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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8): 1516-1529 doi: 10.18306/dlkxjz.2022.08.014

研究综述

西方流动性研究与交通地理学的对话：进展、启示与展望

常恩予,, 张敏,*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南京 210093

Mobility studies and transport geography in the West: Progress, implications and prospects

CHANG Enyu,, ZHANG Mi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Nanjing 210093, China

通讯作者: * 张敏(1976— ),女,江苏盐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文化地理学与城市文化空间研究。E-mail: min_zhjs@sina.com

收稿日期: 2021-12-2   修回日期: 2022-03-23  

基金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AZD040)

Received: 2021-12-2   Revised: 2022-03-23  

Fund supported: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0AZD04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常恩予(1991— ),女,山东济宁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流动性。E-mail: choloncey@126.com

摘要

随着现代社会空间和个人流动性水平的持续提升以及流动模式的日益复杂化,社会科学与空间科学领域对流动性的关注也持续升温。“流动转向”以来,西方流动性研究和交通地理学研究经历了激烈的碰撞,逐步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对话,推进了双方的互动发展和研究创新。而现有国内交通地理学对流动性的研究相对滞后,且跨学科的互利对话尚未有效开展。因而论文重点关注西方新流动性研究与交通地理学的对话交流与研究进展,通过梳理二者在流动性实践和意义、流动性不平等、信息通信技术与流动性3个共同议题下的探索,总结对国内交通地理学流动性研究的启示,并结合中国地理学相关研究现状以及社会发展与技术革新带来的流动性加剧状况,提出面向日常流动性的研究展望。中国流动性研究应进一步拓展流动性的多元内涵,丰富研究主体和尺度,辩证思考流动性价值,嵌入社会技术情境,并探索多元研究方法创新。

关键词： 流动性; 新流动范式; 流动转向; 交通地理学; 多元化

Abstract

Mobility is ubiquitous and flourishing, and its impact on society, space, and individual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lex in the continuously changing sociotechnical environ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Since the start of the "mobility turn", Western mobility studies and transport geography have experienced a fierce collision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an extensive and in-depth dialogue, which have jointly promoted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mobility study in geography. However, the existing study on mobilities in geography in China has lagged behind, the research is mostly confined to the internal discourse system of sub-disciplines, and the mutually beneficial dialogue between disciplines has not been carried out effectively, which has not fully stimulated the research innovation in this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Therefore, in this article, we focused on the dialogue between Western new mobility study and transport geography and reviewed the key literature on mobility studies in the Western geographic research since 2006, which connects mobility study and transport geography in three common topics—mobility practice and meaning, mobility inequality,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mobility. This article proposed a rethinking of mobility theory and its fruitful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as well as outlining some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 where further conversation would continue in the area of daily mobility stud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urrent local context. We argued that the complementary and progressive nature of mobility research and transport geography constitute the premise of their dialogue, which also suggests that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ultiplicity, relationality, and contextuality of the connotation of mobility, as well as integrating more dialectical thinking, will drive more innovation in mobility research. In the future, mobility research in China should further expand the multiple connotations of mobility, enrich the subjects and scales of research, think dialectically about the value of mobility, associate with sociotechnical contexts, and explore methodology innovations. Mobility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could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research and promote the decentralization and further diversif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Keywords： mobilities; new mobility paradigm; mobility turn; transport geography; plu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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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恩予, 张敏. 西方流动性研究与交通地理学的对话：进展、启示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8): 1516-1529 doi:10.18306/dlkxjz.2022.08.014

CHANG Enyu, ZHANG Min. Mobility studies and transport geography in the West: Progress, implications and prospect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8): 1516-1529 doi:10.18306/dlkxjz.2022.08.014

在一个快速变化的全球化、信息化现代社会中,流动性水平不断提升,各种新流动模式普及,以及由此带来的复杂的社会文化影响,使得流动性成为社会科学和空间科学领域关注的焦点。2006年兰卡斯特大学移动研究中心(Center for Mobility Research,CeMoRe)的Urry和Sheller基于对传统“静态社会学”和过于重视功能性的交通研究的批判,构建“新流动范式(A new mobilities paradigm)”,强调社会学研究应当超越固定有界的地理空间的局限,关注流动性如何组织和建构了社会生活,关注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的复杂模式,研究流动中的人、物和思想及其社会意义[1],并提出社会生活是通过5种相互依赖的流动系统和流动体验产生的,包括人的实体旅行、物体的流通、想象旅行、虚拟旅行和交流旅行[2]。这一理论的提出受到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迁移研究、信息技术研究、旅游研究、交通研究等多学科的启发,也给这些领域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Hannam等[3]将其影响总结为社会学研究的“流动转向(mobility turn)”。“流动转向”的出现打破了现有的学科边界,重新调整了传统社会科学的方向,激发社会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新尺度[4]。流动性作为组成现代生活的高度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改变了我们理解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方式,从根本上重构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5-6]。经历了10多年持续的争辩、探索和传承,西方流动性研究(mobilities research)逐步形成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研究领域。为与传统交通地理学的移动性研究加以区分,也有许多交通和地理研究中将其称为“新流动性研究”(the ‘new' mobilities)。

