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网络与区域经济韧性是经济地理学者关注的热点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探究数字技术创新网络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2010—2021年合作创新专利和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经济韧性测度指标体系，刻画了长三角城市数字技术创新网络及经济韧性时空演化特征，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创新网络结构特征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城市数字技术创新合作联系程度日益提高，且逐渐演化形成“核心—边缘”结构和凝聚子群结构。长三角城市经济韧性均呈现逐年稳步上升态势，但空间差异逐渐增大。② 长三角城市数字技术创新网络的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中介中心度则对经济韧性产生负面影响，稳健性检验也表明该结论成立。③ 相较于中心城市，边缘城市的数字技术创新网络对其经济韧性提升影响更大，且中介中心度更加显著，这一效应与核心城市差异较大。研究结果对于厘清数字技术创新网络和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探索提升区域经济韧性的路径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智能制造装备已成为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研究其生产供应关系对于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2023年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核心企业—供应商数据，论文采用帕累托分析、k-核分析等方法，从生产供应联系、生产供应网络、生产供应组团三大维度探究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生产供应关系的空间演化特征。结果显示：① 企业联系数量和强度递增，700~1800 km是全国尺度上智能制造装备企业生产供应联系的普遍距离。城际生产供应联系格局由双核心放射形、三角形演变为弓箭形，城际生产供应联系的优势流存在相似与差异。企业间强生产供应联系逐渐从市内转向城际，外向性城市的数量快速增长。② 10余年间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城际生产供应网络的结构日益紧密和复杂。2015年后基于城际生产供应网络的城市等级体系由“金字塔”迈向扁平化。③ 中国智能制造装备生产供应组团的数量由21个增至29个。长三角生产供应组团始终保持领先，珠三角、京津冀和山东半岛生产供应组团稳步发展，长江中游和成渝地区生产供应组团地位显著提升。组团内部的节点关联格局可分为单中心、一核多副、两核多副、多中心和低水平均衡5种，10余年间各生产供应组团内的节点关联格局产生时空异质分化。
随着中国与东南亚等地区经贸合作更加紧密，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物流发展质量和效率，对于推动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覆盖区30个城市单元为研究区，基于长时间序列统计数据，应用BP神经网络模型预测西部陆海新通道主通道建成后各城市铁路、高速公路物流量，利用改进引力模型模拟未来通道能力条件下各城市间物流联系量，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开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成前后铁路、高速公路物流网络结构比较分析。研究表明：①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有助于缩短核心覆盖区城市间铁路和高速公路距离，提高各城市的货运总量；②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成后，防城港、昆明等面向东南亚的海港、陆港城市与重庆及各省会城市间的物流联系得以较大程度强化，并促进各类货物流向一般地级市，物流网络格局呈现层级化和一体化发展的特点；③ 无论是距离缩减效应、货运量变化还是物流网络结构变化，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对铁路物流网络的影响均强于高速公路物流网络。通过对比新道建设前后陆路物流网络格局变化，可为优化通道布局、升级物流网络及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功能多中心是城市群本质特征的反映，也是构建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新型城镇化格局的重要举措。论文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腾讯人口迁徙数据，分析了城市群在全国与区域尺度上的人口流动网络结构特征与功能多中心时空演化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功能多中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群整体的区域功能多中心指数大于全国功能多中心指数，并朝多中心方向发展；优化提升、发展壮大和培育发展三种发展类型城市群的全国与区域功能多中心指数均存在较大差距。② 大部分城市群的区域功能多中心指数大于全国功能多中心指数，符合尺度越大多中心指数越小的规律性；各城市群的功能多中心类型稳定，但演化方向具有差异性。此外，城市群功能多中心类型与城市群发展类型并没有明显的关系，城市群功能多中心类型具有复杂性。③ 人均GDP的提高降低了全国功能多中心指数，并且与区域功能多中心指数呈现“U”型关联；二三产业总值之比提高促进了全国功能多中心指数的提升；常住人口规模增加和互联网用户比重降低促进了区域功能多中心指数的提升。研究结果可为城市群空间结构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相关参考。
