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后,持续高强度的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胁迫日益增强。经济全球化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格局的同时,推动了资源要素与环境污染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经济活动和环境问题交互的空间尺度也随之改变[1]。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与全球气候变化的交织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对现有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思,各国政府纷纷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以摆脱现有发展危机,以实现地区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思想一脉相承,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自200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出全球绿色新政倡议后,绿色发展正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共识,成为探索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及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短短30余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发展任务。时空维度的急剧压缩使得中国所面临的区域发展问题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复杂,这也对政府执政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2]。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稳增长、调结构、促发展”已经成为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发展的主旋律,未来发展道路的科学与否不仅对本国人民至关重要,也会对未来世界发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作为继工业文明后的新兴文明范式,近年来生态文明已经成为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构想。生态文明强调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3]。而绿色发展的根本指向就是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生发展。显然,绿色发展正是适应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生态文明则是绿色发展的建设目标和客观结果。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得到更多的认可,学术界对绿色发展领域的研究也迅速升温,吸引了包括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学者的关注。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以“green development”或“green economy”为主题对1990—2018年论文、会议论文和综述文献进行检索,共检索到49438篇(图1)。可以看出,有关绿色发展的文献数量呈快速上升态势,特别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该方向研究论文数量年均增幅达12.03%。以同样方式在CNKI数据库中共检索得到核心期刊及硕、博士论文5428篇。相较国外兴起较早的绿色发展研究热潮,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2000年后相关文献数量开始增多,并在2008年后大幅增加。可以看出,目前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图1
图1
1990—2018年绿色发展文献统计分析
Fig.1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green development, 1990-2018
地理学是关于资源、环境结构变化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应用性基础学科,不仅在于解释过去,更重要的在于服务现在、预测未来[4],其主要任务即研究当代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5]。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理学有关理论、方法和技术已经成为解决相关问题的基础[6]。一系列诸如综合性、区域性、交叉性的学科特点同样使得地理学在绿色发展领域研究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基于此,本文对绿色发展研究缘起、内涵及分析框架进行阐述,从地理学角度出发概述国内外绿色发展相关研究进展及存在问题。通过系统总结与回顾,对未来中国地理学在绿色发展领域的研究进行展望,以期为更好地明确研究方向、凝练研究问题提供相应的参考。
1 绿色发展研究缘起、内涵及框架
1.1 研究缘起
绿色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思想的范式转变,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博尔丁的宇宙飞船经济理论及后来戴利、皮尔斯等有关稳态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的一系列论述[7]。早期多应用于指导生态产业发展,后逐渐扩展到整个经济系统。早在200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8]研究中国问题时便提出绿色发展构想。此后,为解决亚太地区日益严峻的经济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间的矛盾,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UNESCAP)提出绿色发展战略[9]。后金融危机时代,绿色发展作为一种应对人类发展危机并提供有益解决方案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诸如经合组织(OECD)、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的关注。201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绿色发展被正式确立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高强度的资源开发,中国人地关系演进呈现出多元复杂且步步趋紧的特征[10]。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府便致力于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发展,陆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建设“两型社会”的发展理念,并于2009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以法律形式促进可持续发展。2013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将绿色发展上升为指导中国“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随着绿色发展理念逐渐成为全球共识(图2),相关研究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图2
1.2 内涵及分析框架
绿色发展属于第二代可持续发展观(强可持续发展),是对“弱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反思,即在弱可持续发展基础上增加了对生态极限的思考,强调自然资本并不能被人造资本完全替代,需要关键自然资本的非零增长[11,12]。随着绿色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不同学科间的交融,绿色发展内涵也在不断变化,由早期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统一发展[8,13]向更加多维化方向演变。当前主流是从区域经济系统应对资源环境问题并提高人类福祉角度出发进行定义。UNEP指出绿色经济是一种旨在长期提升人类福祉的同时并不给下一代带来显著的环境风险及生态稀缺性的经济活动,具有低碳、资源有效、社会包容3大特征[14,15]。世界银行[16]认为绿色增长是一种高效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最小化环境污染及影响并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增长方式。诸大建[17]认为绿色经济相对传统以效率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增加了规模、公平2个重要维度,具有经济高效、规模有度、社会包容3大特征。
尽管不同机构及学者对绿色发展内涵的研究视角及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在绿色发展本质上达成一致,即在资源环境约束下,通过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追求经济、社会与自然系统的共生发展并实现发展效益最大化。
针对绿色发展问题,众多国际机构及组织都提出了各有侧重的绿色发展分析框架。其中OECD建立的绿色增长框架被广泛采纳和应用[18]。该框架由环境和资源生产率、自然资产基础、生活质量的环境因素和政策响应4个方面组成,其最大特点便是充分考虑了自然资源的价值,并将其他商品和服务视为生产要素,注重运用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式来缓解环境压力。此外,学术界也对绿色发展分析框架展开研究,涌现出众多探讨绿色发展各组成要素相互作用关系的分析框架,如胡鞍钢[19]提出了绿色发展的“三圈模型”,该框架囊括经济、社会、自然系统,3大系统的共生性形成了绿色增长、绿色财富和绿色福利的耦合关系。综合来看,绿色发展理论已经得到有效扩展,逐步形成“经济—环境—社会”全面协调的理论描述和框架建构,日益呈现复合系统的研究。
2 绿色发展主要研究议题
2.1 绿色发展影响因素
绿色发展影响因素是绿色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直接揭示了绿色发展水平变化原因及作用途径,为预测区域未来发展并制定相应对策提供决策依据。已有研究多采用回归模型、障碍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绿色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剖析。总的来说,无论在任何时期区域绿色发展总受到多重驱动力的共同作用,其影响因素大致可划分为自然因素及社会经济因素2类。但对自然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更多地集中在社会经济因素方面,多将自然要素与现阶段发展问题进行结合,如Feng等[20]研究指出,居住在海拔较低地区的人们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时态度更加积极,相应的区域绿色发展水平也较高。
由于地球已经进入人类世,社会经济因素更为活跃且易于探测,其影响途径也更多地受到人们关注,涉及经济发展、产业结构、金融工具、环境规制、公众行为等方面(图3)。通常认为,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穆学英等[21]研究指出经济基础是绿色发展的必要不充分条件,经济发展基础好的区域并不一定拥有较高的绿色发展水平。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宏观经济呈现不确定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绿色发展战略的实施。Jin等[22]以中国为例,指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发达城市和沿海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影响较小,但对欠发达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技术进步及其偏向性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协调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孙才志等[23]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资本偏向均能够推动本地绿色经济增长,而资本偏向还可带动邻近地区绿色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作用于生态环境的主要环节,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及高级化有助于推动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24]。从产业规模来看,产业集聚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呈“U”型关系,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增强,绿色发展效率先下降后升高[25]。
