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基于已有研究将大城市病细分为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环境污染3种典型症状,采用2013年全国204个地级市横截面数据,根据夜间灯光数据构建人口空间分布指标,首先运用OLS回归探讨城市规模、空间失衡、建设滞后、产业转型、体制弊病等5种主要致病因素对大城市病的影响;其次,建立门槛效应模型进一步考察不同因素与大城市病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城市病作为一种“综合病”,具体到不同层面对应的主要致病因素也大相径庭。其中,城市总体规模较大、城区人口过度集中分布、交通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是造成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大城市中并不普遍存在资源匮乏的问题,相反地,产业结构的改善、公共服务的增加、行政权力的集中均有助于吸引和调动资源;此外,不论是城区人口总量的增加,还是分布结构的集中化,均显著不利于消除环境污染,并且非农产业比重的上升和城市道路面积的扩张也会对城市生态环境系统造成破坏。
大都市城乡融合区时空演变及其内在空间关联性研究对避免城市低效蔓延式发展、实现空间结构协同和精明增长有重大意义。论文以武汉市城乡融合区为研究对象,基于NPP/VIIRS夜间灯光强度表征都市要素配置及运行效率和效益,利用引力模型测度2016—2018年各城乡融合区空间关联强度,分析各城乡融合区空间联系势能时空演变趋势和社会经济区位度变化。研究结果表明:① 武汉市城乡融合区面积在2016—2018年间扩大了28.10%,小斑块区域逐渐整合,区域发展连续性增强,总体向西北方向扩展最为显著;② 武汉市城乡融合区之间的空间联系网络结构整体上趋向“多中心”分布,这一过程源于各城乡融合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规模和交通通达性变化,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武汉临空经济区等在此过程中是各城乡融合区的区域发展引擎;③ 武汉市城乡融合区空间联系强度整体上逐年上升,空间联系整体格局从武洪区和江夏区的“大小中心”结构过渡到江夏区—武洪区—蔡汉区—江黄区—江硚东区的“外围圈层式”结构,但洪山区和江夏区作为武汉市城乡融合区中心区域,未能形成多方向空间辐射力和吸引力,对其他地区的带动明显不足;④ 各城乡融合区社会经济区位度变化显示,现行武汉市都市发展区规划实施成效在北部、西部和东北部城乡融合区较为显著。
荒漠草原分布于干旱区和半干旱区,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极为敏感,但目前学术界对于荒漠草原物候与生产力变化的研究仍较为薄弱。有鉴于此,论文采用2000—2017年MODIS NDVI数据和气象数据,利用通用数量化方法提取内蒙古荒漠草原植被的生长季始期(start of season, SOS)和生长季末期(end of season, EOS);基于Carnegie-Ames-Stanford Approach (CASA)模型估算了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并分析了植被物候和净初级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0—2017年内蒙古荒漠草原SOS呈显著提前趋势(0.88 d/a,P<0.05),EOS不显著提前(0.13 d/a,P>0.05),生长季长度(length of season, LOS)呈显著延长趋势(0.76 d/a)。81.53%像元的SOS与2—4月平均气温呈负相关(8.21%显著相关,P<0.05),60.80%像元的SOS与4月降水量呈负相关关系(6.12%显著相关,P<0.05);65.16%像元的EOS与9月平均气温呈负相关(5.03%显著相关,P<0.05),78.61%像元的EOS 与7—9月降水量呈正相关关系(10.12%显著相关,P<0.05)。② 内蒙古荒漠草原多年平均NPP为104.71 gC/(m 2·a),有自东向西逐渐降低的区域差异;在研究时段内,春、夏季和生长季的NPP均呈不显著增加趋势,秋季NPP有不显著减少趋势;生长季降水量增加有利于生长季NPP的积累。③ 春季NPP与SOS呈不显著负相关,秋季NPP与EOS呈显著正相关。LOS的延长促进了NPP的累积,其中生长季NPP与EOS的推迟关系更为密切。研究结果揭示气候变化对内蒙古荒漠草原植被物候和生产力有显著影响,对区域生态系统管理和生态建设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地面空气湿度直接影响人体驱散热负荷的效率,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将会严重影响人体健康。基于综合考虑温度和湿度协同作用的热胁迫指数——湿球黑球温度(WBGT)指数定义热浪,利用参考时期(1986—2005年)中国824个气象站点逐日平均气温和逐日相对湿度资料以及CMIP5多模式相应模拟数据,论文定量描述了未来时期(2076—2095年)不同排放情景下(RCP2.6、RCP4.5和RCP8.5)中国大陆地区可能遭遇的热浪事件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变化。研究结果表明:① 最有效的减排情景(RCP2.6)和高排放情景(RCP8.5)下中国大陆地区的平均热浪日数分别是参考时期的3.4倍和6.6倍,平均热浪强度(一年内所有热浪事件中日平均WBGT指数的最大值)也相对升高了1.6 ℃和4.9 ℃,未来时期RCP8.5情景下中国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最高年均热浪强度甚至将达到40 ℃;② 虽然青藏高原地区的热浪强度等级低,但是未来时期热浪日数的增加幅度较为显著;③ 华南、长江中下游以及少数西南地区是综合考虑气温和湿度协同作用对人体热舒适的影响下,未来时期可能发生热浪最严重的地区,如果不考虑湿度要素的影响,那么将极有可能低估热浪在中国华南和东部等湿度较高地区的强度和影响。