在“新流动范式”的影响下,西方地理学界也发生了“流动转向”,一批人文地理学者对流动性理论展开大量探讨,初步形成地理学流动性研究流派。基于学科传统研究的积累和新研究视角的融合,地理学家们以多种方式推进了流动性相关议程的发展,对流动性相关概念、理论和方法提出新的认识,出版了聚焦流动性的地理学教科书和大量专著,在多个重要地理学期刊推出流动性特刊。地理学者们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流动性的重要性,并认同流动性已经提升到与空间、场所和领域等地理学核心概念同等重要的地位[7⇓-9]。与此同时,在地理学内部的流动性研究和交通地理学研究中也存在着一种对立的声音,但随着研究的推进,这种争辩也逐步演变为越来越多互利包容的对话,Sheller[10]将这一现象总结为交通研究的流动化和流动性研究的交通化,其对于真正理解交通、流动性和地理学科整体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流动性研究兴于西方,话语体系也集中在西方学术网络,但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和地缘政治的演变,以及国内技术发展的日益蓬勃和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基于中国本土语境的流动性发生着复杂而微妙的改变,对城市和社会发展、空间治理也将产生深刻影响。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于流动性的关注却相对滞后,既滞后于西方研究,也滞后于国内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研究需求。国内交通地理、行为地理领域对流动性的研究深度不足,更多地聚焦于人的交通出行行为的定量分析[11⇓-13],未能将“流动转向”以后流动性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包容性内涵予以展现;同时,目前流动性研究的跨学科对话较为匮乏,难以激发该领域的研究创新性。孙九霞等[14]组织了国内流动性研究的首次跨学科对谈,但目前国内关于“新流动性”的研究主要在文化地理学、旅游研究和移民研究等分支领域内部展开[15⇓⇓-18],在更广泛的地理学不同分支学科间的互利对话尚未有效推进,流动性跨学科研究的创新潜力并未得到有效激发和转化。基于以上思考,本文提出3个研究问题：(1) 西方流动性研究和交通地理学为什么出现了从对立到对话的演变;(2) 这种演变具体是如何展开的;(3) 对中国的流动性研究有哪些启示?本文重点关注西方新流动性研究与交通地理学的对话,立足于多元化主张,聚焦流动性研究和交通地理学在共同议题下不同视角的探索,汇集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基于此提出对流动性理论和内涵的再认识,并结合中国研究现状和本土语境,提出面向日常流动性的研究展望。中国的城市化、社会环境、技术环境的特殊性为流动性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实验土壤,融入中国语境的流动性研究可以为全球研究做出重要补充和贡献,推进国际流动性研究中的“去中心化”和进一步多元发展。

因此,本文将首先回顾西方地理学流动性研究概况和交通地理学的“流动转向”趋势;其次,梳理西方流动性研究与交通地理学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最后阐述流动性研究的启示,并在中国语境下提出面向日常流动性的研究展望。本次研究所讨论的流动性聚焦于日常流动性的范畴,具体包括在日常生活中的、以人为主体的、短期的、重复的移动(movement)行为,如工作、休闲、社交和购物等方面的出行,未纳入物的流动、空间的流动性以及移民、迁居等相对特殊情况下的流动现象( 著名女性主义地理学家R. Law 1999年在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的论文“Beyond 'women and transport': Towards new geographies of gender and daily mobility”中提出“daily mobility”这一概念,文中“daily mobility”意指“在城市环境中的、以人为主体的、短期的、重复的移动(movement)或流通(circulation)行为”,Law认为这一概念相比于“transport”可以体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内涵,也能呼应社会文化地理学早期对流动性研究的呼吁。著名地理学家Susan Hanson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Gender and mobility: New approaches for informing sustainability”中也对日常流动性进行界定：“我用mobility或everyday mobility来表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流动,尽管本文中的一些论点也适用于商品的流动或长途移民,但我在此主要关注的是个人出行,它是人们参加日常活动的一部分,如有偿或无偿工作、休闲、社交和购物等等。”综合以上观点,对本文所讨论的日常流动性进行界定：在日常生活中的、以人为主体的、短期的、重复的移动(movement)行为,如有偿或无偿工作、休闲、社交和购物等方面的出行。)。本文着重从代表性学者和共同议题2个角度来组织文献,重点关注两个领域的代表性学者所开展的流动性与交通地理学跨学科研究,以及分别来自2个领域就交叉的共同议题所进行的研究。本文数据来源于WOS(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由于本文重点关注地理学的“流动转向”,以Sheller等[1]提出新流动范式的2006年为文献检索的时间起点,检索至2021年。在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检索期刊中,本文首先以mobility为主题词,学科分类为geography,检索得到5391篇文献,剔除“移民与迁居”“政策流动性”“知识流动性”等主题的文章,最终筛选出1098篇文献用于后续分析。另外,在术语的翻译和使用方面,将广义的流动性研究中的mobility和mobilities译为流动性,将交通地理学研究中狭义的mobility和movement译为移动性,特指实体移动的行为。

1 西方地理学流动性研究和交通地理学流动转向

1.1 地理学的流动性研究概况：发展趋势与代表学者

长期以来,地理学根植于空间的地方、边界和领域等核心概念,指向固定或静止的意涵。“流动转向”给地理学带来了一股新的潮流,激发大家对这个并不陌生的议题重新进行思考。越来越多的地理学研究者开始强调流动的重要性,创新性地思考移动和静止的关系以及移动的多元意义,并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推进理论的完善。总体来看,2006—2021年西方地理学流动性研究成果和被引频次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6年由于为纪念流动性领域研究开展十周年,许多期刊推出流动性特刊而出现大规模上升(图1)。Faulconbridge等[19]将流动性研究第一个10年的工作重点总结为通过广泛的跨学科争辩明确了其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地理学在这一阶段的主要贡献是融入地理学视角推进流动性的概念化研究,以及通过流动性和交通地理学的碰撞和交流为流动性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进而推动地理学科的流动转向。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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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西方地理学流动性研究论文发表数量年度变化

Fig.1   Annu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f Western geographic mobility studies


西方地理学流动性研究目前已经形成以欧美以及澳洲为主体的研究网络,由于“新流动范式”起源于英国学者,所有学术成果中英国贡献度最大,英格兰、苏格兰总计数量占比32.40%,其次为美国,占比13.85%;学术网络中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理格局显著,中国学者在国际研究中的贡献仅为3.44%(图2)。在学术团队中,其中重要的代表学者包括文化地理学分支的T. Cresswell、P. Adey、D. Bissell、P. Merriman和交通地理学分支的T. Schwanen、Kuan M-P、J. Shaw等,这些学者对流动性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Cresswell[20]和Adey[21]提出基于地理学整体视角和关系视角的流动性内涵的新解读,奠定了后续流动性概念研究的重要基础,Adey[5,21]编写的专著Mobility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obilities,对流动性研究的理论进行了系统介绍,T. Schwanen、J. Shaw、Kuan M-P的大量文章也从地理学整体学科视角推进了流动性研究和交通地理学的多元对话和交流,并推动流动性研究的方法创新。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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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6—2021年地理学流动性研究国家分布