在全球化、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并行背景下，中国城镇体系的层级结构与流动网络相互交织、交互作用。论文基于改进的引力场模型以及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城镇层级与人口流动(“层级—流”)交互下的武汉城市圈经济效能。研究发现：武汉城市圈城镇经济效能呈现显著的中心—外围格局，“武汉—鄂州—黄石—黄冈(武鄂黄黄)”经济高效能轴带初步形成。城镇经济总量会随着城市规模等级的提高实现超线性增长，但城镇经济规模以及效能差距有缩小趋势。人口跨尺度流动能促进城镇经济效能的增长，不同维度城镇层级对城镇经济效能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规模层级对城镇经济效能的影响是消极的，但大城市人口流的加剧能削弱规模不经济；功能层级对城镇经济效能具有促进作用，而且其能通过跨尺度人口流动进一步促进集聚经济；行政层级能促进城镇经济的高效能增长，高行政层级城镇人口流的加剧会促进层级扩散，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行政层级的集聚效应。“层级—流”交互拓展了城镇经济增长的研究视角，深化了对不同层级单元经济高效能增长机理的认知，为都市圈城镇经济协调高效能发展奠定了基础。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日渐活跃并受到不同学科的广泛关注。基于地理学视角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有助于增强学科间对话，深入理解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的时空过程、影响因素和效应。论文通过总结少数民族人口迁移相关理论，构建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的整体性分析框架。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的积极性不断提升且内部差异显著，总体呈现由乡进城、自西向东和省内迁移流动为主的格局特征；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因素既有全国人口的共性，也体现了民族特征的作用；作为特定群体的地理空间行为过程，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通过城镇化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但其对民族地区发展的影响仍需更多的研究关注。未来研究的重点领域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体系中的选择和分布、民族特征在人口迁移决策中的作用机制、迁移流动对民族地区及个体的影响效应等。
城乡接合部的经济空间是地理学、社会学、城乡规划学等学科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论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相关国际研究为参照，系统梳理了中国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研究的阶段与进展：包含城镇化起步期的国外理论借鉴、城镇化加速期的现实问题关注、城镇化中后期的多元价值探讨三个阶段。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呈现出经济类型的包容混杂、形态演化的动态破碎与经济动能的二元并存三个特征。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演化存在两种路径：第一种由自上而下力量主导，呈现“城郊农业—集中大型工业—高新技术产业”路径；第二种在自下而上的推动下，前期呈现“城郊农业—乡镇工业”路径，后期因区域差异分化出不同分支。演化机制方面，城镇化是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演化的根本动力；技术要素是其演化的核心因素；政府、市场、社会在其演化过程中均起到关键作用。最后，基于上述综述提出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未来研究有尺度与区域差异、后工业时代特征、跨边界网络特征、治理引导等4个维度的研究方向。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极端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频发，全球粮食供应链风险愈发凸显，提升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成为保障全球粮食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根本途径。论文基于复杂网络视角，通过构建多维度供应链网络韧性测度指标，对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进行了测度，并对其韧性演化特征及节点抗干扰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水稻和玉米全球供应链韧性水平较高，其次是小麦全球供应链，大豆全球供应链韧性水平最低；② 4种粮食产品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类型均为韧性网络，具有快速恢复和适应能力，且韧性水平均有所提高，但其提升水平存在差异，从高到低依次为大豆、水稻、小麦、玉米；③ 在4种粮食产品全球供应链网络中，中国的抗干扰水平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低于美国，且小麦和玉米抗干扰水平有待提升。研究结果对于明晰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水平及韧性演化特征、提升中国在全球粮食供应链网络中地位及抗干扰性具有重要现实和理论意义。
村镇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空间支撑，在单村发展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构建服务于乡村组团发展的村镇体系识别路径，并探索不同发展团的振兴途径，有利于区域的协调发展。论文构建“乡村发展极—乡村发展团”的村镇体系识别路径，利用天津市静海区18个镇的379个村庄的多源数据，探析村镇空间关联网络特征，而后基于村镇体系识别路径划分乡村发展团，最后提出不同发展团的乡村振兴途径。主要研究结论为：① 经济发展、资源禀赋以及人居环境不同维度下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各异，综合发展水平的局部集聚特征明显，其网络密度呈现出由东北向西南方向递减的分布格局；② 根据资源特征，将村庄划分为多资源主导型(P-C-A)、双资源主导型(P-C、P-A、C-A)、单资源主导型(P、C、A)和无主导资源型(p-c-a)4类8种，静海区的单资源主导型和无主导资源型村庄占多数；③ 按照村镇体系识别路径，依次识别中心村、特色村、乡村发展团，进一步根据主导资源评价结果，识别乡村发展子团；④ 基于村镇体系优化格局探析乡村发展团的特征，提出分区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组团发展路径。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中国重要增长极之一，但在城市群核心区增长的同时非核心区出现了较严重的收缩现象。传统识别方法限于人口指标，容易造成一刀切。论文基于人口、经济、用地三个维度，借助多维标度降维与聚类算法，识别长江中游城市群收缩格局，分析其特征。经过与采用单一人口指标的方法比较，该方法能有效识别“潜在收缩”，并更精细描述区域收缩特征与状态。基于该方法研究发现：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主要呈现三种类型的收缩状态，分别为人口收缩主导型、用地收缩主导型以及人口、经济、用地全面收缩型；② 空间上呈现“核心城市内部的局部收缩”“外围城镇成片收缩”及“边缘城镇点状增长”的特征；③ 产业快速转型、高等级城市虹吸效应、少数民族政策、地区发展战略选择分别是形成以上空间格局的重要原因；④ 在城市需求减少、城镇化成本提高的推力与国家强化县域经济发展的拉力下，人口和资源部分回流可能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新趋势；⑤ 新趋势下，区域中心城市要正视土地城镇化后劲不足问题，避免过度扩张，防止形成虚假城市化和债务问题；县城或将成为承载人口回流的主要载体，需引导资源向县城倾斜，依靠县域经济接纳城市一部分过剩产能与劳动力。研究提出的技术路线能够进一步增强收缩城市识别的准确性；应用该方法识别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收缩格局能够帮助更好认知该地区城镇化特征。
