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8): 1249-1259 doi: 10.18306/dlkxjz.2020.08.001

理论探讨

重建地方: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研究的路径

叶超,, 塔娜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Rebuild place: The thoughts of place in human geography and their connections with GIS

YE Chao,, TA Na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收稿日期: 2019-11-17   修回日期: 2020-04-8   网络出版日期: 2020-08-2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87114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971200

Received: 2019-11-17   Revised: 2020-04-8   Online: 2020-08-28

Fund supported: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871143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97120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叶超(1978— ),男,甘肃武威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镇化与空间生产、地理学思想与方法、文化地理与可持续科学研究。E-mail: yeover@163.com

摘要

地方是很重要的地理学概念。中外学界对地方的研究有丰富积累。围绕地方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探索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对中国地理学尤为重要。“重建地方”旨在打破学科界限,重新发现学术研究的“地方”,并将学术与生活、思想与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反思和重建生活中的“地方”。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研究主要聚焦于流动性的大尺度城市空间与稳定性的小尺度社区空间。通过运用开放的街景地图、3D-VQGIS等新GIS工具和方法,整合大数据与小数据,将定量与定性结合,丰富了地方性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使人文地理与GIS结合有新的方法论与可操作的手段。以地方为主题,人文地理与GIS的结合还将重塑这2个子学科,进而促进地理学发展。未来应该大力探索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的思想、理论与方法,实现学科内的交融互动,并将其应用于解释尺度交错的现实问题,进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重建地方。

关键词: 地方 ; 尺度 ; 耦合 ; 地理学思想 ; 城市 ; 社区

Abstract

Place is a very important geographical concept. Scholars especially geographers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studies on place. Focusing on the issues and theories of place,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o couple human geography with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with a focus on geographic issues in large-scale urban space and small-scale communities. This is particularly critical for geographic study in China. The main title of this article, "rebuild place", has three meanings. First, 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in order to rediscover the new field of "place", especially based on complex and chang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place. Second, we should strive to change the "place" in everyday life according to the new theories. Last but not least, rebuilding place in our lives or minds will be achieved by means of coupl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 thoughts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human geography and GIS. Through using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VGI), 3D-VQGIS, and other new GIS methods,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n place research can be enriched with big data and other types of data. The combination of human geography and GIS not only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ut also helps developing new methodologies. Place and scale are complex in reality and in research. For instance, issues in community and in city interact and can be transformed because some micro-scale individual or community events can affect the whole city or urban culture. Interactions at city level or community level are the same to some extent but often different. In the study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rural-urban relations, it is urgent to introduce, use, and recreate the theories on place with GIS and multi-scale cases.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combining human geography with GIS will reshape geography. In addition to being an indispensable concept of geography, place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everyday life. Dealing with the challenges from evolving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place is changing, and the concepts on place or placelessness are also evolving correspondingly. It is significant in geographic research and practice to couple human geography with GIS and explore the way to apply the methodology to explain changing issues in the real world with different temporal, spatial, and social scales, so as to rebuild the place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Keywords: place ; scale ; coupling ; geographic thought ; city ;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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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叶超, 塔娜. 重建地方: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研究的路径. 地理科学进展[J], 2020, 39(8): 1249-1259 doi:10.18306/dlkxjz.2020.08.001

YE Chao, TA Na. Rebuild place: The thoughts of place in human geography and their connections with GIS. Progress in Geography[J], 2020, 39(8): 1249-1259 doi:10.18306/dlkxjz.2020.08.001

现代地理学发展至今已积淀了许多新概念和思想,它们对学科发展和现实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1]。地理学新思想产生、传播、应用的过程、类型和机理,也就是思想创新的模式,具有鲜明的国家或地方特征。梳理和挖掘至关重要的地方思想,进而探索人文与GIS结合研究的路径,对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在知识创新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著名学者库斯勒(Arthur Koestler)[2]提出了关于思想创新的经典理论,认为创新往往发生在2种不同类知识的交界地带。但是,库斯勒没有考虑地理或地方在形成创造性思想中的重要作用,而地方对学术创新的影响往往是巨大的,比如在“计量革命”中,恰恰是远离正统地理学的边缘性大学和地方支撑了实证地理学的研究,避免了在核心地带传统势力和权威的阻力[3]。所以,知识生产和学术创新是极具地方性(place-based)和情境化的,地方不仅仅是背景,而且提供了地理思想创新的可能性[4]

基于地方性的地理知识生产或思想创新研究是国际人文地理学的热点话题之一[5],应该引入中国学界并进行深入探讨。中国人文地理学已进入一个亟需本土化和创新思想的关键阶段,但总体而言,思想创新程度却逊于欧美。在学习欧美的同时,国内学界往往忽视甚至忘记了具有自主创新的一些本土思想。这些本土化的地理思想创新,与地方有密切关联,然而地方又是丰富多样、错综复杂关联的,这就为探索地方与(人文)地理思想创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观的学术前景。

地方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概念。在英文语境中,“place”是个比较复杂的多义词汇,既是名词,也是动词,作为名词的“地方”往往指小尺度的地点;而中文语境的“地方”只作为名词,尺度却可大可小,北京和北京的一个胡同都是“地方”。随着“地方”的变化,地方的概念也在变,地方因而是一个广义且存在弹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地方并非一个固定的、小尺度地点,而是一个既反映地点、区位等地理条件,也反映更大的地域乃至区域格局以及历史、社会、文化等的“地方生态”[6]。除了尺度方面的丰富内涵,“地方”概念的弹性还表现在它可具体实指某些地方,又具有抽象意味,而“地方性”则侧重于抽象的概括和提炼。以GIS为主的地理信息科学和技术的大发展对展现和改变“地方”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从地方理论出发,进行人文与GIS的结合研究,是实现中国地理学思想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

地方除了是地理学理论和实践不可或缺的基本“场域”之外,还与每个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面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挑战,本文提出的“重建地方”有三重涵义:面对复杂且充满变动的地方理论与现实问题,首先需要有学科自觉意识,尽力打破学科界限,重新发现学术研究的“地方”;其次是关涉日常生活,以新的地方理论反思和改变生活中的“地方”;最后的目标或理想状态是将学术与生活、思想与技术紧密结合起来,重建我们自己的,无论是生活的还是思想的“地方”。