Fig.2   Country distribution of geographic mobility studies during 2006-2021


1.2 交通地理学的流动转向：从对立到对话

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学科传统造就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起源于20世纪中叶的交通地理学研究有着固有的理论和方法传统,更多地从工具理性和定量方法的角度关注交通需求和供给、出行模式空间分析和政策建议[22],流动性内涵也更多地聚焦交通相关的实体移动。而流动性研究作为一个新的思潮,多通过质性方法关注不同的流动性实践、体验以及社会文化价值,和传统交通研究形成鲜明对比。早期由于这2种截然不同的“标签”,流动性研究兴起的同时带来了许多尖锐批判和对立声音[7],使得表面上关注相似运动问题的2个研究“流派”之间很少有积极的交流。流动性研究认为交通地理学仅停留于物质移动层次和功利性的分析[23],甚至时常以“困在空间科学的分析框架中”的刻板印象定义交通地理学,认为其与以新流动范式为代表的充满活力、多元而包容的议程形成对比[5]。而交通地理学者则认为新流动性研究避重就轻,忽略了移动研究的要点,还有人干脆把整个议程说成是“皇帝的新衣”[24]。但是随着2个学术团体创新性研究的推进和代表学者对多元化研究视角的呼吁,这种相互对立的局面逐步演变为开放的对话,越来越多的交通地理学学者开始正视新流动性研究对学科传统的冲击,并对学科的不足和定位进行再思考,逐渐认同流动性研究对交通地理学的重要意义。Hanson[25]认为,流动性研究为交通地理学带来了新的方法,为理解和分析运动和空间提供了互补的视角。Shaw等[26]指出,交通地理学和流动性研究并非2个相反的极端,应客观看待二者的特色和优势,并认识到二者的兼容性和一致性。交通地理学逐步汲取了流动性理论中的某些方面,探索两者之间如何相互补充,也更充分认识到流动及其意义在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中的更广泛的影响[27]。也正如Schwanen[28]所说,21世纪初交通地理学在流动性研究新思想的碰撞和冲击等因素的影响下重新焕发了活力。

具体来看,许多交通地理学者尝试将一系列流动性理论和方法与传统研究互补融合,做出交叉学科的创新探索,参与到流动性研究的发展话语中。基于流动转向的启发,Kwan[29]提出不确定的地理环境(UGCoP)的研究方法,强调研究对地理环境的关注重点应当超越对静态的居住空间的观察,流动性是人们时空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了地理学流动性和后现代哲学思维对话的潜力。交通地理学和流动性研究在乘客出行时间利用方面的共同探讨极具创新性[30-31],为流动体验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具体可操作的路径。这些交叉研究为交通地理学和流动性研究搭建了最初的桥梁,在相互适应和相互补充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为二者在共同领域中深入交流奠定了基础。此外,交通地理学和流动性研究合作推出的专著和特刊也标志着二者更广泛的对话的丰富成果。2011年Grieco等[32]共同主编的Mobilities: New perspectives on transport and society专著汇集了来自流动性研究和交通研究领域重要学者的研究成果,涉及日常流动性、生活方式与流动性、信息技术与流动性、流动正义等多个方面,通过综合不同视角的实证研究有助于更丰富地了解塑造现代社会的多重移动性(multiple mobilities)问题。交通地理学代表刊物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以及流动性研究的代表刊物Mobilities均推出跨学科论文的特刊,2016年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的特刊中也汇集了大量多元视角的研究成果,并呼吁打破学科壁垒,从多元化的视角推动地理学的流动性研究[7]。结合上述重要学者的观点对二者可以深入对话的领域进行总结,具体包括流动性实践、出行时间利用、流动不平等、技术变革与流动性、气候变化与可持续流动等方面[10,24,33]。

2 聚焦核心议题的对话与进展

有效推动流动性研究创新性和多样性的一个关键方法是围绕共同的主题的互利对话,结合上文对于流动性研究和交通地理学对话领域的总结,本节选取二者共同关注的3个重点议题：流动性实践和意义、流动性不平等、信息技术与流动性,从筛选文献中选择代表性成果,总结来自2个领域不同的方法和理论的探讨、互动与交融发展的趋向。

2.1 流动性实践和意义

流动性研究强调在个体层面和社会文化层面对流动性实践和意义的解读。这2个维度的研究都和交通地理学产生重要对话,拓展了交通地理学对移动行为多元内涵的理解,推动了交通地理学在研究视角和认识论方面的转型,进而推动了流动性理论与传统地理研究范式的融合。

(1) 流动性实践的揭示。大量流动性研究针对流动过程如何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实践而发生的展开研究,流动性实践的重要性体现在注重过程和注重人的具身表现上,关注流动过程中不同主体的体验、文化与流动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包括感官体验[34]、情感[35]、经历[36]以及象征和文化意义[37]。近年来,从乘客视角开展的流动性实践研究逐渐成为交通地理学和流动性研究共同关注的领域。Bissell[38]通过考察悉尼上班族通勤实践中从最初的兴奋到周而复始的疲倦中的适应、调整和演变,强调通勤过程本身是充满变化的,个体过去的通勤经验会给通勤行为变化带来微妙影响。许多交通地理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到文化和社会因素以及个体流动体验在流动行为转变中的重要作用。Schwanen等[39]将流动实践中的习惯作为一种具有促进作用的能力,关注如何通过发挥习惯的具身智能(embodied intelligence)调节作用来干预改变高碳出行行为。Basmajian[40]通过对12名女性通勤者口述历史的研究结果强调了通勤应该被视为一种主观行为,与现有出行行为模型中的理性假设相矛盾。许多研究强调以往被忽略的社会文化和个体具身体验应成为交通规划和交通政策考虑的重要因素[41-42],交通工具和场站的内部微观交通空间变成设计改进的重点[43]。此外,也有许多研究关注流动性和静止的关系,并认为缓慢和静止是理解流动性实践的重要方面[30]。流动和静止是相互依存共同存在的,如出租车司机在长时间的工作中虽然一直在移动,但可能会感到情绪和体验是被困住的[44]。流动与静止的关系和组合也决定了流动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不同主体、季节、路线和距离,流动或静止的空间体验和情感都各不相同[45]。从实践角度研究流动性可以发现习惯性和无意识的流动行为背后的社会规范以及社会文化价值,从而把握流动性在社会生活中更多元的内涵。

