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生态风险加剧，环境升级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环境升级研究关注经济行动者在不同环节进行环境治理的机制和路径，强调环境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可能性。论文回顾国外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环境升级概念与研究进展，梳理环境升级的驱动机制、实践方式、治理结构和作用结果，分析环境升级研究所体现的空间维度，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 环境升级由全球价值链内外多主体共同驱动；② 环境升级方式依据经济升级过程进行划分和拓展，呈现多元化的策略和措施；③ 环境升级的治理结构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垂直治理以及水平治理三种类型，揭示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规则和权力动态；④ 环境升级在环境、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对价值链行动者及其所处区域产生差异化影响；⑤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环境升级过程具有显著的地理空间特性，体现了多尺度的空间互动关系和区域差异特征。目前国内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应当融合全球视野和地方经验，从全球、国家和地方等不同尺度来剖析环境升级机制，重新思考环境和经济的关系问题。

旅游地理学是研究旅游现象、旅游要素及旅游地理综合体的空间分异规律、时间演化过程和区域特征的一门学科。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学科生命力根植于中国旅游发展实践的规模性、独特性和复杂性，彰显于旅游作为一种“新兴发展要素、新兴发展动能”积极响应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实践进程。论文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层面系统梳理旅游地理学知识生产的演进历程和发展趋势。研究发现：① 制度环境、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学科发展环境等多重环境要素共同塑造着旅游地理学知识体系的实质内容、呈现方式以及知识生产主体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② 中国旅游地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面临着内外部的双重自主性困境，外部自主性困境表现在国际话语体系建设与国际地位不相称、发展优势与议题优势不相称、学术霸权实践等层面；内部自主性困境表现在旅游地理学学科建制边缘化、研究成果碎片化、理论滞后于实践等层面；③ 以学科问题意识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旅游发展实践、以学术创新意识框定中国旅游地理学知识生产的本质取向、以话语对话意识强化中国旅游地理学的自主叙事体系，是推动中国旅游地理学突破自主性困境的有益方向。

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现有研究多采用回归分析识别中国OFDI的影响因素，其主要关注单变量的净效应，难以揭示多条件交互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路径，同时也缺乏中美贸易摩擦等新时代背景下的探讨。论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东道国多维距离、市场潜力与要素禀赋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联动效应。研究发现：① 贸易摩擦前识别出4条路径，而贸易摩擦发生后识别出3条路径，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前后的区位选择路径存在差异。② 贸易摩擦发生前创新水平最为重要，而贸易摩擦发生后，市场规模和自然资源成为重要因素。政治距离和市场开放的重要性上升，而创新水平与经济自由的作用有所弱化。③ 市场规模、要素禀赋及政治距离对资本密集型OFDI的影响更强，而技术密集型OFDI主要受到自然资源和经济自由的影响。该研究既弥补了传统研究未能基于组态视角分析中国OFDI区位选择路径的理论空白，也为新时期中国高水平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光刻机是半导体制造的核心设备，在科技革命与经济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论文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2007—2022年光刻机贸易数据，结合网络结构分析方法与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探讨了全球光刻机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和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网络整体结构层面，研究期全球光刻机贸易规模持续增长，呈现出密度、连通性与平均度先降后升、聚类系数持续上升以及平均距离与网络直径缩短的演化特征。② 网络个体结构层面，贸易在进出口环节高度集中于少数核心经济体，并呈现进口多元化、出口次核心扩展的趋势，其中中国崛起为最大进口方，荷兰和日本的出口主导性增强，而美国出口影响力有所减弱。③ 网络空间组织上，全球光刻机贸易联系呈现“北强南弱”、空间重心持续东移、区域内贸易联系显著增强的空间特征。同时，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由美国单极主导向“中美双极”并立演变，半核心层与核心层之间的贸易联系增强，但外围联系较为稀疏。④ 在驱动因素上，网络受内生结构、节点属性和关系属性的共同驱动，呈现出互惠性、路径依赖性和“马太效应”。信息与通信技术水平、创新产出和知识产权保护同时促进进口与出口，而研发投入主要促进出口；地理、语言和制度邻近性具有促进作用，“瓦森纳安排”则显著抑制其发展。整体上，驱动因素由“能力驱动”逐渐转向“结构驱动”，内生结构效应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一研究不仅为理解全球光刻机贸易格局提供了新视角，也为中国在光刻机领域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证依据。