1 地方思想的演化

现代地理思想一般被界定为后启蒙运动,也就是18世纪以来的地理思想[7]。从地理思想创新的角度看,中西学界都是进入20世纪以后才有更多新地理思想出现。虽然如此,在现代前期,就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地理思想。环境决定论[8]、可能论[9]、区域范式[10]、人类生态学[11]、景观形态学[12]、区位论[13]等思想,不但丰富了(人文)地理学的内涵,而且对其他学科和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就近代地理思想创新的地域格局(这是地方性的一种)而言,现代前期德国学派占据主流,是地理思想的主要发源地,英法两国则次之;后期,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学派崛起并逐渐开始主导国际地理研究的方向。20世纪前期的中国人文地理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地理思想,如胡焕庸的人口地理分界线[14],但相比欧美,中国地理创新思想既少,又不具有普遍意义。这表明了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具有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思想创新基础。现代早期的国家学派思想之间虽有联系和传承,但还是存在地域和文化上的差别,其思想创新也各有特点,比如同为美国地理学家的索尔和哈特向,他们的思想创新虽然都是取法于德国,但前者更多地借鉴人类学,后者则倾向于从康德的地理哲学寻找依据[10]。这启发我们考察并辨明这些思想创新模式的异同及其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就是现代人文地理学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思想爆发的变革时期。大体而言,现当代地理学中先后涌现的思潮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15]。传统地理研究强调经验主义的田野调查,认为区域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其实体现着从切身的地方经验到区域的抽象划分的认识发展过程[10]。实证主义地理学家们强调地理学是一门追求普遍法则的科学而不是着力于独特的区域,大量运用数学模型和几何方法研究空间结构及其形成机理,在研究方法上取得了很大进步,并有较为广泛的应用,此时的“地方”是被模型化的、无差别的[16]。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西方国家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的相继爆发和民主化运动的高涨,使得实证主义的地理研究遭到了质疑和批判。地理研究的对象已经不仅是实证主义框架下单一的、关注自己利益的理性的“经济人”,而且更是处于社会政治结构并和其相互作用,有特定的行为轨迹,有丰富的感情和价值观,充满个性、复杂而难于统一刻绘的“人”。对应于这4个层面,分别出现了结构主义[17]、行为主义[18]、人文主义[19]和后现代主义[20]的地理研究思潮和方法,它们对“地方”也有着各自不同的阐发(表1)。现代人文地理学思想创新形成了以美国为主、欧洲(主要是英国、瑞典等)为辅的空间格局。尽管不同思想的频繁碰撞、对抗和交融,使得甚至在经济地理学这一人文地理学的分支领域中都没有出现一个统一范式[21,22,23,24]。各国和各地方的地理学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全球化使得知识传播和创造变得趋同,但地方特质和传统仍然对学术创造有着重要乃至决定性影响。

表1   地理学主要流派中的“地方”

Tab.1  The concepts of place in main schools of geography

主要地理学流派核心词主要方法
经验主义地方—区域观察和描述
实证主义地方模型数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
人文主义地方感体验和感知(人文学科)
结构主义地方网络社会—政治—经济批判分析
后现代主义地方—身体文本、权力和话语分析
非表征理论地方生态混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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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理学的重要概念,地方对地理学许多分支领域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25]。地方往往是“可感知的”,也被社会、文化、政治活动所建构[26]。西方地理学界的两大学派——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前者强调人对地方的感知、经验和认知[19,27-28],后者认为地方性的形成源于历史过程和区域关联[29],不仅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产物,而且也是其中的一部分[17,30]。在后现代主义地理学家看来,地方与认同或社会之间是一种辩证互动的关系[20]。全球化使得地方文化交流与融合趋向复杂,地方记忆和传统也不断被重新定义[31,32]。地方正在成为一种多样化、碎片化的杂糅,地方感或地方性也因而变得更加复杂而难于刻绘。

中国人文地理学者在地方性的形成机制、地方与认同的关系、全球与地方关系的紧张、都市历史文化空间等关键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探究[33,34,35,36]。从文化地理角度,地方性不但决定了某种产业和某个行业,而且塑造着地方文化和群体认同,随着环境、文化和心理发展而演变[37,38,39,40]。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性、流动和网络消费及其带来的文化认同等重要问题也被文化地理学者所关注[41,42,43,44,45]。从旅游与文化结合视角看,不仅存在地方依赖,而且地方性的生产与旅游、饮食文化等密切相关,它们之间是一个互相影响与塑造的关系[46,47,48,49,50,51,52,53,54]。地方研究对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都有重要价值,地方不但被艺术文本所塑造,在城镇景观与“乡愁”的重构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会形成独特的人文景观(比如书法景观)[55,56,57,58]。从城市地理和人口流动视角,地方性也对城市认同存在显著影响[59,60,61]。总体上,中国人文地理学者针对全球化与地方认同的研究以丰富的、多样化的实际案例为特点,常采用文本分析、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62]

就地方性与中国人文地理学思想演变的关系而言,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虽受苏联和欧美的强烈影响,但发展路径不同于它们。改革开放以前,主要受意识形态影响,全面学习苏联地理学,错误地将人文地理学划为“伪科学”,使得人文地理研究长期停滞,拉大了与欧美学界的差距。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李旭旦、吴传钧等先生提出“复兴中国人文地理学”,中国人文地理学取得很大发展,其中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原创性思想,如吴传钧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63]、陆大道的点—轴理论[64]等。中国人文地理学家思想创新有很强的“调和性”,比如吴传钧先生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就综合了人地关系、区域范式和系统科学3种思想,这是一种与西方人文地理学既有联系,又有很大不同的思想创新模式。这些思想的提出,与他们在不同地方的经历不无关系。

