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如何通过新型城镇化来推动水生态文明建设，是淮河生态经济带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针对这一问题，论文在解析城镇化影响水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基于淮河生态经济带2006—2020年的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城镇化对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 淮河生态经济带综合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对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均呈典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城镇化先抑制、达到一定阈值后转为促进水生态文明建设；② 淮河生态经济带各城市的人口城镇化在2014年皆达到拐点值，而综合城镇化水平尚未达到拐点值，需要加快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切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③ 淮河生态经济带城镇化对水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显著的倒“U”型溢出效应，同时，在当前研究期内水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负向外溢效应。论文为深入解析城镇化与水资源互动关系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也为深化新型城镇化提升水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经验证据。

加快绿色技术城际流动，使更多城市能够共享绿色技术，不仅是践行绿色发展战略、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举措，也是促进要素跨区域流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抓手。论文通过城际绿色专利转让刻画城际绿色技术流动，分析了2001—2020年长江经济带城际绿色技术流动的时空发展动态，并构建回归模型从技术集聚的视角研究了绿色技术流动的减排效应。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域内绿色技术流动主要由长三角地区主导，绿色技术跨区域流动不畅，跨区域绿色技术扩散经历了“随机流动→向长三角集聚→混流型”的发展路径；② 长江经济带—全国绿色技术扩散活动高度集聚在长三角地区，成渝地区逐渐崛起，京津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则是长江经济带绿色技术流动的主要合作伙伴，因而形成了以京津、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为枢纽的菱形网络；③ 回归结果表明，城市从外部获取绿色技术带来的本地减排效应存在规模门槛效应，即城市从外部获取的绿色技术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实现本地碳减排。文章揭示了长江经济带绿色技术流动与碳排放间的关系，对“双碳”背景下优化长江经济带区域绿色协同发展战略具有一定启示。

特色保护类村庄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生存环境的历史选择和长期适应，具有政策意涵和特定分布规律。论文以9381个入选国家级名录的该类村庄为研究样本，立足村庄的政策性地理事物属性，多尺度刻画其分布的空间异质性；着眼于村庄的有机体属性，明晰其对生境的偏爱性；进而综合生境和政策两方面揭示村庄异质分布的影响因子和机制。研究发现：① 从分层异质性看，特色保护类村庄在其密度低的北方地区分布更集聚，在东西方向的地带性分布规律明显，在省域、市域和县域尺度的分布不均程度递增；② 从局域异质性看，该类村庄在不同尺度均呈“南热北冷”分布格局，但空间格局的尺度变异明显，在县域尺度下显现出的空间模式更精细；③ 从生境偏爱性看，该类村庄最多选择中亚热带湿润区、低山区的斜坡及阳坡地带和中小河流沿岸地区，偏好分布在经济欠发达、主要道路沿线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 km以内、中心城市周边20~80 km的区域；④ 从成因与机制看，该类村庄的分布主要受气候条件、文化资源、交通区位、评选政策等因子的综合影响，是政策导向机制和生境偏好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结果可为中国特色保护类村庄的振兴决策提供科学参考。

研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外部环境、内生动力和演化趋势，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是关系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战略。论文基于2000—2022年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全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典型案例名单以及中国农业企业黄页中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关数据，通过空间计量分析和生存分析，探究其生存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入和退出农业市场的数量呈现倒“U”型曲线，实存数量呈逐渐上升的状态。②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存时间在区域间形成差异化格局，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③ “个体特征和创新能力”因素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存时间有正向影响，“阶段演变”对其生存时间有负向影响。④ 随着成立阶段的推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产规模和关联经济组织数量对其生存时间的影响作用逐渐下降，地理区域因素影响作用也逐渐减弱。研究结论可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存分析提供实证依据，为分析其发展演化的地理特征提供借鉴参考。

旅游目的地忠诚度研究常以创设情境的方式调查旅游地客源变化的影响要素，结合尺度概念可丰富客源演化的实况情境。为了增强忠诚度概念在时空尺度上的有效性，论文以淄博为例，通过访谈法、文本分析法梳理“进淄赶烤”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借用尺度概念演绎分析游客、本地居民在流量来之前、之中、之后3个时间段上对淄博烧烤的忠诚度。研究发现：① 尺度视角下的忠诚度分析能够从地方承载的产业结构、政策治理、文化符号等维度综合地分析多主体忠诚态度、行为发生的原因与可能性，通过多时段分析展现旅游目的地忠诚度发生的实况情境；② 通过梳理“流量”所涉及的尺度实践，在案例中探索淄博地方政府、各级媒体借助“流量”将淄博烧烤升尺度为淄博市的文化标签，游客、本地居民将共同认同的人性之“善”降尺度为淄博市域内的多维消费体验；③ 在政策方面，建议地方政府每年以节事的形式维持品牌热度，但需让游客感受到无阶层、无标准化、无约束的节事狂欢特点，节事期间可叠加大学生、相关企业、地市事业单位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以增强游客进淄的可能性。论文结合尺度与旅游目的地忠诚度的概念搭建学术分析框架，为“网红”现象冲击下旅游客源的可持续性问题提供建议。