研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创新空间对推动地区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作用。论文基于沿海地区2019—2023年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专利数据，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两个维度对“小巨人”企业的创新水平进行测度，刻画其空间和行业分布特征，并揭示不同城市“小巨人”企业创新发展的类型特点。研究表明：① “小巨人”企业的创新数量不断增长，其创新空间呈非均衡性特征，主要以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城市群为集聚核心。创新数量同时具有明显的行业集中性，主要以机械设备制造业、高新技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制造业为主。② “小巨人”企业创新质量不断上升，创新空间较为均衡；不同行业的创新质量呈上升态势，但存在较大差异。③ 沿海各城市“小巨人”企业的创新发展可分为低数量—低质量、低数量—高质量、高数量—低质量和高数量—高质量4个类别，各类型城市的主导产业也存在差异。研究认为，沿海地区“小巨人”企业的创新发展具有“数量集聚、质量均衡、行业分化”的特征，不同城市应结合自身类型，以“小巨人”企业为抓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产业结构的单一性及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性使得资源型城市在面对内外冲击与干扰时呈现异常的敏感与脆弱，科学测度资源型城市的经济韧性水平并识别障碍因素是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新思维、新途径。论文基于2010—2022年110个资源型城市相关数据，构建“抵抗与恢复能力—适应与调节能力—转型与发展能力”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GIS空间分析、障碍度模型等方法定量分析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的时序变化、空间格局及障碍因素，结果表明：① 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水平实现了由0.0679至0.1249的稳步提升，呈现“再生型>成熟型>成长型>衰退型”的特征，但成长型城市的增速处于领先位置，存在“追赶效应”。② 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水平具有显著空间分异特征，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趋势，东、中、西部地区不断上升而东北地区则出现升降反复的异常；热点区域分布于以徐州、济宁等为中心的黄淮海地区，冷点区域则由西南、西北地区向东北地区转移。③ 系统层方面，抵抗与恢复能力、适应与调节能力是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指标层方面，居民财富积累不足、需求拉动疲软、财政政策欠科学及产业结构刚性约束是制约经济韧性的重要因子。研究可为提升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以及制定韧性发展政策提供科学参考。

人海经济系统韧性是检验海洋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论文以适应性循环理论为核心引入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思维，界定环境敏感力、适应循环力、变化转型力三重属性韧性结构加以潜力、连通度、韧性维度的适应循环机制构建评估框架，应用熵权TOPSIS法、适应循环判别模型、空间联系引力模型分析环渤海地区人海经济系统适应循环与韧性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2012—2022年，环渤海地区人海经济系统适应循环“潜力—连通度—韧性”整体呈上升趋势，空间分布差异性趋同；② 2012—2022年，环渤海地区处于适应性循环中的开发阶段与保护阶段，处于正向循环，其中南部山东省城市带由开发阶段r向保护阶段k演进；③ 环渤海地区人海经济系统韧性时空上呈现平稳增强与集中分布的特点，空间联系上逐步形成多区域发展网络结构模式，以中、南部城市格局联系加强趋向整体化。研究可为沿海城市海洋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案例支撑。

产业协同集聚有助于绿色创新，形成1+1>2的效果。但是，关联产业之间可能存在体量不均衡、发展不同步等问题，使得产业协同关系具有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是否影响产业协同对绿色创新的积极作用?论文提出非对称协同集聚将导致其创新效应具有偏向性、非线性、联动性，并以2000—2022年长三角污染和环保产业发展为例，将环保和污染产业协同集聚类比于捕食者—猎物关系，引入刻画捕食者—猎物系统的Lotka-Volterra模型识别协同集聚的非对称性，构建计量模型检验非对称性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80%地市的污染和环保产业发展存在协同关系，以污染产业塑造的市场拉力拉动环保产业发展为主，同时有7个地市的环保产业能够反向促进污染产业发展。② 非对称协同集聚的创新效应具有偏向性。环保产业发展促进了长三角的绿色创新，与污染产业的协同关系能够放大其积极作用。污染产业不直接促进绿色创新，而是通过与环保产业协同集聚，逐步提升其促进绿色创新的能力。③ 非对称协同集聚的创新效应具有非线性和联动性。在市场拉力作用下，虽然两个产业错位发展，但最后在绿色创新上形成合力。在技术推力作用下，产业发展虽然相互促进，但随着市场需求变化，环保产业在绿色创新中的作用将逐步下降。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乡村全面振兴的主要内容。论文通过构建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LISA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时间路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P-VAR)等方法，剖析了2012—2022年吉林省县域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地域分异规律、协调演变特征与互动响应关系。结果表明：① 吉林省县域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整体呈现出梯度发展与区域分化。由于对资源禀赋和政策导向的路径依赖，最终形成了农业现代化水平“西强东弱”与农村现代化水平“东高西低”的梯度空间格局。② 二者耦合协调度总体偏低，2018年后在政策推动下有所提升，农村现代化水平高的地区，耦合协调度也相对较高，东部地区普遍优于中西部传统农区。空间上表现出协同低速增长特征，且区域联动性较差，存在较强的空间整合性和转移惰性。③ 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发展均具有一定的自我强化作用和惯性，且存在双向非线性互动响应关系，农村现代化对农业现代化推动作用显著而短暂，农业现代化对农村现代化影响较小却相对持久。最后，立足区域特征，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吉林省及其他粮食主产区制定科学的农业政策和农村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全球化和信息化强化了城市间的联系，个体城市的网络节点位置是其实力和影响力的重要表征。顺应消费社会发展趋势提出的舒适物理论为中国城市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但其对城市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尚未得到关注。基于流空间和地方空间的互动理论，论文首先提出舒适物影响城市信息网络节点位置的“差异性感知—注意力吸引”机制；然后利用2012—2019年的百度城市搜索指数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城市信息网络的演化进行分析；最后从自然生态环境、物质环境、文娱环境和社会环境4个维度构建地方舒适物评价指标，并构建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研究发现：① 2012—2019年间，城市网络结构从北京、上海“双中心”格局发展为“多核心并存”，成都、西安、重庆等城市的网络节点入度中心度表现突出；② 舒适物水平对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的演化有显著促进作用；③ 这一作用具有区域和规模异质性，中西部地区城市更易通过舒适物建设提升城市网络地位，小规模的城市则更多依赖舒适物的自然和文娱环境维度提升网络地位。研究结果为地方空间影响城市网络结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证支持，也为今后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地方空间价值、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启示。