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人文地理学界增强了与国外的学术交流和对话,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65,66,67,68]。通过译介、发表和出版一系列人文地理学思想与方法的论著,有效地弥补了国内学界在思想和方法研究上的不足[69,70,71]。人文地理学者对理论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某一分支的理论或思想创新进行了探讨[72,73,74,75,76]。但国内人文地理思想研究人员不足,联系地方性理论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究地理思想创新的论著则更少见。究其原因,或是地理学哲学思维和意识的缺乏,即“地理学哲学贫困”[77],或是受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环境、传统文化、发展阶段影响[78],或是方法研究还不够多样化[79]。此外,与欧美着重人文地理学思想史和方法论培养相比(欧美很多大学地理学思想史和方法论是本科到硕士、博士的必修课),中国地理高等教育缺乏地理学思想史的教育,也缺乏相关的教学科研人员。国内学界通过科技部重点项目“地理学方法研究”以及发起“人文地理沙龙”等活动,极大地改变了思想和方法论研究薄弱且滞后的局面,也引起了对人文地理学学科地位以及思想、方法的大讨论,相关学科(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学者都参与其中,这充分说明人文地理学的魅力。然而,专门的、系统性的人文地理思想创新的研究还很少,这与新事物和新现象层出不穷的现实不相匹配。继续推进(人文)地理思想创新的研究,无疑是当下急需。

“地理学的定义和发展因时空而异”[80]。中国人文地理学不一定因循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发展道路。西方人文地理学内部的发展模式各异,也就是存在很强的“地方性”,其路径取向也存在差异。多种多样的新思想在激发灵感的同时,也导致“无序”,概念繁多且替代频繁也让很多人甚至人文地理学者自身摸不着头脑。所以,新思想如何“内化”,进而创造出本土化的新成果就变得非常重要。在全球自然与人文环境急剧变化、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并亟需自主创新的时代背景下,通过探索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的路径去重建地方,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 人文与GIS耦合的地方研究

GIS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改变了传统意义的地方概念。随着流动性、尺度与耦合等概念和方法的兴起,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给地方研究带来新的启示。人文与GIS的结合主要体现在主题扩展与方法创新2个方面。在主题上,人文与GIS的结合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多个尺度,激发了人文地理学中(社会)类型与空间过程的结合研究。其中,流动的地方的大尺度城市研究和相对稳定地方的小尺度社区研究是主要的2个方向。

2.1 流动的地方:行为、时空与城市

人文与GIS的结合推动了城市研究。围绕“流动的地方”这一主题,城市社会空间与行为研究取得较大进展。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演进,城市社会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地方已经从传统的相对固定的地点概念转变为流动性很强的时空场域。城市空间的研究逐渐从地点转向个体行为,社会空间的意味更加浓厚。同时,时间作为重要维度也被普遍关注和认可。在流动性的研究中,很强调时间、空间与社会的耦合。其中,三维GIS、T-GIS等技术起了重要作用,涌现出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首先,三维GIS与T-GIS的发展为理解社会排斥与社会公平提供了时空耦合的新方法。从时间地理学理论出发,时空可达性研究增加了时间和时空制约的变量[81,82],运用GIS,定量分析不同群体可能达到的城市机会的差异,关注女性、低收入、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时空情境。通过开发GIS工具,可以计算个体在时空制约下的可达性,并能够将其可达的城市机会动态展示在GIS系统中,实现了时空可达性的可视化,体现了个体日常生活与地方的关系[83]

其次,个体日常活动体验与情感备受关注,且可以通过基于位置的服务(Location Based Services, LBS)、GPS、GIS技术分析居民的出行风险、安全感和评价等[84]。比如,在研究女性出行经历过程中,利用定性GIS方法将其对于环境的感觉进行刻画,将定性资料与个体出行轨迹结合,用不同颜色代表其在不同活动中的感知[85]。“地理叙事”的方法将口述史定性分析与GIS的空间分析相结合,更直观的展示了地理环境对居民认知和情感的影响,更突出了情感的时空可视化,便于掌握个人情感的变化与联系,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地方研究提供助益。

最后,流动性与健康的关系研究开始升温。由于流动性增强,个体在一天不同时间里活动地点和时空背景存在较大差异,需要考虑不同时空组合下的健康影响,通过定位设备动态记录居民日常生活中对空气污染、噪音等问题的感受成为新的研究热点[86,87]

2.2 地方活力的激发:社区研究

地理信息系统并不是单纯的技术学科,它与人文的结合也带来了新的方法论问题,这对于人文地理和GIS都有重要影响。在应用GIS分析空间问题时,尺度及其变化是关键问题。对城市人口分布、建成环境影响等问题的研究中,地理单元大小不一致会导致模型参数估计结果产生偏差,引致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 MAUP)[88,89],体现了空间分析的尺度依赖性。在行为研究中,空间变量对个体行为的作用效应可能受到地理背景单元或者邻里单元的划分方法及其与真实地理背景作用空间偏离程度的影响(表2),产生了地理背景不确定性问题(uncertain geographic context problem)[90]。这反映了实际的个体行为与城市社会空间尺度的复杂性与动态性,由此产生了时空不确定性[91,92],凸显微观尺度的社区研究的重要性。

表2   地理背景不确定性引发的问题

Tab.2  Problems caused by uncertainty of geographical background

背景效应的
真实状态
背景效应的观测状态
有效应没有效应
有效应背景单元正确:
正确推断
背景单元不正确:
假负(或者漏报)
没有效应背景单元不正确:
假正(或者误报)
背景单元正确:
正确推断

注:资料来源于文献[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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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使用行政区划定义社区不同的是,GIS促进了学者从空间尺度对社区的理解。基于地方的环境测量在健康、儿童发展、消费经济研究中越发重要,利用缓冲区、步行最短路径等方法定义社区便于衡量居民居住空间中的环境变量[93,94]。然而,基于固定空间边界的社区度量同样存在问题,如难以刻画居民真实的日常活动范围、与居民认知中的社区边界存在偏差等。在GIS的辅助下,一些学者使用社区居民共同活动的空间范围度量社区边界[95],刻画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这些度量方法能反映GIS辅助下个体认知、行为与社区的关系,强调了居民日常生活的社区属性。

GIS能够促进以社区为中心的地方活力问题的研究。与传统的访谈等质性分析方法不同的是,GIS可以使用多源数据探讨地方活力的相关问题,深入解析空间因素对激发地方活力的影响[96]。例如,通过大众点评的数据可分析北京市餐饮业的活力,通过将餐馆的数量和多样性进行划分,展现了城市活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发现街区中十字路口的数量与消费活力密切相关[97];利用北京市的GPS调查数据,将居民在社区周边进行非工作活动的比例作为度量社区活力的关键指标,进而考察社区周边建成环境对社区活力的影响,发现高密度和混合土地利用能够显著提升活力,而发达的社区外围交通系统会降低活力[98]

