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进展  2016 , 35 (7): 910-919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7.012

研究综述

批判转向以来地名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纪小美1, 王卫平1, 陈洁1, 陶卓民1*, 付业勤2

1.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2. 海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海口 571158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oponymy research since the 1980s

JI Xiaomei1, WANG Weiping1, CHEN Jie1, TAO Zhuomin1*, FU Yeqin2

1.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Tourism College,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 China

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陶卓民(1963-),男,江苏苏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规划、旅游资源开发、旅游经济与市场, E-mail: taozm@tom.com

收稿日期: 2016-03-20

修回日期:  2016-05-20

网络出版日期:  2016-07-20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版权所有

基金资助: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139); 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纪小美(1988-),女,福建福清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E-mail: zhangyuge20105@sina.cn

展开

摘要

20世纪80年代开始,包括人文地理学在内的国外学术界对传统地名学进行了批判转向,重视剖析地方命名与更名背后的社会关系与权力斗争。本文首先评述了批判转向以来,国外地名研究在政治、经济、社会与管理维度上的相关进展;其次,评述了目前国内的政区更名、地名商品化、地名争夺、地名与文化认同等可归为批判地名学范畴的研究进展;最后指出批判转向给国内地名学研究的启示,并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快速城镇化背景对地名研究进行展望。

关键词: 地名研究 ; 批判转向 ; 述评 ; 展望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international toponymy research by scholars including human geographers has shifted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paradigm using descriptive method to exploring origin, classification, dissemination, and diffusion of individual place names. The critical theor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gives birth to critical toponymy, and the new paradigm abandoned the pervious popular belief that place name is merely a neutral landmark for indicating geographic location. The new paradigm tends to focus on the dissection of the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motivations of naming or renaming, and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evolution of place-name landscap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power competition and social relations. This critical turn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better explain the tremendous changes in the place-name landscape in Chinese from the 1980s—an era that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rapid urbanization. This article firs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 and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oponymy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s with regard to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and administrative dimensions. It then elaborates on the progress of relevant research in Chinese, including name change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streets in urban areas, commercialization of place name, competition for place name, place name and cultural identity, and so on. Last, the authors discuss the prospect of critical toponymy in Chinese in line with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ake the Western critical toponymy as lessons dialectically. On the economic dimension, Chinese toponymic scholars need to pay greater attention to the economic benefit of coordinating the other dimensions; on the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dimensions, securing the naming right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should be of higher concern; with regard to the social aspect, the role of place name in cultural identity deserves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context of new urbanization.

Keywords: toponymy research ; critical turn ; review ; prospect

0

PDF (707KB) 元数据 多维度评价 相关文章 收藏文章

本文引用格式 导出 EndNote Ris Bibtex

纪小美, 王卫平, 陈洁, 陶卓民, 付业勤. 批判转向以来地名学研究回顾与展望[J]. , 2016, 35(7): 910-919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7.012

JI Xiaomei, WANG Weiping, CHEN Jie, TAO Zhuomin, FU Yeqin.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oponymy research since the 1980s[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7): 910-919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7.012

1 引言

在传统地名学研究中,地理学家扮演着收集、归纳并分析地名时空格局的角色,将地名作为探查地方或区域自然、社会历史环境变迁的一种线索。但这种研究范式,其一,仅是描述性的,致使长期以来地名研究处于地理学边缘地位(Zelinsky, 1997)的不利格局,难以得到改善;其二,关注点仅放在作为命名客体的地名本身的语言学或历史地理学层面上的属性,忽略了作为命名主体的人或社会群体在地名命名与使用过程中所蕴含的文化政治甚至人际冲突等(Kearns et al, 2009)。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尤其是西方地理学界在地名研究上掀起了一股批判转向的浪潮。然而,并非所有的地名命名都带有强烈的批判特性,传统上,地名命名大多与当地环境相结合,多取材于地方的地理环境特征。西方世界以政治寓意作为地名命名、更名的依据最先出现在法国大革命中,自18世纪起,在欧洲利用街道名称来庆祝与纪念国家历史中的特定事件或人物的现象已相当普遍。至此,地名命名开始明显脱离了地方的自然、文史,转而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因此当官方对旧地名进行变更并重新赋予新地名时,地名变迁过程不再适合单纯用“自然”演替来理解与诠释,这是西方批判地名学产生的社会渊源(叶韵翠, 2013)。批判地名学已不那么重视地名本身,而是聚焦于命名的文化政治层面(Rose-Redwood et al, 2010)。地名也不是消极的空间指位符号,而是主动地参与到地方创造的实践中,具有积极的社会能动性(Azaryahu, 2011)。目前,传统范式占据国内地名研究的主导地位,对现代地名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均缺乏突破(李鹏等, 2015),也无法从深层次阐释市场经济与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地名景观剧烈变迁的动因,而地名学的批判转向将给予国内研究者有益的启示。

2 国外批判地名学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地理学者对地名学的传统范式进行了批判转向,产生了批判地名学。作为西方批判地名研究领军人物的Derek Alderman与Maoz Azaryahu,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以个案实证研究方式涉足该领域。Alderman(1996)主要从事美国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纪念地名的研究,并在1996年发表《创造南方的新纪念地理》一文,为后续的马丁·路德·金地名研究架构建出整体框架。Azaryahu(1997, 2012a)主要研究二战时期的东德与以色列的地名政治,并以后者著称。另一位代表人物Rose-Redwood(2008a, 2008b, 2008c)从2008年开始通过纽约的街道名研究涉足该领域。2010年Rose-Redwood、Alderman、Azaryahu联合发表理论性文章“地名书写地理学:批判地名研究的新方向”(Rose-Redwood et al, 2010),为批判地名学的研究指出了新方向,即地名商品化、尺度问题、地名对日常空间的建构。因而,自2010年起,国外批判地名学主要围绕上述新方向进行深化与拓展。

总体而言,国外批判地名学的研究框架可归结为:①主要涉及权力关系、地方认同、空间政治和地名商品化等课题(Nash, 2009; Azaryahu, 2012a; Light, 2014; Light et al, 2015)。②关注的区域包括非洲、东南亚、南亚等后殖民地区,东欧等后社会主义地区,中东、西欧、大洋洲、东南亚等多族群、多教派地区,美国、南非和澳大利亚等种族矛盾突出的国家(Addleton, 1997; Swanepoel, 2009)。③关注的群体及其斗争形式有:黑人与白人种族矛盾、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宗教斗争、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冲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竞争、华裔与侨居国执政者博弈(Cohen, 1992; Yeoh, 1992; Kearns, 2009);地名商品化过程中政府、私企与市民的命名权博弈(Light, 2014, 2015);地名符号资本利益驱动下的霸权与边缘阶层间经济与社会利益的争夺(Rose-Redwood, 2008);日常生活背景下普通民众的地名认知与使用(Creţan et al, 2016)。④地名景观类型在符号景观基础上增加了声音景观(Kearns, 2009; Shoval, 2013),以及实体空间名称与虚拟网络域名(Light, 2015)。⑤质性研究开始受重视,小尺度的参与观察法、访谈法与民族志方法的运用增多(Myers, 1996)。⑥涉及批判理论、符号权力理论、霸权理论、空间生产理论以及社会记忆理论等(Rose-Redwood, 2010)。⑦研究类型以理论探索为主,应用研究开始受重视,主要包括:协调各阶层的地名命名权与使用权,边缘群体争取地名权利的民主渠道建设,地名资源的旅游开发,地名信息资源的社会共享,地名在不同维度上的效益冲突及调节等(Purcell, 2002; Blomley, 2005)。

2.1 研究内容

2.1.1 政治维度

政治维度是批判地名学最早关注和最为重视的内容。其主要阐释符号象征意涵视角下的地名命名与更名所展现的政治权力自上而下施加的规范、压迫与排斥,以及自下而上地反抗与融合。该维度的研究以城市街道为主要尺度。原因在于,城市范围内的地名较其他地名更微观、更易受时代变迁的影响,从而使之成为不同意识形态群体角逐的竞技场(Palonen, 2008)。

(1) 符号统治。在新政党争取统治合法化过程中,通常会将武力统治转变为符号统治,其中变更地名常作为抹去旧政权遗迹和传播新政治理念的手段,进而实现社会操控。Azaryahu(2012b)发现,在德国后纳粹民主重构期间,城市曼海姆采用复原式更名模式,延续前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做法;而在社会主义控制下的城市波茨坦采用了激进式,代表了一种未来导向的社会主义变革。