图3
图3
社会经济主要因素驱动区域绿色发展变化示意图
Fig.3
Main socioeconomic factors driving the change of green development
近年来,有关环境规制、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间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Wang等[26]认为正式及非正式的环境规制均能够促进区域绿色发展水平提升,但二者作用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彭星等[27]将环境规制划分为命令控制、经济激励及自愿意识3种类型,指出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能够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及促进工业绿色转型。金融发展则从资本支持、资源配置、企业监督及绿色金融4个方面影响区域绿色发展[28]。同国外相比,中国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制度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何爱平等[29]认为地方政府间竞争会抑制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同时政府在经济赶超与环境规制间选择的摇摆不定使得中国绿色发展效率在低水平上持续波动。近年来,公众经历了从被动反应到主动参与的转变,作为环境治理工具的重要补充,非政府组织(NGOs)在全球气候变化及环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效果取决于民众的受教育水平和政府治理的决心[30]。
2.2 绿色发展水平测度方法
开展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研究不仅有助于学者和决策者了解区域绿色发展现状,更有利于探索阻碍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影响因素并制定差异化的发展对策,对于绿色发展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目前,相关研究积累了大量方法,大致可以分为绿色效率评价、单一指标评价及综合指标评价3类。
与传统效率评价法相比,绿色效率评价增加了对经济系统运行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的考量,强调以更少的资源投入在获取较高经济收益的同时产生较少的环境污染。目前有关绿色发展效率计算的方法较多,较为常见的为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经过多年的发展,DEA模型不断完善,诸如三阶段DEA模型[31]、SBM模型[32]、Super-SBM模型[33]、Malmquist-Luenberger[34]等均得到了广泛应用。除对宏观经济系统绿色效率测度外,地理学者也围绕土地利用绿色效率[35]、水资源绿色效率[36]、绿色创新效率[37]等方面对各产业部门进行了实证研究。随着测度内容的逐渐丰富,绿色效率模型指标选取也在传统的投入(劳动力、资本、资源)及产出(经济效益及环境污染)基础上增加了对科技及环保[38]、雾霾[39]等要素的考量。
单一指标法即基于一定框架从绿色发展的某个侧面进行分析,较为常见的为绿色GDP核算、脱钩指数及碳盈亏。绿色GDP即针对传统国民经济核算弊端,将资源、环境成本作为经济成本纳入国民经济生产核算中,应用较为广泛。雷敏等[40]根据联合国制定的SEEA2003核算体系分析了资源型城市绿色GDP;张虹等[41]则利用能值分析法对福建省绿色GDP进行了核算;Kunanutakij等[42]建立了基于环境扩展投入产出模型(EIO-LCA)的绿色GDP模型并以泰国为例展开研究。脱钩起源于物理学领域,后被应用于资源环境方面研究,OECD[43]将其界定为打破环境负荷与经济发展关联。卢强等[44]将脱钩指数作为考察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动态指标并以广东省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随着人们对碳排放的关注,引入了碳源/汇的概念,其形成的碳盈亏成为制定区域政策的重要依据。赵荣钦等[45]对中原经济区县域碳收支与碳平衡空间分异进行了研究;王喜等[46]基于能源消耗数据、主要工业产品数量、遥感数据分析了河南省碳盈亏时空变化。
综合指标评价法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区域绿色发展水平,有助于理解影响绿色发展的各种因素,因而得到了较多的应用。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内容日益丰富,侯纯光等[47]从经济增长系统、绿色福利系统、绿色财富系统及绿色治理系统5个方面构建绿色化评价指标体系;Kim等[48]从生产过程中的环境及资源生产率、消费过程中的环境及资源生产率、生态效率提高、自然资产基础及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及经济主体响应5个方面构建了OECD国家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孙才志等[49]基于信息熵和耗散结构理论从支持型输入熵、压力型输出熵、还原型代谢熵和氧化型代谢熵角度建立区域绿色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郭付友等[50]基于“P-S-R”模型从绿色发展压力、绿色发展状态、绿色发展响应3个方面构建了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总体而言,上述3类方法在应用过程中逐渐吸收了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研究方法,丰富了自身研究方法。由于指标选取及权重确定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基于效率评价及综合指标评价展开的相关研究间可比性较差,而以绿色GDP核算等为代表的指标法研究间具有一定可比性。在选取方法时,需要充分考虑研究区实际情况及研究目的,以便达到最佳评估效果,但各类方法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诸如数据来源单一、时效性较差、难以在微观尺度进行应用等一系列问题与挑战。
2.3 绿色发展时空演变
国外有关绿色发展时空演变的研究起步较早,但多反映宏观层面即全球或地区国家间绿色发展时空特征。Kumar[54]对1971—1992年全球41个国家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表明,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家绿色发展效率较高。Lin等[55]同样分析了1981—2007年全球70个国家绿色发展效率,研究指出其间全球绿色发展效率得到明显提升,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绿色发展效率高于发展中国家。除此之外,大部分相关研究集中在东亚[56]、拉丁美洲[57]、欧盟内部[58]及OECD[59]、G20[60]等地区及组织内部。同国外相比,中国独特的发展环境也为绿色发展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实证地域与素材,相关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尺度也较为完善。Sun等[61]研究发现2000—2014年间中国绿色发展水平虽然有所提升,但绿色发展水平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且东中西部间绿色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除了探讨全国以及市域[62]、县域[63]等行政区域尺度的绿色发展时空演变外,对于典型区域如城市群[64]、长江经济带[65]、老工业基地[66]、资源型城市[67]也有涉及。大量研究成果表明,不同国家、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在不同时间段内呈现较为不同的变化趋势,地域性、动态性及差异性特征明显。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绿色发展水平在2008年后出现下降,而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及环保政策的再次强化,绿色发展水平开始反弹。
2.4 绿色发展与产业转型
绿色产业是绿色经济的重要分支,是绿色发展目标实现的有效切入点及重要推动力量。绿色产业可通过产业绿色转型及建设新型绿色产业2种途径来实现[70],体现了绿色产业发展的不同思路。
产业绿色转型指产业在发展结构和发展效率上均向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方式转变[71],是对现有产业发展模式的革新。产业绿色化程度的度量是产业绿色转型的关键,学者多采用脱钩模型、EKC曲线、环境熵等方法展开相关研究,如王君华等[72]利用Tapio脱钩模型分析了中国工业全部行业以及分要素密集度行业经济增长与CO2排放间的脱钩关系;Fujii等[73]利用EKC曲线测度了OECD国家9个行业的绿色化程度;刘鹤等[74]以SO2排放量为例构建产业环境熵及区域环境熵对成渝经济区产业结构绿化度进行研究。产业绿色转型路径同样是学者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2类:一类基于静态视角探讨产业结构优化问题,如宋涛等[75]构建能源—环境—就业三重约束下的线性规划模型分析了京津冀地区产业优化路径;另一类则基于动态视角分析产业结构调整的动态演化,如朱永彬等[76]通过构建分部门跨期优化模型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方向及碳排放趋势进行模拟研究。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进一步结合区域发展情况对产业发展进行定位,引导产业的空间布局[77,78]。
新型绿色产业方面,学者主要从空间布局及其影响因素方面进行相关研究。但由于各国统计部门尚未给出官方标准的新型绿色产业统计口径,这也给有关新型绿色产业研究的开展带来一定的困难。为此,学者开始探索“自下而上”的数据收集方法。除专业统计数据库外,Shapira等[79]提出了一种采用语言文本结合的搜索方法以确定绿色企业,并以英国中小绿色食品企业为例进行实证研究。Park等[80]基于韩国商业调查数据库数据对2006—2012年间韩国新型绿色产业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指出韩国新型绿色产业在倾向布局于传统制造业集中地区的同时,也形成了新的绿色产业聚集区,绿色城市产业部门倾向于集中或靠近大城市布局,而新能源产业则倾向于远离大城市布局。Yi等[81]则基于Dun&Bradstreet百万美元数据库分析了中国绿色新兴企业的空间分布,研究发现中国新型绿色产业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布不均衡性,位于推行清洁能源能源政策省份的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多出了54.3%的绿色就业岗位及61.8%的绿色企业。总体来看,新型绿色产业的界定及有关数据的匮乏在极大程度上制约了新型绿色产业方面的相关研究。
2.5 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城市转型”研究热潮。与田园城市、紧凑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相比,绿色城市是一种动态的、和谐高效的综合发展模式,旨在通过减少环境负外部性,降低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负面影响以促进城市经济绿色增长[82,83]。资源型城市是依托资源优势迅速发展起来的城市,由于过分强调资源型产业的发展以及缺乏长远统筹规划,资源型城市普遍面临资源枯竭及替代产业乏力等问题[84]。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一直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点。国外资源型城市转型起步较早,转型过程中充分体现了绿色发展理念,如德国鲁尔区于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以环境技术领域多元化战略为代表的新工业化政策[85]、日本北九州的产业多元化发展战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模式[86]均为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提供了较好的思路。
