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与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与有效途径[1]。在中国制度背景下,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有赖于科学合理的政策体系与制度框架[2]。中国乡村旅游政策也在近几十年内不断变迁以适应时代变化。这一过程中,政策地位逐渐提高[3],政策发文主体层级逐步上升,发文部门日趋多元,但有研究指出在政策变迁中存在顾此失彼的“政策洞”等问题[4]。因此,对乡村旅游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是把握乡村旅游发展规律、寻找发展动力机制的有效方式,对政策文件进行质性与量化研究可以最大程度地诠释政策实践过程[5]。不过,以往政策变迁分析多以解读政策发展历史进程为主要内容,在当下乡村旅游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过程中,需要对政策变迁的多元动力进行探索。不同要素如何单独或组合影响乡村旅游的政策更新,不同组合如何在政策变迁中产生动力?这些问题的解答能够为政策变迁提供新的视角。因此,本文以黄山乡村旅游政策变迁为研究对象,运用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探索影响乡村旅游政策变迁的要素及其组合路径,以期为未来政策研究领域的深入与政策制定提供参照。
1 理论基础
1.1 政策变迁动力
政策变迁是政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主题[6],通常涉及3个主流理论,包括间断均衡理论(punctuated equilibrium theory)、倡议联盟理论(initiative alliance theory)和多源流理论(multiple streams theory)[7]。间断均衡理论来自Jones等[8],源于生物进化的“间断均衡说”[9],该理论认为政策变迁是决策制定系统建立和破除政策均衡结构的过程[10]。中国研究者已将间断均衡理论应用到农村政策变迁研究[11,12],丁琳琳等[13]指出,在农村政策制定中,自下而上的多元主义政策创新中会促进政策均衡的更新。倡议联盟框架由Sabatier等[14,15]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该理论认为政策问题的参与者,例如专家学者、社会组织、政府部门等共同推动了政策的变迁[16,17]。有学者基于倡议联盟框架分析了农村低保政策[18,19];吴光芸等[20]研究指出宏观制度环境、政治精英理念的更新是农地流转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多源流理论由Kingdon[21]提出,认为政策动力来自3大源流的共同作用,即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其中,问题源流指焦点事件等重大问题的出现对政策出台的推动[22];政策源流指利益相关者组成的政策共同体的政策建议;政治源流指重要政治活动的发生[19]。多源流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多行业的政策变迁分析之中[22]。在农村政策研究中,尹云龙[23]基于多源流理论分析了中国扶贫政策变迁动力。随着旅游业影响因素的日益复杂,旅游政策的变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及舆论等多要素影响,多源流理论在解释旅游政策变迁中显示出巨大潜力。
1.2 中国乡村旅游政策变迁研究
国家或地区为促进旅游发展会制定一系列关于旅游的政策[24]。当下,中国旅游政策研究分析多从宏观的国家政策整体出发分析其发展历程[25,26],或在省级层面分析政策演变[27,28,29],也包括对国外旅游政策借鉴[30]和旅游政策效用研究[31]。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32],唐晓云[33]认为,中国旅游政策演化从资源配置的行政化正在转向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日益更新的乡村旅游政策也体现出中国旅游政策目标的多元化进程,体现出政策工具由强制工具为主导转向为以互动式影响工具为主导的过程[34]。不过,研究者也指出了中国农村政策制定的问题,例如,政策对乡村旅游项目设计和培育支持不足[35];缺失连续性的政策设计,导致中国乡村旅游无序发展等问题[32]。
因此,乡村旅游发展政策动力的研究非常必要,但当下研究中该主题研究还比较缺失。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旅游发展面临更为复杂的影响因素,探索政策动力机制是保证未来能够及时且合理制定乡村旅游政策的前提。同时,由于影响要素的复杂,各要素并不仅仅单独发挥作用,不同要素间的组合也会产生不同的动力结果。因此,本文基于多源流理论运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对上述实践问题进行实证探索。
2 研究设计与案例选择