(2) 符号反抗。反支配团体针对地名符号象征意涵的对抗有身体力行的激进式,但更多是一种以情感、认同诉求为动机的符号抵制。当芝加哥政府粗暴地拒绝将Monroe Street更名为Fred Hampton(一位在1969年被芝加哥警察枪杀的黑豹党成员名字)后,伊利诺伊州的黑豹党成员聚集在门罗街游行抗议,并将自制的Hampton路标粘贴到门罗街上(Swanepoel, 2009)。政府当局虽掌握正式的命名权,但地名的使用权一般由当地居民决定,并成为权力弱势者的一种重要抵抗方式。Cohen等(1992)发现,当以色列政府以带有传达犹太人与圣地连结或反映当代犹太复国主义寓意的名称命名原阿拉伯巴勒斯坦地区时,那些失去土地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则试图在地图上继续标出已消失的地名,或者持续使用消失已久的阿拉伯式地名。这里的“地图”已不仅是中立的名称数据的存储,重现于地图上的地名已成为边缘群体抵制霸权的一种常见的手法(Kadmon, 2004),原因在于地图的日常反复使用有助于建立或巩固族群归属感。Yeoh(1992)发现,殖民時期的新加坡并存着官方与华裔族群约定俗成的两套街道指称系统。不仅是地名的文字符号,地名的发音也可作为抵制手段。Kearns等(2009)强调对声音景观的研究,探讨了毛利人如何通过行使地名“说”的权力而成功地争取到族群认同,以及反抗国家内部殖民主义统治。类似地,当以色列政府为发展阿卡古城(世界文化遗产)的旅游业而变更了当地地名系统时,当地的阿拉伯居民建立了一套本族群的地名口头表述系统,作为对官方更名的抵制 (Shoval, 2013)。

(3) 空间治理。空间治理多涉及国家以现代性的名义对辖境进行理性的空间重构,而这种理性化的地名变更,不仅体现出现代国家治理技术在空间地理上的重新安排,也隐含着国家意识形态的绝对话语权,对地名文化生态多样性构成一定的威胁,可能引发民众的抵制。Nash(2009)发现,当英国政府推动以现代化编号的邮递区号系统取代北爱尔兰原先多样化的命名方式时,不同宗教派别团结起来,共同争取具有地方认同感的原地名使用权,并成功地扭转了政府的态度。同样,在曼哈顿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后,当地的精英阶层就极力请愿政府变更原先毫无价值可言的数字式街名,甚至为避免粗俗地名的使用而鼓动政府驱赶当地的黑人贫困居民,以推动街名的符号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并与精英阶层的声望相匹配(Rose-Redwood, 2008c)。

(4) 尺度效应。空间尺度的差异往往对政治地名的研究结论产生影响,因此需要重视地名的尺度效应(Rose-Redwood et al, 2010)。Tretter(2011)发现,以非裔美国人命名的纪念性街路多分布于收入较低的美国南方黑人居住区。而Alderman(2003)将尺度缩小到非裔美国人社区时,发现上述街路并非完全集中于经济弱势区域,而是具有一定的镶嵌性,街路的规格、等级及其空间上是否穿越不同种族社区均存在尺度差异。

2.1.2 社会维度

2010年前,社会维度研究主要探讨支配团体与反支配团体针对地名符号象征意涵的对抗,既强调自上至下贯彻的地名政策,更强调的是一种以情感、认同诉求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地方反馈力量(黄雯娟, 2014)。2010年后,则倾向于关注居民的日常地名实践及其对官方变更地名所作出的响应。社会维度的研究主要涉及社会公平、社会认同与日常实践等方面的内容。

(1) 社会公平。Alderman等(2013)以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下文简称“金”)命名的街名景观历程为例,分析了社会公平视角下的命名权、公民权和归属问题。他认为地名命名可作为一种诉求空间公平的途径,地名在构建族群歧视或平等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现实空间中,美国白人往往对以“金”命名的街路在位置、数量和规格上加以限制;虚拟空间中,白人阻止黑人以“金”命名网络域名。其意图在于削弱黑人借助地名的符号象征意涵挑战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与边缘化思想模式的行为对白人产生的威胁(Alderman, 2013; Light, 2015)。

(2) 社会认同。David等(2012)强调了当代地方命名实践及其在构建社会关系与重构社会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Guyot等(2007)认为地名反映出地方认同,地名变迁是一个地方或区域内所包含的多重认同的表征,并以地名变迁作为分析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地方认同演变的切入点加以论证。研究发现:多种地名变迁模式共存于当今南非从村落、城镇到国家的各类尺度区域;地名有利于不同尺度上的地方认同的塑造;不同社会阶层对政府变更地名的行为反应不同。Shoval(2013)在实地调研阿卡古城中的阿拉伯居民对政府为发展旅游业而变更街名的响应后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对这些受政府支配或反映异族意志的街名充满敌意,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居民仅感到不适,收入低者更是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

(3) 日常实践。以往的研究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对民众地名使用态度的影响,而忽略了习惯这一重要的社会心理因素在情感表达与空间情感体验中的决定作用 (Edensor, 2012)。Light(2014)以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为例,探讨当地居民对官方变更旧政权地名的响应与日常实践。研究发现,先前出于纪念共产党领导人而命名的某处市场,虽然在后社会主义阶段重新命名,但原地名仍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Light(2014)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继续使用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地名是一种反对新政权强加新意识形态的体现,而生活习惯与社会心理惯性能更好地解释上述现象,从而打破先前的“反意识形态”说法的偏见。类似地,de Soto(1996)和Rose-Redwood(2008a, 2008b)的研究也发现,习惯这一因素可以解释柏林与纽约的旧地名一直被沿用的原因。

2.1.3 经济维度

2010年以后,经济维度研究愈发受关注,主要内容包括命名权商品化和地名商业化开发,涉及地名经济效益的开发利用及其与社会效益间的冲突,以及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关于地名的经济权利与文化权利间的博弈。Rose-Redwood(2011)指出,命名权商品化将改变城市的景观,其中私企将是最大的推手。Light等(2015)探讨了城市地名商品化的表现形式及其对城市景观的影响,居民的响应及其区域差异等。研究发现:①私企正在重构从广告牌、机动车体、建筑、地铁站、轨道线路到居民区、大街等不同尺度的城市地名景观,地名的空间生产也由政府组织编撰地图与设置实体标志转向地名空间数据版权私有化及开放式街景地图共享等;②以“金”命名的街道为例,Light指出地名的声誉即沉淀在其背后的符号资本关系到该地段的房价,影响到消费者的空间行为与投资者的决策等;③在不同的国家中,赞助商冠名对居民的地方感、认同、归属与记忆的影响不同(Light et al, 2015)。例如,与美国相比,英国球场的历史更悠久,其名称已融入当地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记忆中,球迷较难以接受企业冠名侵占他们的文化符号资本。Light (2014)探讨了不同尺度区域,地名在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即奇特地名的本身可以作为旅游吸引物、成为旅游视觉符号系统的开发要素,开发成旅游纪念品能为社区创收,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去理解诸如涂鸦与拍照等的旅游者空间生产与消费行为。

2.1.4 管理维度

近期,国外学者对地名管理维度研究愈发重视。不同维度上的效益冲突、不同阶层间的权利矛盾,通过地名的科学与民主管理可以得到一定的调整或缓和。例如,为满足多族群表达纪念意涵的需要,原本空间上连续的大道有可能被分段命名而对交通导航产生不利影响,引发地名的指位功能与纪念功能间的冲突。Clark等(2009)以澳大利亚国家公园中的土著岩画旅游景区的命名历史为例,探讨了景区命名与游客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景区中多数地名丧失了传达信息的作用,非但没能起到营造积极的、神圣化氛围的功效,反而助长了游客故意损坏景点、毁坏标志与负面口头宣传的行为。Clark等(2009)指出应将地名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管理工具来引导游客行为,促进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有学者(Herman, 1999; Mitchell, 2003; Cowell, 2004)已意识到,只有最大限度地关注和倾听边缘群体在地名使用过程的意见,尤其需要考虑该群体的地名话语权,打破地名商品化与私有化背景下的阶级与经济权力对公共空间的束缚,才能应用已有的法律条款保障边缘群体的地名权益。在命名的程序公平方面,Purcell(2002)Blomley(2005)建议,应该将新自由主义管治、所有权的空间分割与公民增权、削权相结合;在命名的分布公平方面,既应考虑地名景观重构过程中如何反映以及给予先前受压制的族群以表达其文化认同的话语权,也应关注城市内部地名的比例结构与空间分布,以及地名在排斥或提升从属群体合法性的作用。Alderman(2002)指出,若不考虑与种族、性别和阶级有关的地名空间分布,可能会加剧社会隔离。

2.2 研究评价

综上所述,批判转向下的国外地名研究实质是反映在资本、权力与认同框架下,不同社会阶层以地名符号为媒介展开的博弈,涉及多种维度,且多维度融合的趋势已显现。但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①经济维度仍有待拓展与深化。尤其是命名权商品化对城市景观的作用机理有待深入阐释。例如,市政当局对于拍卖地名命名权的态度以及遴选赞助商的标准,尤其是否要求赞助商应尊重那些已根植于当地地名景观中的文化认同;地名公权转化成赞助商私权的法理依据及其影响。②近年来对管理维度的重视有所增强,但仍是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也制约了批判地名学的社会应用价值的发挥。例如,命名权交易带来的经济利益与当地居民社会记忆和情感认同(Light et al, 2015)间的矛盾已为学者所关注,但目前还尚无可操作性较强的对策研究。③日常生活环境下,居民对命名及更名的接受、协商或拒绝微观尺度上的研究已为学者(Light et al, 2014; Creţan et al, 2016)所提倡,但相关成果还不多见,尤其对非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重视仍不足。