2.3 多尺度耦合的方法论

GIS的应用还扩展了城市研究的数据源。传统城市研究往往依赖于统计数据和问卷数据,前者数据量大但更新时效性差、难以服务特定研究;后者虽然弥补了这些缺点,但由于成本高、数据量有限而受限。GIS将新的数据源引入到研究中,推动了多种数据源的空间分析与可视化,使得“社会感知”成为可能。GIS以其强大的空间数据整合与分析能力,包容了来自不同领域的数据源,使得城市研究者开始关注网络数据、智能、智能卡、GPS、监控与传感设备数据等新型数据源。例如,GPS轨迹采集替代了活动日志调查,可以更加精确了解居民出行和活动的时空信息,以研究居民行为与城市空间的关系;而社交网络数据为分析居民社会网络及其空间关系提供了极大便利。而且,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借助地理信息系统、web平台和设备,使公众有机会参与到地理数据收集和决策[99],集聚多视角、多渠道的信息来源,改变了数据采集模式。特别是以志愿者地理信息(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VGI)为代表,改变了数据采集与共享的模式,带来了由普通个体作为志愿者通过网络交互式技术生产地理信息并与其他用户共享的新时代,可以让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参与空间互动[100]。如开放的街景地图(Open Street Map,OSM)建立了一种内容广泛的、可供所有人编辑修改的世界地图,不仅包括了电子地图中的路网、兴趣点等要素,还支持用户自行上传可移动设备GPS数据的功能。

GIS的发展还推动了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结合,推动了混合式的城市研究。通过混合地理学的研究,可弥合地理学界长期存在的“空间—分析”地理学(spatial-analytical geographies)与“社会—文化”地理学(social-cultural geographies)的分裂,实现空间模式、空间关系与社会、文化、政治过程的耦合[101,102]。例如,可采用GIS分析社会经济重构背景下女性在时空可达性上的弱势,以此说明女性主义地理学所关注的性别问题[103]。虽然长久以来GIS被认为是定量分析的工具,其与社交媒体、视频图片等的广泛结合以及VGI的大规模使用推动了新的混合研究范式的兴起,使得空间与地方的耦合研究成为可能[104]。将质性研究的素材链接到GIS中,以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生活经历[101,102];将照片、音频和视频等多媒体材料链接到地图中,实现了定性数据的空间可视化,以发现个体的地理背景如何影响其行为与经历[105]

社会理论与GIS的结合也推动混合地理分析系统的开发,将个体的情感、价值、伦理、感知偏好等主观因素引入GIS中。结合叙事分析与GIS的地理叙事分析方法(Geo-narrative)可开发形成三维可视化的查询地理信息系统(3D-VQGIS)[85]。该方法通过三维生命路径生成、质性材料在GIS中整合,是基于质性编码和时空编码的三维叙事分析,为地理可视化分析与交互式解释提供了多媒体环境,便于分析和解释研究对象与地理事件[85]

3 结论与讨论

地方是地理学中的传统概念。随着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地方在变化,相应地,地方概念或“地方性”也在演化。“地方性”既是“地方”表现出来的一种物理属性或客观性质,又取决于个体的主观感知、理解和评价。对前者的研究往往采取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方法,目的是“科学”解释或揭示地方特征或实质;后者则是人文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的立场,旨在刻画和展现地方的模糊、复杂与多义,是近50年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主流。中国人文地理学正处在实证主义或“科学”范式向广义的人文主义转变的阶段。目前涌现出的很多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将各种思潮、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而不是互相排斥和对立。其实,主观与客观并非二元对立或互相排斥的关系,现实中的“地方”与“地方性”思想是不断演化且复杂缠绕的,也非“主观”和“客观”的机械划分所能刻画和揭示。国际(人文)地理学理论也有趋于多元化的趋势。这也提示了未来中国的地方性研究的路径与趋向。

围绕并拓展地方的概念,人文与GIS结合的关键在于尺度。流动性的大尺度城市空间与稳定性的小尺度社区空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2个向度。通过运用新的GIS工具和方法,如3D-VQGIS等,实现人文地理研究中大数据与小数据的整合、定量与定性的结合,将丰富地方性研究的数据、方法与理论。这使得人文与GIS的结合不但“落地”,并且发展出新的方法论与可操作的具体流程和手段。这实际上也是对地方性的根本——人文主义与人地和谐思想的实践与贯彻。

当然,现实中以及具体研究所面对的地方和尺度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绝不止城市与社区这2种。就社区与城市而言,也存在互动和转化关系。比如,微观的个体或社区事件如何影响到整个城市,进而形成城市文化这种极具地方性的标签;城市又如何形成或分化成不同的社区,它们之间又是怎样的交错和互动状态。这2个问题,也需结合具体案例,借助GIS与人文结合的方法论进行解答。针对城镇化和城乡社会空间等问题,运用地方性的理论,进行多尺度的人文与GIS结合研究,其实是既传统又前沿,既充满理论探索性,又极具现实性的。GIS主要是作为表达的工具和媒介,但GIS介入生活后,人们运用这些技术对地方的认识和实践也会不同,地方的涵义也因之改变,这就使得GIS由单纯的媒介成为与地方混合在一起的特殊主体。在方法(论)上,借助地理信息系统的工具和方法,进行人文与GIS的结合,不仅具有方法探索和创新的意义,还将重塑人文地理与GIS这2个学科。因此,应该大力探索人文与GIS结合的思想、理论与方法,实现学科内的交融互动。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高速演进,使得个体行为的跨地方特征突出,同时,也使得地方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原来的、传统的地方(性)存在着崩解、保持、更新等多种样态,流动性极强的、新的地方性正在生成。世界、国家、区域尺度对地方的交错影响变得日益突出。面对这个尺度交错互动的世界,重建地方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研究任务,而且是现实或实践的要求。在中国,还有至关重要的城乡流动、国土空间规划和乡村振兴等问题,其实都聚焦于“地方”。不断变化的“地方”现实和问题也促动和催生新的地方理论。面对全球化对“地方”的强烈影响和挑战,从深刻理解地方的尺度效应和复杂性出发,尊重和保护地方性,积极探索形成良好的“地方生态”和地方文化的现实路径,既是新时代城镇化、城乡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也是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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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少伟, 苗长虹.