自2001年起中国便开始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工作。2008年山西省太原市发布了《太原市推进绿色转型条例(草案)》,成为全国第一座以地方立法形式推进绿色转型的城市。2013年国务院印发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将绿色发展作为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在此背景下,中国学者将绿色发展理论与资源型城市转型结合,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内涵、时机、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般来讲,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是从传统“黑色”发展模式向理想的“绿色”发展模式逐渐过渡的过程,核心是推动产业发展及经济增长方式的绿色化,资源型经济与绿色创新的融合是推动绿色转型的动力机制,绿色转型制度体系的建设则构成了绿色转型的保障机制[87]。绿色经济的实现并非仅为避免“矿竭城衰”,而是在探讨如何有效“利用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问题[88]。由于资源型城市间生命周期存在差异,仅通过严格控制主导资源开发强度难以调控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必须制定全面系统的生命周期优化调控措施[89]。因此,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是一个“寻优”而非“择优”过程[90]。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应选择在资源型产业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前期进行[91],可采取“资源接续+资源替代+承接产业转移”3种模式并存的方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92]。而对于产能过剩或环境状况较差的城市,产业规模控制更为重要[93]。
2.6 绿色发展效应研究
绿色发展作为各国政府应对多重危机挑战的共同选择,战略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对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及社会生活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使绿色发展与经济—环境—社会系统之间形成复杂的反馈关系。绿色发展战略的实施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人类社会发展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一般来讲,绿色发展战略主要通过影响产业结构、产业经营形态、产业经营环境等方面对经济系统带来影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传统“褐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过渡,带来新经济增长的活力。一方面,在推动绿色转型过程中,需要付出包括因推行节能环保技术而引起的增量投资、宏观经济损失等代价,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还存在一定的沉没成本;另一方面,则会产生节能收益、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收益[97]。丰超等[98]以中国为例对转型成本—收益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的经济收益大于成本,能够实现环境经济的双赢发展,这一经济效应约占GDP的3%~10%。Hall等[99]分析了美国新型绿色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新型绿色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经济效益的提升。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绿色化,绿色发展战略实施所带来的环境效应逐渐显露。环境效应主要体现在碳减排、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环境质量改善等方面,且在传统工业布局较为密集地区更为明显。Musango等[102]模拟了4种投资发展情景下南非绿色经济发展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绿色经济干预措施能够显著减少碳排放,降低产业尤其是电力行业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推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周熊勇等[103]以福建省为例分析了不同政策对节能减排的影响,研究指出不同政策节能减排效果不同,税收、环保和产业政策对节能减排产生效果最为明显,而金融、财政和科技政策节能减排效果较为微弱。Rivera等[104]分析了碳税对墨西哥碳排放的影响,表明在没有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到2050年碳税的实施会使碳排放下降75%。
2.7 绿色发展制度建议
政府推动和政策支持是当前绿色发展的基本特征。世界各国纷纷以战略规划为指引,在产业、财政、能源利用等方面出台指导性政策,推动绿色发展制度的确立。首先,绿色发展路线和行动方案应涵盖可持续发展各维度的关键因子,明确所要达到的短期、中期、长期目标及约束性指标[108]。其次,作为对现行发展模式的革新,政府应明确分析绿色改革进程中各群体的根本利益,使发展目标更加包容化[109]。在具体政策制定过程中,Mathews[110]以韩国为例指出由政府主导产业绿色化政策在民主国家是完全可行的;Ringel等[111]指出积极有效的能源政策是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因此能源政策应在总体战略制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Dulal等[112]认为区域绿色发展战略应该包含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市场化机制的引入可以形成绿色发展“双轮驱动”的发展机制。市场化机制主要在明确政府对环境资源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归属及分配的基础上,确立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与环境产权交易制度,建立多元化的生态补偿及环境付费机制,如绿色关税、碳排放交易、碳税等,其中碳税有更好的减排结果[113],但如果区域内征集碳税可行性较低,可以通过对可再生能源使用进行补贴来替代[114]。
法律法规是保障和规范绿色发展制度的重要基础。目前,国外相关法律法规日趋完善,且更为具体。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陆续完善有关生态环境保护及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如“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等。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尚未形成相互协调配合的、完善的绿色经济发展法律政策体系[115]。杨解君[116]认为未来中国需要推动绿色发展从政策引导、政策行动走向法律调整及落实,将绿色发展政策升级为法律制度形态,注重政策导向与法律导向的统一。现阶段中国绿色发展立法重点应放在气候变化、能源及绿色金融领域[117]。此外,良好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是绿色发展制度较好的补充,需要逐渐打造以政府监管为主、民间组织监督为辅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3 评述与展望
绿色发展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政府及学者的广泛认可。地理学作为研究地球表面人地关系的学科,在绿色发展领域研究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学者从地理学视角出发对绿色发展进行了诸多的研究与实践,涉及影响因素、测算方法、时空格局演变、绿色发展与产业转型、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效应及制度建议方面,对今后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与国外相比,中国绿色发展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由于国内外经济发展基础及所面临发展问题不同,绿色发展目标也存在一定差异,如国外经济体及机构较早便开始关注绿色发展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贫困削减方面的作用,而国内则由侧重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向增加人民福祉转变。在此背景下,国内外绿色发展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在研究方法选取、研究尺度等方面。虽然,绿色发展研究领域日益丰富,但由于绿色发展的复杂性以及相关研究方法的不完善,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随着生态文明及美丽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新时代背景下,未来中国地理学亟待在以下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和研究：
(1) 绿色发展涉及经济、环境、社会3个子系统,具有多维性及复杂性,属于复杂的巨系统。“过程—格局—机制”是地理学综合研究的方法与途径,现有研究已经对绿色发展时空格局演变进行了详细的刻画,并分析了时空演变的影响因素。但将“过程”及“格局”进行耦合,系统分析绿色发展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地理学具有鲜明的综合性,未来亟需建立以地理学为基础的具有本土特色的分析框架,将各个尺度进行嵌套,分析绿色发展各要素间相互作用机理。绿色发展机制分析有助于帮助学者更好地模拟不同情景下区域绿色发展演变趋势,为有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2)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核心研究问题,始终贯穿于地理学的各个发展阶段。近年来,随着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人地关系作为“人”与“环境”间的桥梁,相关研究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将人地关系理论进一步具体化到实际研究和实践应用中,是地理学者应重点关注的问题。绿色发展研究同样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状况的变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未来绿色发展研究应以此为切入点,加强不同时空尺度下绿色发展与人地系统要素的集成与耦合,并将人地关系研究纳入绿色发展决策与管理中去。
(3) 近年来,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城市群”“长江经济带”“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重要区域发展倡议及战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现阶段各政策辐射区均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资源环境压力,亟需进行新旧动能的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与国外相比,中国地理学在国家重大发展决策上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有力地指导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建设。因此,为优化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发展倡议及战略政策的有效性,需要从地理学视角进一步细化典型区绿色发展相关研究。
(4) 绿色发展研究需要多角度分析和多研究手段的结合。目前,绿色发展研究主要采用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获取理解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时空演变等所需的信息。近年来专业统计数据库、遥感数据、问卷调查数据等虽有应用但仍有不足。研究方法上多采用描述性分析、计量手段分析绿色发展各要素作用关系,缺乏传统方法与新技术手段的综合集成。研究手段及研究数据的不足导致现有研究在尺度和精度上无法很好地兼顾。建议有关部门尽快针对绿色产业制定统计规范标准,建立更为完备的数据资料库。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遥感地理信息技术的进步,获取大范围高精度表征人类活动的时空大数据成为可能。在此背景下,利用时空大数据进行绿色发展时空分析和预测模拟分析值得学者们不断去尝试。