合适的视觉感知区位是获得良好景观体验的必要条件，但GIS视域计算结果对可视区位与景观语义之间可视关系的表征能力不足，难以进一步开展视觉景观资源的深度价值挖掘。论文基于已有景观视觉感知计算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提出并设计了面向线性文化遗产的景观视觉感知区位信息模型(landscape visual perception location model，LVPLM)，基于NetCDF多维栅格数据结构建立了LVPLM数据集的组织方法及其应用逻辑。LVPLM数据集通过二维地理坐标维度表达视觉感知区位，通过语义特征点编码维度表达目标景观语义信息，进而建构视觉感知区位与景观语义之间的可视关系，实现了目标景观、感知区位和可视状态的信息集成。同时，设计了“钻取”“切片”“切块”三种LVPLM数据集应用模式，为多模式景观视觉感知信息挖掘与分析奠定了基础。论文选择长城线性文化遗产景观资源开展实证研究，建立了古北口长城LVPLM数据集，并通过实地调研勘测采集视觉对照验证数据，评估了数据集的基本可信度，初步证明了LVPLM模型的可行性与应用价值，也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建设提供了新的数据资源。

探讨城市户外空间健身活力的建成环境影响机制对促进全民健身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武汉主城区为例，基于Keep健身轨迹数据探究户外空间健身活力强度，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HLM)与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分析建成环境对健身活力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不同功能类型区健身活力差异巨大，绿地主导型空间健身活力最大，且运动场所密度、水系空间指数对此类空间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居住主导型空间健身活力也较大，且支路密度、容积率对该类空间正向影响更强；工业主导型最弱，POI混合度、地价对此类空间正向效果明显。② 不同空间区位健身活力差异巨大，总体呈现“核心—边缘”结构，组团集聚特征明显，且不同区位受POI混合度、道路密度、建筑密度、绿化率影响的差异较大。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建成环境对户外健身活力的多重影响，可为面向健身友好的城市功能及形态优化提供参考。

快速城镇化引发城市居民生活方式与居住环境的变化，对居民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建设绿色空间促进居民接触自然环境并缓解心理压力已成为重要的健康干预措施。现有关于绿色空间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大多采用横断面设计，难以识别两者的因果关系，且缺乏探讨绿色空间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健康效应的差异性。论文以武汉东湖绿道为例，基于2016年和2019年跟踪调查的1020份东湖绿道周边居民的问卷数据，在控制邻里环境特征的基础上，运用自然实验方法和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空间干预与居民心理健康变化的因果关系，并结合分层分析方法揭示绿色空间对于不同社会群体心理健康的因果效应的差异性。研究发现：① 绿色空间干预显著促进了实验组居民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② 绿色空间干预对心理健康的因果效应在不同性别和教育程度的群体中无显著差异，而在不同职业和收入水平的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绿色空间干预仅显著提升了未就业群体、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而言，大型绿色空间的建设显著改善了周边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尤其对于未就业、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等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促进作用更显著。绿色空间干预对于改善居民心理健康、缓解由社会经济地位差异造成的心理健康受益不均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伴随着中国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都市社会下的空间生产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与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建设面临新挑战。都市社会理论除了社会空间意蕴，也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自然的异化与人地关系失调是其焦点。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论文梳理出一条从揭示人化自然对自在自然的异化，到城乡生态空间的割裂与不均衡，再到都市社会自身生态空间的商品化、等级化和差异化发展的生态分析进路，将列斐伏尔的“自我管理”理论引入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实践。在都市社会背景下，中国的生态治理面临着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之间治理不均衡、城乡与区域之间治理组织结构不均衡、社会空间内部生态物品供需不均衡等挑战。新发展阶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在于：在权利导向下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新理念，打通空间边界以塑造社会—生态融合发展新格局，增强生态韧性并发掘自我管理导向的治理新机制。

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的全球化发展极大地扩展了个体对空间和社会资源的接触与占用，网络空间在与现实空间的互动融合中获得地理学维度和社会学维度的解释，概念内涵从技术转向空间、社会和媒介。新技术带来新问题，地理学家讨论了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对个体活动、城市空间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然而，网络空间仍然缺乏地理学概念和地理特性的研究，成为网络空间地理学发展的阻碍。论文聚焦于网络空间在社会地理领域的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识别不同时期国内外学者在网络空间地理学领域中的研究热点，梳理网络空间发展脉络及其社会空间属性建构过程，并基于虚实混合空间的视角，从行次衰减、媒介空间和虚拟表征等方面总结网络空间的社会地理研究进展，以期更好地理解与研究网络空间中的地理现象和社会问题，推动网络空间地理学发展。