从“地方空间”、“流动空间”到“行动者网络空间”: ANT视角

[J]. 人文地理, 2010,25(2):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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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Shaowei, Miao Changhong.

"Space of places", "space of flows" and "space of actor- net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

Human Geography, 2010,25(2):43-49. ]

[本文引用: 1]

白凯, 周尚意, 吕洋洋.

社会文化地理学在中国近10年的进展

[J]. 地理学报, 2014,69(8):1190-1206.

DOI:10.11821/dlxb201408013      URL     [本文引用: 1]

21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社会的不断“分化”与“变迁”,典型社会文化现象不断涌现,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已成为学界所持续关注的研究领域。在初步总结国外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演进脉络的基础上,本研究分析了过去10年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与关注,结合中国发展现状提出,本土社会文化特质的地理学研究、权利与资本对社会文化空间形态与地方建构的影响、城乡与区域人口迁移所形成的流动现象与规模效应等,是未来社会文化地理学应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同时强调了,社会文化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需要注重知识贡献的普适性与中国自身社会文化特质的辩证统一。

[ Bai kai, Zhou Shangyi, Lv Yangyang.

The progress of social cultural geography in China in recent 10 year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69(8):1190-1206. ]

[本文引用: 1]

周尚意, 张晶.

地方性对地理标识性产品垄断利润形成的影响: 以苏州洞庭碧螺春为例

[J]. 地理科学, 2015,35(11):1357-1363.

URL     [本文引用: 1]

以地方性理论为切入点,提出历史事件为地方性的来源。在洞庭碧螺春原产地苏州吴中区东山镇和金庭镇(原西山镇)进行访谈调查,了解地方性在洞庭碧螺春生产销售方面的作用。运用级差地租理论和垄断市场理论说明了当地通过占据历史事件发生地的“地方性”而获得了级差地租和垄断利润。研究结论为:① 历史事件和传说具有空间不可移动性,可以成为形成级差地租的因素。② 历史传说赋予地理标识产品的质量无法通过理化手段测量,因此会出现原产地之外的茶叶假冒当地茶叶销售获利。派生的建议是当地政府需要加强对地理标识产品的宣传及法律保护。

[ Zhou Shangyi, Zhang Jing.

The impact of place on the monopoly profit of a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 A case of Dongting Biluochun Tea in Suzhou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35(11):1357-1363. ]

[本文引用: 1]

张宝秀, 张妙弟, 李欣雅.

北京中轴线的文化空间格局及其重构

[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13(2):17-23.

[本文引用: 1]

[ Zhang Baoxiu, Zhang Miaodi, Li Xinya.

Research on value assessment and development mode of reg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Journal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5,13(2):17-23. ]

[本文引用: 1]

朱竑, 郭春兰.

本土化与全球化在村落演化中的响应: 深圳老福音村的死与生

[J]. 地理学报, 2009,64(8):967-977.

DOI:10.11821/xb200908008      URL     [本文引用: 1]

福音村是指基督教传入后在中国乡村地区出现的一种过半村民为基督徒的特殊聚落。深圳的老福音村具有百年基督教会发展史,它们和珠江三角洲其他农村一样,在改革开放后被推进了全球化的浪潮,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生产方式、聚落景观和村民的生活观念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伴随着这些变化,在老福音村中,基督教对本地村民的影响已日渐式微,但在不断进入村内的外来人员中却出现"枯木逢春"的繁荣景象。在本土化与全球化的相互作用中,福音村落发生了诸多变化。研究以深圳市三祝里福音村为个案,通过分析20世纪初以来该村落基督教的动态发展过程,关注全球化在福音村基督教的兴衰浮沉中所扮演的角色,尝试从文化地理学角度剖析全球化背景下福音村如何"老死",又如何获得"重生"的进程,以寻求本土化与全球化在村落演化中的响应。研究的开展是对国内相对薄弱之宗教地理和乡村地理之研究的有益补充和拓展。同时,也对当前形势下我国乡村生活方式的调适和和谐社会组织形式的构建,以及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居民开展自由、健康的宗教信仰活动产生积极意义。

[ Zhu Hong, Guo Chunlan.

Response of indige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changes of villages: Contabescence and renascence of Gospel Villages in Shenzhe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64(8):967-977. ]

[本文引用: 1]

蔡晓梅, 朱竑.

高星级酒店外籍管理者对广州地方景观的感知与跨文化认同

[J]. 地理学报, 2012,67(8):1057-1068.

DOI:10.11821/xb201208005      URL     [本文引用: 1]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有关跨国移民对城市景观的感知和跨文化认同研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 以广州高星级酒店外籍管理者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定性研究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构建了外籍管理者对城市地方景观感知和跨文化认同的形成演变机制, 并得出以下结论:① 在职业影响下, 外籍管理者对迁入城市产生了被动的地方认同, 进而形成了被迫同化的跨文化认同模式;② 外籍管理者基于身份构建对城市地方景观进行感知, 对反映“他者”、“我者”和“世界人”身份的景观感知度较高, 反映出他们对故乡和迁入城市的地方认同, 从而产生了同时具有整合和边缘特征的跨文化认同模式;③ 外籍管理者通过迁入城市的地方景观感知而产生地方意义的解读, 基于对迁入城市正面的地方意义解读, 对城市产生了地方认同和整合的跨文化认同模式, 基于对迁入城市负面的地方意义解读, 对城市产生了地方不认同和分隔的跨文化模式。研究结论丰富了城市景观研究和跨文化认同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 并为中国跨国移民政策和国际化城市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实践参考。

[ Cai Xiaomei, Zhu Hong.

Foreign managers' perception on urban landscape of place and their cross-cultural identity: A case study in Guangzho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67(8):1057-1068. ]

[本文引用: 1]

孔翔, 张宇飞.

开发区建设中的居民地方感研究: 基于上海闵行开发区周边社区的调研

[J]. 城市发展研究, 2014,21(6):92-98.