(2) 流动性意义的解读。Cresswell[46]提出,流动性不只是移动(movement),它承载着现实的复杂意义。流动性意义研究强调流动性在不同情境中参与着社会的建构,产生了丰富的意义,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社会运作的机制,也重塑了对空间的认知。首先,在广泛的社会意义方面,用流动性的视角理解社会,应立足于复杂情境的作用,情境为流动提供媒介,也提供限制,流动性可以是进步的象征,也可以是落后的符号。正如汽车作为一个复杂的流动性系统可以给人带来高度自由和灵活性,但是汽车霸权也造成了社会不平等和其他城市问题[47]。其次,在具体的空间认知方面,城市和地方的理解既取决于其固定的属性,也取决于流动性实践及其意义[48]。通过观察骑行登山者移动过程的情感体验以及在骑行中空间性的建构,Spinney[49]提出人们根据在一个地方的流动体验来创造意义和归属。流动性还会改变空间依赖,日益发达的交通和通信带来的高流动性促使传统固定的场所依恋发展为“弹性依恋”[50]。流动性空间意义方面的研究还涉及对多种“静止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关注,包括公路[51]、机场[52]、车站[53]等。作为支撑流动性实践的媒介,机场、购物中心等场所容纳着丰富的流动性,也隐含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等级[54],超越了传统物质空间功能性的意义。更准确地说,流动性是一种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结果,内在地承载着权力,并与传统的空间性联系在一起[44]。流动性意义的研究也给交通地理学带来了空间认识论方面的新思考,交通地理学者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超越固定的、静态的空间单元和融入不同情境对于理解交通和流动性的重要性[7,29,55],并结合具体研究领域进行应用。例如建成环境、幸福感和邻里效应的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引入不确定的地理情境和动态时空体验的新方法[56-57],许多学者也日益重视社会文化和技术情境在新的交通模式转型机制方面的分析[58]以及流动性与幸福感研究中的应用[59]。基于以上探索,进一步推进流动性理论和传统地理学空间、领域等基础概念的整合。

2.2 流动性不平等

交通地理学长期以来致力于交通贫困和社会分异的研究,但更多地关注群体空间移动模式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并从自上而下公平导向的视角提出政策建议,而流动性研究更多关注个体流动体验、实践以及权力和制度对流动性正义的影响,随着二者对话和交流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交通地理研究也开始融入更广阔的分析视角,向更纵深化的内生性和结构性因素剖析。

(1) 基于时空行为的流动性差异与约束。社会排斥一直是交通地理学和行为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早期行为地理学对个人日常活动移动模式的测度便表明人们潜在的移动受时空棱镜的限制和约束[60],这种制约由阶级、身份、收入等因素决定。21世纪以来,交通地理研究对社会排斥议题抱以越来越多的关注,大量研究通过出行特征的时空分析探究流动性差异与收入、种族、性别、年龄等因素的关系,发现了流动性劣势和社会排斥之间的相关性[61-62],其中许多研究关注日常活动和流动性时空约束的变化及其性别差异[63-64],尤其在儿童服务出行方面的显著差距,表明在有儿童的家庭中普遍存在性别流动限制。还有许多学者关注弱势群体如老年人和残疾人群体流动性限制及其影响因素[65⇓-67]。

(2) 社会资本与流动性互动中的不平等强化。在流动性研究中,Urry[68]强调有效的移动生活的核心是网络资本(network capital),即移动所提供的真实的和潜在的社会关系,并认为流动性就是扩大或维持现有的社会网络的过程。有研究表明,拥有强大的流动性资本可以让个人维持或扩大他们的社会资本;相反,没有汽车和居住地可达性低的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则被显著削弱[69]。交通地理学也同样关注社会资本对交通不平等的影响,大量关于交通劣势的研究也证明了交通劣势会导致商品、服务、生活机会、社会网络等社会资本无法获得,从而导致社会排斥[70]。还有研究聚焦移民群体,融入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因素,考察社会资本与社会隔离的关系。例如Uteng[71]对挪威人口的流动模式与交通排斥的研究表明,非西方女性移民社会隔绝的原因包括语言、行为规范、价值体系和社会网络,流动性成为一个高度个人化的内在限制。

(3) 权力关系与流动性正义。流动性研究强调,不均衡流动性的研究价值不仅是一种客观差异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发现其权力关系的本质,从而打破政治和认知偏见,推动流动正义(mobility justice)。Kaufmann等[72]提出的“流动力(motility)”概念是对流动资本的重要解读,即一种在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中的流动能力和潜力。Urry[73]也将流动性视为一种可获性不同的资源或能力,这种资源或能力的不均等分配造成了社会的差异,也是影响人类福祉的本质。权力视角流动性不平等的研究聚焦制度、阶级和话语等不同方面,具体关注精英流动、难民流动,以及流动性的性别差异和种族差异。在制度维度,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关注流动性实践的性别差异,长期以来主张流动性作为一种技术主导的物质实践,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获得[74]。在阶层方面,由于权力关系的存在,“精英群体”的流动性意味着其他社会群体的不流动,这些群体在某种意义上总是静止的,以促进组织、协调和服务其他人的流动[75]。在话语维度,Sheller[76]分析了话语体系使流动不平等问题合法化和正常化的多种方式,并呼吁从流动实践、叙事以及基础设施规划等方面来构建流动正义。与前文中交通地理学基于时空行为的流动性差异的研究相比,流动性领域的学者更多地将这种表面的差异嵌入社会文化背景中,挖掘差异背后深层的结构性因素。著名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和交通地理学学者Hanson[25]基于对流动性和交通地理学2个领域的性别研究的考察和对比,发现二者相互割裂但有着深刻的互补性,并提出未来研究需要融入更综合的视角,既考虑意义、身份、阶层对性别和流动性的塑造,也应对流动性模式和特征的复杂差异进行深入分析。Cresswell和交通学者Uteng合著的Gendered mobility[77]也从跨学科视角推进了不同维度差异化流动性的研究对话,包括理论、社会规范、技术和政策等多个方面。