城市地理空间、气候环境及交通系统间存在复杂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交通及地理时空数据为理解三者间关系带来了新的机遇。城市轨道交通是居民绿色出行、缓解中国大城市交通拥堵的重要交通方式。深入研究影响城市地铁客流时间和空间分布变化的因素,有利于制定合理的土地利用及交通需求管理政策,也可为实时响应特定天气条件下旅客出行需求的变化和优化公交服务运营提供理论依据。论文使用智能交通卡数据,以南京市为例,通过建立一种季节性差分自回归移动平均(seasonal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with explanatory variables, SARIMAX)模型,解释不同种类的天气因素(如降雨、气温、相对湿度、风速等)对地铁客流量时空分布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降雨类因素在高峰和周末时段对地铁客流量的影响较大;各天气因素对各地铁站点客流量的影响大致呈现出从城市中心区域向外围区域逐渐变小的渐变式规律,且地铁无规律出行者比有规律出行者更易受恶劣天气因素的影响。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亟需提炼不同乡村地域类型的发展路径。论文构建了乡村地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测度指标体系,刻画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演化特征;基于空间计量模型探析了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演变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发现:① 江汉平原各县域乡村地域功能指数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指数分别增长78.26%、34.25%、9.68%;生产功能增长主导和生活功能增长主导是乡村地域综合功能提升的主要类型。② 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分布格局,生态功能主导型县域主要分布于北部边缘地区,生活功能主导型县域集中分布于中部和南部地区,生产功能主导型县域分布相对零散;生态功能和生活功能主导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变化。③ 外源驱动对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变化主要表现为负向作用,内生响应主要表现为正向作用;乡村生产功能受外源驱动和内生响应的影响程度最高,乡村地域综合功能被影响程度次于乡村生产和生活功能;乡村地域综合功能和生产、生活功能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探寻农产品主产区乡村地域功能演变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有助于识别差异化的乡村发展路径,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深度贫困县是实施精准扶贫工作的重点区域,客观分析深度贫困县贫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可以为制定扶贫策略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黑龙江省海伦市为研究区,基于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探索以贫困村和贫困人口为核心的贫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作为深度贫困县,海伦市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均具有不平衡性,贫困村和贫困人口格局既具有关联性,又具有差异性;② 海伦市贫困村集中分布在150~250 m地形过渡地带,呈现多核心带状式分布态势;③ 海伦市贫困人口分布格局是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地理及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及社会福利因素是直接影响贫困人口分布格局的关键因素。建议从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加快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提升农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社会保障水平、降低致贫返贫风险,优化居民点体系、推动乡村各类要素的空间重组、结构重塑、功能重调等方面加强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