数字时代背景下，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为儿童提供了新的成长空间。研究通过WoS(Web of Science)SSCI合集、Google Scholar等学术检索平台收集ICT与儿童地理学相关英文文献共89篇，并对ICT的研究内涵进行梳理总结。从技术层面，归纳了ICT在儿童日常生活中的技术变迁及在儿童地理学中的研究应用。同时通过构建宏观的“全球化—地方化”、中观的“家空间—学习空间—公共空间”、微观的“个人身份构建”的综述主体框架，以地理视角解读ICT与儿童群体的相关研究。最后打破以往儿童研究中物理性的独立、封闭的二元代际分界，介绍“真实—虚拟”、“私人—公共”的新争论，以新视角拓宽研究思路。指出如何引导未成年人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充分地融入数字化背景，富有创造力地使用数字化工具，健康地看待自身与技术的关系，将成为中国语境下新的儿童研究重点，并呼吁学界和社会各方应对于数字时代的儿童发展予以关注。

人文地理学方法论在经历了实证主义、人文主义、结构主义三种主要流派的过程探索之后逐渐趋向体系化、完整化，构成了整个现代地理学的思想轮廓和学术分期。论文在人文地理学哲学思潮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地理学视角下的乡村聚落景观流派成果开展整合性归纳与总结，研究发现三种流派范式下的乡村聚落景观研究内涵各有侧重，呈现出“传统—批判—整合—超越”的更新路径，相互之间兼收并蓄，并行不悖。其中，实证主义地理学主要以刻画乡村聚落景观的空间性、区域性为主，表现为“空间化秩序特征描述”；人文主义地理学热衷于对景观地方性、象征性意义的探索，充满了“多元化人文情感关怀”；结构主义地理学注重景观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关注景观背后的“因果化博弈机制解释”。总体来看，乡村聚落景观框架下的流派研究成果微观多于宏观、静态多于动态、物质空间多于社会经济空间，对指导中国乡村振兴实践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未来应从人文地理方法论的视角创建中国特色乡村聚落景观研究的“中国范式”，针对不同类型乡村的聚落景观有所侧重地强化“短板研究”，以综合并充分发挥各个流派的优长。

1980年代以来，城市体系研究实现了两大突破：在空间尺度上，实现了由国家尺度向全球尺度的突破；在理论视角上，实现了从中心地模式到网络模式的突破。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全球城市研究与网络概念开始融合，由此开辟了世界城市网络(world city network)研究领域。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以世界为尺度、以网络为视角，侧重分析跨境的城市间关系(inter-city relations)。20多年来，西方城市学者对世界城市网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论文聚焦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论：首先勾画世界城市体系重组的全球背景；接着讨论世界城市等级体系、世界城市假说、全球城市和“流空间”等理论的核心思想；然后总结世界城市“连锁网络模型”的构架和常用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最后讨论已有理论和方法的不足之处，以及有待推进的研究方向。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由海平面上升带来的长期慢性水患——一种发生于高潮位附近的小型海岸洪水变得愈加频繁，对沿海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造成一定影响，是当前国际上的研究热点之一。论文梳理了高潮位洪水的定义，并从高潮位洪水驱动因素、影响与风险评估以及高潮位洪水预报3个方面，系统总结了相关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的主要进展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未来建议加强沿海地区高潮位洪水的驱动因素、风险评估以及预报的研究工作，包括对高潮位洪水的广泛监测，从驱动因素的变化和驱动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角度研究高潮位洪水的形成，对沿海关键地区和重要基础设施开展全面的高潮位洪水风险评估研究，开展更加准确可靠的高潮位洪水发生频次、持续时间的预报工作，最终服务于沿海城市高潮位洪水的防灾减灾。

