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进展  2016 , 35 (4): 440-449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4.005

研究论文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投融资时空格局与发展特征

程哲12, 欧阳如琳3, 杨振山1, 蔡建明1**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3. 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北京 100053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during China’s urbanization

CHENG Zhe12, OUYANG Rulin3, YANG Zhenshan1, CAI Jianming1*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Bureau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Beijing 100053, China

通讯作者:  蔡建明(1961-),男,山西临猗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地理和都市农业研究,E-mail: caijm@igsnrr.ac.cn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71008)2015-2016年度北京现代产业新区发展研究基地课题资助项目(JD2015002)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程哲(1979-),男,浙江文成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E-mail: cz125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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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础设施建设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镇化起着基础性支撑保障作用。通过宽窄两种口径,采用统计分析、变差系数和Moran指数等方法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时空格局进行模拟分析。研究发现:①总体上,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一直处于高速增长态势,基础设施已成为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②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中,电力、交通、水利等经济性基础设施是投资的主要领域,但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基础设施投资比重逐渐增加,体现了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发展特点;③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中起主导作用,地方政府财政投入、银行贷款和土地出让金等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④基础设施投资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不均衡和多中心格局,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川渝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一直高于其他省区,这种差异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差距趋于缩小;⑤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投资存在分异,但分异程度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结果为下一步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基础设施 ; 投融资 ; 时空格局 ; 城镇化 ; 中国

Abstract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ization and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supporting urban development. Using two kinds of statistical standards and by mean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GIS analysis, and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alcul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China.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1)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China has been growing at a high speed and has been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of urbanization. (2) Investment in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electricity, transportation, water conservancy, is the main part of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but the proportion of investment in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education, social security, and other soci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has been gradually increasing. (3)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al investment, bank loans, and land-transferring fees are the main sources of funds fo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the government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such investment. (4)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significantly differ between provinces and such differen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 gap tends to be closing. (5)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The results not only can lay som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y including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investment structure, but als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investment decisions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infrastructure ; investment ; spatiotemporal pattern ; urbanization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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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哲, 欧阳如琳, 杨振山, 蔡建明.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投融资时空格局与发展特征[J]. , 2016, 35(4): 440-449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4.005

CHENG Zhe, OUYANG Rulin, YANG Zhenshan, CAI Jianming.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during China’s urbanization[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4): 440-449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4.005

1 引言

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大、带动效应强,具有乘数效应,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贡献度和拉动作用,特别是在经济低迷时经常被赋予拉动内需、刺激经济的重任。世界银行(1994)曾经指出,基础设施存量每增加1%,GDP就会增长1%;刘伦武(2003)基于中国1985-2000年的数据认为,当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将带动GDP增长0.267%;范九利等(2004)基于1996-2000年数据得出,基础设施投资对全国人均GDP水平增长的产出弹性为0.187;郭庆旺等(2006)运用多种方法分析得出,基础设施无论是总体还是构成部分都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正影响且外生性较强;李强等(2012)基于1980-2010年的数据通过误差修正模型研究认为,要使基础设施投资真正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使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相互促进。

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与经济有着密切关联,而且与城镇化的相关性也较显著(蒋时节等, 2009; 武力超等, 2010; 孙虎, 2013; 谭俊涛等, 2014)。基础设施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镇化起着基础性支撑作用,基础设施建设能促进人口集聚、产业集中和空间集约,进而有效推动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有助于吸纳农村人口转移。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推进城乡统筹和消除城乡差异的重要路径。反过来,城镇化对基础设施投资也有拉动效应,尤其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在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也会相应地增加,需要配套建设和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是公共服务的足量化。中国处于城镇化“S型曲线”的快速城镇化阶段(邹德慈, 2002),基于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和具体国情,城镇化速度将会放缓,走健康稳定发展的道路(姚士谋等, 2001)。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保持基础设施与城镇化的平衡稳定融合发展,资金的有效足量供给和高效合理使用是关键因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进行分类分析和规律识别是推进城镇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创新和投资体制机制改革的前期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显著的时空关联性,但目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缺乏基于地理视角的尺度—过程—格局—机理范式研究,尤其是对基础设施投融资的时间序列动态演化和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探索偏少。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立足空间的相关性、异质性以及发展的阶段性,利用全国及各省(市、自治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面板数据,分口径(宽窄两种)、分尺度(国家及省级)、分类别(规模、结构及资金来源)进行分析,从而识别基础设施投融资的时空格局及演变过程中的阶段特征及影响因素,并通过变差系数和Moran指数等方法分析基础设施投融资的省际差异,为下一步的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的创新提供研究基础,也为相关的决策提供参考。