2.3 信息通信技术与流动性

交通地理学长期致力于信息通信技术(ICT)与出行行为和活动领域的研究,从定量关系到复杂机制特征的探索均为流动性研究中虚拟流动性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同时,结合流动性实践和意义的视角,也有助于进一步洞察ICT与流动性相互作用复杂机制的内部动因。

(1) ICT对行为活动的影响。交通地理学和行为研究通过定量方法对ICT与出行的影响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探究,从早期的定量效应的探讨[78]逐步转向ICT对行为活动更为复杂的作用机制的总结,包括碎片化、弹性化、多任务、再分配等特征[79⇓-81],随着技术变革和研究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ICT对流动性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定量关系,也不只限于单一活动类型,而是以更为复杂的方式嵌入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并重塑着流动行为。例如移动ICT技术使更频繁地重新安排活动成为可能[82],数字技术与日常生活的融合也带来更个性化的生活方式[83]。Hardill等[84]结合定量和定性的方法探究手机融入老年人日常生活和流动模式的多样化和分化程度。Mokhtarian等[85]提出了一个参与活动的实体和虚拟手段之间关系的连续统一体概念,实体和虚拟的活动存在着置换、重叠等更为复杂的可能。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社会—技术环境中,未来需要更多深入地探索ICT重塑日常流动性和生活方式的内在机制,关注新技术带来的变化、社会规范的影响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

(2) ICT对流动体验的影响。信息技术不是一个割裂的外部媒介,而是嵌入日常生活实践中,与流动性互为因果、协同进化的。在流动转向的影响下,ICT和行为研究更多地认识到流动性过程的重要性,关注ICT在流动体验中的作用。Jain等[86]和Wardman等[87]将旅行时间和流动体验相结合,展开了极具创新性的交叉学科研究,认为ICT在缓解通勤和商务旅行的艰苦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将旅程塑造成更理想的体验,并探讨了通过ICT模糊旅行和活动之间的边界,使得旅行时间从一种“无用的浪费”而变得多元丰富、富有成效[88⇓-90]。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旅行期间的各种活动和ICT的使用和旅途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并无直接关联,旅行期间的ICT活动或许只是为了对抗或填补旅行中的单调和无趣,而并非积极体验的创造者[91],火车乘客使用移动技术相关的噪音可能还会增加环境压力[92]。与此同时,也有许多流动性研究学者强调具身体验的重要性是ICT所无法取代的。许多聚焦商务领域技术应用对流动性影响的研究表明,即使视频会议技术广泛应用于商务会谈,也未能降低实体商务旅行的需求,远程会议被视为一种不舒服和不自然的体验,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共同在场的亲密感[34],情感的流动通过具身体验才能更好地传达,眼神接触能够建立亲密和信任,也能表达权力和控制,感受恐惧和伪装[93]。

(3) ICT、社会关系与流动性的相互作用。我们当下处于一个复杂的技术—社会系统中,流动性研究和交通地理学研究都认识到ICT和流动性在共同促进新的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新流动范式的提出也强调关注虚拟流动性的必要性,Larsen等[94]系统考察了通信技术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中社交网络与不同流动性形式的相互联系及其地理特征。还有研究从具身实践的视角关注流动工作者通过ICT远程参与家庭生活和仪式的经历,给物理上分离的家庭成员提供更大的连接感并减少缺席对家庭关系的负面效应[95]。在流动性研究的启示下,交通地理学学者们更多地引入了隐喻流动性的概念考察ICT与社会关系的影响。如Ziegler等[96]基于关系流动性的内涵,发展出更为包容的自我流动性的概念,研究发现老年人在物理空间中减少的移动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虚拟流动性、想象流动性进行弥补,从而提升老年人的福祉。不容忽视的是,由于ICT在社会情境中的根植性,其对流动性的影响也会在不同群体中产生巨大差异,Schwanen等[97]的研究对ICT进一步固化了流动性不平等的性别结构进行反思。同时,信息化流动性服务(mobility as a service,MaaS)的不均等分布导致信息化水平较低的群体如老年人的交通贫困的加剧,从而进一步加强社会不平等[98]。信息技术和实体空间日益融合的趋势下形成越来越多的混合空间,通过信息技术可以带来混合空间中更高质量的流动体验,而技术使用水平的差异将加剧这种流动体验的不平等[99]。

3 研究启示与展望

无论是流动性实践和意义、流动性不平等还是ICT与流动性研究领域中,西方流动性研究和交通地理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对话和互补,共同推动了西方地理学流动性研究的包容发展和创新。本文对二者从相互批判到共同对话的开展过程以及对话领域进行总结,以期为国内交通地理学和行为研究等领域中流动性研究的开展提供启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面向日常流动性的研究展望。