分析冰雪旅游地演化规律是推动中国冰雪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论文以河北省崇礼区为例，基于Butler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结合四参数Logistic模型与障碍度模型，系统探讨了冰雪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演化特征及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崇礼冰雪旅游地生命周期可分为4个阶段，1996—2005年为起步探索期，2005—2015年为快速扩张期，2015—2022年为冬奥强驱期，2022年至今为高质量发展期，预计2030年后可能进入停滞期。② 不同障碍因子在不同阶段动态塑造了冰雪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的影响机制：起步探索与快速扩张期，民间开发与地方政策为主要驱动力，基础设施薄弱与资源供给不足为障碍因素；冬奥强驱期，服务与资源水平显著提升，制约因素转向设施容量与路径锁定问题；高质量发展期后，产业结构锁定与对冰雪产业的路径依赖问题凸显，制约多元化转型进程。③ 根据实证结果，为冰雪旅游地高质量发展期提出“建设综合性国际冰雪旅游目的地，推动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构建全季的旅游产品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建设内培外引的人才体系，推动冰雪旅游地数字化转型与治理”等建议。

旅游地业态网络演化反映区域协调发展的动态特征，对其核心问题研究成为推动旅游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口。论文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路径依赖理论和复杂网络理论，构建“复杂适应性—路径”研究分析框架。通过整合多源异构数据与多学科理论方法，形成一套完整的旅游地业态网络构建方法。引入路径依赖度和路径突破度指标，量化分析业态网络演化的路径特征。在此基础上，以井冈山市为例，深入揭示其2012—2022年旅游地业态网络演化特征与机制。结果表明：① 旅游地主体业态影响力突出，形成以“吃住行游购娱”等主体业态为主导、其他关联业态协同发展的网络格局；② 业态间的联系强度具有差异，业态网络呈高比例弱连接结构；③ 业态网络呈现“核心—次核心—外围”结构，层级结构持续动态优化；④ 业态网络演化路径特征由“路径依赖”向“路径依赖与突破并存”变化；⑤ 旅游地业态网络演化机制复杂，受到原始动力、创新动力、外部牵引力、外部调控力、内生动力与外部阻力共同影响。旅游地业态的协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案例借鉴。

频发的极端气温事件给县域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从社会生态系统的关键概念—韧性出发，解析二者间的影响关系更是县域可持续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为此，论文基于2010—2023年湖北省79个县(市、区)的面板数据，在考察极端气温对县域社会生态韧性的直接与间接效应基础上，探讨了多维城镇化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① 以综合指数衡量的极端气温对县域社会生态韧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县域社会生态韧性变化存在“时间惯性”。以气温箱度量的气温变化与县域社会生态韧性总体呈非对称“U”型关系，即在基准区间16~20 ℃两侧，县域社会生态韧性下降的幅度随气温与基准区间差距的增加而变大，在相同气温波动情形下，低温冲击引致的县域社会生态韧性下降幅度更大。② 不同维度城镇化速度下极端气温对县域社会生态韧性影响强度不同，城镇化的经济与社会属性相较于人口与空间属性有助于挤压极端气温的胁迫作用。③ 劳动生产率、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在极端气温抑制县域社会生态韧性提升的过程中分别发挥着部分中介、调节和单一门槛效应。研究所提供的极端气温影响县域社会生态韧性的经验证据，可为政府积极响应突发性扰动，强化系统韧性以保障县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近年来，极端天气渐趋常态化，严重影响城市居民日常出行。探究极端天气下城市居民出行韧性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城市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韧性发展。然而，当前关于出行韧性的建成环境影响因素的研究仍十分缺乏。论文以厦门岛为例，利用出租车出行大数据和可解释机器学习方法(LightGBM建模结合SHAP解释)，考察极端降水事件中居民出行韧性及其与建成环境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极端降水导致居民日出行量减少约14.4%，居民出行对极端降水的响应具有时间滞后性，同时出行韧性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② 土地利用多样性对出行韧性的影响幅度最高，所有建成环境变量均与居民出行韧性非线性相关，且不同建成环境变量之间形成交互效应。最后，基于建成环境要素对出行韧性的影响幅度、影响区间和影响组合，提出了气候适应性环境优化精准规划策略。