(5) 绿色发展是一门涉及众多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主题。地理学视角下绿色发展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7大主要研究议题,但在整体上仍存在一定的不足。近年来,地理学在分析研究相关问题的时候引进了经济学、生态学、管理学等学科方法,并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未来仍需加强学科交叉研究,促进如经济学、生态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研究视角的融合,形成系统的、整体的研究视角,推动绿色发展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如在绿色发展制度建议方面,应针对中国现有绿色发展制度不完善的特点,进行多学科集合以便加强顶层设计,提出完善的解决方案,更好地为绿色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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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综合研究的途径与方法: 格局与过程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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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是一门以综合性和区域性见长的学科。地理学的综合性通过要素多样化来体现,区域性则表现为区域分异或区域差异。地理学综合研究是对地球表层各要素的相互作用以及人地关系的研究,帮助我们认识地球表层系统的过去、现状和未来的趋势,把握其变化的脉搏。格局是认识世界的表观,过程是理解事物变化的机理,基于长期的野外观测和综合调查以及模型模拟,对不同时空尺度下的地理格局与过程进行耦合研究,是从机理上理解与解决地理学综合研究的有效途径与方法。文章结合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相关研究案例,探讨了将格局与过程耦合研究的地理学综合研究的途径与方法。
The integrated studies of geography: Coupling of patterns and process
地理科学的价值与地理学者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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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xb2015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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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强调了前辈地理学家提出的关于地理学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的观点。从中国国家需求及当代国际地理学的发展趋势,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述了地理科学的学科对象、学科性质及区域性、综合性、知识结构等方面的特点,特别突出地阐述了地理科学与纯自然科学或纯社会科学的诸多不同点。提倡地理学家要十分关注中国的环境变化及带来的严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并发挥综合和交叉研究的优势。此外还指出中国地理学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
The valu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and the feelings of geographers
新时期地理学的特征与任务
[J].地理学是“探索自然规律,昭示人文精华”的一门学科,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特点。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地理学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计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地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已经成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础。起源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并结合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未来地球”研究计划,代表了新时期地理学发展的方向。当代地理学研究方法已经从勘察、观测、记录、制图等传统的研究方法向空间统计、对地观测、GIS、室内外模拟、建模、决策系统等现代科学方法转变,逐渐走向综合性、定量化;随着地理学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更加综合,地理学研究议题变得更为综合和多元,吸引了更为广泛的学科参与,地理学视角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得到重视,概念和工具所属的学科边界正变得模糊。新时期的地理学正在走向地理科学。中国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一个理想的地理科学试验场所,中国地理科学未来的发展需要以综合的角度加深对人地复杂系统全面而综合的理解,需要加强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全面提升中国地理科学国际化水平,普遍提高先进技术解析地理现象的能力,系统实现地理科学的社会服务价值,促进中国从地理学大国走向地理学强国。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asks of geography in the new era
实施绿色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J].
Transform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through implementing green development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5 synreport: Economic growth and sustainability
[R].
论中国人地关系演进的新时代特征: “中国人地关系研究”专辑序言
[J].
DOI:10.11821/dlyj201808001
URL
[本文引用: 1]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科古老又年轻的话题,其内涵伴随人类社会发展不断丰富,具体表现形式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自吴传钧先生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以来,人地关系在学科建设及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制定研究中发挥着基础科学支撑作用,其作为地理学研究核心的地位逐步被强化。在人地冲突不断加剧的时代背景下,深化对人地关系的系统认知,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探讨人地关系动态演进的理论基础,并从综合视角审视新时期中国人地关系的演进过程、核心特征及机制,继而探讨现代人地关系的协调路径。总的来说,人地关系演进的实质是人地要素之间围绕发展空间的博弈过程,新时期中国人地关系演变速度加快,人地要素的相互作用程度不断加深。通过技术进步、增加要素投入和调配资源等方式,中国基本已化解了“以量为主”的第一代人地矛盾,而进入“以质为主”的第二代人地矛盾期。典型表现是,粮食总量不再短缺,但在生产粮食过程中引发的土壤退化和水资源污染等问题加剧;区域性资源不再短缺,但在跨区域开发调配资源过程中引发的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凸显。提升人的思想认知和加深对人地关系的综合认知是纠偏人地演进路径的关键。
Preface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Chinese man-land relationships in a new era
在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的前沿探索: 诸大建教授访谈
[J].
Explore on the academic frontie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green economy-Interviewing Professor Zhu Dajian
可持续发展理论: 概念演变、维度与展望
[J].
The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evolution, dimension and prospect
绿色经济新解
[J].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应对金融风暴、经济衰退、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等多重危机的重要对策,这一点已经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认同.我国政府也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并提出了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等方面的具体部署.
New interpretation of green economic
Towards a green economy: Pathway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synreport for policy makers
[R].
Inclusive green growth: The pathwa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
从“里约+20”看绿色经济新理念和新趋势
[J].
New concept and trend of green economy emerging from Rio+20
Towards green growth: Monitoring progress OECD indicators
[EB/OL]. https://www.oecd-ilibrary.org/environment/towards-green-growth-monitoring-progress/the-oecd-approach_9789264111356-4-en.
Gree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 global perspective
[J].
中国绿色生产效率区域差异及空间格局演变
[J].
DOI:10.18306/dlkxjz.2017.08.009
URL
[本文引用: 1]
绿色生产效率评价是评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转型可行性的重要途径。基于“人地协调”理念和“过程+格局”思维,建立了衡量绿色生产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中国30个省(市、区)近10年的绿色生产效率进行测度,运用熵值法、基尼系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结合ArcGIS、Geoda软件,对中国2005-2014绿色生产效率差异以及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2005-2014年中国绿色生产效率呈上升趋势,呈现从“大差距低水平”向“小差距高水平”转变的时序特征;②2005-2014年中国四大地区绿色生产效率呈现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③中国绿色生产效率呈现东高西低的率三级阶梯空间格局特征;④中国各省(市、区)绿色生产效率值与相邻地区存在相似性,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⑤经济发展基础和差别化的资源环境区域政策是绿色生产效率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change of green production efficiency in China
Macroeconomic uncertainty, high-level innovation, and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in China
[J].DOI:10.1016/j.chieco.2019.02.008 URL [本文引用: 1]
环境约束下中国技术进步偏向测度及其空间效应分析
[J].