2 数据与方法

2.1 定义及范围

基础设施是一个常用的概念,但内涵却有着不同的解释,在不同的文献中统计口径往往不同,因此,定义基础设施的研究范围和统计口径是开展研究分析工作的基础。基础设施可分为经济性基础设施(Economic Infrastructure)和社会性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世界银行, 1994),前者主要指铁路、公路、机场、通讯、能源等,后者指教育、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经济性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类项目的投资建设有助于促进人口产业流动和要素集聚,从而推动城镇化发展(姚士谋等, 2001; 夏飞等, 2004; 柳思维等, 2011)。社会性基础设施则是居民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尤其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围绕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提供足量的、均等的医疗、教育、体育、文化等基础设施。

本文在总体分析和规模预测中采取宽口径数据,基础设施投资包括统计年鉴中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7个行业。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针对性,在分省区的时空格局分析时,基础设施仅指经济性基础设施,即城镇市政公用设施。因此,在用语上,本文的基础设施专指“宽口径”的广义基础设施,而用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指代“窄口径”的经济性基础设施。

2.2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城镇化率和宽口径基础设施数据(1985-2012年)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从年度固定资产投资中按上述7个行业选取,但具体统计口径在2003年之前有所差别,包括:①在分类上,2003年之前教育和文化、艺术、电影、电视和广播归为一个门类,卫生、福利和体育归为一个门类;②在统计上,2003年之前固定资产投资分为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在计算时需合并计算。

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即经济性基础设施投资数据(2000-2011年)来源于建设部门的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包含城市和县城两大部分,具体行业包括供水、燃气、集中供热、公共交通、道路桥梁、排水、防洪、园林绿化、市容环境卫生及其他等。

本文所指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等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12个省(市、自治区)。所有的全国数据均未包括台湾省、香港和澳门地区。

2.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变差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和Moran指数分析衡量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的省际差异和空间格局发展。变差系数的公式为:

CV=s/x̅

式中: CV为变差系数,s为样本标准差, x̅为样本均值。变差系数越大,表明数据越离散,说明中国省际层面市政公用设施投资水平的差异越大。

Moran指数是空间统计分析的常用方法,用以测度空间单元属性的相似度,即集聚性。Moran指数包括全局Moran指数(Global Moran’s I)和局部Moran指数(Local Moran’s I)(杨振山等, 2010)。Moran指数I的取值范围[-1, 1], I=0表示不存在空间自相关,I>0表示存在正相关,I<0表示存在负相关,用P值进行显著性水平检验。本文基于2000-2011年的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面板数据,利用GeoDa软件进行测算全局Moran指数和部分年份的局部Moran指数。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础设施投融资总体特征

3.1.1 投资规模

中国基础设施基础差、底子薄、起点低,但发展迅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城镇化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都呈现了爆发式的快速增长。1985-2012年,基础设施投资从565亿元增至91146亿元(图1),年均复合增长率(CAGR,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为20.7%,分别比同期的GDP年均增长率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10.5%和0.4%,人均基础设施投资从53元增加到6731元。

图1   1985-2012年基础设施投资额及增长率

Fig.1   Investment and rate of increase of China’s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1985-2012

从投资增长率来看,基础设施投资呈现明显的波动性,受政策和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后掀起了新一轮建设热潮,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也处于历史最高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期,为了应对危机,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刺激经济增长,随后的1998和2009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相应地处于高峰。总体而言,基础设施投资一直处于较高速增长态势,尤其是1996年以来的快速城镇化时期,基础设施投资率虽然存在较大的波动性,但年均增长超过20%,既说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是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又反映了城镇化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拉动作用和内生需求。

基础设施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GDP是否存在一个最佳比例一直存在争议。世界银行(1994)虽然曾经调查指出基础设施占总投资的比重一般为20%,占GDP为2%~8%(平均4%),但并未说明这是最佳比例,而后来很多文献却以此作为判断标准(王路, 2000; 张俊勇, 2005)。考虑到具体国情、发展阶段、地区差异、统计口径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此问题上很难说存在一个适用的标准,世界银行的指标只能作为参考。

1985-2012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比重在19%~36%(平均为28.2%),占GDP的比重在4.9%~20.1%(平均为11.5%)(图2)。可以看出:1985~1997年间,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较为平稳,处于4%~9%,基本符合世界银行提出的参考水平。1998年之后,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大幅上升,维持在10%以上的较高水平。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应对金融危机而加大投资;二是这一时期也是快速城镇化时期,城镇化率增加了20%多,年均增长1.5%以上,这也表明了城镇化对基础设施的带动效应。这个投资规模及比重变化是否合理有待商榷,但一些不良后果已经开始显现,尤其是为了解决基础设施过度投资所需的巨额资金,带来了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土地财政依赖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高筑等问题(陶然等, 2009; 赵燕菁, 2014)。