3 国内批判地名学研究述评

比较而言,当前国内的地名研究还未出现明显的批判转向,但目前政区更名、地名商品化、地名争夺、地名与文化认同等研究均可归入批判地名学的范畴。为方便比较批判转向以来,中外地名学研究发展的异同,亦将国内的相关研究按上述4个维度进行划分。

3.1 政治维度

国内外地名政治研究在尺度与利益主体上存在一定差异。国外学者主要以城市、街区为空间尺度,涉及包括市政当局、投资商、精英、普通居民以及不同宗教、政治取向族群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国内相关研究以县及以上政区尺度为主,近期对城市尺度日益重视,国家、政府是占主导地位的利益相关者,近期对不同社会阶层已有所重视。在县域尺度上,著名历史地理学者史念海(1985)指出,历史上存在因避封建王朝帝王的名讳、为彰显统治者恩泽和为纪念革命先烈而更改县名等政治现象。在城市尺度上,刘博等(2014)对广州地铁站命名与更名的文化政治过程进行网络文本解读。发现相比于西方社会,国内民众通常采取非抵抗式的网络话语等相对温和与隐性的方式来参与地方命名过程,尽管可争取到一定话语权,但地方的最终命名主要取决于相关权力机构。纪小美等(2015)对清末以来福州城区地名演变的研究发现,不同时代执政阶层、特权阶层与市民阶层借助地名表达不同政治立场。黄雯娟(2014)廖秋娥(2005)讨论了不同政权治理下,台东与台北街道命名策略、更名原则及其地名的空间权力象征寓意的变迁。研究表明:光复后台湾城市街道名称变迁剧烈,其命名与更名受执政当局的文化、政治意志所主导,而与居民和土地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居民对地方的认同感越发受到削弱等。陈蕴茜(2009)对近代南京地名空间存在形式以及政治内涵进行了探讨;胡箫白(2010)通过对民国时期南京城市地名框架结构的重新剖析,阐述了南京是如何通过规范地名结构进而产生一定的政治示范作用。研究指出,当时的“国都”南京为凸显孙中山“符号”,出现了大量以“中山”命名的日常生活、休闲娱乐与教育等城市功能空间。这些地名不仅依赖于表面、直观的信息传达,更通过空间定位、空间群落,加强了孙中山符号的存在感,使整个南京城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中山纪念空间。李鹏等(2015)采取文化政治分析的逻辑线索,通过从化温泉这一著名旅游地的地名变更过程,解读地方称谓的变迁和意义的再生产过程,并解读地名的意义再生产背后的权力关系;最后指出中西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对“地名争夺”的态度差异,即西方反应积极甚至激进,而中方相对消极。

3.2 社会维度

地名与新型城镇化倡导的“记得住乡愁”相结合,是当前国内地名研究在社会维度上重大且迫切的课题。乡愁是一种身处异乡、怀念故土的独特文化与地方认同,是一种身份转换、空间错位之后的心理纠结(张祖群, 2014)。地名是社会记忆传承的载体与社会空间秩序建构方式之一(Schwartz, 1996),而社会记忆是传承地方文化,凝聚地方认同的重要途径。当地名与地方逐渐融合并获得广泛认可后,地名进入当地居民集体记忆中进而产生情感依恋。韦谢等(2016)从城乡历史地名的延续、更替与消失的视角,透视上海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记忆及地方史的建构与割裂。陈佳穗(2008)从地名传说中的“集体性”本质出发透过各类传说内容与情节的分析与归纳,探讨台湾地名传说所反映的居民集体意识与思想逻辑,研究发现:居民的一部分生活实践与经验,经由集体意识的积累,透过地名传说的流传而代代相传,从而实现社会记忆的传承。总体来看,相比国外,目前国内人文地理学者对地名在社会记忆、地方认同中的建构作用关注极为不足,亟待引起重视。

3.3 经济维度

经济维度上的地名研究,目前国内外研究较为相似,涉及地名商品化开发与利用、命名权商品化、旅游地更名与地名争夺等内容。

地名商品化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有其重大的现实需求性。地名是一种无形的资源,具有很高的公共认知度,充分利用其优势可以在市场上抢占先机。地名商品化主要表现为:地名资源商业化开发、城市地名营销、公共空间冠名权交易等。

地名商业化是开发与利用地名文化资源的重要途径,具体表现为将地名注册为商标、申请为地理标志产品、作为货源标记等。王荣(2010)在探讨宁夏盐池县地名资源开发时,发现将“盐池”地名注册成商标以及申请到国家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后,盐池滩羊的市场价值剧增。近年来地名商标与地理标志成为地名研究的热点话题,学术界展开了对地名是否可作为商标的法理依据,地理标志产品的地域分布(郭泉恩等, 2013)、经济效应与市场认可,地名商标与地理标志冲突的表现、成因与对策等方面的探讨。

目前,国内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将地名当作商品推向市场进行交易,将街路、交通场站、文体场馆等公共空间的命名权向国内外公开招标拍卖,以缓解财政压力。尤其重庆、南京、武汉等地铁新兴城市的地铁站点冠名权拍卖成为近年来一大社会热点话题。例如“周黑鸭”以500万获得武汉地铁一号线江汉路站的冠名权,此消息一出,一天内有近3万人次参加了微博讨论,众多网友以调侃的方式表示了不满。最后迫于舆论压力,武汉地铁公司取消所有站点的冠名。褚亚平(1996)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地名应有商品地名与非商品地名之分,企业冠名权应限于那些新建、长期未命名或有必要更名的街路,并尽量保持其地名的相对稳定性;而那些能够反映城市历史文化、群众认同感强以及体现“地方性”(周尚意等, 2007)的地名,不应纳入有偿命名范围中。

在旅游方面,相比国外更关注景区(点)尺度与当地居民的响应,国内更重视政区尺度与地方政府间关于地名符号资本的争夺。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旅游大规模兴起时期的旅游地更名热,在中国行政区划史上首次出现,涉及政区数量多,影响深远,引发了社会各界诸多争议。合理的旅游城市更名值得肯定与倡导,因为以旅游地命名政区是一种引导旅游者目的地决策的低成本且高效率的策略,不仅迎合了当前市场形象导向的旅游时代需求,也彰显了地方政府的城市品牌营销意识,有助于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一些学者探讨了旅游地行政区划调整与更名对旅游发展的正负面影响及其应对策略。徐嵩龄(2005)范今朝等(2009)认为,政区改名对旅游地内部其他遗产产生遮蔽,对遗产非物质原真性产生不利影响;张朝枝(2006)对张家界市的政区变更分析表明:若对以自然著称而缺乏文化积淀的遗产地,为管理上的便利而进行区域整合以及将行政区划名称与旅游目的地统一起来,有利于行政管理及对该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有学者(周尚意等, 2007; 赵玉萍, 2008; 范今朝等, 2009)提议旅游城市更名要兼顾历史与现实,要加强市场调查,在变更前期应当征求社区居民的意见,以当地社区居民的意愿为重要依据等。

地名的唯一性使其作为旅游资源具有一定的稀缺性,时常引发近邻地区间的地名争夺。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旅游经济“井喷”的刺激下各地地名争夺愈演愈烈。以“夜郎”之争为例,在夜郎国遗址尚无定论的情况下,湖南的新晃县已“先发制人”:2010年斥资50亿元筹建“夜郎古国”,规划占地30 km2的“夜郎文化旅游”项目,欲率先打造“夜郎文化休闲度假区”。而该县作为年财政收入仅7000多万的贫困县,与50亿投资额形成强烈反差,引发外界质疑。贵州的桐梓县则抢先将具有排他性质的“古夜郎王朝”商标注册成功,而“夜郎”这个品牌价值预估达700亿元。贵州的赫章县更是把“争取更名为夜郎县”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地名争夺战的根源在于地名品牌的市场价值与经济利益,从而促使各地政府纷纷利用这张独一无二的文化“名片”进行城市营销。对此,学者纷纷呼吁:挖掘地名等历史文化资源应建立在史实基础上,兼顾经济与社会效应;应防止文化本身的价值被市场因素所异化;建立本地居民认同感,争取民众支持(胡秋春, 2010; 谢倩, 2012; 毕剑, 2013)。

3.4 管理维度

以“任务带学科”的发展模式决定了中国大陆的地名学在较长时间内仍需以传统范式为基础,以地名规划与管理为核心,以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地名的需求。因此,与国外相比,目前中国大陆对地名管理维度课题更为重视。冯金喜(1996)指出,城市大型建筑物名称一般由房产开发商或房产权属单位擅自、随意命名,“大洋古重怪”地名的涌现,既是某些国人的文化不自信与崇洋媚外心理的反映,也加剧了人与地的情感分离。还出现了诸如广场、花园、城等不规范通名的泛滥,易诱发商业欺诈行为,损害消费者权利。吕静(2007)探讨了中国地名管理过程不民主的现象及其危害,并引荐欧盟成员国的做法,认为地名管理过程中的民主决策不仅不会削弱科学决策,而且还会促进科学决策,最后提出实现中国地名管理民主化的途径。地名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城市化背景下诸多地区会遇到历史或传统地名的继承和保护问题,吴朋飞(2011)以古都开封为例,针对城市现代化建设中老地名的消失,“洋化”与“西化”割断历史文脉以及地名不规范使用等问题,提出了保护地名文化遗产的对策。此外,城镇化浪潮中存在着命名简单粗犷,盲目模仿,“千城一面”等降低了地方辨识度,掩盖城市特色等问题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纷纷强调地名规划的重要性,并展开了地名规划的实证与理论研究(王长松等, 2013)。

