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城市群是城市空间发展的一种高级形式,其形态与功能均超出了单一城市的行政边界。它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不同性质、不同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加强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姚士谋等, 2001)。

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首次提出“都市连绵区”(大都市带Megalopolis)的概念。中国城市群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宋家泰论述城市与地域结构时首次提出了“城市群”概念(顾朝林, 2011);1983年于洪俊、宁越敏在《城市地理概论》中用“巨大城市带”介绍了戈特曼思想(于洪俊, 1983)。1990年代中国城市群发展处于初步阶段,研究者更多提城镇密集区概念,认为城镇密集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以多个大中城市为核心,城镇之间及城镇与区域之间发生着密切联系,城镇化水平较高,城镇密集分布的连续地域(顾朝林, 1992; 孙一飞, 1995);而姚士谋在《中国城市群(第一版)》一书中首次明确了城市群的内涵(姚士谋等, 1992)。进入新世纪,中国部分城镇密集区已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城市群,城市群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关注城市群体系、空间格局与成因(方创琳等, 2005; 陈肖飞等, 2015)、空间结构演化及影响机制(车前进等, 2011)、空间相互作用(何胜等, 2014)、规模结构演化(盛科荣等, 2004)等。国内对珠三角城市群的研究主要有内部空间结构演化及影响机制(许学强等, 1994; 朱政等, 2011; 尹来盛等, 2012; 林雄斌等, 2014)、空间相互作用(张虹鸥等, 2004; 梅志雄等, 2012)、规模结构演化(李立勋等, 2007)等;在发展思路方面,有研究者从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腹地拓展、与港澳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许学强等, 2006; 周春山等, 2006)。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位于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其范围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肇庆、江门、中山、惠州9个城市,面积约5.48万km²。2013年常住人口为5715.19万,占全国总人口的4.20%,而GDP为53060.48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9.37%。凭借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珠江三角洲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先后经历了乡村工业化、城市工业化、大都市区化发展阶段,从传统桑基和蔗基鱼塘地区演变为“世界工厂”,逐步发展成为全国重要增长极,同时也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共同引领中国经济发展。近年来,受国际经济形势以及发展空间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珠三角面临新的发展问题。国家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在新形势下有必要分析珠三角城市群发展现状与问题,找出与世界级城市群发展差距,提出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思路,为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提供参考。

2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演变特征

2.1 由乡村工业化阶段进入大都市化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群发展可划分为以下3个阶段：

(1) 1980年代-1990年代初的乡村工业化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及农业生产“包产到户”的实行,释放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珠三角凭借邻近港澳优势和国家政策的支持,通过“三来一补”和贴牌生产,大力发展轻纺、服装、小家电、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佛山、中山和东莞等乡镇企业快速发展。此外,村集体通过土地和厂房出租等非农业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该期间以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南海模式”、以镇办骨干企业为主体的“顺德模式”、以专业镇发展的“中山模式”以及以外资主导的“东莞模式”是珠三角乡村工业化的典型。

(2) 1990年代末-新世纪初的城市工业化阶段

此时期,土地有偿使用、住房制度改革等大力推动了珠三角城市建设与房地产开发。中国加入WTO及引入外资规模扩大,珠三角更深入地参与全球化生产和贸易。因经济能力的提高以及土地财政的运转,珠三角城市获得大规模建设资金,各类新城、新区相继建设,发展重点开始由工业化成本较低的村镇地区逐步向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城市转移。城市空间逐渐扩大,并在珠三角城镇化中发挥主导作用,区域经济也呈现出多极竞争局面。

(3) 21世纪初以来的大都市化阶段

改革开放后,随着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等城市快速崛起,使得传统中心城市广州的优势地位相对减弱,广州面临发展的竞争压力。为继续保持广州优势地位,2000年广州市编制了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并提出广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在该规划指导下,广州城市实体地域不断扩张,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周春山等, 2014)。加上深圳、佛山等大城市快速崛起,整个珠三角现已初步形成了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大都市区。为了进一步提升珠三角城市群综合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珠三角要“深化与港澳合作,将其打造更具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珠三角进入了一个大都市化发展阶段。