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功能体系的核心要素，其空间布局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城市空间利用效率与社会公平。传统粗放式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已无法满足居民日益多元化和高标准的需求，供需矛盾凸显。论文以南京市主城区为案例，聚焦“15 min生活圈”理念，采用核密度分析、网络分析及区位—配置(location-allocation，L-A)模型，从空间分布、覆盖水平及供需适配性三个维度，系统评估南京市主城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现状，并提出优化策略。结果表明：① 南京市主城区公共服务设施呈现显著的中心集聚与边缘扩散并存格局，医疗与教育设施多核心集聚，文体设施高度集中于中心区，养老设施则边缘化分散；② 覆盖水平存在梯度差异与普惠性缺口，边缘区域尤为不足，形成服务盲区；③ 供需适配性差异明显，中心超载与边缘短缺问题并存，设施配置两极分化；④ 基于L-A最小化设施模型优化后的配置布局显著增强了南京市主城区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能力与服务效能。研究为优化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提升供给质量与公平性提供了科学依据，有效支撑了15 min生活圈理念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实践落地。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驱动下，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ES)韧性已成为人地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论文基于文献计量分析和系统综述，梳理了SES韧性的发展历程，辨析了SES韧性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探索阶段(2000—2008年)、迅速发展阶段(2009—2016年)和稳定与深化阶段(2017年至今)，并分析了SES韧性方法稳定与深化阶段的近今进展和关键挑战。结构特征分析层面，网络分析方法能揭示社会与生态要素间的互馈关系，但受限于多源异构数据在时空分辨率与融合标准上的差异，精度受到制约；动态机制建模层面，系统动力学、智能体建模及水—能源—粮食纽带等方法框架为刻画系统非线性演化提供了有力工具，但在跨尺度反馈模拟与模型耦合方面仍存在不足；优化调控层面，SDGs的协同与权衡关系缺乏动态识别与协调机制，导致政策执行中目标冲突频发。针对上述瓶颈，提出未来研究需要构建多源数据—多模型耦合的集成化框架，发展“过程机理+数据驱动”的非线性互馈关系识别技术，建立面向SDGs的动态协调优化机制。研究可为深化SES复杂性认知、提升系统韧性、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方法指导。