4 启示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领域的巨大变革给国内地名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命题和新视角,给地名的管理实践提出新挑战和新问题。尤其地名资源的商业化开发与利用有其现实需求,而作为公权的地名,其开发必然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重权利的竞争与协调。同时,快速城镇化作用下的城乡地理实体的更替与空间功能的转换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地名效益的全面发挥、社会群体关于地名权利的角力与调和均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地名景观剧烈变迁的深层次动因。而这些问题及其内在机理是传统范式难以完全阐释的,需要借鉴批判地名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然而,目前批判地名学主要根植于后殖民主义、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中,对处于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与经济社会转型期中的中国而言,需要辨证对待批判范式。因此,本文结合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快速城镇化的特殊背景,对国内地名学研究进行如下展望。

(1) 政治与管理维度。随着社会民主化建设进程的深化,针对以往政府掌控绝对命名权与冠名交易权带来的弊端,一些地方开始以听证制与征求社会意见的形式进行地名的民主管理。其中倾向于通过数字化平台征求群众意见,然而,这种做法无形中剥夺了处于信息鸿沟中的弱势群体的地名话语权。因此,可借鉴国外的批判范式,加强对各类弱势群体的地名权利保障渠道的研究,推动国内地名民主管理的实践发展。

(2) 社会维度。目前以情感认同作为争夺命名权动机的案例已大量见于国内媒体报道,其中又以地铁站点命名权的争夺(刘博等, 2014)最为激烈,涉及市民、运营商、政府与冠名企业间,大学之间,大学与社区居民间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对地名符号资本的博弈,未来可作为国内批判地名学的经典课题。中华民族认同方面,尤其台湾与闽粤地名文化的同根同源已成为学界共识,两岸多次开展“同名村”的联谊活动,对巩固两岸文化认同有重大意义。此外,华人华侨的探亲访祖在中国入境客源市场中占重要地位。然而,在国内快速城镇化浪潮下,众多古村落面临消亡,老地名也往往随之消失,这些承载着乡愁的老地名在华人华侨寻根方面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这一问题亟待国内学界重视。

(3) 经济维度。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政治生活主题决定了与地名相关的经济问题为国内地名学的重心,同时这方面的研究亦需考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其特殊性表现为:①仍具较浓厚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即政府仍掌控较大的资源配置权,从而在利益竞争时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这也就是国内地名变更与争夺的主导方往往是各级政府机构而普通民众相对消极的原因之一。②利益主体多元化与共同利益主体并存。例如,地名作为公权,商标等地名商业化开发模式属于私权,为平衡商标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目前国内通行的做法是不完全禁止将地名作为商标注册,但又有一定限制。因此,地名经济维度的探讨可借鉴博弈论,探讨宏观社会经济条件制约下,如何在协调利益相关者地名使用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名的经济效益。此外,公共地名数据版权私有化、网络域名投资与开发等也是网络时代国内地名研究可拓展的新兴话题。

(4) 研究方法与尺度。在巩固传统地名探源、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应积极借鉴批判地名学倡导的小尺度实地调研法,有助于深入探查日常生活中社会各阶层对于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地名剧烈变迁的响应方式与作用机理。加强现代地理信息技术的运用,探究地名及其符号价值的认知对于居民归属感、消费者空间行为与投资者区位选择等的影响机制,提升地名研究在城镇规划中的先导作用。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毕剑. 2013.

旅游“井喷”背景下的“名人故里之争”研究

[J].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4(4): 423-428.

[本文引用: 1]     

[Bi J.2013.

Lvyou “jingpen” beijing xia de “mingren guli zhizheng” yanjiu

[J]. Journal of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14(4): 423-428.]

[本文引用: 1]     

[2] 陈佳穗. 2008.

台湾地名传说所反映之居民集体意识研究

[J]. 南亚学报, 30: 359-378.

[本文引用: 1]     

[Chen C S.2008.

Study on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by the fable of the geographic name in Taiwan

[J]. Journal of South Asia, 30: 359-378.]

[本文引用: 1]     

[3] 陈蕴茜. 2009. 崇拜与记忆: 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文引用: 1]     

Chen Y Q. 2009. Chongbai yu jiyi: Sunzhongshan fuhao de jiangou yu chuanbo[M]. Nanjing, China: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引用: 1]     

[4] 褚亚平. 1996.

城市地名商品化与地名管理法制化

[J]. 中国地名, (1): 4-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正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充斥城市的现象日益加剧。属于意识形态产物的商品化程度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城市地名商品化现象的出现,就是一个明显的事态。因此,地名管理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势在必行。

[Chu Y P.1996.

Chengshi diming shangpinhua yu diming guanli fazhihua

[J]. China Place Name, (1): 4-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正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充斥城市的现象日益加剧。属于意识形态产物的商品化程度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城市地名商品化现象的出现,就是一个明显的事态。因此,地名管理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势在必行。
[5] 范今朝, 张锦玲, 刘盈军. 2009.

行政区划的调整与遗产原真性的保护: 以遗产(地)所在政区的更名对区域遗产保护的负面影响为例

[J]. 经济地理, 29(9): 1558-1563.

[本文引用: 2]     

[Fan J Z, Zhang J L, Liu Y J.2009.

The influence of the reform of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n the conversation of heritage and its authentic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J]. Economic Geography, 29(9): 1558-1563.]

[本文引用: 2]     

[6] 冯金喜. 1996.

城镇地名管理中的几个问题及其对策

[J]. 中国地名, (4): 8-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正 1991年6月,全国地名管理工作会议提出:“今后,要把城镇地名管理作为重点,带动各类地名的全面管理。”1992年的天津会议,1993年的上海会议,1994年的太原会议,都重申和强调要做好以城镇为重点的地名管理工作。这些年来,各地在城镇地名管理工作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

[Feng J X.1996.

Chengzhen diming guanli zhong de jige wenti jiqi duice

[J]. China Place Name, (4): 8-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正 1991年6月,全国地名管理工作会议提出:“今后,要把城镇地名管理作为重点,带动各类地名的全面管理。”1992年的天津会议,1993年的上海会议,1994年的太原会议,都重申和强调要做好以城镇为重点的地名管理工作。这些年来,各地在城镇地名管理工作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
[7] 郭泉恩, 钟业喜, 黄哲明, . 2013.

江西省地理标志产品培育及其空间分布

[J]. 热带地理, 33(4): 444-44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模糊评价方法,对照质监、工商、农业三大系统对地理标志产品的申报和管理办法,建立地理标志培育指标体系,合理确定权重,从多方面对江西省706个名特优产品的培育潜质进行深入挖掘。最终根据评价结果将名特优产品划分为积极申报、优先培育、重点培育3种类型.分析其空间分布发现:积极申报类产品品种丰富,且主要分布在江西省的东北和西南地区;优先培育类产品数量最多,除彭泽外在全省均有分布;重点培育类产品的种类全部是菜肴类和加工食品类,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九江、抚州等地。

[Guo Q E, Zhong Y X, Huang Z M, et al.2013.

Product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in Jiangxi Province

[J]. Tropical Geography, 33(4): 444-44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模糊评价方法,对照质监、工商、农业三大系统对地理标志产品的申报和管理办法,建立地理标志培育指标体系,合理确定权重,从多方面对江西省706个名特优产品的培育潜质进行深入挖掘。最终根据评价结果将名特优产品划分为积极申报、优先培育、重点培育3种类型.分析其空间分布发现:积极申报类产品品种丰富,且主要分布在江西省的东北和西南地区;优先培育类产品数量最多,除彭泽外在全省均有分布;重点培育类产品的种类全部是菜肴类和加工食品类,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九江、抚州等地。
[8] 胡秋春. 2010.

名人故里之争, 到底在争什么

[J]. 学习月刊, (6): 37-3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正根据《现代汉语词典》释 义,"名人"即著名的人物;"故里"有两层含义,一为"故乡",二为"老家",其中"故乡"有三层含义,一为"出生或长期居住过的地方",二为"家乡", 三为"老家"。我国历史悠久,名人辈出,若干年后,斯人已去,其故里因蕴含的文化人文价值,自然就成为惠及后人的一方宝地。于是,我们看到,围绕名人故 里,各地纷争四起,其背后多为"打历史文化旗号,做旅游经济文章",亵渎了历史文化。

[Hu Q C.2010.