图2   1985-2012基础设施投资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GDP比重

Fig.2   Proportion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and national GDP, 1985-2012

3.1.2 投资结构

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选用2003-2012年数据分析基础设施7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图3)。总体看,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7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其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5.5%、17.5%、21.1%、22.9%、10.7%、20.5%、23.2%,其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最高,教育最低;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率高于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就其比重来看,2003年7个行业占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2.7%、36%、25%、1.4%、9.6%、2.3%、3%,其中最高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最低为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2012年7个行业占比分别为18.3%、34.5%、32.5%、2.1%、5.1%、2.9%、4.7%,比重次序不变,但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教育等3个行业比重下降,其余均上升。

图3   2003-2012年基础设施主要行业投资额

Fig.3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major sectors, 2003-2012

上述投资结构变化表明:①电力、交通、邮政通讯、水利、燃气等经济性基础设施由于重点项目多,投资大,乘数效应和带动效应强,对国民经济和城镇化贡献率高(柳思维等, 2011),一直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领域,尤其是政府投资偏好性较强;②随着经济性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与转移人口市民化密切相关的社会性基础设施,如教育、医疗、文体等,越来越受到重视,投资逐渐增加,但在总额和增幅上力度还不够,与城镇化引致的强大需求仍有相当差距,因此社会性基础设施将会是未来城镇化进程中的投资热点和发展重点。

3.1.3 资金来源

由于缺乏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数据,因此以2000-2011年城镇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为依据进行分析(图4)。2000-2011年,中国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额从1850亿元增长到1703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20.3%。地方财政拨款、国内贷款和自筹资金是资金的主要来源,一直占据60%以上,尤其是2003年以来比例高达80%以上,且增长幅度一直远超其他资金来源。同期利用外资比例基本上处于下降趋势,尤其是2009年之后,一直在1%以下水平,主要是由于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地方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以及外资由于经济危机、风险控制、经营策略调整等因素导致投资收缩。

图4   2000-2011年城镇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

Fig.4   Sources of capital for municipal utilities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2000-2011

上述数据充分反映了地方政府在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建设中始终扮演着主导和主力的角色,这也从侧面验证了中国的城镇化是政府主导型城镇化(张秀利等, 2014),政府以大规模的资金投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吸引产业和人口集聚,促进城镇化发展。目前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包括政府财政资金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钟培武, 2014),财政资金来源包括税收(城市建设维护税等)、基金收入(土地出让金等)和公债收入(地方政府债券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则是由政府提供财政或土地担保,通过银行商业贷款、企业债、信托等多元化方式融资。在以往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中,财政资金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挥主导作用,以2010年为例,政府支出中只有54%来自财政收入,其余靠土地出让为主的基金收入和融资平台提供的银行信贷解决(贾康等, 2013)。这种政府主导的扩张型投资模式是保持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也暴露了以下问题。

(1) 由于中国行政体制中财权事权的不匹配,地方政府在城镇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资金压力巨大,在正常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撑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和平台融资等手段来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巨额资金需求,导致了土地财政依赖和地方政府债务隐患。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20.7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约3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6万亿,合计约30万亿元。

(2) 由于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楚尔鸣等, 2008; 刘一欧等, 2012),政府投资的过于强势,尤其是政府利用信息、权力上的不对等和垄断优势,优先获取效益好的基础设施项目,大量介入本不应介入的竞争性基础设施领域,对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形成了挤出效应和发展障碍,也使得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的政策实施效果极不理想。

(3) 由于政府投资具有滞后效应和存在绩效损失(张秀利等, 2014),加之政府投资在投向上和运营中可能存在的低效、违规和腐败等,导致了基础设施领域政府投资的资金利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和寻租现象突出等问题。

3.2 基础设施投融资空间格局及演变

3.2.1 总体演变

基于全国各省区的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数据,在2002-2011年期间,全国各省区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一直处于较快的增长过程(图5),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0.55%,有19个省(市、区)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西藏年均增长率高达59%,而上海的年均增长率最低,仅1.56%(图6)。主要是由于西藏市政公用设施投资起点低,基础薄弱,历史欠账严重,2002年西藏自治区市政公用设施投资额仅为2亿元,相当于同期上海的0.58%。

图5   2002-2011年全国及三大地区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增长

Fig.5   Growth of municipal utilities investment, 2002-2011

图6   2002-2011年全国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年均复合增长率

Fig.6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 of municipal utilities investment in China, 2002-2011