沟谷侵蚀现象是黄土高原乃至全球黄土地区典型的地貌演变过程，但现有研究方法在应用上存在不足，导致侵蚀过程分析难以深入。为此，论文基于时空分辨率特征，梳理并比较了国内外三种黄土高原沟谷侵蚀研究方法。结果发现，地貌形态分析法通过地貌演变原理揭示了区域相对年代的沟谷侵蚀过程，测年与文献考证法利用绝对年代测年确定了测年地点的沟谷侵蚀过程，模型模拟分析法基于多源数据重建了高时空分辨率的沟谷侵蚀过程。三种方法侧重不同，呈现出“批判—整合—超越”的时代特征。总体来看，现有研究方法相关成果中，空间层面微观多于宏观，时间层面静态多于动态，路径层面独立多于耦合，使沟谷侵蚀研究各有优势和不足。未来随着数据获取、跨学科交叉、AI技术与多模态大模型发展，沟谷侵蚀研究的数据收集处理与耦合分析能力增强，可为现有研究方法的不足提供解决途径。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农业新质生产力正成为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动力，但其内涵机制、空间格局与现实约束仍缺乏系统性梳理。论文从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与产业体系三个维度切入，系统解析了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的作用逻辑。随后，基于熵权-TOPSIS方法对2022年中国省域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测度，识别出其“东强西弱、沿海集聚”的总体格局，并揭示了区域差异背后的结构性根源。进一步的困境分析表明，关键技术自主性不足、劳动力结构错配、绿色转型滞后与农业空间布局不合理构成4类核心瓶颈，且相互交织、层层嵌套，形成制约整体提升的系统性耦合困境。在此基础上，论文结合典型案例，归纳出科技创新驱动、高素质人才引领、绿色转型导向与现代产业体系构建4类实践路径，为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实践参考。因此，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强化区域匹配、促进要素协同，是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举措。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中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后续持续发展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论文利用文献荟萃分析，系统梳理中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后续发展模式，分类分区归纳安置区后续持续发展措施。中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发展模式可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居住生活型、生活保障型、综合发展型6类，主要集中于原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各类安置区在政策支持、社区治理、就业创业帮扶、科教支撑、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实施针对性措施，以提高居民生计资本，优化生计策略，实现可持续发展。研究旨在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贯彻乡村振兴战略、防止规模性返贫、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针对演化经济地理学对路径交替演化规律与复杂度动态作用关注不足的问题，论文基于产品空间理论，系统梳理了2002—2020年上海制造业出口产品演化特征，揭示其路径依赖与突破的动态机制，以揭示产业升级机理。研究发现：① 在出口总额上，上海制造业出口额2002—2020年间经历了先增后降的波动变化，随后呈现出稳定的发展态势。② 在出口结构上，上海在化工、塑料橡胶、贱金属制品和机械设备4大领域持续占有全国比较优势。传统轻工业产品的出口优势逐渐减弱，精密仪器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逐渐成为新的竞争优势领域，上海市制造业正逐步走向高端化与智能化。③ 演化路径上，上海市制造业的演化路径整体呈现路径依赖特征。产品关联度与复杂度在推动产业升级的作用方式上存在差异，产品关联度更多促进了“从0到1”的突破，强调在创造新优势方面的关键作用；而复杂度则倾向于“从1到N”的维持，巩固已有优势、推动产业向更高层次提升。④ 在复杂度演变方面，早期上升趋势明显，近年来保持稳定态势。2016年后复杂度贡献由在位产品转向退出产品，说明产业结构进行深刻调整，但新进入产品复杂度较低，不利于发挥可持续的路径创造效应，亟需寻求新的适宜产业进行路径突破。研究结果在理论上深化了对路径交替演化机制的认识，在实践上为超大城市识别产业突破方向提供了决策依据。

在推动城乡融合与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厘清城市空间结构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政策意义和理论价值。论文基于2003—2020年中国288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中介效应模型，从多角度检验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① 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显著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② 多中心空间结构通过要素、产业和市场三重机制缓解城乡收入差距：一是打破城乡要素配置壁垒，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二是促进涉农产业多样化发展，提升农户生计能力，三是增强核心城市经济辐射能力，提升乡村地区市场潜能。③ 异质性分析表明，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在人口规模较小、行政等级较低、地形起伏较大、非资源型城市、中心间距较远地区和沿海城市中更为显著，这说明地理条件、行政资源分布和区位特征对多中心空间结构效应具有重要影响。研究建议推动城市多中心发展，优化要素流动环境，培育多元产业体系，增强城市对乡村的带动能力，并因地制宜制定空间发展策略，以更有效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

在全球数字化转型与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中美政治风险正在深刻影响着中国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的全球化进程。论文以绿地投资为切入点，结合社会网络分析与全球价值链异质性视角，系统评估了中美政治风险对中国ICT产业全球资本配置与全球网络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中美政治风险通过“脱钩与制裁”“限制与导向”“竞争对手培育”三重机制，弱化中国ICT产业的吸资能力和在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地位，尤其在总部研发与销售服务环节影响显著。同时，美国主导的战略重构加快了印度、阿联酋、越南等新兴国家的网络地位跃升，加剧了中国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论文强调中美政治风险已从外部干扰转变为重构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变量，并提出通过自主创新、区域协同等路径增强中国ICT产业的韧性与适应性。研究有助于理解地缘政治背景下产业全球化的新机制，并为中国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探究流空间视角下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理论逻辑、时空演进及影响因素，能够为推动城市土地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基于“流空间”影响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理论逻辑，论文以2005—2023年苏皖鲁豫区域为例，采用遗传算法投影追踪模型、基尼系数、XGBoost-SHAP模型等方法，考察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空演进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是在各类要素跨域流动的驱动下，围绕投入规模优化、空间结构重构与效益协同提升三大维度，实现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最大化；② 苏皖鲁豫区域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呈现波动上升的时序演变特征和“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③ 区域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总体差异呈先升后降的变化态势，省域间非均衡发展是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规模维度中各生产要素投入是结构差异的主要来源；④ 经济流、城镇化水平、技术流是影响苏皖鲁豫区域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的主导因子，其与经济社会因素的协同作用强化了对效率提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论可为苏皖鲁豫区域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土地是经济活动的载体和低碳治理的空间单元，研究土地利用转型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及影响机制，可为探索经济增长与低碳治理的协同发展模式提供科学依据。论文基于2000—2022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土地利用转型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并分析其异质性和空间溢出边界。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土地利用转型呈上升趋势，呈现南北差异和“核心—边缘”分异格局，核心区的转型较为强烈；碳排放强度演变为中等水平为主导，高和较高碳排放强度城市由“分散点状”分布演变为贯穿皖北、苏北、苏南至浙东南的“7”字型带状集聚。② 土地利用转型能降低本地的碳排放强度，但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加剧邻近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导致区域整体碳排放强度上升；溢出效应在140 km内显著为正，且随着距离的增加呈“N”型波动。③ 核心区、非中心区和大型城市的土地利用转型加剧本地的碳排放强度，而中心区和中小型城市则呈现抑制作用；核心区和中小型城市对邻近地区碳排放强度的负外部性影响较为突出。④ 土地利用转型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碳排放强度。长三角地区应健全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因地施策推进土地低碳转型。