Mingren guli zhizheng, daodi zai zheng shenme

[J]. Learning Issue, (6): 37-3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正根据《现代汉语词典》释 义,"名人"即著名的人物;"故里"有两层含义,一为"故乡",二为"老家",其中"故乡"有三层含义,一为"出生或长期居住过的地方",二为"家乡", 三为"老家"。我国历史悠久,名人辈出,若干年后,斯人已去,其故里因蕴含的文化人文价值,自然就成为惠及后人的一方宝地。于是,我们看到,围绕名人故 里,各地纷争四起,其背后多为"打历史文化旗号,做旅游经济文章",亵渎了历史文化。
[9] 胡箫白. 2010.

民国时期南京地名的文化与政治解读

[J]. 中国地名, (3): 15-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正在现代地名学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些国家,对地名的价值有着充分的认识,如视历史地名为具有本源意义的文献资料,视城市地名为城市有机生命体的内在网络,是社会记忆和文化空间的载体。建立在上述认识之上,英、法、美、前苏联以及日本等国,一百多年来,开展了广

[Hu X B.2010.

Minguo shiqi Nanjing diming de wenhua yu zhengzhi jiedu

[J]. China Place Name, (3): 15-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正在现代地名学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些国家,对地名的价值有着充分的认识,如视历史地名为具有本源意义的文献资料,视城市地名为城市有机生命体的内在网络,是社会记忆和文化空间的载体。建立在上述认识之上,英、法、美、前苏联以及日本等国,一百多年来,开展了广
[10] 黄雯娟. 2014.

台北市街道命名的空间政治

[J]. 地理学报(中国台湾), 73: 79-105.

[本文引用: 2]     

[Huang W J.2014.

The politics of space in relation to street naming in Taipei City

[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Taiwan, China), 73: 79-105.]

[本文引用: 2]     

[11] 纪小美, 陶卓民, 李涛, . 2015.

近代以来福州城市地名空间政治变迁研究

[J]. 城市发展研究, 22(11): 101-108.

URL      摘要

运用符号权力和批判地名学理论,以近代以来福州主城区地名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时代地名命名与变更特点,揭示福州城市地名空间政治变迁规律,对当前城市地名规划管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1地名类型区域差异显著:鼓楼区以体现执政阶层意识形态的事物命名为主,台江区以经济事物类为主,仓山区以景观类为主,晋安区以吉祥愿景类为主;2地名命名与变更呈现去阶层意识形态、求雅求美与商品化的时代演变规律。对宗教事物类地名的扬弃贯穿了整个研究时期,世俗空间与圣神空间的交融、分离对福州地名空间政治建构起到重要作用。3不同时代各社会阶层借助地名表达不同政治立场。当前,资本对城市地名文化重构作用越发显著,地名地方性、时代性和使用权等问题需引起关注。

[Ji X M, Tao Z M, Li T, et al.2015.

The study on spatial politics evolution of place-name in Fuzhou City since the Opium War

[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2(11): 101-108.]

URL      摘要

运用符号权力和批判地名学理论,以近代以来福州主城区地名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时代地名命名与变更特点,揭示福州城市地名空间政治变迁规律,对当前城市地名规划管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1地名类型区域差异显著:鼓楼区以体现执政阶层意识形态的事物命名为主,台江区以经济事物类为主,仓山区以景观类为主,晋安区以吉祥愿景类为主;2地名命名与变更呈现去阶层意识形态、求雅求美与商品化的时代演变规律。对宗教事物类地名的扬弃贯穿了整个研究时期,世俗空间与圣神空间的交融、分离对福州地名空间政治建构起到重要作用。3不同时代各社会阶层借助地名表达不同政治立场。当前,资本对城市地名文化重构作用越发显著,地名地方性、时代性和使用权等问题需引起关注。
[12] 李鹏, 封丹. 2015.

地名变迁中的文化政治阐释: 以从化温泉为例

[J]. 人文地理, 30(2): 58-64.

[本文引用: 2]     

[Li P, Feng D.2015.

The politics of place naming: Changing place name and reproduction of meaning for Conghua Hotspring

[J]. Human Geography, 30(2): 58-64.]

[本文引用: 2]     

[13] 廖秋娥. 2005.

地名权的历史地理面向: 以台东市的街道名为例

[J]. 台东文献, (11): 84-97.

[本文引用: 1]     

[Liao C E.2005.

Dimingquan de lishi dili mianxiang: Yi Taidongshi de jiedaoming weili

[J]. Taidong Literature, (11): 84-97.]

[本文引用: 1]     

[14] 刘博, 朱竑. 2014.

批判视角下广州地铁站命名与更名研究

[J]. 地理科学, 34(9): 1139-1144.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收集各类网站有关广州地铁站命名与更名争议的素材,通过文本分析方法进行解读,指出地方命名过程中涉及的商业、政治和文化因素共同指向命名权这一核心。中国社会群体通常采取非抵抗式的网络话语来参与地方命名过程,尽管争取到一定话语权,但地方的最终命名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权力机构。

[Liu B, Zhu H.2014.

Naming and renaming: A critical study on Guangzhou metro stations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4(9): 1139-1144.]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收集各类网站有关广州地铁站命名与更名争议的素材,通过文本分析方法进行解读,指出地方命名过程中涉及的商业、政治和文化因素共同指向命名权这一核心。中国社会群体通常采取非抵抗式的网络话语来参与地方命名过程,尽管争取到一定话语权,但地方的最终命名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权力机构。
[15] 吕静. 2007.

试谈在地名管理中如何发扬民主

[J]. 中国民政, (6): 37-3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4441.2007.06.0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正地名作为最常用的社会公共信息之一,是一种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公共资源。它不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是国家行政管理、经济建设、国内外交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信息资源,在未来

[Lv J.2007.

Shitan zai diming guanli zhong ruhe fayang minzhu

[J]. China Civil Affairs, (6): 37-3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4441.2007.06.0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正地名作为最常用的社会公共信息之一,是一种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公共资源。它不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是国家行政管理、经济建设、国内外交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信息资源,在未来
[16] 史念海. 1985.

论地名的研究和有关规律的探索

[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 36-47.

URL      摘要

正 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虽各自成为一门科学,其间的关系却是相当密切的。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之成为科学,都不算早,论其渊源却可追溯到相当久远。《尔雅》是一部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其《释地》以下四篇,对地名、丘名、山名、水名作出了具有规律

[Shi N H.1985.

Lun diming de yanjiu he youguan guilv de tansuo

[J].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1): 36-47.]

URL      摘要

正 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虽各自成为一门科学,其间的关系却是相当密切的。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之成为科学,都不算早,论其渊源却可追溯到相当久远。《尔雅》是一部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其《释地》以下四篇,对地名、丘名、山名、水名作出了具有规律
[17] 王长松, 陈喜波, 韩光辉. 2013.

城镇地名规划研究: 以北京通州、大兴和平谷新城为例

[J]. 城市发展究, 20(8): 26-29.

[本文引用: 1]     

[Wang C S, Chen X B, Han G H.2013.

Research on the urban toponmy planning: A case study on Beijing new cities of Tongzhou, Daxing and Pinggu

[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8): 26-29.]

[本文引用: 1]     

[18] 王荣. 2010.

地名与人地关系实证研究: 以盐池县为例[D]

. 银川: 宁夏大学.

[本文引用: 1]     

Wang R. 2010.

Diming yu rendi guanxi shizheng yanjiu: Yi Yanchixian weili

[D]. Yinchuan, China: Ningxia University.

[本文引用: 1]     

[19] 韦谢. 2016.

城市地名变迁与社会记忆的建构: 基于《紫堤村志》的分析

[J]. 中国名城, (3): 53-56.

[本文引用: 1]     

[Wei X.2016.

The change of urban place nam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mor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Ziti Country Annals

[J]. China Ancient City, (3): 53-56.]

[本文引用: 1]     

[20] 吴朋飞. 2011.

论城市现代化背景下古都地名生存困境与对策

[J]. 中国名城, (9): 38-4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4144.2011.09.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地名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城市化背景下古都和历史名城都会遇到历史地名继承和保护问题。以大古都开封为例,在阐述丰富地名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针对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地名问题,提出了保护地名文化遗产的合理对策,为其它古都和历史名城发展中的历史地名保护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Wu P F.2011.

On the survival dilemma of ancient capital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urban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J]. China Ancient City, (9): 38-4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4144.2011.09.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地名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城市化背景下古都和历史名城都会遇到历史地名继承和保护问题。以大古都开封为例,在阐述丰富地名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针对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地名问题,提出了保护地名文化遗产的合理对策,为其它古都和历史名城发展中的历史地名保护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21] 谢倩. 2012.

城市营销视角下的历史名人故里之争的思考

[J]. 知识经济,(12): 72-73, 8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几年来,我国各地出现历史名人故里的争论已经屡见不鲜。其实大部分地方都是假借名人故里之名,行争夺城市建设资源之实,利用历史名人打造城市名片进行城市营销。本文从城市文化营销的视角下阐述争夺历史名人故里的行为并进行原理分析,反思历史名人故里之争这一现象并提出政策建议。

[Xie Q.2012.