2.1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最早由C. C. Ragin在其专著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36]中提出,经过30多年的发展,该方法已得到普遍关注和应用。这种分析方法最初被应用于政治学和管理学领域,并逐步扩展到其他学科,在处理多样性导向的研究时具有较强的方法优势,能够强化理论与数据分析的关联性[37]。本文主要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方法,该方法强调通过实证数据以及相关理论的不断对话,从中、小型样本数据中挖掘出研究问题可能的因果关系。csQCA假定研究问题的因果关系是非线性的,解释条件对结果的影响是相互依赖的,并且同一现象的发生可能有不同的条件组合。csQCA一般用以分析二分赋值(变量赋值分别为0/1),在实际操作中必须将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根据案例实际情况与理论知识赋值为0或1,根据布尔代数(Boolean algebra)原则对条件组合进行简化[36,37]。
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方法探索黄山市乡村旅游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主要考虑以下几点：第一,csQCA方法的主要特征是它对二分变量的处理,尤其针对某个现象“发生”和“未发生”进行判断,因此适合于本文中对政策是否有变迁,以及其潜在的推动要素是否发生进行判断[38];第二,csQCA方法的核心并不是将各条件变量认为是独立影响结果变量的因素,而是将其以不同方式组合作用于结果变量,该方法不关注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净效应,而是专注于挖掘出能够对结果变量有解释力的不同要素组合。黄山市乡村旅游政策变迁的结果同时取决于不同的影响因素,使用csQCA方法能挖掘出具有同等重要效应的多条路径[39];第三,引发黄山市乡村旅游政策变迁的单个因素对结果之间的关系并非对称,而csQCA恰好认为导致某结果发生与不发生的前因变量具有不对称性,因此该方法很好地契合了本文主题;第四,使用csQCA方法可以对同一案例区内不同个案之间进行比较,探寻其中符合理论逻辑的前因条件组合,并建立各种条件组合与被解释结果的因果关系。
2.2 乡村旅游政策变迁案例地选择
发展乡村旅游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也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有力举措。近年来,黄山市借助黄山品牌效应,通过古徽州特色文化与乡村的结合,构建以徽文化为核心、以主题村落为主要载体的乡村休闲旅游地。黄山市是全国乡村旅游提升和旅游扶贫大会举办地,其中黟县成为首批中国旅游强县,西递、宏村在2000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被评为中国十大乡村旅游目的地。黄山市还拥有2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9个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018年,黄山市共接待乡村旅游游客4450万人次,同比增长6.76%;乡村旅游总收入315亿元,同比增长5.62%。2019年1—6月,黄山市乡村旅游接待人数2413.12万人次,同比增长14.75%;全市乡村旅游总收入188.03亿元,同比增长18.16%。选择黄山市乡村旅游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与组合路径,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2.3 解释变量
以往研究者指出了乡村旅游政策的若干影响因素,包括参与主体对政策的影响[40]、管理机构变动[41],以及市场变动[27]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等。随着旅游政策影响源流的日益复杂,需要对以往单要素分析进行系统整合。基于多源流理论,可从3个源流层面来分析中国旅游政策变迁动力,综合乡村旅游实践与以往研究成果,可发现政策源流包括：第一,乡村规划政策变动。土地调整是中国农地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42],乡村规划政策的变动对旅游产业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作用。第二,文化政策的变动。乡村文化景观保护是中国乡村文化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43]。在乡村旅游发展初期,经济效应是乡村开发的首要追求,而随着文化价值观的变动,文化政策开始越来越多地影响旅游政策的制定。在旅游政策变迁中,问题源流主要反映为旅游市场舆情。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舆情事件正在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带来新的威胁,值得引起学界关注[44]。舆情的影响已经成为旅游政策的重要变迁动力,例如2015年青岛大虾事件后,多部门第一时间联合发布政策以应对舆情。因此,在乡村旅游方面也需要将该因素考虑进去。旅游政策更新的政治源流包括：第一,领导层的变动。西方研究者指出,领导的更迭是政策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7],中国政府部门决策者的变动也会带来政策的冲击[41,42,43,44,45]。第二,东道主居民参与。乡村旅游作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46],发展乡村旅游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与幸福感。随着乡村旅游居民参与程度的日益提升,适时调整旅游地管理模式(包括管理行为与目标)也就成为必然[39]。在乡村土地政策研究中,易承志[47]指出,一项土地政策的确立不仅取决于其是否符合国家建设战略的需要,而且取决于其是否得到农民的支持。因此,东道主居民的参与是政策出台的重要动力因素。