论文通过对230家“新三板”文化产业挂牌企业总部—分支机构关联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对文化产业视角下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进行研究,比较文化产业城市网络与其他类型城市网络的差异性,并探索影响文化产业城市网络空间格局的经济社会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文化产业挂牌企业地理分布呈现出地域分散但数量集中的特点,城市网络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并未表现出常见的“菱形结构”;② 网络核心节点以东中部发达城市以及少数具有特殊资源的城市为主,多数城市的对外输出能力有限;③ 城市网络扩散以核心节点城市间的等级扩散为主,邻近城市间的扩散效应不明显,同时本地网络(即城市内部网络)对文化企业组织结构的贡献度低于跨地域网络;④ 不同类型文化产业在网络结构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反映其市场需求和发展条件的不同;⑤ 地方政府作用和城市产业结构是影响中国文化产业企业布局和网络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则较为不明显,反映出中国文化产业的独特性。
食物生产是影响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重要方面,由于食物类型不同其碳排强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当前中国居民食物消费快速演替必然会对生态碳环境产生重要影响。论文利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研究1997—2016年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在生产过程中碳排放时空演变及其主要驱动因子。主要结论如下:① 在数量上,中国居民食物消费碳排放总量和人均量整体都呈现逐渐的增长刚性,但仍属于低碳消费模式;② 在结构上,各类型食物碳排放演变呈现显著的分异态势,整体上动物性食物碳排放增长速度快于植物性食物碳排放减少速度;③ 在城乡差异上,城镇和乡村居民食物消费碳排放在数量、结构和趋势上表现出显著的城乡二元属性,但近年城乡差异表现出减缓趋势;④ 在空间上,各地食物消费碳排放呈现较显著的民族性、地域性、集聚性和中心“塌陷”的特征,碳排放密度高值主要分布在直辖市和沿海经济相对发达地区;⑤ 在驱动力上,结构演替是全国居民食物消费碳排放总量整体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人口数量是各地地域空间差异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
论文基于中国25个省份内635个社区的29586个成年居民2010—2016年的纵向追踪调查数据,分别利用非线性发展模型和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阐释中国居民超重肥胖情况的变化趋势,同时探究其在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以身体质量指数衡量的中国成人超重肥胖发生风险逐年增加,其中女性、年龄、有配偶人群、日均锻炼时长负向作用于成人身体质量指数增长速率;② 中国成人超重肥胖差异具有多层级性,个体层面社会经济属性、饮食习惯和行为方式,社区层面建成环境和自然环境,省域层面城市化水平,均能影响成人超重肥胖发生;③ 不同层级间超重肥胖影响因子具有交互作用关系,环境能通过影响个体心理状态及行为选择对个体健康结果的作用,间接作用于居民超重肥胖结果。研究结果旨在帮助中国成人居民达到更好的健康状态,以及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促进人口健康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西部城市在大规模、快速度和高投资的交通基础设施推进的同时,审视其建设的社会经济效益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对于城市低收入群体来说,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入是否能对提升就业水平、提升整体生活品质产生积极作用,值得规划者和决策者关注。论文基于乌鲁木齐2014年居民交通出行调查数据,采用带有交叉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和多元Logit回归方法,考察快速公交(Bus Rapid Transit, BRT)对于提升低收入群体就业可达性和通勤满意度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在就业可达性方面,低收入、男性和拥有住房产权者的通勤时间更长,距离BRT车站越近则通勤时间更短,私家车出行的通勤时间更长;在通勤满意度方面,低收入群体的通勤满意度水平更低,距离BRT车站近、选择私家车出行的通勤满意度水平更高。分析也表明,通勤时间短,通勤满意度水平不一定就高。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提升就业可达性和满意度有着积极的带动作用,但个体经济社会属性的差异影响也不可忽视。