Chengshi yingxiao shijiao xia de lishi mingren guli zhizheng de sikao

[J]. Knowledge Economy,(12): 72-73, 8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几年来,我国各地出现历史名人故里的争论已经屡见不鲜。其实大部分地方都是假借名人故里之名,行争夺城市建设资源之实,利用历史名人打造城市名片进行城市营销。本文从城市文化营销的视角下阐述争夺历史名人故里的行为并进行原理分析,反思历史名人故里之争这一现象并提出政策建议。
[22] 徐嵩龄. 2005. 第三国策: 论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34-254.

[本文引用: 1]     

[Xu S L.2005. Disan guoce: Lun Zhongguo wenhua yu ziran yichan baohu[M]. Beijing, China: Science Press: 234-254.]

[本文引用: 1]     

[23] 叶韵翠. 2013.

批判地名学: 国家与地方、族群的对话

[J]. 地理学报(中国台湾), 68: 69-87.

[本文引用: 1]     

[Yeh Y T.2013.

The critical toponymy: A dialogue of nation, place and ethnic group

[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Taiwan, China), 68: 69-87.]

[本文引用: 1]     

[24] 张朝枝. 2006. 旅游与遗产保护: 政府治理视角的理论与实证[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109-162.

[本文引用: 1]     

[Zhang C Z.2006. Tourism and heritage protection: Theory and empiricism under the view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M]. Beijing, China: China Travel & Tourism Press: 109-162.]

[本文引用: 1]     

[25] 张祖群. 2014.

《舌尖上的中国Ⅱ(脚步)》评析: 中国文化地理场景中的“乡愁”

[J]. 电影评价, (8): 1-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6916.2014.08.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一、“乡愁”研究综述 乡愁是中外诸多影视作品中恒定的母题之一,对家乡的怀念与憧憬是现代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人文情怀的一部分.海外华人林语堂[1]、林海音[2-3]、席慕容[4-5]、余光中[6-9]、白先勇[10-13]、李永平[14]、侯孝贤[15-16]、於梨华和严歌苓[17]、方文山[18]、沈光文[19]、齐邦媛[20],中国大陆鲁迅[21]、师陀[22]、沈从文[23-25]、张承志[26]、张炜[27]等是书写乡愁的典型代表,掀起1950-1960年代、1980-1990年代、2010年至今不同时期的怀乡文学高潮[28],形成了台湾老兵[29-30]、美国华文留学生[31]、广义的美国华裔文学群体[32]等乡愁书写对象.

[Zhang Z Q.2014.

《Shejian shang de Zhongguo Ⅱ(jiaobu)》 pingxi: Zhongguo wehua dili changjingzhong de “xiangchou”

[J]. Movie Review, (8): 1-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6916.2014.08.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一、“乡愁”研究综述 乡愁是中外诸多影视作品中恒定的母题之一,对家乡的怀念与憧憬是现代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人文情怀的一部分.海外华人林语堂[1]、林海音[2-3]、席慕容[4-5]、余光中[6-9]、白先勇[10-13]、李永平[14]、侯孝贤[15-16]、於梨华和严歌苓[17]、方文山[18]、沈光文[19]、齐邦媛[20],中国大陆鲁迅[21]、师陀[22]、沈从文[23-25]、张承志[26]、张炜[27]等是书写乡愁的典型代表,掀起1950-1960年代、1980-1990年代、2010年至今不同时期的怀乡文学高潮[28],形成了台湾老兵[29-30]、美国华文留学生[31]、广义的美国华裔文学群体[32]等乡愁书写对象.
[26] 赵玉萍. 2008.

旅游城市命名、更名的冷思考

[J]. 中国地名, (12): 63-6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目前,旅游城市的更名之风日 盛,为了赢得更多的旅游者,一些旅游城市在更名后名声大振,旅游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没赢得了相当的经济效益。但有的旅游城市不顾本身的地域条件,盲目提 出了更名动议,甚至在更名后适得其反,破坏了当地的人文环境,引发了较大地争议。为此,加强市场调查,从实际出发开展命名、更名工作显得十分重要。

[Zhao Y P.2008.

Lvyou chengshi mingming, gengming de lengsikao

[J]. China Place Name, (12): 63-6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目前,旅游城市的更名之风日 盛,为了赢得更多的旅游者,一些旅游城市在更名后名声大振,旅游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没赢得了相当的经济效益。但有的旅游城市不顾本身的地域条件,盲目提 出了更名动议,甚至在更名后适得其反,破坏了当地的人文环境,引发了较大地争议。为此,加强市场调查,从实际出发开展命名、更名工作显得十分重要。
[27] 周尚意, 吴莉萍, 杨飞, . 2007.

论城市实体空间变化与历史地名保护的关系: 以北京二环以内地区为例

[J]. 中国地名, (1): 66-67.

[本文引用: 2]     

[Zhou S Y, Wu L P, Yang F, et al.2007.

Lun chengshi shiti kongjian bianhua yu lishi diming baohu de guanxi: Yi Beijing erhuan yinei diqu weili

[J]. China Place Name, (1): 66-67.]

[本文引用: 2]     

[28] Addleton J.1997.

The fate of British place names in Pakistan

[J]. Asian Affairs, 8(1): 37-44.

https://doi.org/10.1080/0306837870873025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
[29] Alderman D H.1996.

Creating a new geography of memory in the south: (Re)Naming of streets in honor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J]. Southeastern Geographer, 36(1): 51-69.

https://doi.org/10.1353/sgo.1996.0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re)naming of streets in honor of slain civil rights leader Martin Luther King, Jr. is quickly becoming a common yet controversial feature on the southern urban landscape. This new trend in place-naming reflects efforts by African Americans to create a new geography of memory in a region where much of its landscape has long been used and reserved for remembering (and memorializing) primarily white-controlled and dominated conceptions of the past. This paper articulat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struggles that local African-American communities face in the street-(re)naming process. Th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MLK street (re)naming can be analyzed in relation to three interrelated struggles: (1) the politics of place-naming, the struggle of African Americans to inscribe their ideological values and aspirations about race relations into the symbolism of place-names; (2) the politics of memory, the struggle of African Americans to reconstruct the region's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past through commemoration; and (3) the politics of space and scale, the struggle of African Americans to engage in commemoration of King as it is affected by the long-standing authority of whites to control the scale of black expression and mobilization, black attitudes toward space, and the politics of designing the cit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build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geography constitutes and structures the production of memory within society.
[30] Alderman D H.2002.

School names as cultural arenas: The naming of U.S. public schools after Martin Luther King, Jr.

[J]. Urban Geography, 23(7): 601-626.

https://doi.org/10.2747/0272-3638.23.7.6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9:4, pages 373-395.
[31] Alderman D H.2003.

Street names and the scaling of memory: The politics of commemorating Martin Luther King, Jr within the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

[J]. Area, 35(2): 163-173.

[本文引用: 1]     

[32] Alderman D H, Inwood J.2013.

Street naming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Spatial injustices in the toponymic commemoration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14(2): 211-233.

https://doi.org/10.1080/14649365.2012.75448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Although the critical turn in place name study recognizes the central and contested place that toponyms hold in people's lives and identity struggles, little work has explicitly analyzed place naming rights in terms of social justice, citizenship, and belonging. We introduce readers to the naming of streets for slain civil rights leader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use two brief case studies from the southeastern USA (Statesboro, Georgia and Greenville, North Carolina) to discuss the barriers that hinder the creation of a landscape that truly reflects the teachings of King. Naming opponents, sometimes with the (un)witting cooperation of black activists, impose spatial, scalar limits on the rights of African America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reet naming process and to appropriate the identity of streets outside of their neighborhoods, even though challenging historically entrenched patterns of racial segreg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is exactly the purpose of many street naming campaigns. The case of King streets prompts us to think about place naming as a mechanism of spatial (in)justice, demonstrating the fundamental role that geography plays in constituting and structuring the processes of discrimination or equality.
[33] Azaryahu M.1997.

German reunifi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reet names: The case of East Berlin

[J]. Political Geography, 16(6): 479-493.

https://doi.org/10.1016/S0962-6298(96)00053-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ommemorative street names conflate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history and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a modern city. Renaming streets features prominently in revolutionary changes of political regime. As a ritual of revolution, the renaming of the past is also an effective demonstration of the reshaping of political power structur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rocess of renaming East Berlin's communist past in the years 1990–1994 and the subsequent reshaping of the city's postcommunist political geography as an aspect of the reunification of Germany, and of Berlin in particular.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ideological dispositions and political configurations that controlled and directed the renaming process, elaborating on the renaming process as a discourse of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that is articulated in terms of the canonization of a democratic historical heritage. It discusses the renamings accomplished in 1990–1992 at the level of district assemblies and analyzes the attempt made in 1993–1994 by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nominated by the Berlin Senate to rename thoroughfares in the center of Berlin, designated to become the seat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a reunited and democratic Germany.
[34] Azaryahu M.2011.