新质生产力既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力量，更是文旅产业发展的新动能。文旅产业的新质生产力是破解传统文旅发展困境和增强文旅产业韧性的重要着力点。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构建数字文旅研究框架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内涵辨析—研究进展—热点议题”为逻辑主线，从概念辨析、发展脉络、研究热点、研究评述和展望等方面系统归纳和总结了数字文旅研究成果。梳理结果表明：① 学者们从数字技术视角、文旅消费视角和文旅产业化视角界定了数字文旅基本概念，数字文旅对文旅高质量发展和文旅消费体验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② 数字文旅的发展历经三个阶段，即萌芽探索阶段、初步发展阶段、爆发增长阶段，学术研究和产业实践保持了紧密联系；③ 新一代数字技术深刻影响了数字文旅研究内容，基于“主体—客体—媒介”归纳了数字文旅研究成果；④ 数字文旅研究呈现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发展趋势，数理统计法、问卷调查法、实验法和案例研究法是数字文旅研究的主要方法；⑤ 研究区域聚焦于中观和微观尺度，既涉及具体的区域，也涉及具体的文化遗产地或旅游景点。最后从强化理论研究、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区域和创新研究方法几个方面对未来数字文旅研究进行了展望。研究成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文旅研究理论体系，促进数字文旅高质量发展和贯彻数字中国战略。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是文旅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论文基于复杂网络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文旅企业数字化转型策略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补贴在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下对其数字化转型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文旅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能够扩大已转型与未转型文旅企业间的经济收益差距。此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文旅企业越倾向于数字化转型。但是当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政府补贴的激励效果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导致数字化转型速度减缓。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针对性的补贴政策提供了参考，也为文旅企业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数字经济已成为文旅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论文基于2011—2021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数据，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江苏和浙江两省内部，大城市之间及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长三角核心区之间及核心区和非核心区之间，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较为显著。而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之间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并无显著关联。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动文旅产品创新、提升市场潜力等渠道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上海都市圈数字经济发展缩小了各城市文旅产业的发展差距，而非都市圈城市“数字鸿沟”的存在加剧了文旅产业的不平衡态势。研究结论对各类主体将数字经济培育成为文旅产业发展新动能，进而优化数字经济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经济是助推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了剖析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机理，论文基于2012—2019年中国30个省份(西藏和港澳台地区数据暂缺)面板数据，分别采用面板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探究。研究发现：① 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② 消费需求、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是数字经济影响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渠道，其中，消费需求和技术创新具有中介效应，制度变革则具有遮掩效应；③ 一定空间权重条件下，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发展具有空间溢出作用，数字经济对信息化邻近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具有虹吸效应，对地理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研究可为进一步深化数字经济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助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数字经济背景下乡村产业升级和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论文以浙江省五四村为案例地，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探究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的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① 五四村的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多元主体参与并相互博弈的动态过程，包括初步探索、快速发展和深度融合三个阶段。村委会等本土力量持续发挥关键作用，文旅企业等社会力量的作用逐渐增强，村民与行动者网络关联程度逐渐加深。②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由以乡村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为融合基础，以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为融合支撑，以多元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和本土力量为融合主体，以乡村文旅资源、产品、业态、要素、市场和价值深度融合为融合内容构成的动态循环机制驱动形成。③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系统的高水平循环发展，是融合支撑对融合主体、融合主体对融合内容的作用和反作用机制均释放较强效应的结果。研究结果为乡村数字文旅高质量发展、乡村产业升级和全面振兴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

数字经济作为引导资源快速优化配置再生、实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从“本地—邻地”空间效应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对旅游创新效率的影响，对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论文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构建数字经济影响旅游创新效率的理论架构，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创新效率测度基础上，探究了二者的动态响应关系以及数字经济对旅游创新效率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 时间序列上，长三角地区旅游创新效率均值呈先降后升的“U”型格局，效率值整体水平较低，随着时间推移高值区域不断增加。省域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上海市和浙江省旅游创新效率高于长三角地区均值，江苏省旅游创新效率与地区均值差距不断缩小，并在2018年超过地区均值，而安徽省则始终低于地区均值。② 空间上，旅游创新效率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变化趋势；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或旅游资源丰度较高地带，具有明显经济和资源指向性特征；旅游创新效率空间集聚特征明显，“高—高”和“低—低”型占据主导集聚模式。③ 数字经济是旅游创新效率的格兰杰原因，旅游创新效率受到数字经济的冲击响应呈现出周期性波动和时滞性特征；数字经济对本地旅游创新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正向效应，本地数字经济发展对邻近城市旅游创新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当前在数字要素资源涓滴效应下对邻近城市旅游创新产生正向效应。

数字经济浪潮下，数字技术为旅游产业绿色发展与动能优化提供了契机。论文采用中国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聚焦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空间溢出及非线性效应。结果表明：① 中国数字经济综合水平及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异质性突出，“数字鸿沟”表征显著。② 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空间溢出特征明显，验证了“索洛悖论”在旅游产业并无明显表征且数字经济的外部扩散性特征充分彰显。③ 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具有非线性影响效应。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具有单门槛效应，产业结构优化具有双门槛效应，呈现“跃迁”式变化轨迹。④ 异质性结果证实，数字经济对“东部—中部”及“东部—西部”旅游产业绿色效率的正向影响较为突出，东部地区“领头雁”优势明显；对国家数字经济综合试验区省域的正向空间溢出作用大于非试验区省域，证实政策驱动有助于放大数字经济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可为缩小“数字鸿沟”、运用数字技术提升绿色发展效率、促进旅游发展要素向高效化进阶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赋能旅游智慧化转型，成为中国旅游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新着力点。论文在厘清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韧性的时空影响机理基础上，基于中国211个优秀旅游城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 空间分布上，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发展始终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并在区域内呈“组团式”片状分布形态；旅游经济韧性在研究期内分布相对分散，东、中、西以及东北地区空间差距呈现收敛趋势；② 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韧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旅游经济韧性提升0.2748，该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③ 在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方面，数字经济通过在抵抗力维度提高旅游经济增长水平、在恢复力维度提高技术载体和在重组能力维度提高人力资本从而促进旅游经济韧性的提升，即旅游经济增长、技术载体和人力资本是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韧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的主要路径；④ 数字经济发展赋能了本地旅游经济韧性提升，但对相邻城市的旅游经济韧性产生“虹吸效应”。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数字经济作为旅游经济韧性的前置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为数字经济赋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促进旅游消费是提振消费、培育完整内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抓手。论文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家庭旅游消费的作用机制及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 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家庭旅游消费。② 机制检验表明，流动性约束的缓解、支付便利性的提升以及不确定性的降低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家庭旅游消费的重要渠道。③ 人口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60岁以下的户主越年轻、受教育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其家庭旅游消费的促进作用越明显。④ 地理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村以及中、西部地区家庭旅游消费受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更大。研究结果可为应用数字普惠金融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提供重要政策参考依据。