Measurement and spatial effect analysis of China's biased technology progress under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Evaluation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Shaanxi Province based on an improved TOPSIS method
[J].DOI:10.1016/j.scs.2017.11.019 URL [本文引用: 1]
产业集聚对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J].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in China
Non-linear effects of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green growth in G20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
[J].
DOI:10.1016/j.scitotenv.2019.01.094
URL
PMID:30743929
[本文引用: 1]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green growth of economy is essential for policy design and decision-making. This paper combines hybrid measure with Global Malmquist Luenberger index to estimate national green growth level. A 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 technique is then employed to observe the non-linear impacts of both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green growth in Group 20 countries during 2001-2015. Results from empirical tests reveal that, for the 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represented by Environmental Policy Stringency (EPS), the market-based EPS is only significant at high-level phase while this is not the case in the low-level counterpart; non-market based EPS witnessed significant signs across the three phases, but in varied coefficients and significance levels. By comparison, the in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represented by environmental-related technologies and education levels show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green growth, except for the case when countries have higher level of technologies. In addition, income per capita and gross Research & Development (R&D) expenditures present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s on the dependent while share of service sector to the economy and investment on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witnessed negative effects across the models.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proposed thereafter, although both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re important to promote green growth, but they show different impacts at different phases.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问题研究
[J].
On gree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under different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机理: 基于生态效率和空间计量的研究
[J].
DOI:10.11821/dlyj201403012
URL
[本文引用: 1]
近年来严重的雾霾在中国许多城市持续大面积出现，这敲响了提升区域发展绿色度的警钟。金融可以也应该在促进绿色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分析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四个机理，利用生态效率反映区域绿色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各机理的相对重要性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主要发现有：相对而言，企业监督效应和资本配置效应的作用更显著；前者对当地绿色发展的积极影响相对最大，但长期中才会对周边区域的绿色发展产生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后者对当地绿色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金融危机后资本支持效应和长期贷款的监督效应得到了加强，但证券市场的监督效应则反而具有负面影响；绿色金融效应及其空间溢出均不明显，暗示着有必要加强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和环境保护的力度。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重点可能在于加强资金使用监督，而不仅是加大资金投入。
Mechanism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fluencing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Based on eco-efficiency and spatial econometrics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效率
[J].
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公众参与中国环境治理的逻辑: 理论、实践和模式
[J].
The logic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Theory, practice and pattern
Industrial eco-efficiency in China: A provincial quantification using three-stage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J].DOI:10.1016/j.jclepro.2016.12.123 URL [本文引用: 1]
Has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moted its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primary provinces along the route
[J].DOI:10.1016/j.enpol.2019.02.045 URL [本文引用: 1]
基于数据包络模型的西部水资源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J].
Research on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factors in western China based on data envelopment model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力时空分异及区域问题识别
[J].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identification of area problem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patial-temporal dispariti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otal-factor green use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land in China
[J].DOI:10.1016/j.jclepro.2018.10.087 URL [本文引用: 1]
Measurement and decomposition of industrial green total factor water efficiency in China
[J].DOI:10.1016/j.jclepro.2018.07.138 URL [本文引用: 1]
Estimation of innovation's green performance: A range-adjusted measure approach to assess the unified efficiency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J].DOI:10.1016/j.jclepro.2017.02.174 URL [本文引用: 1]
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特征及溢出分析
[J].
DOI:10.13249/j.cnki.sgs.2018.11.006
URL
[本文引用: 1]
① 2005~2015年,中国绿色发展效率表现为“先平稳再快速再稳定”的阶段性变化规律,地区间差异较大,形成了“东-中-西”阶梯式递减和“南-中-北”对称式分布的空间分异特征,“T”字型发展格局逐渐凸显。② 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程度逐步降低,热点区域增加,东部沿海地区形成稳定的热点区,中西部形成稳定的冷点区。③ 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自组织性逐渐增强,空间差异不断扩大,由空间自相关导致的结构化分异更加明显,随机成分引起的空间异质性正逐渐减弱,西北-东南是空间差异的主要方向。④ 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水平、技术创新和能源强度产生明显正向效应,产业结构则具有显著负向效应。]]>
Spatial pattern and spillover effects of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in China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and its spatial relationship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haze in China
[J].DOI:10.1016/j.jclepro.2018.11.037 URL [本文引用: 1]
资源型城市绿色GDP核算研究: 以陕西省榆林市为例
[J].
DOI:10.11849/zrzyxb.2009.12.002
URL
[本文引用: 1]
8～439.48×108元之间，GGDP则分别在55.02×108～329.90×108元之间，各年度GGDP/GDP(%)分别在42.55%～75.07%之间；②自2001年以来，榆林市的土壤资源、林木资源、水资源以及矿产资源的变化，致使GGDP/GDP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资源消耗账户中土壤资源的耗减成本是GGDP核算的最大贡献因子；同时，资源消耗账户占GDP比重处于24.74%～57.20%之间。③环境质量退化账户主要是由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工业固体废弃物污染以及环保人员支出等构成，自2001年以来除工业固体废物污染持续保持较高比例外，其它污染成本基本保持均衡，其占GDP的百分比处于0.20%～0.29%之间。]]>
Accounting research of green GDP of resource-dependent cities: A case study of Yulin City in Shaanxi Province
基于能值分析的福建省绿色GDP核算
[J].
DOI:10.11821/xb201011012
URL
[本文引用: 1]
运用能值分析方法,通过能值转换率,将福建自然、社会经济系统储存和流动的不同种类的能量转化为统一标准——能值,得到能值消耗总量与GDP的比值即能值/货币比率。再将资源耗减与环境损失部分通过能值/货币比率转换为货币价值,并在传统GDP中扣除,即得到绿色GDP。最后运用部分能值评价指标对福建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1 年到2006年福建省GDP增长迅速,但绿色GDP增长相对缓慢。福建居民生活水平较高,经济发达,对外贸易中以输出能值为主。但是环境压力大,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内部资源开发不足,需要依赖外部环境,经济风险日渐增大,经济活动的竞争力趋于减弱。福建省经济增长中仍有一部分是不可持续增长,这与福建省的工业化程度有关。
Green GDP calculation of Fujian Province based on energy analysis
Thailand Green GDP assessment based on environmentally extended input-output model
[J].DOI:10.1016/j.jclepro.2017.02.106 URL [本文引用: 1]
Indicators to measure decoupling of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
[EB/OL]. http://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doclanguage=en&cote=sg/sd(2002)1/final.
工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应用于广东省区域评价的分析
[J].
Industry green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regional assessment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China
中原经济区县域碳收支空间分异及碳平衡区
[J].