The critical turn and beyond: The case of commemorative street naming

[J]. ACME: An International E-Journal for Critical Geographies, 10(1): 28-3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critical tur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has produced an impressive body of studies which has highlighted previously neglected aspects of social life as well as contributed substantially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culture in social formations. Underlying
[35] Azaryahu M.2012

a. Rabin’s road: The politics of toponymic commemoration of Yitzhak Rabin in Israel

[J]. Political Geography, 31(2): 73-82.

[本文引用: 2]     

[36] Azaryahu M.2012

b. Renaming the past in post-Nazi Germany: Insights into the politics of street naming in Mannheim and Potsdam

[J]. Cultural Geographies, 19(3): 385-400.

[本文引用: 1]     

[37] Blomley N.2005.

Remember property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9(2): 125-127.

[本文引用: 2]     

[38] Clark I D.2009.

Naming sites: Names as management tools in indigenous tourism sites: An Australian case study

[J]. Tourism Management, 30(1): 109-111.

https://doi.org/10.1016/j.tourman.2008.03.012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naming history of indigenous rock art sites in the Grampians-Gariwerd National Park in southwest Victoria, Australia. These sites are found to present management problems because many of the names are dysfunctional, and fail as information markers. Rather than contribute to the creation of positive atmosphere and sacralization, many site names have contributed to site vandalism, disfigurement of signage and negative word of mouth promotion. The function of site naming and their role in place making is reconsidered from the insights of leading theorists in attraction systems such as MacCannell, Gunn, and Leiper. Naming, it is argued, is a very important management tool i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rock art tourism.

[39] Cohen S B, Kliot N.1992.

Place-names in Israel’s ideological struggle over the administered territories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2(4): 653-680.

[本文引用: 2]     

[40] Cowell A.2004.

Arapaho placenames in Colorado: Indigenous mapping, white remaking

[J]. Names, 52(1): 21-4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Indigenous Arapaho placenames for the area around the present 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have been recovered through archival research. Those names reveal a clear pattern of naming on the landscape. Human-use and human-history-oriented names occur especially often in the lowland valleys, while mountain peaks tend to be named with reference to sacred and mythological aspects of Arapaho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Arapaho. toponymically occupied the lowlands with their own presence, while leaving the highlands ontologically more distant and 'xotic.' Ironically, the same pattern of naming occurred when Euro-American conservationists began recording and assigning Arapaho names to the landscape as they struggled to establish 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and draw tourists, with sacred Arapaho names being selected for their exoticism and assigned to mountain locations while virtually all traces of Arapaho use and history in the area were removed in the lowlands and replaced by Euro- American names. The naming process also reveals interesting struggles between local control of naming and nationwide regul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USGS, as well as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the space of 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as a zone of resource extraction, a tourist attraction, an urban wildlands refuge, and a wilderness. The particular Arapaho names chosen (by Whites) for the landscape indirectly reflect all of these tensions.
[41] Creţan R, Matthews P W.2016.

Popular responses to city-text changes: Street naming and the politics of practicality in a post-socialist martyr city

[J]. Area, 48(1): 92-102.

https://doi.org/10.1111/area.1224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attributing names and the popular responses to the naming process of the urban landscape are core issues in ‘critical toponymies’. In many Romanian cities there are place names that articulate a collective memory agenda with respect to the 1989 Revolution, and Timi06oara stands at the forefront of streets bearing martyr names.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recent calls for more attention to the popular responses to place‐naming practic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se calls by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users of urban street place names. It also highlights the need to introduce the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practicality’ in place‐ and street‐name studies. We seek to explain if Timi06oarians are (un)happy with the new ‘martyr city‐text’ and how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ontextualisation of the conflict as a case of the practical and the ideological are interrelated. By analysing the concerns of local service workers and by surveying local people's opinion on the use of the martyrs' names, we look to determine to what extent they accept or reject the new names and their use. In particular, pride and recognition versus everyday difficulties in martyr name uses produce major tensions at a local level. Therefore social justice (restitution) issues created local conflict over the uses of new names, and the politics of practicality in the martyrs' case shaped how political and symbolic changes are received by the people. This paper is developing and challenging previous work on place and street naming in geography by considering, beyond the understanding that conflicts over naming are symbolic or ideological, that ordinary citizens use, connect with, and depend upon street names in practical terms: they internalise and react differently to the costs of rewriting the city‐text.
[42] David J, Mácha P.2012.

The possibilities for studying place names in relation to landscape, space and identity

[J]. Acta Onomastica, 53: 28-4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Place names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studied by various disciplines, including linguistics, history, ge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Most of these studies have, however, focused on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place names in documenting language change, the spread of human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of geomorphological objects and the evolution of legal practices in times past. Surprisingly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contemporary place-naming practi-ces and the role they play in structuring social relations and reproducing social identities. After reviewing the principal linguistic, geograph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place names we propose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which should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place names in the percep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every-day landscapes.
[43] de Soto H G. 1996.

(Re)Inventing Berlin: Dialectics of power, symbols and pasts, 1990-1995

[J]. City & Society, 8(1): 29-49.

https://doi.org/10.1525/ciso.1996.8.1.2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AFTER GERMAN UNIFICATION East and West Berlin became united, and the once divided city acquired again the status of the capital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During this historic moment the urban district of Mitte in former socialist East Berlin became one of the most contested landscapes in the city. From 1990 to 1995 a striking politics of culture was launched, in which street names as carriers of one past were used as instruments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new past and the new present (eine Vergangenheitsbewltigung and eine Gegenwartsbewltigung).
[44] Edensor T.2012.

Illuminated atmospheres: Anticipating and reproducing the flow of affective experience in Blackpool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0(6): 1103-1122.

https://doi.org/10.1068/d122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45] Guyot S, Seethal C.2007.

Identity of place, places of identities: Change of place names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J]. South African Geographical Journal, 89(1): 55-63.

https://doi.org/10.1080/03736245.2007.971387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Various types of transformations of toponyms coexist today in South Africa at every scale: street, suburb, village, town, city, municipality, district, province and country. Place names contribute to forging the identity of particular places, at different scales.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place and scale creates various sets of identities. The change of place names is a pertinent tool to analyse territorial restructuring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It raises the question of multiculturalism in a ‘multilingual coexistence context’. Thus, it emphasises the question of memory of a past that new names want to rectify or to clear. Change of place names i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patial strategie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all individuals. It is an entry point to study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identities in South Africa. If toponyms reflect the identity of a place, their changes are indicative of the multiple identities contained in one place or territory.
[46] Herman R D K.1999.

The Aloha State: Place names and the anti-conquest of Hawai’i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9(1): 76-1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islands of Hawaii differ greatly from the other 49 states. Formed by volcanic activity in the North Pacific, they burst with rain forests, waterfalls, and beaches. In this colorful title, students will discover the natural...
[47] Kadmon N.2004.

Toponymy and geopolitics: The political use-and misuse-of geographical names

[J]. The Cartographic Journal, 41(2): 85-87.

[本文引用: 1]     

[48] Kearns R A, Berg L D.2009.

Proclaiming place: Towards a geography of place name pronunciation

[M]//Berg L D, Vuolteenaho J. Critical toponymies: The contested politics of place naming. Oxford, UK: Ashgate: 153-177.

[本文引用: 4]     

[49] Light D.2014.

Tourism and toponymy: Commodifying and consuming place names

[J]. Tourism Geographies, 16(1): 141-156.

https://doi.org/10.1080/14616688.2013.868031      URL      [本文引用: 6]      摘要

Academic geographers have a long history of studying both tourism and place names, but have rarely made linkages between the two. Within critical toponymic studies there is increasing debate about the commodification of place names, but to date the role of tourism in this process has been almost completely overlooked. In some circumstances, toponyms can become tourist sights based on their extraordinary properties, their broader associations within popular culture, or their role as metanyms for some other aspect of a place. Place names may be sights in their own right or 'arkers' of a sight and, in some cases, the marker may be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sight to which it refers. The appropriation of place names through tourism also includes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a broad range of souvenirs based on reproductions or replicas of the material signage that denote place names. Place names as attractions are also associated with a range of performances by tourists, and in some cases visiting a place name can be a significant expression of fandom. In some circumstances, place names can be embraced and promoted by tourism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are, in turn, drawn into broader circuits of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ourist space.
[50] Light D, Young C.2014.

Habit, memory, and the persistence of socialist-era street names in postsocialist Bucharest, Romania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04(3): 668-685.

https://doi.org/10.1080/00045608.2014.892377      URL      摘要

The critical study of toponymy has pai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to the renaming of urban places following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change. Such renaming is intended to institutionalize a new political agenda through shaping the meanings in everyday practices and landscapes. Renaming, however, might not always be successful, and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is issue with reference to a market in Bucharest, Romania. Originally named during the socialist era to commemorate a leading Communist Party activist, the market was renamed in the postsocialist period. Yet, more than two decades on, the original name remains in widespread everyday use. Using a mixed-method approach, we seek to advance the critical toponymies literature by exploring the persistence of the socialist-era name within everyday practice. Although many authors have highlighted the issue of popular resistance to an unpopular renaming, we find little evidence of conscious resistance, and instead we 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habit within everyday practices as an explanation, drawing on an understanding of habit derived from sociocognitive psychology. This perspective proposes that habits are stable and hard to break if the broader context in which they are situated is stable. We suggest that this explanation, rather than popular contestation, has more to offer in understanding the persistence of the toponym We thu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how the 'sers' of place names react to the changes of such names and create their own meanings in relation to them in ways unintended by elites.
[51] Light D, Young C.2015.