3 定性比较分析
3.1 变量赋值与真值表
本文在确定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之后,依据csQCA分析方法原则需要对设定好的条件变量和解释变量按照二分类的方式进行赋值[48]。数据采集时间集中于2020年2月25日—3月1日,政策变迁案例选择的时间段为近10 a的黄山市乡村旅游政策变迁,数据来源的方式如下：黄山市旅游相关政策的变迁通过对黄山市政府与各部门的官方网站所公布的政策进行盘点,同时与黄山市旅游部门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后汇总梳理;组织领导变更是指黄山市旅游委员会/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进行的部门重组或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是指黄山乡村规划和发展等相关政策的调整,通过对黄山市政府与黄山市发改委、黄山市农业农村局出台乡村规划政策进行盘点梳理;文化政策变动依据的是黄山市文化类政策的更新,通过对黄山市政府与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出台的文化政策进行盘点梳理。在政策要素的选择中需要指出,国家和省级层面旅游政策的出台必然会引发市级层面政策的响应,将其纳入任何一个路径都会影响该路径作为整体和路径中其他要素的判断,因此在本文中不将其纳入分析。东道主居民参与是指乡村居民对旅游发展提出的建议,通过对黄山市政府官方网站中的留言进行梳理,筛选出与旅游相关的内容;旅游市场舆情包括市级、省级和国家级新闻媒体与网络媒体所发布的黄山旅游负面报道。以上变量的判断方式见表1。在二分法赋值后,构建真值表,见表2。
表1 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的设定
Tab.1
| 变量类型 | 变量 | 测量变量 | 判断依据 | 赋值 |
|---|---|---|---|---|
| 条件变量 | 组织/领导变更 | 旅游相关部门组织变更/领导层更换 | 旅游相关部门组织变更/领导层更换≥1次 | 1 |
| 无 | 0 | |||
| 乡村规划政策 | 乡村规划政策变更 | 乡村规划政策更新≥1次 | 1 | |
| 无 | 0 | |||
| 文化政策变动 | 本地文化政策更新 | 相关文化保护政策出台≥1次 | 1 | |
| 无 | 0 | |||
| 东道主居民参与 | 市政府网旅游主题留言 | 相关建议出现次数≥1次 | 1 | |
| 无 | 0 | |||
| 旅游市场舆情 | 旅游舆情危机发生 | 发生次数≥1次 | 1 | |
| 无 | 0 | |||
| 结果变量 | 政策变迁 | 市级政策的更新 | 黄山市委/市政府/人大 | 1 |
| 文旅局 | 0 |
表2 解释和被解释变量清晰集真值
Tab.2
| 案例序号 | 组织/领导变更 | 乡村规划政策变更 | 文化政策变更 | 东道主居民参与 | 旅游市场舆情 | 旅游政策变迁 |
|---|---|---|---|---|---|---|
| 1 | 0 | 1 | 0 | 1 | 0 | 1 |
| 2 | 0 | 1 | 1 | 0 | 1 | 1 |
| 3 | 1 | 1 | 1 | 1 | 1 | 1 |
| 4 | 1 | 0 | 1 | 0 | 0 | 0 |
| 5 | 1 | 1 | 0 | 0 | 1 | 0 |
| 6 | 0 | 1 | 1 | 1 | 0 | 0 |
| 7 | 1 | 0 | 0 | 1 | 1 | 1 |
| 8 | 0 | 1 | 1 | 1 | 0 | 0 |
| 9 | 0 | 1 | 1 | 0 | 1 | 1 |
3.2 单变量分析
式中：
表3 单因素充分与必要性分析
Tab.3
| 条件变量 | 一致性 | 覆盖率 | |||
|---|---|---|---|---|---|
| 市级政策 | 旅游部门政策 | 市级政策 | 旅游部门政策 | ||
| 组织/领导变更 | 0.400 | 0.500 | 0.500 | 0.500 | |
| 乡村规划政策变更 | 0.800 | 0.750 | 0.571 | 0.429 | |
| 文化政策变更 | 0.600 | 0.750 | 0.500 | 0.500 | |
| 东道主居民参与 | 0.600 | 0.500 | 0.600 | 0.400 | |
| 旅游市场舆情 | 0.800 | 0.250 | 0.800 | 0.200 | |
进一步,可通过覆盖率指标(Coverage)来判断条件X对于Y的解释力度[50]。覆盖率表示条件变量对于因果路径的解释能力,覆盖率数值越髙,对于因果的解释力能力越好,公式为：
式中：Coverage取值范围为(0, 1)。
通过表3可以看出,对于市级旅游政策来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和旅游市场舆情是一致性最高的单变量因素,反映了乡村发展与市场的力量。对于文旅局级的政策来说,乡村规划政策的变更和文化政策的变更对旅游政策的出台起到了最大的推动作用。从影响要素的角度看,旅游部门组织/领导的变更对文旅局层面的旅游政策出台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东道主居民参与在市级政策的出台上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但是,所有单因素都不构成乡村旅游政策变迁的充要条件,不同因素需要进行条件组合发挥作用。