缩小区域文旅消费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数字技能逐渐成为影响其文旅消费的重要因素。研究居民数字技能如何影响区域文旅消费差距，对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论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构建了全国各区县居民的数字技能及数字技能鸿沟指数，进而探究了居民数字技能及其鸿沟对区域文旅消费差距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居民数字技能有效地缩小了区域文旅消费差距，而数字技能鸿沟则加剧了这一差距，且这些结论在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之后依然有效。② 就影响机制而言，居民数字技能通过提升区域就业充分性和收入水平来减少文旅消费差距，而数字技能鸿沟通过降低这些因素来加剧差距。③ 就数字技能类型差异而言，互联网相关的数字技能，尤其是学习、工作和社交方面的数字技能，明显缩小了区域文旅消费差距；而所有类型的数字技能鸿沟均扩大了差距。非互联网数字技能及其鸿沟对区域文旅消费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值得一提的是，不同类型的数字技能增长均有助于缩小数字技能鸿沟。④ 就地区差异而言，居民数字技能及其鸿沟在西部和东北地区对区域文旅消费差距的影响更加显著。结果不仅丰富了关于居民消费不平等的研究，也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缩小区域文旅消费差距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依据。

城—郊生态旅游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区居民对郊区生态旅游的地理偏好、需求以及选择行为，科学分析其网络结构特征对于优化城郊地区的生态旅游资源配置、异质联动与网络化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北京市为例，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追踪中心城区居民在郊区的生态旅游足迹，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构建京郊生态旅游流网络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地理空间分析法探究其核心—边缘、关键节点、凝聚子群的空间分布特征及集聚联动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 京郊生态旅游流网络呈现出明显的层级结构特征，核心节点(78个)表现出“近郊密远郊疏、西部密东部疏”的空间分异特征，与边缘节点(95个)之间形成近邻集聚、微弱扩散的“二八依存”联动模式；② 关键节点(34个)分别在点度、接近、中介中心度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相互之间生态旅游流联系紧密且双向互动频繁，形成了“环—带、点—轴、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的集聚联动模式和辐射京郊的循环动力系统；③ 各凝聚子群(4个)总体上遵循地理邻近原则，形成了“多核集聚、纵向扩散”“单核集聚、圈层扩散”“双核集聚、横向扩散”“链式集聚、组团扩散”的“农田+林地+草原+水域”联动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探索核心乡镇与近邻边缘乡镇之间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路径，增强关键节点之间的合作共赢及辐射带动其他节点的溢出效应，引导相似资源禀赋寻求差异化、不同资源禀赋充分联动的网络化优良供给格局的建议。

场景理论为深化文旅融合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论文将“场景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总结了文旅场景的研究价值，阐述了文旅场景理论内涵与理论逻辑，展望了文旅场景研究方向。研究发现：① 文旅场景的研究价值体现在将文旅产业置于同一个动态完整的系统，形成的差异化场景有利于实施非均质化的文旅融合发展策略。② 文旅场景理论内涵包括4个部分：具象的物质是文旅场景存在的重要基础，文旅场景蕴含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内涵，文化价值观是文旅场景的核心组成部分，文旅场景的构建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动力引擎。③ 文旅场景的理论逻辑由“地方原生性”—“符号感知性”—“价值表达性”三个维度的相互作用而形成。④ 文旅场景未来研究应关注文旅场景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文旅场景的文化价值表达方式、文旅场景的模式识别与运行机制以及文旅场景的数字技术应用。研究可为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场景应用参考。