Toponymy as commodity: Exploring the economic dimensions of urban place nam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9(3): 435-450.

https://doi.org/10.1111/1468-2427.12153      URL      [本文引用: 7]      摘要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of urban toponymy (place names) has been revitalized by the emergence of a ‘critical toponymies' approach. This focuses o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place naming and the decisions involved in attributing names to the urban landscape. However, in contemporary cities place names have an economic role in addition to their political role. In particular, there have been recent calls for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mmodification of place‐naming rights and practices. This article seeks to respond to these calls by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urban place names as commodities. It begins by examining the naming of sports stadia by corporate sponsors. It then considers a range of ways in which private‐sector interests are increasingly influencing the naming of the urban landscape, from buildings and neighbourhoods to individual streets. Even the material signage that identifies street names can be appropriated within branding and promotional strategies. Moreover, urban place names are increasingly incorporated into a range of commercially produced spatial datasets collated by private companies. The article ends by proposing a number of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into the economic role of urban place names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toponymy more broadly.
[52] Mitchell D.2003.

The right to the cit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

[M]. New York: Guilford: 45-63.

[本文引用: 1]     

[53] Myers G A.1996.

Naming and placing the other: Power and the urban landscape in Zanzibar

[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87(3): 237-246.

https://doi.org/10.1111/j.1467-9663.1998.tb01553.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Place names mark the spatiality of power relationships, but toponymy has yet to be reexamined in light of human geography's recent philosophical and theoretical emphasis on power and language. This essay utilizes the example of Zanzibar's Ng'ambo neighborhoods, literally the city's ‘Other Side’, in order to show how toponymy and boundary-making embody a complex spatial discourse on power. Rather than simply reflecting the impress of state or elite ideologies, the toponymic tapestry of the Other Side and the micro-geographies of boundary-making that accompany it indicate die presence of many interwoven layers of power in the landscape. Toponymy and the accompanying emplacement process can thus be rich sources for analysis of the ‘capillary’ nature of power.
[54] Nash C.2009.

Irish place-names: Post-colonial locations

[M]//Berg L D, Vuolteenaho J. Critical toponymies: The contested politics of place naming. Oxford, UK: Ashgate: 137-152.

[本文引用: 2]     

[55] Palonen E.2008.

The city-text in post-communist Budapest: Street name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emoration

[J]. GeoJournal, 73(3): 219-230.

https://doi.org/10.1007/s10708-008-9204-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s in most part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re is a tradition in Hungary of changing street names and memorials in the wake of major political transition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hange of street names and memorials, i.e. the city-text, in Hungary' political capital, Budapest, between 1985 and 2001. The city-text in Budapest became a locus of dispute between different political authorities, including the nation state, the metropolitan municipality, and the district, each bearing different political ideals during and after the fall of communism. Discursive changes in the post-communist city-text emerged expressing specific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but the direction of the changes were debated. Different levels of administration in Budapest and Hungary had divergent visions of what the new discourse on national sovereignty should be. The changes, therefore, did not express a simple transition to an agreed-upon post-communist value system, but were the result of a symbolic struggle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 of administration over what should be commemorated in the city-text.
[56] Purcell M.2002.

Excavating Lefebvre: The right to the city and its urban politics of the inhabitant

[J]. GeoJournal, 58(2-3): 99-108.

https://doi.org/10.1023/B:GEJO.0000010829.62237.8f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Much current activism and scholarship has raised concern that the various processes of neoliberal restructuring are threatening democracy. More specifically, researchers in geography and other social
[57] Rose-Redwood R.2008

a. From number to name: Symbolic capital, places of memory, and the politics of street renaming in New York City

[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9(4): 431-452.

[本文引用: 2]     

[58] Rose-Redwood R.2008

b. Indexing the great ledger of the community: Urban house numbering, city director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tial legibility

[J].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34(2): 286-310.

[本文引用: 2]     

[59] Rose-Redwood R.2008

c. “Sixth Avenue is now a memory”: Regimes of spatial inscription and the performative limits of the official city-text

[J]. Political Geography, 27(8): 875-894.

https://doi.org/10.1016/j.polgeo.2008.11.00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Much has been written in recent years on the politics of place naming, but the subject nevertheless remains marginalized with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geography. In the current study, I examine street naming as a performative practice that produces a contested space of political utterances. The notion of the performative speech act, first espoused by philosopher J. L. Austin, has influenced a range of geographical scholarship, largely through an engagement with the writings of feminist theorist Judith Butler. Extending the work of Butler and others, I contend that Austin's account of performative speech acts limit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struggles over what constitutes a legitimate performative action by naturalizing the authority of social convention. The case of renaming Sixth Avenue as the Avenue of the Americas in post-war New York is considered to illustrate the performative limits of sovereign authority over regimes of spatial inscription as well as the use of street naming as an instrument of foreign policy. I conclude that the legitimacy of a performative act depends, in large part, upon the performances and counter-performances that constitute the “perlocutionary field” of socio-spatial action.

[60] Rose-Redwood R.2011.

Rethinking the agenda of political toponymy

[J]. ACME: An International E-Journal for Critical Geographies, 10(1): 34-4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 new narrative is beginning to take shape that charts the rise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oponymy, which emphasizes the spatial politics of naming and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place. This shift toward the “political” in toponymic scholarship is significant,
[61] Rose-Redwood R, Alderman D, Azaryahu M.2010.

Geographies of toponymic inscription: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al place-name studies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4(4): 453-470.

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09351042      URL      [本文引用: 4]      摘要

The study of place naming, or toponymy, has recently undergone a critical reformulation as scholars have moved beyond the traditional focus on etymology and taxonomy by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place-naming practices. In this article, we provide a selective genealogy of the 'critical turn' in place-name studies and consider three complementary approaches to analyzing spatial inscription as a toponymic practice: political semiotics, governmentality studies, and normative theories of social justice and symbolic resistance. We conclude by proposing that future scholarship should explo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oponymic practices as a step toward expanding the conceptual horizon of critical place-name studies.
[62] Schwartz B.1996.

Memory as a cultural system: Abraham Lincoln in World War II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5): 908-927.

URL      [本文引用: 1]     

[63] Shoval N.2013.

Street-naming,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onflict: The case of the Old City of Acre/Akko/Akka

[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8(4): 612-626.

https://doi.org/10.1111/tran.12003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Extensiv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place names because they are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markers of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erritory. Several studies on street names have already noted the use of place names as a form of symbolic capital in order to create and sell place distinctions for the purposes of prestige and profit. The literature, however, has not yet adequately addressed a different motivation in place-naming: the promotion of places for the purpos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has yet to examine the ways in which local residents interpret and contest official street names with their own oral system of naming, focusing instead on the process of selecting and affixing place names and the cultural conflicts that arise from these political decisio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place-naming in the Old City of Acre (Israel) in ligh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processes, focusing not only on the motivations for the naming but also on the responses of local residents to the naming and to the struggle on the symbolic identity of the city that develop as a result.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bestowing official street names in the Old City of Acre as well as the existing system of place names used by the local Arab inhabitants of the Old City. The article's second section studies the reactions and attitudes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in the Old City to the relatively recent initiative of the Acre Development Company to assign official street names, chosen in the past, to the streets and alleys of the Old City.
[64] Swanepoel N.2009.

Capital letters: Material dissent and place name change in the ‘new’ South Africa, 2005-2006

[J]. Anthropology Southern Africa, 32(3-4): 95-105.

[本文引用: 2]     

[65] Tretter E M.2011.

The power of naming: The toponymic geographies of commemorated African-Americans

[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63(1): 34-54.

https://doi.org/10.1080/00330124.2010.53793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importance of commemorative place-naming has been the focus of numerous studies that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mory 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Few studies, however, have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regional geographical patterns of racial minor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sing a variety of Internet-based mapping tools, I have collected a data set on the regional variation of the commemoration of thirty famous African-Americans (fifteen men and fifteen women). The research presented here explores how there ar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where African-Americans are commemorated, particularly pertaining to cities. I also explore the geographic dispersal of these commemorations and whether there is a gender bias in the process of commemoration. Additionally, I focus on the duality of commemorations as an index of both African-American and the dominant white power structures.
[66] Yeoh B S A.1992.

Street names in colonial Singapore

[J]. Geographical Review, 82(3): 313-322.

https://doi.org/10.2307/21535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 street-name system based on European perception of landscape ordering and urban functioning officially existed in colonial Singapore. Concurrently, there existed alternative systems of street names that originated among the immigrant Asian communities. Emphases, of purpose and function as well as linguistic origin were reflected in the applied street names. Singapore had a syncretic character, not the unified one inherent in the vision of the official street names.
[67] Zelinsky W.1997.

Along the frontiers of name geography

[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9(4): 465-466.

https://doi.org/10.1111/0033-0124.0009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artic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