整体而言,全国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①平稳发展阶段(2002-2008年),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增长持续快速稳定,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增长较为平稳,年均增长率为18%左右,保持着适度超前的发展态势;②高速发展阶段(2008-2010年),由于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国家为应对危机紧急增加4万亿投资,基础设施是主要的投资领域,因此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大幅上涨,2009年和2010年两年年均增长率41.7%;而且东部地区的投资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主要是由于除中央政府的财政投入外,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的配套财政投入远大于中西部地区;③调整发展阶段(2011至今),随着4万亿投资的结束,中国经济进入了结构调整转型时期,增长势头放缓,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开始回落,回归正常的发展速度。

3.2.2 空间格局

分析2002-2011年的全国各省区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空间格局及演化过程,可以发现:

(1) 全国各省区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存在严重的空间分异,无论是存量还是增量、总体还是人均水平都存在不均衡性,但差距在不断缩小。2002年,全国仅有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省份年度市政公用设施投资额超过250亿元,超过100亿元的省区也仅有10个,大部分省份的年度市政公用设施投资额均在100亿元以下;排名前三位的省份是江苏、上海和广东,后三位的省份是宁夏、海南、西藏;排名第一位的江苏投资额为排名最后的西藏的179倍。2006年,仅有不到10个省份的年度市政公用设施投资额还在100亿元以下,北京、江苏、山东三省的年度市政公用设施投资额更是超过了500亿元;排名第一位的北京投资额是排名最后的西藏的62倍。2011年,只有海南、青海、宁夏等3个经济不发达的省份年度市政公用设施投资额依然处于100亿元以下,其余省份的年度市政公用设施投资都处于大幅跃进状态,尤其是江苏和河北两省超过1000亿元,排名第一位的江苏投资额是排名最后的青海的26倍。就人均而言,2002年人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额排名前三的是上海、北京、天津,最后三名是云南、河南、西藏,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云南的44.7倍;全国仅有8个省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除重庆外,其他都位于东部地区。2006年人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额排名前三的是北京、上海、天津,最后三名是河南、山西、贵州,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贵州的41.7倍,全国有11个省份高于全国均值,西部省份有重庆、内蒙古、宁夏,其余都是东部省份。2011年,人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额排名前三位的是天津、北京和内蒙古,最后三名是广东、甘肃和河南,最高的天津是最低的河南的14倍。

图7   2002-2011年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全局Moran指数

Fig.7   Global Moran’s I of municipal utilities investment in China, 2002-2011

(2) 通过对全局Moran指数的测算(图7),可以看出:2002-2011年全局Moran指数总体趋于上升,历年均维持在0.2以上,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P值都小于0.05。说明中国各省市区在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空间趋于集聚。由于全局Moran指数不能反映空间内部结构,因此通过测算2002、2006和2011年度的局部Moran指数来揭示各省区的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的空间结构及变化(图8)。从不同年度的局部Moran指数可以看出:中国各省区的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均衡,东西部地区两极分化严重,2002、2006年高—高集聚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尤其是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处于低—低集聚区域。福建和内蒙古比较特殊,一直处于低—高状态,福建虽地处东部地区,却属于基础设施投资洼地;而内蒙古虽属于西部地区,却在基础设施领域一直投资较大。但区域聚集差异在不断收敛,到2011年,已经不存在低—低集聚区域,高—高区域从东部扩展到了西部,说明这几年基础设施是全国各省普遍的重点投资领域,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在高—高、高—低、低—高、低—低等四类区域类型中,高—高和低—低两类集聚类型最多,大部分省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通过检验的省区总体集聚类型发展较为稳定。这种集聚格局与全国经济发展态势密切相关,也反映了基础设施投资的区域化特征。

图8   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局部Moran指数

Fig.8   Local Moran’s I of municipal utilities investment in China

(3) 为进一步研究省际差异的变化,通过测算2002-2011年的变差系数进行验证(图9),结果显示,虽然略有波动,但总体上变差系数趋于下降,说明中国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的省际差距不断缩小。

图9   2002-2011年中国各省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变差系数

Fig.9   Change of CV of municipal utilities investment in provinces of China, 2002-2011

(4) 总体而言,城镇化率高的省市区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相对也高,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与城镇化之间存在较密切的相关(图10-11)。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川渝地区等4个区域始终是市政公用设施投资最多的地区,而这4个区域的城镇化率也是最高的,经济也最发达。以2011年为例,环渤海湾地区的辽宁、河北、北京、天津,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珠三角地区的广东,川渝地区的四川和重庆的年度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合计达7860亿元,约占全国的46.8%。这表明上述4个区域在中国城镇化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中主要的增长极和核心节点;也说明在快速城镇化的阶段,城镇化率高和经济发达的区域由于财政支付能力强,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也高。反过来,完善的基础设施相对更容易吸引产业、资本和人口的集聚,基础设施领域的高投入有助于城镇化的推进。