综上,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是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为市场力量,改革开发初期,珠三角凭借毗邻港澳的优势,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产业,推进经济快速发展;其二为行政体制力量,2000年后,行政力量配置资源对城市的发展尤为突出,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通常能获得较多的发展政策支持。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广东省省会城市,在吸引大项目的同时,对珠三角经济发展、空间组织起到了带头作用。

2.2 经济增速减缓,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缩小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依托临近港澳优势和国家优惠政策支持,迅速成长为全国经济增长引擎。2003-2007年为珠三角经济高速增长时期,GDP年均增速超过15%(图1),其中2003年最大,增长率达16.93%。2008年后,受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自身产业转型影响,珠三角经济增速略有下降。2011-2013年GDP年均增速维持在10%以下,2009年增速低于全省水平,2012年增速低于全国和全省水平(图1)。珠三角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变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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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0-2013年珠三角城市群GDP^①

Fig.1   GDP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2000-2013

进入新世纪以来,珠三角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呈波动性变化,但总体上在缩小(图2)。2000年深圳市人均GDP最高,为3.12万元;肇庆市人均GDP最低,为0.74万元;最高值是最低值的4.21倍,各城市人均GDP变异系数为0.41。2013年深圳市人均GDP仍最高,为13.64万元;肇庆市人均GDP仍最低,为4.13万元;最高值是最低值的3.31倍,各城市人均GDP变异系数降至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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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0-2013年珠三角城市群各市人均GDP变异系数^②

Fig.2   CV of per captia GDP of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2000-2013

2.3 人口红利面临枯竭

2000-2013年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数量持续增加,2013年常住人口总量达到5715.19万,占全省的53.69%和全国的4.20%。2006-2010年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增长较快,增长率维持在4%以上。2011年以来,受产业结构调整及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进等众多因素影响,珠三角城市群外来务工人员出现回流,人口增长趋于平稳状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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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0-2013年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增长情况^③

Fig.3   Population growth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Urban Agglomeration, 2000-2013

根据第五和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2010年珠三角劳动人口(15~59岁)增加了1196.04万,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77.13%增长到80.25%,年均增长0.31个百分点,增长较为缓慢。少数城市劳动人口比重甚至略有下降。例如,2000-2010年深圳和东莞劳动人口比重分别下降了2.31%和0.26%;而江门、肇庆和惠州劳动人口比重则增长较快,均超过了6%(表1)。总体而言,珠三角城市群人口红利面临枯竭。

2.4 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制造业分工日益明显

由于统计年鉴只统计了2011-2013年的珠三角城市先进制造业增加值,所以本文采用了2011-2013年的数据。2011-2013年,珠三角城市群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加了1791.30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加了1697.26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29.4%。制造业向高级化发展较为明显,但各城市先进制造业发展差异较大。深圳为珠三角高科技产业最为集中的地区,2013年其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占整个珠三角城市群的44.12%和75.7%;江门和肇庆先进制造业发展较为薄弱(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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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3年珠三角城市群现代产业发展情况^⑤

Fig.4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modern industr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in 2013

利用规模以上制造业各行业总产值计算出了2000和2013年珠三角城市群九市制造业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结果发现：该时期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平均值由0.69下降至0.63,表明区域内制造业分工日益明显;从珠三角城市群东西两岸来看,2013年东岸城市(广州、深圳、东莞和惠州)与西岸城市(佛山、中山、珠海、江门和肇庆)制造业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普遍较低,制造业呈差异化发展;从东岸城市内部来看,制造业产业结构相似较为突出,如深圳与惠州、东莞,惠州与东莞制造业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均超过了0.90;从西岸城市内部来看,制造业产业结构相似也较为明显,如珠海与中山、中山与佛山制造业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均超过了0.85(表2)。总体而言,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差异化布局,东岸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较为明显,西岸重型化装备制造产业集聚较为突出。