产业链韧性是产业链应对内外部压力的抵抗与恢复能力，在全球产业链风险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提升产业链韧性已成为保障产业链安全稳定的重要途径。论文以东北地区34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与方差分解法，实证分析了2013—2022年间其产业链韧性的动态演进、空间差异及内在结构。结果表明：① 10年间，东北地区城市产业链韧性持续上升，由2013年的0.199上升至2022年的0.240，年均增长率为2.10%。不同城市产业链韧性的绝对差异逐渐增大，多极分化的特征愈加明显，并随时间推移存在等级固化的趋势。② 东北地区城市产业链韧性呈现出“核心稳定、梯度扩散”的空间分布特征，产业链韧性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于哈长城市群和辽中南城市群，在此基础上形成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4大核心增长极，并进一步呈现出以4大核心增长极为中心向四周递减的阶梯状分布格局。③ 东北地区城市产业链韧性的空间差异不断增大。超变密度是其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贡献率为54.30%。④ 产业链引领力与产业链抵抗力差异构成东北地区城市产业链韧性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而增大产业链恢复力差异对缩小总体差异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产业链基础差异贡献率显著下降，而产业链可持续性差异贡献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总体差异的变化方向。研究结果可为促进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经验支撑。

人口流动和产业协同集聚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论文以东北地区177个县(区)为研究对象，基于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探索东北地区县(区)人口流动和产业协同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县(区)人口流动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县(区)尺度下东北地区流入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表现为聚中有散，且主要向沿海沿边地区县域以及市辖区集中，流出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较为均衡；产业协同集聚形成了由外围县域向中心城市市辖区集中的“核心—边缘”特征。② 县(区)人口流动对产业协同集聚存在空间非平稳性影响，人口流入促进了产业协同集聚，人口流出对产业协同集聚的抑制作用增强。③ 县(区)人口流出对知识密集型产业协同集聚的抑制作用大于人口流入的促进作用，数字化转型加剧了东北地区劳动力技能供需错配，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效应开始显现。研究结果为东北地区加强人口和产业集聚能力、优化产业布局，实现全面振兴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现实启示。

研究产业人口集聚特征与时空演变规律对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基于第五至七次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及同期土地利用数据，论文构建了一种高精度产业人口格网化方法，绘制了2000、2010和2020年天山北坡经济带产业人口格网密度分布图，系统解析其空间集聚特征与时空分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产业人口的空间分异显著，农业人口沿山前绿洲呈条带状分布，工业人口形成“工业城市—交通廊道”集聚模式，服务业人口则表现为以乌鲁木齐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分布的“珠串式”点轴分布格局；产业人口整体呈现以“乌鲁木齐—奎屯”绿洲廊道为脊线的“屋脊式”空间格局。② 2000—2020年间，农业人口规模与占比持续缩减，但始终保持“核心区—过渡带—外缘区”三级梯度分异特征；工业人口在规模扩张同时呈现密度峰值下降，形成城市核心、能源基地与交通干线协同作用下的“点—轴”结构；服务业人口总量增长伴随密度分异，“珠串式”分布特征持续强化；产业人口整体上从农业人口主导的分散格局向二三产业人口主导的集聚格局转变，深刻反映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响应。研究建议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引导产业人口分布优化，实施梯度空间发展战略与差异化产业支持政策，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对促进中国对外投资及“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发展仍受地缘环境、制度差异、市场波动等多重因素制约，亟须建立保障机制。海外园区涉及多层级、多要素和多主体的协同发展，而行动者网络理论能够解析异质行动者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为海外园区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视角。因此，论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了以“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为强制通行点的行动者网络，分析了海外园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三重保障机制，即多层级政府协调机制、多尺度合作运行机制和多主体利益分配机制。结果表明：① 多层级政府协调机制是海外园区的发展基础，通过各项政策与规定来协调各行动者，规范、建设和经营园区，为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② 多尺度合作运行机制是海外园区的联动基础，推动各行动者主动参与、积极合作，形成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来释放海外园区发展的溢出效应，为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合作保障；③ 多主体利益分配机制是海外园区的动力基础，各行动者受不同利益驱使参与园区的建设，提高了园区发展的经济效益，为海外园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利益保障。研究不仅丰富了海外园区研究的理论视角，而且提供了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依据。