图10   2002-2011年全国各省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额

Fig.10   Investment of municipal utilities in provinces of China, 2002-2011

图11   2002-2011年全国各省城镇化率

Fig.11   Rate of urbanization in provinces of China, 2002-2011

(5) 基础设施投资城乡分异较大。城市作为基础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投资的主要领域,2002-2011年城镇(仅包含城市及县城)市政公用设施(即经济性基础设施)投资额占全国(城乡)基础设施(宽口径,含社会性基础设施和经济性基础设施)投资额的比重一直在15%以上(图12),年均为21%。由于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的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包括供水、供热、燃气、公共交通、道路桥梁、排水、防洪、园林绿化、市容环卫等,不含公路、铁路、机场、通讯等投资大的行业,因此这一比重就显得非常高。这一方面说明基础设施投资偏向城市,城乡之间存在投资分异;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产业人口集聚中心的城市对基础设施投资更具有吸引力。

图12   2002-2011年城镇市镇公用设施投资占全国基础设施投资比重

Fig.12   Proportion of investment of municipal utilities in tot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2002-2011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1985-2012年的数据,从宽窄两种口径对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发展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 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投资一直维持20.7%的增长率,处于高速增长态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已经成为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

(2) 在基础设施中,电力、交通、邮政通讯、水利、燃气等经济性基础设施一直是投资的主要领域,但随着经济性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基础设施投资比重逐渐增加。

(3) 地方政府财政投入、银行贷款和土地出让金等是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这种投融资模式是以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支撑,存在极大的风险隐患,是不可持续的。

(4) 全国各省区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存在显著的省际非均衡性,但差距在不断缩小。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的差异与城镇化的格局基本相关,环渤海湾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川渝地区等4个区域是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和城镇化的主要增长极。

4.2 讨论

城镇化的进程中,基础设施是重要的驱动力和组成部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稳定持续增长的基础设施需要巨额资金,但需要多少资金,资金从哪里来,如何高效配置?这些往往是被忽略但却影响大局的关键问题。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投资的演化过程、空间格局和发展特征。主要为发展研判和投资决策提供参考,也为下一步的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提供基础,可与其他研究成果相互验证结合使用。

此外,关于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及使用,即投融资模式问题,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大、周期长、资金沉淀严重、风险大,如果延续过去的投融资模式,仅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和土地出让收入,具有极大的风险隐患,必须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和模式创新。在后续研究中,要紧密结合基础设施投资和国家鼓励发展社会资本的政策,基于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总结,进行深入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可能的方向有:

(1)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政府应当退出市场竞争领域,强化和完善监管职能,切实维护公共利益,政府的角色应当是舵手,而不是划桨(萨瓦斯, 2002)。

(2) 加强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积累了巨额的社会资本,在经历了工业、房地产和能源开发等领域的挫折之后,社会资本积极找寻合适的投资领域,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扶持和机制设计,完全可以凭借社会资本的雄厚力量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满足资金需求,实现多方共赢。

(3) 积极采用一些被理论和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创新模式,比如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PPP模式具有缓解政府资金紧张、提高效率和质量、合理分担风险、转变政府职能等优点(王守清等, 2008a),引入中国以来在诸多领域和项目上获得了成功,也积累了丰富经验(王守清等, 2008b),完全有可能在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发展中进一步较大规模的推广应用,发挥更大的作用(柯永建等, 2008)。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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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VAR模型的政府投资挤出效应研究

[J]. 宏观经济研究, (8): 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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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不仅是理论 研究的焦点,而且是财政政策有效性的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建立三变量SVAR模型分析表明,中国政府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私人投资,且不利于产出增长,从 而建议政府制定有利于私人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优化投资结构,明确投资方向。

[Chu E M, Lu X.2008.

Jiyu SVAR moxing de zhengfu touzi jichu xiaoying yanjiu

[J]. Macroeconomics, (8): 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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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不仅是理论 研究的焦点,而且是财政政策有效性的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建立三变量SVAR模型分析表明,中国政府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私人投资,且不利于产出增长,从 而建议政府制定有利于私人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优化投资结构,明确投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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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4.02.008      URL      摘要

本文应用生产函数法和我国 1996 2 0 0 0年度混合数据 ,从全国各地区的层次进行分析 ,估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 ,以及不同地域的显著性差异。得到的估计结果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人均GDP产出弹性为 0 187;不同地域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 ,介绍了有关的研究文献 ;第二部分应用生产函数建立模型进行估计 ;第三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Fan J L, Bai B L.2004.