2.5 经济全球化程度下降

本文采用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与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比例两个指标代表经济全球化程度。2000-2013年,珠三角外贸依存度从1.75下降到1.29,其中东莞和中山下降最为突出,深圳下降幅度最小。2013年对外贸易依存度较大的城市为深圳和珠海,广州和肇庆较小。2000-2013年,珠三角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比例亦在明显下降,其中江门和中山下降较为明显,深圳下降幅度最小。2013年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比重较大的城市有东莞和深圳,较小的城市有江门和肇庆。总体而言,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全球化程度在下降(表3)。

2.6 国土开发强度较高,建设用地需求依然旺盛

1980-1990年,珠三角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阶段,建设用地增加较为缓慢;1990-2005年各类开发区和保税区相继建立,工业化提速,导致建设用地需求量快速增加;2006-2013年珠三角城市群进入房地产繁荣时期,城市建设用地范围不断向外围扩展,建设用地需求量依然保持在高位。2013年,珠三角城市群建设用地规模已达到约8534 km²,国土开发强度达16.49%,远高于全国同期水平3.91%,其中深圳、东莞、中山和佛山超过国际警戒线(30%),珠海和广州则已逼近警戒线。

2.7 交通需求快速增长,公路运输为主要运输方式

2005-2013年,珠三角城市群客货运量也快速增长。2013年客运量、货运量、旅客周转量和货物周转量分别是2005 年的4.20、2.22、2.48和2.95倍(图5)。在交通运输结构方面,2013年东莞、佛山和中山等公路客运量占总客运量的比重均超过了99%,高于全省水平(95%);东莞和佛山等公路货运量占总货运量比重超过了88%,远高于全省水平71%。上述现象说明了珠三角交通需求量增长较快,公路运输为主要运输方式,轨道交通发展较为缓慢,且未对公路客运产生明显的分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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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5-2013年珠三角城市群客运、货运量及货物周转量、旅客周转量^⑧

Fig.5   Passenger and freight volume and passenger and freight turnover amou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2005-2013

3 珠三角城市群在国内外城市群中的地位

3.1 发展水平与竞争力与国外相比均有较大差距

戈特曼认为,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城市群是世界最发达城市群。本文将珠三角城市群与上述城市群核心城市对比,就可看出其与国外城市群差距。

(1) 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实力远落后于世界最发达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虽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但与世界最发达城市群相比,经济发展水平还有较大差距。2012年,珠三角城市群人均GDP仅有13737美元,远落后于世界最发达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其核心城市广州、深圳的人均GDP远低于纽约、巴黎、芝加哥、东京等全球性城市(图6)。据2015年美国CityLab和经济智库马丁繁荣研究所公布全球经济25强城市排名,纽约、伦敦和东京位列前三甲,中国的香港、北京和上海入选,而珠三角城市群两核心城市广州和深圳榜上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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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12年世界主要城市人均GDP对比^⑨

Fig.6   Per capita GDP of major metropolitans in the world in 2012

(2) 珠三角核心城市世界地位偏低

根据2012年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发布的世界级城市级别,纽约和伦敦级别为A++,香港、巴黎、东京、北京、新加坡和上海别为A+,广州和深圳级别偏低,分别为B+和B–。2013年福布斯公布的全球120个城市竞争力中,伦敦、纽约和新加坡位列前三甲;深圳排名处于中等,为第69位;广州排名相对偏低,为第89位。《财富》杂志公布的2010年跨国公司分部的地区分布数据显示：伦敦和纽约跨国公司分部数量分别为1550和1339家,约是广州的6.60倍和5.70倍。显然,广州和深圳在世界重要城市体系中地位偏低,无法与世界最发达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直接竞争。