随着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传统零售加速向新零售转型，新技术颠覆性改变了文化信息的传播获取途径，深刻改变了城市的文化消费空间结构。与物流驱动下实体商品零售空间发生重构不同，文化消费空间演化的规律和本质有待探讨。论文以书店为典例，运用核密度分析、最邻近指数、地理探测器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分析2012—2022年天津市书店空间的时空演变特征及空间演变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书店空间呈现“先中心聚集—后外围扩散”的空间演化趋势，2016年为转变拐点；② 新型书店的发展倾向于技术扩散假说，上述“聚集—扩散”现象首先在中心城区显现，郊区滞后；③ 书店空间重构的本质在于零售功能的转变，由零售功能转向体验功能，在选址上体现为学校对书店布局的影响逐年减弱，反之，商业中心的影响逐年增强；④ 路网和地价对书店的影响呈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初期选址遵守传统零售布局模式，后渐摆脱对传统优势区位的依赖。研究验证了不同新零售业态的差异化空间演变趋势，为新零售选址布局、业态关联组织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节庆常被视为识别民族地区地方性的关键资源，在地化同地化实践过程中，它所表征的地方性对文化活态传承与文旅市场可持续具有重要意义。论文聚焦地方小遗产的文化实践，以恩施女儿会为典型案例，从“地方性”视角出发，提出“结构—人/非人—行动—地方”分析框架，系统解析民族节庆在地实践中地方性建构的动态过程与深层逻辑。研究发现：① 民族节庆在地实践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其地方性呈现依赖于政府角色的逐步调适，主要表现为从支配，到审视再到授益；② 其实践过程基于初始期、快速发展期和高质量发展探索期的时序，表现为结构背景设界纳定了民族节庆在地实践需具备的行动者要素，决定了依托地缘、业缘等关系的行动策略实施，并生成物质、符号与体验等地方性表征；③ 文化主权让渡、叙事维度增殖与空间尺度延伸构成了在地实践的三个逻辑单元，不同时序下地方性情境呈现“经贸下的地方生活延续”到“社会现实下的地方个性呈现”再到“文旅战略下的超地方共生”的演变。研究深化了地方建构中结构与能动要素复杂互动的理论认识，为理解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节庆重塑地方性提供了重要案例，未来可拓展比较研究以进一步验证理论。

某一区域的宏观空间结构与微观个体行为间的关联，很难用传统的数理方法进行解析。而熵理论为认知人文经济地理空间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特别地，热力学熵是评价一个空间系统无序程度的状态函数，它建立了系统的宏观秩序化与微观存在状态的数量之间的认知桥梁；信息熵则为评价地理事物的属性信息及其变化过程、空间秩序化提供了重要的量化方法。由此论文从孤立系统→复合系统→开放复杂巨系统的视角，从“社会物理学”关注了人文经济地理学中的“熵”；并逐步贴近实际地讨论了人文经济活动中空间熵的现实表现，进而对传统区位论进行了重新阐释。进一步讨论了由热力学熵、信息熵拓展而来的空间熵理论的系统基础，及其与以分形为代表的现代数理方法的关联，其目的就是要在系统科学发展的背景下重新理解人文经济地理空间，并探索其研究范式、掌握其理论内涵。