A study on the different influence of infrastructure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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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应用生产函数法和我国 1996 2 0 0 0年度混合数据 ,从全国各地区的层次进行分析 ,估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 ,以及不同地域的显著性差异。得到的估计结果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人均GDP产出弹性为 0 187;不同地域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 ,介绍了有关的研究文献 ;第二部分应用生产函数建立模型进行估计 ;第三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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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3): 36-41.

URL      Magsci      摘要

基础设施总投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投资以及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与供应投资对产出具有较大、持久的正影响,时滞也相对较短;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与供应投资对产出的正影响更大,并且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投资也具有较大的正影响.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效应的这些重要特征,对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时机和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选择都具有重要意义.

[Guo Q W, Jia J X.2006.

Effects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on economic growth

[J]. Economic Theory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3): 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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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总投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投资以及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与供应投资对产出具有较大、持久的正影响,时滞也相对较短;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与供应投资对产出的正影响更大,并且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投资也具有较大的正影响.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效应的这些重要特征,对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时机和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选择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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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融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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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3969/j.issn.2095-3151.2013.13.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地方政府是推进城镇化的首要责任主体。本文梳理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主要事权与投融资责任,对城镇化融资需求进行了估算,并分析了地方政府投资权与融资权不相对称所导致的制度困境。最后,文章从加快健全地方税体系、推动地方政府规范有序负债融资以及完善财政体制等方面提出了打造城镇化推进中地方政府融资可持续发展机制的有关建议。

[Jia K, Zhao Q H, Liu J M, et al.2013.

Chengzhenhua jincheng zhong de difang zhengfu rongzi yanj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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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是推进城镇化的首要责任主体。本文梳理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主要事权与投融资责任,对城镇化融资需求进行了估算,并分析了地方政府投资权与融资权不相对称所导致的制度困境。最后,文章从加快健全地方税体系、推动地方政府规范有序负债融资以及完善财政体制等方面提出了打造城镇化推进中地方政府融资可持续发展机制的有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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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基础设施投资与城市化进程的相关性分析及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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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09.09.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旨在从分类基础设施投资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出发,进一 步研究各类基础设施投资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程度,以便通过比较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投资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或贡献程度来引导各级政府在制定基础设施规划时有所 侧重,并对在投资计划中合理划分各类基础设施的比例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还利用全国和重庆市的各分类基础设施投资统计数据对其与城市化进程的贡献度进行了 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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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forms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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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从分类基础设施投资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出发,进一 步研究各类基础设施投资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程度,以便通过比较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投资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或贡献程度来引导各级政府在制定基础设施规划时有所 侧重,并对在投资计划中合理划分各类基础设施的比例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还利用全国和重庆市的各分类基础设施投资统计数据对其与城市化进程的贡献度进行了 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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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发展基础设施项目的SWOT分析