DOI:10.11821/dlxb201410003
URL
[本文引用: 1]
区域碳收支核算是当前全球气候变化与碳排放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开展县域空间碳收支与碳平衡研究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构建县级尺度碳效率和碳生态压力评估的方法,而且对于县域空间碳补偿及低碳发展策略的制定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2009 年中原经济区县域单元的各种统计数据及土地利用数据,对县域空间的碳收支状况进行了核算分析,并在碳平衡分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原经济区主体功能区优化的思路和政策建议.主要结论:① 中原经济区2009 年碳吸收和碳排放总量分别为1.3 亿t 和2.1 亿t.碳排放量基本呈现“从市辖区到周边县(市) 逐渐降低”的规律;碳吸收量的分布具有“西北低、东南高”的特点;②县域空间碳补偿率的分布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人均GDP 越高的地区,其碳补偿率往往越低;反之,碳补偿率越高;③ 由于县域单元碳源/汇具有较大的空间差异,中原经济区县域空间的碳排放经济贡献率和碳生态容量存在明显不匹配现象;④ 基于碳平衡分析,本文将中原经济区县域空间划分为碳强度控制区、碳收支平衡区、碳汇功能区、碳总量控制区及低碳优化区等5 类区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原经济区主体功能区优化的思路及低碳发展策略.
Spatial variation of carbon budget and carbon balance zoning of Central Plains Economic Region at county-level
河南省碳源碳汇的时空变化研究
[J].
DOI:10.18306/dlkxjz.2016.08.003
URL
[本文引用: 1]
碳源、碳汇是影响低碳发展的重要因素,由其形成的碳盈亏是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及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本文基于能源消耗数据、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参考IPCC的碳排放标准,结合其他相关研究,计算了河南省能源消耗及水泥、钢铁、合成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在对研究区遥感影像处理的基础上,通过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将河南省的碳汇分为耕地、林地和草地,根据各种植被的碳排放和碳吸收系数,计算了河南省的碳汇及其变化,并对碳盈亏及其空间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河南省碳排放及人均碳排放呈上升趋势,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碳排放年均分别增长11.22%和10.72%,而且空间差异明显,豫西、豫北、豫中地区人均碳排放相对较高,而豫南、豫东南地区则相对较低。②能源消耗是河南省的主要碳源,其碳排放量呈逐年增加趋势,但所占比重在不断下降;水泥、钢铁是除能源消耗外的另一种主要的排放源,其碳排放量及所占比重则呈逐年上升趋势。③河南省碳汇主要以林地和耕地为主,草地所占比重很小;全省碳汇呈减少趋势,2005-2013年期间减少了7.40%(47.05万t),年均减少5.88万t。④河南省总体上呈现碳亏状态,研究期内碳亏呈增长趋势,且碳亏的地区数量也在增加,总的来看,豫南、豫东南、豫西地区处于碳盈或弱碳亏状态,豫中及豫北地区处于较严重的碳亏状态。⑤河南省应通过改善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用地布局等措施,减少碳源,增加碳汇,通过区域碳补偿或生态补偿等手段鼓励碳盈地区减源增汇,为低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nges of carbon sources and sinks in Henan province
中国绿色化进程空间格局动态演变及其驱动机制
[J].
DOI:10.13249/j.cnki.sgs.2018.10.002
URL
[本文引用: 1]
① 2000~2015年中国绿色化水平从0.352提升至0.859,其中绿色增长、绿色福利和绿色治理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绿色财富指数呈逐渐下降的态势;② 中国绿色化空间分异特征从“小差距低水平”向“大差距高水平”转变,呈东部高,中部低,西部较高的“凹”字形空间格局特征;③ 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创新投入、市场体制、全球化水平与绿色化呈显著性正相关,而产业结构（工业产值占GDP比重）与绿色化呈显著性负相关。]]>
Spati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China's greenization process
A new approach to measuring green growth: Application to the OECD and Korea
[J].
DOI:10.1016/j.futures.2014.08.002
URL
[本文引用: 1]
Green growth, or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is imperative in light of current environmental crises and resource depletion. Green indicators and statistics can measure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y thus enable evaluating green growth and support its integration into policy. As such, this study uses an OECD framework to select a set of 12 indicators, designed for cross-country comparisons of green growth strategies. These indicators are assessed for 30 countries, including South Korea. Current data for each international indicator is compared to the 10th percentile of OECD countries and evaluated on a scale of 1-10. South Korea ranked 17th among the 30: its natural capital and quality of life indexes are relatively high, but its economic activity scores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trade) are relatively low.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rocesses must be made more environmentally and economically sustainable. Given that South Korea's green growth strategy currently emphasizes economic value, the country is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our analysis projects that economic activity scores will rise in the future. This study offers a novel tool for measuring overall effects of green growth strategies, providing the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re-shape national economic plans based on current circumstances. (C) 2014 Elsevier Ltd.
中国绿色化发展水平测度及动态演化规律
[J].
Measurement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and its dynamic evolution rule in China
振兴以来东北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水平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
[J].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east Restricted Development Zone since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Northeast China
中国省际传统经济效率与绿色经济效率时空演变分析
[J].
Evolution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green space-time efficiency between China's inter-provincial
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水资源绿色效率时空演变特征与收敛性分析
[J].
DOI:10.18306/dlkxjz.2018.07.004
URL
[本文引用: 1]
σ收敛,且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说明各地区水资源绿色效率的TFP差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收敛到各自的稳定状态。]]>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green efficiency of water resources in China and its convergence analysis
绿色发展理念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差异的演进特征及影响因素
[J].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difference under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productivity growth: A global analysis using Malmquist-Luenberger index
[J].DOI:10.1016/j.ecolecon.2005.02.004 URL [本文引用: 1]
Measuring green productivity of country: A generalized metafrontier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 approach
[J].
DOI:10.1016/j.energy.2013.03.055
URL
[本文引用: 1]
This paper measures environmental productivity in 70 countries over the period 1981-2007. Differences in green (environmental) productivity growth across countries under distinct country specific production frontier are measured using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model, which incorporates desirable output (GDP) and undesirable output (CO2 emissions). The metafrontier which envelops the two country groups,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estimated using balanced panel data for the sample countries over the study period. A parametric method is used to compute 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 technical change, and scale efficiency change, which aggregate to the generalized metafrontier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 The overall results indicated the two country groups operated under distinct stochastic production frontiers and therefore used different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It is found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achieved higher growth in their average environmental productivity relative to the metafrontier. Thus the results coincide with the convergence growth theory. (C) 2013 Elsevier Ltd.
Green TFP intensity impact on sustainable East Asian productivity growth
[J].
Assessing eco-efficiency through the DEA analysis and decoupling index in the Latin America countries
[J].DOI:10.1016/j.jclepro.2018.08.322 URL [本文引用: 1]
Examining the drivers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e with an illustrative example of 14 EU countries
[J].
DOI:10.1016/j.ecolecon.2011.10.001
URL
[本文引用: 1]
Based on the different models developed by Korhonen and Luptacik [Korhonen, P., Luptacik, M., 2004. Eco-efficiency analysis of power plants: An extension of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54, 437-46], this contribution cente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rtemporal comparison in order to analyze eco-efficiency change over time. In this setup two model variants by Korhonen and Luptacik (2004) are used in order to provide deeper insights concerning the driving forces for the change in the eco-efficiency. Which bias in technical change can be observed? Is it more input-saving or pollution-reducing? For illustration purposes the proposed approach is used to analyze the performance of 14 countr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for the period 1995-2004. An average eco-productivity growth of 22% is observed. The estimated contribution of improved use of input is 20% and that of reduced relation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s 23%. Therefore it is concluded that, on average, the eco-productivity growth is more driven by improve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C) 2011 Elsevier B.V.