3.1 对国内交通地理学流动性研究的启示

(1) 流动性研究和交通地理学的互补性和递进性构成二者对话的前提。西方流动性研究理论视角多元,融合了关系转向、文化转向、后现代等多种思潮,并作为一个极具洞察力的分析工具在不同研究领域中应用。流动性研究推进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和不同交叉领域的跨学科交流,在西方交通地理学和流动性研究之间已经开展了大量围绕相似研究主题的互利对话,给学科发展带来更广阔的视角和新的活力。通过上文对现有研究的综述和总结,思考流动性研究和交通地理学在知识体系中的定位,本文认为二者在提供互补视角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递进关系,共同促进了流动性研究深度和广度的延展。互补性体现在2个方面：一方面,流动性研究在理论和内涵方面的丰富性拓展了交通地理学对于移动(movement)和流动(mobility)等概念在认识论方面的局限,推动了交通地理学对传统研究中静态空间单元以及静止和移动二元论的再思考,揭示了从静止到移动的统一体的实质[24⇓⇓⇓⇓⇓⇓⇓⇓⇓⇓⇓⇓⇓⇓⇓⇓⇓⇓⇓⇓⇓⇓⇓⇓⇓⇓⇓⇓⇓⇓-55];另一方面,长期致力于实体移动研究的交通地理学在模式差异、空间特征、作用机制等方面的丰富积累也给流动性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根基以及方法和视角的拓展。此外,二者之间的对话也构成一种递进性,交通地理学基于实践导向的学科传统将流动性的创新理论和思想在出行行为、生活质量、交通劣势等具体领域进行部分验证,在实践价值和政策建议方面做出延续性拓展,从而推进新流动性研究和传统地理学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式的整合。国内交通地理学和流动性研究也应跨越学科壁垒,通过更多的对话和交流推动国内地理学流动转向的进程。

(2) 深化对流动性内涵中多重性、关系性和情境性的理解。西方地理学流动性研究对流动性内涵进行了大量探索,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包括Cresswell提出的“整体流动性”和Adey提出的“关系流动性”。Cresswell[20]提出的“整体流动性”的3个层次：实体移动、意义表征和具身实践的微妙关联,这一极具影响力和洞察力的分析框架整合了多重分析维度,有效地强调了流动性不仅是一个行为和实践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具有伦理和政治重要性的问题。Adey[5,21]提出需要通过融入关系视角把握流动性分析的核心,流动性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对自己、对他人和对世界的定位,它将事物通过统一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交通地理学往往将流动性视为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流动性研究则将流动性视为各种主体复杂关系的表现,流动或者静止状态的总体集合,这种理解也是流动性内在丰富性的体现。Sheller[10]指出,关系视角的融入避免了将流动性过于普遍化地延展,从而增强了流动性的分析能力,是地理学对流动性研究的重要推进,也是对城市研究的重要启发。此外,Cresswell[46]和Adey[5]均强调流动性与其发生的情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流动性的多元意义和价值通过与其嵌入的空间、社会文化和技术情境的相互作用而产生,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信息社会中,空间、社会、技术总是相互融合,共同塑造着流动性,也被流动性所塑造。流动性本就是充满不确定的复杂系统,只有将其置于空间、社会和技术的相互融合的情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流动性的本质。近年来,西方越来越多的交通地理学研究开始关注不同形式的流动过程、体验和意义,也越来越多地融入社会文化和关系视角对流动实践展开分析,推动了传统研究的深化和创新。中国交通地理学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对流动性内涵的理解,将流动性的多重性、关系性和情境性融入实证研究的不同领域中。

(3) 融入更多辩证思考推动流动性意义研究。西方流动性研究对交通地理学的重要启发是其批判性的部分,强调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的辩证思考。正是由于流动性承载着丰富的意义,因而流动性研究往往以某种价值取向为前提,而不仅仅停留于客观中立的呈现。Hanson[33]提出,交通远不只是到达目的地那么简单,也充斥着辩证和矛盾,并从不同维度影响人和社会的发展。流动性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文化交流,带来丰富的情感体验,促进健康和幸福感;同时,流动性也会对个人和社会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包括过度汽车化带来的城市问题和环境问题、现代社会高流动性带来的能源危机和阶层分化[100],以及对个人生理、心理等方面的负面影响[101];此外,流动和静止也往往相互依存,正如许多流动性较低的人群的服务为精英的较高的流动性提供了可能,可以通过购买他人的流动性服务而保持静止(如跑腿和外卖)。批判性的流动性研究不是为了否认流动性存在的正面价值,而是帮助我们面对习以为常的现象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更深入和辩证的思考,从而洞察那些可能被表象掩盖的内在机制。中国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转型阶段,在不断叠加的复杂情境下,对于流动性的价值判断更应该突破认知的局限,以更全面的视角和更辩证的思考探讨流动性更广泛意义的社会价值。

3.2 面向日常流动性研究的展望

日常流动性研究既是流动性研究的具体化推进,也是从人本视角响应中国转型发展进程中多元流动实践的研究需求。基于前文的梳理与分析,本文提出面向日常流动性的研究框架(图3),国内日常流动性研究应当拓展理论视角,深入推进在社会经济与技术发展趋势下的居民流动性丰富内涵和特征研究,关注不同主体和不同形式的流动性与社会、文化、技术情境的相互作用。聚焦健康与福祉、ICT与流动性、流动性不平等等研究主题,并以多元研究方法的创新为支持。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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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面向日常流动性的研究框架

Fig.3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daily mobility


(1) 拓展流动性多元内涵。未来研究对日常流动性的内涵的理解应突破单一视角和二元对立的局限,从更综合的视角拓展流动性多重内涵,挖掘其更丰富的隐喻的价值,包括流动性的体验、思想的流动、情感的流动以及流动和静止的关系等方面。同时,也要理解流动性背后的多重关系和多重情境,包括人与空间的关系、人的社会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如何影响实体或虚拟的流动,将不确定的地理环境的视角融入不同研究领域中,关注疫情特殊情境下对流动形式和流动体验的影响及其空间关系。

(2) 丰富研究主体和尺度。未来研究要更多地拓展对跨尺度流动性、不同流动形式、多元流动主体的全面认识。例如在尺度方面,关注日常流动过程中的微观变化,也要关注“时空压缩”带来的本地尺度流动性和区域或全球尺度流动性的连续跨越;研究主体方面,要更多关注老年人、城市移民、千禧一代等不同群体的流动性差异,也要关注一些互联网时代以流动为职业的特殊群体如外卖骑手、滴滴司机等“数字劳工”的流动性特征,丰富中国本土特色语境的流动性研究。