城市更新已成为城市发展与转型的前沿话题。租差理论通过揭示资本回流内城区的现象，成为解释城市更新内在机制的经典理论之一。论文通过系统的文献总结，探讨了租差概念的演变特征，并回顾租差理论及国内外城市更新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租差理论在城市更新中的应用进展。租差概念的提出揭示了资本投向城市建成环境的内在机制与动力。租差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与拓展，呈现出包容性、人文性、全球性、多元性和创新性等特征。这也反馈出城市更新逐步向业态活化、生态修复、场景营造、文化传承和创新驱动等方面转型，展现出渐进有序性、多元共治性、政策导向性等关键特点。租差理论的发展呈现出4个显著的演变特征：理论内涵日益综合化发展；空间增量租金向兼具非空间增量租金转变；租差测度模式呈多元化发展；从资本逻辑到利益分配公平性的关注转向。国内外城市更新呈现出地产导向、文化导向和科创导向等发展模式。租差理论与城市更新实践的融合日益深化，论文针对中国前沿城市更新中显现的矛盾，尝试从租差理论视角提出创新性思路，以期为中国城市开发建设与转型提供理论参考，助力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坡沟系统作为黄土高原小流域特有的地貌构型，其用地格局演变深刻影响人地交互过程。作为黄土高原人地矛盾的突出区域，黄土丘陵沟壑区用地格局变化尤为剧烈。论文采用文献回溯和归纳总结方法，在建立坡沟系统理论认知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1980—2025年黄土丘陵沟壑区坡沟系统用地格局的演变过程、综合效应及其优化路径等方面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① 坡沟系统“峁、坡、沟”不同地段自然、经济要素分异明显，形成用地格局的水平分异和垂直分异特征。② 当前研究重点关注坡沟系统用地格局演变引起的土壤侵蚀、水沙产量、植被覆盖等资源环境效应，对农民福祉、非农就业等社会经济效应及其耦合机制关注不足。③ 优化路径可分为问题解决型、资源利用型和系统设计型，但普遍存在过于侧重局部工程与单一结构调整，缺乏系统化设计框架与区域社会经济综合效益评估等问题。未来，需以人地系统耦合理论为指导，建立坡沟系统用地格局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借助高分遥感监测、实景三维测绘和计算机建模等技术精细化测度垂直空间上的用地格局演变过程，开展“地块—地段—坡面—沟域—区域”多尺度坡沟系统用地格局问题诊断与优化布局设计，并拓展从区域到全球的坡沟系统用地格局国际前沿研究。本研究有利于加深黄土丘陵沟壑区坡沟系统用地格局演变的理论认知和优化路径，为区域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Visceral geography是由Jessica Hayes-Conroy与Allison Hayes-Conroy于2010年提出的理论范式，强调身体内部感知如何在非理性、非语言的层面参与空间实践。论文将其译为“本能地理学”，并界定为“社会建构的身体本能”，以区别于身体先天的生物反应。尽管西方学者在饮食、情绪、性别与种族等研究议题中对本能地理学加以广泛探讨，但普遍存在理论整合不足、分析框架松散等问题。鉴于此，论文梳理了本能地理学的理论演进，明确其核心命题“生物—社会双重编码”，并提出“具身性—关系性—变革性”的分析框架，以增强对这一理论范式的认识。论文还总结了三大核心议题：身体本能的食物政治、种族化空间政治与具身地方政治，展现了身体经验如何介入复杂的空间权力关系。最后，结合中国语境展开理论反思与中西对比，指出该理论在本土研究中的潜在应用价值。研究将本能地理学引入中国地理学语境，探讨身体经验如何嵌入空间政治实践之中，从而拓展了身体地理研究的理论视野。

在金融化转向时代，高专业性、高附加值的高端金融服务能力已成为城市参与区域资本配置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然而现有研究大都在静态分析框架下对城市金融服务能力进行测度，缺乏基于城市间实际金融联系的动态网络视角以及对城市高端金融服务能力的关注。论文突破传统网络构建方法，基于上市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s，IPO)过程中上市企业与相关高级生产者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APS)企业之间的金融服务关系，将首发募集资金计入权重构建1993—2023年多阶段中国城市高端金融服务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城市高端金融服务能力进行测度评价，并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解析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金融网络呈现“核心—边缘”等级与“东密西疏”空间格局，区域网络格局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耦合。② 中国城市高端金融服务能力呈现以“北京—上海—深圳”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极化格局随时间推移不断凸显。③ 基于“投入—需求—制度”分析框架的实证结果揭示了城市高端金融服务能力的核心形成机制：金融业人才储量通过增加城市人力资本提升高端服务供给质量，城市创新能力主要通过科创企业上市拉动高端金融服务需求发挥作用；城市行政等级则通过制度赋能促进要素集聚与创新生态建设，间接推动了能力提升。研究构建的动态加权网络方法突破了传统频次统计的局限，更加科学全面地揭示了中国城市高端金融服务能力的空间格局，同时为理解其形成机制提供了坚实的实证依据。

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作为中国区域发展中的“问题区域”，随着自身比较优势的降低，异地投资逐渐成为加速区域间生产要素流动、推动自身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式。论文基于2001—2022年中国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数据，在分析异地投资规模、投资距离及投资领域特征的基础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揭示异地投资网络演变特征，并从推力与拉力角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研究期内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规模逐渐增加，且存在较为明显的“本地偏好”，近年呈现“两极收缩、中间扩张”的特征。②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是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的主体，还是被投资的重要领域，其中被投资的生产性服务业经历了由批发和零售业向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变化。③ 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网络复杂程度和投资活动强度持续提升，但空间结构整体较为分散。研究期内最大联系极化现象减弱，网络结构性调整态势较为明显。④ 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网络组团化态势显著，新增节点更多通过跨组团协作融入网络，企业异地投资网络逐渐由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向平衡发展状态转变。⑤ 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企业异地投资各阶段要素影响强度差异明显。衰退型资源型城市的经济活力水平及投资双方的地理距离始终是主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