[本文引用: 1]

[ Kong Xiang, Zhang Yufei.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zones: Based on survey in communities around the Minhang development zone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4,21(6):92-98. ]

[本文引用: 1]

Zhang M, Wu W, Yao L, et al.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in urban China: Spatiality and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fast food chains

[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4,43:22-31.

DOI:10.1016/j.habitatint.2014.01.003      URL     [本文引用: 1]

Foreign consumer goods and brands have proliferated in recent decades in Chinese cities, helping transform the urban landscape. The transformation is multifaceted. Aside from the economic bottom line, for instance, foreign fast food chains bring with them influences on people's diet, consumption preferences, and lifestyle choices. Focusing on two of the most popular chains in China, McDonald's and KFC (Kentucky Fried Chicken), and their operation in the city of Nanjing, this paper addresses two research questions. First, how have foreign fast food chains configured into China's changing urban landscape? Second, how do these restaurants interact with local consumers and become their space of everyday life? Our analysis is based on data from multiple sources, including business establishment data from the municipal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gistrar, location data from Baidu (a Chinese website) maps confirmed by field reconnaissance, and interviews with consumers at select locations. Clearly, there is plasticity of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as our analysis shows. In shaping the local consumer culture and space, they themselves are refashioned, by forsaking some degree of standardization to be more versatile and agile, and through locational (re)configuration to capture consumers. Local consumers, on the other hand, have altered their perception and use of the chains from more visceral and elective to more rational and routine, eventually making their own space out of the restaurants. (C) 2014 Elsevier Ltd.

朱竑, 韩亚林, 陈晓亮.

藏族歌曲对西藏旅游地形象感知的影响

[J]. 地理学报, 2010,65(8):991-1103.

[本文引用: 1]

[ Zhu Hong, Han Yalin, Chen Xiaoliang.

The study on impacts of Tibetan songs on the perception of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of Tibe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65(8):991-1103. ]

[本文引用: 1]

陈亚颦, 徐丽娇.

西双版纳傣族社区居民地方感变化研究

[J].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45(1):40-48.

[本文引用: 1]

[ Chen Yapin, Xu Lijiao.

Changes in the sense of local belonging: A case study of the Dai community in Xishuangbanna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3,45(1):40-48. ]

[本文引用: 1]

Zhu H, Qian J X.

"Drifting" in Lhasa: Cultural encounter, contested modernity, and the negotiation of Tibetanness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4,105(1):144-161.

DOI:10.1080/00045608.2014.962975      URL     [本文引用: 1]

孙九霞, 刘相军.

地方性知识视角下的传统文化传承与自然环境保护研究: 以雨崩藏族旅游村寨为例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34(6):71-77.

[本文引用: 1]

[ Sun Jiuxia, Liu Xiangju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knowledge research on natur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ases of Tibetan tourist village of Yubeng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4,34(6):71-77. ]

[本文引用: 1]

张敏, 张翔, 申峻霞.

网络消费空间的性质与生产: 以淘宝网原创女装店为例

[J]. 地理科学, 2015,35(8):960-968.

URL     [本文引用: 1]

网络消费空间是一种新型关系性社会空间。论文援引空间生产的三元空间论,通过对中国最大的C2C电子购物平台淘宝网的10家原创女装店的文本分析与深度访谈,对网络消费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与表征性空间进行解析。认为网络消费空间的实践主要支持并为消费关系所决定,空间的表征主要通过符号的操作,是结构化与能动性的结合,表征性空间是对社会主流文化的顺从与反叛,呈现出矛盾与不平衡性。网络消费空间生产的结构以消费关系、符号操作与文化表达三重过程为基础,包含社会结构、日常生活与符号系统等多重辩证关系。

[ Zhang Min, Zhang Xiang, Shen Junxia.

Nature and production of online consuming spaces: Cases of designer women costumes stores on "Taobao"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35(8):960-968. ]

[本文引用: 1]

黄向, 保继刚, Wall Geoffrey.

场所依赖(place attachment): 一种游憩行为现象的研究框架

[J]. 旅游学刊, 2006,21(9):19-24.

URL     [本文引用: 1]

“场所依赖”理论是解释“某些地方与人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依赖关系”这个客观现象的有效理论工具,并已成为西方休闲和游憩研究的一个热点,而在我国仍然处于空白状态。本文讨论了场所和场所依赖的概念及其发展,介绍了西方场所依赖研究的最新进展。文章的主要贡献包括

[ Huang Xiang, Bao Jigang, Wall Geoffrey.

Place attachment: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recreational behavior

Tourism Tribune, 2006,21(9):19-24. ]

[本文引用: 1]

张骁鸣.

“官办的”火把节与“建构的”地方性

[J]. 旅游学刊, 2013,28(4):12-14.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3.04.001      URL     [本文引用: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与临近的布拖县一样,都被看作是彝族火把节传统的诞生地。最近几年,为了将火把节办得更热闹,除了在日都迪萨火把场有自发组织的传统火把节活动外,县里还会在县城边上的民族广场组织盛大的“文化旅游火把节”开幕式。2009年,我在火把节期间实地考察发现,这一开幕式的布置与很多地方由政府组织起来的开幕式实际上大同小异:县里从省会成都请来省级领导,场地中央会摆上被夸大数倍的巨大火把,一些穿着民族服装的演员有秩序地等候在场地周边,主席台正对面的看台上是手持各种道具的人海宣传队,而游客和绝大多数老百姓则密密麻麻地聚集在场地之外四周的山坡上,能够进入到内场看台的只占极少数。

[ Zhang Xiaoming.

"Official" torch festival and “constructed” locality

Tourism Tribune, 2013,28(4):12-14. ]

[本文引用: 1]

刘俊, 楼枫烨.

旅游开发背景下世居少数民族社区边缘化: 海南三亚六盘黎族安置区案例

[J]. 旅游学刊, 2010,25(9):44-50.