(3) 轨道交通发展相对不完善

国外世界级城市群通常具有高密度的轨道交通网络。以东京都市圈为例,其轨道交通运营主体多样化,并以多轨道为主,形成了以JR国铁、私铁、地铁及新干线为主的多层次立体交通系统,在空间上呈现放射网络状,中心区线网覆盖率达到100%。东京轨道交通客流量约占公共交通的86%,是居民日常出行最主要的公共交通方式。各轨道运输方式之间采取直通联合运行方式,线路之间衔接流畅,换乘便捷,运行效率高。珠三角城市群轨道交通方式主要包括地铁、轻轨和火车,经营主体较为单一,以国营为主。轨道交通网络尚不完善,线网未覆盖整个区域。各类轨道交通方式间衔接度较低,不利于换乘。中心城市广州、深圳的轨道交通出行率不足70%。

(4) 国民素质排名较后,与经济地位不相称

据2014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各国国民素质排名,日本排在首位,中国排在167位。日本国民素质连续几十年排在首位,而中国则连续几十年排在160位以后。虽然珠三角城市群人口素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世界最发达的城市群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

另外,在生态与历史文化保护上,珠三角城市群与世界最发达城市群都有较大差距。

3.2 珠三角城市群与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相比,总体优势在逐渐减弱

目前,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城市群主要有京津冀(北京、天津和河北)、长三角(上海、江苏和浙江)及珠三角等。2013年三大城市群社会经济指标各有不同。在土地面积、常住人口和经济总量方面,长三角最大,珠三角最小;在人口密度、人均GDP和经济密度方面,珠三角最大,京津冀最小‍(表4)。

(1) 发展动力总体呈下降趋势

在经济总量增速方面,2000-2007年珠三角城市群保持高速发展,领先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之后因生产成本优势的减弱及国家政策的转变,发展动力下降。2008年发展速度开始低于京津冀城市群,2009年低于长三角城市群;2010-2013年与长三角城市群交互波动,但一直低于京津冀城市群(图7)。这表明,2000-2013年珠三角城市群发展动力总体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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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00-2013中国三大城市群GDP及增速

Fig.7   GDP and growth in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2000-2013

(2) 经济外向性在下降,但对外贸易依存度仍然较大

2000-2013年,三大城市群对外出口总额总体呈上涨趋势。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2009年有所下降。从2003年开始,珠三角城市群进出口总额开始低于长三角城市群,且差距逐渐拉大,但其出口总额一直高于京津冀城市群(图8)。珠三角城市群外贸依存度一直远高于长三角与京津冀城市群,但总体在逐渐下降。上述现象表明虽然珠三角经济外向性在下降,但对外贸易依存度优势仍然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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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2000-2013年中国三大城市群进出口总额与外贸依存度

Fig.8   Total amount of foreign trade and foreign trade dependence of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2000-2013

(3) 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上,扮演着不同角色,但广州国际地位明显落后于北京和上海

北京是中国首都,是国际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活动交流集中的城市。上海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城市,为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广州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是国际经济交流的主阵地。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2013年珠三角城市群与欧美贸易增幅缓慢,不过与非洲、亚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贸易增幅较快;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相比,珠三角城市群与非洲贸易发展最快,具有拓展非洲市场的优势(表5)。因此,第三世界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珠三角城市群贸易新增长点,也是今后重点拓展的国际市场。

(4) 在创新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在国际分工中仍处于低端

因广东省高校和研究所等研发机构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城市群,故本文以全省各创新指标来判定珠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2013 年广东省R&D项目数、新产品开发项目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国比重低于长三角城市群,仅有效专利数占全国比重略高于长三角城市群;但与京津冀城市群相比,珠三角城市群各项创新能力指标均较优(表6)。根据2014年福布斯中国大陆最具创新力的25个城市排行榜,长三角城市群有7个城市位列前10位;珠三角城市群中的深圳位列首位,广州则为第9位。相关研究表明,2011年跨国公司在珠三角的投资集中于加工制造环节,约占70%;投资于研究机构的比重较小,约占3%。在全球制造业劳动分工中,珠三角城市群扮演制造和装配基地的角色。总体而言,其创新能力具有一定优势,但在国际价值链分工中仍处于低端环节。