移动性是旅游活动的典型特征。在新移动性范式下，移动成为旅游的核心，对旅游现象的探究也需要借助移动性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移动性的新方法，民族志在文化知识生产上所发挥的作用使其愈加成为当下旅游研究中的重要方法选择。然而，已有研究大多仅使用了民族志的方法，缺乏在理论和方法层面对民族志的应用和知识生产的具体过程、使用原则等做出详细阐释。基于此，论文聚焦于移动性视角，首先从理论层面对移动性和民族志进行回顾，重点探究民族志与移动性视角下旅游研究的关系和意义。其次，继续对民族志应用于旅游研究中关注的核心议题、类别选择及使用原则展开论述。最后，研究表明：① 与定量研究方法、传统定性研究方法以及与传统民族志这三个方面来对比，民族志为移动性视角下的旅游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和新选择；② 民族志的局限与不足之处也使其受到一定质疑，且争论的重点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者能否保持价值中立的客观性问题，二是研究所涉及的隐私与伦理问题；③ 作为移动性视角下旅游研究的新方法，纵使民族志存在争议，但就方法本身而言，民族志还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和推广空间，未来应进一步扩展民族志的关注内容和应用方向，克服民族志的方法局限，将民族志应用于更广阔的旅游研究之中。

行政中心迁移研究融汇了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环境等众多学科视角，探究其历史发展脉络与未来演进趋势，对于提升行政区划设置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通过文献梳理和文献计量，系统分析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阐明了行政中心迁移的概念属性、研究主题演进、主要研究成果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行政中心迁移的研究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其研究成果与国家政策形成存在互动关系，有效促进了行政区划研究领域的深化与拓展。此外，行政中心迁移研究领域展现出的历史连续性及跨学科特质，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视角与方法。鉴于国际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及行政体制的差异，国际经验对我国而言，意味着需要依据中国特定的国情，运用辩证方法，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加强对行政中心迁移的效应评估和机理分析，注重对迁移方案的科学评估，并利用跨学科研究的优势，不断深化理论与方法论的探索，通过有效的行政区划手段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升国家空间治理效能。

对人地系统资源进行一体化整合能够有效推动院落资源空间科学营建及促进区域生态与经济发展。伴随老龄化与人口缩减加剧，中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未来绝大部分乡村居住空间更有可能回归到传统院落式结构。因此，论文基于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资源代谢理论等科学基础理论，探讨中国未来乡村院落发展情景，同时耦合资源代谢分析体系与院落微地理—经济—社会—产业系统的基本特征，系统化院落资源空间配置与流动规律，综合考虑未来乡村居民各层级需求，建立了基于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改进的院落资源空间演变概念模型、空间复合结构下的院落全景资源流动模型、院落资源代谢评价指标体系与面向未来的乡村院落资源代谢研究框架，并系统阐释了院落资源代谢研究与空间功能及区域政策的外部科学关联。论文通过创新提出系统规范的以独立院落为研究对象的资源代谢科学基础及研究框架，从中微观尺度评估资源在院落内的流动规律，有助于精确识别区域内资源的最优分配路径，使资源配置、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居民情绪效益均能够被最大化实现，从而为实现院落资源全域化整合与多元化增值提供科学支撑，为乡村地区的发展决策提供高效指导，精准推动乡村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家庭是城市空间重构与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载体，是从个体到社区和城市必不可少的中间层次。已有研究开始关注家庭视角的时空间行为，但更多将家庭的特征和分工作为背景和解释性因素，对于家庭内部成员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考虑得相对较少，尚未厘清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影响机理和效应，难以为家庭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生活空间的优化提供有效抓手。论文从日常生活和时空间行为出发，聚焦家庭与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构建研究框架。首先，构建“时间—空间—社会”的研究框架，提炼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模式；其次，结合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深入揭示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影响机理与效应；最后，以家庭生活质量提升为导向，提出面向家庭友好的生活空间优化方案。研究旨在补充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中的家庭尺度，推进行为地理学研究转向个体间的互动；为生育、养老等社会问题提供新的思路，为社区生活圈和城市空间的优化提供科学指引，推进城市规划和社会治理走向“家庭友好”。

GRACE卫星反演的水储量信息为研究水循环过程提供了高精度数据，但如何把GRACE卫星水储量数据同化到现有分布式水文模型的径流模拟过程，已成为限制GRACE数据应用于水文模型、提高径流模拟精度的关键科学问题。论文在综述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归纳总结GRACE水储量数据同化的常用方法、现有数据同化方式的原理及优缺点，以及不同数据同化方式提高水文模型精度的程度。进而，总结GRACE水储量数据同化存在的难点问题，并展望可能的破解途径。梳理结果表明，GRACE水储量数据同化面临的难点问题包括水文模型精细的建模需求与GRACE数据粗糙时空分辨率的矛盾问题，以及水文模型单独模拟水储量分量与GRACE数据表示陆表总的水储量变化的矛盾问题；综合前人在不同流域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GRACE水储量数据同化，水文模型水储量模拟值的均方根误差减少了约5%~40%，相关性系数提高了约10%~50%，但径流模拟精度的提高幅度比较有限，相关性系数提高了约2%~16%。研究结果将为推动GRACE卫星水储量数据同化的水文模型开发及应用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参考。