绿色金融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一致性，探讨绿色金融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的耦合协调特征与影响因素对“双碳”目标实现和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13—2021年湖南省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和ArcGIS技术揭示绿色金融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耦合协调态势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湖南省绿色金融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且随着时间演变持续向好，逐步向高级协调阶段发展。省内四大区域耦合协调度基本呈现了与湖南省整体较为一致的态势。② 耦合协调度具有空间集聚特征，呈现以长沙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表现为东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北部地区大于南部地区；但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大于东部和北部地区。③ 绿色金融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的耦合协调关系受到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规模、绿色研发投入、数字化基础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其中绿色研发投入和金融发展规模的解释力度大于其他因素，是绿色金融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并为因地制宜地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互联网和数字平台驱动了创意产业跨区域网络关系的建立，这种虚拟网络关系的形成深刻改变了城市的资源获取能力并进一步影响着地方创意产业的发展。论文基于中国网络游戏产业数据，探讨城市在产业跨区域网络中的嵌入对地方网络游戏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数字化驱动游戏产业分散化生产的同时也加剧了现有游戏产业中心的主导优势。网络游戏产业合作网络的主要节点以东部沿海城市为主，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下，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也开始崛起并逐步嵌入到由核心城市主导的跨区域网络中。② 跨区域网络嵌入显著促进了地方网络游戏产业的发展，即核心城市控制着网络中创意资源的流动、匹配和组合，其他城市依旧能够通过大量的外部合作以及加强与优势节点的连接而提高自身获取资源的能力。③ 地方游戏产业发展的空间依赖性较低，虚拟集聚型网络关系的溢出效应比地理邻近的溢出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高度数字化背景下创意产业空间组织的理解，在厘清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空间结构和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为地方政府优化游戏产业布局提供参考。
全球变暖背景下，北半球夏季陆地昼夜复合高温频发，天尺度连续性降水减少，短历时、强降水致灾强度增加，昼夜降水组合关系正在改变。与年代、季节尺度相比，黄土高原夏季昼夜尺度降水时空变化规律尚不明晰。论文基于1970—2020年逐日降水数据，辅以经验正交分解、趋势分析等气候诊断方法，对黄土高原夏季(6—8月)4种昼夜降水类型(昼晴夜雨、昼伏夜雨、昼夜连雨和昼雨夜晴)降水量、天数和强度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黄土高原夏季和夜雨雨量显著增加，并未改变夏季和夜雨“东南多、西北少”的空间分布格局；② 受降水量波动与降水日数下降的影响，黄土高原昼晴夜雨、昼夜连雨、昼雨夜晴的降雨强度呈现显著增加趋势，而昼伏夜雨降雨强度在20世纪90年代后维持稳定；③ 宁夏中部干旱带、河套平原东部、山西北部、汾渭平原—伊洛河平原，是昼晴夜雨变化的敏感区；昼伏夜雨变化敏感区为：土石山区、黄土高原西南高海拔地区。黄土高原东南部河谷平原区，是昼夜连雨、昼雨夜晴变化的敏感区。研究结果启示：夏季白天和昼夜连雨降水强度增加，正在改变黄土高原昼夜极端降水态势，未来需要加强夏季昼夜极端降水变化机理研究，为构建区域综合风险防范体系提供理论基础。
建设具有韧性的都市圈、城市群城市网络，是推进区域安全和高效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科学认识灾害风险在城市网络中的传导机制并评估网络韧性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论文立足于城市网络的基本概念，首先提出了包含设施网络和功能网络的复合城市网络模型，探讨多层网络之间的物理关联、功能关联和地理关联关系；其次，从结构和功能、整体和局部两个方面解析复合城市网络韧性的内涵；再次，从传导路径、传导过程和传导影响三个视角揭示灾害风险在复合城市网络中的多维度传导机制，建立了灾害风险和网络韧性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提出“复合城市网络模型建立、网络中的风险传导模拟、指标体系构建及韧性评估”三个步骤的复合城市网络韧性评估框架，并以洪涝灾害下武汉都市圈“公路—人流”复合城市网络韧性评估案例来验证框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研究成果可为考虑灾害风险传导的城市网络韧性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提供一种新探索。