URL     [本文引用: 1]

本文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研究发现,少数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受到社区传统文化、就业心理、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案例社区相对保守的就业心理和落后的受教育水平是其在旅游大开发进程中日益边缘化的重要原因.在没有外来制度干预下,社区就业心理转变争就业能力提高都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案例社区在旅游大开发过程中日益边缘化的趋势难以改变."国际旅游岛"发展战略的实施将对海南少数民族社区带来更大的压力和挑战,需要转变过往以"度假酒店+地产+高尔夫"的飞地旅游发展模式,政府应积极引导和扶持以本地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社区旅游项目,为少数民族社区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技术援助和利益保障机制,使作为利益攸关方的东道社区能够有效获得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

[ Liu Jun, Lou Fengye.

On the marginaliz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community under the backdrop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Liupanli Nationality resettlement area, Sanya, Hainan

Tourism Tribune, 2010,25(9):44-50. ]

[本文引用: 1]

冯展文, 薛熙明.

旅游中的全球化与地方性研究进展

[J]. 旅游研究, 2012,4(3):12-19.

[本文引用: 1]

[ Feng Zhanwen, Xue Ximing.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tourism

Tourism Research, 2012,4(3):12-19. ]

[本文引用: 1]

刘博, 朱竑, 袁振杰.

传统节庆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意义: 以广州“迎春花市”为例

[J]. 地理研究, 2012,31(12):2197-2208.

URL     [本文引用: 1]

节庆是地理学研究地方认同的一个重要视角。广州“迎春花市”与广府人“年卅晚行 花街”的传统民俗密不可分。一年一度的地方民俗节庆“迎春花市”作为广府地区的特质文 化形式, 在塑造地方认同中具有独特意义。本文基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 采用问卷调查、参 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来搜集数据, 对问卷数据利用SPSS17.0进行频数统计、描述性统 计分析、数据质量分析、因子分析和单因子方差分析, 对访谈记录、网络资料等定性资料进 行文本分析。结果显示:(1)地方认同形成过程包含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心理过程, 迎春 花市在这三个层面上都对地方认同的建构有积极作用。特别是, 政府尊重民意举办花市之举 措有利于促进地方认同的建构;(2)广州世居居民、父辈移居广州者、己辈定居者三类群体 对迎春花市的认同过程存在一定差异。尽管, 节庆能很好地将不同群体整合进更大的社区, 但是新来者要成为“本地人”,建立起地方认同仍需假以时日。这些发现将有助于理解广州不 同文化身份市民的文化融合及地方认同的形成原因

[ Liu Bo, Zhu Hong, Yuan Zhenji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the Winter Jasmine Flower market in Guang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31(12):2197-2208. ]

[本文引用: 1]

唐文跃.

地方性与旅游开发的相互影响及其意义

[J]. 旅游学刊, 2013,28(4):9-11.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3.04.001      URL     [本文引用: 1]

地方性是指一个地方拥有的特质,是一个地方所具备的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性。独特性是地方性的基本含义,自然地理环境的独特性是自然形成的,社会文化方面的独特性则需要长期的积累并得到人们的认同和传承,才逐渐为一个地方所拥有。社会文化独特性通常表现在地域性的文化符号(如语言、建筑、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及其所代表的意义上。地方性还具有主体性,不同的人对一个地方有不同的经验和认识,赋予地方不同的意义,对一个地方的地方性的描述也不一样,因而地方性离不开主体的经验。地方性还表现为地域附着性。地方性是在一定范围的地域中形成的,对地方性的认识和理解离不开其所在的地域环境。这种附着性意味着不可移动性,如构成地方性的历史事件是其他地区无法复制的。

[ Tang Wenyue.

The influ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placeness

Tourism Tribune, 2013,28(4):9-11. ]

[本文引用: 1]

曾国军, 孙树芝, 朱竑, .

全球化与地方性冲突背后的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 基于广州的案例

[J]. 地理科学, 2013,33(3):291-298.

URL     [本文引用: 1]

以原真性和标准化程度为基准, 构建基于企业视角的跨地方文化生产的理论框架, 并以广州泰国餐厅蕉叶、法国餐厅塞纳河、美国餐厅肯德基和韩国餐厅笑味轩为案例, 讨论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类型和特点。结果表明, 原真性与标准化程度不同的4 种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类型(原真标准化文化生产、原真性文化生产、标准化文化生产、异质化文化生产)均可能受到消费者认可, 并在市场上持续经营。

[ Zeng Guojun, Sun Shuzhi, Zhu Hong, et al.

Translocal restaurants' cultural production under the paradox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ty: Case studies from Guangzhou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33(3):291-298. ]

[本文引用: 1]

张朝枝, 曾莉萍, 林红霞.

社区居民对景区开发企业社会责任的感知: 基于地方依赖的视角

[J]. 人文地理, 2015,30(4):136-142.

[本文引用: 1]

[ Zhang Zhaozhi, Zeng Liping, Lin Hongxia.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scenic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spective of place attachment

Human Geography, 2015,30(4):136-142. ]

[本文引用: 1]

李凡, 杨蓉, 黄丽萍.

怀旧消费空间地方建构的比较研究: 以广州怀旧餐厅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34(4):505-516.

DOI:10.11820/dlkxjz.2015.04.012      URL     [本文引用: 1]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都市怀旧消费风潮已渗透至社会文化生活诸多领域。许多怀旧餐厅也应运而生,形成以城市怀旧为主题的特殊消费空间和文化空间。全球与地方在消费文化转化中相互促进,地方文化形态正在发生变化,不同怀旧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选择广州太平馆、巴打怀旧茶餐厅两个不同特点的怀旧餐厅为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收集相关媒体报道和网上讨论作为研究的文本资料。从物质空间和情感空间两个方面对比分析了怀旧餐厅的地方建构和认同。研究表明,透过记忆的呈现和展示,记忆凝视下的传统再造和怀旧消费导向下的再造传统都是适应全球文化潮流过程中不同的消费物质空间建构形式。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怀旧地方又是其情感空间的建构和地方记忆的再生产,表现在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等方面。由于怀旧地方建构中“真实地方”和“构想地方”交集的差异,其地方认同感也存在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根植性、市场机制和后现代消费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有助于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理解怀旧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对指导怀旧消费空间生产和实践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 Li Fan, Yang Rong, Huang Liping.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local construction of space of nostalgia and consumption: A case study of nostalgic restaurants in Guangzhou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5,34(4):505-516. ]

[本文引用: 1]

周尚意, 唐顺英, 戴俊骋.