4 多因素组合分析
表4 多因素的组合结果(市级政策)
Tab.4
| 序号 | 组合 | 原生覆盖率 | 唯一覆盖率 | 一致性 |
|---|---|---|---|---|
| 1 | ~旅游市场舆情*东道主居民参与*~文化政策变更*~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 | 0.2 | 0.2 | 1 |
| 2 | 旅游市场舆情*东道主居民参与*~文化政策变更*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 | 0.4 | 0.4 | 1 |
| 3 | 旅游市场舆情*~东道主居民参与*文化政策变更*~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 | 0.2 | 0.2 | 1 |
| 4 | 旅游市场舆情*东道主居民参与*文化政策变更*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 | 0.2 | 0.2 | 1 |
| 整体覆盖率：1 | ||||
| 整体一致性：1 | ||||
注：“*”是变量之间的连接符号,表示“且”的交集关系;“~”表示“非”,即“不存在”;原生覆盖率表示每条路径能够解释案例的百分比;唯一覆盖率表示案例能够被该条路径解释的百分比,而不能用于解释其他路径;整体覆盖率表示所有组合路径解释了结果变量案例的百分比;3个覆盖率均采用式(2)进行计算。下同。
表5 多因素的组合结果(文旅局层面政策)
Tab.5
| 序号 | 组合 | 原生覆盖率 | 唯一覆盖率 | 一致性 |
|---|---|---|---|---|
| 1 | ~旅游市场舆情*~东道主居民参与*文化政策变更*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 | 0.25 | 0.25 | 1 |
| 2 | ~旅游市场舆情*东道主居民参与*文化政策变更*~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 | 0.50 | 0.50 | 1 |
| 3 | 旅游市场舆情*~东道主居民参与*~文化政策变更*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 | 0.25 | 0.25 | 1 |
| 整体覆盖率：1 | ||||
| 整体一致性：1 | ||||
总体来看,通过应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可见,市级层面和文旅局层面原生覆盖率均高于(或等于)0.2,说明能够解释20%及以上的案例;唯一覆盖率均高于(或等于)0.2,表明20%及以上案例能够被该条路径解释(不能用于解释其他路径)。市级旅游政策的变迁在计算精简后共有4组充分条件组合,整体覆盖率约为1,整体一致性约为1,均达到了0.9以上的阈值标准。因此,该4个条件组合能够有效解释市级旅游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组合。在文旅局级别的政策变更中,计算精简后共有3组充分条件组合,整体覆盖率约为1,整体一致性约为1,也均达到了0.9以上的阈值标准。因此,该3个条件组合能够有效解释文旅局级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组合。乡村旅游政策变迁影响路径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图1
乡村旅游政策变迁影响路径模型
Fig.1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ath analysis model of rural tourism policy changes
市级旅游政策的变迁中,具体来看,路径1显示为“~旅游市场舆情*东道主居民参与*~文化政策变更*~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该路径围绕东道主居民参与和乡村规划/政策变更发挥作用,体现乡村自身推动力。路径2显示为“旅游市场舆情*东道主居民参与*~文化政策变更*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该路径围绕旅游市场舆情和旅游部门的组织/领导变更发挥作用,体现出旅游产业发展的推动力。路径3“旅游市场舆情*~东道主居民参与*文化政策变更*~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和路径4“旅游市场舆情*东道主居民参与*文化政策变更*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围绕旅游市场舆情、文化政策变更和乡村规划政策变更发挥作用,体现出市场力量、乡村自身推动力、文化力量与旅游管理力量的共同作用。总体来看,乡村规划变更、旅游市场舆情和东道主居民参与出现在3个路径中,这3个变量的两两组合出现在4个路径组合中;而组织领导的变更只出现在2个路径组合中。
在文旅局层面的政策变更中,具体来看,共有3条组合路径。路径1显示为“~旅游市场舆情*~东道主居民参与*文化政策变更*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该路径围绕文化政策变更和组织/领导变更发挥作用;路径2“~旅游市场舆情*东道主居民参与*文化政策变更*~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该路径围绕东道主居民参与、乡村规划政策变更和文化政策变更发挥作用,体现乡村力量;路径3“旅游市场舆情*~东道主居民参与*~文化政策变更*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围绕市场舆情、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发挥作用,体现出市场力量、乡村自身推动力和旅游管理力量的共同作用。总体来看,对于文旅局级别的政策变更来说,在路径1和路径3中都出现了组织/领导变更要素,具有和乡村规划变更、文化政策变更同样的重要推动力;并且以上3个变量的两两组合出现3个路径组合中。相比之下,东道主居民参与和旅游市场舆情只分别出现在1个路径组合中。