探究城市形态对热环境的影响是实现可持续城市规划和改善热环境的关键。论文以典型的高密度城区——天津市南开区作为研究区，借助建筑和遥感影像数据，量化社区尺度的城市形态和夏季地表温度，并通过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K-means聚类方法的集成应用，探究城市形态对地表温度的空间异质性影响并对其进行聚类分区。结果表明：① 天津南开区夏季地表温度呈展现“北高南低”分布及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形成“高—高”与“低—低”聚集模式。②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在拟合和解释城市形态与地表温度关系方面显著优于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③ 城市形态指标对夏季地表温度的影响存在多尺度空间异质性，其影响力依据平均大小顺序可排列为：建筑密度>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容积率>建筑体积密度。其中，建筑密度和建筑体积密度促进地表温度的升高，而归一化植被指数和容积率则对其起到显著的降温效应。④ 基于城市形态指标对夏季地表温度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进行聚类，可将研究区划分为三个显著不同的区域，并制定差异化的规划策略。研究结果可为社区热环境优化提供科学依据。此外，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K-means聚类方法的有效集成，为城市热环境研究和相关领域提供新视角和方法学框架。
伴随着新唯物主义的兴起，政治地理学出现了“体量转向”，以破解日益凸显的自然与人文二元化难题。体量研究反对传统地缘政治研究扁平化、静态化的倾向，主张从地球系统的物质性出发，强调空间的三维性、流动性对人类活动乃至情感不可忽视的作用，开启了体量政治与权力运作的地球政治研究热潮。实证研究层面，“体量转向”聚焦于地缘政治的立体化、与地球物理政治的交互，以及人类身处地球表层系统中的沉浸感和情感氛围，揭示了地球系统干预下的政治、权力和情感的运作。“体量转向”一方面翻转了以平面主义为基础的传统领土观，显著拓展了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将人地关系从人类中心主义延展至人类—地球系统的综合视域，弥合了“人—非人”“自然—社会”的二元割裂，强调人类身体与地球系统的具身交互。“体量转向”对中国地理学的研究视域拓展和研究主题整合必将作出贡献。
全球气候变化对中亚干旱区影响显著，正重塑其水循环格局，区域水资源系统的脆弱性日益凸显。论文系统梳理已有研究的多源观测数据与模型模拟成果，从气候变化、冰川和积雪变化及水资源变化三个维度，揭示中亚地区水资源的时空分异规律，并系统评估数据与方法的不确定性对水资源评估的制约效应。梳理发现：① 气候变化方面，1901年以来中亚地区呈现暖湿化特征，表现为持续增温趋势(其中1960—2011年间年均温升速率达0.3~0.4 ℃/10 a)和降水量增长(0.66~1.93 mm/10 a)，年降水量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1901—2013年间，极端高温事件频率增幅较北半球同纬度地区高30%。多模式预估显示，到2100年区域温升幅度将达2~6 ℃，降水变率(-3.34~4.63 mm/10 a)呈现冬季湿润化、夏季干旱化的季节分异特征。② 冰冻圈对气候变化响应明显。天山山脉冰川面积退缩速率达0.53%/a~3.01%/a，质量损失呈现西南—东北递增梯度。中亚地区积雪覆盖率存在时空差异，整体上积雪范围和持续期呈显著下降趋势。③ 水资源变化方面，冰川覆盖率高的流域径流在短期呈增加趋势，但部分冰川径流已出现下降的转折信号。长期预估显示，至2100年天山地区径流量减少幅度最高可达36%。人类活动叠加气候强迫进一步放大了水资源压力。尽管数据融合、分布式水文模型及降尺度等技术取得进展，但高海拔观测不足、数据分辨率不一致、模型对非线性过程刻画有限以及冰冻圈—水文耦合机制认知不完善，仍限制了系统性理解与精确预测。因此，加强构建跨境水文气象监测网络、开发多尺度数据同化系统，有利于提升该地区的水资源监测和调控能力，促进气候变化情景下的水资源评估研究，支撑可持续水资源管理，以提升中亚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水安全的能力。
当前，全球金融科技创新已成为各国金融竞争的核心领域。论文基于Orbis全球知识产权数据库，对1962—2022年间的全球金融科技创新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并比较了中国与传统金融强国在技术知识能力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1962—2022年间，全球金融科技专利数量规模与知识多样性显著提升，“电子信息技术”“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5大技术领域的融合程度持续深化。② 在金融科技的技术知识运用方面，传统金融国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电子信息技术领域，而中国则在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领域表现出较强的技术积累，但在金融服务领域的运用能力仍有待提升。在技术知识组合方面，中国与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知识组合能力最强，尤其在生物识别技术与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的组合创新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③ 传统金融国家间在技术知识运用与组合能力构成上具有高度相似性，而中国与这些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基于研究结论，中国未来在重点突破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的同时，还应通过深化国际合作实现共性技术难题的协同攻关。
开发区作为产业集聚的核心载体，是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其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往往面临产业同质化和盲目竞争等挑战，而积极响应开发区构建共生互补产业体系的政策目标、推动开发区良性互动发展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论文以长三角地区97个国家级开发区为研究对象，基于技术互动理论，综合技术互补与竞争指数、社会网络分析和二次指派程序(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QAP)等方法，分析了1985—2021年开发区技术互动的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地区国家级开发区的技术互动经历了低位波动期、消长分异期和同步增长期三个阶段，并呈现出由竞争和互补并行到以技术互补为主的动态演化过程。②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技术互动趋势大致相同，但后者技术互动的强度更高。③ 开发区的技术互动网络逐步成熟，技术互补网络呈现“多核心—多层次—广覆盖”的“菱形”结构，社团之间联系日益紧密，而技术竞争网络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局面。④ 开发区技术互动初期受所在城市的行政区隔和城市行政等级的影响较大；中期跨区域合作逐渐兴起，城市行政等级差异的影响增加；后期则更多由开发区本身的地理邻近性和主导产业结构相似性驱动，反映了开发区技术互动由行政导向下依赖城市联系转向市场导向下自发驱动的变化。研究拓展了技术互动理论的知识边界，深化了开发区协同发展的研究进展，并提供了来自技术要素这一底层架构的知识贡献。