建成区用地是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从城市科学的视角出发，将建成区域视为一种遵循一定自然规律的研究对象，分别使用传统的和等级重构的位序—规模分布模型分析其面积与人口规模分布，并且检验了建成区规模增长是否服从Gibrat定律。研究发现，建成区域的面积规模在两种模型下都服从位序—规模分布，而人口规模仅在重构的模型下才服从位序—规模分布。而使用两种规模测度的建成区域体系，都不适用Gibrat定律。结果表明，中国建成区内部建成行为与人口流动动力机制存在结构性差异，其中建成行为具有中心化管理的趋势，而人口流动具有去中心化特征，因此面积的扩张易于人口增长。在算法意义上，相比于传统的位序—规模表达，等级标度模型具有给数据降噪的功能，可以作为大样本量位序—规模分析时的优化算法；在理论上，等级标度模型从宏观结构上给位序—规模提供了一种解释，即位序—规模图式是一种宏观的、隐藏的秩序，需要在经验数据的重构中重新发现规律。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开放性、多样性和弹性化的宜居社区生活圈，成为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与幸福感的重要环节。在社区生活圈尺度进行服务设施时空优化是城市更新改造的重要方向。论文以北京近郊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为例，将空间句法模型与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间特征相结合，开展城市社区生活圈尺度的空间环境评价并提出生活圈空间优化建议。研究发现，空间句法测度出可用性较高的空间通常因门禁管理、居民行为偏好、工作安排等因素而在居民日常活动中较少被使用；居民使用其他社区设施揭示了社区间空间共享的需求；社区生活圈内存在设施配置不合理、公共空间不足的短板，购物设施距居住区较远而较少被居民使用，休闲空间不足迫使居民将大型交通枢纽的开敞空间作为休闲活动空间。未来，从人的时空间行为需求与社区建成环境空间结构特征出发，提倡社区生活圈内的社区间更多开放和共享公共空间、增加弹性化活动空间等，从而营造更加宜居和谐的生活活动空间。

家庭对个体的制约是国内外行为研究的重要议题，然而缺乏大规模数据及效应测算。论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家庭对通勤距离的制约指数(下称制约指数)，用以定量衡量家庭制约对成员个体通勤距离的影响，并以武汉市都市发展区为例，运用2019年6月联通手机信令数据，通过社会网络模型进行家庭样本识别并检验，计算家庭对不同年龄、性别、单多职工成员的制约指数，定量分析家庭制约对个体通勤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首先，家庭对男、女性成员通勤距离都有明显的制约作用，女性的制约指数均为“正向制约”，即受到家庭制约女性的通勤距离小于无家庭制约的女性，而多职工家庭男性的制约指数多为“负向制约”，即受到家庭制约男性的通勤距离大于无家庭制约的男性，总体上女性较男性受到家庭的制约作用更强，多职工家庭男性所受到的制约作用最弱；其次，从制约指数与年龄段的关系来看，单职工家庭女性的制约指数随年龄逐渐提升，并与多职工家庭女性逐渐持平，单职工家庭男性的制约指数多为负值，多职工家庭女性的制约指数也是随年龄逐渐提升，而多职工家庭男性的制约指数则稳定在0.03左右。研究基于大数据所提出的方法为以家庭成员为对象的通勤行为研究拓展了思路，同时为开展各类家庭制约理论研究以及家庭影响个体行为的精细化建模提供参考。

当代中国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具有独特意义，揭示乡村社区空间演化机理能够为此提供科学依据。论文立足江汉平原京山市乡村居民抽样调查与实地访谈数据，从基础设施、居住环境、空间组织三个方面构建综合测度指标体系，主要运用系统动力学方程从生活服务设施构件数量和匹配关系双重视角解读乡村社区空间演化特征与机理、解构乡村社区空间优化目标及路径。结果表明：① 2012—2022年，江汉平原乡村社区生活服务设施建设水平显著提高、地区差异趋于减小，乡村社区空间综合指数由0.2205增至0.3742，空间变异系数从0.1700降至0.0545；居住环境维度主导乡村社区空间演化进程，贡献率达到67.07%，其中居住条件要素发挥主要作用，贡献率达到43.30%。② 同期，江汉平原乡村社区空间协调性不足、总体协调度指数为0.0114，结构匹配不够合理、空间组织协调度仅为0.0001，基础设施—居住环境(β₁₂>β₂₁>0)和居住环境—空间组织(β₃₂>β₂₃>0)相互抑制可能阻碍了乡村社区空间系统的协同演化。③ 江汉平原乡村社区空间具有系统进化特性，阶段性优化目标为基础设施、居住环境、空间组织三个分维指数值分别提升至0.4510、0.6867、0.2846，总体协调度提升至0.3400，据此从乡村生活服务设施构件数量和匹配关系两个方面提出优化路径。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衡量户籍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成效的重要指标，对于新时代贯彻落实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CMDS)数据，从个体融入意愿和感知接受程度的二元分析视角出发，对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融入程度展开研究，并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探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东南沿海和青藏高原地区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入程度偏低，北部、中部和川渝地区则相对较高，个体融入意愿和感知接受程度的空间格局与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融入程度相似；② 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入受到个体内部和城市外部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个体融入意愿在华南和西北地区表现为正向影响，而在山东及周围地区表现为负向影响，感知接受程度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全局正向影响，同时主观社会融入还受到年龄和流动距离的全局梯度影响及性别、民族多样性和经济水平的局部显著影响。各变量的空间异质性尺度差异明显，个体融入意愿、感知接受程度和性别的空间异质性更加突出。③ 个体融入意愿对主观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受到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和流动时间的负向空间调节效应以及公共服务的正向空间调节效应，感知接受程度对主观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受到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的负向空间调节效应以及婚姻状况和公共服务的正向空间调节效应。研究揭示了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入的空间不平稳机制，为基于社会融入视角的各地区流动人口治理提供更精准的政策建议。