从以上路径组合可以看出,就黄山市案例地来说,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本地文化政策变更、东道主居民参与和旅游市场舆情5个要素通过不同组合发挥作用,促进了市级和文旅局层面的乡村旅游政策变更。乡村规划在2个层面都展示出重要的作用力;市场舆情和东道主参与这2类具有“自下而上”性质的要素在市级政策层面具有重要推动力,而组织/领导变更则在文旅局级别的政策变迁中更为重要。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立足于乡村旅游政策变迁的现实条件,从乡村旅游政策变迁影响因素由各个单项因素组成的理论关系出发,依据数据特点利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探寻由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本地文化政策变更、东道主居民参与以及旅游市场舆情组成的乡村旅游政策变迁影响的构型。该方法能够更深层次地挖掘乡村旅游政策变迁影响因素的组合,这些组合能够很好地解释结果变量。研究发现：
第一,对于单项因素来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和旅游市场舆情在市级旅游政策层面一致性相对较高,乡村规划政策的变更和文化政策的变更在文旅局层面的政策变迁一致性相对较高,但所有单因素都不构成乡村旅游政策变迁的必要条件,需要进行条件组合。
第二,对于市级旅游政策变迁来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旅游市场舆情和东道主居民参与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力,这3个变量的两两组合出现在4个路径组合之中。相比之下,旅游部门的领导变更对市级的旅游政策出台影响力相对较小。可以看出,市级旅游政策的出台受到更广泛动力影响,既会考虑乡村本身的需求,也会对市场舆情作出反应。同时,东道主居民的意见可以指导市级决策层面,也能够对市级政策的出台起到推动作用。
第三,对于文旅局层面的政策变更来说,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变更和文化政策变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力,此3个变量的两两组合出现在3个路径组合中。相比之下,东道主参与和旅游市场舆情只分别出现在1个路径组合中。与市级层面的旅游政策出台相比,文旅局层面的政策更易受到本系统内组织变更和领导层变动的影响。与此同时,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随着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成立,文化政策的变更对旅游政策的变迁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第四,多因素影响下的旅游相关政策的制定所产生的政策效果已超越旅游产业边界,带来了多重的社会与民生效益。例如在《2018年黄山市乡村旅游扶贫实施方案》出台后,黄山市针对“旅游资源基础条件好、交通区位条件好、开展乡村旅游扶贫积极性高”的16个省级旅游扶贫重点村开展游客中心、停车场、导游词、农家乐和民宿等领域的“八个一”建设,截至当年底,实现脱贫924户。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可在政策变迁路径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不同路径、不同要素组合,以及不同要素主导下所实现的旅游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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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1949~2013年中央政府及相关部委发布的379个旅游政策文件的多维度统计分析入手，以全新的视角剖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旅游发展政策的演化历程。研究发现：（1）我国旅游政策演化是资源配置的行政化转向行政权力制约下的资源配置市场化过程。（2）旅游政策目标始终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相一致，可大致分为服务外事、经济型事业、经济新增长点、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四个阶段。（3）旅游政策工具以微观管制为主，对资本、土地、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宏观调控能力不足。（4）旅游政策的制定部门范畴不断扩大，政策力度呈波动趋稳态势。研究认为，旅游经济的有效运行高度依赖于社会经济系统的制度安排。