探索如何针对不同类型城镇化的发展特征实施差异化策略，是实现中国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理论与现实问题。论文从人口的户籍地和现住地情况以及城乡划分中关于“城镇”的规定出发，基于2010年和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细分了海峡西岸城市群人口城镇化的在地、就地、就近、异地、户口未定5种城镇化类型，综合运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各人口城镇化类型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空间分布上，各城镇化类型呈现整体提升或梯度扩散的宏观格局。其中，在地、就地城镇化在时段内整体水平显著提升。就近、异地、户口未定城镇化则呈现梯度扩散分布，各自形成了地级市中心为核心梯度扩散、沿海向腹地梯度递减以及沿海集聚而腹地分散的梯度格局。② 时空变动上，各类型城镇化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整体聚集特征稳中有变。在地城镇化“高—高”集聚区由潮汕扩展为潮汕—上饶双核；就地城镇化“高—高”集聚区向西部迁移；就近、异地及户口未定城镇化“低—低”集聚区在闽赣交界形成带状分布，而“高—高”则在沿海聚集。③ 影响机制上，自然条件奠定初期格局；在历史路径下形成的簇团社会文化网络促进了多元化的城镇化发展。同时，政府决策一方面通过开放性政策和户籍制度、行政区划调整和城乡划分直接影响城镇化，另一方面通过调控经济社会和空间因素产生间接影响。
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中国城镇人口收缩城市数量持续增多，给城镇建设用地资源配置带来挑战。论文基于多源人口与用地数据，以东北地区为例，建构了“层级约束+多情景模拟”的预测方法，对2020—2035年间城镇人口变化进行预测，并结合“静态协调”和“动态适应”视角识别建设用地发展风险，提出用地配置优化思路。研究发现：① 城镇人口预测揭示未来东北地区城镇人口将持续下降，收缩城市数量增多与收缩程度加深，空间格局呈现显著的“核心增长—外围收缩”特征，资源型与老工业城市收缩尤为严峻；② 城镇人口转变呈现多样类型，用地配置转型压力分化，以“收缩加深型”和“陷入收缩型”为主，并呈现显著省际差异；③ 东北地区呈现“静态规模冗余”为主与“动态适配不足”为主的人地关系特征，地级市建设用地冗余普遍，多数城市基期用地配置模式仍以扩张为主；④ 建设用地配置深层矛盾凸显，30个收缩城市存在差异化的用地配置风险，以高风险城市为主，形成“土地—资产衰退循环”，亟需探索“用地减量”中的“价值路径”。通过建构“人口预测—用地风险”的系统性逻辑框架，研究创新了人口预测方法，系统诊断用地风险，为指导收缩城市建设用地配置优化进行了有益探索。
探究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和转型发展的创新路径与模式，是乡村地理学研究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核心议题。论文借助共生理论的分析框架，以江苏省宿迁市耿车镇转型实践为例，探究多利益主体间建立和维系共生关系、共同推动乡村转型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认为：① 中央、地方政府和以乡村精英为代表的地方行动者构成了乡村转型共生系统最基本的共生单元。其中，中央政府负责战略制定，地方政府负责政策探索，乡村精英和村民通过自下而上的创业成为推动转型的主体力量。② 乡村转型实质上内嵌于“宏观—中介—内生”等多尺度联结的共生环境中。国家战略转向和电商经济的发展组成了乡村转型的宏观外部环境；乡村熟人社会网络和网商间的抱团合作氛围塑造了乡村转型的内生环境；地方政府是介于国家与乡村两个尺度间的中介主体，发挥着协调各方利益、推动资源整合的作用。③ 在耿车转型实践中，共生单元在利益诉求、资源整合与能力建设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在多尺度共生环境的交织作用下逐渐形成“互利、互补、互助”等共生模式来弥合差异、促进共生效应。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背景下，实施居民迁建工程是全面推动黄河滩区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论文基于人地关系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理论，运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定量分析方法，并结合实地调研、文本分析方法，对河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驱动力空间特征与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滩区居民迁建驱动力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和等级分化特征，其中迁建动力较高的区域均集聚在滩区的中部，而迁建阻力较高的区域则主要位于滩区的东部；② 滩区居民迁建倾向整体以中、高水平为主，并呈现“以郑州为中心、向滩区东西两侧分别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且县域间差异显著；③ 二维平面映射分析显示，滩区尚有53.85%的研究单元居民迁建动力与阻力呈“双低”发展状态，而这种低水平的发展状态进一步加剧了潜在驱动力因子的隐蔽性，使其难以被及时有效地识别，从而给后续居民迁建工程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④ 滩区居民迁建驱动力空间特征是多种影响因子相互演进、共同作用的结果，收入水平、地理区位、政策扶持力度、个体因素是主要驱动力因子。研究结果可为黄河滩区后续居民迁建政策的差异化制定与精准实施以及迁建风险评估提供科学参考。
乡村生活空间重构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深刻内涵所在，对其开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旅游绅士化为切入点，基于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构建“乡村生活空间场域架构—转换机制解构”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室韦村为例，系统性解析旅游绅士进程中乡村生活空间重构及其机制。研究表明：① 室韦村的旅游绅士化具有鲜明的时空阶段性，经历了旅游绅士化萌芽阶段、旅游绅士化初级阶段和旅游绅士化发展阶段，由原始场域转换为旅游场域；② 乡村生活空间即为一个场域，根据居民日常行为活动衍生出居住、消费、就业以及社交等4个子场域，以此架构乡村生活空间重构的四元分析框架并剖析其重构特征；③ 乡村生活空间场域充满了不同行动主体间的较量与博弈，场域内“权力—资本—惯习”相互作用，以此解构室韦村生活空间场域的转换机制。研究旨在从理论方面深化乡村生活空间研究，既是场域理论在地理学领域的尝试与探索，也为乡村生活空间重构以及厘清背后复杂问题与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析思路。