人口是区域发展的基础要素。在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论文以“胡焕庸线”为参照，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相匹配的区域层面数据，运用非参数检验与多层Logit回归模型，分析中国西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大约三成的西向流动人口选择长期居留，总体上居留意愿较低。在流入地分异上，城市规模越大，其居留意愿越高。② 不同强度居留意愿流存在明显地域分异。自中原地区流向西北半壁中省会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较高。③ 居留意愿受到经济与非经济要素的共同作用。个体层面上，居留时间、家庭规模、家庭收入、雇主身份、拥有产权住房、积极的社会交往和心理融入以及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对居留意愿具有积极作用。流出地为东南半壁中的北方城市，其居留意愿更高。区域层面上，海拔高度对居留意愿存在抑制作用，地方发展活力和城市规模发挥积极作用。基于研究发现，论文提出稳定提高经济收入、构建家庭友好型政策体系、营造包容性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发挥城市群引领带动作用的政策建议。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流作为连接生态资源供给与人类社会需求的桥梁，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实际获得的非物质利益，与人类福祉密切相关。国家公园是促进典型生态系统自然资源价值化和普惠化的空间载体，其将生态保护、科研宣教和游憩利用作为管理目标，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优良生态产品、优质生态服务的需求。开展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研究对于发挥国家公园生态—社会效益和满足公众非物质需求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辽河口国家公园为案例区，基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流不同空间尺度研究范式，构建文化服务流空间多尺度集成框架，结合遥感、社交媒体等多源数据，应用MaxEnt模型和ArcGIS平台等空间分析工具，探究研究区游憩、生物多样性、历史和科教4类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给与服务流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总体来看，在区内尺度，各类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给大于区内服务流，4类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流主要集聚在河口及东部海岸地区；在区际尺度，各类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流分布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大，主要分布在沿海省市。② 不同空间尺度下，影响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流空间分布的因子作用强度存在差别，其中距国家公园距离和经济因素在不同尺度间差异显著，前者在区内、省域和全国呈现“强—弱—强”变化特征，后者则呈现“弱—强—强”特点。论文所构建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流空间多尺度集成框架，不仅是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流分布格局与流动机制的探索性研究，而且可为提高国家公园管理效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促进国家公园保护地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全球变暖背景下区域水热条件发生明显改变，导致极端水文气象事件频发，特别是复合型极端事件日益增多，严重威胁了生态环境、公共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长江流域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极端灾害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受全球变暖影响，近年来也经历了更严重的干旱—热浪复合事件(compound drought and heatwave events，CDHEs)，严重制约了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此，论文以长江流域为例，基于长期历史观测资料和CMIP6模式预估数据，采用强度指数(compound drought and heatwave magnitude index，CDHMI)识别长江流域CDHEs，并探讨CDHEs时空演变规律及未来趋势。结果表明：① 历史时期，CDHEs频次和持续时间在1993年后均呈增加趋势。轻度等级的CDHEs发生频次最高，7月的频次和持续时间均为最高，主要发生在长江流域中下游、横断山区和云贵高原等地区。② 23种CMIP6模式中INM-CM4-8、ACCESS-ESM1-5、NESM3、NorESM2-LM和INM-CM5-0是偏差校正后最适合长江流域的5种模式。③ 未来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是CDHEs频次和持续时间的高值区，5种模式中NorESM2-LM的年均频次和持续时间最高；多模式集合结果表明，不同情景在近期的差异较小，远期差异明显；SSP1-2.6、SSP2-4.5和SSP5-8.5三种情景下轻度等级CDHEs的年均频次均为最高，轻度、中度、重度和极端4种等级事件在SSP5-8.5达到峰值。研究结果可为长江流域缓解未来的气候变化风险提供科学支持。