(3) 辩证思考流动性价值。未来研究对日常流动性意义和价值判断应该融入更加辩证的思考。一方面要继续关注流动性积极的个人和社会效益,包括日常流动性对社会资本和文化创新的促进,积极流动性、低碳流动性对健康和幸福感的影响,信息技术应用对流动性效率和体验的改善;同时,也要警惕过度流动对环境、社会和个人带来的挑战,关注如何引导日常流动行为的转变推动高碳流动的转型;如何更好地促进实体和虚拟的流动公平和正义,尤其需要关注体验和能力维度的流动不平等问题,以及特殊群体的流动权力。

(4) 嵌入社会与技术情境。一方面,未来交通设施供给、交通规划与交通政策研究要与流动实践和意义、流动不平等研究领域紧密结合,融入更多社会与文化因素,关注个体经验和流动过程对于流动空间特征以及模式选择的影响。另一方面,交通地理和行为研究也需要关注信息技术如何嵌入社会文化规范和生活方式,从而对流动实践产生影响,探索ICT和日常流动性相互作用的内在复杂机制以及不同群体间的差异。同时,需要关注不同类型的信息技术服务、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和新的流动现象与社会空间组织的相互作用,包括社交网络对流动性的影响、信息技术在积极出行中的应用、信息技术如何影响生活方式的流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流动性服务(MaaS)包括共享出行、共享单车、自动驾驶等对日常流动性以及对城市空间的影响、虚拟流动性和流动性具身实践的关系等等。

(5) 多元研究方法创新。具体研究方法方面,未来需要探索新的移动方法和技术方法与传统方法的结合,以及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结合。对研究对象进行跟踪、模拟以及伴随并行的移动方法(mobile method)包括同行访谈、移动视频民族志、时空日志、GPS轨迹追踪等,可以更好地捕捉流动过程和体验的瞬时性、具身性和情境性。同时,大数据分析、时空GIS分析等许多定量析方法也在空间分析和可视化方面发挥了巨大优势。随着西方流动性研究和交通地理学在不同领域理论和方法日益深入的对话,国内流动性研究的方法创新也要致力于弥合定性和定量的鸿沟,推动更具科学性、批判性和洞察力的混合研究方法的创新,具体包括大数据和小数据的结合、定性GIS与同行访谈的结合[102],GPS跟踪、地图绘制和访谈的结合[103],以及GPS应用程序与流动体验调查的结合[104]等,通过混合研究方法的创新进一步强化地理学对流动性的分析和解读能力。

4 总结

本文基于西方地理学流动性相关研究的代表文献,从流动性研究和交通地理学2个领域学科对话的视角出发,对西方地理学的流动转向以及流动性实践和意义、流动性不平等、信息通信技术与流动性等核心议题进行概述,并提出对国内交通地理学流动性研究的启示,以及面向日常流动性的研究展望。当代世界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和技术环境使得流动性对空间、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日益复杂化,西方地理学领域对流动性的实践、空间和主体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愈加广泛和深入。中国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中,国内地理学研究者对传统议题的关注亟需融入新的视角,对于不断涌现的新的流动性特征、趋势及其社会意义和空间意义的洞察也需要投入更多的关注,融入中国语境的流动性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当代社会和城市发展。未来流动性研究需要更多包容的声音,我们倡导更丰富的流动性认识论研究、不同理论视角的对话和碰撞、移动方法和新技术方法的协同融合,更好地拥抱多样性,推动国内地理学流动性研究创新落地。另外,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研究主题聚焦于流动性与交通地理学的对话,因而仅筛选与二者关联紧密的“以人为主体”的日常流动性的相关研究,没有涉及移民研究、知识与政策流动的内容,对空间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涉及也较少,这些方向同为流动性研究的重要领域,后续研究可以对此开展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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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养老日益受到中国城市老年人的欢迎,其中个体移动性对老年人日常生活尤具重要意义。本文从微观个体的视角出发,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选取一对空巢的高龄老年夫妇作为典型案例,对其退休以来的移动性变化与日常生活历程进行叙事分析;以期揭示移动性对老年个体生活的重要意义、移动性的变化特征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联,从而为中国城市老年服务与宜老环境建设提供科学支持。结果表明,老年个体移动性具有日常活动空间向外拓展、逐渐向社区及周边收缩、局限于家及住所附近3个阶段;随年龄增长而不断下降的身体机能与健康状况,和家庭因素共同促使老年人移动性与日常生活发生阶段性演变;个人、家庭、所在社区的资源分别构成了各阶段的核心影响因素。个体的移动性空间应成为中国城市宜老社区与环境建设以及老年规划与服务的关键命题。

[ Gu Zhilian, Chai Yanwei.

Change of mobility of urban elderly and effects on their daily life: A narrative analysis of the life of a retired couple living in an urban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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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an individu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selected a pair of "empty nest" elderly as samples to conduct a narrative analysis of their mobility change and the course of daily life since retirement. Their mobility and daily life after retirement have experienced three phases: first the expansion of the daily life space, then gradually shrinking to community and surrounding, and lastly confined near home. Aging body and the change of health status, and family factors mainly contributed to the evolution of different phases of the elderly mobility and daily lif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aging process, the resources of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the local communities constituted the context of daily mobility of the elderly to various degrees. Community resources have been prominent to individuals who experienced a reduced mobility. Drawing from this study, daily mobilit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and evolving role in the elderly daily life. This study calls for attention to elderly mobility space in order to ultimat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elderly population. More detailed studies of the interaction of elderly mobility and urban environment are required to lead to a sustainable and elderly-friendly urban planning an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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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性是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提高老年人的移动性是延长老年人独立生活时间,从而减小社会养老成本的重要手段。公共交通是中国老年人较长距离出行的最主要交通方式,但已有研究对公交移动性的关注较少。论文从季节时空分异的角度出发,利用安徽省芜湖市智能公交卡数据,分析不同季节老年人公交移动性静态空间集聚特征以及季节变化条件下移动性变化值的空间集聚特征。结果表明：① 老年人公交移动性空间集聚明显,呈现圈层式分布的特征。不同季节、不同移动性指标在城市中心、城市中心外围和城市边缘的集聚现象存在较大差异。② 老年人公交移动性的时空分异现象是复合的,不同城市空间对季节变化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主要呈现出从城市中心向外递增的趋势。研究公交移动性的季节时空分异现象可以为老年友好型城市的规划建设提供更加适当的规划和灵活的政策建议。

[ Li Zhixuan, Zhen Feng, Zhang Shanqi, et al.