提升人类福祉的同时降低环境压力，是湖区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论文构建并计算了环鄱阳湖区福祉环境强度指数，采用Dagum基尼系数、LMDI因素分解等方法，分析了2007—2022年环鄱阳湖区福祉环境强度的时空分异特征与驱动效应。结果表明：① 2007—2022年，环鄱阳湖区呈现出综合福祉持续提升与环境污染逐步缓解的协同发展态势，其福祉环境强度指数显著降低。滨湖区与环湖外围区的福祉环境强度也趋于降低，但滨湖区福祉环境强度高于环湖外围区。② 环鄱阳湖区福祉环境强度的空间差异先缩小后扩大，其区域内差异大于区域间差异，流域间差异大于流域内差异。缩小滨湖区、环湖外围区内部以及流域间差异是缩小环鄱阳湖区福祉环境强度空间差异的关键所在。③ 技术效应和集约化效应是环鄱阳湖区、滨湖区和环湖外围区福祉环境强度下降的主要驱动力，其对滨湖区福祉环境强度的促降作用大于环湖外围区。人口集聚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和福祉转化效应则抑制环鄱阳湖区福祉环境强度下降。研究结果可为促进中国大湖区域人类福祉可持续提升提供决策依据，为制定差异化的湖区绿色转型策略提供参考。
迁居研究是理解城市社会空间转型、机制以及检验城市政策社会空间效应的重要途径。论文在回顾迁居城市宏观汇总分析与微观非汇总研究基础上，以安庆市为例，基于3367份迁居调查，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法,以社区为单元建立居民迁居网络，展开社区与迁居互动关系及其时空特征、演进与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社区是结构因素影响微观迁居行为的“媒介”，结构因素通过不同类型社区对居民迁居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表现为居民迁居网络存在结构性“过渡”社区。随时间推进，结构性“过渡”社区的类型从单位制社区转换到大型批发市场周边社区，再到保障性安居工程社区、老旧社区、环境风险周边社区、拆迁安置社区、城中村社区。上述社区是外来人口进城的“落脚”社区和城市居民迁往其他社区的“跳板”。② 微观迁居行为促进了社区属性变迁与社区共同体演进，表现为迁居联系紧密社区从原单位制社区内部向邻近社区间、环境风险周边社区间转换。社区共同体从社区边界内部“脱域”，走向邻近社区和城市。③ “结构—社区—行为”共同作用以及三者不同时段的作用差异，促进了社区与迁居互动及其形成的居民迁居网络时空演进。研究为理解社区变迁与实现社区善治提供重要借鉴。
缩小不同老年群体间的健康差距是推进健康老龄化国家重大战略的关键环节。论文基于广东省2010年和2020年人口普查提供的124个县区的60岁及以上人口的自评健康数据，以自评健康为“健康”的占比测度地区老年人健康水平，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对比分析广东省流动老年人和本地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2010—2020年间广东省老年人整体健康水平呈上升趋势，流动老年人和本地老年人健康水平空间分异均显著，健康高值区集聚于珠三角区域，健康低值区分布于省域边缘；② 广东省流动老年人健康水平显著高于本地老年人健康水平，并且这种健康优势具有显著的时空分异特征；③ 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健康服务设施主要影响本地老年人健康水平，而流动老年人健康水平则更多受到贫困剥夺程度、绿量和水体覆盖率、环境污染指标PM2.5、流动人口比重和家庭户规模因素的影响。该结果对促进健康老龄化背景下的公共服务资源分配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耕地是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核心保障，其数量与空间格局将直接影响作物产出效率。非洲虽然土地面积广阔，但可耕地资源有限，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准确识别耕地分布及其空间特征，揭示其与粮食单产之间的关系，是制定区域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政策的重要基础。然而现有土地利用产品在非洲地区精度受限，难以满足大尺度耕地监测的需求。近年来，物候参数通过描述植被生长的时间动态特征为准确提取耕地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为更好地理解非洲耕地变化及其对粮食单产的影响，论文利用GLASS-LAI产品，基于物候参数法提取了非洲2010年和2020年耕地数据，结合土地利用信息与粮食单产数据，分析耕地破碎度及周边地类结构对粮食单产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基于物候参数法提取的耕地结果表现良好，混淆矩阵总体精度大于0.9；② 2010—2020年间，非洲多数国家耕地破碎度上升，西非等区域破碎化与单产的负相关关系显著；③ 耕地周边建设用地和水体占比对粮食单产影响显著，高于其他地类；④ 除破碎度、建设用地占比外，经济发展水平和气候因子也是影响粮食单产的重要因素，不同区域对各类因素的响应存在显著差异。研究揭示了非洲耕地景观格局与粮食单产之间的关联机制，为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粮食安全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灾害韧性建设已成为应对洪水灾害威胁的关键战略选择和创新性治理路径。论文基于四川省洪灾威胁区54个村落和685份农户调研数据，从抵抗力、恢复力和适应力三维度构建灾害韧性框架，基于平原、丘陵和山区三大地域类型，利用熵值法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对“村落—农户”双尺度灾害韧性进行评价，并揭示其尺度关联特征。结果表明：① 村落尺度灾害韧性整体处于中低水平，且主要分布于山区和丘陵；子维度表现为抵抗力最高，其次是恢复力与适应力。② 农户尺度灾害韧性整体处于中低水平，各地域间无显著空间分布差异；子维度表现为抵抗力最高，其次为适应力和恢复力。③ 村落与农户双重尺度下灾害韧性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其中农户尺度的灾害韧性水平差异更为明显。在不同尺度和地域的韧性对应关系中，中等灾害韧性水平的关联性更强，平原地区的尺度关联性尤为显著。④ 尺度间存在关联效应。村落尺度的应急反应力、政援可达度、村庄凝聚力对农户灾害韧性的影响最大，且此规律在不同地形条件下高度一致。农户尺度的集体协作、人力资源与防灾意识是影响村落韧性的首要因素，且不同地形区主导因素存在地域分异特征，表现为平原重视集体协作、丘陵强调转型能力、山区依赖人力资源。