(5) 在文化上,明显弱于长三角与京津冀城市群

根据ICCA《2010年会议统计报告》中的世界232个城市举办国际会议数量排序,北京和上海位于前25位,而广州和深圳榜上无名。珠三角城市群国际文化交流平台明显不足。根据《2010年中国会议统计分析报告》中的国内城市举办国内会议数量排名,位于前三甲的分别为北京、南京和杭州,广州位于第7位。总体而言,珠三角城市群在国内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远不如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

综上所述,与欧美等世界发达城市群相比,珠三角城市群在国际上地位偏低,经济发展水平和轨道交通发展等方面依然相对落后;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相比,其面向全球竞争力较弱,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文化实力较弱,缺乏文化展示平台,但具有一定创新优势、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及在非洲市场拓展上的优势。

4 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新环境与战略思考

4.1 发展新环境

近年,国内外形势发生诸多变化。国际上,尚未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发达国家纷纷出台再工业化政策,掀起了再工业化浪潮,其内容包括重新认识制造业价值、扶持战略新兴产业、加大教育和研发投入、积极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周春山等, 2013)。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对国际产业转移有两方面影响：一是发达国家重新确立先进制造业在其国内地位,加大吸引外资力度,促进了中高端产业向本国转移,导致国际间发生产业“逆转移”;二是发达国家为拓展新兴产业发展空间和占领国际市场,继续推动低附加值、高耗能和高成本产业继续向外转移,导致国际产业转移的“低端化”。上述情况将使全球产业转移发生转向、市场竞争深化、技术竞争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增加,并将延缓珠三角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国内,一方面,中央为加强国际合作、拓展海外市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过串联东盟、南亚、中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市场,改变全球政治、贸易格局,同时也为中国沿海地区重塑区域时空关系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国各地区发展在人才、劳动力、开发空间等方面遇到一系列挑战。其中劳动力供给在2000年之后进入“刘易斯拐点”,人口出现结构性转变,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出现“民工荒”等现象。人口红利的结束意味着中国的比较优势将由低成本向大市场转变。中国城市空间紧缺现象日益严重,特别是东部地区,国土开发强度大,而土地使用效率低,城市发展受到限制。

珠三角城市群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且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其发展对国内外环境的改变十分敏感。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廉价劳动力优势减弱以及建设用地紧缺对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珠三角城市群来说是巨大挑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对作为其重要节点的珠三角城市群来说,充满机遇,并将对珠三角城市群拓展海外市场、提高港口覆盖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产生积极作用。珠三角城市群应紧紧抓住“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机遇,在完成产业升级同时,谋划成为全球化的组织者与推动者,向世界先进城市群迈进。

4.2 战略思考

针对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现状、问题与发展环境变化,未来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力创新,探索发展新模式。

(1) 大力推进技术创新,突破产业发展路径依赖

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一直依赖三方面路径：一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导致政府、市场和企业对海外市场、投资与技术的路径依赖;二是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导致对大量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生态环境的依赖;三是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模式造成对建设用地扩展与土地财政过度依赖。目前这三种路径都遇到了问题。首先,国际经济尚未复苏,出口导向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其次,劳动力价格上涨以及劳动力短缺,土地价格与环境成本上升,导致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使大量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生存;再次,土地资源供给不足,导致新增建设用地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过去以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的低成本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无法维持。珠三角应在制度和政策方面,引导“产、学、研”相结合,通过技术创新,在电子信息、高端制造业、新能源、生物工程、电子商务等方面有所突破,提高产业的层次和产品的附加值,创新商业模式,促使产业转型,突破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模式。

(2) 创新人口政策,应对人口红利枯竭

2000-2013年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增长缓,其中2000-2010年少数城市劳动人口比重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春节后,珠三角城市群常出现“民工荒”、“招工难”以及与长三角城市群争抢农民工等现象。随着依赖低价劳动力获得低成本优势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政策将成为形成新人力资本红利的关键。首先,珠三角在面临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下,应考虑对高素质人才给予一定的就业保障,通过高端供给与优质配套吸引人才留下,并提供与之相匹配的工作岗位。其次,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应给予一定的就业指导,引导其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同时,加强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外来务工人员的归属感,实现包容性增长。