在《旅游法》颁布、旅游业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后，技术进步、市场需求、企业竞合关系协同引领的产品业态与商业模式创新是未来产业效率提升的基本方向，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将成为政府旅游管理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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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危机下旅游形象感知的变化及对出游意向的影响: 以青岛“天价虾事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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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 in perceived image and its effect on travel intention with th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crisis: A case study of Qingdao's "pricey prawn"
政策利益相关者行为模式与规则的渐进调整: 来自上海医疗卫生改革的经验
[J].
Behavior model of stakeholder and rules' incremental adjusting during policy process: From Shanghai experience of reconstructing urban' new medical service system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 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
[J].
DOI:10.11821/dlyj20150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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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新型城镇化在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科学引导乡村地域城镇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和重要科学命题。通过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审视和反思,认为乡村旅游既面临环境质量下降、乡村文化受损、旅游同质竞争、整体品质不高、产业培育不足、资金人才短缺、运营模式落后、土地利用错位等现实困境,又面临着新形势下需深入研究的诸多复杂性理论问题。提出要响应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和乡村旅游的发展需求,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特性、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旅游的影响与互动机制、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乡村旅游文化与乡愁记忆的恢复与重构、乡村生态文明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乡村旅游空间结构优化及城乡旅游一体化空间格局与机制、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产业融合创新、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及“三农”问题解决路径、乡村旅游运营管理与政策制度创新等科学问题。通过深化理论研究和强化实践应用,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升级,引导具备条件的乡村走以旅游为导向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城乡旅游互补和协调发展。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breakthrough of predicament
国家建设、农村土地政策变迁与农民权利保障
[J].
National construction, rural land policy changes and farmers' rights protection
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 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J].
The spreading mechanism of internet rumors in emergencies: Based on the clear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Ragein: Fuzzy-set social science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