[J]. 商业研究, (12): 7-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中国的两轮基础设施投资浪潮中,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主体都具有局限性.第一轮多为外商投资者,往往要价过高和偏好发达地区的经营性项目;第二轮多为国有企业,法人缺位、经营管理效率不佳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特许经营模式本身的优势.因此,有必要分析经济市场中的另一重要主体--民营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的发展前景,并通过SWOT分析一般情况下民营企业发展基础设施项目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为民营企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可参考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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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WOT analysis on privat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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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两轮基础设施投资浪潮中,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主体都具有局限性.第一轮多为外商投资者,往往要价过高和偏好发达地区的经营性项目;第二轮多为国有企业,法人缺位、经营管理效率不佳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特许经营模式本身的优势.因此,有必要分析经济市场中的另一重要主体--民营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的发展前景,并通过SWOT分析一般情况下民营企业发展基础设施项目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为民营企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可参考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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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利用面板数据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不同地区的政府投资挤出(挤入)效应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东部地区政府投资挤入效应最明显,西部次之,而中部地区则最低。另外,民间投资除了受到政府投资的影响外,还受到经济波动、城市化率、基础设施水平、金融发展程度、城市的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合意的民间投资水平等其它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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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基础设施对中部地区城镇化贡献的空间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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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是中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特征.使用空 间计最经济学方法,实证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中部6省城镇化的贡献情况.结果表明:①公路基础设施对中部地区城镇化有显著的正向贡献,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 导致中部地区城镇化出现"局部趋同、总体分异"的空间格局;②以高速公路为代表的高等级公路基础设施对中部地区城镇化的贡献率最高,而较低等级公路基础设 施对城镇化的贡献则尚不显著,中部地区城镇化呈现出明显的"高等级公路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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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on the contribution of road infrastructure to central regional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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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是中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特征.使用空 间计最经济学方法,实证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中部6省城镇化的贡献情况.结果表明:①公路基础设施对中部地区城镇化有显著的正向贡献,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 导致中部地区城镇化出现"局部趋同、总体分异"的空间格局;②以高速公路为代表的高等级公路基础设施对中部地区城镇化的贡献率最高,而较低等级公路基础设 施对城镇化的贡献则尚不显著,中部地区城镇化呈现出明显的"高等级公路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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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3009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构建三江平原垦区基础设施和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垦区基础设施评价函数和城镇化评价函数,分析了垦区的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发展现状。结果显示,垦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自2000年起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并且二者的协调性不断提高,最终围绕平衡状态上下波动。为检验垦区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化的影响,将研究区域划分为基础设施建设超前型和滞后型,并对两组样本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垦区的基础设施对城镇化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基础设施超前型区域的推动效果更强。最后从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提出促进三江平原垦区城镇化发展的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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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构建三江平原垦区基础设施和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垦区基础设施评价函数和城镇化评价函数,分析了垦区的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发展现状。结果显示,垦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自2000年起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并且二者的协调性不断提高,最终围绕平衡状态上下波动。为检验垦区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化的影响,将研究区域划分为基础设施建设超前型和滞后型,并对两组样本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垦区的基础设施对城镇化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基础设施超前型区域的推动效果更强。最后从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提出促进三江平原垦区城镇化发展的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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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应与城市GDP、固定资产投资有适宜的比例 ,城市基础设施各专项之间也应有适宜的比例。通过实例的对比研究 ,希望能找出适合我国现状的比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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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诸多因素中,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本文首先借 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研究思路,探讨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指数的构建,力图客观、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其发展程度进行综合评 价,从各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指数的综合得分发现,全国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对各个地区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指导作 用;之后利用主成分分析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等方法反映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关系,发现其内在规律,验证两者的相关性和现实性,研究发现沿海 经济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明显优于西部落后地区,这种基础设施水平的差异最终影响到地区城市化进程,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吸引城市移民,吸引更多的人才加 盟和资本流入.这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国家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应该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重要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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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对我国农村城镇化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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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具有运量大、速度快、辐射远、效益高的特点和优势,不仅带动了运输结构的改善和运输效率的提高.而且促进了沿线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对于加快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有效地改善城乡二元结构状态、加速实现城乡一体化有着重要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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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0.06.016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空间统计是20 世纪90 年代以后在经济地理,尤其是城市和区域研究领域中发展起来的重要研究方法。这 一方法考虑到事物发展的空间依赖性,大大革新了原有经典统计,并借助于地理信息技术增强了可视化效果,丰富 了在城市和区域研究中对空间的认识和预期。本文简明地综述了空间统计主要领域和内容,指出探索式空间分析, 局部空间统计和空间回归模型是空间统计与经济地理研究主要的结合点,代表了未来发展趋势;并就空间尺度、空 间权重矩阵、边缘效应和解释谬误等方面着重阐述了应用时应注意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近年来空间统计在社会 经济要素集聚、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间结构、交通和房方产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回顾,总结其主要应用方面和价值。 空间统计将会大大提高对城市微观尺度的研究,为城市研究的基本理论假设和社会经济发展机理提供重要研究手 段,但对数据库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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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1.03.01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高速公路是经济发展的产物 ,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高速公路以其高速、安全、舒适、经济的优点在整个公路网中起着主干线的突出作用。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建设始于 2 0世纪 2 0年代 ,而大量修建则是在二次大战以后。各工业发达国家为了提高干线公路通行能力 ,促进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发展 ,大量修建高速公路。到 6 0— 70年代 ,欧美、日等工业发达国家已经建设了比较完善的高速公路网。目前世界高速公路总长度已达 16万多km。本文主要阐述了两个方面 ,一是高速公路对江苏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是高速公路与城镇发展的相互关系以及探讨城镇布局与高速公路的连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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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conomic Geography, 21(3): 300-30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1.03.01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高速公路是经济发展的产物 ,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高速公路以其高速、安全、舒适、经济的优点在整个公路网中起着主干线的突出作用。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建设始于 2 0世纪 2 0年代 ,而大量修建则是在二次大战以后。各工业发达国家为了提高干线公路通行能力 ,促进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发展 ,大量修建高速公路。到 6 0— 70年代 ,欧美、日等工业发达国家已经建设了比较完善的高速公路网。目前世界高速公路总长度已达 16万多km。本文主要阐述了两个方面 ,一是高速公路对江苏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是高速公路与城镇发展的相互关系以及探讨城镇布局与高速公路的连接形式
[24] 张俊勇. 2005.