Energy efficiency of selected OECD countries: A slacks based model with undesirable outputs
[J].DOI:10.1016/j.eneco.2015.05.022 URL [本文引用: 1]
Undesirable output in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Example of the G20 countries
[J].DOI:10.1080/15567249.2011.605100 URL [本文引用: 1]
The evolution and a temporal-spatial difference analysis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J].DOI:10.1016/j.scs.2018.05.006 URL [本文引用: 1]
基于两种DEA模型的资源型城市发展效率评价比较
[J].
Comparison of development efficiency evaluation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based on DEA model
宁夏回族聚居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及模式研究
[D].
The research on the green development levels and models of limited developing ecological zone in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评价及均衡特征
[J].
The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and equilibrium features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Industrial green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China
[J].
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评价及障碍因素分析
[J].
DOI:10.13249/j.cnki.sgs.2018.07.005
URL
[本文引用: 1]
以东北老工业基地11个典型城市为研究对象,从资源利用、产业绿色化、经济发展质量、环境保护、绿色人居5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分析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运用障碍度模型揭示其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障碍因子。研究表明：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间绿色发展水平差异显著,高值区始终分布在沈阳、长春、大连、哈尔滨。研究期内,高水平类型城市数量增加,中高、低水平城市数量减少,以四大城市为核心的绿色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更加明显。科学技术支出占GDP比重、政府财政自给率、环境保护支出占GDP比重、人均GDP、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是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obstacle factors of old industrial base in Northeast China
Regional analysis of the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differences in Chinese mineral resource-based cities
[J].DOI:10.1016/j.resourpol.2019.02.003 URL [本文引用: 1]
基于MODIS-NDVI数据的植被碳汇空间格局研究: 以石羊河流域为例
[J].
Spatial pattern of vegetation carbon sinks based on MODIS-NDVI data: A case study in Shiyang River Basin, China
我国典型陆地生态系统固碳重要区范围界定
[J].
Delimiting important carbon sequestration areas for typical terrestrial ecosystems in China
UNIDO Green Industry: Policies for supporting green industry
[R].
基于产业环境耦合类型的沿海地区产业绿色转型路径研究
[J].
DOI:10.11821/dlyj201808009
URL
[本文引用: 1]
沿海地区高速和高度集聚的产业发展导致其面临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切实需要在综合考虑地区产业转型特征和环境压力变化规律及其耦合关系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产业绿色转型路径和环境管制政策。以沿海地区地级市为空间单元,构建了产业绿色化转型系数,从结构转型和效率转型两个方面对沿海地区2005-2013年产业转型的空间格局进行了刻画,并以产业绿色化转型系数和环境压力系数为指标进行二维四象限划分,将沿海地区114个地级行政单元划分为压力降低产业绿色化转型区、压力降低产业非绿色化转型区、压力加大产业绿色化转型区和压力加大产业非绿色化转型区四种类型区,并针对不同类型区产业发展和环境压力特点,提出对应的产业绿色转型和环境管制建议。
Analysis on the assessment of greenery transformation-upgrading of industry in Guangdong
中国工业行业经济增长与CO2排放的脱钩效应
[J].
The effect of sector decoupling between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Which industry is greener? An empirical study of nine industries in OECD countries
[J].
DOI:10.1016/j.enpol.2013.02.011
URL
[本文引用: 1]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2 emissions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OECD countries from 1970 to 2005. We tested a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hypothesis and found that total CO2 emissions from nine industries show an N-shaped trend instead of an inverted U or monotonic increasing trend with increasing income. The EKC hypothesis for sector-level CO2 emissions was supported in the (1) paper, pulp, and printing industry; (2) wood and wood products industry; and (3) construction industry. We also found that emissions from coal and oil increase with economic growth in the steel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ies. In addition, the non-metallic minerals, machinery, and transport equipment industries tend to have increased emissions from oil and electricity with economic growth. Finally, the EKC turning poi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DP per capita and sectoral CO2 emissions differ among industries according to the fuel type used. Therefore, environmental policies for CO2 reduction must consider these differences in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C) 2013 Elsevier Ltd.
基于环境效率评价的成渝经济区产业结构优化与布局
[J].优化、高效的产业结构及布局是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发展的必备条件。借用区位商的指标设计理念，尝试性地提出了产业环境商和区域环境商的概念和计算公式，并以此为基础对成渝经济区的产业结构及空间布局进行了优化，为基于区域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产业竞争力等经济社会指标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的传统范式加入了新视角和新方法，也为环保部门参与综合决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从缓解酸雨问题入手，基于各行业SO2排放的区域环境商和产业环境商测算结果，对成渝经济区产业结构进行了优化。在此基础上，以造纸业为例，基于各地市SO2排放的区域环境商的测算结果，结合各地市SO2的可增排量和造纸业的产业发展现状，对成渝经济区造纸业的空间布局进行了优化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layout in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zone based on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evaluation
能源—环境—就业三重约束下的京津冀产业结构优化
[J].
DOI:10.11821/dlyj201711012
URL
[本文引用: 1]
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的经典问题,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更是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现实问题。以京津冀城市群为案例区,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构建能源—环境—就业三重约束下的线性规划模型,纳入产业间要素流动,系统分析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整体优度及优化路径。研究表明：① 在能源约束情景与综合约束情景下,天津市和河北省的能源约束相对于环境约束和就业约束更加严格。② 在就业约束情景方案中,北京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为高端服务业,天津市应主要发展现代工业,河北省则应聚焦于发展现代工业和传统服务业。③ 在环境约束情景方案中,三地产业结构的调整应立足于降低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④ 综合考虑以上约束条件的情景模拟,京津冀三地应根据各地经济发展优势,统筹目前各地的产业发展目标。北京应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同时转移不适宜本地发展的第一、第二产业;天津应坚持第二、第三产业并重,寻求自身优势产业;河北应改善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工业,完善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o under the triple restriction of energy, environment and employment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路径与碳排放预测
[J].
DOI:10.11820/dlkxjz.2014.12.001
URL
[本文引用: 1]
中国已进入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时期,同时产业升级也是减排的主要途径之一。为此,本文通过构建分部门跨期优化模型,以需求驱动和产业部门供给为基础,假设中国的消费偏好模式不断向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和日本)趋近,对消费偏好导向下的产业结构优化方向及碳排放趋势进行了模拟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农业和衣食制造部门比重将呈下降趋势,其他服务业部门比重会不断提高。在中国当前消费偏好模式下,重工业、交通运输、化工和金属等高耗能部门的比重仍将增加,而转向美国消费偏好模式后,这些部门的比重都将下降。交通运输和化工部门比重在转向欧盟消费偏好模式后略有提高,转向日本偏好模式后交通运输部门比重将提高,而金属部门比重将下降。受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效率提高的影响,中国未来能源消费总量呈倒U型趋势:在中国、欧盟、日本和美国消费偏好模式驱动下,能源消费总量依次下降,对应的能源高峰在2810~2166 Mtoe 之间,累积排放量在94~72.6 GtC之间。美国的消费偏好模式由于倾向于低碳的服务业部门,因此更有利于节能减排。
Projection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and carbon emission trends
苏北沿运河地区绿色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J].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green industry of the region along the great canal in the north of Jiangsu
高寒生态脆弱地区城市绿色工业选择与布局研究: 以拉萨市为例
[J].
Study on selection and layout of the green industry in ecologically fragile of alpine city: The example of the Lhasa City
Probing "green" industry enterprises in the UK: A new identification approach
[J].