研究结果可为制定差异化的区域防灾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对提升多尺度协同治理效能、构建韧性乡村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钾长石单颗粒高温后红外释光(pIRIR)测年技术最近被应用于青藏高原冰川沉积测年，发现仍存在一定的挑战和问题，其可靠性仍需进一步检验。论文选择中国第四纪冰川测年研究工作较为详尽的地点——天山乌鲁木齐河源地区，探索冰水沉积钾长石单颗粒测年的可行性。在红五月桥附近一个冰水透镜体中采集了2个样品，尝试了单颗粒石英光释光和钾长石后红外释光测试。结果表明，石英单颗粒释光信号弱，无法获得有效年代。剂量恢复实验表明，钾长石pIRIR110、pIRIR170适用于该区域样品测年。使用归一化中位数绝对偏差(nMAD)法剔除部分离散信号，并利用中心年龄模型(central age model，CAM)计算的IR110校正后的年龄与pIRIR170年龄相近。两个样品的pIRIR170年龄分别为21.9±2.4 ka和22.1±2.4 ka，两者误差范围内一致，且与上望峰冰碛其他年龄结果相吻合。研究验证了钾长石释光测年应用于冰水沉积中的可行性，为山地冰川沉积测年提供了参考。
中国城市发展已从外延式增量扩张转向内涵式存量优化，住宅作为最基础的民生功能载体，其可持续更新成为重要议题。论文以推动城市住房的可持续更新为目标，剖析了当前住宅可持续更新面临的三大障碍，即住宅规划建设体系对居住需求的适变性不足、权属制度的制约造成空间资源固化、购房成本支付模式与建筑全生命周期成本脱节，继而梳理和分析了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和政策实践，并从空间体系、权属制度和经济可持续性三个维度探讨了住宅可持续更新的路径。基于此，提出构建城市空间结构的管控层级，整合空间、权属和经济层面的政策工具并进行策略匹配，形成适用于不同场景的住房更新政策模式。
智慧城市建设在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对城市空间形态形成冲击。深入理解其对城市多中心化的影响，对制定城市空间规划政策至关重要。论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26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集，采用多周期和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多中心化的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政策溢出的距离衰减边界、城市异质性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① 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的多中心发展进程存在抑制作用；② 在地理矩阵、经济矩阵、经济地理嵌套矩阵三种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多中心化均表现出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地理矩阵下影响最为显著；③ 智慧城市建设的边际溢出效应呈现试点城市—省域—城市群近距离衰减的圈层结构，且随距离增加表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变化趋势，在200~400 km距离带最为突出，超过600 km则不再显著；④ 异质性分析发现，从经济地带、城市等级和主导产业划分来看，政策溢出效应在西部地区城市、较高等级城市与第三产业主导城市中正向显著；⑤ 市场分割水平和政府治理水平能够在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多中心化之间发挥有效调节作用。
2008年以来，随着土地开发逻辑从“商品化”向“资产化”发展，中国的城市更新模式逐步向金融化转型。既有研究聚焦土地金融化，从融资视角阐明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土地抵押与举债建设推动城市更新。论文从投资视角，以住房资产化为概念框架，探讨金融化背景下的城市积累模式。以广州为案例，基于多尺度分析，研究发现：在城市尺度，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资本化效应提高土地与住房价值，地方政府通过规划叙事塑造市场预期，为房地产开发创造更大的增值与积累空间。在家庭尺度，住房资产化强化了中产家庭的财富观念与投资动机。土地与住房价格的持续上涨激励中产家庭基于对城市前景的乐观预期而购房投资，期望通过房产增值分享城市发展的经济红利。房价上涨所释放的财富效应进一步推动购房热潮，并反过来维系土地出让与财政收入。由此，金融化的城市更新模式反映了城市增长机器与家庭投资逻辑的相互耦合，共同构建了以资产增值为核心的城市发展路径。最后，论文延伸探讨在城市发展由“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转变的背景下，如何重构资产化逻辑，以实现城市更新的可持续推进。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理解老旧小区居民的住房决策机制对提升老旧小区改造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价值。论文基于2023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体检社会调查中重庆市中心九城区的数据样本，构建改造意愿—迁居意愿双模型分析框架，运用随机森林算法结合可解释模型，系统探究两类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关联效应。研究发现：① 老旧小区居民展现显著的留守改善行为偏好；区位、房屋属性是影响住房决策的首要因素，改造与迁居意愿在城市空间中形成截然不同的分布格局，且在10 km处出现关键空间阈值。② 住房特征方面，楼层、产权、房屋质量、居住时长及社区环境对改造与迁居意愿表现出差异化且复杂的影响模式。③ 个体特征方面，18~24岁群体改造意愿最强，而老年人迁居倾向最保守；高收入、高学历居民在两类决策上均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显示出更强的决策灵活性。此外，改造与迁居意愿之间呈现明显的替代效应。研究为城市更新政策的精准化与差异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并有助于实现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更新目标。