(3) 强化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探索新的土地开发模式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珠三角国土开发强度已经远高于全国水平,区域内生态安全面临巨大压力。国土空间的紧缺性制约了珠三角城市群的转型升级。因此,未来应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建设用地无序蔓延,强化工业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摸清挖掘存量建设用地利用潜力,加强闲置土地的管理,加大对旧城镇和旧厂房等土地二次开发;统筹城乡建设用地,推动旧村庄改造与城镇建设用地需求相结合,以破解城市建设用地供给不足和农村建设用地闲置浪费双重矛盾;学习日本东京地下多层轨道交通开发模式,注重将地下轨道交通与地下商业结合。

(4) 构建全球化平台,提升区域合作

珠三角地区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区,在区域合作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与港澳及泛珠三角地区建立了紧密联系。但随着广深等中心城市国际化功能的强化,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的提高,粤港澳合作逐渐进入瓶颈期。近年来,珠三角区域合作对象逐渐向外拓展,东盟、拉丁美洲、非洲逐渐成为新兴贸易伙伴,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背景下,珠三角城市群应充分发挥地区优势,明确自身角色,加强国际贸易与综合服务功能的培育,建立开放的经济合作载体与全球化平台。具体包括：通过建立粤港澳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整合三地资源,突破合作瓶颈,寻找新的发展契机;通过构建港口联盟,搭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合作平台,加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互联;与各国展开全方位合作,加强国际机场和航空通道、国际高铁通道建设,形成海陆空综合交通互联通道。

(5) 加强生态环保建设,突出人文引领,构建世界级城市群

珠三角要构建世界级城市群,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最终还应回归到对人的关注。世界发达国家城市群十分重视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将保护历史文化和生态环境、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放在重要位置。城市群发展应实行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发展需求,注重市民社会建设,营造宜居城市环境、宜业城市氛围;从人的幸福生活出发,关注经济、生态、社会等多方面协调发展。同时,本土文化建设已成为地区差异化发展的竞争战略,城市文化塑造将成为全球竞争中的关键。珠三角城市群独具的岭南文化特色为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基础,未来发展应将城市历史传统、城市标志、文化底蕴、市民风范、生态环境等多方要素进行融合,塑造出具有岭南特色的城市文化。

5 结论与讨论

新时期,珠三角城市群已进入大都市化阶段,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人口红利枯竭、土地高强度开发和欧美市场萎缩等问题;其综合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等方面远逊于世界级的城市群;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相比,珠三角城市群面向全球竞争力较弱,对外贸易依存度较强,文化实力较弱,但具有一定创新优势和拓展非洲市场的优势。

未来,珠三角城市群深化发展应注重四个方面建设。首先,通过产业升级构建先进制造业体系,将实体经济与电子商务结合,发展现代服务业,构建虚拟经济。其次,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珠三角城市群建设成为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桥梁、国际性经济、社会、文化交往的枢纽。第三,为应对全球化浪潮中本土社会萎缩和部分人群边缘化问题,应注重城市文化塑造,将城市历史、文化底蕴、市民风范、生态环境充分显现,形成鲜明的个性,提高文化竞争力。最后,在社会层面上,实行以人为本,从人的需求出发,营造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建立健全市民社会体系。最终将珠三角城市群建设成为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面向全球特别是亚非拉地区核心经贸区、重要国际门户、全国性经济中心、社会治理创新先行区和新型城镇化示范区。

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广东省统计年鉴》。

②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

③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

④数据来源：第五和六次人口普查。

⑤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2014》。

⑥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2001》、《广东省统计年鉴2014》。

⑦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2001》、《广东省统计年鉴2014》。

⑧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

⑨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648187-1.shtml、中新网等。

⑩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和《广东省统计年鉴2014》。

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上海市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年鉴》、《河北省统计年鉴》、《北京市统计年鉴》和《天津市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省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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