Seasonal and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in the public transport-based mobility of elderly population: A case study of Wuhu City in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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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influence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elderly population. Improving the mobility of the elderly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long their independent living time and thereby reduce the cost of elderly care of the society. Public transpor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portation mode for the Chinese elderly population when they travel for a long distance. Despite many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elderly's mobility through walking, insufficient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public transport-based mobility. This study took Wuhu City as the study area and examined the pattern of the elderly's public transport-based mobility using smart card data. In particular, three parameters—movement radius, movement frequency, and movement entropy—were first used to quantify elderly's public transport-based mobility.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ethods were applied to analyze how elderly's public transport-based mobility patterns are spatially aggregated in different seasons and how the patterns vary under seasonal chang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Elderly's public transport-based mobility shows an obvious spatial aggregation pattern. The clusters are circularly distributed across the city, with the city center, the periphery of the city center, and the edge of the city showing different aggregation characteristics. Specifically, the radius of movement shows a crossed distribution of cold spots and hot spots from the city center to the outskirts of the city; the movement frequency and movement entropy show a wide range of hot spots in the city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 of the city center, while the cold spots are distributed in groups on the edge of the city. The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did not show structural changes in different seasons, bu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location and range of agglomeration. 2)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elderly's public transport-based mobility is compound. Although the overall influence of seasonal factors on the mobility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s weak,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ncentration in specific places. However, the sensitivity of different urban spaces to seasonal change is different, and it mainly increases from the city center outward. The study enriches elderly mobility research by developing an understanding on public transport-related mobility behavior of the elderly, and by exploring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s of public transport-based mobility across seasons. Empirically, this study can shed light on planning strategie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developing elderly-friendly cities.

孙九霞, 周尚意, 王宁, 等.

跨学科聚焦的新领域: 流动的时间、空间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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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当下,流动获得了内涵和外延的立体化与多面性,各种类型的流动正表征并重塑地方、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如何认识流动、分析流动对理解当前世界多重空间尺度的各类社会文化现象、理解空间及附加其上的意义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流动性是流动实践空前增强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发生在全球与区域的尺度上,也发生在城市内部日常生活与通勤的尺度上。另一方面,流动性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中基本概念的阐释具有革命性的作用,例如地方,认同这些话题都需要从流动性的视角进行重新思考。以时间和空间作为刻画流动性的基础尺标,在新流动性范式下,从地方、城市、移民、旅游、身份认同、政策与管制等方面探讨流动性多层次的社会文化意义,期于在流动性这一场域进行跨学科的对话,并促使国内学界对流动现象的关注上升为对流动性理论本身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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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profound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society,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mobility have become three-dimensional and multi-faceted today. Various types of mobilities are representing and reshaping our social structure and values. How to analyze and understand mobility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on our cognition of social culture, local structure and contextual significance, as well as all kinds of socio-cultural phenomena which are currently measured by multiple spatial scales. On the one hand, mobility is an unprecedented enhancement of movement. This process not only occurs in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scales, but also in the scale of daily life and commuting within the urban areas. On the other hand, mobility overturn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ion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a revolutionary way. For example we need to rethink these crucial issues like space and identity with a perspective of mobility. Under the new paradigm—taking time and space as a basic judgement of mobility, the multi-layered and three-dimensional sociocultural meaning of mobility is thus to be discussed in terms of regions, cities, immigration, tourism, identity, policy, regulation and so on. This practice offers a field for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which carries the expectation of providing references and prospects for lifting the discussion on movement to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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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石牌村、棠下村和珠村3 个市中心到市郊均匀扩散的城中村为例,通过修订量表对城中村移民进行施测,然后采用SPSS 17.0 和M-plus 7 统计软件整理数据。从微观视角分析城中村移民的地方感（城中村和乡下两种地方感）在性别、年龄、居住时间、居住形式、收入水平、文化资本、根植性、居住环境和社会融合等因素中的差异及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① 地方感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地方感均值不管是在城中村,还是在其故乡的均比男性低；② 移民的地方感在年龄、居住时间和居住形式上的t 检验结果没有差异,而在收入水平上有差异；③ 文化资本、居住环境和社会融合等因素,其在地方感的高低分组之间的影响存在差异；④ 社会融合与文化资本、根植性和居住环境呈显著正相关,而乡下地方感与文化资本和居住环境呈显著负相关；⑤ 从影响路径来看,地方感不能直接影响社会融合,而是通过根植性、居住环境和文化资本等因素进行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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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s is characterized by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dimensions, respectively as sense of place. In the view of microcosm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ims at clarifying the differences and their effect path of the migrants’sense of pla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hometown in the factors including gender, age, income level, cultural capital, rootedness, social cohesion, living condition, living forms and the length of living. For this purpose, we conducted a research on a sample of 412 migrants from three urban villages beside hongshan Road: Shipai, Tangxia and Zhucun, which are located from the center area to suburbs on an average distance in the east of Guangdong. The scale of sense of place we used here is revised from Kaltenborn B P (1998), and the factors of rootedness, social cohesion, living condition are detected by factor analysis in reference to Gordon M M (1964), Bonaiuto M (2003), Lewicka M (2005), etc. Results by using SPSS17.0 and M- plus7 show that: (1)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sense of place in gender, the mean value of female's sense of place is lower than that of male in both urban villages and rural hometown; (2)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age, living forms and length of living while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income level; (3) Cultural capital, social cohesion and living condition show differences between high scores group and low scores group of the sense of place; (4) Social cohesion has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cultural capital, rootedness and living condition, while the sense of place in rural hometown has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cultural capital and living condition; (5) The sense of place affects the social cohesion indirectly by the factors of rootedness, living condition and culture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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