低效用地识别与评价研究是存量土地盘活再利用的前提。现有研究关注低效用地的综合评价，缺乏多维度特征的交互分析，忽视了具有协同效应的高价值地块的挖掘。此外，现有低效用地识别模型通常采用线性加权评价方法，对地块属性特征和低效利用程度的非线性关系考量不足。因此，论文以地块作为研究尺度，提出了一个“双维度—交互式”低效用地识别与评估框架。具体地，运用BP神经网络识别地块内部开发强度，运用熵权法评估地块外部区位条件，进而分析内部开发强度与外部区位条件的交互作用，识别具有协同效应的“低开发强度—良好区位条件”的高价值地块，并以北京市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BP神经网络模型能够更好地顾及地块内部属性特征与低效利用程度的非线性关系。通过将“低开发强度—良好区位条件”地块与北京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中的城市更新街区对比分析，发现大部分重度/较重度低效—优越/良好区位的地块分布在城市更新重点街区，吻合度较高。此外，重点街区以外也存在少量较重度/重度低效—优越/良好区位的地块，主要分布在海淀区羊坊店街道、清河街道，丰台区卢沟桥街道、南苑街道，朝阳区劲松街道、十八里店地区。研究成果可为城市更新街区的精细化治理和动态完善提供参考。
在城市化步入增存转型的时代背景下，通过优化提升土地利用功能，盘活存量低效空间，对城市生态宜居建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然而，当前有关城市存量低效空间的研究大多关注社会、经济、建成环境等维度，从功能角度精细化定量识别城市低效空间还有待深入研究。为此，论文从土地利用多功能视角出发，集成统计、调查、遥感、POI等多源数据，以及系统论、空间治理理论、GIS空间分析等理论和方法，诠释城市存量低效空间形成机理，建构城市存量低效空间精准识别方法及治理优化路径，并以西安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 西安市存量空间效能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地区逐渐降低；② 生产—生活短板功能为影响西安市建成区存量建设空间效能的主要障碍功能；③ 双重功能提升区包含的乡镇数量最多，三重功能提升区次之，单项功能提升区最少。城市总体层面的结构功能完善与提升是全面提升城市低效空间效能的首要任务；未来，西安市应坚持规划引领与分区优化原则，注重提升短板功能，全面优化城市存量低效空间，进而推动国土空间的合理开发与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研究为西安市以及其他超特大城市存量低效空间优化提升提供理论、方法、实证参考。
作为高密度城市微更新的重要载体，口袋公园通过盘活闲置存量用地有效促进绿地资源共享、增进民生福祉、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在规模化战略发展新阶段，明晰城市口袋公园空间布局的影响机制对其科学选址与布局优化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沈阳市口袋公园样本位置数据与多源地理大数据，集成重复随机采样—验证模型、多种机器学习及其可解释性方法，结合关键因素重要性排序、非线性作用关系、交互效应揭示口袋公园布局的复杂机制，以期提供数据驱动的循证参考。基于最优算法模型结果表明：① 重复随机采样—验证模型能有效缓解负样本随机抽样过程中的主观性和随机性偏差，增强了机器学习结果的可信度。② 建成环境因素与口袋公园布局存在复杂关联机制。与GDP等社会经济因素相比，绿地、公交站点距离等空间环境要素对空间布局的影响更为显著。住房价格呈弱负向边际影响，土地利用混合度的影响不显著。周围公园绿地服务重叠面积与其他因素存在显著交互效应。③ 各影响因素在阈值区间内的差异化响应机制(正向/负向/不规则)，为口袋公园的精准布局提供了科学依据。研究拓展了口袋公园规划选址的内涵与解释效力，也为理解高密度城市建成环境与微绿地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启示。
在新流动性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的空间治理面临着复杂的挑战。传统的治理模式依赖于行政主导与地方化管理，而新流动性的出现则突破了物理空间的界限，推动资本、人员、信息与技术等流动要素的跨界整合，形成了动态的社会结构与权力网络。这一变化使得传统治理模式无法有效应对新流动性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的空间治理需求，亟须探索适应性的治理策略。因此，研究尝试引入“空间善治”理念，在明晰新流动性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空间善治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围绕空间善治的目标、对象、主体、尺度和方式等5个方面，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空间善治体系框架，并基于此进一步提出了未来研究展望，强调了目标定位、对象识别、主体协同、尺度转换与方式转型的重要性。通过超越流动性与地方性的二元对立，研究丰富了乡村旅游地空间治理的理论视角，并为乡村旅游地多元治理模式的实践探索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全球化、气候变化、人口流动和技术变革为乡村系统的转型升级带来多重挑战，从韧性视角探寻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机制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外研究从“主体+空间+系统”视角建立起了乡村韧性的基础框架，成为国内从社会学、管理学、地理学等视角探索乡村韧性作用过程的启蒙，并为国内不同乡村地域系统寻找适应性转型路径提供科学借鉴。以此为基础，研究深入剖析新质生产力系统与乡村韧性的关联，以此为框架探讨中国未来乡村韧性研究应遵循的范式。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系统和乡村韧性具有目标一致性、机制互补性和路径协同性，未来可遵循“基线评估—扰动识别—转型路径—效果反馈”的研究范式来深入探索乡村韧性的多维格局和动态性运作机制，并实现多方法、跨尺度、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分析，进而厘清中国化乡村韧性提升路径，也为全球制定乡村发展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科学评估城市人类发展水平对于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框架基础上，引入低碳发展与社会公平两个维度，构建了融合空间效应的空间人类发展指数(spatial human development index，SHDI)。论文采用贝叶斯空间因子分析方法，对2010—2020年间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SHDI进行测算，并运用泰尔指数及其两阶段嵌套分解法，解析各城市SHDI的空间格局与差异来源。研究发现：① SHDI与联合国HDI在总体趋势上保持一致，但在指标权重与城市排序上存在明显差别，SHDI显著增强了对城市发展空间依赖性与异质性的识别能力，特别是提升了对中低发展水平城市的识别精度；② 各城市SHDI呈现出“先收敛、后扩大”的阶段性分化特征，省内市间差异仍是当前区域不平衡的主要来源。研究拓展了人类发展水平测度的多维性与空间分析路径，为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协调提供了理论支持与量化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