to the minimum value in the selected analysis industries, showing strong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gglomeration core of the six major industries in the GBA. The common ground is that they have formed the largest two agglomeration cores in the core areas of Guangzhou and Shenzhen, covering Yuexiu-Tianhe area in Guangzhou and Futian-Nanshan-Luohu area in Shenzhen.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core areas of Guangzhou, Shenzhen, Dongguan and Zhuhai. Among them,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innovation is the highest. Agglomer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proximity, diversity and path dependence are the main mechanism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GBA, and these two key mechanisms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current multi-typ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pace in the GBA.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作用研究: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J].
A research on the driving ro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he growth of economy: Taking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s an example
On innovation capitaliz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Guangzhou, China
[J].
香港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中的作用
[J].
Role of Hong Kong in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与重点议题
[J].
DOI:10.18306/dlkxjz.2018.12.001
[本文引用: 1]
在新时期新背景下,实现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具有紧迫性、必要性和重大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研究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需要以区域一体化理论体系、“全球—地方”尺度理论、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体系为主要的理论基础。其关键科学问题是研究“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尺度的区域联动理论,探索粤港澳区域联动的机制、关键因素、模式与路径;提出了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关注的4个重点议题:①粤港澳区域一体化/协同理论的研究与探索;②粤港澳地位与作用研究;③粤港澳联动的多尺度、多主体影响机制与模式研究;④粤港澳联动发展的实施路径研究。
Key scientific issues and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region
DOI:10.18306/dlkxjz.2018.12.001
[本文引用: 1]
Given the modern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new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s caused by modern technological reform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re is a growing sense of urgency, necessity,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achieving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region. This requires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accurate grasp of the key scientific issues and important topics related to this task.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research related to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region must be based on a regionally unifi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global-local" scale theory, and regional spatial interaction theory as its theoretical basis. In this regard, key scientific issues include the study of the theory of regional linkages of scale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ramework, and the exploration of mechanisms, factors, models, and pathways governing linkag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region. In so doing, this article proposes four important topics that can be considered with regard to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region: (1)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f unification/coordination theory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region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ramework; (2) Research related to the location and role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region; (3) Research related to the multi-scale and multi-agent impact mechanisms and models for the linkages betwee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4) Research related to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for the unified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模式与区域响应
[J].
DOI:10.11821/dlyj020200820
[本文引用: 2]
全球化时代人口、产业、能源、贸易等关键生产要素跨区域快速流动,人地关系由静态走向动态,由孤立化走向网络化,地理尺度被充分放大,标志着人地关系从区域性向全球性转变。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其人地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亟需重新认识和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配置与区域响应模式,为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和区域尺度合理配置人地关系核心要素,建设世界一流湾区提供理论支撑。本文在把握新时代人地关系的全球性转变基础上,对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研究进行了展望:① 从理论上探讨世界一流湾区人地关系从区域性转向全球性的一般模式和规律;②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配置过程及其驱动因素变化;③ 剖析全球模式下湾区内部的区域响应差异与区域协同机制;④ 探索“创新-产业-环境”关键系统全球模式的重构路径;⑤ 提出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优化与调控路径。
Human-environment system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lobal model and local response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的科学问题与重点研究方向
[J].
Scientific issues and key research directions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全球视野与理论模式
[J].
DOI:10.11821/dlyj020200367
[本文引用: 2]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新时代最有共识、最有优势、最富挑战的战略方向,亟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理论探索。国内外经典创新系统理论更加专注于创新系统内部,注重单一空间的创新要素与创新活动组织问题,忽视了全球和区域之间要素的关联模式,缺乏在全球视野下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综合观察。由此,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经典创新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全球视野下的以“科技”和“人才”为核心,以“科技-产业-全球生产网络”和“人才-环境-世界城市网络”为链条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理论模式,认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全球创新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和世界城市网络三重网络结构的核心节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实现三重网络的协同效应。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双核心与双链条的发展情况,并以此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路径和相关建议。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ing into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A global 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al model
DOI:10.11821/dlyj020200367
[本文引用: 2]
Developing the region into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is the most common, the most advantageous, and the most challenging strategic direction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the new era.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ing stud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s. Classical theories of the innovation systems focus more on the interior of innovation systems, paying attention to innovation elements and organization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a single space, but neglect the inextricable link between global and local elements and organizations, lacking comprehensive observations combining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classic innovation system theori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with global vision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onstituting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are the core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dustry-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talent-environment-world city network" are two chains. Focusing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pooling of talents, it is needed to gather elements of innovative resources, enhance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driv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improve urban functions and environments, so as to reshape the role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the world city network.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s are the core nodes of the triple networks: global innovation network,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world city network. To develop into an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it is necessary to upgrade its strength and position in the three networks at the same time.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innovation system theories, the new model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 with both global and local visions, in which the chain structure avoids the simple listing of elements, but emphasizes the mechanisms of the innovation system. Under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double-cores (talent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double-chai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dustry-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 talent-environment-world city network)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re analyzed, and the paths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ing into a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enter are proposed. This paper provides an explanatory tool for the organizing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which is a supplement to the theories of innovation systems.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Competitive regulation in the new Europe
[J].DOI:10.1016/0016-7185(92)90048-9 URL [本文引用: 1]
Sustainable valley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J].DOI:10.1002/bse.428 URL [本文引用: 1]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1: Tracking innovation through the COVID-19 crisis
[M].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