“地方”概念对人文地理学各分支意义的辨识

[J]. 人文地理, 2011,26(6):10-13.

[本文引用: 1]

[ Zhou Shangyi, Tang Shunying, Dai Juncheng.

Identific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 of place to branches under human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2011,26(6):10-13. ]

[本文引用: 1]

张捷, 张宏磊, 唐文跃.

中国城镇书法景观空间分异及其地方意义: 以城镇商业街区为例

[J]. 地理学报, 2012,67(12):1675-1685.

DOI:10.11821/xb201212009      URL     [本文引用: 1]

书法景观作为文化符号是中国传统文化景观的典型代表,是城镇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在全球化城市景观更新背景下的演化特征规律,是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问题。通过设计书法景观指数对北京、江苏、安徽、香港、四川等19个案例地典型地段的12种案例类型的书法景观调查统计,揭示了中国城镇书法景观存在多种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即书法景观的空间分异存在于不同属性的城镇之间、城镇内部不同文化和功能属性的街区之间、以及同一街区的核心区与外围区之间。本文分析了影响中国城镇书法景观空间分异的基本因素—现代化和全球化、文化认同、城市更新、商业驱动,并构建了一个相应的机制模型。研究表明,中国人潜意识地将书法作为一种传统景观标志和传统文化象征符号,使得书法景观具备了空间地方界定和定义的功能,并促成了城镇中文化象征空间和地方感的形成以及书法景观的空间分异。书法景观研究对全球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我国传统文化景观的保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Zhang Jie, Zhang Honglei, Tang Wenyu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place identity of Chinese calligraphic landscap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67(12):1675-1685. ]

[本文引用: 1]

陆邵明.

城镇景观重构中的全球性与地方性耦合路径与其界面

[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23(6):70-79.

[本文引用: 1]

[ Lu Zhaoming.

Coupling method and its interface between global and local landscape in urban reconstruction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5,23(6):70-79. ]

[本文引用: 1]

刘沛林.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留住乡愁”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J]. 地理研究, 2015,34(7):1205-1212.

DOI:10.11821/dlyj201507001      URL     [本文引用: 1]

全国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是内心深处一种对家乡、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记忆、怀念与向往,是内心深处一份最柔软的情感,是一种精神需求。新型城镇化要记住的“乡愁”,一方面是要保护好家乡的历史文化、历史记忆和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是要保留好这些地方文化基因,传承乡土文明。“留住乡愁”的前提是加强文化保护。乡愁可以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切实保护传统村镇文化遗产和风貌,保留文化基因、传承文化记忆、打造文化品牌与特色景观等方式,达到满足城镇化居民家乡情感、生活情感、历史情感、文化情感等精神需求的目的。“留住乡愁”的关键是大力开展特色小城镇的建设,以就地城镇化为依托,“满天星斗式”的小城镇分布格局与特色旅游小镇建设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之一。“湖湘风情旅游小镇”建设是“留住乡愁”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能为充满人性关怀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一个真正充满诗意的美丽家园。

[ Liu Peil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exploration of ''remembering nostalgi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34(7):1205-1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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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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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migrant urban integration wit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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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刚, 薛德升, 杜枫, .

全球化下“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 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例

[J]. 地理研究, 2009,28(4):92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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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面临新的重塑,以诸多大城市新近出现的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发展最为突出。本文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研究对象,采用三角检验法,综合利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手段,探讨全球化下中国城市所出现的新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总体上,一个负面的黑人群体形象已经被建构起来。就居民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居住时间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而言,各类本地居民在对黑人聚居的看法上并无太大差别;但不同职业类型的居民看法差别很大。排斥心理的产生多源于外在信息的影响,亦即本地媒体排斥、矮化性的负面响应。

[ Li Zhigang, Xue Desheng, Du Feng, et al.

The local response of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 under globalization in urban China: A case study of African enclave in Guang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9,28(4):920-9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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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伟, 程明洋, 符文颖.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广州城中村传统宗族文化的重构

[J]. 地理学报, 2015,70(12):1987-2000.

DOI:10.11821/dlxb201512010      URL     [本文引用: 1]

祠堂是中国宗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的宗族文化经历着重构。以广州城中村猎德、珠村内的祠堂及其所承载的宗族文化为考察对象,运用空间句法理论对两个代表性祠堂的空间形态特征与村民生活及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后发现:① 祠堂空间作为承载传统宗族文化的“场域”,其空间形态与村民行为模式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重建后的猎德祠堂为了适应新的功能需求,在空间形态上呈现出与珠村古祠堂明显的差别;② 在转型时期宗族文化的重构体现在祠堂传统的祭祀活动正在逐渐被娱乐活动所取代,休闲和宴席成为村民在祠堂中的主要活动事项,与古祠堂相比,猎德新建祠堂已成为一个面向社会的盈利性场所;③ 作为宗族文化景观的代表,祠堂空间形态演变反映出村民行为模式的改变,正是宗族文化衰退、重构的直观明证;④ 20世纪以后在夫妇制家族时代,村民的宗族意识在逐渐衰退,尤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当村落整体文化环境及承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发生巨变时这种衰退会加速。对承载传统文化的“场域”和聚落环境的探讨不仅为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城市更新提供了有益启示,也为深层次理解建筑及其环境的“文化基因”提供了参考。

[ Tao Wei, Cheng Mingyang, Fu Wenying.

Reconstruction of Guangzhou urban villages' traditional lineage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From spatial form of ancestral hall to behavioral patterns of villager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70(12):1987-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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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酒吧的地方性与空间性: 以广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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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发展与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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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对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演变与近期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与总结。经济活动的区位、空间与地方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是经济地理学认识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视角,其理论建构的核心始终围绕着区位、空间与地方来进行,并以分析它们与经济、政治、社会、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其中经济行动者的能动性与结构的关系而走向理论建构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而技术、制度、文化和关系、尺度、调节是其理论建构的重要中介,也是当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争论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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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debates i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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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neighborhood effects has focused largely on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but people are exposed to many other places in the course of their daily lives-at school, at work, when shopping, and so on. Thus, studies of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consider only a subset of the social-spatial environment affecting individuals. In this article, we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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