研究乌鲁木齐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对就业可达性和满意度的影响,有助于帮助西部城市制定提升低收入群体整体就业水平的公共政策,尤其对于促进地方就业稳定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伴随气候变化与快速城市化,超大城市与城市群高温、暴雨、雾霾极端灾害事件频繁,生态环境问题愈加突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规划是缓解与适应极端事件的重要手段,它通过优化土地利用、空间结构、道路交通和生态绿化,减缓气候变化与极端事件影响。论文总结了城市规划实施对气候与环境的影响机制,及其实施效应的评估方法,由此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规划问题归结为极端事件指标、经济可行性、区域适用性等多被控变量、多目标、多约束最优化问题的求解。为此亟需基于气候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同作用,开展超大城市和城市群的气候变化影响和适应研究,改进应对气候变化城市规划实施效应的评估手段,构建包含城市规划实施效应的区域气候模式系统和多尺度综合评估体系,以实现气候环境最优及社会经济代价最小的绿色智慧韧性发展策略。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西方国家关于老年人长期照护的研究经历了从非地理学者的早期探索,到多学科交叉领域,再到地理学研究分支领域的发展过程。论文在回顾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梳理出西方老年人长期照护地理学研究的5个主题:① 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的地理分布;② 照护设施的空间布局及可达性;③ 长期照护服务的利用状况与制约因素;④ 不同空间或场所的照护体验;⑤ 长期照护的政策讨论与应对,以期为从地理学视角解读中国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的老年人长期照护提供借鉴,并对中国老年人长期照护的地理学研究提出展望。
人文地理学者通过家透视生活空间中的社会现象,西方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与女性主义研究兴起后,家庭暴力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对象。在女性主义社会批判特征和地理学空间视角的双重影响下,女性主义地理学家着眼女性的空间经历及情感体验,聚焦女性在家庭中的暴力问题。论文首先介绍“家庭暴力”的概念和公私二分法,指出其中的空间隐蔽性,据此引入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研究路径,通过分析家庭空间的意义建构,以及容忍家庭暴力存在的更广泛的地理环境,超越空间的公私二分法探讨家庭暴力。基于对国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归纳出家庭、社区/邻里、国家和全球3种尺度分析家庭暴力的地理研究。通过物质、功能、象征维度的家庭空间性分析揭示性别权力在空间上对女性的控制和压迫;运用物质决定论逻辑和社会-文化逻辑2种视角解读家庭暴力存续的社区环境特征及其内在对女性的政策和制度排斥;分析家庭暴力与恐怖主义、军事战争的联系,将家庭暴力议题推向政治地理领域。
全球化语境主导的城市研究中,多样和异质的宗教既是文化流动的重要构成,也是表征移民身份和理解其日常行为实践的重要维度。论文回顾了近30 a来宗教地理视角下对于西方城市空间研究的主要成果,从宗教空间和宗教信仰群体的行为实践2个方面梳理宗教嵌入城市空间的主要方式、过程及其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总结出了以下4个方面的主要研究内容:① 多种宗教场所在城市中不断涌现,其空间特征发生多样化变迁;② 功能多样的宗教公共服务设施在公共空间中的作用日趋重要;③ 宗教信仰群体的居住社区显现出明显的空间特征;④宗教信仰群体通过具体的行为表征身份和认同。此外,多元文化共存的语境下的宗教更被视为引发空间争议的新来源,成为分析城市社会关系的重要依据。学者们认为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西方社会,异质宗教的本地嵌入过程使原本“隐匿的”宗教场所逐渐浮现成为城市中“可见的”空间。这种异质宗教在城市中的视觉表征不仅改变了原有的城市空间秩序,也对社会关系提出新的挑战,成为了引发广泛争议的新来源。然而, 国内人文地理学研究目前对上述话题鲜有涉及,期望本文所提供的西方研究进展对社会文化视角下理解中国城市全球化进程及其中的多元文化治理有所启示。
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居环境研究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论文以CNKI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关于人居环境的文献为基础,结合CiteSpace软件分析国内外人居环境研究的热点领域,探讨其数据获取方式、研究方法与技术、研究视角3个方面。结果表明:① 数据获取方式由传统的抽样调查和官方统计向卫星遥感、电子设备感知及互联网等大数据靠拢,实现传统统计数据向网络大数据获取的转变;② 研究方法日趋完善,注重问卷调查、新地理计量模型与GIS相结合,同时引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使研究方法更加多样、研究结果更加准确;③ 社会感知、乡村振兴、拟态人居等成为近年来的研究方向。今后,人居环境研究应综合利用传统方式和现代化技术手段获取的数据,深度学习挖掘大数据,加强乡村振兴、虚拟人居环境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