武汉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国民经济的比例选择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城市科学版, 22(3): 13-17.

https://doi.org/10.3969/j.issn.2095-0985.2005.03.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研究和确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尤其是城市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国民经济的比例,对于科学制定投资决策、实现城市整体效益最优和可持续发展等具有积极作用.将武汉市历年来的资料数据 与国外城市和联合国的推荐指标进行了对比,并与国内19个城市的比例数据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对比研究,对武汉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国民经济的比例做出 了建议.

[Zhang J Y.2005.

Proportion choice between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Wuhan

[J]. 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rban Science Edition, 22(3): 13-17.]

https://doi.org/10.3969/j.issn.2095-0985.2005.03.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研究和确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尤其是城市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国民经济的比例,对于科学制定投资决策、实现城市整体效益最优和可持续发展等具有积极作用.将武汉市历年来的资料数据 与国外城市和联合国的推荐指标进行了对比,并与国内19个城市的比例数据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对比研究,对武汉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国民经济的比例做出 了建议.
[25] 张秀利, 祝志勇. 2014.

城镇化对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差异性影响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4(2): 54-5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4.02.00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以劳动力转移为主要内容的城镇 化、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内生变量,文章首次将三者结合起来,将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置于城镇化的分析框架,研究城镇化进程中政府投资与民 间投资的相互关系以及城镇化进程对两者的差异性影响。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建立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后发 现:城镇化对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化与政府投资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与民间投资不存在这种关系,城镇化进程中政府投资对民间投 资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挤出效应;从城镇化与政府投资关系的动态演化看,城镇化并没有引起政府投资的变化而是相反,因此我国的城镇化推进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型模 式而非市场主导型,作为主要投资主体的政府以大规模财政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进而推动了城镇化进程,政府投资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导因;政府投资对城镇 化的推进具有滞后效应,政府投资存在绩效损失。我国现有的城镇化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是我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城镇化问题上的延伸,政 府政治人的角色决定了其具有不计成本实现施政目标的特性,从长期看,政府投资由于效率低下而应让位于民间投资,当前政府主导型的城镇化模式必须转变为市场 主导型模式。为此应界定城镇化推进中政府投资的边界和范围,削弱不符合经济规律的直接干预、全力打造服务性政府,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投资,并提高城镇 化推进中政府投资的效率。

[Zhang X L, Zhu Z Y.2014.

Empirical study on the disparate impact on government investment and private investment by urbanization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4(2): 54-5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4.02.00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以劳动力转移为主要内容的城镇 化、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内生变量,文章首次将三者结合起来,将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置于城镇化的分析框架,研究城镇化进程中政府投资与民 间投资的相互关系以及城镇化进程对两者的差异性影响。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建立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后发 现:城镇化对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化与政府投资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与民间投资不存在这种关系,城镇化进程中政府投资对民间投 资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挤出效应;从城镇化与政府投资关系的动态演化看,城镇化并没有引起政府投资的变化而是相反,因此我国的城镇化推进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型模 式而非市场主导型,作为主要投资主体的政府以大规模财政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进而推动了城镇化进程,政府投资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导因;政府投资对城镇 化的推进具有滞后效应,政府投资存在绩效损失。我国现有的城镇化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是我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城镇化问题上的延伸,政 府政治人的角色决定了其具有不计成本实现施政目标的特性,从长期看,政府投资由于效率低下而应让位于民间投资,当前政府主导型的城镇化模式必须转变为市场 主导型模式。为此应界定城镇化推进中政府投资的边界和范围,削弱不符合经济规律的直接干预、全力打造服务性政府,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投资,并提高城镇 化推进中政府投资的效率。
[26] 赵燕菁. 2014.

土地财政: 历史、逻辑与抉择

[J]. 城市发展研究, 21(1): 1-13.

[本文引用: 1]     

[Zhao Y J.2014.

Land finance in China: History, logic and choice

[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1(1): 1-13.]

[本文引用: 1]     

[27] 钟培武. 2014.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 地方债务治理与模式创新

[J]. 金融理论与实践, (7): 69-73.

[本文引用: 1]     

[Zhong P W.2014.

Chengzhen jichu sheshi jianshe tourongzi: Difang zhaiwu zhili yu moshi chuangxin

[J]. Finan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7): 69-73.]

[本文引用: 1]     

[28] 邹德慈. 2002. 城市规划导论[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Zou D C. 2002. Chengshi guihua daolun[M]. Beijing, China: China Building Industry Press.]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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