Examining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green industries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policies in South Korea: Application of a panel regression model (2006-2012)
[J].DOI:10.1016/j.rser.2017.04.061 URL [本文引用: 1]
Green economy in China: Regional variations and policy drivers
[J].DOI:10.1016/j.gloenvcha.2014.12.001 URL [本文引用: 1]
Cities and green growth: A conceptual framework
[R].
绿色城市发展理念的产生、演变及其内涵特征辨析
[J].
Gener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green city idea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ts connotation and features
再生型资源型城市产业的结构性增长研究: 以唐山市为例
[J].
DOI:10.11821/dlyj201704009
URL
[本文引用: 1]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基于2002年和2012年唐山市投入产出数据,采用增长态归因矩阵模型和Probit模型,研究了唐山市分行业总体的结构性增长和相关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2-2012年唐山市煤炭采选业和金属冶炼及压延业总体上都没有呈现结构性增长,基本摆脱了对煤炭和钢铁的高度依赖;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如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总体呈现结构性增长,呈现出产业转型的趋势;产业总体呈现结构性增长的影响因素中,影响力系数呈现负向影响,感应度系数、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产业直接增加值率则呈现正向影响。因此,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需要提高直接增加值率,更加关注提升与下游产业的关联效应。
An analysi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crease of regenerative resource-based cities: A case of Tangshan City
Restructuring Europe's rustbelt: The case of the German Ruhrgebiet
[J].
DOI:10.1007/BF02933582
URL
[本文引用: 1]
With the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its “Rustbelt”, the mosaic of regions traditionally specialised in heavy industries such as coal and steel, will also be enlarged. The new member states in Eastern Europe have many regions that face industrial decline and need to be restructured. What can thes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areas learn from the case of the German Ruhrgebiet, one of Europe’s most prominent example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日本九州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分析
[J].
An analysis of Japan's restructuring policies for Kyushu old industrial base
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模式及其路径研究
[J].
A study on green transition mode and transition path of resource-based regions
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内涵的理论探讨
[J].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n the connotation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优化调控潜力测评
[J].
Measuring the potentiality of regulation on the lifecycle of resource-based city
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D].
Study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een transition of resource-based regions
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的成本分析与时机选择
[J].
The cost analysis and timing choice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新常态下西部资源型城市工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思路: 以六盘水市为例
[J].
Study on west resources citie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normal: Take Liupanshui as an example
An application of system dynamics for evaluating planning alternatives to guide a gree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a resource-based city
[J].DOI:10.1016/j.jclepro.2015.05.042 URL [本文引用: 1]
Efficiency differences among China's resource-based cities and their determinants
[J].DOI:10.1016/j.resourpol.2016.11.003 URL [本文引用: 1]
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绿色转型绩效评价与区域差异研究
[J].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differential analysis on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coal resource-exhausted cities in China
“综改区”设立、产业多元化与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
[J].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rehensive Reform Zone",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regions
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研究
[J].
A study on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industry
绿色发展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环境经济影响? 基于非参数方法的解答
[J].
The impac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pattern on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Estimation based on nonparametric method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green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J].DOI:10.21273/HORTTECH.16.2.0345 URL [本文引用: 1]
Clean energy policies and green jobs: An evaluation of green jobs in U.S. metropolitan areas
[J].
DOI:10.1016/j.enpol.2013.01.034
URL
[本文引用: 1]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U.S. are actively promoting renewable energy and energy efficiency to seek economic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reate green jobs. 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state and local clean energy and climate policies in U.S. metropolitan areas (MSAs) in 2006.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both state and local clean energy policies have positive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acts on green jobs at the metropolitan level. The results from Two Stage Probit Least Squares (2SPLS) indicate that every additional state clean energy policy tool adopted is associated with 1% more green jobs in the MSA. On average, MSAs with ICLEI membership maintain 9.3% more green jobs than MSAs without ICLEI membership, Ceteris paribus. (C) 2013 Elsevier Ltd.
Green jobs? Economic impacts of renewable energy in Germany
[J].
DOI:10.1016/j.enpol.2012.04.076
URL
[本文引用: 1]
The labor market implications of large investment into renewable energy (RE) are analyzed in this text. Although a growing RE industry can be observed in Germany the overall effect of large increases of RE based electricity and heat generating technologies on the German economy require a careful model based analysis. The applied model PANTA RHEI has been used among others to evaluate the German energy concept in 2010. It takes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of RE into account. The paper shows the overall effects under different assumptions for fossil fuel prices, domestic instal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results are sensitive to assump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 world markets and German exports to these markets. Almost all of these scenarios exhibit positive net employment effects. Under medium assumptions net employment of RE expansion will reach around 150 thousand in 2030. Only with assumptions for German RE exports below today's level, net impacts are slightly negative. Gross employment will increase from 340 thousand in 2009 to between 500 and 600 thousand in 2030. (C) 2012 Elsevier Ltd.
Modelling the transition towards a green economy in South Africa
[J].
中国节能减排系统动力学模型及政策优化仿真
[J].
The system dynamic model and policy optimized stimulation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China
Towards a low carbon growth in Mexico: Is a double dividend possible? A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assessment
[J].DOI:10.1016/j.enpol.2016.06.012 URL [本文引用: 1]
国内外绿色发展制度演化的历史脉络及启示
[J].
Historical context and enlightenmen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green development regime
Green economy: The next oxymoron? No lessons learned from failures of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
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practical cases of green economy? Studies from five European countries
[J].DOI:10.1016/j.jclepro.2016.08.071 URL [本文引用: 1]
国际经验对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启示: 政策及实践
[J].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s to western China: An overall review of policy and practice
Green economy meets political economy: Lessons from the "Aceh Green" initiative, Indonesia
[J].DOI:10.1016/j.gloenvcha.2018.10.009 URL [本文引用: 1]
Green growth strategies: Korean initiatives
[J].
DOI:10.1016/j.futures.2012.06.002
URL
[本文引用: 1]
Korea has embarked on a far-reaching green growth strategy that promises to lay the foundations for a transition from a predominantly 'brown' to a green industrial system. In this paper the key features of the Korean approach to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a green growth strategy are outlined, and the progress achieved so far (2009-2012) is reviewed. Comparisons with China's gre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s embodied in the 12th Five Year Plan (2011-2015), present themselves in that both strategies are concerned with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building of new growth engines designed to create export platforms for the 21st century. Reductions in levels of carbon emissions flow from these industrial policy initiative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Korean strategy is carefully crafted and implemented with full government commitment and leadership, demonstrating that such commitment is feasible in a democracy. What cannot be guaranteed is continuing commitment from successive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s. (C) 2012 Elsevier Ltd.
Towards a green economy in Germany? The role of energy efficiency policies
[J].DOI:10.1016/j.apenergy.2016.03.063 URL [本文引用: 1]
Delivering green economy in Asia: The role of fiscal instruments
[J].DOI:10.1016/j.futures.2015.08.002 URL [本文引用: 1]
AG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a carbon energy tax on the Irish economy
[J].DOI:10.1016/j.ecolecon.2006.07.034 URL [本文引用: 1]
Green growth, green paradox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J].DOI:10.1016/j.eist.2012.11.003 URL [本文引用: 1]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机制政策创新研究
[J].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policy innovation of China's green economy
当代中国发展道路及其推进方式的转变:绿色发展理念的法制化
[J].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s developing path and its propulsion: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